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侠客梦
小阳明性情活泼，好动，且矫健异常，窜奔跳跃，相当欢实，不是循规蹈矩的“好孩子”。多亏了他爷爷开放式的教育，他的天性没有受到大家庭惯有的压抑和斫伤，直接的成果就是发展了他的兵家兴趣。任何小孩子都有尚武倾向，只是更多的人在成长时期被文化给化掉了。阳明也没想到他现在的每一件事都为他一生埋下伏笔。
《王龙溪先生全集》卷二《滁州会语》中说他生来就是个“英毅凌迈，超侠不羁”的孩子。他“十二岁在京师就塾师，不肯专心诵读，每潜出与群儿戏，制大小旗居中调度，左旋右旋，略如战阵之势。龙山公（王华）出见之，怒曰:‘吾家世以读书显，安用是为?’先生曰:‘读书有和用处?’龙山公曰:‘读书则为大官，如汝父中状元，皆读书之力也。’先生曰:‘父中状元，子孙世代还是状元么?’龙山公曰:‘止吾一世耳。汝若中状元，还是去勤读。’先生笑曰:‘只一代，虽状元不为稀罕。’父益怒扑责之。”（《王阳明先生出身靖难录》卷上）王华常常担心儿子会发展成甚么模样，王天叙却充满信心。他凭直觉就觉得这个孩子不是凡品，而且他更愿意相信相面先生的美妙预言:“此子他日官至极品，当立异等功名。”
后来他总结道:“儒者患不知兵。仲尼有文章，必有武备。区区章句之儒，平日叨窃富贵，以词章粉饰太平，临事遇变，束手无策此通儒之所羞也。”（同上，引王氏信中语）
他十三岁在身为翰林院修撰的父亲的家里，找不到畅快的感觉，因为他此时更崇拜侠客。曾经一个人溜出去游览北京北边的居庸三关。下关，中关，上关个相距十五里，出上关北门又十五里为八达岭。皆依山起势，从把达岭俯视下关如同窥井。在那个冷兵器的时代，居庸关真京城北向之咽喉。阳明骑马逶迤而上，自如下关，便两山相凑，仅有和边小道，路遇鞑靼人也骑马大大咧咧地走来。阳明好斗的天性加上民族间的仇恨，更有一试自己能力的好奇和证明自己侠客梦的冲动，遂拈弓搭箭，呼啸着朝鞑靼人冲过去，连喊带射。鞑靼人卒不及防，不知这个孩子身后有和仗势，再加山近有回音奏响，遂仓慌逃窜，跑出一箭路，回头一看，原来也就是一个孩子而已。
阳明为什么这么恨鞑靼人呢?除了汉族中心主义的民族情绪，还因为他崇拜于谦。于谦是他心目中的英雄，伟人。于谦领导的北京保卫战是小阳明心头中最大的迷。他在京城四处巡梭，想了解实战情景。他在于谦的祠堂前题下这样一联:
赤手挽银河，公自大名垂宇宙。
青山埋忠骨，我来何处吊英贤。
这次他在居庸关附近“考查”了一个多月。浏览长城，拜访乡村老人，询问北方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了解古代征战的细节，凭吊古战场，思考御边方策。“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回到家中，居然做了一个莫名其妙的梦，梦见自己去参拜伏波将军庙，还有一首诗:“卷甲归来马伏波，早年兵法鬓毛皤。云埋铜柱雷轰折，六字题文尚不磨。”这位将军叫马援，是征讨交趾苗乱的名将。神奇的是，他临死前，居然亲身到了伏波庙，跟他现在梦见的一样。
终明之世，刀兵不断。不算宗室夺权的战争，约有三类:一是北部少数民族，西北东北正北均战火连绵。明朝胜利时少。斩敌上百即为大捷。二是东南沿海的倭寇，他们常常几十人就搅得数省不得安宁。三是各地各民族的起义，此起彼伏。规模大小不等，时间长短不一。只有专门家才能统计清除永乐死后，发生过多少农民起义。自然洪武永乐两朝也没闲着，打别的仗了。明帝国内部各地的农民起义真是多如牛毛。就说成化一朝，云南大藤峡瑶壮各族起义，官军斩断大藤，改地名断藤峡。刘通（刘千斤），石龙，刘长子在房县大石厂起义，率领荆湘流民数万。四川“蛮”起。靖州苗起。广西黄公汉，开成满四、李原在竹山，四川荣县民起兵据府库，纵狱囚，福建上杭，广西田州（今百色，田东，田阳）头目黄明起兵……这还是阳明“考查”居庸关以前的不完全统计。
