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知行合一王阳明（1472-1529） > 第四章 王阳明如何做到知行合一之广西戡乱
万人齐捧王阳明
1527年，王阳明重出江湖到广西剿匪。能有再次展现他军事光芒的机会，是各种合力的结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王阳明的影响力催生的众人齐捧。
1524年，“大礼议”尘埃落定。御史王木迫不及待地向朱厚熜举荐王阳明和赋闲在家的杨一清。王木在举荐信中指出，想要天下大治，非此两人不可。遗憾的是，王木的举荐信如同投入墓道，毫无声息。1525年农历二月，席书也上书举荐王阳明和杨一清，席书把二人推崇到了极致：“生在我前者有一人，曰杨一清；生在我后有一人，曰王阳明，我只敬佩这二人，所以应该要他们来中央政府担当重任。”但这封举荐信又如泥牛入海。四个月后，并未死心的席书再上书举荐王阳明和杨一清。这一次，朱厚熜给了回复：杨一清可来，至于王阳明，稍等。
席书很快就明白了为什么杨一清能来，而王阳明要稍等。因为张璁和桂萼两人对王阳明的心学始终抱有成见，他们“以言废人”，自然就对王阳明不待见。
但他们努力遏制王阳明的行动终归会成为泡影。因为王阳明多年播撒的心学种子开始生根发芽，心学门徒们要他出山的呼声已震动朝野。
1525年农历七月，应天巡抚吴廷在他的治所苏州向中央政府递交一份举荐王阳明的信。吴廷曾到王阳明的课堂上多次听讲，很快就迷上心学。王阳明用人格魅力打动了他，让他疯狂地迷恋上了心学。在苏州办公时，他想到王阳明的思想和其创建的不世之功，确定王阳明是帝国最需要的伟大人物，于是向朱厚熜举荐王阳明。吴廷比较幸运，他等到了答复：朱厚熜告诉他会认真考虑王阳明。不过，这只是个书面答复，吴廷等了很久，也没有等到朱厚熜的行动。
九月，退休司法部部长（刑部尚书）林俊通过他的老部下们向朱厚熜谈到王阳明，林俊也是王阳明的门徒，在活了一大把年纪后突然认识到程朱理学的弊端，感觉到了王阳明心学对心灵的冲击。林俊知道几年来举荐王阳明的人都以沮丧而结束，所以他没有向朱厚熜举荐王阳明当官，而是希望朱厚熜能让德高望重的王阳明到皇帝身边当秘书。朱厚熜身边的秘书已经多如牛毛，况且，朱厚熜身边最让他欢喜的秘书是道士们，而不可能是德高望重之人。所以，林俊也只能收获失望。
十月，监察御史熊爵向中央政府推荐王阳明担任兵部尚书。熊爵喜欢办学，自从和王阳明相识后，到处主持办学事宜，传播王阳明心学思想。他尤其对王阳明用兵感兴趣，但王阳明很少和他提用兵韬略。这是王阳明的苦衷，他不希望别人学他在战场上的诈术，诈术和良知是水火不容的。
熊爵的举荐被朱厚熜狠狠驳回，朱厚熜还训斥熊爵，身为监察御史，不好好监督百官，反而夜以继日地搞学校、设讲座，真让我这个做皇帝的寒心。熊爵立即发现自己要官职不保，马上敬业起来。
在众人费尽心机地齐捧王阳明时，王阳明倒是很自在。他在浙江余姚守孝期间唯一的事就是讲学，对于别人诋毁他的学说，他无动于衷。
他在余姚老家讲学的这几年，抨击他学说的风浪此起彼伏。1522年末，中央政府的两个御史突然向朱厚熜提出禁止王阳明讲学，他们认为王阳明心学会让圣学（朱熹理学）蒙尘。王阳明的弟子陆澄马上反击，提出王阳明心学才是圣学。王阳明得知这件事后，给陆澄写信说，从来没有靠辩论制止诽谤的事，天下学问岂止是程朱理学一门，如果有人说你的学问是邪道，你就去辩驳，那会活活把你累死。况且，学问的好坏岂是辩出来的？你认为哪门学问好，就专心地去学习实践，只要它能带给你心灵上的安宁，它就是好学问。
这封信表面上是让陆澄专心于学问而不是去辩驳，实际上是王阳明暗示弟子陆澄：千万不要把你自己和你的老师我卷进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因为一旦你辩驳就证明你出手，你出手肯定就有人接招，然后还手。王阳明最大的希望就是自己的学说能普及天下，他渴望学术上的成就，而不希望被卷进政治的漩涡。
1523年进士考试，出题者显然是个朱熹门徒，所以《策问》的内容是这样的：朱熹和陆九渊的学说是泾渭分明的，但现在有学者却认为二者殊途同归，这就是抬高了陆九渊贬低了朱熹。这种险恶用心和南宋时期的何澹、陈贾有什么区别（何澹、陈贾都是攻击朱熹理学的学问家）？这个学者现在到处蛊惑人心，以售卖他那低级的思想，是不是应该把他的书烧掉，把他的思想扼杀？
显然，“这个学者”指的是王阳明，这是一道赤裸裸攻击王阳明的考题。王阳明弟子徐珊在考场中看到这道考题时，叹息说：“我怎么可以不顾良知而迎合错误的言论！”于是放下笔，走出考场，主动落榜。和徐珊不同，王阳明的弟子欧阳德、魏良弼则用王老师的心学主旨回答了这个问题。让人疑惑的是，这二人居然高中进士，王阳明的得意弟子钱德洪也用王老师的心学主旨答了问卷，却落了榜。钱德洪见到王阳明后，恼恨时事之乖。王阳明却大喜过望道：“圣学可以从此明也。”钱德洪认为王老师糊涂了，问：“连考题都反对您的学说，怎么能说圣学可以明了呢？”
王阳明说：“你反过来想，连进士的考题都质问我的学说，那不就是说我的学说现在已被天下士子们了解了吗？它以为它在攻击我，实际上是在变相地宣传我啊。如果我的学说是错的，那经过这样的宣传，肯定有人会找出对的学说；如果我的学说是对的，那必将被有识之士认可，咱们应该大肆庆祝一番。”
钱德洪对王阳明这种乐观态度表示钦佩，并自愧不如。大概也正是这次进士考试的考题，让王阳明心学风靡整个中国，连朱厚熜请来的炼丹道士都对王阳明心学表示出极大的兴趣，在朱厚熜面前时不时地提到几句。朱厚熜当时有个疑惑，王阳明的心学应该是自我修炼的学说吧，那他的弟子们应该找个在深山老林里隐居，锻造道德和智慧才对，为什么要跑出来参加科举考试？
王阳明早就说过：圣学无妨举业。
这句话起源于王阳明的弟子和自己老爹的谈话。这位弟子的老爹曾问去拜访王阳明多日的儿子：“去学习心学，可曾温习理学？你可是要科举的啊。”这个儿子神秘地说：“虽然没有温习朱子学，但时刻都不曾荒废。”老爹说：“我知道王阳明心学可以触类旁通，可它和朱子学到底还是有差别的。”这个儿子严肃地告诉老爹：“用我的良知去读朱熹，就如同打蛇打到了七寸上，每击每中。”老爹认为这是儿子走火入魔，请教王阳明。
王阳明欣喜地说：“这是对的啊。良知无所不能，学习良知学，正如治家，产业、第宅、服食、器物就是良知，欲请客，这就是要参加科举考试，而你就有了请客的资本。当送客后，这些产业、第宅等物还在，还能自己享受，这就是终生之用。可今天的读书人，就如平时不积累家财（他的心学），到了请客（科举考试）时，到处借物件，虽然侥幸混过关，可客人走后，这些物件还要还给别人，家里仍然空空如也。学我的心学不但不妨碍举业，而且还是举业成绩的源泉，科举考试的人怎么能不学我的良知学呢？”
这段话至少告诉我们，王阳明心学是入世创建功业的学问，想要入世找到一个大平台，就必须进行科举考试，因为天下最大的平台是国家设置的平台。没有这个平台，能力再强大也无用武之地。
值得注意的是，王阳明的心学思想所以在短时间内受万人瞩目，一方面是其学说的灵动，另一方面是王阳明颇具灵气的教育方法。1524年正月，浙江绍兴府知府南大吉来向王阳明请教政事。南大吉曾是程朱理学忠实门徒，但其天赋灵性总让他在一本正经的朱熹理学殿堂中受到煎熬。自听闻王阳明心学精髓后，南大吉就如飞蛾扑火般奋不顾身地喜欢上了王阳明心学。
那一天，南大吉向王阳明发问：“我为政总有过失，先生为何没有说法？”王阳明反问：“你有什么过失？”南大吉就把自己为政的过失一一说给王阳明听。王阳明听完说：“你这些过失，我都指点过你。”
南大吉愣住了：“您说过什么？”
王阳明接口道：“如果我没有说过，你是怎么知道这些过失的。”
南大吉恍然：“良知。”
王阳明点头微笑，南大吉也笑了。
几天后，南大吉又来见王阳明，叹息说：“如果身边有个能人经常提醒我，我犯的过失可能会少点。”
王阳明回答：“别人的提醒不如你自己良知的提醒。”
南大吉的心灵又受到一次洗礼。
又几天后，南大吉来问王阳明：“行为上有了过失可以改变，心上有了过失可如何是好？”
王阳明看了他一眼，说：“你现在良知已现，心上不可能有过失，心上没有过失，行为上也就不可能有过失，当然这是从理论上来讲，实践中，还需要刻苦修行。”
南大吉的心灵被洗得稀里哗啦。
然而，王阳明当时所能做的也只能是给那些相信他心学的人，或者说是良知未泯的人的心灵给予洗礼。有弟子说：“如果皇帝和他的亲信张璁、桂萼认可您的心学该多好啊。”
王阳明反问：“有什么好？”
弟子瞪着眼睛回答：“那您就可以入朝为官，造福天下百姓了。”
王阳明笑笑：“心学无非是让人认可自己的良知，你怎么知道他们不认可自己的良知呢？况且，圣人行事如明镜，物来则照而已，世间任何事都不要强求。”
“物”很快就来了。
李福达案
1528年农历二月王阳明重新出山，除了举荐他出山的震耳欲聋的呼声外，还有个重要原因：中央权力的再分配和桂萼的用人不当。
杨一清能被重新起用，是张璁和桂萼以及王阳明弟子方献夫等“大礼议”胜利派共同努力的结果。杨一清一进入内阁，就联合张、桂二人排挤了首辅费宏，这是痛打落水狗的前奏，目的是要把杨廷和的势力连根拔除。1526年农历五月，杨一清继费宏之后担任首辅。张璁和桂萼都得到了高额回报：两人仍然在内阁任职，张璁被推荐为都察院院长，桂萼被推荐为吏部尚书。内阁大学士兼尚书，这已是官场中的顶级荣誉。与此同时，王阳明的弟子方献夫也到大理寺担任首长。众人都占据了重要部门，张璁认为清洗杨廷和势力的时机已到。
双方开战的时机是到了，但杨廷和势力却抢先一步发动了进攻。1526年农历六月，一名御史揭发武定侯郭勋有叛逆行为，证据是他府中一个叫李福达的人曾是两年前大同军区叛乱的军官，郭勋和这位失势的军官关系密切，而且这名军官的身份被发现后，郭勋居然还要求御史把这件事暗暗抹去。李福达的人生经历很丰富，年轻时从江湖术士那里学过巫术，后来到大同军区服役，由于太辛苦就开了小差重入江湖，在一群流氓地痞煽动下，李福达发动了叛乱，失败后就跑到京城，改名换姓以巫师的身份进了武定侯郭勋府中，并且很快得到郭勋的信任。
李福达被人告发做过反政府的事时，审讯官正是杨廷和势力的人，他们马上把李福达和郭勋联系到一起。杨廷和势力中的一名御史上书朱厚熜，声称郭勋有谋反的嫌疑。看一下郭勋的关系网就可知道他们这样做的原因，郭勋是张璁与桂萼的坚定支持者，张、桂二人能在“大礼议”中大获全胜，郭勋功不可没。
张、桂二人一得到李福达案的消息，马上反击。首先张璁以都察院院长的身份要求他管理的御史们上书指控那名御史诽谤郭勋，桂萼则以吏部尚书的身份开除那名御史，方献夫则以大理寺首长的身份要求案件由他们大理寺重新审理。
案件很快就有了结果：李福达从来没有参加过反政府武装，他的罪名只有一个——在武定侯府上施行巫术。郭勋马上出来作证说，有一段时间他腰酸背痛腿抽筋，大概就是这个巫师搞的鬼。
案件结果一公布，杨廷和的势力根基翰林院像开了锅一样，他们急吼吼地上书要求朱厚熜下令重新审理此案，并且认定，此案在审理中被人动了手脚，有的上书已经指名道姓说是张璁和桂萼。他们没有指责杨一清，大概是向杨一清示好，想把杨拉到自己这一方来。
