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皇帝上了告捷书以后，阳明居然设酒犒劳跟着他的学生。这太反常了，学生都大为不解，问老师这是为什么？王说感谢你们呀。学生们更纳闷了，我们并没有帮助您做什么啊。
王说：“刚开始时，我登堂处理问题，尤其是有所赏罚时，不敢有丝毫的大意率性，生怕对不起你们，怕与我平时给你们讲的不一样。处理完那些事情，还不安，跟你们在一起时，还想着那些事，反省赏罚分明公正否，想着如何改过。直到登堂与跟你们在一起时一样自然随心，不用加减，这才心安理得。这就是你们给我的帮助，不用事事都得用嘴说。”
阳明是真诚的一元人格，从心眼里要将学与政、思与事统一起来， 才肯把学生 当老师，当成他是否知行合一的监督者。这是真正醇儒的心地、大儒襟怀，真诚坦白。没有这份“诚”，便一切都无从谈起。 学生们听了这番话，只有都更严格要求自己而已。王还绝对说的是真心话。
打完仗，才只是恢复到正常情况，如何安置“新民”，并把他们教化成良民，就成了新的中心工作。新民成分复杂，有的心怀反复之计，面从心异，假装惊恐，暗中准备东山再起。对这种人一味仁慈，也是既害了他们，又毁了别人。王在这方面是个成熟的政治家，软硬两手都极地道。举乡约、办社学，大行礼乐教化，以移风易俗。这种善后工作是用儒家的老本行。但也继续战备，杀企图再作乱者。他跟孔明一样，事无巨细，都认真对待，生怕有一丝纰漏从而前功尽弃。这种活法本是好累好累的。但他还能从容讲学，诗文中的淡雅，也的确是发自本心的。不管多么忙乱，他都能一派从容。这有点像他的父亲。
王华，龙山公气质醇厚，平生无矫言饰行，仁恕坦直，不立边幅，无论人多人少，对大对小，都待之如一。谈笑言议，由衷而发，广庭之论，入对妻子，都是一样的。自然，才本色；才从容；百务纷沓，应之沛然。他的熟人没见过他有难处之事。这自然也因他才识宏达，无所不可，但更重要的还是心理素质好，操持坚的，屹不可动，再乱也乱不到他心里去。
阳明善于运用政策的法力。他让赣州多用纸张大肆印刷他的《告谕》，发给各县，查照十家牌甲，每家给予一道。乡村山落也家喻户晓。他认为乱生于风俗不美，风俗难以一下尽变，先易后难，先就其浅近易行的开导训悔：居丧不得用鼓乐、做佛事，将资财用于无用之地，等于从亲人身上敛了财物，然后把它们投入水火之中。有病求医，不要听信邪术，专事巫祷。嫁娶不得讲究财礼，不得大会宾客，酒食连朝。不得迎神赛会，百千成群。不得以送节等为名奢侈相尚。等等。谁若违反，十家牌邻互相纠察，容隐不举者十家同罪。
他还发布了许多正面的告谕，让大家孝敬亲长，守身奉法，讲信修义，息讼罢争。总之是为了作兴良善，改善民俗。
应该特别一提的是，他保护商人的合法权益。心学家以一体之仁不歧视商人是个事实，但若认为这是什么相当于新教伦理的新东西又夸大了它的含义。他有一道《禁约榷商官吏》的文告，禁止官吏借故敲诈商人。当时为筹集军晌，又不愿加重贫民负担，对商人实行了三分抽一的高税办法。他知道商人终岁离家，辛苦道途，以营什一之利，相当不容易。而一些衙役们肆意敲剥客商，违反了他的本意。“求以宽民，反以困商，商独非吾民乎？”他放宽税法，对小本经营的卖柴炭鸡鸭的一概免抽，衙役不得擅登商船以盘查为名，侵犯骚扰。商人可以赴军门告发，照军法拿问衙役。不打仗了，他便让地方官重新规定应抽、免抽的例则。
在他众多的公移文告中，有一道“优奖致仕县丞龙韬牌”。他爱实地访察，问百姓对某事某官的看法，对某项政策的态度，这回是访得赣县退休县丞龙韬，平素居官清谨，不肯贪污，所以老了退休后，居然不能自保生活。人们还都笑话他。这让阳明大为愤慨：“夫贪污者乘肥马衣轻裘，扬扬自以为得志，而愚民竞相歆羡；清谨之士，至无以为生，乡党邻里，不知周恤，反而讥笑。风俗恶薄如此，有司岂能辞其责？”遂马上下令给他钱粮若干，并以此为例“广而告之”，“务洗贪鄙之俗，共敦廉让之风。”
２．大学之道
这些，都是零零碎碎的事情，可以见阳明不足以尽阳明。他做的大事是在七月刻印了古本《大学》和《朱子晚年定论》。他觉得这是比平匪勘乱要意义更大的“破心中贼”的实事，那一时的事情无法与这永久的事情相比。
与陆九渊重视《孟子》不同，阳明首重《大学》，次重《论语》。虽然不能说《传习录》的格式是在有意摹仿《论语》，但纯粹是阐发思想的“语录”，论影响，在中国古代史上可谓并世无三，内容上的一致相承之处更不用多说。《大学》经朱熹编定成为四书之首，也因其篇幅简短，是儒学的纲领和宣言，是私塾率先开讲最普及的教材。但阳明要从这部经典中“翻”出新路来，要改变朱子的阐释，以恢复古本的名义，瓦解朱子的霸权地位。一开始还是在讲学中、书信中，言及道及地按自己的思想来解释，现在，他也要运用教材的力量来普及、来在更大的范围内春风化雨了。 他以《大学》为教典，起于在龙场悟道后。当时，他就怀疑朱子的《大学章句》非圣门本旨，他就依据自己的宗旨，觉得《礼记》中的原本《大学》「即他所谓的古本」，更能证明圣人之学的简易明白的特点，朱子反而把问题搞复杂了。尤其是朱子“移其文，补其传”的工作是错误的，他以郑玄古本《大学》为正，认为无所谓阙文，无须补传；无所谓错简，无须移文，原文本自平正通顺。
他在《大学古本序》中说：“大学之要，诚意而已矣。”而朱子的新本弄成了以“格物”为主题，所以是支离。但是也不能单讲诚意而不格物，那是蹈虚；不追求致本体之知，那就是误妄。他去掉了朱子的分章补传，在旁边加上了自己的解释，以指引学者正道。这就是他的《大学古本旁释》，尽管这本书不如他的《大学问》影响大，但是在他的扇动下，当时一些著名学者如湛甘泉、方献夫后来都改信了古本《大学》，他还为此着实激动了一些时候。因为这就是在诚意的主导下来格物了，也等于把格物这个理学的基石性概念纳入了心学的体系。 他不仅要弄出两个《大学》，还要弄出两个朱子：中年未定之朱子， 晚年定论之朱子。 所谓《朱子晚年定论》是把朱晚年的一些与心学题旨一致的书信言论收集起来，称为朱的最后结论，以前与此相矛盾的话都是朱子也后悔了的错误言论。这是一招很“损”的以子之矛攻子盾的“术”。是阳明在运用打仗的战术来解决学术分歧，不是一般学院派学者能想出来的做法。理应受到当时及后来人的批评。但很有效果，很多话简直就像王阳明说的－－尽管都是朱的原话－－这可以成为阐释学史上的大公案。