他十五岁时，便屡屡想上书朝廷，献上自己的“平安策”，你说这个人的参与意识表现欲有多么强！这也是他后来虽然沉溺于仙释却终究并没有出世高蹈，还是当了杀贼王平反叛的“英雄”的性格基因。心学家区别于理学家的一个特点就是“好事”。他那位状元老子斥责他太狂妄了，"你懂甚么，治安缉盗要有具体办法，不是说几句现成话就能见效的。还是先敦实你的学问，再来建功立业罢。"
此前，他与几位同学在长安街上漫步，一位相面先生追着给他看相，说他这种相貌太难得一见了。他让阳明将来要记住他说的话:“当你的胡子长到衣服领子是，你就入了圣境;胡子长到心口窝时，你就结圣胎了;胡子长到肚脐时，你就圣果圆满了。”这正与他的期望相吻合，至少可以抽象地相信自己是可以成圣的。
但是，怎样才能成为圣贤呢?立德，立功，立言的下手功夫在哪里?为什么父亲不让我上平安策呢？他和老师还嫌我学做圣贤的愿望太可笑。但愿相面先生说得准!他常常捧着圣贤书静坐凝思，期望与圣贤神遇心契。然而，圣贤的精灵并没有附体与他。
２．长生久视
十七岁这一年，他带着怎样才能成为圣贤这个深深的拷问和年轻人易有的热切与摇摆，告别了京城，回到山阴。
这里有他的“百草园”，有他的“三味书屋”，有凝聚着他顽皮淘气的种种“文化遗址”，唯独没有了他的母亲。他的母亲郑氏四年前就去世了。他在京闻噩耗自然哭得痛不欲生，但只有回到家才深切感受“直觉”到母亲不在人间!没有妈妈的家再小也空空荡荡，家越大越空荡。因父亲中了状元而大事增建的“家”，此刻对阳明成了残酷的嘲弄:外在的东西到底有甚么用?这些人工的东西与我心何干?人为什么说死就死了呢?
他直觉到生与死之间的距离不过相隔一张纸，生与死之间的过程简略得亦在呼吸之间。生命的真相和根本到底是甚么?他陷入了这种情意痴迷的思考，不同于亚里斯多德，培根等西哲自不待言，令人注意的是与朱熹式的宋理学，郑玄式的汉学均大不相同。这个切切实实的生命困惑，蕴酿了阳明冲击汉学宋学的契机:支撑王学体系的根本情绪，便是这股“生命意识”。
这种生命意识的浅近境界就是追求长生不死。他开始迷恋养生之道。
显然，当你死了就甚么也不是了。所以最基本的问题是如何长生久视。
当时，南方流行的是融合了全真，清微，净明三派的正一道。从洪武初年起，正一道天师即掌全国道教事，超出全真道而为主导。他们推崇全真南北二宗的内丹之传，以性命双修为教法之本，以心性为三教共同之源，运用宋儒的太极之说解释心性，并糅和了禅宗的心性论。他们的练丹法也体现着三教合流的特色，以“自性法身”为本，以“摄情归性”“摄性还元”为进修之要，以“粉碎虚空”为最高境界。因为，他的学生对他这方面的事情几乎是讳莫如深，我们对他到底学了哪门哪宗不得而知，但估计应该是上述正一道，因为其基本理路与阳明的个性教养相契，也与他后来的风度相合。有的记载说阳明一生都在练内丹。他若修的不是正一道，也是全真内丹心性学一路，或内修南宗一脉，更关键的是这几路都差不多，更何况三教合流是明代的大背景。
不过，他反正也是初学，无关紧要。他这此回来是完大婚的。关于这次婚姻，记载无多。根据古人的惯例，象王家这样的，若本地联姻，多半是亲族在衍化，七大姑八大姨地连环套着滚动发展。若是与外地人联姻，多半是同僚，同学，同年等等关系在起连缀反应。阳明的岳父诸介庵正是余姚人，现官江西布政司参议，与王华是“金石相契”的至交。在阳明还是个嬉笑无方的小孩时，诸介庵在吏部，主会试那一年，到王家串门，非常赏识活泼的小阳明，慨然允诺将女儿许配给他。到了今年，他已十七岁，可以完婚了，他为了报答岳父的知遇之情以及这十来年不时的关怀，更为了示尊重和隆重，遂决定不远千里，“亲自”到南昌去迎娶夫人诸氏。