杨一清此时的态度突然暧昧起来，或许他是不想卷进这个无聊透顶的政治事件中，或许是他认为案件的确受到了张璁等人的影响。杨一清模棱两可的态度给了杨廷和势力极大鼓励，政府中潜伏的杨廷和势力成员纷纷跳出，指控张璁、桂萼践踏法律，扰乱司法公正。
张璁和桂萼又惊又喜。惊的是，杨廷和势力居然如此强大；喜的是，被杨廷和势力利用来攻击他们的李福达案居然成就了他们的一招计谋：引蛇出洞。
二人马上向朱厚熜汇报他们的分析结果：杨廷和人走茶未凉，朝中势力还很大，如果不把他们消灭，“大礼议”将重新启动。朱厚熜下令杨一清彻查此案，当然，其实就是想让杨一清消灭杨廷和势力。杨一清突然迟疑起来，张璁和桂萼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对朱厚熜说，杨一清不肯行使皇上您的意旨，此人的立场有问题。朱厚熜立即下令：杨一清滚开，首辅由张璁接任。
张璁大权在握，对扫灭杨廷和势力不遗余力。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就把五十余官员卷了进来，这五十余人结局悲惨：十余人被廷杖致死，四十余人被发配边疆。在各位官员家属凄惨的哭声中，张璁把都察院和六部的杨廷和势力一扫而空。
这还没有完，张璁和桂萼抱着“除恶务尽”的人生信条，开始清整翰林院。翰林院一直以来是出产皇帝秘书和内阁成员的人才库，张璁绝不能容许这里有杨廷和的势力。清整的方式是：对翰林院官员进行考核，考官自然是他。几天后，二十多名翰林院官员没有通过考核，按规定被清出翰林院。一批人离开翰林院后，又一批张璁指定的人进入翰林院。如果一切顺利，将来的年代里，内阁将全是张璁的人马。
张璁和桂萼的凌厉发展让朱厚熜警觉起来，他绝不允许有第二个杨廷和出现。张璁很快接到通知：交出首辅的位子给费宏。
费宏是老大不愿意，但在朱厚熜的淫威下只好硬着头皮上。结果可想而知，几个月前的故事重演：他再被张璁和桂萼联合杨一清排挤出内阁。1527年农历二月，杨一清再度成为首辅。张璁和桂萼当面笑脸相迎杨一清，背后却举起了刀子。然而，他们的刀子才举了一半，注意力就被另一件事吸引过去了。这就是“姚镆事件”。
姚镆是1493年的进士，曾在广西做官，成绩斐然。1522年“大礼议”进入高潮时，身为工部侍郎的他倾向于张璁和桂萼。这次站队给桂萼留下了深刻印象，很快他就成了张璁、桂萼的鹰犬。1525年，广西地区局势不稳，朱厚熜要人去巡抚，桂萼马上就想到了姚镆。因为看上去，姚镆是当时最合适的人选，他有在广西的行政经验，了解当地情况。所以，姚镆很快被任命为都御史，提督两广军务并担任两广巡抚。
广西局势不稳，全因为田州的领导人岑猛。广西是个诸多少数民族聚居之地，而且远离明帝国的权力中心北京，在这种少数民族的地区，明帝国执行的是历代王朝的“土官”政策。“土官”是相对于“流官”而言，是中央政府封赐的独霸一方的能世袭的官员或统治者。
在广西诸土著民族中，岑氏势力最大，堪称是当地土著的王中王。岑氏自称是东汉建立者刘秀的后代。朱元璋建明后，岑家当家人岑伯颜主动献出他的地盘田州向朱元璋表示效忠。朱元璋为了嘉奖他的热情，设置田州府，岑伯颜则为知府。岑家不但有家族卫队，还对表面上效忠明帝国的田州军队有唯一的指挥权。所以说，岑氏家族就是个隐蔽的割据军阀。一百多年后，岑氏传到第五代岑猛这一代。岑猛本是他老爹的第二子，没有继承权，但他用谋杀父亲的手段取得了继承权。朱厚照统治的初年，岑猛用重金贿赂刘瑾取得成效，于是，他被任命为田州知府，成为田州货真价实的领导人。
和他的祖辈不同，岑猛野心勃勃，他想扩展自己的势力统治整个广西。在大肆贿赂北京的特派员后，他几乎吞并了周边所有土著居民的地盘。北京政府对这种情况一无所知，因为那些特派员封锁了消息。江西匪患严重时，岑猛发现这是扩充军队的好机会，他声称要去剿匪而大肆扩招士兵。当地政府对岑猛的行为表示赞赏，但岑猛也提出条件，那就是剿匪过后，他需要更大的官职来增强他的权威。可剿匪结束后，明帝国的官员没有兑现承诺。岑猛大失所望时，心怀怨恨。他把他控制的行政边界不停地向四面八方推移，有些警觉的官员立即出面制止，岑猛却毫无收敛，但这还不是他惊动北京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是，岑猛拒绝再向明帝国到广西的特派员们行贿，这些官员怒了，纷纷上书指控岑猛正在谋反。朱厚熜得到消息后和张璁等人商议，张璁理性地指出，从来没有听过岑猛要谋反，怎么突然之间就能谋反，难道他有横空出世的能力？
桂萼却认为这是他作为吏部尚书出政绩的机会，立即推荐了姚镆。于是，姚镆奔赴广西战场。姚镆巡抚广西和王阳明巡抚江西南部时截然不同。王阳明是先到江西后才调集部队，而姚镆从北京出发前就已经调动了部队，他带着一批年轻气盛的指挥官，率领八万士兵分道进入广西，进逼岑猛。
岑猛想不到中央政府的反应如此迅疾，他本以为中央政府会先派人和他谈判，慌乱之下，他组织部队抵抗。姚镆完全用铁腕手段，绝不给岑猛任何申诉和投降的机会。两个月后，姚镆部队攻陷了岑猛的基地田州，并扫荡了岑猛辛苦多年取得的其他地盘。岑猛英雄气短，逃到老岳父那里，祈求老岳父向中央政府求情保他一条命。他的老岳父拍着他的肩膀要他放心，大设酒宴为女婿以及他的残兵接风。宴会达到高潮时，岳父偷偷地对女婿说：“你的士兵都被我的士兵灌多了。”岑猛顿时酒醒，看到岳父一张笑里藏刀的脸，听到老岳父在说：“中央军正全力追捕你，我无论如何都无法庇护你，你自己应该有个打算。”说完，岳父指了指一杯新端上来的酒向岑猛推荐：“这里有毒酒一杯，可免你我二人兵戎相见，多温馨啊。”岑猛发出末路穷途的长叹，饮下毒酒，痛苦而死。他老岳父未等岑猛尸骨变冷，就割了他的首级送给了姚镆。
姚镆成了英雄。他把报捷书送到中央的同时已开始在广西树立不必要的权威。他下令处决一切投降的造反者，禁止少数民族五人以上的聚会，按他自己的意志制定地方法规，要人严格遵守，他把广西田州变成了南中国执法最严厉的地区。早就有清醒的人提醒过他，在这个地方不适合用这种高压的办法，不然会适得其反。姚镆认为这种论调是消极的，仍然坚持他的恐怖统治。1527年农历五月，广西田州风云再起。
掀起风暴的是岑猛当初的两个将军卢苏和王受。岑猛败亡后，两人逃进了安南国。他们本以为会孤独地老死在安南，想不到的是姚镆的政策帮了他们。当他们听说姚镆去了广西桂林后，就偷偷潜回田州这个一触即发的火药库，只是扔了一点星星之火，马上就形成燎原之势。当姚镆在桂林得到田州又起暴乱的消息时，卢苏和王受的部队已达五万人，声势浩大，所向披靡。
姚镆丝毫不认为这是自己的过错，他请求中央政府再调集部队入广西，由他再来一次轰轰烈烈的剿匪。
这就是桂萼当时遇到的麻烦。按许多御史们的指控，姚镆上次剿岑猛就靡费了大笔军费，这次肯定还要用钱，中央政府哪里有那么多钱够他花！
还有御史攻击姚镆是个愚不可及的行政官，他以毫无用处的高压手段统治广西田州，现在不但田州没有了，思恩也被叛乱武装夺去，损失相当惨重，应该将他正法。但姚镆能展示他的愚蠢，是桂萼给的机会，所以桂萼应该负“荐人不当”的责任。
桂萼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将功补过，举荐一个并不愚蠢的人代替姚镆。
有请王阳明
桂萼和张璁不得不讨论代替姚镆的人选，商量了一天，也没有答案。两人又找方献夫，方献夫拍掌叫道：“还用商量吗，我老师王阳明啊！”
张璁和桂萼互相看了一眼。方献夫没有死皮赖脸地向二人推销王阳明，只是说：“如果你们心中还有合适的人选，那就当我没说。”两人当然没有，桂萼咬了咬嘴唇，坚定地说：“就用王阳明吧。”
但是，张璁对方献夫说：“你可要提前给你老师通风，这次剿匪没有多少钱，因为剿匪资金都被姚镆用光了。”方献夫说：“有一点就成。我老师当初在江西南部剿匪，也没用多少钱啊。”
桂萼小心翼翼地试探方献夫：“你老师如果能马到功成，我们是不是要保举他来中央？”
方献夫一眼就看穿了两人的疑虑，纵声大笑：“你二人不必多虑。我老师是淡泊名利的人，他只会专注于军事，并不关心政治。”
两人放下心来，去找首辅杨一清商议。杨一清听了二人举荐王阳明的建议，立即冷笑起来，他说：“朝廷难道只有一个王阳明是剿匪人才？”
桂萼本来对王阳明出山的想法并不坚定，但听杨一清这么一说，火气就上来了。而且，他急于想将功补过，所以马上质问杨一清：“你说还有什么人才？”
杨一清不紧不慢地说：“姚镆平定岑猛的成绩天下人有目共睹，广西又起叛乱，就是因为姚镆急功近利，我们现在要做的不是派军事人才去广西，而是要派个行政专家。只要再给姚镆一个机会平定叛乱，让行政专家来治理广西，就万事大吉。”
杨一清的说法很有道理，充分展现了出色政治家的犀利眼光。但张璁却说：“姚镆现在被攻击得体无完肤，皇上根本不可能再给他上战场的机会，除非你能说服皇上。问题是，你能吗？”
杨一清被问住了。他的确不能，但要王阳明出山，一旦王阳明立下大功，肯定会挑战他的地位。一个政治家绝不能给自己培养敌人。他沉默起来，大概是他的良知最后打败了他的私意，他终于同意了要王阳明出山的建议。
朱厚熜也同意，他此时唯一的想法就是，尽快让广西恢复秩序。1527年农历五月末，中央政府任命南京兵部尚书王阳明兼都御史，征讨思恩、田州。
张璁和桂萼竭力淡化王阳明的重要性，所以在让王阳明出山的同时，也让在边疆做苦工的王琼出山，提督三边（从延绥到宁夏，直至河西走廊嘉峪关外）军务。王阳明和王琼，同时在明帝国的南北缔造辉煌。
王阳明在1527年农历六月初收到中央政府的新任命时，也收到了他弟子方献夫和陆澄的信。两位弟子向王阳明祝贺，王阳明回信告诫他们：“你们啊，以后不要如此积极地推荐我，这会给别人造成不必要的压力。而这种压力会让我无论做出多么大的事都会被他们抹去。我倒不是争那点功劳，可我不想身在政治之外，却总被无缘无故地卷进政治之中。”
这正是王阳明的老到之处，或许也是他多年来致良知产生的超人智慧。他那些弟子们对他越是百般吹捧，他越会受到权势人物警惕的关注。别人对他越是关注，他就越容易被卷进当时复杂的政治中来。他不是没有能力玩政治，只是没有这个兴趣。
而对于那份新任命，王阳明给出了真心实意的回答：“我不想去。理由有三：第一，我健康状况每况愈下，根本无法承受广西的恶劣气候，如果我真的病倒在广西，岂不是耽误大事；第二，广西形势还没有到最危急时刻。卢苏和王受只是当地居民，他们和土匪不同，因为有家有业，所以只要采用和缓的行政措施，他们必会放下武器；第三，如果非要让人去广西，我有两个人选，一个是胡世宁，另外一个是李承勋。他们都比我强，保证能完成任务。”
胡世宁自朱宸濠垮台后就被朱厚照重新起用。1525年，胡世宁在兵部做副部长（侍郎），他的才能王阳明最了解。李承勋是个出色的行政专家和军事天才，一直在南京任职，曾多次参与地方上的剿匪，练就了一身本领，后来做到南京刑部尚书，和王阳明是最亲密的好朋友之一，王阳明对他的能力也心中有数。
杨一清、张璁和桂萼收到王阳明的辞信后，不知是真是假。他们大概都模糊地认为，几年来王阳明可能暗示他的弟子在中央政府掀起要他出山的巨大呼声，只是因为他们的百般阻挠才未得逞。可有机会到他面前时，他居然不屑一顾，而且还自作聪明地推荐起人来。