尽管世界哲学史上充满了早年、晚年主旨大变的哲学家，但朱子绝对没有必要“大悟旧说之非”，以致于“痛悔极艾，至以为自诳诳人之罪不可胜赎。”阳明是“打着红旗反红旗”，让朱说自己想说的话，以杜天下之口。然后把自己说成是与真朱子心理攸同的战友。而世间流传的朱子学，如《集注》、《或问》之类，乃其中年未定之说，后来“思改正而未及”，而《语类》乃是其弟子挟胜心以附己见的东西，与朱平日之说亦大相乖戾。世人学了朱子“悔”的，不学朱子“悟”的，不知已入了异端，还日日竞相喧嚣以乱正学。
朱子一生说了千百万言，王不想完整全面地理解朱子，只是想唯我所用， 所以找出万把字的自我批评、悔其少作的话，当做向心学投降的忏悔录，其主题有二，一是觉得过去止是讲论文义，诚是太涉支离，后悔病目来得太迟了；二是因不能再看书，却得收拾放心，正心诚意，直下便是圣贤。阳明很得意他编辑出这样的“定论”－－声称“无意中得此一助！”其实，他早在南京时，便开始摘录，等到他在剿匪实践中证明自己悟通的大道是可以在日用中验证了，正好也有了些名头，就差来自权威的支持了，便让这部经他“逻辑重组”的《朱子晚年定论》适时出台，不惜委屈自己－－让朱子得发明权－－“予既自幸其说之不谬于朱子，又喜朱子先得我心之同然。”
事实上，他这样做并没有取得多大的好作用，因为朱子学太深入人心了，人们反感他这种断章取义，拉大旗做虎皮的做法。术，离开了势，其效能便相当有限。 自然也有相当的初学者发现了两个朱子，而且有庸俗的进化论为背景，老的比少的可靠、临终遗言胜过先前任何话语、后出转精之类。最关键的是，这个“朱子晚年定论”告诉世人：在日用中做功夫胜过任何注经解经；一旦诚意、心回到腔子里便一了百了。那些后生小子无须多大的聪明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连老朱都悔读书著书，恨目盲之来迟，我辈何必再蹈舛错！
趋易避难乃自然人性，更何况理学之变化气质、集义为善之类的要求都是非自然主义的，而王阳明把善说成是人的自然本质，只要有个向善的态度、去掉来自经验界的外加的东西，就可以实现人性的复归，明心见性就是至善了。外在的事事物物、知识道理是永无止境的，而且只能把心拉到无底洞中。象佛教界的阿难“多闻不悟”反而有损道行。还是回到只做诚意的功夫的这条道儿上来简易直接又自然得道！青年人又天然的自以为是，王阳明的事功又正好证明了他的学说是相当有用的。既有用又合道义的学说不是天下最好的学说么？不再划分两个世界，让人从此岸「事实世界」努力到彼岸「价值世界」，而是一脚踏在价值世界上、只要能“明明德”就自然无施不可了－－要讲学就讲学，要打仗就打仗。后生小子怎么能不趋之若骛呢。
３．教典问世
与此大好形势相配合，这年八月，他的学生薛侃在赣州刊行了老师的语录－－《传习录》。这个《传习录》只是今天的《传习录》上，包括徐爱记录的一卷及序二篇、和薛侃与陆澄记录的一卷。而《传习录》中，是嘉靖初南大吉刊行的阳明论学的书信。《传习录》下，则是阳明死后，钱德洪等纂集许多学生保留的记录而成，未经阳明过目，更谈不上什么审定，所以显得有些乱。
薛侃所刻的这个《传习录》的主题若要一口说尽，就是“《大学》工夫即是明明德；明明德只是个诚意；诚意的工夫只是个格物致知。……诚意之极便是至善。”它针对的是朱子“新本”《大学》先去穷格事物之理，莽莽荡荡，无着落处，还要添加个“敬”字才能牵扯到身心上来。这是新本先格物后诚意的大弱点。而圣人的古本原定的次序就是诚意在格物前，不须添一敬字，以诚意为起点，就返本复原了。
这倒真不是什么文字游戏，而是一个基本立场问题，也是一个体系的逻辑原点的设定问题。何者为先，关系到全部努力的方向和结局。格物为先，就会追逐外物，步入支离之境，生有涯而知无涯，心劳力拙，越努力离大道越远，因为起脚就走上了旁窦邪路。－－用今天的话说这是个科学永远解决不了道德问题的命题。而王阳明的以诚意为起点，则一上道就在道德轨道上，每活一天都是在为自己的“心”升入至善之境而做工夫，这自然简易明白了。而且是在诚意的率领下去格物致知，并不反对一般的格物，只是给格物一个明确的为善去恶的方向。而所谓的诚意也就是为善去恶。
这叫做“德有本而学有要”。不得其本不得其要，高者虚无、卑者支离，而本要都在求的其心。心外无事，心外无理，故心外无学。阳明的这些思想也不是空穴来风，只是他此前的诸如此类的倾向的一个强有力的总结。
早在英宗正统年间，理学家薛 、吴与弼等就开始反对“述朱”式的思想控制，强调从“整理心下”入手，重振儒学躬行实践的传统。至成化、弘治年间，为“救治”士林及整个社会的道德沦丧，胡居仁提出“以主忠信为先，以求放心为要”的“心与理一”的学说，目的在于“正人心”，反对朱子的“即物穷理”论。他的基本观点是“心理不相离，心存则理自在，心放则理亦失。”「《明史》卷二八二」陈献章主张轻书重思，“学贵自得”，以为靠书本找心是永远也找不到的。只有找到了我心之后，再博之以典籍，那时则典籍之言，我之言也。否则典籍自典籍，我自我。这是王阳明、湛若水的先声。而当时“天下言学，不归王守仁，则归湛若水。”「《明史》卷二八二」
阳明推倒了朱子的“知先行后”论，强调“格心”而非“格物”的的道德修养工夫，与朱子说的经学教育是“做人”的准备不同，王主张教育的目的不在学习之后，而在学习过程之中，目的和过程均在“知行合一”中有机完成。德行和知识是内在统一的。不诚无物，诚则能成己成物。
这些在今天看来一点也不石破天惊的说法，在当时却连徐爱也都吓了一跳的，更别说别人了。它的震动性与挑战性也正在这里。古代没有现代化的传播媒体，只有师徒授受这个渠道最有力。书籍的流通有地域性的限制。
《传习录》的刊刻流通，以及阳明完成的事功，都为阳明学做了“广告”，一时形成四方学者云集的局面。这些远来求道者，一开始住宿于“射圃”－－教练射箭的体育场，很快就容纳不下了，又赶紧修缮老濂溪书院，让莘莘学子“安居乐业”。阳明也暂时无战事，得以专心与同学讲论“明明德”的工夫，指导他们以诚意、自信我心为本要的修养方法，把为善去恶的思想改造变成日常的自然行为－－这也就自然而然的把道德修养准宗教化了，不需要什么外在的仪式，只要诚心诚意。