然而，新婚合卺之日，他却闲行入一个叫“铁柱宫”的道观，见一道士趺坐一榻，遂即问讯，那个道士原来懂养生之术，阳明遂有千里遇名师之感，坐下来倾听，继之，相与问答。阳明凭着“体悟”，道士凭着学问，两人谈锋均健，甚为相得。不知东方之既黑。阳明居然忘了他的洞房花烛夜。阳明的率性，一旦倾心遂物我两忘的特性，于此油然可见。也可看出当时他对养生之道迷醉到甚么程度。然而这太出格了。他又与道士谈到东方之既白。直到岳父派遣人员到处找他，从铁柱宫把他“捉拿归案”。《围城》中的董斜川说王阳明怕老婆不知有何根据，看阳明对男女之事如此淡漠，当不至于受制于内帏。也许发韧之初，他犯了这个“原错”遂终生在夫人面前抬不起头来?那也只能说明他是人道主义，不搞什么大男子主义。这，也许就是哲学家多被人讥为惧内的原因。
３．眼见真儒
他现在既相信像于谦那样的功名才能流芳百世，有强烈的建功立业的欲望，从而热心兵事，然而不过是侠客梦想。又想长生不死，从而迷恋道教，然而也不过是练一些导引气功而已。更想着他的“第一等事”，想成为圣贤。此时他还不能很好的融合这三角关系，只是忽而以此为主忽而以彼为主。但已可看出其心理结构是多元共生立体式的，这块“集成板”已安装了兵道两路的线头。而不是拘拘小儒那种单线条的。这也决定了他不可能终老林下或书斋。
这样，十八岁这年他与当时的名儒娄谅（一斋，1422--1491）的会面就成了重要“事件”。他领着夫人回余姚，坐船过广信「今上饶」，他特意下船专程去拜访了娄谅。娄谅是明初著名理学家吴与弼的学生，吴是以朱学为正宗的，也有点心学倾向。娄氏亦然。娄氏向王讲了“圣人必可学而至”的道理。这其实是儒学的通则，无论理学还是心学都笃信不疑的学而致圣的原理。却因正搔着王此时的痒处，“遂深契之”，产生了确定他的致力方向的、指点迷津的作用。
听大儒讲与看大儒的书有直接感受与间接接受的差别，会谈时的"情感场有移人性情的作用。再说，直接听能感受到简易明细的思路。大儒的气象本身也有感染力。从此，阳明更坚定学做圣贤的志向:只要通过"学"能成圣，那我肯定能成功。
娄谅走过眼前这个年轻人的心理路程。他少有成圣之志，曾经游走四方，遍求名师，结果非常失望:“都是些举子学，不是身心学。”转辗听说在江西临川的吴康斋（与弼）是个圣人，遂从老家广信上饶再度出发“朝圣”。这一次没有失望，康斋也“一见喜之”，说:“老夫聪明性紧，贤也聪明性紧。”康斋针对一斋豪迈不治细事的特点，告诫他:“学者须亲细务。”娄一斋以收“放心”为居敬之门，以何思何虑，“勿助”“勿忘”为居敬要指。
这些与阳明早期思想若合符节。黄宗羲在《明儒学案》卷二中介绍了上述内容以及王专访问学之事后，明确地说:王的姚江之学，娄发其端也。娄反对“举子学”，倡导“身心学”，议论虽主程朱居敬之旨，却深深地潜行濂溪明道之学，而濂溪明道正是心学的一个有力的来源。娄的同门胡敬斋曾讥笑娄近似陈白沙的浪漫主义。所谓娄发姚江之端，其实是娄契合了王的“浪漫”心志，是那个“道”本身决定了他俩对跑道的选择。
明人上至皇帝大儒下至愚夫愚妇都信神秘数术。娄一斋在英宗天顺七年（癸未，1463年）进京参加会试，走到杭州突然返回。人们问为什么，他说:“此行非为不第，且有危祸。”果然，会试的贡院起火，举子被烧伤烧死者无算。黄宗羲说这是他“静久而明”有了神术。然而他没有算出来他的女儿嫁给宁王，使得他的子侄多被捉拿，门生散谪，他这一脉宗门狼狈不堪寥落星散。阳明平宁王后给已自杀的“娄妃”以礼葬，既表彰其深名大义规劝宁王勿反的知礼精神，又报答了当年受点拨之恩。