张璁说：“王阳明这是在玩欲迎还拒。”桂萼说：“如果我们用了他推荐的人，那我们的价值何在？”杨一清不说话。
桂萼说：“必须要王阳明去广西。”张璁表示赞同。杨一清看着桂萼，意味深长地笑了笑。桂萼被笑得心神不宁，连忙问杨一清：“你这笑是怎么回事？”
杨一清说：“王阳明说得没错，他举荐的两个人在我看来也的确能胜任。我只是不明白你为什么非要王阳明去不可。难道，还有其他事？”
桂萼突然发现杨一清的眼神具有某种洞察力，惊慌起来：“还能有什么事，广西的事就是最大的事。”
桂萼很可能是说谎了。
现在已没有证据证明桂萼是否亲自和王阳明本人有过书信往来，或许有，那就是桂萼通过王阳明弟子方献夫或其他王阳明弟子明示过王阳明：你去广西还有另外一件事，那就是解决安南问题。
安南国就是交趾国（越南北部），秦朝时称为象郡。秦末，这里宣布独立。直到汉朝雄才大略的皇帝刘彻（汉武帝）时，它才被中央政府平定，并设置交趾、九日、日南三个郡。东汉初年，这里出了悍妇级的两姐妹造反，王阳明最崇拜的偶像之一马援率军平定，并且和越南南部划清国界。北宋初期，开国皇帝赵匡胤对交趾总是闹事头疼得很，于是索性承认它为王国，安南国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元朝时，忽必烈要安南国国王来俯首称臣，安南国王置之不理。忽必烈一怒之下命令远征军进入安南国，虽然屡战屡胜，但因为补给线问题只能撤军，默认了它的存在。朱元璋建明帝国后，安南国国王来朝贡，宣称效忠朱元璋，朱元璋很高兴，也承认世界上有安南国这回事儿。
不过，安南国本身并不牢固，不停的血腥争斗始终损耗着它的国力。1403年，国王陈日炜被他的女婿、丞相黎季犛（lí）所杀。黎季犛再接再厉，把陈姓王族斩草除根。然后宣称自己是大舜后裔胡公满的子孙，于是改名为胡一元，让他的儿子胡苍当皇帝，他自己则当太上皇和摄政王。他上奏章给中国皇帝朱棣说，陈氏王族不知什么原因已全部灭绝，而他儿子胡苍是公主之子，请中国政府允许他当安南国王。
朱棣当时正全力对付北方的蒙古人，没有精力对此事的真伪进行调查，就册封胡苍为安南国王。胡一元和儿子胡苍正在庆贺胜利时，陈氏王族一个漏网的王子陈天平跋山涉水跑到南京（当时明帝国的首都是南京）向朱棣控诉胡一元的恶行。朱棣不想卷入安南政治中，于是拒绝相信陈天平的身份。可巧的是，当时正好有胡一元的使节到南京，他们见了陈天平后，愕然下拜，陈天平的王子身份已毫无疑问。朱棣出于宗主国的立场，只好扛起这份责任。
1405年，朱棣命令胡一元迎接陈天平回国继位。胡一元满口答应，中国政府派遣一支军队护送陈天平回国。第二年，中国政府军和陈天平进入安南国境，沿途欢迎人员表现得既热情又恭顺，这让中国部队指挥官放松了警惕，所以走到山路险峻、树林茂盛的芹站（富良江北岸）时，他们中了胡一元的埋伏，陈天平被杀，中国部队损失惨重。
朱棣大怒，他发现如果不给这个小国一点血的教训，他们就不明白世界上还有宗主国这回事。三个月后，中国远征军在军事天才张辅的率领下强行进入安南境，胡一元摆出象阵抵抗，张辅大破他的象阵，活捉了胡一元和他儿子胡苍。
朱棣对胜利大喜过望，宣布取消安南国把其领土并入大明版图，设置交趾省。但是，中央政府派遣到交趾省的官员都是贪鄙之人。几年后，这些官员靠贪赃枉法、欺压当地百姓，意料之中地激起了土著的造反，其中一支由黎利领导的造反队伍脱颖而出。1427年，中央政府派出的远征军在倒马坡（越南同登）遭到黎利的埋伏，全军覆没。黎利现在有了谈判的资本，于是向明帝国第五任皇帝朱瞻基（明宣宗）请求册封陈氏王族的陈皓为安南国王。这无疑是要明帝国把二十多年前吞下的交趾再吐出来。
中央政府进行了激烈的讨论，有人主张坚决不能丧失祖宗留下的国土，有人则坚信中央政府根本没有能力控制交趾，朱瞻基审时度势，同意后一种主张。于是，明政府册封了那个不知是否确有其人的陈皓为安南国国王，明帝国势力退出交趾。
几月后，黎利写信给朱瞻基说，陈皓突然死亡，要求他来继承安南国国王的位置。朱瞻基明知黎利在耍花招，可已经没有能力再发动战争，只好同意了黎利的请求。黎利独立后，并没有和中国对抗，而是采取了侍奉大国政策，两国邦交更为敦睦。
两国的友谊持续到1522年，安南国的权臣莫登庸控制了黎氏王族，1527年，也就是姚镆重新把广西变成叛乱者乐土时，莫登庸羽翼已丰，他杀掉了五年前就已控制在手的黎氏国王，自己称帝。但黎氏王族在安南经营多年，拥有军队的成员多如牛毛。莫登庸必须要经过一场大的内战才能站稳脚跟，也就是说，安南国现在处于大乱状态。
桂萼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他派王阳明到广西的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趁安南国局势大乱时把安南重新并入明帝国版图。
实际上，早在1480年黎氏王族窝里斗得最凶时，明帝国第七任帝朱见深（明宪宗）的西厂领导人汪直就怂恿朱见深收服安南。全体政府官员都强烈反对，他们的论调是朱棣的顶级大学士解缙早就说过的：“交趾就是个不安分的恶棍，和他保持关系的最佳方式是承认它作为国家的存在，让它按时进贡即可。它那地方的地理情况没有设置郡县的条件，把它纳入版图只是平添烦恼。”
朱见深不是雄图大略的君主，所以他唯一一次拒绝了汪直的请求。此后明帝国对安南的态度，解缙的那番话始终是基调。但对有些雄心壮志，并了解帝国历史的人来说，安南始终是他们心上的一个痛点。
桂萼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桂萼不但有这样的雄心壮志，而且还有犀利的政治眼光。他认为莫登庸打内战至少要打上三五年。这三五年间，中国军队完全可以先帮黎氏打垮莫登庸，最后再消灭黎氏。
桂萼大概和朱厚熜提过这个计划，但朱厚熜一口就否决了。打仗需要钱，而现在中央政府没钱。这从王阳明在江西南部剿匪时，官员们竞相上奏章盛赞王阳明就能看出，很多奏章都重点指出，王阳明的功绩不仅仅剿灭了多年的匪患，还因为他只花了很少的钱。
桂萼虽然遇到挫折，却没有放弃这一想法。他后来强烈建议起用王阳明，无非是想让王阳明平定广西匪患后乘追击残匪之机南下，收服安南。杨一清看透了桂萼的想法，同时也确信王阳明不可能执行桂萼的计划。很简单，王阳明是个极能审时度势的人，绝不会打没有把握的仗。一旦真的进入安南战场，王阳明没有必赢的把握，到那时，本来就受到多人非难的王阳明，肯定成为众人的靶子。王阳明不会做这种蠢事。
桂萼认为自己的权威会对王阳明产生影响，所以他让朱厚熜在1527年农历六月下旬再向王阳明发出旨意：必须立即启程去广西！
王阳明接到圣旨后，无可奈何地叹气。他转身对弟子们说：“看来广西是非去不可了，不过你们看我的身体，还有活着回来的机会吗？”
弟子们的鼻子一酸。王阳明开始剧烈地咳嗽，整个伯爵府的一草一木都能感受到那来自他肺中的疼痛。
走在成圣的路上
王阳明在1527年农历七月初接到中央政府要他去广西的圣旨，直到十一月二十才到达广西梧州，险些走了五个月。从浙江余姚到广西梧州在有路可走的情况下，距离大概是1600公里，一天即使走二十公里，三个月也足够了。王阳明走得这样慢，大概有三个原因：第一，他的身体状况不允许，当他离开浙江余姚时随身带着一位医生，他当时已不能骑马，只能坐轿，他在这段时期给弟子们的信中经常提到他患了可怕的痢疾，厕所成了他待的时间最长的场所之一；第二，他在沿途各地都做了停留，和他的弟子们聚会讲学；第三，多年对他不公正的风风雨雨消磨了他的斗志，他已不可能拥有当年去江西南部剿匪时的朝气，急如星火地上路。
他离开余姚前，发生了王阳明心学史上最光彩夺目也是最后的一幕：四句教的解析。“四句教”全文如下：“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他的两位弟子各持己见，王阳明详细地向他们做了解析。
很多王阳明心学研究者都认为“四句教”是王阳明心学继“致良知”后的又一次升华，不过我们不必看王阳明的解析，只在这二十八个字上望文生义，就可以发现，它可能仅仅是王阳明致良知的一个程式，也就是面对一件事时如何“致良知”。用一种不客气的话来说，“四句教”被后来王阳明心学的服膺者们极不明智地夸大了。
我们以一个例子来说明下。假设我们坐在天空下，只是没有目的地望着天空，这个时候，我们的心就是“无善无恶”的。但当天空一颗陨石正坠向一个熟睡的人时，我们的心马上就会动起来，这是“意之动”。我们的心动起来会产生两种“意”，一种是善意，一种是恶意，所以这时就有了“善恶”，善意是，及时提醒那个即将被砸的人，恶意是，看热闹。这两种“意”，是善是恶，我们是如何区分的呢？我们凭什么说看热闹那个意就是恶的，提醒那个意就是善的呢？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良知，良知能知善知恶。那么，我们下面要做的事就是“为善去恶”，如果只是知道善意和恶意，却不去行动，那也不是致良知。所以，我们必须提醒那个睡觉的倒霉鬼，有石头要砸你，赶紧起来。这就是“格物”，也就是王阳明说的“炼心”，它炼的就是我们那颗慈悲的心。我们要经常实践自己的善意来炼心，把自己的心炼成仁者的心。长此以往，我们就会成为伟大的人，因为孟子说了，仁者无敌。
“四句教”解析在王阳明心学史上被称为“天泉证道”。王阳明一生中共证了三次道：一次是贵州龙场证出了格物致知的灵动之道——心即理；第二次是在江西南昌证出了“致良知”；第三次就是这次在浙江余姚证出了“四句教”。实际上，三次证道都是在加强它心学的“良知”宗旨，异曲同工，根本谈不上是飞跃或者是变道，尤其是“四句教”只是王阳明心学的一个可有可无的补充。
王阳明这次去广西可以看成是他对自己心学的一次检阅和对往事的回首。1527年农历九月中旬，他抵达钱塘江，拖着病体游览了吴山、月岩、严滩。在游览浙江桐庐县南十五公里的钓台时，他感慨万千。钓台位于富春江畔，东汉初期，大能人严子陵和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关系密切。刘秀请他辅佐自己，但严子陵婉言谢绝，隐居富春江畔以钓鱼为乐，这就是钓台的来历。
七年前，王阳明押解朱宸濠和他的余党路过钓台时，非常想游览此地，可当时的局势紧张，他没有时间。七年后他如愿以偿来到钓台，想到严子陵的高士之风，又想到刘秀对严子陵的体谅，于是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当今圣上对他这个病夫的态度。他写诗道：“滔滔良自伤，果哉未难己。”
不过我们感到奇怪的是，据王阳明自己说他当时患有严重的肺病、痢疾，还有足疾，可他还到处游玩。他年轻时求仙访道，甚至还设想通过导引术使自己长生不老。可他不但没有长生不老，反而大半辈子都处在病患之中。在他游览当时以道士闻名的浙江常山时，对道家的强身健体思想表现出了极大的质疑。他在《长生》中写道：“长生徒有慕，苦乏大药资。名山遍探历，悠悠鬓生丝。微躯一系念，去道日远而。中岁忽有觉，九还乃在兹。非炉亦非鼎，何坎复何离？本无终始究，宁有死生期？彼哉游方士，诡辞反增疑；纷然诸老翁，自传困多歧。乾坤由我在，安用他求为？千圣皆过影，良知乃吾师。”