这不就是马丁．路德的工作吗？
人们已经给阳明戴了许多顶帽子，老式的唯心主义之类就不用说了，尔后什么存在主义、非理性主义、知觉主义等等，都各成景观，未为不美。固然“说似一物即不中”，别人的帽子定义不了心学这片神奇的土地。它极形而上又极实用，既神秘又实际，能内向之极又外化之极，真诚至极又机变至极，高度恪守道德又相当心智自由，只有用现象学的眼光来描述它才庶几乎少耗损些语义。因为只有现象学能将一切有意义的陈述毫无保留的译成关于感觉的陈述。而离开感觉的表达无法再现心学的魅力。
若急着找顶帽子，自然是后起的更有辨别力的“标签”才有形容作用，那不妨说，阳明学酷像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德、法相当流行的生命哲学。但阳明既不太像柏格森，也不太像狄尔泰，倒很像鲁道夫．奥伊肯[Rudolf Eucken 旧译倭铿]，他认为，人是自然与精神的会合点，人的义务和特权便是以积极的态度不断地追求精神生活，克服其非精神的本质。精神生活是内在的，它不是植根于外部世界，而是植根于人的心灵；但它又是独立的，它超越主观的个体，可以接触到宇宙的广袤和真理。人应该以行动追求绝对的真、善、美，追求自由自主的人格；只有当人格发展时，才能达到独立的精神生活。精神生活决不会是最终的成就，因为它始终是个随历史而发展的过程。历史的发展就是精神生活的具体化，是它由分散孤立到内在统一的发展史。精神生活的本质就是超越自身，超出自然与理智的对立，达到二者的统一，达到与大全的一致。精神生活是最真实的实在。它既是主体自我的生活，又是客体宇宙的生活。精神生活乃是真理本身，它在个体身上展现是有层次的，不同的层次便是不同的境界。人应该以自己的全部机能，不仅以理智，更需要以意志和直觉的努力，能动地追求更高的精神水平。如此才能拥有生活的真正意义与价值「《生活的意义与价值》1997年1月上海译文出版社,万以序」。
用这段话做《传习录》的提要，是再恰切不过了。
４．良知破大贼
用王琼卖聪明的话说，派阳明去福建勘定兵乱是虚，单为那点事没有必要劳动阳明这样的大才，让他等到宁王朱宸濠造反时一举拿下才是调他出城的原因，他若也在城中，事必被宁王软禁起来，若不从宁王，就得被他加害。更有甚者，说当初派他来南赣的真实目的就是为了除宁王。这都显得兵部尚书更棋高一着。自然也是后来这么说。
还有人说，阳明故意居江西上流，为防宁王造反而以讨山贼为名请得提督军务的专权。而王琼理解他的心意，便为他争取到了。这也是后人“往好里说”的习惯。其实，他当初请提督军务时费了老劲，而且南赣巡抚是素有“四省三司，听其节制，”可以便宜行事的特权的，如弘治七年出任此职的何乔新。
阳明的确感到宁王有异，也曾假借一般性交往而入府刺探过虚实。宁王爱附庸风雅，罗织名流以显示支持度。阳明派他的学生冀元亨到宁王府去“讲学”。结果这些后来都成了阳明通反的证据。也因为阳明后来只说在兵部尚书的领导下，没有说是在内阁的英明领导下，朝野又有一种呼吁：应该让这样的人才入阁。阁臣自然视王为掘墓人。更有一彪交接宁王的宦官，不能为宁王做别的贡献了，就替王爷报报仇罢，还有他们那种好乱乐祸的天性，不折腾阳明这样的“不长眼的”折腾谁呢？最最根本的原因是正德乃天字第一号大无赖鬼，阳明遂立功而险乎获罪。
那位王尚书跟阳明一样被当朝视为异类，都是因为有才勉强被使用。他可能提防着宁王造反，因为宁王有野心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作为兵部尚书，他有这个责任。但王室内部的矛盾，外廷臣子是不必也不宜过度关心的。阳明飞檄告宁王谋反，内阁外廷的大臣在左顺门“会议”时，居然半晌无人言语，没人敢给王爷的举动定性质。还就是这个王琼，打破冷场，鲜明的表态：这是一起重大的反叛事件。
因为宁王已经经营数年，已经在朝中发展起了可观的“私党”。在胜负未卜的时刻，率先表态弄不好是要倒霉的。万一宁王成了永乐呢。
正德荒政，怨声载道，国家政权已经相当脆弱，民变此起彼伏，王室内部也有想取而代之者。正德年间，亲王三十位，郡王二百十五位，将军、中尉2700位, 文官20400,武官十万.卫所772,旗军89万6千,廪膳生员3万5千8百,吏5万5千。 当时国家夏季秋税粮的总数是2668万石，几乎不够支付一半的禄俸。所以王府久缺禄米，卫所缺月粮，各边缺军饷，各省缺俸廪。文武官益冗，兵益窜名投占，名数日增，实用日减，冗费更多，天下财物几乎耗竭，百姓日益贫困。刘瑾帮助正德敛财的所谓财政改革，随着刘的灭亡而烟消云散，只是更加混乱罢了。根据历史乃是胜利者的历史“说”：宁王本是交通刘瑾的，给了刘两万金银，刘为其恢复了护卫编制。其实，刘瑾搞改革时是确实需要改革了，但刘那一套不行。宁王造反时是确实应该有人出来重整乾坤了，但宁王不行！
因为宁王是与正德一样荒淫无耻的家伙，一点也不代表社会正义或先进的力量，只是饿狗来夺食而已。还不同于永乐，根本就没有治理国家的基本素质。他无非是觉得正德能坐，我便能坐，就像阿Ｑ说的：和尚摸的我摸不的？他像皇室的诸多成员一样出身“不清楚”，是康王与宫中侍女的合法私生子，藏在优伶家，从小跟戏子一起长大，没有受到正规的贵族教育，看来也不“性本善”，一味地放荡、荒淫，狂妄，只因为就生了他一个，还是让他继承了宁蕃的王位。这就是中国人常说的“背景”－－皇家的狗也是龙，平民家的龙也是虫。
从辈份上说他是正德的叔叔，从禀性上说他们是哥儿俩。可能宁王没当上皇帝便更有些政权欲。他交结宦官和大臣，发展自己的军事实力。但这种非法的勾当不可能全面的展开，宁王死力交接的宦官没有给他弄成个万岁爷，他没有巴结到的宦官却把他送上了鬼门关。因为他行贿的财宝是相当令人眼红的，没得到的人的怀恨程度远大于得到者的感恩程度。当然，告发者在“理”，而私交者不在理。理，还是大有作用的。
宁王有几个高参，像刘养正素有文名「与阳明有交谊」，给宁王支臭招儿，竟让人向皇帝上书称赞宁王贤孝。正德纳闷：“保官好升，保宁王贤孝，欲何为耶？”
正德再蠢，对政权问题还是相当敏感的。宁王巴结正德宠幸的优伶，行贿万金还有金丝宝壶，正德惊奇：“这么好的东西，宁叔怎么不献我？”因没得到宁王好处的小宦官说：“爷爷尚思宁王物，宁王不思爷爷物就罢了！不记得荐书了？”