即使娄一斋不算王学的发端，阳明心学也不是空穴来风。康斋的另一学生谢西山就增提出过“知行合一，学之要也。”康斋就讲究身体力验，只在走趋语默之间，出作入息，刻刻不忘，自成片段。他的口号是“敬义夹持，诚明两进”，他与来从游的弟子，躬耕自食其力，雨中披蓑笠，负耒耜，并耕于野。和学生一起吃最普通的百姓饭。陈白沙从广东来就学，晨光初现，康斋就亲自簸谷子。白沙不起，康斋大吼:“秀才，若为懒惰，即他日何从到伊川门下?又何从到孟子门下?”有一次割庄稼割伤了手，康斋说:“何为物所胜?”照割如初。曾叹笺注著作太繁，无益有害，因此不轻率著述。省郡交章举荐他，他不去当官，他说:“宦官，释氏不除，而欲天下之治，难矣。吾庸出为!”（均见《明儒学案》卷一）也是在“转”理学，尽管他并不想破理学规矩。这种人对理学的转变，更有说服力的证明了理学非转不行了---至少靠辞章传注不能维持其精神力量了。
心学转变理学就是要重建儒学的精神境界以满足人们那新的精神需求。这几乎是一种自然需求，所以才有这些寻求新的智慧境界的才志之士来不约而同的谋求新的进路。转向心学乃是时代走势，阳明是应运而生。
不过，理学的藩篱是坚固耐用的，他已经是“传统的权力”了。娄谅向阳明讲的更多的还是“宋儒格物之学”“居敬功夫”。阳明过去是个活泼诙谐，爱开玩笑的人，别过一斋后，变得“端坐省言”起来。他的从弟，妹婿觉得奇怪，他说:“吾昔日放逸，今知过矣。”
成化三年，王华的岳父去世，王华也须丁忧，他便回了老家余姚，监督着子弟们讲析经义，准备应举考试。阳明则白天随众学习举子业，晚上收取经子史籍读之，常常读到深夜。从弟妹婿们见他文字日进，愧叹弗如，后来总结出“彼已游心举业外矣，吾辈及也!”（《年谱》）这也是老子说的“外其身而身存”，后其身而身先。阳明一生都得力于这种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章法。
４．格物
举子业，主要就是背朱子注释的《四书》，再练习作八股文。阳明总是能把浅近的目标与深远追求结合起来。这自然是其智力有余裕的表现，更是胸有大志的缘故。自然这也是中国“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的传统智慧。阳明是“上根”的人，他用朱子的“格物说”来格举业这个“物”。所以，不可能像范进们那样用尽毕生之力还“屡试不售”。他二十一岁这一年，参加浙江乡试，一举成功。
又有明人惯用的神秘的附会:在考场中，半夜见两个巨人，穿着大红大绿的衣服，自言自语:“三人好作事”，然后忽然不见。果然王与孙燧，胡世宁同榜中举。后来，宁王叛乱，胡发其奸，孙死其难，王平定之。(《年谱》)
阳明对于“举子业”素来采取既不排斥也不沉溺的态度，在别人只是埋头死背词章训诂时，他却要从中探究心性的秘密，要洞彻朱学的内在机理，大有向朱子这座“文化昆仑”发起总攻之意。因为他还弄不懂朱学这幅巨大的文化地图的脉络，更弄不懂其内在的秘密，此时他不曾象后来那样"遍求考亭(朱子的号)遗书读之"，但他却真想从教主的现成思路中寻找成圣的门径。
还在他未成年的时候，经过一段外在的入门水平的知识性学习过去之后，他就想单刀直入来探究朱学的内在理路，其诚可佳，其勇可喜，但其行动可笑：他和一位姓钱的朋友一起开始格竹子。阳明的爷爷喜欢竹子，因此在“竹轩”前种了许多竹子。阳明和钱朋友每天从早到晚默默地面对竹子，竭心尽力地来格其中之理。朱子说一草一木皆含至理，他们便来身体力行。到了第三天，钱朋友便劳神成疾，阳明还笑他不中用，到了第七天，他也因耗竭心力而病倒。这七天他怎样沉思其理，尽想了些什么，后人不得而知。反正他一无所获，“自委圣贤有分”，像贾宝玉看见别的女孩子在为别的男孩子而痴迷，从而悟了“情分”，自己只能得自己那份情一样，阳明觉得自己不是当圣贤的料了。他主要觉得自己天赋有限，但不可能不对朱子学产生怀疑，至少种下怀疑的种子。自然这种挫伤情绪过后，他还得回到朱子学这座大山面前来。就象在现实的道路面前绕不过举子业一样，在思想路线上绕不过朱子学。
后来，他“翻”了朱子学，问心无愧地说:
众人只说格物要依晦翁，何曾把他说的去用?我着实曾用来。初年与钱友同论做圣贤要格天下之物。如今安得这等大的力量?
