１．口含天宪
正德十五年，他胡须到脐终于结了“圣胎”：前面所有的正反经验都成了说出这句话的准备。像历经风尘的中年妇女终于找到了她可以全心全意地去爱的人，深情的说：我以前每走一步都是在走向你。也像招集十里八乡的人来开大会，陆陆续续地好不容易到齐了，乡长只有一句话：交公粮。王阳明历经百转千难、一口说尽的这句话就是：致良知！
他后来多次激动地描述他一口道尽这千古圣学之秘的心情：“吾良知二字，自龙场以后，便已不出此意，只是点此二字不出，与学者言，费却多少辞说，今幸见此意，一语之下，洞见全体，真是痛快！”「钱德洪《刻文录序说》」——也就是说，自龙场时这“良知”二字已在他胸口盘桓了，他当时悟道时，就已悟及于此，只是还差一点，就为了这一点，他先是说“心即理”，后又讲“诚意”，讲“克己省察”“收放心”，讲“知行合一”。大方向、基本路线是一致的，但都不如“致良知”一语之下洞见全体，既包含了本体又包含了方法，又简易精一。就像马克思好不容易发现了唯物主义原理一样，王阳明这唯心主义的原理也来之不易，他说：“某之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非是容易见得到此。”三字二十年得，一吟老泪流。
最早的记载他口说良知的时刻是这年[1520年]大约初夏之际，在赣州。记载在《传习录》下中「《年谱》说是在次年」：陈九川“庚辰「即今年」往虔「即赣州」再见先生，问：近来功夫虽若稍知头脑，然难寻个稳当快乐处。先生曰：尔却去心上寻个天理，此正所谓理障。此间有个诀窍。「陈」曰：请问如何？「王」曰：只是致知。曰：如何致？曰：尔那一点良知，正是尔自家底准则。尔意念着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尔只不要欺他，实实落落依着他去做，善便存、恶便去，他这里何等稳当快乐！此便是格物的真诀、致知的实功。若不靠这些真机，如何去格物？我亦近年体贴出来如此分明。初犹疑只依他恐有不足，精细看，无些子欠缺。”
这个良知就是“天理良心”——还是用王解王，接着上面的话是：“在虔，「陈」与于中、谦之同侍。先生曰：‘人胸中各有个圣人，只自信不及，都自埋倒了。’因顾于中说曰：‘尔胸中原是圣人。’于中起不敢当。先生曰：‘此是尔自家的，如何要推？’于中又曰：‘不敢’。先生曰：‘众人皆有之，况在于中，却何故谦起来？谦亦不得。’于中乃笑受。「王」又论：‘良知在人，随你如何不能泯灭，虽盗贼亦自知不当为盗，唤他做贼，他还忸怩。’于中曰：‘只是物欲遮蔽，良心在内，自不会失；如云蔽日，日何尝失了！’先生曰：‘于中如此聪明，他人见不及此。’”——于中用良心解释良知获王的赞同。而这个良心是既在每个人心中又是先验的不以个体的人为转移的天理。
因此，它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阳明接着说：“这些子看得透彻，随他千言万语，是非诚伪，到前便明。合得的便是，合不得便非。如佛家说的心印相似，真是个试金石、指南针。”
再抄一则：“先生曰：‘人若知这良知诀窍，随他多少邪思枉念，这里一觉，都自消融。真是灵丹一粒，点铁成金。’”「同上」
但这“一觉”是不允许自封、口说的。单凭聪明悟到此与做功夫做到此，实际上有天壤之别。用阳明的话说：“颖悟所及，恐非实际”，用他的术语说则是，不能行的知不是真知。包含的理论问题是：本体境界必须靠实功夫才能达到，是个本体论与工夫论必须合一的问题。相当于后来我们常说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不实地做功便手举这个“指南针”，还是个“两张皮”，用天理良心吓别人，若有可能还会我的人欲便是良知，你的良知也是人欲。中国这种道德巨人太多了，阳明的良知学说本是要对治这个痼疾的，最终还是被这个痼疾给利用了去。 阳明为防止这种演变，总是让人从灵魂深处去“炼”良知来。像他真格过竹子，
没有谁下过那种死力气一样，这“致良知”是他用大半生的性命提取出来的口诀、心法，绝不是有口无心者皆可耍弄的套话、口号。若过虑掉其生命证验的信息、遗弃掉其中的生存智慧，只是掉书袋地来比证便是在“参死句”。若是白拣过来贪便宜地说现成话便是在“玩光景”。
２．正法眼藏
他自龙场悟道之后，就在朝着自信其心的道儿走，为克服主观随意性，他专加了存天理灭人欲的省察功夫，现在“致良知”则同时包括了这两方面的内容，再也不用添加一毫意思便完整准确地揭示了圣学的本体论方法论——操作简便，意义深远，毕其功于一役，其乐自然不亚于就地成仙。但他本人也不是一觉就万事大吉了，
本章展现的他那曲折的心态大多都是在他一口喷出良知之后——也就是说良知并不保主人不走弯路，但可以保主人最终前进在“它”认可的天理的轨道上。——这其中的问题其实很大，阳明本想找一个超验的从而万能的依据，赋于它不证自明、永远有效的权威性、真理性，好象一找到良知就等于和上帝在一起了、就得到了神启、就得到了来自上帝的绝对命令，就正确无误了。但事实上很难说，我们觉得他那种心态其实是一种不甘当奴才的奴才心理，固然高于那些宦官群小，也并不是一个心学大师的高度——外国人又怎么看？再过二百年人们又怎么看？固然别人怎么看也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王阳明也同样有权认为我们不着边际——这也自少证明了良知不能统一天下的思维，当然它可以统一让它统一的那些人的思维，如王门弟子、王学传人。——这又变成了一个信仰的有限性问题。
王阳明以一种你们不心反正我信的姿态来兴高采烈的总结良知的价值、意义。他给邹守益写信说：“近来信得致良知三字，真圣门正法眼藏。往年尚疑未尽，今自多事以来，只此良知无不具足。譬如操舟得舵，平澜浅濑，无不如意，虽遇颠风逆浪，舵柄在手，可免没溺之患矣。”有舵柄自然比盲人瞎马夜半临深池要好百倍，但又有多少舵手入海不得回的？正德若硬拿你下狱像拿冀元亨那样——那也只能是船翻了但还舵在手而已。
他不忧心这个“有限性”的问题，却发愁它不能光照全人类——有一天喟然长叹，陈九川问：“先生何叹也？”王说：“此理简易明白若此，乃一经沉埋数百年。”