正德皇帝于是抄检了那个优伶家，并想消除护蕃的卫所，并不想一下子就杀了宁王。因为宁王派的密探得不到准确消息，只知将派驸马前来宣旨，而惯例是全伙捉拿时，才派驸马来的。这种“误会”激起了宁王提前举事。本来，宁王是想在八月十五日，全国举行秋试时，大小官僚都忙那个时，举“义旗”行大事。现在，事急，提前举行“起义”。时在正德十四年六月十四日。
皇室的地位是高于任何地方官的。宁王要宴请江西官员没有敢不去的。一日，在宁府的宴席上，宁王谈皇上政事缺失，一脸忧国忧民相。一人说：“世岂无汤、武耶？”意思是希望一人像商汤、周武王那样来个内部革命。王阳明说：“汤、武须有伊、吕。”伊尹佐商汤，吕望「姜子牙」佐周武王。宁王说：“有汤、武就有伊、吕。”后来，宁王曾私下里说“王守仁很好。”这也构成他通反的“铁证”。
六月十三日宁王过生日，所有的官员礼应、例应往贺。事实上正经官都去了。恰巧福建有个军官叛乱，王琼让阳明去勘乱。琼对办事员说：“这点小事，不足以烦守仁。但假此便宜，敕书在他手中，以待他变可也。”这是倒是针对宁王说的。因为此时宁王的反形已彰。
幸好阳明刚离开，否则他也得去为王爷贺寿，也得像其他官员一样被宁王当场扣押。因为正在他十三日过生日时，密探飞报京城动向，遂决定提前举事的。宁王胁迫所有官员服从他，有不从的立即处死。他声称是奉太后密旨，让他起兵监国。
阳明十五走到丰城，知县告宁王反。阳明立即脱掉官服，潜入渔船中，躲开宁王派来的追捕他的太监，星夜赶到吉安府。他对当今皇上不是没有“意见”，再说他是奉命去福建的，并没有让他来对付宁王。也许是人们对正德太失望了，也有想依附新君以图腾达的，反正一时间响应宁王的官民纷纷纭纭。他对学生邹守益说：“天下尽反，我辈固当如此做。”他也不是毫不犹豫，他是在“默然良久”后说这句话的。诚如他的另一个学生钱德洪所说：平宸濠不难，难在倡义。
他就是这样，一旦定下来，就动如脱兔。他立即给皇帝上书言宁王反事，并乘机严重地教导皇上：您在位十四年，屡经变难，民心骚动，还巡游不已！当今想夺权的岂止一个宁王？“伏望皇上痛自克责，易辙改弦。罢出奸谀，以回天下豪杰之心；绝迹巡游，以杜天下奸雄之望。”这么好的话都说给狗听了。此时皇上还不知在做何乐子呢。
阳明很有心计的先后上了两道报告，并同时上了一道请假回家的恳求信。大约是为了麻痹宁王，但也有置身事外的姿态。自然从平定了九连山贼之后他就一直在请假，先是因其平三 、九连山匪有功，荫子锦衣卫，世袭副千户。他上疏辞谢，并乞求退休，说疾病已缠，奶奶病危，他方寸已乱，日夜痛苦，只希望“全首领以归”。但此时不是请假的时候，他还要这样做，就连钱德洪也大惑不解。
皇帝后来倒是回答了他这个请假条：“著督兵讨贼，所奏省亲事，待贼平之日来说。”这自然也不能说是因为他家庭观念重于国家观念的缘故。 他对敌人自然就又玩起了虚虚实实的诈术。他对前来响应义举的下僚说：“宸濠若出上策，直趋京师，出其不意，则宗社危矣。若出中策，趋南京，则大江南北亦被其害。但据江西省城，则出下策，勤王易为也。”所以，他必须把宁王“留”在江西。而他的军事实力与叛军相比不及十分之一。他伪造朝廷密旨，让两广、湖广都御史暗伏要害地方，以待宁蕃兵至。又伪造两广机密大牌：“率狼达官兵四十八万江西公干。”还到处张贴兵部公移：准令许泰领边军四万，从风阳陆路进；刘晖领京边官军四万，从徐淮水陆并进，王守仁领兵两王，杨旦领兵八万，陈金领兵六万，分道并进，刻期夹攻南昌。因为他手里没多少兵所以“分”在他名下的最少。其实他当时连两千真正的兵也没有。
他还伪造了宁王部下的投降书，“诬陷”宁王手下的主要谋士正在给他当内应等等。分别用戏子、给他当“内应”的家属等传给宁王。
有人问：这样管用否？阳明说：不论管用不管用，且说他怀疑不怀疑？答：难免不疑。阳明说：只要他一怀疑，就成了。
宁王果然疑惧，以为朝廷早就知道了消息，这样严阵以待，出击不利，遂留兵南昌以观变化。等到七月三日，才看出都是假的。这才开始出兵，有六万，号称十万大军，想一路打到南京去。留下一些人守南昌。这个呆王已失去了宝贵的战机。而阳明却赢得了充分的应战时间。朝廷也在王琼的主持下，下了许多诏书，先消除宁王的合法地位，后调兵勤王，王琼宣言：“有王伯安在，何患！不久当有捷报。” 但仗怎么打，意见不一。有人主张在江上与宁王会战，以为宁王经营十余日始出，南昌必难攻打。阳明认为江上会战必败，应该打南昌。因为宁王攻安庆久不下，精锐已出，南昌必虚。我攻南昌，宁王必回兵来救，那时我已克南昌，敌闻之气夺，无家可归，成擒必矣。
阳明的决策是相当英明的，真得了兵法上说的“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心诀真谛。显示出其心学大师高不可攀的智度，也是心学追求“当下此即”恰到好处的
的思维方式的“用处”。当时，叛军已占据南康、九江，正在攻打安庆。他若越南康、九江直趋安庆，便是呆子用兵，貌似堂堂正正，然而只是有正无奇，自蹈死地，因为敌人必然回军死斗，他就腹背受敌，而且是与敌精锐作战，凶多吉少。而直接攻打南昌，在军事上是避实就虚，在政治上是先夺其大，对叛军的心理破坏作用极大，对稳定局面的作用却很大。
阳明还有一个漂亮的围点打援方案。宁王几乎是完全按阳明的安排行动，他得知南昌吃紧，立即抽兵两万回救。宁王不听谋士放弃南昌直攻南京的建议。他若先取南京，尽管不会推翻正德，但阳明就不会那么轻松地成功了。
５．鄱阳湖上破皇贼
阳明十九日发兵，二十日凌晨到达南昌城外围。他下令：“一鼓附城，二鼓登，三鼓不登诛，四鼓不登斩其队将。”此前，他早已派人潜入城中，告谕百姓，勿助乱，勿恐畏逃匿，无论有罪无罪只要弃恶从善，皆我良民。
攻城容易的有点让人扫兴，上面基本上是闻风而降，有的城门不闭，官军几乎是长驱直入。阳明第一的举动就是抚慰安民。但攻城的主力多是赣州“新民”，即当年的土匪，他们骁勇善战，但杀人成性，这回可以合法的过一把杀人瘾，也是抢劫的好时机。他们不遵守纪律，民被杀伤者甚重。阳明将几个嚣张的立即斩首，才将这股邪风遏止住。
阳明打开粮仓，救济城中军民。安慰宗室人员。所有协从人员只要自首，一律不问。受宁王伪官的只要投降，也一律不追究。城中安定下来。