我们一定要特别关注这首诗，因为他是王阳明在人间的最后时刻对道家养生术的体验式总结，同时他还暗示了我们很多事情。
王阳明大半生都信奉道家思想和养生术，他后来和道家只是在思想层面划清界线，王阳明一生中有很多道家朋友，而占绝大多数的是锻炼外丹的道教术士。据史料记载，王阳明在发配龙场之前就已经在服用这群道士给他的丹药和谨遵他们给的药方。比如有一个药方就是少量的砒霜，王阳明一直在服用，目的是治疗他的肺病。
肺病是王阳明一生中最大的心理和生理疾患，他千方百计想要祛除它，可我们都知道，在没有青霉素的时代，肺病就是不治之症。为了消除痛苦，王阳明选择服用术士们锻造的所谓仙丹。众所周知，道士的仙丹里含有大量剧毒化学成分“汞”和“铅”。偶尔服用不会有问题，可长时间服用就会积累毒性。明帝国中期的皇帝大都没有活过四十岁（朱瞻基三十七岁、朱见深四十岁、朱祐樘三十五岁、朱厚照三十岁），和他们长期服用这种化学药剂有直接关系。
也许王阳明服用仙丹是迫不得已，他有病在身。不过在他人生的最后一年，他终于发现靠道教的养生术达到长生不老，甚至是最基本的强身健体也是痴心妄想。所以他才写了这样一首诗。
他说，“九转还丹”根本不在道士的手中，而是在我们的心中，它就是“良知”：“乾坤由我在，安用他求为？千圣皆过影，良知乃吾师。”
1527年农历十月初，王阳明抵达江西广信。三十多年前，他在这里拜见理学大师娄谅，由此步入理学之门。三十多年后，对娄谅而言，创建自己心学多年的王阳明已是他的逆徒。远在天上的娄谅可能永不会想到，正是这个逆徒才让他娄谅的大名传播得更广。没有王阳明，娄谅充其量不过是个理学研究者而已，因为他指点了王阳明，才一跃而成为理学泰斗。师傅靠弟子成大名，娄谅是个典型。
王阳明一进入江西，他的心学光辉史来临了。不但他在广信的弟子蜂拥而至，就连远在贵州的信仰者也跑来向他请教。王阳明早就听说广信的弟子们已为他设下接风宴，他不想太高调，所以就在船上陆续接见他的弟子们。由于弟子太多，他发现在船上接见他们有危险性，所以就传话说，等他从广西回来再和他们长谈。弟子们抱着希望，恋恋不舍而散。不过他后来失约了，回到广信的是他的肉体，他的灵魂登上了天堂。
对广信当地的弟子，他可以呼唤散去，可对从遥远的贵州来的弟子，他就不忍心了。
一个叫徐樾的弟子在岸边如信徒朝圣一样虔敬地希望和王阳明见面，王阳明答应了。徐樾还处于王阳明心学的初级阶段——静坐，他确信在静坐中理解了王阳明心学，得到了真谛。王阳明就让他举例子说明，徐樾就兴奋地举起例子来，他举一个，王阳明否定一个，举了十几个，已无例可举，相当沮丧。王阳明指点他道：“你太执着于事物。”徐樾不理解。王阳明就指着船里蜡烛的光说：“这是光。”在空中画了个圈说，“这也是光。”又指向船外被烛光照耀的湖面说，“这也是光。”再指向目力所及处，“这还是光。”徐樾先是茫然，但很快就兴奋起来，说：“老师我懂了。”王阳明说：“不要执着，光不仅在烛上，记住这点。”徐樾拜谢而去。
王阳明连夜出发，第二天抵达了南浦。南浦沸腾了。南浦是王阳明当年和朱宸濠决战的战场之一，南浦百姓为王阳明能解救他们于水火之中已感恩戴德多年。王阳明在南浦受到的欢迎和广信不同。广信欢迎他的大都是弟子，而在南浦，欢迎他的更多是老百姓。老百姓欢迎王阳明的理由不仅是王阳明给他们带来了稳固的秩序和新生活，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他们对王阳明心学很感兴趣。
王阳明心学本来就是简易灵动的学说，只要有心，贩夫走卒也很容易就能成为王阳明心学门徒。南浦的百姓把王阳明请到岸上，把他扶进轿子里，你争我夺地去抬王阳明的轿子，一直抬进了衙门。当时街道上已出现了严重的交通拥堵，百姓们纷纷想近前看一眼他们人生中的导师王阳明。王阳明让他的弟子们妥善安排，他自己坐在大厅正中，开了东西两个门，大家排好队，从东门入再从西门出。这些人和徐樾一样成了虔诚的朝圣者，次第朝拜王阳明。
当时一个叫唐尧臣的人对这一场面万分惊愕。唐尧臣几年前曾听过王阳明的课，但他无法理解王阳明心学，所以半路退学。不过自我修行后，渐渐感悟出王阳明心学的真谛，于是又跑来向王阳明学习。他看到南浦的壮观而神圣的场面时，不仅发出感叹：“孔孟之后从来没有这样的气象啊！”王阳明的其他弟子取笑这位迷途知返的羔羊：“逃兵又来投降了？”唐尧臣反唇相讥：“只有王老师这样的人才能降服我，你等岂有这样的能耐！”
王阳明在南浦引起的轰动还未降温，南昌城再掀高潮。1527年农历十月中旬，王阳明抵达南昌，南昌百姓近乎疯狂。据王阳明的弟子们说，南昌城百姓在得知王阳明到来前，不经当地政府同意，就自发地带着水果和新出炉的主食，出城分列迎接王阳明。
王阳明受到的接待是帝王般的规格。这并不奇怪，南昌百姓在朱宸濠的统治时期没有过过好日子。同时，南昌城中的王阳明心学门徒遍布大街小巷，王老师重返南昌，他们想不疯狂都不能。
据说，南昌城百姓超规格迎接王阳明一事传到北京时，张璁和桂萼愕然惊叹，他们对王阳明又是佩服又是嫉妒。杨一清以超级政治家的素质让二人不必大惊小怪。杨一清说，普通百姓哪里有这样自发的能力，这肯定是在南昌城中的王阳明弟子们组织的。老百姓是群最健忘的人，对一个人的记忆不会超过三年。你对他坏和对他好，都是如此。
无论杨一清是在玩“阿Q精神”，还是他真是就这样认为的，王阳明在南昌城中受到热烈的欢迎和顶礼膜拜却是事实。
虽然南昌城百姓苦苦挽留，但王阳明还是婉言谢绝了大家的好意，带着病体南下。当他到达当年平定宁王的指挥基地吉安时，吉安百姓的欢迎同样如海洋般将他淹没。他在吉安大会诸友和弟子，指导他们说，炼心一定要刻苦努力持之以恒，尧舜是生而知之的圣人，还不忘困知勉行的功夫，你们比尧舜差得很远，必须要顽强地学习做圣人。
而对于吉安的普通百姓们，他则留下这样一段话：致良知的功夫就是简易真切，越真切就越简易，越简易就越真切。
这段话无非是告诉那些人：你们在生活中只要简易地按良知去真切地为人处世，那就是圣人气象。真心实意地对待自己的父母，安分守己地工作，这是多么简易的事，你把这些简易的事真切地做明白了，每天都会感到心是充实的。我的心学也不过是让你们内心充实，没有烦恼。
这次讲学大概是王阳明的最后一次讲学，也许是他的良知在警告他，时日无多，也许是老天的安排，这次讲学，可看作是他对其心学最透彻、最直接的一次论述。他抛弃了那些思辨的理论，单刀直入告诉世人，要学会王阳明心学非常简单：只要按良知的指引去真切地为人处世，并持之以恒，圣贤的境界就在眼前。
1527年农历十一月十八，王阳明抵达肇庆，这里离广西的梧州只有一天的路程。他的足疾开始发作，几乎不能站立，当地潮湿、瘴疠肆虐的气候也让他的肺病加重。跟随他的弟子们已能清晰地听到王老师呼吸时发出的只有蜥蜴才有的“咝咝”声。在肇庆过夜时，他有一种很不好的感觉，我们说这是预感，王阳明说这是良知正在发挥作用。
王阳明感觉自己时日无多，他眼前突然出现广西梧州的办公衙门变成了阎王殿，在噩梦的持续侵袭中，他总是大汗淋漓地惊醒。在给浙江余姚的弟子的信中，他叮嘱弟子们要帮他的家人谨慎处理他的家事。几年以后，他的弟子钱德洪回忆说，1527年远在肇庆的王阳明给他写信，他在积极乐观的字里行间隐约能感觉到老师的内心不安。他当时还在想，经过千锤百炼的王老师的心怎会如此大动，他认为这是自己的错觉。可事实是，王阳明在肇庆已半梦半醒地感觉到了自己的归宿就在不远的将来。
两天后，王阳明终于抵达他在人间创建事功的目的地：广西梧州。梧州是当时两广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在南中国，它是万众瞩目的重镇。王阳明的到来让梧州的身价猛增，直到近代，梧州在诉说它的历史时，总会大肆渲染王阳明曾来过这里，而且建下赫赫功勋。
谢谢诸位
1527年农历十一月二十，王阳明到达广西梧州正式办公。和当初他到赣州一样，开始了实地调查。这一调查是全面的，不仅仅包括卢苏、王受的详细履历，还有他们作乱的情况，更有这个地区的历史沿革，他想知道发展到今天这样一发不可收拾的局面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在进行这样的全面调查后，王阳明向皇上朱厚熜呈上了《谢恩疏》，他要谢谢朱厚熜能委他以重任，这只是一笔带过，他最想告诉朱厚熜的是他在田州叛乱上的态度以及方法。
王阳明承认，田州、思恩（今南宁以北及武鸣县西北，百色市及田阳、田东）的地理位置相当重要，因为它是防御安南国的最后一道屏障。如果帝国无法控制田州、思恩，就等于向安南国主动打开了大门。有些书生看着地图认为，这里是蛮荒区，可有可无。王阳明却认为，田州在帝国地理位置上的重要性并不比北方抵御蒙古人的军事重镇宣府、大同差。如果不是安南国正在自相残杀，他们完全可以利用田州的叛乱而兵不血刃地进入中国本土。可为什么这样一个重地，却成了今天这副模样？
王阳明考察了岑猛的造反史后总结说，岑猛本人固然有狼子野心，可那是被活生生逼出来的。我曾查阅广西部队远征南赣的记录，岑猛多次带领他的部队参与政府军的军事行动，但事后却没有得到任何奖赏。岑猛本就心怀不平，地方政府官员又向他索贿，这自然激起了他的反意。
其实，地方政府官员，甚至是来广西巡抚的中央政府官员都没有注意到，广西的政府部队作战能力极弱，岑猛一起，即成摧枯拉朽之势。姚镆耗费巨资，带数万部队来对付岑猛，全凭一腔热血，虽然消灭了岑猛，却在后期治理上陷入错误的泥潭，导致形势更加恶化，王受、卢苏就是这一错误的产物。
王阳明说，中央政府让流官来统治广西的效果远没有让土官治理好。广西田州本是荒蛮，没有人愿意来这里做官，大多数官员都是抱着怨气来，指望他们负起执政的责任，显然不可能。他们这些人来到广西田州只有一个目的：尽快离开。毫不负责之外，他们还贪赃枉法，欺压当地少数民族。这种行为注定将引起暴乱。
王阳明有份数据，自广西行政取消土官使用流官以来，少数民族（瑶族）造反超过八次，而土官管理广西时，造反次数只有两次。这份数据一目了然地证明：流官不适合广西。虽然中央政府想把田州直接纳入帝国行政区划内的心情可以理解，但现实不允许。靠一厢情愿去行动，就不是知行合一，自然就不是致良知。
王阳明最后对朱厚熜说：“我要谢谢皇上您能信任我，要我担负如此重任，虽然我身体状况不佳，但我会竭尽全力让田州乃至广西恢复秩序，保境安民。”
在呈上这道《谢恩疏》之前，王阳明提笔在一张白纸上沉思了很久，他要写信给内阁的大学士们。王阳明必须要写这样一封信，他虽然是被内阁推荐来的，可内阁的诸位仍然谨慎地监视着他，因为他一旦建下功勋，就会对内阁产生压力。要王阳明来内阁的呼声振聋发聩，可不是一天两天了。王阳明必须要让内阁成员放心，让他们同意自己在广西自作主张、大施拳脚，只有这样，他才能心无挂碍，行动无阻地付出。
但这封信写给谁，他必须慎重。本来，他的举荐者是桂萼，可桂萼希望他能解决安南问题，如果主动给桂萼写信，固然可以得到他的全力支持，可如果他不解决安南问题，那会被桂萼连根拔起。张璁在举荐他的问题上意见不多，给他写信是事倍功半，那么只剩下一个人，就是首辅杨一清。
