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年轮
流氓皇帝和绝户太监可以一世暴发而成功，大贤人却非“孕育”不办，常说的“彬彬三代”才称得上世家，指的就是“精神贵族”的养成非一世之力。环境，教育对一个人的“早期经验”的形成至关重要，而遗传更致命。遗传是“看不见的手”，它拨弄人于不知不觉之中。像人种有差别一样，一个家族的特点，徽征如树之年轮，并不能被岁月或风雨琢蚀，反而可能穿越时间的隧道和人事的浮沉而显出内在的脉络。阳明身上的过人之处几乎都有遗传的因素。
就说淡泊名利这一条，这是他们的“传家宝”。阳明的六祖王纲，字性常。与俩个弟弟在元末小有名气。有文武全才，但避世乱，往来于山水之间，时人莫知，从终南山隐士赵缘督学筮法，还会相面——旧称“识鉴”，像看风水叫“地理”一样。他与未成诚意伯时的刘伯温是朋友，他对刘说:“老夫性在丘壑，异时（你）得志，幸勿以世缘见累，则善矣。”后来他70岁时还是被刘推荐到朝中当了兵部郎中。最后在广东征苗时死于增城。淡泊不到头，遂未能正寝。但在群虎逐鹿的年头，身怀文武艺能，而甘居林壑，也够淡泊的。好养身这一点，也遗传了下去。朱元璋见他年七十“而齿发精神如少壮”颇为惊奇。他的儿子王彦达年16，用羊皮裹其父尸体背回老家。“痛父以忠死”，而朝廷待之太薄，遂终生隐居，躬耕养母，读书自娱。给他的儿子与准留下先世传下来的书，说:“但勿废先业而已，不以仕进望尔也。”与准“闭门力学，尽读所遗书。”信奉儒家“遁世无闷”的信条，既不去参加科考，也逃避认可引荐。因他会打卦，知县总找他算卦，他的倔脾气发作，对着知县派来的人，把卦书烧毁，并说了难听的话:“王与准不能为术士，终日奔走豪门，谈祸富。”县令怀恨在心。王与准逃遁到四明山的石室中。当时朝廷为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装点大一统气象，“督有司访求遗逸甚严”，这不是多吸附人才而是为争取更多的不合作者。县令“举报”了他:“王与准以其先世尝死忠，朝廷待之薄，遂父子誓不出仕，有怨望之心。”朝廷的派员大怒，拘留与准的三个儿子，作为人质，在再上山追与准。与准“益深遁，坠崖伤足。求者得之以出。”部使见王的确伤的很重，又见他“言貌坦直无他”，不像个“反革命”。王又向部使讲了烧卦书逃遁的原因。部使放了他一家人，见他的二儿子世杰有出息，便对他说:“足下不仕，终恐及罪，宁能以子代行乎?”不得已，世杰当了领取“助学金”的秀才。他为了感谢伤了他脚的石头，遂自号“遁石翁”。
王世杰即阳明的曾祖。到他这儿，三代人已“隐”出名气了，所谓“祖秘湖渔隐彦达，父遁石翁与准，皆以德学为世隐儒。”他勉强当了秀才后，赶上大考之年，按规定，考生须散发脱衣接受检查，以免夹带作弊的东西。世杰觉得是侮辱，未进考场而返。其气节如此，真有黄叔度之雅致，是蒲松龄辈可望不可即的。后来又有两次当贡生的机会，他都让给了别人。理由先是双亲老，后来父死又以母老。但是不当官的日子是难过的，以养老母亲为名不出仕，单靠种地教书，常常“饔食不继”。他母亲临死时说:“尔贫日益甚，吾死，尔必仕。勿忘吾言!”等到他想出山，终于有人举荐了他时，他却死了。