阳明现在能用的兵都是江西的知府、知州、知县领着三百二百的前来参战的。能打的是当年的强盗，听话的是没有作战经验的衙役。还多亏前些时剿匪受了些锻练，又补充了有战斗力的兵源。否则还真难对付这么大规模的叛乱。
二十二日，宁王本来正在督兵填安庆城前的壕堑，但转而亲自领兵到了沅子巷。阳明问部下，计将安出？多数人主张贼势强盛，宜坚守不出，徐图缓进。阳明独以为不然，“贼势虽盛，但只是劫众以威，只是用事成之后封官许愿来刺激他们玩命。现在进不得逞，退无所归，众已消沮。若出奇击惰，不战自溃：所谓先人有夺人之气也。”
但具体打起来，在战术上，他又是相当谨慎的。因为手底下没有正规的京军或边军，只是些偏俾小校，他只有到处设疑，显得官军广大无数，那些知县一级的官员正好领着百儿八十人去“张疑设伏”。知府一级的领着五百便是“大军”了。
吉安知府伍文定正面迎敌，采取调虎离群之计，二十四日，敌兵鼓噪乘风进逼黄家渡，伍文定等装作败逃，敌争趋利，因为宁王的奖赏是相当诱人的。结果他们的船队前后脱节，有了可乘之机。伏兵横击，伍文定反攻。敌船溃乱，退到八字脑。宁王恐惧，厚赏勇者，又调集守九江、南康的兵过来助战。
不拘一格的阳明，又“现场发挥”，乘九江、南康空虚，分兵取之。进可以使宁王孤立，退可以与宁王相持打持久战。
二十五日，宁王并力挑战，官军败死者数百人，文定见兵稍退，立斩先却者，他立在火炮之间，胡子被炮火烧着，不动半步，士兵才转而死战。士气复振，战况转变。终于一炮打中宁王的副舟，宁王兵乱，跳水溺死者无数，官军反击，杀、拿叛军两千多。这就是差不多是决定胜负的大胜利了。
当伍文定等人鏖战时，王坐在都察院中，开中门，令可见前后，与学生、朋友只管讲论心阿性阿的，如何既顺性又合大道之类。每有报至，当堂发落。然后再接着讲。忽有人报“伍文定的胡子打着了，队伍在退却。”众皆惊恐，阳明平静地说：“对敌小却，此兵家常事，不足介意。”
宁王退到八字脑，问停舟何地？部下对“黄石矶”。南方人的“黄”读作“王”。宁王恶恨其音为“王失机”，杀了对话的人。他在名叫“樵舍”的地方，将所有的船连成方阵，把所有的金银拿出来大事赏赐将士。当先者，千金；受伤者，百金。但有人还是逃跑了。
王阳明准备了火攻的应需之物，令队伍从两翼放火，然后火起兵合，围而歼之。
二十六日早晨，宁王接受群臣朝拜。把那些不肯尽力的拉出去斩首。臣下还争论该怎么办。阳明的大军已经四面围定，火、炮齐发，宁王的方阵七凌八落，溃不成军。又是一炮打中宁王的副舟。宁王与诸嫔妃抱头痛哭，根据中国的不成文法，女人不能被活捉，她们与宁王洒泪而别，然后头朝下，跳入水中。宁王和他的世子、宰相、元帅数百人被活活捉住。
《明史纪事本末．宸濠之叛》载：“斩擒贼党三千余级，溺水死者约三万。弃其衣甲器仗财物，与浮尸积聚，横亘若洲。”
此时，阳明还在都察院讲学，讲《大学》的主脑就是“诚意”。忽有人来报：宸濠已被擒。众皆惊喜。阳明颜色无稍变，还是那么平静地说：“此信可靠，但死伤太众。”说完，又接着讲他的《大学》。旁观者无不叹服：真是心学大师，其心不动如山。
知县王冕押着前宁王一干人回到南昌。军民聚观，欢呼之声震动天地。前宁王一说骑在马上，一说押在囚车里，后者近实。但依然不改王爷的脾气，望见远近街
道行伍整肃，笑着说：“此我家事，何劳费心如此！”这话说得让人不禁废书而叹！虽显得有些无赖，但真是对王阳明的致命的嘲弄，一句说尽了家天下的特色：你王先生真是狗拿耗子。这个人肯定有其过人之处，应当并不像胜利者的历史所形容的那么不堪。
他见到阳明后说：“王先生，我欲尽削护卫，请降为庶民可乎？”
王说：“有国法在。”
前宁王低下头。过了一会儿，似自言自语：“纣用妇人言而亡天下，我不用妇人言而亡国。悔恨何及。”然后抬头对阳明说：“娄妃，贤妃也，投水死，请安葬她。” 阳明立即派人去找，周身用绳子捆了个密匝匝，怕乱中蒙辱，自我保全。这位大儒娄一谅－－曾告诉阳明圣人可以学而至者－－之女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阳明将查获的宁王交贿大小臣僚的各类证据都一把火烧了。这种胜利者的大度并没有给他转换出什么宽广的道路，反而让他失去了与奸党较量的优势。他这一着，傻了。
在《鄱阳战捷》一诗中，他有些踌躇满志，以平定了安史之乱的郭子仪自比，还坚信群犬不足以吠日，大明朝还是一条飞龙。
这次成功，朝廷给他提了一格，升为副都御史。
６．权奸永远有心中贼
这么多人卖命保江山，江山之主，却视江山如戏院。这回可有了南巡的大由头：这不叫巡游，这叫亲征！他在豹房之中，与受他宠爱的边将江彬、许泰，宦官张忠、张永拟定好了亲征方案。正德自命“奉天征讨威武大将军镇国公”，许多人为谏止这位大将军南巡而被打了屁股。这支比宁王合法但让百姓遭殃的皇军，浩浩荡荡出了北京城。刚到良乡，不长眼的王阳明报上奏凯的捷报。朱大将军，再三禁止发表捷报。因为已经奏凯，他师出便无名了。多么好玩的事情，半途而废了，憋气死了。真是宁叔玩的，我就玩不得！
忠实奴才王阳明声泪俱下请正德爷爷赶快回銮：当初贼举事时就料到大驾必亲征，早已预伏亡命徒，想再来一回博浪、荆柯刺秦王。正理应该把反贼押到奉天之门前正法，哪有皇上来迎接他的道理？
那些想立功的边将、宦官说：这不正说明余党未尽么。不除后患无穷。
八月小阳春，皇上想我也是机会难得－－于是皇军继续浩荡前进。
阳明他奶奶已经死了，没能为奶奶送别是他的“终天之痛”。现在，他父亲也快让他再抱一次“终天之痛”了。他已经前后九次乞求回家看看，贼也平了，皇上也忘了“贼平之日来说”的话头。没有自由连这天经地义的人性也保全不住，还谈何“率性之谓道”！家天下的要义就是只有一个人活得像个人，别人活得都得像条狗。但这个人因过分自由恰恰变成了狗。心学大师碰上这狗逻辑，也只是恨不得肋下生双翼，飞回古越老坟地。
宁王这种贼好平，正德以及包围着他的那些宦官和思想上的宦官－－他们的心中贼才难平呢，是用军事方式无法解决的，即使推翻了他们、消灭了他们的肉体，那种型号的心中贼照样生长在下一代皇帝和宦官心中。而皇帝和宦官是踏步 可能接受任何思想改造的，阳明的心学再是灵丹妙药也无法对治他们的心中贼。－－任何理论都有他的限度，阳明诚意万能论也只是能诚予人、而不能使人诚。他每次奏疏都在“教”皇帝，然而效果为零。