陈说：“亦为宋儒从知解上入手，认识神为性体，故闻见日益，障道日深耳。今先生拈出良知二字，此古今人人真面目，更复奚疑？”这话也是自作多情的类推语。那些佛教徒也承认有一个人人都一样的真面目，但不是良知，而是空，却也同样觉得“更复奚疑？”奈何？
王的论证办法很感动人：“然譬之人有冒别姓坟墓为祖坟者，何以为辨？只得开圹将子孙滴血，真伪无可逃矣。我此良知二字，实千古圣圣相传一点真骨血也”。但这个动人的“转喻”只是表达一种心情罢了——既不能证真也不能证伪——其实他说的是真的。他的良知二字的确相当成熟漂亮的表达了孔孟真精神，在习惯了以圣学为真理标准的事理论证网络中，能够认祖归宗，他的论证也算到位了。但是这种话语相当文学评论——赞同还是反对全凭接受者的感觉，信自信疑自疑，千古如斯。
王还很委屈，他是熬心煮肺地锤炼出来的，别人要么不信，要么当成现成词语来“剥削”——这也是文学评论话语带给使用者的伤害——“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只恐学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种光景玩弄，不实落用功，负此知耳。”
思想真理对接受者来说还就是“自家吃饭自家饱”，各人识得自家那片月，大家伙儿都来用花比女人，这个比喻便一点信息也没有了，有的王门信徒后来倡导“现成良知说”，便瓦解了良知的真含义。王阳明提倡心学以来，就自觉的抵制这种来自内部的颠覆倾向，尤其从南京以后，对求教者一律要求以存天理去人欲为本。要问“之所以”，让他自己去求“是因为”。从来不一口喷出个天理——也的确如此，良心是能从外援得到的么？天理要不从自家心头养出来，那不是欺世盗名者皆天理的特使了么？“致良知”这种成仙成圣的神圣又神秘的功夫不也就变成搞文学评论了吗？但良知若只是哑巴吃苦瓜有苦说不出，它还能光芒万丈长么？——所有这些老问题都没有实质性的解决，王在一口说尽时只是把它更极端化了神秘化了——用他的话说更简易化了——简易为美是东西方人共同的“爱好”。
他也有哑巴感，或者说他是想高级哑巴化：“近欲发挥此，只觉有一言发不出，津津然如含诸口，莫能相度。”——就是说不出来。说完之后，沉默良久，这种时候，他的学生都不敢打扰他，都知道要有更重要的话在后头，可是这回却是归于无言：“近觉得此学更无有他，只是这些子，了此更无余矣。”学生中有表现出健羡的，王有说：“连这些子，亦无放处。”绝对是高僧在参玄机，他的真实意思是他已到达至高无上的“无”的境界，万物皆化，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了，与大道为一体了。其实他是达到了一种超语言的神秘的心证境界。什么境界呢，用好词儿说是天地境界——超功利、超道德的所谓绝对境界。若用日常人的平庸逻辑来推断则只是天知地知他自己知而已。
３．白鹿飞奔
伟大的正德皇帝玩够了，上天堂去继续极乐去了。天下愁眉锁眼的姿态为之一扫，自然法则可以有限的修补一点皇帝终身制的毛病。许多在本朝受到不公正待遇的都潜伏着等着“换头儿”，新朝也往往要平反一些冤案以提高效忠率。阳明不会公开表示喜庆，那是不“合法”的。但也不会无动于心，兹举一个细节足见他那股兴奋劲：他写信要邹守益快快来白鹿洞帮助他，但又说：“醉翁之意盖有在，不专以此烦劳也。区区归遁有日。圣天子新政英明。如谦之「邹的字」亦宜束装北上，此会宜急图之，不当徐徐而来也。”他一改语言简捷的习惯，絮叨起来，足见其真急迫。他的醉翁真意在于，根据朝野的呼声，他极可能入阁当国家大臣了。邹作为他很放心的学生，他可能考虑要保举他出任重职，不只是来修府志、办学。 这次白鹿洞大聚会是他在江西讲会的最后的高峰了。正好有个公助的机会，就是南昌知府要修府志，阳明的高足便来参与其事，也算写了些东西－－这倒是清朝文人的常规。自然这事对阳明来说并不重要。这次白鹿洞聚会，为王学在江西的传播起了层楼再上的推动作用自不待言。
白鹿洞是阳明常来的地方，他是江西的“首相”，又热衷山水和教育。白鹿洞是南唐李渤的隐居处，后扩建为书院。在宋代，与睢阳、石鼓、岳麓合称四大书院。在正德十三年，阳明手书《大学古本》《中庸古本》《修道说》，从赣州南边千里传书过来，当时就摩刻上石，至今保存完好。正德十五年二月初，他借居白鹿洞养病，讲学。现在是正德十六年，正德人死了但须等新皇帝的年号出来，才能换纪年。此时洞主蔡宗兖是阳明的学生，同门聚会，是王门师生都热衷的事情。
现在流传着当地农妇与阳明和诗的佳话，他是密切联系群众的。
对阳明重要的是，攀登理论高峰－－还是与高手讨论，首先是湛甘泉，争论的交点是想让湛将其“随处体认”的说法再前进一步，他不好意思让湛接受“致良知”的提法，只是委婉希望他再简易些、再指出点路向来。
此外就是与学生论学、写信回答求教者的各种问题。有人问：“学无静根，感物易动，处事多悔，如何？”阳明说：“三者病亦相因。惟学而别求静根，故感物而惧其易动，是故处事而多悔也，心无动静者也，故君子之学，其静也常觉，而未尝无也，故常应常寂，动静皆有事焉，是之谓集义。”然后还是心即理、知行合一、动静一体那一套，说明他的良知学说与他前期的思想是一致的，事实上也是如此。
欧阳德对他说：“先生致知之旨，发尽精蕴，看来这里再去不得。”－－到头了。阳明说：“何言之易也？再用功半年，看如何？又用功一年看如何？功夫愈久，愈觉不同，此难口说。” 他问陈九川：“于‘致知’之说体验如何？”九川说：“自觉不同往时，操持常不得恰好处，此乃是恰好处。”对这种滑舌利口卖弄聪明的说法，阳明很不以为然，他说：“可知是体来的与听讲不同。我初与讲时，知尔只是忽易，未有滋味。只这个要妙，再体到深处，日见不同，是无穷尽的。”他对九川就讲“此‘致知’二字，真个是千古圣传之秘；见到这里，百世以侍圣人而不惑！”与跟欧阳讲的就不一样，因材施教、因病发药。圣学就是心学。心学就是圣学。
九川问：“此功夫却于心上体验明白，只解书不通。”
阳明说：“只要解心。心明白，书自然融会。若心上不通，只要书上文义通，却自生意见。”