扣除古人谀墓的美化成分，也考虑到我们读到的是王氏后人编辑的《世德记》，说不定还可能经过王门弟子的加工。我也直觉到这三代人所谓不出仕，实乃没出了仕的好听的说法。尽管如此，三代人耕读养气，不失“江左望族”的余风，已殊为可观。在明代流氓政治的旋涡外，在世风日替的龌龊声浪之外，保持着“隐儒”风范，真有腐败权贵世家或单纯农商家族所不具备的文化力量。
世杰因先世在门前“植三槐”而号槐里子。“年十四，尽通《四书》《五经》宋大儒之说。”平时“言行一以古圣贤为法。尝谓其门人曰:‘学者能见得曾点意思，将洒然无入而不自得，爵禄之无动于中，不足言也’”。这种风度传给了儿孙。这个人命不好，被举贡到南雍（南京），没当成官还客死身亡，自著的《易春秋说》《周礼考正》的手稿，“为其同舍生所取”，散失不知所终，仅存《槐里杂稿》数卷。
他的儿子就是一手带大阳明的王天叙，名伦，以字行，号竹轩，“性爱竹，所居轩外环植之，日啸咏其间”，看样子靠教书就过得能穷自在起来。自幼受槐里庭训，德业夙成。刚成年，浙东浙西的大家族就争着聘请他当塾师。“凡及门经指教者，德业率多可观。”槐里先生只给他留下几箱书，他每开书箱，都伤感地说:“此吾先世所殖也。我后人不殖，则将落矣。”看来，很想中兴这个老牌书香传家的家族。但他本人是否去应科考，诸传状均不书。不书不等于没考。没做成官是个事实。“雅善鼓琴，每风清月朗，则焚香操弄数曲。弄罢，复歌以诗词，而使子弟和之。”他教育出个状元郎和新建伯来，够辉煌的了。可以说，阳明办书院会点拨人，是家传也是遗传。已酉年（1489年），阳明18岁时，竹轩公这位和乐又严肃能吃暗亏的可爱老人谢世。
他遗传给了阳明“细目美髯”的相貌特征，还有仁义和乐、与人交际亲切蔼然而尊严不可侵犯的个性，还有敏捷练达的才智。他为文好简古而厌浮靡，作诗则援笔立就，若不介意，却合格律。他母亲性格严厉，又偏爱她娘家的孩子和天叙的弟弟，但他象舜一样照样孝敬母亲、爱护弟弟。这种以仁义之道处不公正之境的涵养也熏陶了阳明处逆心顺的作风。
阳明的状元父亲，因曾读书龙泉山中，人称龙山先生，晚号海日翁。生而警敏，读书过目不忘，天叙口授的诗歌，经耳成诵。他六岁的时候在水边玩，有人丢掉一袋。金子，他知道那人必来找，又怕别人拿走，就将袋子放在水中。一会儿，那个人边哭边找的过来了。他告诉了他，那个人取出一锭来谢他，他扭头走了。他气质醇厚，坦坦自信，不立边幅，议论风生，由衷而发，广庭之论，入对妻子无异语。常面斥人恶，因而得罪人；但人们也知道他无深意，也结不下深怨。他有定力，组织能力强，百务纷陈，应之如流；在危疑震荡之际，能卓然屹立。阳明起兵平宁王时，家乡人荒乱，怕宁王派兵来，王华应付裕如。他家的楼房失火，亲朋齐惊，他款语如常。这些也遗传给了他儿子。反正无非凡的素质难有非凡的功业。
他们遗传给了阳明些什么，是一言难尽的。是需要用阳明的一生来回答的。自然，没有王阳明，大概没人来收寻重温这套家谱。
２．古越阳明子
阳明为人作序记，落款常是“古越阳明子”“阳明山人”“余姚王阳明”，自然也有用新建伯之类荣誉头衔的时候。这个人对这类名号细节是极重视极有感觉的。用出生地或官衔是惯例，而说“古越”便感情系之了。他是以生为越人为荣的。越地也的确是个神奇的地方，直到民国时代越人还保留着古越遗风。
阳明成化八年（1472年）九月三十日亥时出生于余姚。余姚在明代属于绍兴府，绍兴即大禹时代的“大越”，越地越人的特色要从大禹说起。鲁迅视大禹为“中国脊梁”的原型样板，即是平实之论，亦包含着同乡的自豪之情。大禹治水，功铸九鼎;阳明治心，