现在，他上疏求免除今年的江西税收，免除给给另外两位亲王的军饷，把一些重刑的罪犯变成军人。九月十一日，他不管朱大将军的钧旨，从南昌起身向朝廷献俘。张忠、许泰想追回来，把宁王再放回鄱阳湖，等着正德亲自捉拿他，然后奏凯论功。连着派人追赶阳明，追到广信，阳明乘夜过玉山、草萍驿。他在《书草萍驿二首》中说：“一战功成未足奇，亲征消息尚堪危。边烽西北方传警，民力东南已尽疲。”新矛盾压倒了旧问题，他已感无能为力，“自嗟力尽螳螂臂”，真正能够回天的还是“庙堂”，而庙堂又在哪儿呢？他与在杭州等着他的张永接上了头。
王对张说：“江西的百姓，久遭宸濠的毒害，现在又经历这么大的祸乱，又赶上罕见的旱灾，还要供奉京军边军的军饷，困苦已极。再有大军入境，必然承受不住，必逃聚山谷为乱。过去助濠还是协从，现在若为穷迫所激，天下便成土崩之势。那时再兴兵定乱就难了。”
张深以为然，默然良久，然后对王说：“吾这次出来，是因群小在君侧，须调护左右，默默地保卫圣上，不是为掩功而来。但顺着皇上的意儿，还可以挽回一些，若逆其意，只能激发群小的过分行为，无救于天下之大计矣。
阳明看出张是忠心体国的，便把宸濠交给了他。然后，说自己病了，住到西湖旁边的净慈寺，静以观变。
此前，皇上曾以威武大将军的钧牌派锦衣卫找阳明追取宸濠，阳明不肯出迎。他的部下苦劝，他说：“人子对于父母的错乱命令，若可说话就涕泣相劝。我不能做阿谀之人。”部下问为他给锦衣卫多少酬劳，他说：“只给五两银子。”锦衣卫怒而不要。次日辞行，王拉着他的手说：“我曾下锦衣卫狱甚久，未见像您这样轻财重义的。昨天那点薄礼是我的意思，只是个礼节而已。您不要，令我惶愧。我别无长处，只会作文字。他日当表彰，让人知道锦衣卫中还有像您这样的。”弄了那个人一个无话可说。
他就是这样既刻板又灵活。只依照自己认定的“理”来有效的行事。
张永本是刘瑾、谷大用一伙的，后来消除刘瑾立了大功。在明代的太监中是近乎有学术的。他知道张忠、江彬、许泰等人都曾得过宁王的大好处，现在又想夺阳明平乱之攻，从阳明要俘虏也是为此。阳明不与他们配合，他们便反过来诬陷阳明初附宁王，见事败，才转而擒之以表功－－把他们的实情转成了阳明的实事－－这倒是阳明说的若无良心，无施不可－－没有上帝人什么不能干呢？他们大概也有替宁王报仇的的潜意识，这倒证明他们对宁王还小有良心。
张对家人说：“王都御史忠臣为国，现在他们这样害他，将来朝廷再有事，还怎么教臣子尽忠。”他赶紧回到南京，先见皇上，全面深入地讲了阳明的忠诚，并反映了张忠等人欲加害他的阴谋。给皇帝建立了个良好的第一印象，那帮人再说什么，皇帝也听不进去了。要没张永的暗中保护，前宁王的囚车队里还会多一量装王阳明的。
忌恨阳明的还有大学士杨廷和。他基本上是个好官，但恨阳明在历次上疏中，把功劳全归功于兵部王琼尚书，没把他这个宰相放在“英明领导”的位置上，生怕王琼、王阳明因功提拨，成了他的掘墓人。他从自己的角度参与了排挤阳明的大合唱。
张忠又对皇帝说：“王守仁在杭州，竟敢不来南京，陛下试召之，必不来，他眼中就根本没有皇帝。”
张忠为什么这么有把握呢？因为他屡次以皇上的名义召唤阳明，阳明就是不理睬他，所以他觉得这样能坐实王目中无君的罪名。他没想到张永在给阳明当地下党，
派人告诉实情。所以皇上一召，阳明立即奔命，走到龙江，将进见。张忠自打了嘴巴，便从中阻挠。
一个叱诧风云的英雄受这种窝囊气，是个什么滋味？他此时的《太息》诗影射群小像乱藤缠树一样，要将树的根脉彻底憋死。而自己呢，“丈夫贵刚肠，光阴勿虚掷。”言外之意是后悔自己把心力、精力都徒然掷于虚牝之中了。 他在上新河，半夜里坐在河边，见水波拍岸，汩汩有声，深愧白做了一世人，活得这么窝囊，比屈原还冤枉，他也有了死的心思，回归到大自然之中，获永久的平静，人生最难受的是蒙受诬陷，忠而见谤、信而见疑，他从正德这里是领受这种命运是花开两度了。上次，他微不足道，这次，他是刚立过滔天大功的地方大员，还是这么微不足道，像丧家的乏走狗一样摸门不着，苦情无处诉。他对自己说：“以一身蒙谤，死即死耳，只是老父怎么办？”大概，他还放不下，他刚有的小儿子。
他对学生说：“此时若有一孔可以背上老父逃跑，我就永无怨悔的一去不复返了。”假若当时可以有出国一条道的话，他会像后来的朱舜水、康有为等一样出国的。看来，事怕临头。当初，陆澄的孩子病了，忧心忡忡，他教导陆这正是做工夫的时候。那么，他现在怎么不做工夫呢？真不折不扣的执行“知行合一”是很难很难的。
《年谱》说阳明为出心中的窝囊气，用计把江彬扭到正德前，数罗他谋害贤良危害社稷的罪过，“亦稍偿天下之忿”－－大约编排此细节只是稍解自己之忿，王的《年谱》是公认的好，但也有漏、错，此处为“增”，采入了个别笔记“臆造”的细节。阳明若能办此，也就没有前面那么窝囊了。最后，刑部判决江彬时倒隐约包含了他迫害阳明的内容。
７．一度阴寒一度雨
他哪里也去不了，回到了江西，因为张忠、许泰他们以清查宁王余党的名义， 领大兵进驻南昌，搜罗百出，军马屯聚，日耗巨资，跟鬼子进城差不多。他们好象是为宁王来报仇的，对真正的跑了的宁王余党，他们并没有多少兴趣，却专门跟阳明过不去。他们抓走了冀元亨。当地的官员有的望风附会，帮助他们打击阳明。
当然，阳明回来也阻挡不了什么，他们反而更加嚣张， 派兵坐在衙门前肆意谩骂，公然在大街上寻衅。阳明丝毫不为之所动，务待之以礼。张忠、许泰领来的北兵是来发财的，不是来保护百姓的。阳明让城区百姓避难，只留下老年人看门。还拿出东西慰劳北军，说北军离家，不容易，要善待之。他碰见北军有丧故的，就主持厚葬，还哀悼不已。也是儒家的感动法。也终于感动了北兵。
已经到了冬至，阳明让全城百姓祭奠死者。因为刚经宸濠之难， 哭亡之声朝夕盈耳，北军无不思家，流泪求归。
阳明在气势上绝不示弱，每会议，阳明必居正坐，像似不经意似的。张忠、 许泰总想压下他去，便找了个强项，要与阳明比射箭，阳明不应，丢脸，比输了丢人。他们不侮辱了不认输的人就找不回尊严，而儒者阳明是视尊严高于生命的。他答应了他们，在耙场，阳明定心平气，三射三中，每一次都赢得北军的欢呼。张、许二人没捞到任何虚荣，灰溜溜的班师了。