几个学生“侍食”－－像贾府的大小人等看着贾母吃饭一样，王现场发挥、随地指点良知：“凡饮食只是要养我身，食了要消化 若徒蓄积在肚里，便成痞了，如何长的肌肤？后世学者，博闻多识，留滞胸中，皆伤食之病也。”
黄以方问：“先生格致之说，随时格物以致其知，则知是一节之知，非全体之知也。何以到得溥博如天，渊泉如渊地位？”翻译成西哲术语就是，他认为这个“知”还是得由经验积累「随时格物」的“认识”，是知识学的“知”，而非“大全之知”，根本信仰－－形而上的智能发射基地「天渊」。
这是根本性的一问。不能证明这一点良知就不能万能，致良知也就不能统一思想、取代以往的知识体系「如被王讥为支离的汉学」和思想体系「如理学」，而王是以取代它们为目标的，做不到这点他自己也会认为并没有成功。
先看阳明怎样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人心是天渊。心之本体无无所不该，原只是一个天。只为私欲障碍，则天 之本体失了。心之理无穷尽，原是一个渊。只为私欲窒塞，则渊之本体失 了。如今念念致良知，将此障碍窒塞一齐去尽，则本体已复，便是天渊了 。．．．．一节之知，即全体之知；全体之知，即一节之知：总是一个本 体。「《传习录》下」
这与当年“心即理”的论式是一样的，只是将理换成了天；“渊”则给予心一种生成的能力、派生或创造的能力，于是一通俱通，一塞俱塞。心之天渊的功能，不是一句思辨的大话，而是心学的一种全新的起点。有必要对其合理性或曰意义稍加阐发。
在心学以前的各种学说、知识，只是想让知道一些关于人的事情，而没有让人知道人本身。人，被看成一种结果，他的自身的自发性、由这种自发性决定的多种可能性－－即人自身的存在被遗忘了。王阳明一再反对、拒绝外在的“闻见之知”，提倡心是“天渊”就是为了使人从各种限定人的知识中解放出来。他利用专门知识，同时又超越专门知识，单靠专门知识改变不了人的存在状况，起决定作用的是人的内心态度「态度，是人思考其世界并对之形成意识的方式。如王常说的：“本体要虚，工夫要实。”」－－高度抽象一下就是看你“致良知”与否。致良知的主要目的是唤醒一种澄明的意识状态。各种知识是有终点的，而这种澄明的状态则只是起点，不仅超越有限又无情的知识理性，也超越蛮横的个体自我的唯我主义。所以，它应该是最无危险的真理。
所谓心之本体是无所不该的大全、天渊，不是一个让主观去反映客观的“纯正”的认识论命题，心学认为让人那样当现象界的爬虫是白当了一世人，那种走向毁灭了人之为人的价值。他王阳明就是要把这个出发点“挪”过来，挪到能动的人本主义立场上来，只有这种“本体论差异”－－本体的挪移，才生发新的视界－－在心学这里就是新的世界了。王阳明不是靠神秘的天启来布道，他是不满那个时代的精神状况而想出来的“因病发药”的药方。尽管他最怕“因药发病”－－像以往的知识体系一样再成为良知的蔽障，但他还是不能跳出三界外，他这副灵丹妙药照样也滋生了“药源性的疾病”－－－这是由人性的根本性弱点决定的，在劫难逃。
４．良知应世：无可无不可
语言有种叫做“两不性”的苦恼。人生中有一种叫做“两难”的困境。中国智慧之要着是孔夫子标举的无可无不可，真正的无可无不可依靠自己的内部精神的自立能力。但任何精神性的东西都无法逃脱自称为某种东西而又无力成为该东西的矛盾。所以，真能从心眼里做到“两可”也就真算高人了。
良知，不管说的多么玄，它必须让人在生活中“感到”它的妙用，才能在一个实用的种族当中被使用，事实上是在使用它的下限。但总算有了作用。这个作用便是一个学说或一个思想体系的意义和价值了。呜呼……
阳明的良知不是一个研究纲领，是一个以人为出发点和目的的构造纲领。它想根本改变人与世界的关系，通过提高人的精神能力来改变整个感官环境、改变生活中必须面对的问题－－尽管事实上只能改变面对问题的态度，这也算从所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世界中“捞”回了一点人性，近乎于审美法的捞回。－－中国的儒、释、道都是“感性学”，它们的思辨方式都是美学法门。它们之间的本体论差异差不多类似于那种美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论争。都想把美学变成价值学。阳明的变法是突出精神的能动性和成就感－－把生活变成一种人在提高自身的创化的过程－－没有这种提高，人生便丧失了一切意义与价值。这是高贵的精神胜利法。
这种玄学要不能变成一种生活观念，凡人们还是感觉不到它。当然等凡人能使用它时，差不多就成了阿Ｑ式的转败为胜的自欺法了。
阳明是一直主张在事儿上练的。尽管每天都必有事焉，但还是事情严峻时更见工夫。大事来了。六月十六日，嘉靖的新朝廷下了圣旨：
尔昔能剿平乱贼，安静地方，朝廷新政之初，特兹召用。敕至，尔可驰驿来京，毋或稽迟。
这正是他所期望的，天理也应该如此。阳明的良知告诉他也当如此。他立即收拾起身，二十日开拔，以他的耿耿忠心和旷世奇才，早就盼望着这一天，包括前些时受窝囊气，能忍下来，也是想到朝廷终要启用他－－他说良知就是在勃然大怒时能忍下来，在激动兴奋时能平静下来。他果然做到了这一点，而且眼下看来也算忍对了。但是，朝廷已经相当成熟了，不会让“异类”混进来的。朝廷是用中等偏上人才的，像阳明这样的奇才很难加进去－－但是一旦进去了，他也完全能够斡旋得上下相宜，他有这种素质能力，他的良知也能指引他永远追求那个“恰到好处”。
他的良知能够求全而不觉得委屈，还能在应付各种问题时动机纯正又效果良好－－在江西与宦官奸党周旋的确验证了这一点。他一点也不书生意气实足，又绝对不失书生本色。他是个高度成熟的政治家，绝对不是一个市侩政客－－他因此而加不进去，也因此而了不起，就是纯从政治角度说，他也相当了不起。假若他要当了首辅，至少会成为一代名相，明代会中兴，如果他能说服皇帝搞好国际贸易、文化交流，那日本式的“维新”就早在中国发生了－－这是近代史上志士仁人的一个感兴趣的假设，其中有自我安慰，但也不全是臆想。