“格”是种什么工夫?阳明想获得什么收获呢?程朱也并不这样去格竹子，程朱之格物致知，是对于经验中的事物，一一穷究其理;及至穷得多时，乃恍然有悟于万物共有之理。讲得是经验思辨观察总结得多了，然后豁然贯通，化约为简捷直接的把握。阳明想毕其功于一役，想一通百通，想从一棵竹子身上，测悟万物之理。不妨说这是用心学态度做理学功夫，用诗人的审美观察觉悟的原理来解决哲学难题。太相信世界的象征的关系了，便是青春季节的抒情幼稚病。这也是想当英雄的青年人的通病。这一年，他大约１８岁。三年后地球的那边哥仑布启航探求新大陆。
他这样来格物反而被物格。实现自我本质的冲动便另找寻突破的门径。最现成的大路有两条:一是究心举业，去当只管一世的状元去，然后去与世俯仰混一碗现成饭。一是加入主流文化圈，究心辞章之道，像李梦阳(1472--1527)，何景明(1483--1521)一样文名满天下。格竹子失败，动摇了成圣的信心，他便沿着“文化的斜坡”下滑，“随世就辞章之学”，掉过头来取现世的荣华。
这个干什么便全力以赴的人，肯定拿出了略低于格竹子的劲头来“格”八股之道和辞章之学。只是他的学生们不愿意渲染这方面的细节罢了。不然的话，他不会顺利的中举并在辞章写作方面也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有趣的是，他专心科考却在癸丑年(1493年)举行的会试中下第了。上天像特意要“苦其心志，乏其筋骨”地锻练考验他似的，偏不要他没找到自我就混入销人灵魂的官僚队伍当中，等到丙辰年(弘治九年，1496年)会试，他又落榜了。对于一般的举子来说，这是相当正常的，终身不得一第的更多。然而对于想方设法要轰轰烈烈大干一场的王阳明来说，中举五年了，这漫长的等待是残酷的。然而，他毕竟豪迈英纵，不为外物所屈，同学中有因为落第而羞耻者，阳明却说:“世以不得第为耻，吾以不得第动心为耻。”
具有戏剧性的是，癸丑年(1493)他落选后，许多他父亲的同僚和赏识他的人来安慰他，宰相李西涯跟他开玩笑说:“汝今岁不第，来科必为状元，试作来科状元赋。”这是一种顺向抚慰法，让受挫伤者找回自己的信心。还在扬才露己阶段的阳明遂“悬笔立就”。这个场面很滑稽，但《年谱》作者还进一步编排下去:诸老惊呼“天才!天才!”退而有忌妒他才华的人说，“此子如果取上第，目中不会有我辈矣。”来科即丙辰科会试，果然因有人忌妒而名落孙山。这是反败为胜的粉饰法，殊不可信。科举过程是相当严密复杂的，糊名法早已实行，作弊取上与作弊打下都非易事。
其实，没考上就是没考上。对于阳明来说，原因倒在于他违背了自己既入乎其中又超乎其外的章法，用力太猛，适得其反罢了。科场上的这种挫折使他后来在面对无数莘莘学子的科举渴求时，有了同情了解之上的圆通“说法”。后来对他是区区一第，无关紧要，眼下却是致命的一个台阶。上不了这个台阶他就无法在一个官本位的国度建功立业。这对于现在功名心还极强的他来说是深感压抑的。这是真正需要格的物。是顺应还是反叛?他的家庭教育，家世背景不可能"放"他去做一个江湖名士，他本人也不想自逐于廊庙之外。他还得收拾聪明，先跳过现实的龙门再说。
举子业是一种典型的“意萨司”(ISAS)---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古代中国一直发挥着将教会于教育合一的功能，是施行科举制以来的最大的生产关系再生产行为，它极其有效地建构着政治社会，并将那点可怜的市民社会引渡到政治社会的笼罩之下。它不是通过强制性的手段，而是以精巧隐慝的方式，通过读书人这种业余牧师，牧羊人将主要的国家观念与行为规范楔入民间，在普及教育时建立起“文化权力网络”。通过日常生活熏陶和梯次训练，惩戒，选拔，评估等手段，造就人们对帝国秩序的驯服，从而确保其生产关系的稳定绵延。
举子业尽管不是技术教育而是道德教育，也依然是一种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行为。因为它极大地巩固了那个“家产制官僚体系”(韦伯语)，保证了国家机器的有效运转。并通过精神催眠有效地将精神奴役的枷锁套在每一个人头上，使每个人都心甘情愿的接受“意萨司”所给定的名义，职能。
综观王阳明的一生，他并不反对举子业的这种“意萨司”功能，恰恰相反，他是嫌朱子的那套辞章讲解式的催眠作用不能有效地支持这套功能了，才来奋起谋求新的转换，来努力重建新的话语－权力模式的。日后王学的影响是相当“波澜壮阔”，但也只是在思想文化界，文学艺术界，终于没有打入举子业，从而未能事实上改组“意萨司”，未能改善生产关系再生产的规模和方式，从而没有能够挽救大明王朝的命运。
５．学文乃余事
在达芬奇大绘其画时，我们的传主回到他的老家余姚组织了龙泉山诗社。
结诗社文会是明代文人的一大特色，阳明的龙泉山诗社在明人社团史上不足挂齿，但文人能有一片自己的天地也是难得的造化了。怎敢与欧洲的文艺复兴比?不过，中国文化人自有在万山丛中一溪迸流的本事。不信，你看王阳明不就是单用一颗“心”在与世界抗衡，并达到了与马丁.路德，尼采，海德格尔异趣同工之境?