但事情不算完，他们有权便有理。他们回到南京正德皇帝的身边，继续诋毁阳明，他们在南昌也调查出不少阳明与宁王相勾结的证据：一，宁王曾私书“王守仁亦好”，证人是湖口一知县。二，派冀元亨往见宸濠。三，王也因贺濠生日而来。四，王起兵是因伍文定等人的激励。五，破城之时纵兵焚掠，杀人太多。六，捉宸濠有一知县即可，王的功劳没那么大，他的捷报过于夸大。
这真是人而无耻不知其可，想说什么就能说出什么来，冒死效忠的劲头没有，整人的才华却一个是一个。若不是张永还能替阳明说几句公道话，皇上几乎听不到真实情况，莫说是个昏君，就是明主，也的让阳明吃不了了兜着走。奸臣当道，忠臣被害，庸人执政，精英淘汰的桩桩惨剧就是这么搬演出来的。岳飞式的怒发冲冠，只能变成代代人的浩叹。王阳明既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
８．五旬三上九华山
正德十五年正月，阳明想去面君。既想为自己剖白，更想劝皇上返回大内，皇上可以不爱他，他不能不爱皇帝。他怕皇帝在外遇刺，也怕京城内发生政变。因为事情既出就有一必有二，而且根据他特有的敏感，大明朝是非要发生问题不可了。
但是，这回是在家赋闲的前大学士扬一清把他阻止在芜湖，不准他晋见。皇帝南巡在杨家住过之后，杨就随着皇帝一起活动。阳明这样的地方大员到了阁臣面前又什么也不是了。因为阁臣可以假传圣旨。
舆论自然多为阳明报不平，但舆论如果对掌权的人没有利用价值，舆论便一钱不值。尤其是当素称正直的人与本来就邪恶的人连起手来对付高超的人时，高超的人便无法招架了。杨一清的能力和品质都是官僚队伍中的上乘人物，但他怕阳明取代他的位置，也不欣赏阳明的风格，当他也参与到排挤阳明的大合唱中时，阳明取得的举世闻名的大功，便被“瓦盆”盖起来了，而且一盖就是六年。而且不仅是个盖住的问题，还要把他打成个叛党，如果可能的话。
皇帝继续在南京潇洒，阳明则悬着、吊着，品尝效忠皇上的罪过，还是怕皇上有个三长两短，终日忧心忡忡，还在想办法感动皇上早日回京。向皇上进言，皇上看不到。跟皇上谈谈，见不着。他内心里的痛苦又不能逢人说项。他真觉得人与人之间如若没有了良知，便还不如狗。那些得尽了权力便宜的人怎么个个人情似鬼？反而不如野人容易接受圣贤的道理。
他无可奈何，一气之下，上了九华山。
“五旬三过九华山，一度晴寒一度雨。”他第一次游九华山是在弘治十五年壬戌，现存诗《弘治壬戌尝游九华值时阴雾竟无所睹至是正德庚辰复往游之……》同时说明了他两次上九华的时间，第二次是正德十五年庚辰，另现有他的《赠周经偈》，此偈原刻在东崖禅寺的岩壁上，现在寺毁刻石尚存，偈文《全书》未载，不妨抄出：“不向少林面壁，却来九华看山。锡杖打翻龙虎，只履踏破羼岩。这个泼皮和尚，如何容在世间。呵呵！会得时与你一棒，会不得，且放在黑漆筒里偷闲。正德庚辰三月八日，阳明山人王守仁书。”不难看出他玩禅宗那一套是多麽娴熟，落款居然是山人。这第三次便是正德十六年辛巳。
说不得情愿不情愿，说不得是被迫还是自愿，既是率性而行又有苦说不出。说情愿，他更情愿见皇帝。说不情愿，他又是冒着违反纪律的危险，故意上来的。他是赌气，是软抗议。他不会象后来的海瑞那样抬着棺材去见皇帝的。
他性本爱山水，常说“生平山水是课程”，与山水亲融是他的内心生活。这次，不管前提怎样，他一旦重返大自然，便又恢复了早期经验中养成的“道家”调门的生命意识，他真后悔误入歧途－－当什么鸟官！尽管前不久，他听说湛甘泉等几个人在闭关修道，还说他们在浪费大好时光，是嫌他们不出来做名垂青史的功业。现在，他受了捉弄，又后悔自己步入了昏浊狭隘的仕途。－－这种变化显得这个人很单纯。而且他居然明确的说：“莫谓中丞喜忘世，前途风浪苦难行。”这个人不矫情，实话实说。
这次上九华山留诗很多，但总觉得他事实上是没找到感觉，几乎没有显示他境界的篇章。他毕竟心不静。一些拐弯抹角的牢骚，既显得无聊又显得可怜。这个报国无门的“豪杰”除了一再表示“初心终不负灵均「屈原」”外，就是大喊“平生忠赤有天知，便欲欺人肯自欺？”对着九华山说这些，过去是不好意思的，现在心头的郁结实在难平了，大自然拯救不了他了，也安慰不了他那么多念头了。
唯一能体现他一点高度的是《江上望九华不见》，情绪主线还像个心学家的样儿，因为他没望见九华，与他的此刻的生命情景吻合了，经一番“精神胜利”的鼓捣，有了“驾风骑气揽八极，视此琐屑成浮沤”的超越气派。美感从摆脱压抑中来。快感，有时就是美感。 “逢山未惬意，落日更移船。”尽管“世途浊隘不可居”，但，他还是得回来，还不如挪拉走得远。
此番上山是否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艺术呢？大约是，又未必全是。据《年谱》所说，他此举是为了向皇上和抢功的人证明他不是要造反的人，只是个学道之人。还说，皇帝派人来暗中监视他，见他“每日宴坐草庵中”，才对他放了心。这种说法有点过于政治化的玄。他赌气上山，气平了就下来了，要有上述效果，也是意外的收获。他固然不会造反，但脱职上山也是王法不容的，要不然，他何必九上请假条，自己跑回去不就得了？他死前，等不到圣旨，提前往家里走了几天，还要处分他呢。
但这次这样上山，他有理。他等着皇上来怪罪呢， 那样就可以彻底理论一番了，即使不能彻底地解决问题，也可以将心迹向皇上剖白了。他无权，有理也白搭。九华山哪样都好，就是没有政治舞台，阳明生命中更强的指向是政治，他有隐逸气，但无隐逸心，他还得去安顿江西百姓呢。
他在九华山上住过的地方都成了“文物”，别的地方不必说了， 化城寺是九华山的开山寺，其西在嘉靖初年由青原县令祝增按老师的意图建成了阳明书院，入清后改为阳明祠，祠前有“高山仰止”石牌坊。祠与牌坊均毁于文革时期。止存一阳明石刻像，高７０公分，宽三十五公分，像为便服方巾，端坐太师椅上。
９．我亦爱山仍恋官
他从山上下来，就到了九江。他要加强武备，以防再度变乱。他认定一条：中国不能乱，一乱百姓就遭殃。哪里乱哪里的百姓遭殃。他没说过，但以他的智力和个性，他深知正德不足以治天下，但任何推翻现行政权的行动都是祸害一通百姓拉倒。他在九江检阅了军队。别看在皇帝和阁臣面前，他狗都不如，但在下僚和士兵面前，他神气着呢。这也是他公开说：“尚为妻孥守俸钱，至今未得休官去”「《重游开先寺戏题》」的原因之一罢。