王阳明从前对杨一清的印象不错，这缘于杨一清不顾身家性命地铲除刘瑾的正义感，还有八年前向他推荐了太监张永，正是杨一清的帮助，才使王阳明摆脱了朱宸濠这颗定时炸弹，又在张永的维护下全身而退。不过自杨一清重回政坛后，据他在中央政府的弟子们透露给他的，杨一清似乎变成了另一个人：功利性十足的政客。
给人的感觉是，杨一清在想方设法地排挤他的同僚们，以使自己成为一言九鼎的人。据王阳明的弟子们说，王老师不被召入中央，杨一清的意见举足轻重。这可能是王阳明弟子们认为的真相，可当我们站在杨一清的角度来看，这一真相甚为荒唐。
杨一清始终对国家和政府怀抱炽热的责任心。当他重返中央政府后，他发现这个皇帝和先皇朱厚照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朱厚照好动，喜欢扮演英雄，是有着不可遏制的表现欲的那类顽主。朱厚熜给人的感觉是很安静，但在安静的背后却是他的顽梗，他对“大礼议”那么上心，固然有孝道之心，更多的却是他性格中的阴沉。他当上皇帝没几年，就安静地躲在后宫中很少露面，原因是沉溺在道家的长生之术上。
杨一清总想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目的是希望把朱厚熜拉回正轨。他对张璁和桂萼一味纵容朱厚熜的性格非常鄙视，身为前朝重臣，他不希望再出现另一个版本的朱厚照。大多数时候，人们的想法都是好的，但现实却总让人们失望。直到他被迫辞去首辅时，都没有实现这个理想。
杨一清的确在千方百计地阻止王阳明来中央政府，但绝不是世上所传言的他嫉贤妒能，而是他恐惧王阳明的学术思想会把皇上带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朱厚熜在宫廷中不但有技术上的道士，还有理论上的道士，这些道士向他不停传授异端思想，但这些道士的异端思想和王阳明思想一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在杨一清看来，身为皇帝必须遵循理学规范，在这些规范的作用下，成为圣君。外在的规范作用相当重要，而王阳明恰好忽视外在的规范作用，认为所有的规范都在我心。朱厚熜本来就是个我行我素的人，如果王阳明再为他灌输这种思想，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他必须阻遏王阳明。我们无从得知王阳明是否理解杨一清的苦衷，不过从他给杨一清的信中我们可以知道，他应该是把杨一清当成了世人传言中的人物。
他首先把自己能身负重任的功劳堆到了杨一清的头上：合格的朝臣报效祖国的方式就是举荐贤能，杨公你为朝廷举荐了那么多人才，我王阳明是佩服得五体投地的。如今您举荐我，真让我受宠若惊，我何德何能，不过我相信您的眼光。等我料理了广西的事情后，希望杨公能向皇上推荐我做个闲差，我感激不尽。这是我最真实的想法，因为我身体状况太差，不能再过度劳累。
这封信情真意切，乃王阳明用良知写成。杨一清非常感动，甚至还叹息，如果王阳明不创建他的心学该多好！
在自信内阁不会牵绊他后，王阳明又给当时的兵部尚书李承勋写了封信。王阳明为什么要给兵部尚书李承勋写信，需要稍作补充明帝国的上层政治情况。
在朱元璋和朱棣之后，明帝国的政治领导层就由三部分构成。一部分是宦官，和汉唐的宦官不同，明帝国的宦官都有行政编制，派到各地的监军在行政级别上就是当地的军政二把手，宦官左右明帝国政局的事时常发生，导致土木堡之变的王振、朱厚照时的“立皇帝”刘瑾就是典型。第二部分则是内阁大学士，注意，内阁严格意义上来讲不属于政府部门，它是皇帝的私人秘书团，所以他们和宦官构成了皇帝的内廷。第三部分则是外廷，代表部门就是大名鼎鼎的六部。
明帝国的皇帝们始终是在用内廷控制外廷，所以内廷凌驾于外廷之上。但外廷也不是吃素的，尤其是明帝国中期，内部盗匪和外部蒙古人的军事骚扰使得帝国的军事成为政治主题，于是，兵部尚书的地位变得举足轻重起来。明帝国的兵部有不需通过吏部任用将军的权力，这个部门叫武选司，王阳明就曾在这个部门待过。
不但如此，兵部尚书还有一项特权：如果某地有叛乱，在内阁或是吏部任命该处巡抚时，他有给这位巡抚提督军务的权力。王阳明当初在江西南部剿匪，王琼就通过这一权力让王阳明提督军务。也就是说，兵部尚书对去有军警之地巡抚的人有监督权，兵部尚书和提督军务的巡抚如果合作无间，那将是再好不过的事，当初王琼和王阳明的合作就是例子。反之，那将是糟糕透顶。
所以，王阳明必须给李承勋写信，要他在中央政府支持自己。李承勋明大义，又是王阳明的朋友，他让王阳明把心放在肚子里。他说，虽然我没有王琼那样的本事，但肯定竭尽全力支持你。
王阳明还是不太放心，他又写出第三封信，信的接收人是他的弟子黄绾。他提醒黄绾，也让黄绾提醒他在中央政府的弟子和崇拜者们，不要再拼命地推荐自己，一定要把王阳明这个人淡化，最好是让中央政府的官员们忘记有个王阳明在广西剿匪的事。他对黄绾说：“我现在的注意力全集中在广西，你们如果在中央政府总是谈到我，肯定会引起某些人的不安。他们也会把注意力集中到广西来，到那时，我就不好做事了。”
他同时还叮嘱黄绾，举荐人一定要慎重，要多方考察。否则不但这个人会坏了事，你身为举荐人也脱不了干系。
他又谈到了一件往事，就是平定宁王后的赏赐问题。他说：“这件事过去七八年了，很多当时立下功劳的人等赏赐等得已近绝望。我一直想向中央政府提这件事，可这个时候提，有些人会认为我在要挟政府。所以，你们如果有时间有精力，应该把这件事当成重中之重。”
最后他要弟子们放心：“广西的叛乱头目不过是小疾病，比当年江西南部那些造反大佬们差远了，所以你们不必为我担心。你们要担心的是政府内部的政治斗争，这才是心腹之患。”
朝中高层的政治斗争不是黄绾和他的另一位身居高位的弟子方献夫能解决的，即使预防，二人都不能胜任。所以王阳明的这番训诫，不过是证明他深邃的眼光而已。
1527年最后的一个多月，王阳明始终没有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原因只有一个：他之前调集的湖广和福建、广东的部队没有到达。三处的行政长官和军事长官们给出的借口都是一样的：正在集结军队，筹措军饷。
王阳明苦笑，连连发信催促。几支部队终于在1528年正月抵达梧州，而王阳明仍然没有采取军事行动的意思。
实际上，他心中早已有了解决问题的方法，那就是招抚。按他对王受和卢苏资料的了解，这两人武装暴动完全是政府官员逼出来的。而他们后来攻城略地，并没有独立的意思，只是想增加和政府谈判的筹码。
这是王阳明要解决的问题，他不想让对方的筹码变得有价值。所以刚过了元宵节，王阳明组织几万人的部队进驻南宁，就在南宁郊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这场军事演习把王受和卢苏惊到了，他们急忙加紧战备，应对王阳明。
王阳明和他的指挥官们开会商议，有人说既然部队已来了，就应该打。王阳明却说，王受和卢苏的实力不可小觑，田州和思恩的防御都被他们加固，短时间内根本打不下来。用军事手段，耗费金钱不说，还会死成千上万的人，得不偿失。
有人想不到别的办法，这缘于他们的一根筋。在他们心中，对付少数民族的叛乱就应该用铁血手段，和他们摆事实、讲道理是对牛弹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没有沟通的可行性。另外，部队已经集结，如果不打，那在面子上也说不过去啊。
王阳明说：“除了打，还有很好的方法，即招抚。”
广西的地方官们强烈反对，他们举出一个例子来说明这种想法的不切实际。在姚镆灰头土脸地走人之前，曾招抚过王、卢二人，可两人开出的条件不可理喻。只要稍懂成本核算的人都知道，打比招更节省成本。
王阳明说，他们所以提出那些苛刻的条件是因为他们手中有筹码，姚镆和他们谈判时，手上没有军队，人家当然会狮子大开口。可现在我们大军云集，那场军事演习就是给他们看的，目的是要让他们明白我们的实力，提示他们，我们是先礼后兵。
与会众人被王阳明说服，但他们口服心不服。尤其是湖广军队的指挥官们，他们千里奔波来到广西，目的是建立军功。如果王阳明招抚，那他们就是无功而返。他们决定从中作梗，让王阳明的招抚计划流产。
阴谋悄无声息地进行着。在王阳明的使者还未到达王受和卢苏基地时，王、卢二人便收到可靠消息：王阳明的招抚不可信，王阳明是想通过这一方式向你等索贿，而且数额巨大。如果你们不能满足王阳明，后果可想而知。
王、卢二人对此深信不疑。因为两人的前辈们都曾遇到过前来剿匪的巡抚向他们索贿的经历，两人赶出了王阳明的使者，拒绝去见王阳明。
王阳明陷入了困境。这和他当初在江西南部剿匪时面临的情况截然不同。他当初在彻底清除了山匪隐藏在政府中的内鬼后，整个政府上下一心。如今，本该是他朋友的人却成了他的敌人。有人建议他整顿政府军内部，他没有同意。他总感觉自己时日无多，而治理整顿是耗费时间的事。在考虑了几天后，王阳明决心用良知这一武器直攻王受和卢苏。
他亲自写信给王受和卢苏。首先是站在他们的立场来考虑问题，对他们当初的遭遇表示深深的同情，重点指出，你们现在的错误实际上是政府有错在先；其次，他真诚恻怛地向二人保证，只要两人放下武器，将来绝不会再发生“官逼民反”的事，他保证会给他们生命和自由，把广西建成一个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家园；最后，王阳明严肃地说，你们投降对你们和我都有好处，大家可以免掉兵戎相见的尴尬，你们的决定会存活很多人，活人一命可是最大的功勋。
这封信并没有取得意想中的效果，因为王受和卢苏有顾虑。
平定思田
王受对卢苏说：“王阳明这老头是出了名的不靠谱，江西那群笨蛋都是这样栽到他手里的。”
卢苏说：“岂止是他不靠谱，我看中国的所有官员都不靠谱。咱们老大岑猛就纯粹是被这群狗官逼反的。”
王受和卢苏不再说话，看上去正在思考人生大事。两人沉默了很久，最后异口同声地说：“要不，咱们试试？”
王受接着说：“我听说王阳明这老头只对十恶不赦和不思悔改的人才动杀机。”
卢苏说：“我也听说了。咱二人属于十恶不赦那类人吗？”
王受摇头：“也不属于不思悔改的那类吧。”
卢苏说：“肯定啊，咱二人根本就不想反，或者可以这样说，咱二人一直在等着朝廷出个明白事理的官员来和咱们谈谈。”
王受说：“据我所知，我总感觉王阳明这老人家还不错。”
卢苏说：“我觉得也是。”
两人最后说，派个不重要的人去和他谈谈。
王阳明热情地接待了王、卢二人派来的不太重要的人。这人带来王、卢二人的意思：我们早就想放下武器，回归祖国的怀抱，可有许多官员总是欺诈我们，我们的好多同道中人放下武器后会遭到屠杀，或者是我们提出的很多改善我们自由的条件被漠然置之。
王阳明要王、卢二人放心，送走这位使者后，他就命令湖广部队回老家，只有广西一支没有规模的部队驻扎在南宁。
王受欢喜地对卢苏说：“王阳明这是真心实意啊。”
卢苏想起王阳明在江西对池仲容的所作所为，谨慎地说：“还是看看再说。”
王阳明知道他们在犹豫，所以派人给他们送去了免死牌，声称这要他们投降，既往不咎，并且要给他们理想的生活。
王受催促卢苏，咱们的架子也摆得差不多了，不能让人家王大人以为他是在热脸贴冷屁股。
卢苏想知道王受的想法。王受说：“咱们还能等人家上门来劝降？应该主动去投降啊。”