当然，二十来岁的王某人，还像《水浒传》的焦挺---没面目。他还在痛苦的“起飞”期，艰难的寻求出路探索过程中。结龙泉山诗社，只能说培养了他将来组织书院、搞社会活动的兴趣，不象白沙的心学那麽苦行孤意；还有就是诗人兴致辅助了心学的诗学特色。
社址在龙泉寺，处龙泉山南麓，面临姚江。１９８０年因改建而拆除了前殿，大殿及内部建筑至今尚存。阳明当年赋诗说：“我爱龙泉寺，山僧颇疏野。尽日坐井栏，有时卧松下。”
社员的主要活动无非是吟诗联句，相互品评，切磋文艺，比较书法，游山玩水中寻找好诗题，也下棋对奕，陶冶性情。基本上是名士派的生活。阳明自然是雄者，是领袖。当时有一位退休的大僚与阳明联句，每有佳句即被阳明先得，大僚真心的说:“老夫当退数舍”。
阳明在办诗社时期的诗文不好判断是那些，好在这个插曲为时甚短且不重要。钱德洪编为续编的作品（今《全集》卷29），是“作于弘治初年”的，可他又说是乃师“筮仕之始”的习作。王“筮仕”之年是弘治十二年，弘治年号共用了十八年。所以，钱氏的话，极可能是指从弘治初年到十二年王中进士之始。细看是编作品的内容，这个理解大致不错。如《次韵毕方伯写怀之作》:“矮屋低头真局促，且从峰顶一高吟。”正是落第举子的心声。次某公韵的作品多也是佐证。次魏五松的很多，且多不甘自壮语:“乡里正须吾辈在，湖山不负此公来。”（《雨游龙山》）“飞腾岂必皆伊吕，归去山田亦可耕。”（《松荷亭晚兴》）这些也象是未登仕版、自己哄自己的说法。
什么独秀台，严光亭这些隐逸气的景观，都不能慰平这个怀揣着成英雄成圣贤之光荣梦想的青年人的内心紧张。“孤吟动《梁甫》，何处卧龙岗?”（《春晴散步》）他真正向往的境界是“孔颜心迹皋夔业”---内心成圣外有事功，最为心仪的自然是被杜甫称赞为“万古云霄一羽毛”的孔明。从王阳明到熊十力一脉心学灯传都推崇敬仰诸葛亮。显然，圣雄兼得是他们完美的人格理想。
《赠陈宗鲁》可能略晚于诗社时期，真有了点“上国游”的雍容，有了当时甚嚣尘上的七子复古的话语背景，少了龙泉山之鹰的苦闷与焦灼:
学诗须学古，脱俗去陈言。
譬若千丈木，勿为藤蔓缠。
又如昆仑派，一泄成大川。
人言古今异，此语皆虚传。
吾苟得其意，今古何异焉?
子才良可进，望汝成圣贤。
学文乃余事，聊云子所偏。
开头是前七子的复古主张，中间打通古今的取向又是心学派头了。最后回归到孔圣人的出发点上---行有余力才学文，“成圣贤”还是他心头“第一等事”，而且己欲达而达人。最后综观阳明一生的思想和行为，对他影响最大的不是孟子而是孔子。若生作分说，他的学术话语更多孟子的论式;他一生行事颇多孔子气象。
21岁中举之后，他就在京城与余姚之间两头跑。1493年，癸丑，弘治六年，应当是夏秋季返回余姚，结诗社。在老家呆了两年多，为赶丙辰（1496年）会试而于1495年秋冬到北京，因为会试在春天举行。洪武定于二月初九为第一场，又三日为第二场，又三日为第三场。需要体力和准备，他北京有家，稍早点来在情理中。丙辰虽落榜，但他还是感觉到都会的文化魅力，他又到了放开眼孔看世界的关头。他遂留在京城，直到三年后，即1499年，弘治十二年，已未科进士及第，释褐筮仕，走上政治舞台的边缘。
６．文章体道
“李杜文章在”之文章是指文学造诣、艺术水平，这里也是兼指阳明诗文的艺术成就，这又应了超越反而得之的原理。就在他“随世就辞章之学”时，他又说:“学文乃余事”，显然并未忘记成圣成雄这个总纲。
他遇上的文学总形势是李何之前七子要取代三杨之台阁体的复古思潮。三杨因所辅皇帝年幼，又能与太监周旋，遂在位久，任阁臣都在40余年，是历史上罕见的长命宰相。也有人归结为成祖善选人才。三杨从成祖始历事四朝，而且达到“明称贤相，必首三杨”的地步，还真不容易。杨士奇，杨荣，杨溥，虽各有其可讥之处，但能久立不败之地，亦是奇观。原因主要还在于他们“能原本儒术，通达事几，协力相资”（《明史》本传赞）。他们的台阁体，现通行的文学史均多讥评，于此不必深究。作为一种“官样文章”，如今日之报章体时文，自是一种可入世流行却难以传世的东西。虽不能说入时必媚俗，但难有高义当是题中应有之意。被取代也是当然之理。因为人是超越创新的动物，再保守的中国人也不可能长久地被一种文体垄断。台阁体的最后遗响是李东阳，他是王阳明，李梦阳，何景明这一茬人的宰相。李东阳“为文典雅流丽，朝廷大著作多出其手。”他因一篇文章被弘治“称善”，遂“入阁专典诰敕”，没用了三年就成了文渊阁大学士。这大概是文人从政最理想最漂亮的便宜法门，是从李白到龚自珍这一路业余宰相最为梦寐以求的道路。“自明兴以来，宰臣以文章领袖缙绅者，杨士奇后，东阳而已。”（《明史》本传）