军歌过后是文化。他登上庐山，游东林寺。东林是我国净土宗的发源地，东晋慧远在此建寺。自比学佛却援儒的远公、嗜酒不入社的陶渊明，自己的两栖性是“我亦爱山仍恋官”，在“同是乾坤避人者”这一点上是异代相同的哥儿们「《庐山东林寺此韵》」。在远公讲经台，感叹“台上久无狮子吼”，大概是觉得文化界太沉闷了，更何况政治上更让人窒息呢。
他虽然讲究心体本乐之类，但他个人是个有悲剧敏感性的人，他说九华是奇观，庐山更耐看，但“风尘已觉再来难”。一次性的生命，使任何活动都充满了一次的悲凉。他身体一直不好，又热脸贴在冷屁股上，功成受谤，实在有点心灰意冷了。整个《江西诗》都写得找不着感觉，大凡以此。
１０． 人人有个原圈在
阳明曾感慨“世史掩覆多失真”「Ｐ．７７８」，他自己都有不愿明说的时候，更何况别人的记录了。他此时的诗歌透露了他真实的处境和心情。这个已经是教主的人物，在热脸贴到冷屁股的挫伤面前依然要悲观、并且流露出什么也不相信了的凡人心态。而此时用他自己的话说：良知二字已含在他舌下，快要迸出来了。而且过了没多少时候就迸出来。他后来自己说一直是靠着良知度过这次空前的灾难的。这次的罪名有一项成立，就得满门抄斩：“暗结宸濠”，“目无君上”，“必反”。事实上他已处在最危险的“君疑”境地。他当然知道个中利害，才莫名的空前的悲观绝望。他的心学智慧大约是被压抑住了，把他压成了一个才子文人。
“人生得休且复休”「Ｐ．７７９」这样的话过去是不说的。他游庐山开先寺时说：“断拟罢官来住此”，看来他已想到可能被罢官的问题，那帮人的阴谋要得逞了，罢官是最起码的。——这得感谢正德，他还只是赖，还不够坏，也是阳明还不断颂圣的另一方面的原因。他也在影射皇上了：“四十余年睡梦中，而今醒眼始蒙胧。．．．纵令日暮醒犹得，不心人间耳尽聋。”「Ｐ．７８１」有个人退休了，他作了首寓言诗为之送别：你没见那些鸡儿们么，它们高兴的吃完了唱，但长胖了被拔光了毛送入厨房。你不见那些笼中鹤吗，它们在笼中“敛翼垂顾困牢落”，恰是高人在官场的那个“德行”，还不如那些快乐的鸡，但是，一旦鹤冲出牢笼，便“万里翱翔从廖廓”了。这是他此时的真是心声，——得休且休的含义。但是他身在牢笼不自由，他现在想走也走不了。而且他若真辞职，便彻底失势，那帮群小说他是宁王余党，他就是余党了。这是人生最难受的一种况味：已经对它失去了兴趣，还不能放弃，放弃了祸患更大。人的一生似乎永远在两害相权中取其轻。
他多次表示“痴儿公事真难了”、“中丞不解了公事”「Ｐ７７４、７７５」，表面的说法是在为妻子守俸钱，这显然是哄鬼的话，他一生都金钱都不以意，岂能拿生命来开这种玩笑？他有一篇在艺术上不值一提的《贾胡行》，痛说了这种不得已的状态：当官就像把肚子剖开放珠子进去的商人，钻求富贵未能得，竟日惶惶忧毁誉，“一日仅得五升米，半级仍甘九族诛。”——这种话是他坐监狱时都没说过的。他现在是后悔出心来了。没了心也就什么都不相信了：“始信心非明镜台，须知明镜亦尘埃。”「Ｐ．７７２」他在这种心境中接受了禅宗的“解构”情绪。
但他接着说“人人有个圆圈在”， 他的圆圈就是对朝廷的“忠赤”——初心终不负灵均，“屈原情结”害苦了他，使他“残雪依然恋旧枝”。这使他别无选择，还得“回来”，最后算白忙乎，他原地不动，回来巡抚江西——还算皇帝圣明，还得感谢皇上圣明。
也许还是他的哲学让他又回到了尘世之中， 因为儒家超越绝望的高招是“万物一体”，干什么都一样——既然禅宗说担水劈柴无非妙道，那么回来当官也是与劈柴一样的。阳明多次表示出家当隐士也是“著相”，太拘泥形式了。他那要强的个性也使他选择这种所谓“不著相”的方式再往前走下去。这也是“无中生有”的一种形态，用无将所有问题抽象，把世界砍平，然后我行我素——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英雄行乎英雄。
他在庐山开先寺的读书台刻了一个石碑，写的庄重却滑稽：七月辛亥， 臣守仁以列郡之兵复南昌，宸濠擒。当此时天子亲统六师临讨，遂俘宸濠以归。只有明白事情真相、仔细推敲才能感受其讽刺意味——而且刻石时皇帝还未归。他总结意义时，警告群小：“神器有归，孰敢窥窃？”结语是：“嘉靖我邦国”，他的学生说这是预言了下个皇帝的庙号。
他根本见不到皇帝，他特别想劝皇帝回京，但是他级别不够。 正好江西发大水，他上书请求自贬，说自己德不称职，才有这数十年未有的水患。暗藏的机锋却是国家发生这么大的祸患，你也应该下罪己诏，应该早日悔过。但是这种小聪明对于大玩主来说，是上不了台盘的小把戏。
那些包围着皇帝的近臣，居然想愚弄天下，说是他们平定的叛乱。 张永说：“不可，昔未出京，宸濠已擒，献俘北上，过玉山，渡钱塘，经人耳目，不可袭「功」也。”于是以大将军钧帖令重上阳明重上捷音——战役总结报告。阳明只得加上江彬、张忠这些人的大名，让他们也“流芳百世”，这才通过了。宸濠已就擒一年多了，才名正言顺的成了俘虏。皇上冬十月，从南京班师回朝，十二月，到了通州，赐宸濠死，焚其尸。勾结宁王的宦官钱宁、吏部尚书陆完等都被清除——也有冤枉的，也有真勾结而得保全的。过了两个多月，即正德十六年三月，这位潇洒的皇帝潇洒完了这一回。
铁打的朝廷流水的皇帝，阳明还得继续效忠下一个。
挫伤能腐蚀人，能把一个心体极其明澈坚定的人弄得七上八下。 但是当他又回到耿耿忠心这个圈套时，他事实上堕落了——这也是他只研究道德，不研究大于道德的天理带给他的伤害——使他的水平也只不过如此而已，而已。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心学开不出另一片天地来。
阳明为王朝竭忠尽智，但始终被当成异类，是条丧家的乏走狗。但他在学生当中找到了家园。
有一次，他问学生们，去年，太夫人讣告至，家大人病重，我四次上书请假不见应允，我想弃职逃回时，你们为什么没一个赞成我？学生说：“先生思归一念，亦是著相。”
阳明沉思良久，说：“此相安得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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