鲁迅改造国民性，也都功不在禹下。
大禹治水告成于这片三苗古地。《越绝书》载:这片泥泞积水的沼泽地，本是荒服之国，人民水行而山居，刀耕火种，还流行着断发文身的习俗。巫风颇甚。《越传》载:“禹到大越，上苗山，大会计，爵有德，封有功，因而更名苗山曰会稽。”现会稽山麓的大禹陵，即为禹之葬地。会稽，不但是自然的山了，成了行政区划。夏少康封庶子无余于会稽，奉守禹祠，国号为“于越”。秦始皇时期改名为“山阴”。因其在会稽山之阴。这是把越语地名改为通用语。《王阳明年谱》及书信中屡次出现的“越”“山阴”就是绍兴。
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终于报仇复国的精神最见越人气性。现在绍兴的越城区就是当年范蠡帮助勾践为“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而规划设计的。这也是绍兴城又称作“蠡城”的由来。勾践灭吴的次年将国都从蠡城迁到琅（今山东胶南县附近）。王阳明的远祖即琅人，不知是随勾践迁过去的，还是越人到了琅后繁滋的，抑或是琅土著。王氏是望族，不像平家子如张居正那样族谱多不过从本朝讲起，王氏族谱上的“始祖”是晋光禄大夫王览。王览的曾孙便是大名永垂的王羲之。羲之少随父王旷渡江，先安家建康（今南京），不满意，又搬到会稽。当时两城是齐名的江南大都会。但山阴道上山川自相映发，美景叠现，令人应接不暇的风光更能满足他那艺术家的心灵。他的后代又迁华唐，石堰，达溪。始终在这一带打转转。羲之的二十三代孙王寿，自达溪迁到余姚。阳明的父亲王华思恋山阴山水佳丽，又搬回山阴（绍兴）。余姚遂成为阳明的“老家”，现在两地都留有遗迹。
山阴被习称为越，还因为隋朝时在此建越州，五代十国时，吴越王钱婆留定越州为吴越国东府，行都。改称为绍兴，则是南宋赵构避金兵跑到这里，两次把越州当成临时都城，越州官绅上表乞赐府额，赵构题“绍祚中兴”，意为继承帝业，中兴社稷。公元1131年，改年号为绍兴，并将越州升为绍兴府。于是，于越，会稽，山阴等名称一统为绍兴。绍兴府城的东西两部分分别为会稽县城和山阴县城。也就是说绍兴府署，山阴县署，会稽县署当时都在同一大城之中，统称越城，即今浙江绍兴。
一提绍兴，人们就能想起一长串让人心酸眼亮的英名:周恩来，周树人（鲁迅），蔡元培，秋瑾，徐锡麟，章学诚，刘宗周，张岱，王思任，徐渭，再往上陆游，贺知章等等，等等。虽然不能说阿Q的未庄与越地没有关系，但越地诚如王思任所说:“乃报仇雪耻之，非藏垢纳污之地。”也许，一张苦脸，一副刀笔的绍兴师爷形象最能体现越人的强项、狷介和几分刁钻的个性。人杰地灵的绍兴，因走出个王阳明而影响了中国的历史。
阳明出生的余姚是个山岭丛集的古朴闭塞的城镇，多亏了一条姚江勾通了与域外的联系，更多亏王阳明创立了姚江之学，从而使之成为浙东文化重镇。黄宗羲在《余姚县重修儒学记》中说:
元末明初，经生学人习熟先儒之成说，不异童子之述朱，书家之临帖，天下汩没于支离章句之中。吴康斋、陈白沙稍见端倪，而未臻美大圣神之域，学脉几乎绝矣。……贞元之运，融结于姚江之学校。于是阳明先生者出，以心学教天下，视以作圣之路，马医夏畦，皆可反身认取，步趋唯诺，无非大和真觉，圣人去人不远……至谓千五百年之间，天地亦是架漏过时，人心亦是牵补度日，是人皆不可为尧舜矣。非阳明亦孰雪此冤哉……今之学脉不绝，衣被天下者，皆吾姚江学校之功也。是以三百年以来，凡国家大节目，必吾姚江学校之人，出而定……故姚江学校之盛衰，关系天下之盛衰也。……阳明非姚江所得而私也，天下皆学阳明之学，志阳明之志……