卢苏沉思了一会，有了主意。他传信给王阳明：我们可以去南宁，但南宁的防务要我们来维持，诸如城上的士兵，衙门口的站岗卫兵，还有南宁城中的巡逻队。
王阳明的弟子、广西省的高级官员王大用失声叫了起来：“这不就是换防吗？万一他们趁此机会向咱们动手，咱们可就是瓮中之鳖。”
王阳明教训他：怎么可以把别人想得那么坏，你的良知呢？通知他们，就按他们的意思办。王阳明最后又看着各位官员，一字一句地说：要干净地办，不要耍小动作。
1528年阴历二月中旬，王受和卢苏再把南宁城的部队都换成自己人后，慢慢地进了南宁城。卢苏发现眼前的南宁城和他想象中的不一样，街道被打扫过，还洒上了清水。街市繁华，行人如流。王阳明在南宁的临时衙门口张灯结彩，像是在欢迎贵客。他远远地就看到衙门口的卫兵是他的人，在整个南宁城的武装部队中，他没有见到陌生人。这回，他彻底放下心来。他想的是，即使和王阳明谈砸，就凭他在南宁城中这么多武装部队，他和王受也能全身而退。
王受很开心，他看到此情此景时，当即确定从前在刀口上的日子已经成了遥远的噩梦，新生活的曙光已经越过地平线正照耀着他的心。在南宁衙门门口，他和卢苏停下来，按之前二人的约定，随从们把他们反绑，并在两臂之间插上一支荆条，这就是失传多年的“负荆请罪”。
王阳明坐在上面，仪态威严。王受和卢苏跪在地上，请求王大人对他们的过失进行责罚。王阳明对二人说，本来你们主动来降，不应该责罚你们。可是，你们造反是事实，违法乱纪，冲击政府，这是有罪，如果不惩罚你们，会让更多的人抱有侥幸之心，所以，我要惩罚你们。
王受和卢苏吃了一惊。王阳明马上接着说，你们可穿上生平最厚重的盔甲，让我揍你们二百军棍。
说完就让人托着军棍给二人看，二人险些乐出来：军棍是空心的，好像一根半死不活的竹子。对于这一明目张胆的“造假”，二人开心地同意了。他们穿上厚重的盔甲，由于不能走路，所以被人抬到王阳明面前，二百“军棍”执行完毕，王阳明走下来，命人把他们的盔甲脱掉，拉着二人的手说：“两位深明大义，对我深信不疑，我真的很感动。既然二人对我如此真心，我也就不客气了，有件事需要二人帮忙。”
王受激动得手直抖：“王大人但说不妨，我哥俩万死不辞。”卢苏用眼神支持王受的话。
王阳明点了点头说：“很好，我希望二位能帮我稳定广西。”
王受拍着胸脯说：“这事包在我哥俩身上。我二人有武装部队七万，能扫平一切王大人要扫平的人。”
王阳明笑着摇头：“你们呀，我之所以招安你们就是想让你们过平静的生活，让你们离开血雨腥风的战场，怎么可能会再把你们推到沙场上去呢。”
卢苏疑惑不解：“那王大人如果让我帮你稳定广西？”
王阳明再笑道：“很简单，解散你们的部队，回家安分守己地过日子，这就是帮了我最大的忙。而且我答应诸位，官府一定不会再发生欺压你们的事。”
二人恍然大悟，跪拜王阳明。
王阳明仅凭几封信就把广西最大的叛乱武装化解得无影无踪，这种能力在当时已知的世界上，恐怕只有王阳明才有。
无论是在江西还是广西，王阳明的战场不在外而在心上。他最擅长的实用心理战既简单也不简单。说他的心理战简单，不过是用真情实意感动对手，或是用虚虚实实、真真假假的招数让对手晕头转向，然后发出致命一击。说他的心理战不简单，是因为他的心理战表面上看没有规律可循。什么时候该用招抚，什么时候该采取军事行动，看似随心所欲，其实背后都有一个复杂的分析过程。
对于王受和卢苏的情况，王阳明曾做过多方面的材料收集和分析。最终他得出的结论是，这二人并无野心，而且是无法忍受当地政府官员的欺压才奋起反抗。当他们具备一定实力后，也没有再扩展，这就足以说明，他们的本心还是倾向于和政府谈合作。他们的良知依然光明着，心肠没有变成铁石，对于这类人，用招安就最合适不过。而对有些冥顽不灵的人，比如江西叛乱大佬池仲容，就毫无效果，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采取虚虚实实的军事打击。
王阳明的一位弟子对老师这次不费一兵一卒、不发一箭一矢就解决了思恩、田州的事夸张地评价说：这比多年前大禹治水有过之而无不及。
事情的确刚刚开始，因为“平”和“定”是两回事，王阳明现在只做到了“平”，怎样才能让南宁地区“定”，这才是关键。
他把当初向中央政府提交的治理思、田方案迅速执行：第一步是改流为土，让当地有责任心和能力的政府官员担任军政一把手，让类似王受和卢苏这样的少数民族首领担任军政二把手和行政秘书。这样一来，军政大权在政府手里，而少数民族因为参政获取了荣誉感。双方互相监督互相砥砺，其乐融融。
第二步，把“十家牌法”在广西如法炮制。
第三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拯救人心，通俗的说法就是思想教育。世界上最不稳的就是人心，只要人心静了，世界也就静了。百姓心中有了道德基石，才能遵纪守法，才能做个好人。普及伦理道德的场所在学校，王阳明自己出钱兴建学校，邀请百姓免费来听他和他弟子们关于良知的讲课。
据他的弟子后来说，南宁百姓听了王阳明心学课程后，心灵受到极大的洗礼，对自己从前浑浑噩噩的日子直唾弃，决心此后为人处世必以良知为师。
王阳明心学能在最短的时间里迅速传播开，缘于心学的简易明快，更缘于王阳明在教学方法上的理念：因材施教，不以主观凌驾别人，顺着对方的思想。用心学术语来讲就是“不执”。
下面这件事就是证明。
田州城外河边有块怪异巨石，形状如乌龟，更使人惊奇的是，“乌龟”静卧不动时，田州太平无事，当它如长了脚远离河边时，田州就有刀兵。这有事实为证，岑猛造反前，“乌龟”很老实地待在河边；岑猛作乱不久，“乌龟”就离开了河边；岑猛被平定后，“乌龟”又神奇地回到河边；王受和卢苏造反时，它又离开了河边。王阳明招降了王、卢二人后，大概是乌龟的信息不灵，所以还没有回到河边。
当地百姓都确信一件事：这块石头是治乱的风向标，他们都希望这块石头永远待在河边，不要跑来跑去，背后的意思就是，希望和平，不希望动乱。
这当然是典型的迷信，不过王阳明却认为这是当地的传统，他没有理由不尊重别人的传统。所以当百姓来请他对付那块石头时，他煞有介事地在河边举行了一场巫术表演。
这场表演的步骤是这样的：首先把石头抬回原处，然后他趴到石头上假装和石头谈话，再然后又假装听石头说话，最后他站起来指着石头大喝一声：“你敢作乱，不怕我毁了你？”
说完，就命人取来纸笔，写下：田石平，田州宁，千万世，巩皇明。然后让人把字刻到“乌龟”身上，百姓们被这场面震住了，坚信王阳明已经搞定了这个祸害，顿时欢呼雀跃。
王阳明能搞定“神龟”，却搞不定自己的身体。在南宁操劳四个月后，1528年农历六月，他一病不起，万不得已要出去办事必须要躺在宽大的轿子里。他向中央政府提出退休的要求，桂萼死活不同意，要王阳明必须在安南的事情上给他交代。
王阳明情绪低落地对弟子们说：“广西要成我葬身之地啊。”
弟子们安慰他：“吉人自有天相，肯定能渡过难关。”
王阳明摇头叹息：“生死关容易过，可心上的关却难过。”
弟子们问原因。王阳明说：“桂萼让我进攻安南，这是异想天开，他只分析了别人的缺点，却没有检讨自己的缺陷。安南的确在内乱，可广西全境有几处是安宁的？如果我不照他的做，这次广西之行的功劳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如果我照他的做，可能会引起更多事端。”
有弟子疏阔地说：“那咱们就回余姚，管他什么桂萼和吏部！”
王阳明听到这句话，怦然心动。如果不是发生了下面这件事，他可能真的就提前违抗中央政府的命令回余姚了。
这件事和两个地名有关，一个是断藤峡，另外一个是八寨。
雷霆扫穴
断藤峡原名为大藤峡，位于广西桂平境内浔江两岸，注意，是江的两岸。两岸之间有一条粗藤，身手敏捷的人可以攀附着这条大藤来回两岸。浔江两岸高山夹峙，山势巍峨，犬牙交错，尤以大藤两岸附近的地势最为险峻恶劣，是为大藤峡。
明帝国第七任帝朱祁钰（景泰帝）在位时，此处发生了以侯大苟为首的大规模瑶族叛乱。他们把大藤峡当作基地，并建立数个寨子（军事据点）巩固基地。由于此地易守难攻，所以政府焦头烂额。大藤峡叛乱的同时，八寨（广西红水河南岸的思吉、周安、剥丁、古卯、罗墨、古钵、古蓬、都者等八个寨堡）也凑热闹般地和政府势不两立，一时之间，广西境内烽烟四起，民不聊生。
1465年农历十一月，中央政府派官员韩雍到大藤峡剿匪。韩雍文武双全，带领十万人马进入广西，以秋风扫落叶的气势一鼓荡平大藤峡匪患，当他视察胜利战场时发现了那根藤，他认为这根藤是不祥之物，于是命人砍断，改“大藤峡”为“断藤峡”。接着又扫灭了八寨之贼，凯旋而归。
韩雍离开广西时，曾向中央政府建议说：“瑶人的性情，最不喜欢面见官吏，最鄙视官吏。如果还像从前那样以流官镇抚其地，肯定还会产生动乱。我以为应该用当地有影响力的少数民族首领作为他们的父母官，不必去改变他们的风俗习惯，也不必用我们的伦理去要求他们，让他们自治，只要不闹事，制度是可以改变的。”
韩雍的建议得到中央政府的认可和执行，因韩雍的政策，断藤峡安静了四十多年。韩雍提出的政策的确有优点：减少了政府官员对当地瑶人的欺压，让瑶人自己治理自己，充分尊重了他们的权利。这是一种变相的民主。但也有显著的缺点：由于管理者本身就是瑶人，同宗同族的原因，他会在很多地方偏袒本民族的人，律例不能很好地执行，自然而然地就养出了一群刁民。这群刁民不务正业，靠着政府对他们管理上的松懈就做起了盗匪。
由于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联合不作为，这群盗贼胆子越来越大，1510年，那根大藤被他们衔接上，于是“断藤峡”就成了他们的基地，盗贼们很快就控制了浔江上下数百里的广大地区。八寨紧跟其后，也死灰复燃，广西境内又成了百姓痛不欲生之地。
让人奇怪的是，近二十年的时间里，没有人把断藤峡盗匪当成一个重要事情来谈。即使是王阳明来广西前，也不知道广西境内居然还有这样一股力量雄厚的土匪。
1528年农历七月初，王阳明在南宁和一群当地的士绅聊天。士绅们首先对王阳明能还他们南宁一个太平世界感恩戴德。不过之后，他们就陷入惆怅。王阳明就问原因。他们对王阳明说，对广西而言，田州叛乱是雷声大雨点小，真正让百姓生不如死的是断藤峡和八寨的盗贼。他们好像人人都有反社会倾向，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简直是天理难容。
王阳明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倾听老士绅们的倾诉。当老士绅们走后，王阳明两眼茫然、沉思不语。许久，他的弟子才轻轻地打断他，问：“老师在想什么？”
王阳明叹了口气，说：“我一想到百姓受苦，心里就很不是滋味。”
弟子又问：“是否是断藤峡和八寨的盗贼？”
王阳明点头，剧烈地咳嗽了一会儿，说：“不解决他们，我良心不安。”
弟子急了：“您的身体都这样了，还是赶紧回余姚休养吧。况且，中央政府也没有让您解决这两处的盗贼。如果您擅自做主，恐怕会被人抓住把柄攻击您！”
王阳明看着弟子，笑了笑：“我只凭良知做事，管不了什么规定不规定。我的良知告诉我，这两处的盗匪必须解决掉，这就是天理。我怎么可以逆天理而行。”