东阳已有点求变之声，论诗多附和严羽，自然还端着讲究形式的台阁大架子。梦阳讥笑他太“萎弱”，梦阳以他特有的嚣张气质，位卑言高，勇于当“黑马”，拉起杆子来大干。与何景明，徐祯卿，康海，王九思，边贡，朱应登，顾磷，郑善夫，陈沂等号“十才子”，又与王廷相再加上十才子的前六位，号“七才子”，皆卑视一世，而李为冠军领袖。这一彪不可一世的文学好汉，除了梦阳比阳明小一岁，别人都比阳明小五岁以上。中举中进士的年头也相若，梦阳与阳明是同年举人，次年就及第了。何比阳明小11岁，中进士只比阳明晚一科。无论是李还是何，都没有直接说过“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这两句话是《明史》作者对他们文学宗旨的概括。他们显然是在以复古求解放，想从形式主义的天地中找回文学的真气，但他们陷入另一种“情寡词工”的摹拟田地。
总想与人不同出奇制胜的青年阳明，加入李何一路，并不为了追随时尚，来赶已成时髦的复古思潮。他也没有追随人后的习惯，客观上也并不是加入这个圈子便光荣。他倾向复古是其心路历程的内在需要。在“随世”之中有自己的目标，本是他的“过人”之处。再说，复古是孔门中人的总态度。儒家子，在流行与传统之间，总是觉得传统才金贵。他的成圣梦就是要越过宋元明上接孔孟门径，他这些时泛滥百家，包括遍读考亭之书，都是为了寻找超越时流抵达圣域的道路。正因为他有自己的目的，最后才与这些文士分道扬镳。
此刻，他还是全力以赴的。黄绾在王氏行状中说:“日事案牍（做好本职工作），夜归必燃灯读《五经》及先秦两汉书，为文字益工。龙山公（王华）恐过劳成疾，禁家人不许置灯书室。俟龙山公寝，复燃，必至夜分，因得呕血疾。”文字益工是个自然后果，但其志并不全在于此。以他英敏的才智，如此刻苦的力行，取得令人瞩目的造诣是可想而知的。黄绾说他与李何诸公“以才名争驰骋”。自然还并没取得天下大文名，但也有专门来找他作序记的四方之士。如高平县县令杨明甫请王为其新编的《高平县志》作序，而且是专“走京师请予序”。
现存阳明全集中，序算是单文的大宗，给别人诗文集作序，还有一些送赠序记。都写的有特点，有优点，古朴灵动，公平地说，仅就文而言，他比那七子，十子都写得好。不仅词工而且义高情腴，还活泼清新，最不可及是尤多体道慕德之语。他已被朋友视为“粹于道”者。
在《送黄敬夫先生佥宪广西序》的开头，他大发古今之慨:
古之仕者，将以行其道;今之仕者，将以利其身。将以行其道，故能不以险夷得丧动其心，而唯道之行为休戚。利其身，故怀土偷安，见利而趋，见难而惧。非古今之性尔殊也，其所以养于平日者之不同，而观夫天下者之达与不达耳。
这种认识并不新鲜，难得的是他认同“古之为仕”的行道原则。其实，孔、孟、荀早就讲古今之异，而且也是这么讲，他们当时的今已成了阳明所谓的古。看来，除了“羲皇上古”时就没有不为了"利其身"而仕的人了。自然历朝也有为行道而仕者，只是越“今”越罕见罢了。就说明朝，卖身投靠宦官者大有人在，冒死反抗宦官者也大有人在。阳明此时能够慕德，坚持为行道而当官，就有着与“今之仕者”中以利害处世，不问是非不顾道义的普通官僚迥然不同的取向，也就有了不同的命运和后果。
他当然也有足够多的文人雅趣，与朋友同志四时赏景，唱和联句，但他已经“玩”不起来了，他证道体道的情绪大大压过了自得其乐的文人习性。一次，重阳节过了十五天，官邸中的花“盛开且衰”，他们的雅集几乎变成了“新亭对泣”:“相与感时物之变衰，叹人事之超忽，发为歌诗，遂成联句。郁然而忧深，悄然而情隐，虽故托辞于觞咏，而沉痛惋悒，终有异乎昔之举酒花前，剧饮酣歌，陶然而乐者矣。”（《对菊联句序》）