真正的问题在于专制政体不会用这种“可能性”太多太大的人－－这是一个铁则，专制社会从本质上排斥可能的生活，所以必然视个性呀自由呀这类天赋人权为天敌，谁骨子里都有专横，王阳明本人就有。他的“致良知”理论上包含着超越这种可以归结为道德范畴的东西，「如他曾说“善恶只是一物”“善恶皆天理”，更主要的是良知的先验性有大于道德的内涵。」却被他自身的道德闷死了。这是比他没当成首相要可惜得多的事情。
他走到钱塘，出现了比圣旨大的命令－－阁臣杨一清等人指使言官上书制造舆论，什么国丧期间不宜行宴赏呀，新政期间国事太忙呀，纯粹是制造出来的理由－－鲁迅管这种捣鬼术叫“打浑”－－张煌了不主要之点而阴暗地达到另外的目的。这种舆论是人造的，对于更有力量的人来说，它屁用没有－－譬如戴铣、包括阳明他们攻刘瑾，反而让刘把他们收拾了；后来言官攻张居正，反而让张把他们给收拾了。现在站在舆论背后的是掌权的，舆论所指的是没权的，胜负立判。
他怎么办？考验来了，去买官、跑官？还是闭户自伤？这都是凡夫的丑态，阳明超越得让那些小丑们失望－－他们本想用此打击他，却一拳打在了大气上。就像昆德拉的《玩笑》用勾引敌人妻子的办法来报复，正帮了想甩掉妻子的敌人。阳明曾教皇帝要赏罚及时，迟到的赏赐像吃隔夜的凉菜淡乎寡味矣。他此时的《归怀》中说“世故渐改涉，遇坎稍无馁。”不是自己哄自己，“行年忽五十”“童心独犹在”。童心，是战胜这个世界的精神力量。
还有一首《ＱＮＱＮ吟》因为写得更土，所以可能是其真实心境的原汁原味的记录。据孔夫子说能做到智者不惑仁者不忧、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只有他和颜回，现在阳明还有我老王。我有了良知了，所以“信步行来皆坦道”。也有转败为胜的话头：我这千金之弹怎么能去打麻雀，我这高级金属怎么能去掘土？这些都是不必当真的。有心学味的是：“丈夫落落掀天地，岂顾束缚如穷囚！”囚－－是人生天地间的实况。穷，则表示连自卫能力也没有了。地球另一边的卢梭也在说：“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中。”要打破枷锁，靠什么？只能靠大丈夫气概，靠一种任侠气派，靠磊落的良知良能。掀翻天地先得掀开“内桎刳”－－观念的枷锁，就是去掉那些经验状态的算计。他打了个有趣的比方：东家老头天天防虎患，老虎夜间入门叼了他的头；西家的小孩不识虎，拿着竹杆子像赶牛犊似的赶老虎。傻子因噎废食，蠢夫怕淹死先投了水。人生应该知天达命、磊落潇洒，镇日生活在忧谗避毁当中，跟坐监狱有什么两样呢？
总而言之，唯有不在乎外在的得失毁誉，把价值标准还给人自身。
他一回到家里就说了一句：“却笑当年识未真”－－大约此时，他才真正的确觉得朝廷这么“闪”他没什么了。无功者受禄，有功者有罪－－是专制政体中的必然现象，要硬说是种必然性也无不可－－只是王阳明不知道歌德那句名言：必然性是最好的律师。这个必然性替谁辩护呢，只能是替那些政治流氓辩护。过去他多次请假，不见应允。现在倒好，让他一回家就是六年。
当他得知阁臣在他与内阁之间打了“坝”时，他给新皇帝写了《乞归省疏》－－过去都白写了，因为朝廷正需要狗来咬狼，现在他被视为狼了，所以一写就准。让人难受的、具有讽刺性的是，他想走的时候不让他走，现在他并不想走却让他走了。他跟皇帝说的很明白：我当初请假时是想永归山林矣，现在“天启神圣，入承大统，亲贤任旧，向之为谗嫉者，皆以诛斥，阳德兴而公道显。臣于斯时，若出陷阱而登春台也，岂不欲朝发夕至，一快其拜舞踊跃之私乎？”－－他说的是真心话，然而又一次热脸贴在了冷屁股上。
他对新皇帝表示热切的拥戴，是希望新皇帝赶快启用他，单是请假是用不着这么抒情的。然而，新皇帝有他的需求和逻辑，并不按着阳明的节拍跳舞。嘉靖忙着他的亲生父母如何也得当皇帝的问题－－就是著名的明史上的大节目－－“大礼议”。阳明再度得到启用也是因他的学生在大礼议中获宠，有了举荐他的面子，他才重返军政舞台。－－明朝不缺人，历任皇上都想压缩财政开支，搞减员，也正因为冗员太多，人才反而出不来。尤其是不是人才的把持着用人权时，他偏说人才是要不得的坏蛋，比庸才还有害－－阳明就在家安心办学呗。
那些嫉妒他的人给他来了个“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准他回家，给了一个南京兵部尚书的虚衔，然后下大力量调查、审核，跟着他一起平叛的只提拨了一个武文定，别的或明升暗降，或干脆不升，有的还给“挂”了起来，说说清楚……
５．须从根本求生死
嘉靖虽立朝，这年的年号还是正德，八月，他回到山阴，不知为什么一天的路程，他走了一个月，是他在西湖玩了呢，还是在等着皇帝有新的命令下达呢，还是他病了呢？肯定当时的情景要比后人知道的复杂得多。他并未归程如箭，必有更重要的原因。而这个或这些我们不知道的原因，对他的生活、思想有多大的影响，也就不得而知了。反正，他从哪里来又回哪里去了。自他出山之后，弘治十五年回来养病，筑室阳明洞，练道术，时年三十一岁。三十六岁去龙场前，回来看过他奶奶。四十二岁时，当弼马温时回来过。四十五岁时，去江西前又回来一次。朋友说他必立事功，心有定力，触之不动矣。一晃五年过去了，这五年是他激动人心的五年，也是大明朝动荡不宁的五年。但是他说什么呢？他对自己还是满意的，但现实并不理想－－“百战归来白发新，青山从此作闲人。”让千里马赋闲，又并非太平盛世，他又并不是唐伯虎、文征明、祝允明一类可以当闲人的那种人。在他神经质地念叨“归去休来归去休”时，面对着家乡的山水，他的感觉系统居然还要“尚忆冲蛮阵”“犹疑见虏云”－－职业病与良知是什么关系？也会成为“触之不动”的心体本身的一部分么？
九月，他回到余姚，来给祖坟扫墓，就他本人的“历史发生学”而言，这里便是他的根本，大半生已过，他也快回来与祖先为伍了，落叶归根，来源于土回归于土。任何道术都不能让人不死，这是只能让圣人追求精神不死的驱动力。正如前不久，他在回答养生问题所说的：“区区往年尝毙力于此矣。后乃知养德、养生只是一事。元静「陆九渊」所云‘真我’者，果能戒谨恐惧而专心于是，则神住、气住、精住，而仙家所谓长生久视之说，亦在其中矣。”他用经验例证法，说白玉蟾、丘长春这些仙家祖师，享寿皆不过五六十，来说明长生之说，别有所指，不过是清心寡欲，一意圣贤而已。