“可您的身体啊！”弟子们焦急起来。
王阳明摆了摆手：“不要紧，如果进展顺利，一个月足够了。”
王阳明说干就干，他召集广西方面的所有高级官员，包括新归附的王受和卢苏，研究解决断藤峡和八寨的盗贼计划。
广西省省长（布政使）林富是王阳明的狱友，王阳明当初被刘瑾扔到锦衣卫大牢中，林富也因得罪刘瑾在里面关押。林富就给王阳明讲《易》经，两人从此结下深厚友谊。林富多年来一直关注着王阳明，对王阳明的用兵如神印象深刻。尤其是他亲眼见到王阳明不费一兵一卒就降伏了王受和卢苏后，更是叹服王阳明的能力。所以他的意见就是：一切听王阳明的。
王受和卢苏的意见是，应该招抚他们，这缘于他们是同类。广西副省长（参议）汪必东认为应该剿抚并用，这是说起来最容易的办法，也是最不容易见效的办法，因为立场不坚。
王阳明通过查阅大量的资料后，对众人说，无论是八寨还是断藤峡的盗匪，都被政府招安过，可他们屡降屡叛，已丧失了重新做人的想法。对付诸如此类良知被遮蔽的人，用招抚的办法只能让他们登鼻子上脸，认为政府好欺负，所以只能用剿。这正如花园里长满了杂草，谁也没有能力让它们变成花，必须毫不犹豫地铲除，还花园一个干净世界。
另一位广西省副省长（广西按察使）、王阳明最忠诚的弟子王大用拿出了他的方案：先攻断藤峡，后攻八寨，这叫先难后易。
王阳明不认可。他说，八寨是两广地区的心腹之患，断藤峡只是外疾。八寨是该地区盗贼的源泉，断藤峡不过是羽翼。先攻断藤峡，八寨自会顽强死守，我们消耗不起。所以，要同时出击。
众人大惊失色。因为此时王阳明能调动的部队只有一万五千人，还包括王受和卢苏未遣散的杂牌军。没有人知道断藤峡和八寨盗匪数目的确切数字，不过有一点很清楚：断藤峡和八寨的盗匪数量绝不止一万五千人，而他们又有地利，也就是说，王阳明的兵力显然处于绝对的劣势。
有人拿当年韩雍剿灭断藤峡的例子来说明，韩雍动用了十几万部队，经过一个多月强攻才消灭断藤峡盗匪，王阳明的确比韩雍厉害，可还不至于厉害到这个地步：用低于韩雍十倍的兵力去同时攻击两个断藤峡！
王阳明并未把这看成是了不起的障碍，因为他有剿匪的超级武器：不靠谱。用军事术语来讲就是：虚虚实实，进示以退，攻示以守。总之，就是先把你弄得晕头转向，在你神经错乱时，他发出致命一击。
王阳明开始使用他的超级武器。他当初来广西时，断藤峡和八寨的盗贼早就闻听过他的大名，所以马上紧张起来。由于过度紧张，他们紧闭寨门，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作息时间极度不规律，大白天坐在椅子上就开始出现幻觉。一个多月后，他们听说王阳明不发一箭就收服了王受和卢苏，更变得神经质起来。断藤峡缺粮多日，他们也不敢下山抢劫，只靠山中有限的植物充饥，又一个多月后，他们两眼通红，几乎成了兔子。
再过一个多月后，他们探听到王阳明正在南宁办学，才放下心来。按他们有限的智慧，他们以为王阳明来广西只是对付田州，解决了田州后，王阳明就会拍拍屁股走人。于是，他们又活跃起来。
1528年农历七月，王阳明制订了对付他们的计划后，开始放出消息：他要在五日内对断藤峡和八寨采取军事行动。盗贼们又恢复紧张，五日过后，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他们去打探王阳明的情况时得知，王阳明正在养病，而且已得到可靠的情报：王阳明正准备回浙江休养。盗贼们大都一根筋，马上就相信这是真的。而即使稍有头脑的人也会相信，王阳明已是个卧床不起的病夫，怎么可能还有精力对付他们。
几天后，盗贼们又得到消息说，王阳明来广西的确就是对付田州贼的，他的任务栏里根本就没有断藤峡和八寨。盗贼们彻底放下心来，为了犒劳自己多日以来绷紧的神经，他们大肆庆祝，守卫松懈到了平时水平线以下。
王阳明向早已部署完毕的两路指挥官发出了总攻令，这两路部队都在八千人以下，悄无声息地摸到了断藤峡和八寨的边缘。第一路指挥官林富，攻八寨，王受和卢苏担任主攻。第二路指挥官汪必东，攻断藤峡，王大用担任主攻。
八寨战役第一个打响。王受和卢苏率领一大批敢死队猛攻八寨的前哨石门。石门不仅是八寨的前哨阵地，还是八寨的门户。拿下石门，八寨的防御指数就会急速下降。所以，石门是个很难啃的骨头。由此可以知道，王阳明安排王受和卢苏主攻石门的意图：二人刚归顺，急需立功献上投名状，所以必然倾尽全力。尤为重要的一点仍然是王阳明剿匪智慧的体现：以贼攻贼，因为贼最了解贼。
王受和卢苏果然不负众望，只用了半天时间就敲开了石门。指挥官林富把部队推进到八寨的第一个寨子前。王受和卢苏依然担任主攻，但对手的抵抗很有质量。林富按王阳明事先的指示，一面命王受和卢苏继续进攻，吸住敌人的兵力，一面分兵从侧面进攻。八寨的第一个寨子很快被攻陷，如同起了连锁反应，八寨的其他寨子虽然进行了有效抵抗，可由于神兵突降的震慑力把他们吓傻了，只是抵抗了一会儿，就纷纷缴械投降。
八寨战场进入尾声时，断藤峡战场刚刚开始。汪必东完全按王阳明的指示指挥战斗，实际上这次战斗方略王阳明模仿了韩雍，首先是用人猛攻，然后是放火烧山。当时是七月，郁郁葱葱，生机勃勃。如你所知，一旦放起火来，就是浓烟滚滚，断藤峡如陷于烟雾迷茫的妖魔世界，伸手不见五指。
作为主攻，王大用并未发挥超绝的能力。他本是文人，没有在战场上历练过。王阳明用他作为主攻，原因不明，大概是想让他在“事上练”。可一个从没有经历过刀光剑影的人，突然把他扔到战场上磨炼，显然高估了人心的力量。王大用的主攻迟迟不能产生效果，但攻击部队的偏师却发挥了重大作用。他们很快就攻破断藤峡的前哨，并且用火箭和长矛开路。战斗进行到一半时，王阳明派人送来口信，说八寨方面已结束战斗，并且要嗓门大的士兵齐声高喊。
这是心理战，立竿见影。断藤峡盗贼一听八寨的同志们已经被全歼，原本就并不坚强的抵抗意志瞬间瓦解，他们一直向山顶溃逃，哭爹喊娘。然而他们是幸运的，王阳明不是韩雍，没有用残酷的方式对付他们。王阳明同意他们的投降，只要放下武器，王阳明的部队都会优待俘虏。
断藤峡战役虽然不是最先开始，却是最先结束的。当断藤峡战役结束时，八寨最后的据点仍在顽强抵抗，尤其是他们看到断藤峡方向浓烟滚滚直冲霄汉时，更坚定了困兽犹斗的决心。他们以为王阳明放火烧山，像是烧荒一样把他们的同志都烧死了。他们也知道自己罪大恶极，不可能得到宽恕，于是在临死前发挥全部力量，抱着“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的格言玩命搏斗。
人在绝境之中的奋力一搏会产生奇迹。林富发现在他们改守为攻的情况下，他的攻击部队先是停滞不前，接着就是后退，即使是王受和卢苏带领的敢死队也只能被迫转攻为守。
林富虽然没有慌，可却不知道如何应对这种突变。王受和卢苏在关键时刻发挥了作用。他们扯起震天动地的嗓门喊道：“杀啊！”“冲啊！”“完事回去吃肉啊！”在这种充满激情的口号煽动下，政府军先是顶住压力，然后一步一步地向前推进，最终，完全把敌人的气势压垮。
王阳明继续扩大成果，命令所有部队全力扫荡各处巢穴的盗贼。决战只用了一天，而扫荡却用了一个多月。1528年农历八月，王阳明宣布，断藤峡和八寨盗贼已全部消灭。这是两场最值得大书特书的战役，虽然纯粹从军事上的战果来看，王阳明的部队只消灭了三千人，成果可怜兮兮，但如果我们对断藤峡和八寨，以及对王阳明这次用兵的成本稍作了解后，就会发现王阳明不是进行了两场战役，而是进行了一次奇迹的创造。
自明帝国以来，两广的稳定与否主要取决于安南和八寨、断藤峡是否平静。尤其是广西，由于多山多洞的复杂地理，一旦有盗贼作乱，必然就是旷日持久的消耗战。明帝国政治清明时，政府是有力使不出，政治不清明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断藤峡和八寨的叛乱一直隐隐约约地存在，两广所以能局势表面上稳定，全是因为他们力量不足，尤其是没有和安南联合，一旦他们内外联合，后果不堪设想，这就是王阳明所谓的八寨是两广心腹之患。
八寨之贼也曾被明军反复征剿过，但每次都以失败而告终。唯一的一次成功发生在朱见深时代，当地少数民族首领岑瑛带领他的本族部队和政府派遣的雇佣军联手攻寨，而成绩也很寒酸：斩杀二百余人，仍未斩草除根。
如果对明帝国中后期的军事制度不了解，就会认为无论是韩雍还是岑瑛，所耗费的钱财只是单纯的军费开支，其实绝不是这样的。
明帝国在军事上的“卫所制”在朱棣后期已经失效，原因很简单：卫所制是朱元璋指望军队能自给自足，不必靠帝国的财政过活。所以，身在卫所制的士兵们大部分时间是在务农，训练时间非常少，再加上卫所长官们对士兵的压迫和剥削，所以卫所士兵逃亡的情况非常严重。有数据表明，很多卫的规定人数是5600人，但实际上真正的士兵不足此数的一半。
1449年，朱祁镇（明英宗）带领从卫所抽调出来的帝国主力四十万人去迎击蒙古兵团，最终在土木堡被全歼，这件事证明了一点：卫所制培养出来的士兵已不能打仗。朱祁镇之后的朱祁钰（景泰帝）在民族英雄、兵部尚书于谦的建议下，改革军事制度，但收效甚微。于是，政府采用了另外一种方式让军队更富有战斗力，那就是雇佣制。各地方组织民兵，一旦有战事，就雇佣他们上战场，当然，政府雇佣他们不是给他们现钱，而是抵消他们本该缴纳的赋税。还有一种雇佣军则是少数民族武装，王阳明在江西剿匪时有人建议使用的广东狼兵就是少数民族武装。先前韩雍剿匪动用的十几万兵力除了卫所提供的少得可怜的兵力外，其他都属于雇佣军，比如河南的精于使用匕首的爬山高手，各地强悍善战的矿兵，善于使用长棍把人当成狗打的山东兵，单兵作战能力强的佛教寺庙的和尚，福建泉州的拳师。很明显，这个成本相当大。
再看王阳明。王阳明所动用的兵力共为一万五千人，这里还有王受和卢苏的几千人。而这一万人是他用来平定田州和思恩的，也就是说，纵然这一万人是雇佣军，他们已经领了工资，而且田州和思恩的战役并没有打响，王阳明是顺水推舟，二次利用，除了必需的军费供应外，王阳明没有费国家一文钱。与韩雍相比，王阳明就是在创造奇迹。
几个月后，当王阳明的报捷书传到北京时，高级官员霍韬用对比的方式对朱厚熜说，王阳明在断藤峡与八寨之战中为朝廷省了数十万的人力、银米。他的前任（姚镆）调三省兵若干万，梧州军门支出军费若干万，又从广东布政司支用银米若干万，战死、得瘟疫而死的官兵若干万，可如此巨大成本的付出换来的却是田州不到两个月的安宁。王阳明的作战成本已低到不可思议的地步，而且把八寨、断藤峡这样的积年鬼树连根拔起，纵然是神仙下凡，恐怕也只能做到这种地步吧。
王阳明在广西没有考虑作战成本的问题，他病怏怏地投入到善后工作中。他希望中央政府能同意他所提出的处置八寨、断藤峡的意见。第一、把广西的一处叫南丹的卫所迁到八寨，震慑当地的刁民；第二、把思恩府城迁到轩豁秀丽、便于贸易的荒田，这是希望当地百姓从闭塞的环境中走出来，不封闭，就不会乱想；第三、调整基层布局，要各地的县长深入乡村。这个办法和朱元璋的政策是抵触的。朱元璋对基层的政策是：乡村可以完全自治，县长和县长的吏员们不许下乡村。他的出发点可能是好的，不允许地方官员骚扰百姓。可问题是，广西这地方的百姓受到的教化不多，朱元璋希望全靠乡村里德高望重的人教化百姓而高度自治显然不适用于广西乡村，所以王阳明认为应该让县长的权威抵达乡村，可以起到监督的作用。