要说他属于什么文学流派，则是“为人生”的一派。应该在“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一线上，只是他的“饥”是精神饥饿，他的“事”是兴国证道之事。却又与曹操，杜甫，元稹，白居易颇不相同，阳明之为人生，有终极关怀，有哲学指向，阳明成了思想家尽管是后来事，但他此时是既想成思想家，又想成政治家的。这两者，在中国、在阳明其人，则合成哲学。
据黄绾说，阳明是学古诗文累得得了吐血病。据钱德洪说:“京中旧游俱以才名相驰骋，学古诗文。先生叹曰:‘吾焉能以有限精神为无用之虚文也!’遂告病归越，筑室阳明洞中，行道引术。”二说都有似是而非、不尽不实之处。黄虽也是王的学生，但与王年相当官相若，后来又变革师说，此处微含贬意。钱则为神化教主，高大导师，而故作伟词。其实，阳明是心急失望，中了进士，政局不可为;入了文学圈，也不过如此，最致命的失望还是找不到成圣之路。
７．未达一间
这个多管齐下的人，是绝非单纯的文学能养得住的。他内心的张力太大了，去学古诗文是朱子学已哄不住他的表现。但，只要他还想着成圣，就不可能越过朱子这座山。因为，当时朱子已成为垄断了孔孟之道的寡头，要么你承认他，要么你反对他，反正不能装糊涂不理他。为科考读朱注，还不算;要想发展圣学或推翻圣学，都必须回答朱子的问题，评价朱子的功过。后来，颜李学派提出“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是因为如此，阳明后来搞了一个《朱子晚年定论》也是因为如此。
格竹子失败“自委圣贤有分”，只是一时的沮丧话，他人还在心不死。四处出击多方探索，正因心火不灭。不能成圣，成雄也可以。不能成个上马定乾坤的武候，当个匹夫而为百世法的文雄也不枉为人一世。这样一路缓冲下来，也缓解心理挫折沮丧情绪。好了伤疤忘了疼，他27岁，中进士之前，又转到朱熹这座大山前。《年谱》载:
一日读（朱）晦翁上宋光宗疏，有曰:“居敬持志，为读书之本，循序致精，为读书之法。”乃悔前日探讨虽博，而未尝循序以致精，宜无所得。又循其序，思得渐渍洽浃，然物理吾心终判而为二也。沉郁既久，旧疾复作，益委圣贤有分。
朱的那番话，过去未必没读过，只是须经了一番历练后才切入“我心”，才对“我”敞开它的意义。这次循序致精的工夫肯定不止七天，这次摸索到了朱学的阿喀琉斯之踵，也临界到了心学的“发窍”处。遗憾的是，他此时功夫不够，还不足以掀翻程朱理学这面硕大无边的文化罗网。像上山探宝人就差一步未到宝地，又空手而返。只要还掐着理学不能将物理与吾心合二为一这个线头，王阳明就能爆破理学这座文化大山。只是还要等，等到天时地利人和百川汇合从一个口儿入海时，才能说出那“一句话”。
现在的阳明还得再度流浪。
青年马克思苦熬九个月，想创造前所未有的新体系，未能成功，大病一场。遂放弃思辨式的努力，转向科学范式的研究方式和表述方式。这是从德国的思辨传统转向英国的学院派大陆理性。王阳明在学术上的退路，最现成的一是走理学老路，二是汉学老路。这都不是不可能的。明代人虽以不爱学习著称，但依然有走通上述道路的名儒硕师。阳明也曾挑灯夜读以期突破。但他英敏太过又总是有"我"，注定当不了皓首穷经的章句之儒。理学将“理”与“心”分为二，也安顿不了“我”这颗心。
是他此时未曾读到陆九渊的书，还是他的门生故意掩盖来路，像此前此后的中国哲人和文人常做的那样，反正此时阳明未上心学门坎---自然他也不能过早地投入心学这条现成的隧道，过早地被陆九渊束缚与被朱熹束缚差不了多少。
凡．高得知高更他们就在不远的地方后曾怒责他弟弟故意不告诉他？他弟弟说，太早地认同他们你就会失去你的风格。
阳明绕树三匝，无枝可依。现成的“枝”夥矣，只是安顿不了“我”这颗只取一瓢饮的“心”。奈何？越是壮怀激烈的人偏须寻寻觅觅。大道难求，难于上青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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