他回到瑞云楼，指着藏胎衣的地方，老泪纵横。他那没说出来的意思，才见心学大师的真水平－－肯定是到他为止的现成词语无法表述的。《年谱》作者推测他是在思念他早逝的母亲和挚爱他却未能为之送葬的奶奶，大约不止如此。肯定还有关于生命的一些哲思。有关于自己的伤感情绪。
阳明二十五岁时，钱德洪也出生于这个瑞云楼。当时阳明正结余姚诗社，现在钱帅侄儿和一些求学者“集体”归依王门。钱早就知道王在江西讲学的宗旨，想入门为弟子，但家乡的一些老人还记着王小时候的淘气事，反对钱这么做。大儒来到身边，钱力排众议，毅然入门下。第二天，有七十四人同时投入王门。 阳明在老家的日子就是，与宗族亲友宴游，随地指点良知。古越一带胜地颇多，今日游一地，明日游一地，像朱子格物一样。用他自己的话说，则是“种果移花新事业，茂林修竹旧风流。”有点林下宰相的风致了。与当年那个好任侠的毛头小子大不一样了。
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十九日，嘉靖皇帝下诏封他为新建伯－－这是明朝的规定平过大的反叛的才封伯，特别卓著的封侯。还有荣誉头衔：光禄大夫柱国，貌似实职的两京兵部尚书，岁支禄米一千石，三代并妻一体追封，给予诰卷，子孙世世承希。诰命是派行人－－专门的官员送达的，那天，正是王华的生日，亲朋咸集，王华戚然不乐，告诫阳明说：“宸濠之变，皆以为汝死矣，而不死，皆以事难平矣，而卒平。然盛者衰之始，福者祸之基，虽以为荣，复以为惧也。”阳明跪下，真诚庄重地说：“大人之教，儿所日夜切心者也。”
当初，王华早就预料到宁王必反，曾在上虞的龙溪买了地方，准备避难。听到乱起的消息时，说阳明已被害。有人劝王华去龙溪，华说，我当初是为老母作准备，老母已不在，我儿若不幸遇害，我何所逃乎天地间？并告诫家人镇静。等阳明倡义，有人说宁王必派人来捣乱，劝华躲避，华说我要年青，就去杀敌去了，现在，咱们只有共同守备以防奸乱。乡人见华宴然如平居，人心安定。 后来，正德南巡，奸党诬陷阳明，危疑汹汹，旦夕不可测。当地的小人乘机作乱，来家里登记财产牲畜，像即将要抄家似的。姻族皆震恐，不知怎么办好。华平静如常，日休田野间，但告诫家人谨出入，慎言语。终于等来公正的评价。次年二月十二日，朝廷追封三代的正式通知下达，他让阳明弟兄赶紧到门口迎接，说不可废礼，听到全部仪式完毕，他偃然瞑目而逝，享年七十七岁。
阳明诫家人勿哭，抓紧换新衣服，将内外各种发送的东西准备齐全，才举哀。他则一恸绝。这给人一种计划性太强的感觉，并不自然，与阮籍那个一恸而绝纯本性情不同，他则初是一本礼法，而礼法是讲究节哀的，又与一恸而绝相出入。准备齐全是顾全大局，一恸而绝是一本性情。这两种方向集于一身，正是阳明的特色。
这回可帮了阁臣的大忙，阳明必须按规矩在家呆三年。这三年足够他们消除阳明成功加给他们的不利影响了。他将阳明的战役总结报告作了删削，又有人弹劾王学为伪学，建议朝廷禁止王学的传播。
阳明上书，辞去官方荣誉，原因是：“殃莫大于叨天之功，罪莫大于掩人之善，恶莫深于袭下之能，辱莫重于忘己之耻：四者备而祸全。此臣之不敢受爵者，非以辞荣也，避祸而已。”他的目的是要同时赏赐一起立了功的。但他的建议、抗议都等于零。七月十九日，吏部下文，不准辞。他又上书，要求普降龙恩，抗议他们阴行考察，或不行赏而削其绩，或赏未及而罚已先行，或虚受升职而实使退闲，或罢官或入狱。当时都是冒着杀族灭家的危险起的义兵，这样对待他们，以后国家再有危难，谁来献身？这种阻忠义之气，快谗嫉之心的做法，只能凉透人心。
阳明这种襟怀坦白的气度，叫做“尧、舜有天下而不与的气象”。
他跟学生说：圣人不是不要功业气节，只是依循着天理，该讲究功业时就得讲究。循着天理便是道，便不叫功业气节了。他的言外之意是说他现在争个公道，是符合天理的。也的确是符合天理的。若不争便是假道学了。
他常跟学生说：“人但得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便是圣人。”因为善能实实的好，是无念不善，恶能实实的恶，是无念及恶矣，只要能诚，便是圣人。
他说：“吾教人致良知，在格物上用功，却是有根本的学问。日长进一日，愈久愈觉精明。世儒教人事事物物上寻讨，却是无根本的学问。方其壮时，虽能外面修饰，不见有过，老则精神衰迈，终须放倒。譬如无根之树，移栽水边，虽暂时鲜好，终久要憔悴。”「以上均见《传习录》下」
６．人有虚灵 方有良知
他则刚因一恸而绝，再加上朝廷不断地以各种方式刺激他。他心劳力悴，大事已了，顶不住劲了，终于卧床躺倒。他诚恳地写了个“揭帖”：
某鄙劣无所知识，且在忧病奄奄中，故四方同志之辱临者，皆不敢见；或 不得已而见，亦不敢哟所论说。各请归而求诸孔、孟可矣。夫孔、孟之训， 昭如日月，凡支离决裂，似是而非者，皆异说也。有志于圣人之学者，外 孔、孟之训而他求，是舍日月之明，而希光于荧炬之微也，不亦缪乎？
除了他确实病着这个原因外，还因为有的御史、给事受阁臣的指使，提议禁锢王学，阳明不是怕事之人但也不是好事之徒，他能够平静地化解任何事情，但不愿意沾惹更多的事情。而且他一直认为他的“真理”一人信之不为少，天下信之不为多。随便，“我之依良知而行”，率性之谓道，过分委屈自己即不是良知的本意。 当然，他也并不总病着，心情也在改变。尤其是日益增多的学生，使他不忍辜负，而且薪尽火传全靠学生，他现在的事业也就是教学了。教学水平是出神入化的高了。尤其是他这种求根本的独创性心灵学问，更是思想水平有多高，“学术”水平便有多么高。张嘴就是，不用搬书本，更不用讲知识，只是促进学生自身的正确理解，就是让学生的体验日见“精明”，调出良好的精神状态。对心学来说，全部的问题的关键之处要认识到在人本身存在着一种独立的精神生活，它植根于人的心灵，又是独立的能超越主观个体的、能与宇宙真理相联结的。人的义务和特权就是要以自己的全部机能，不仅以理智，更需要以意志和直觉的努力，能动地追求更高的精神水平。这就是他的既根本又简易的“致良知”法门。
有的学生太衿持，阳明则说这是毛病，因为“人只有许多精神，若专在容貌上用功，则于胸中照管不及者多矣。”有的太随便直率，阳明又说是毛病－－“如今讲此学，却外面全不检束，又分心与事为二矣。”