其实阳明的工作就是恢复了孔学之仁学的本质，把它从已经学科化的状态中解救出来，恢复其彻里彻外的身心之学的特质，恢复其生活宗教的本体地位，就是把道德教化贯彻到百姓日用之中。阳明的良知之道就是将“仁”变成大全之道，将孔学之学变成弥漫天地间的文化正气。
另一位明末史学大师张岱说:绍兴八县中数余姚文化气息最浓，后生小子都得读书，各行各业的人对历史文物典章，知之甚多。这毫无疑问是阳明开辟的姚江之学的后泽。但在南宋绍兴二年就能刻出二百九十四卷的《资治通鉴》来，说明余姚在文化上早就绝非等闲之地。
姚江，又叫舜水，全称为余姚江。余姚江源出四明山支脉太平山，蜿蜒东流经余姚，于宁波汇奉化江后成为甬江。关心郡国利病的大儒黄宗羲写有一篇《余姚至省下路程沿革记》，其略曰:吾邑至省下，其程不过三百里。而曹娥，钱清，钱塘三江，横截其间，又地势卑下。曹娥而东，未入姚江。各江之间，充满桥坝土堰，支港林立，或水少难以舟行，须候潮;或江水湍急，险恶难行。历任地方官想改革舟渡办法都是治此彼起，改变不了舟子迹同杀人的摆渡习惯，改变不了候渡甚难的状况。“是故吾邑风气朴略，较之三吴，截然不同。无他，地使之然也。然而民生愈促，朴略变为智巧。是则非三江叠堰之所能限也，不能不归之世运耳。”阳明在《送绍兴佟太守序》中说:“吾郡繁丽不及苏，而敦朴或过;财赋不若嘉（兴），而淳善则逾。是亦论之通于吴、越之间者。”
地理环境决定了初始条件，决定了基本生存格局。黄氏将越地民风不同于三吴归咎于江运条件，有相当道理。浙东是丘陵，山多，乡民赖江水冲积的平原而栖息，都在“地势卑下”的范围中。
余姚县境中最大的山是龙泉山，为四明山的支脉，又名龙山，灵绪山，屿山，在余姚西边。南坡山腰有泉，虽微不竭，名龙泉，以泉名山。海拔67米，面积14万平方米。是南方惯见的那种小山。其北麓半腰处有栋小阁子楼，本属于莫家，王华还没中状元时租用为书房，并家居于此。但因生了王阳明而成了文物。阳明高弟钱德洪撰有《瑞云楼记》详细记述了“神人送子”的神话:阳明的奶奶岑氏梦见五彩云中，神人在鼓乐声中抱一婴儿交付岑氏。岑氏说:我已有子，我媳妇对我极孝敬，愿得个好孩子为孙子。神人答应，然后，怀孕十四个月的郑氏生下阳明。等阳明大贵之后，乡人便把那个小楼叫做“瑞云楼”。有趣的是，24年后钱德洪也生于这个楼中。
《明史》写的清灵精练，相当讲究，但依然信服神秘的灵异的话头，照录了许多人物赋有奇迹色彩的出生故事。好象大人物就是天纵之圣似的，自然对阳明也不例外。也说他是神人自云中送来，因而初名“云”，也因此而五岁尚不能说话，经异人抚摸后，更名“守仁”，才会说话。因为“云”在古汉语中是说话的意思，道破了天机。其实，妊辰14个月或更长些时都是有的;几岁不会说话后来成了大智者的也是有的（如爱因斯坦）。但是瑞云送子是神话。瑞云楼焚毁于清乾隆年间，遗址尚存。有关部门要重修以供人观瞻。阳明成了人物后，回故居，“访瑞云楼，指胎衣地，收泪久之”。这个人就是这么重生，人情味浓。这，也可能是天生的。不是这种气质的人，不可能创立重生命顺人道的心学来。阳明有《忆龙泉山》等诗。在《忆诸弟》中很有感慨的说:
久别龙山云，时梦龙山雨。觉来枕簟凉，诸弟在何许?