有的学生作文送别朋友，觉得这种做法有问题，一是作文时费心思，二是过了一两天后还想着，就请教该怎么办？王说：“文字思索益无害。但作了常记在怀，则为文所累，心中则有一物矣，此则未可也。”有的作诗送人，王看过说：“凡作文字要我分限所及，若说得太过，亦非修辞立诚矣。”
宋儒说孔子入太庙每事问是“虽知亦问，敬谨之至。”阳明说不对，“圣人于礼乐名物不必尽知”，他精神水平高，能理解礼乐的本质，一些知识性的东西一问即知而已。
他不主张强行致良知，而是“今日良知见在如此，只随今日所知扩充到底，明日良知又有开悟，便从明日良知扩充到底。如此方是精一功夫。与人论学，亦须随人分限所及。如树有这些萌芽，只把这些水去灌溉。萌芽再长，便又加水。”若用一桶水一下子去浇一个小芽，便浇坏了它。
有人问：“您说读书只是调摄此心，但总有一些意思牵引出来，不知怎么克服。”王说，“关键是立志。志立得时，千事万为只是一事。读书作文安能累人？人自累于得失尔。”“只要良知真切，虽做举业，不为心累。纵有累亦易觉，克之而已。”强记之心、欲速之心、夸多斗靡之心，有良知即知其不是，即克去之：“如此，亦只是终日与圣贤印对，是个纯乎天理之心。任他读书，亦只是调摄此心而已，何累之有？”说完这一套，他浩叹一声：“此学不明，不知此处耽搁了几多英雄汉！”
所谓虚灵不昧正是指这种超越的能力。这个超越的本源在哪里？既在玄虚的形而上又在确实的心性中。用阳明的话说，则是“良知之虚便是天之太虚，良知之无，便是太虚之无形。日月风雷山川民物，凡有貌象形色，皆在太虚无形中发用流行，未尝做得天的障碍。圣人只是顺其良知之发用，天地万物，俱在我良知的发用流行中，何尝又有一物超于良知之外，能做得障碍？”
可惜他没有接触过基督教，不知道什么上帝是所有实存世界的制造者、价值发射者那一大套教义，他若知道一定说，我的良知就是那个上帝，它是世界的本源、人类伦理的根据。他只能说些小说家言的话：“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从此出，真是与物无对。人若复得他完完全全，无少亏欠，自不觉手舞足蹈，不知天地间更有何药可代？”－－大可以与马克思描绘的到了共产主义人性复归之后的自由美感等量齐观。
他利用了深入人心的佛教、道教的关于虚、无的思想成果，建立良知的本体论。“仙家说到虚，圣人岂能虚上加得一毫实？佛家说到无，圣人岂能无上加得一毫有？……圣人只是还他良知的本色，更不着一些意思在。”
所以，可以理解他说“善恶只是一物”到底要干什么了。就是要用括号括去所有的陈见，从而干掉所有的支离、外道的学说－－无论是汉学，还是理学，都是人为配置的话语，都只能见汉儒宋儒，而不能见圣道本身。我这个心学就是为了绕开那些东西，直指大道，直指“存在”本身。海德格尔的“在”是上帝的别名，阳明的这个“在”是说上帝在我心中－－天理即是我心。在这一点上，他能与马丁．路德说到一起去。
应该承认，阳明在努力论证“无”高于有时，更多地运用了《老子》的理路，他的良知就是老子那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道”－－阳明马上就会修正－－道就是天地精神，良知就是道，一用什么“与”呀“和”呀的就是分为二了。就支离了，上邪路了。
找不到无，就找不到有。
７．简易直接 起死回生
怎样才能找到虚灵的“无”呢？靠复杂的知识学是只能越找越糊涂，这叫做为学日彰，为道日损。只有简易的实践学即做功夫才能求得我心。这与西方远心的哲学却成对比。自然阳明针对的不是西学，而是儒学内部的经学和理学。《易经》并举了穷理与尽性；《书经》并举了惟精与惟一；《论语》并举了博文与约礼；《孟子》并举了详说与反约、知言与养气；《中庸》并举了尊德性与道问学。阳明坚持不懈地将这些对子融合成一个有机体。心既不能与物对立，更不能别个心对立，谁还在对立状态谁就还在圣学的门外。
良知是虚的，功夫是实的。知行合一，就是要将知识与实践、功夫与本体融为一体。良知前冠一“致”字，恰如其分、恰到好处地点出了要害。这个“一了百了”的功夫又正是活一天有一天新问题的需日新日日新的功夫。
把握住良知这个根本，然后加以所向无敌的推导，便是他教学生的简易直接的方法。如有人用“知之匪艰，行之惟艰”这句圣训来怀疑知行合一的命题，阳明说，“良知自知，原是容易的。只是不能致那良知，便是‘知之匪艰，行之惟艰’。”还是看你心诚志坚否－－人是可以成圣的，就看想不想成了。要真想成就很斗私心一闪念，时时刻刻致良知，用阳明的话说叫“随物而格”。
他跟同学们说：“我与诸公纸知格物，日日是如此，讲一二十年俱是如此。诸公听我言，实去用功，见吾讲一番，自觉长进一番。否则，只作一场话说，虽听之亦何用？”
寻找虚灵本体，须于不可见的世界多下功夫，相对于不可见的世界，我们的可见之物微不足道。一个学生用佛门公案来问“见性”问题：佛伸手，问众见否？众曰见。佛缩手于袖，问还见否？众曰不见。佛说还未见性。学生不解其义。阳明说：“手指有见有不见，尔之见性常在。”－－关键是你的见性，你能发挥见性即使是盲人也能知道有手在。能见不能见不在目力而在心力。他觉得更关键的问题在于
“人之心神只在有睹有闻上驰骛，不在不睹不闻上着实用功。盖不睹不闻是良知本体。戒慎恐惧是致良知的工夫。学者时时刻刻常睹其所不睹，常闻其所不闻，工夫方有个实落处。”不能以外在的闻见为累。因为这样才能返回本心。而只有返回本心，才能切合无所不在的理。
有的学生将不睹不闻理解成本体，将戒慎恐惧理解成工夫，阳明马上加以修正，说二者是合二为一的，若“见得真”、理解得透，倒过来说戒慎是本体，不睹不闻是工夫，“亦得”。
他自然不懂现代心理学，为了说明良知的虚灵性，他就用夜气来打比方：“良知在夜气发的，方是本体，以其无物欲之杂也。”“夜来天地混沌，形色俱泯，人亦耳目无所睹闻，众窍俱翕，此即良知收敛一时。天地既开，庶物露生，人亦耳目有所睹闻，众窍俱辟，此即良知妙用发生时。可见人心与天地一体，上下与天地同流。”
这便是熊十力的“翕辟成变”的宇宙论之来源。其实阳明只是在发挥孟子的“夜气”，意在为失其良心的指出个良心萌动处，使他从此培养将去。「参《传习录》中」
他说：天地间鸟飞鱼跃都活活泼泼的体现着天理，这便是吾良知的流行不息。鸟飞鱼跃跟人们为了各自的目的而奔波「“必有事”」是一样的，“致良知便是必有事的工夫。此理非惟不可离，实亦不得而离也：无往而非道，无往而非工夫。”
他对来自远方的求学者说：“诸公在此，务要立个必为圣人之心，时时刻刻，须是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方能听我说话句句得力。若茫茫荡荡度日，譬如一块死肉，打也不知得痛痒，恐终不济事。回家只寻得旧时伎俩而已，岂不惜哉！”
《儒林外史》中人说八股文做得好时也就有了一掴一掌血的功力。真是一番气在千般用，就看你干什么了。阳明的思路一言以蔽之，便是当世成圣人。
象所有的宗教要求“起信”一样，心学要求必须发起成圣的信心。良知是真正的命根。他常常这样教训那些大弟子：“汝辈学问不得长进，只是未立志。”有个学生马上说我愿意立志。阳明说：“难说不立，未是必为圣人之志耳。”学生说：“愿立圣人之志。”阳明说：“你真有圣人之志，良知上更无不尽。良知上留得些子别念挂带，便非必为圣人之志。”
阳明举孔子回答一个老百姓的问题为例，说孔子未尝先有知识以应之，其心只是空空而已「《论语》」，“但扣他自知的是非两端，与之一剖决，鄙夫之心便已了然。鄙夫自知的是非，便是他本来天则，虽圣人聪明，如何可与他增减得一毫？他只不能自信，夫子与之一剖决，便已竭尽无余了。若夫子与鄙夫言时，留得些子知识在，便是不能竭他的良知，道体即有二了。”
一个学生说他在私意萌动时，分明自心知得，只是不能立即克服。阳明说，你那个知得，“便是你的命根。当下即去消磨，便是立命的工夫。”
学生问：“‘思无邪’一言，如何盖得三百篇之意？”阳明说：“岂特三百篇，六经只此一言便可该贯，以至穷古今天下圣贤的话，‘思无邪’一言也可该贯。此外更有何说？此是一了百当的功夫。”这种纯洁思想的努力，是种宗教化的独断论话语。
问：道心人心。他说：“‘率性之谓道’便是道心。但着些人的意思在，便是人心。道心本无声无臭，故曰‘微’。依着人心行去，便有许多不安稳处，故曰‘惟危’。”
但是人心又必须活泼泼的，不活泼的心便是死心了。大热天，他拿着扇子，也让学生用扇。学生说不敢。他说：“圣人之学，不是这等捆缚苦楚的，不是装做道学的模样。”
譬如他跟学生这样讲孟子和告子的不动心：孟子说不动心是集义，所行都合义理，此心自然无可动处。告子只要此心不动，是把捉此心，将他生生不息之根反而阻挠了。不但无益，反而有害。“孟子集义工夫，自是养得充满，并无馁欠；自是纵横自在，活泼泼地：此便是浩然之气。”
心学的思维方法就是领会感受法，譬如一个学生觉得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是说自家心性活泼泼地。这已经是发挥性的理解了，阳明还要再度发挥：“须要时时用致良知的工夫，方才活泼泼地，方才与他川水一般。若须臾间断，便与天地不相似。此是学问极至处，圣人也只如此。”不但要与天地一体，还得时时与天地一体。一旦不一体了，便又回到了凡俗世界。
所谓做功夫，或者说学问功夫，就是为了脱俗谛之桎刳，“于一切声利嗜好俱能脱落殆尽”，这个还是可以做到的，只有生死念头是“从生身命根上带来，故不易去。若于此处见得破，透得过，此心全体方是流行无碍，方是尽性命之学。”
过得了生死关，才算修行成了。也就算从自负其尸、虽生犹死的行列超度出来。找到了日子值得一过的支撑点，差不多等于起死回生了。这也就是成仁成圣了吧？至少可以算个一般形容词意味上的“志士仁人”了。
有个学生问他《论语》中的“志士仁人”章的义理。他说：“只为世上人都把生身命子看得来太重，不问当死不当死，定要宛转委曲保全，以此把天理却丢去了。忍心害理，何者不为？若违了天理，便与禽兽无异，便偷生在世上百千年，也不过是做了千百年的禽兽。学者要与此等处看得明白。”
一个刚到不久的学生问：“欲于静坐时将好名、好色、好货等根逐一搜革，扫除廓清，恐是挖肉做疮否？”
阳明“正色”说道：“这是我医人的方子，真是去得人病根。更有大本事人过了十数年，亦还用得着。你如不用，且放起，不要作坏我的方子。”
那个学生惭愧无地。过了片刻，阳明说：“此量非你事，必吾稍知意思者为此说以误汝。”
在坐者皆“悚然”。「引文均见《传习录》下」
——
８．自我担当 乐以忘忧
时光荏冉，到了嘉靖二年，他除了讲学就是亲近自然，陶然忘机，泰然自处，已然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化境了。
对学生，他是因势利导因材成就，狂者就从狂处成就他，狷者就从狷处成就他。需要剪裁，就反言棒喝，需要鼓励，就发起他的自信。他的基本教学原则是：“决然以圣人为人人可到，便自有担当了。”
那个狂简的王艮，出游回来，阳明问他何所见？他说：“见满街都是圣人。”阳明说：“你看满街是圣人，满街人到看你是圣人在。”
另一个出游归，跟老师说：“今日见一异事。”王问：“何异？”答：“见满街人都是圣人。”王说：“此亦常事耳，何足为异？”
问同答异，针对各个人的不同的坎儿“反其言而进之”，这才是单兵教练的素质教育。与苏格拉底的街头对话，佛陀的菩提树下谈心，大约相去不太远。他是在模仿孔子。
他的学生应试回来，沿途宣讲老师的哲学，有人相信有人不相信。阳明说：“你们拿一个圣人去与人讲学，人见圣人来，都怕走了，如何讲得行。须做得个愚夫愚妇，方可与人讲学。”
他还有个危险的论调：“与愚夫愚妇同的，是谓同德。与愚夫愚妇异的，是谓异端。”这导致了王艮的“百姓日用即是道”的大众哲学。类似的话阳明也说过，但语义不同。王艮的平民宗教瓦解了心学的天理界限，王艮的泰州学派大昌，阳明的心学遂亡。
山阴县西六十五里有一个牛头山，阳明将它改名为浮峰，邹守益从江西来问学，走时，阳明送他到这里，还写了诗：《再游浮峰次韵》《夜宿浮峰次谦之韵》。邹走后，阳明与别的学生在延寿寺秉烛夜坐。阳明大概觉得这也许是永别了，慨叹怅惘不已，说：“江涛烟柳，故人倏在百里外矣。”