终年走风尘，何似山中住。百岁如转蓬，拂衣从此去。王守仁以“阳明”自号，是喜欢“阳明洞天”这个地方和这种仙气的名称。“阳明洞天”被当地人简称为阳明洞。这个阳明洞在会稽山，据说是大禹藏书或葬身的地方，也叫禹穴。《康熙会稽县志》卷四载:
（阳明洞）洞是一巨石，中有，在会稽山龙瑞宫旁。旧经三十六洞天之第十一洞天也。龟山白玉经:会稽山周回三百五十里，名阳明洞天，仙圣人都会之所。
据此，阳明洞天不龙瑞宫之一石矣……其后王文成为刑部主事时以告归结庐洞侧，默坐三年，了悟心性，今故址犹存。其谪居龙场也，尝名其洞为小阳明洞天，以寄思云。阳明31岁时告病回绍兴，筑室阳明洞侧，行导引术。后来讲学于阳明洞都是在洞侧的房屋中，即王龙溪说的“精庐”，而非在洞中。会稽山在绍兴东南13里，阳明就近结庐是十分自然的。另外的诸多的说法都是错误的。如明人冯梦龙《王阳明先生出生靖乱录》中说王31岁告病是回的余姚“四明山之阳明洞。”“洞在四明山之阳，故曰阳明。山高一万八千丈，周围二百一十余里。”冯氏是直接用了道经上的说法，道经第九洞天是在四明山，高度大小一如冯氏说云，洞中有石窗，四边玲珑如窗牖，通日月星辰之光，故称之为阳明洞，取四明之阳意。但阳明不可能去，再说《年谱》是由阳明的同乡钱德洪主撰、众弟子参订的，阳明回的是余姚还是绍兴，不会搞错，冯氏倒是明末的追记了。另外在广西，贵州还有两个阳明洞，都是阳明后来的讲学处。古越阳明子的阳明洞在会稽山上。而且还有人径称会稽山为阳明山。
《嘉庆山阴县志》《绍兴府志》都强调阳明是绍兴（山阴）人。都说他“本山阴人，迁居余姚后，仍还原籍。”“先生世居山阴，后迁姚江”。这也许有抢乡贤的意思。就象钱德洪是余姚人，特采王寿自达溪迁余姚的说法入《年谱》。反正两地都在“越”境，文化风俗是相同的。古越也是含括这两地的。余姚自来隶属山阴。达溪是溪的上流，是王羲之晚年定居和墓葬之地。阳明的高祖王与准为避永乐皇帝之举遗逸而逃到余姚，则是无争议的事实。“举”他，他不起，还号“遁石翁”。显然是个讲操守而不汲汲于富贵的气节之士。王华迁回绍兴后，王家就世居于此了。余姚是阳明的出生地，绍兴是他的生长地，中年以后的家。龙泉山、会稽山都属于他。
湛若水在给阳明作的墓志铭中深情的说:“夫水土之积也厚，其生物必藩，有以也夫。”——良有以也!
３．第一等事
会稽山，原名茅山，苗山，防山，涂山。东翼为五百冈山，西翼为西干山，中翼为化山，北与宁绍平原相接，是钱塘江支流曹娥江和浦阳江的分水岭。最高点为东白山，海拔500米，峰岭秀异，奇气弥漫，素称“浙东名山”。它敦实了王阳明的品性，我们应该感谢它。这有他的诗为证:“昔年大雪会稽山，我时放迹游其间……我尝亲游此景得其趣……”
更有一座“王家山”，因阳明的远祖王羲之建宅于山麓之中，故名。它在绍兴的东北，周围约2公里，高52米，相传山上长蕺，越王勾践为雪耻兴国曾经在此采食蕺草以自励，所以又名蕺山。蕺山因“蕺山书院”而名漫天下，明末大儒刘宗周在此讲学，培养了一个更大的儒——黄宗羲。黄的《明儒学案》是心学专门史。清末于书院旧址创办山阴学堂，秋瑾的同志徐锡麟曾任堂长。
“越女天下白，鉴湖五月凉”这是杜甫的名句。鉴湖在绍兴西南，俗名长湖，大湖;雅名镜湖，贺鉴湖。它因“鉴湖女侠”秋瑾的英名而广为人知。也因其水酿造的绍兴黄酒而成为俗话题目。阳明咏鉴湖的诗无甚名气，但可见他对家乡水的感情:“鉴水终年碧，云山尽日闲。”（《故山》）“春风梅市晚，月色鉴湖秋。空有烟霞好，犹为尘世留。”（《忆鉴湖友》）
罗列这些是为了“呈现”我们已无法确知的王阳明的“生态环境”。越山是神奇的山、越水是神奇的水，越人是既不同于齐鲁人，也不同于燕赵人的。吴越素称肝胆相照的邻邦，但越人强项，吴人奢靡。民风格捍难通。浙东学风与湘湖学风相近，而去浙西较远。阳明只能从姚江走出，而不可能从秦淮河畔崛起。秦淮河出名士，不大出志士。越地出志士，即使是名士也带有孤傲倔强的志士风。
阳明十二岁那一年，向塾师提出了一个很不寻常的问题:“何为第一等事?”塾师说:“惟读书登第耳。”阳明的天性和个性使他直言不讳的反驳老师:“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学圣贤就是不以登攀仕途为目的，而以成圣当伟人为目标。这就是说，阳明不想呆走读书人“学成文武艺，赁于帝王家”的钦定官道。这条已通行两千年的正途，无法安顿这个追求不朽的少年的心灵。尽管不能排除这个细节是《年谱》作者为树立老师高大形象而倒果为因的“合理虚构”，但还是“合理”的，是能见出阳明卓尔不群天赋的有用之言（阳明，李贽都重视“有用之言”）。
早期经验是人的性格的奠基地。性格是受自我内驱力支配的追求体系。人们都在追求幸福，而幸福在某种意义上说恰是早期经验的满足。刚刚登第当了状元的父亲嘲笑儿子这种不着边际的理想:“汝欲做圣贤耶!”然而若没有他儿子，这位龙山公早已被人们归入忘川。阳明是跟着爷爷长大的，他爷爷象贾母保护宝玉一样保护了小阳明豪迈不羁的天性。阳明的成圣意欲也应该说是从小从他爷爷那儿听来的。小阳明会说话以后就会背诵爷爷曾经读过的书，大人惊奇，问他为甚么会?他说:“听爷爷读时已默记住了。”在纯真的童心中种下了古典情结。学为君子，学为圣贤，是中华文化的基本主题。所有的精致文化都是要把人教育成名曰君子的艺术品。孔，孟，荀，《诗》《书》《礼》《易》《春秋》，各讲一套，但在教育人一定要成为君子圣贤这一点上高度一致。
他童年的心地如同古朴的越地，尚未受到“文明”的污染，阳明越过“现代”的父亲人格（当然包括塾师所体现的教育系统），通过爷爷上接了古典的原教旨。所以提出了大人不以为然的真正的根本性大问题。阳明悟道之后才明白这叫作“良知天然现成，却被闻见习气给遮蔽了”。大人们觉得他可笑，其实大人们下等资质的蔽于欲，上等资质的蔽于意见，可怜得找不到大和真觉了。阳明终生自豪的自己的这“千古圣贤相传一点真骨血”的心学，就他个人的“发生学”来说起脚于十二岁时的这一问!
当然，阳明现在的“第一等事”还只是蒙胧的生命意志，是他的良知天然呈现，尔后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才将这个“我心”变成天下之公器。但没有这种出发点，这一条夜行船也许会销蚀在夜色中。戴震小时候问他的老师:朱熹怎么知道千年以前的事情?梁启超用他特有的夸张表达式这样概括戴震这一问:这一问问出了三百年启蒙思潮。仿此，则不妨说阳明这一问一答，开辟了心学的主航道，一直通到毛主席要把全国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要人人成为毫无私心杂念的专门利人的人。这种以伟人自期的英雄主义，是我中华大丈夫的祖传心灯。“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毛泽东语）的精神胜利法是我们克强敌创奇迹的法宝。
“何为第一等事?”是人为什么活着的问题，人怎样生?路怎样行?立什么志成什么人，怎样的日子才值得一过？四百年后的法国哲学家加缪说:只有一个严肃的哲学问题，那就是人为什么自杀或不自杀。判断值得生存与否，就是在回答哲学的基本问题。阳明的意义就如黄宗羲所说的：以心学教天下，示人作圣之路，改变了理学将心物分为二的错误路线，让人步趋唯诺，无非大和真觉。
现在我们的“夜行船”要为
“第一等事”而启航了。
但他哪里也去不了，只是跟着他中了状元的父亲到了北京，念私塾。
真正的生活是内心生活。真正的航程在心里。
自古传法一线相悬，气如悬丝，但以心传心，薪尽火传神不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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