这对于主张“学务无情”的他来说，有些破格，所以一个学生问他为什么这样思念邹？他说：“曾子所谓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较，若谦之者，良近之矣。”
这个邹守益「字谦之」的确很好地保持儒家及王门的传统，创新的力度不大，所以过去有人认为他是王门的嫡派亲传。这个邹，两年后贬官为广德州通判，他在广德州建立复古书院，广集生徒。嘉靖六年请可先生文集，阳明很放心的交付他，还很精心的编定了年月，嘱咐纯按时间先后排，不能以文辞分类，明道而已，不能混同世俗的繁文盛而实意衰的做法。阳明编自己的文集也要学孔子删述六经的手段。
阳明也有教育失败的时候。这个点传师碰上没有内因的顽固汉也是一筹莫展。有一次他送走两三老头，退坐中轩，若有忧色。钱德洪赶紧过来问讯，王说，方圆凿枘，格格不入，圣道本来坦易，世上的俗儒自加荒塞，终身陷荆棘场中而不悔，我不知怎么说好啊。钱德洪很感动，退下来对同学说：“先生诲人，不择衰朽，仁人悯物之心也。” 从今年开始他空前的忙了起来，因为开始有大批的学生从江左江右、山南海北而来，把古越城区的寺院都住满了，如天妃、光相等地数十人挤在一屋，夜无卧处，轮换着躺一会儿。在南镇、禹穴、阳明洞一带到处都是来求学的同志。阳明每开讲座，前后左右环坐而听者，常常数百人。每次讲完，学生无不跳跃称快。可以想象那肯定是盛大的音乐会、解渴的哲理诗朗诵会的效果。因为心学本是诗学，阳明又通达无碍，机锋犀利，还有诚挚感人的气度，都会融化成一种教堂唱诗班的气氛。陆九渊讲义利之辨，能把朱熹讲哭了。阳明的本事又远远大于陆，他能把来问学的人讲得忘乎所以是理固宜然、题中应有之事。阳明就是单作为一个教育家，也已在教育史上占了醒目的一页，现在已有许多研究教育的专书在详细阐发他的教育学。
当时，来求学者络绎不绝，他送往迎来，月无虚日。有许多到了一年多了，阳明还记不上名字的。每当临别的时候，阳明常感慨的说：“君等离别，不出天地间，苟同此志，吾亦可以忘形似矣！”「《传习录》下」
他讲学的辉煌期终于到来。他的文章事功在传播缓慢的古代也终于传播开来。他本人的水平也在日进日新，现在已臻达“感召之机申变无方”的化境。每个来求学的人都是广告，所以雪球越滚越大。他的大弟子也有独立办学的了，对扩大王学的影响也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官方的批判也是一种大力宣传。南宫试士以心学为问，阳明就相当高兴：这回穷乡深谷也知道我的学说了。我若错了，必有起而求真者。
其实官方的压抑并不多么严重，心学人士爱小题大作、自我重要。那个王门弟子说“我不能昧我的良知而媚时好”，不答而出，自然考不上。而欧阳德、魏良弼直接阐发老师的思想也居然高中。说明并非全体在位的都以王学为敌。
阳明指引的成圣之路决不是苦行之路，他有个口头语：“常快活便是功夫”。还爱说“胜得容易，便是大贤。”他对作为“六经”之一的乐，推崇备至，他决不象卢梭那样反对演戏，他甚至认为“今之戏子，尚与古乐相近。”他说：“《韶》之九成，便是舜的一本戏子。《武》之九变，便是武王的一本戏子。圣人一生实事，俱播在乐中。”对于“诗言志”这样的老话题，他解释为“志便是乐的本”。
今年，他写信给黄勉之说：“乐是心之本体。仁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忻合和畅，原无间隔。．．．时习者，求复此心之本体也。悦则本体渐复矣。．．．时习之要，只是谨独。谨独即是致良知「刘宗周、黄宗羲一脉正是以此为基本路线的」。良知即是乐之本体。”这样，致良知就变成找大快乐，让生命变成欣悦的灵魂课程。 要想找到良知，不能假借外物，也不能把外物当目标，也不能有任何主观的成见，这些经验性的伪道理正是致良知的最大障碍。就找快乐而言，也是少一种毛病就多一分快乐。据阳明说，人最大的毛病是一“傲”。好高不能忘己是众病痛的根源。
他还是最关心道德表现，他给儿子正宪写扇面告诫他力去傲字，“为子而傲必不孝，为臣而傲必不忠，为父而傲必不慈，为友而傲必不信。”他不敢说为君而傲如何，其实这才是最大的问题，专制君主天然大傲，把天下人都变成了奴才。王比龚自珍保守多了。这无须深论。关键的是，王说只一傲字，便能结果了一生。而致良知的工夫是要求“胸中切不可有，有即傲也。”心即理的秘密盖在于，心本是清明无我的。后来习染成有，便功利机诈，不得安泰，不得快乐了。
要想快乐，就得忘我。忘我才能成我。这个辩证的通道包括两个支点。一是，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把小我与族类大我融为一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世界是大家的，同生共长，与别人的能量与信息的转换纯是良性循环。二是，“君子之学，为己之学也。为己故必克己，克己则无己。无己者，无我也。世之学者执其自私自利之心，而自任以为为己；漭焉入同隳堕断灭之中。”「《书王嘉秀请益卷》」也就是说，一是使我大起来，这叫扩充法；一是使我小至于无，这叫做克服法。核心的出发点是一个：立志成圣。自我担当，担当的是这个，快乐的根源也只是符合了这个人性的目的论。
阳明在给黄宗贤的信中说的很明白：近世儒者的病根在于无必为圣人之志。这又是因为他们心中有物，不得清脱。所以必须去掉心中之物，才能摆脱经验世界加给人的异化，实现人性的复归。在追求人性复归这一点上，德国的哲学家，包括马克思最容易与中国的思想家说到一块去。
阳明简易直接的心学，就是把所有问题都化约为三字真经：致良知。
嘉靖四年已酉，他给学生魏师孟写扇面，几笔就勾勒出心学的方程式：
心之良知是谓圣。圣人之学，惟是致此良知而已。自然而致之者，圣人也 ；勉而致之者，贤人也；自蔽自昧而不肯致之者，愚不肖者也。愚不肖者 ，虽其蔽昧之极，良知又未尝不存也。苟能致之，即与圣人无异矣。此良 知所以为圣愚之同具，而人皆可以为尧舜者，以此也。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