让王阳明死不瞑目的是，他的这三条建议都未被中央政府采纳。实际上，他对广西地方行政管理层面的建议根本没有人关心。王阳明在和广西官员接触了几个月后，发现了一个大问题：这些官员集体素质不高，无论是道德还是行政能力，都难以在广西这个复杂的地方担任要职。他希望中央政府能把各种人才派到广西来，而中央政府对他的提议置若罔闻。王阳明离开广西前，让林富和王大用暂时分别代理军事长官（都指挥司）和行政长官（布政使），可他也知道，这二人是道德有余能力不足。这实在是无可奈何的事，一方面，广西再无可用之才；一方面，他已没有气力再培养人才。他必须离开广西，回浙江，最好能去趟北京，见见他从未谋面的那个神秘的皇上。
追忆祖先
1528年农历九月，王阳明已决心离开广西。一方面，他认为在八寨、断藤峡的善后工作已经做到位了；而最重要的一方面则是，他的生命已近尾声。在他给皇帝朱厚熜的一份辞职信中，他以平静的笔调诉说了他每天要面对的肉体之苦，而我们读来却是异常伤感。从这封辞职信中，我们知道了下面的事。
从浙江余姚启程时，王阳明的肺病就已严重恶化，夜里持续的咳嗽而无法入睡，脸色越来越难看，青黑得犹如鬼魅。以今天的医学角度看，他可能已是肺癌早期，或是中期。除了几乎是与生俱来的肺病之外，王阳明在江西剿匪时又染上了炎毒。炎毒又加重了他的肺病，使剧烈的咳嗽和他形影不离。只有在凉爽季节，他的咳嗽才会好一些，如今来了广西，更是雪上加霜。
王阳明从余姚来广西时，曾带了一位医生。想不到这名医生来广西才一个月，不但没有伺候好王阳明，反而自己先因水土不服而病倒。医生可以拍拍屁股走人，可他王阳明不成。炎毒持续发作，导致他遍体肿痛，咳嗽成了他呼吸的一部分。在从浙江余姚出发前，他的脚因为长了疮而无法走路，后来更吃不下饭，每天只能喝几勺粥，稍多一点就会呕吐腹泻。
王阳明就是用这半条命上岩入洞，穿越瘴气逼人的森林，确定了他在广西的一系列方针。然而，他将用这半条命换来的方针政策送交中央政府后，得到的却是杳无回音。从他招抚王受和卢苏的1528年农历二月开始，他持续不断地向中央政府递交他的方略，可直到本年九月，才得到一个回复：朱厚熜送来了奖状：田州的事做得很好，奖你五十两白银。而对于其他的方略申请，朱厚熜和内阁只字未提。
王阳明在辞职申请中说，他实在没有力量再在广西多待一天，现在的他一直在船上静卧，他希望中央政府能尽快批准他的请求。
让人气愤的是，仍然没有回音。
就在他等待中央政府的意见时，他支撑着病体在弟子们的守护下参观了伏波庙（东汉马援庙）。他年轻时曾在梦中来过广西南宁，并见到了这位平叛英雄的庙，如今亲眼所见，不禁想起自己轻狂的少年。那时，他的血液始终沸腾着，萦绕在心的只有建功立业。他渴望血战沙场，保卫边疆。他仍然钦敬马援，可总有那么点苦涩的味道。自他1516年走向战场后，他已建下了遮天蔽日的功勋，完全实现了“建功立业”的理想，然而他一点都不开心。他发现建功立业远不如他对建功立业的想象带来的快感大，他一方面要对付战场上的敌人，一方面还要对付他所效忠的中央政府的敌人，心力交瘁。用他的话说，如果不是有心学支撑，他早就撒手人寰了。
1528年农历十月的某一天，他到增城（今属广东）祭祀了他的一位祖先，这位祖先叫王纲，曾为朱元璋效力，后来到两广剿匪，死在回去的路上。看到这位祖先的塑像，王阳明第一次有意识地踏进了回忆祖先的河流。
王阳明的祖先可追溯到晋朝名人、孝悌楷模王览。王览和亲爹、亲妈以及同父异母哥哥王祥生活在一起。他的亲妈经常对王祥非打即骂，王览总为哥哥解围。有一次，他的亲妈在酒里投毒，准备谋害王祥。王览事先得知消息，从他哥哥手里抢过酒杯满眼含泪要一饮而尽。他的亲妈惊慌地夺下酒杯，发现了王览的苦衷。从此后，这位母亲奇迹般地变成了慈母。
朝廷知道这件事后，就任命王览为禄大夫（政府名誉顾问），王家成了官宦人家。多年之后，王览的一个曾孙，大名鼎鼎的书法家王羲之的后代把家搬到浙江会稽。又过了好多年，王阳明的二十三世祖王寿把家迁到浙江余姚，直到王阳明为止，王家就始终在余姚繁衍生息。
王家更精彩故事的上演始于王阳明六世祖王纲。王纲生活在元王朝后期，曾得到一个神奇道士传授法术和养生术。当他在幽静山林中修炼时，朱元璋后来的军师刘伯温和他一见如故，相谈恨晚。刘伯温出去辅佐朱元璋时对王纲说，将来我若有了大好前程，必关照你。
想不到几年后，刘伯温真就帮助朱元璋夺取天下，建立大明朝。刘伯温果然说话算话，就把王纲介绍给了朱元璋。王纲当时已70多岁，但看上去却像中年人。朱元璋大为惊异，立即任命他为兵部高级官员。
王纲还未准备好过官瘾，两广地区发生叛乱，他被指定为后勤部长，向叛乱发生地运送军需物资。在一次运送物资的途中，他中了山贼的埋伏一命呜呼，跟随在他身边的儿子王彦达也被活捉。王彦达宁死不降的气节让山贼也很敬服，于是放走了他，王彦达就用一张羊皮把老爹的遗体背回帝国都城南京。不知什么原因，政府没有给王纲半分抚恤金。王彦达一怒之下，又用羊皮把老爹的遗体背回老家，并立下家法：凡我王家子孙绝不许做明帝国的官。
王彦达的儿子王与准谨遵家训，埋头钻研《周易》，很快就成为当地家喻户晓的奇人异士。政府知道后来请他，王与准一面背诵家法一面逃进深山老林，政府就跟踪他也进了深山老林。王与准一咬牙一跺脚，把一条腿摔到石头上，医生确诊为骨折，即使康复后也会是个瘸子。官员要有威仪，不能是残疾人，政府这才放过了他。
王与准的下半生在犹豫中度过，因为他不知道祖宗定的这条家法是否符合天理。临死前，他对儿子王世杰说，你以后想做什么就凭良心，别的都是小事。
王与准之所以说这样的话，是因为王家的经济状况越来越差。王世杰为了家庭生活能有所改善，真的违背祖训参加了科考。可当他进考场前发现每个考生都要被搜身，血管里流淌的高傲血液沸腾起来，他和当年陶渊明面对五斗米俸禄时一样地高傲道：“我怎么可以为了做官而让一群俗人在我高贵的身体上摸来摸去。”说完就愤然离开。
王世杰再也没有参加科考，临死前，他对儿子、王阳明的爷爷王天叙说：“我的遗产够你受用一辈子的了。”王天叙一本正经地继承了他的遗产：几大箱子王世杰的著作。
王天叙果然受用了一辈子，他就是靠父亲的这些著作把自己锻造成了超凡脱俗的人物。他才华横溢、性情恬淡、与世无争；他思想开放，告诉儿子王华，要想扬名立万，必须走科考这条路；他道德至上，常教导儿子王华要做一个道德完人。王华也正中其下怀，从小就拥有中华传统美德。
有一次王华在河边捡到一袋金子，他就在那里坐等一天。当失主喜极而泣地拿到金子准备给他一点报酬时，王华拒绝说：“如果我贪图报酬，你的一袋金子都是我的，何必在这里等你！”另外一则故事说说，王华对不该亲近的女色从不动心。他曾到他富裕的朋友家做客，夜晚，一位妙龄女郎走进他的房间，声称是奉了主人之命伺候他就寝。因为主人不育，而王华已高中状元，是个读书种子，女郎羞答答地对王华说：“欲借人间种”。王华请女子离开，他的回答是：“恐惊天上神。”
有史料指出，王阳明被下锦衣卫大狱时，刘瑾曾向王华暗示过，如果王华能站到他这一边，他可以考虑对王阳明从宽发落。刘瑾和王华相识，王华中状元后到翰林院工作，后来偶尔被调到东宫给太子朱厚照讲课，刘瑾在那时和王华结下了友谊。好学的刘瑾曾多次向王华请教哲学和历史知识，王华倾囊相授。刘瑾曾说，王华是拥有横溢的才华和无懈可击的道德的好人。然而，当刘瑾暗示王华可以用他的立场来交换儿子的前途时，王华断然拒绝。他说：“如果我真的这样做了，即便史书原谅我，我儿子无论如何都不会原谅我。这就是为人的基本准则，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准则，它没有是非对错的区别，只有适合不适合的分别。”
1528年农历十月，王阳明站在广东增城王纲的庙前，短暂地回顾了他的祖先们，他发现，他和他的祖先没有什么不同，尤其是和他的父亲王华，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点。那就是：坚持良知，雷打不动，风雨不改。
赏还是罚，这是个问题
如果说人间真有一条亘古不变的人生准则，那肯定就是良知。理论上，人应该把自己的良知当成唯一的人生准则，可现实是，很多人向来都不听从良知的命令，逆天理而行。桂萼就是这样的人。
王阳明的平定报捷书送到中央政府时是1528年农历四月，直到本年农历八月末，朱厚熜和他的大学士们才商定派人去广西奖赏王阳明。拖了这么长时间的原因很简单：杨一清认为对王阳明封赏会给王阳明带去更大的荣耀，荣耀会让王阳明那群上蹿下跳的弟子们重新呼吁王阳明来北京，这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事。而桂萼一直在拖奖赏王阳明的事，是因为他希望王阳明能进攻安南，王阳明不进攻安南，他就有十万个理由让荣誉不要落到王阳明头上。
至于朱厚熜为什么又在1528年农历八月末同意派人去奖赏王阳明，是因为张璁在一旁出了力。张璁帮王阳明说话不是他一时的感情用事，而是政治角逐的结果。
张璁的政治直觉甩出桂萼和杨一清几条街，他当初和桂萼走得那么近，而且心甘情愿把自己和当时籍籍无名的桂萼拴到一根绳上，就是因为他感觉利用桂萼能成大功。他和桂萼联手排挤杨廷和以及杨廷和的代理人费宏，用尽全力，是因为他感觉到从这个方向努力必有回报。再后来，他和桂萼联合举荐杨一清，又联合压制杨一清，都是因为他能预感到事情的成败。当桂萼推荐王阳明去广西时，他悄无声息地和桂萼分道扬镳。因为他预感王阳明不可能遂了桂萼的心去进攻安南，而且，他对战场毫无兴趣。他和桂萼分离后不久马上意识到这是个错误，因为桂萼和杨一清走到了一起。
杨一清和桂萼在对待王阳明态度上出奇一致，使得两人成为战友，在1528年的大半年时间里，张璁能明显感觉到两人的权势蒸蒸日上，他的压力由此而生。
前面我们说过，政治无非是处理各种关系的一种能力，政治没有是非，利害即是非。张璁权衡利弊后，发现如果不寻找新盟友，他的现在和将来会是一片迷雾。但核心领导层中，没有人能与杨一清分庭抗礼，何况又多了个桂萼。在张璁的准盟友名单上只有两个外人能担当重任，一个是正在北方巡抚的王琼，另外一个就是在广西巡抚的王阳明。
张璁认真地衡量了二人的潜力后，发现王阳明更适合当他的盟友。原因很简单，一直有声音呼唤王阳明来京城做大学士，他只需要推波助澜就可以；另外一个原因是，杨一清和桂萼对王阳明长时间的抑制，王阳明心知肚明。张璁甚至想过，他根本不必去主动争取王阳明，王阳明就会站在他这一边。
1528年农历七月，王阳明递交给中央政府关于如何稳定田州的行政报告，杨一清和桂萼置之不理，张璁便适时地开始他的计划。他和王阳明在中央政府的弟子们谈话，对王阳明表示出浓厚的兴趣，暗示这些弟子上奏折请求恩赏他们的老师。弟子们得到当时炙手可热的大学士张璁的支持，心花怒放，连连上奏折请求对王阳明进行封赏。由于张璁这次计划的隐秘和迅速，杨一清和桂萼被打个措手不及，朱厚熜下令要内阁研讨奖赏王阳明。杨一清和桂萼用尽招数拖了两个月，终于不能再拖。于是，新任吏部尚书、王阳明的弟子方献夫被任命为犒赏王阳明大使前去广西。
人人都以为，这次吏部尚书亲自出马的犒赏实际上就是请王阳明来京，王阳明的弟子们几乎要提前庆祝。但就在1528年农历九月初，王阳明平定断藤峡和八寨的报捷书来到京城，桂萼像是在家徒四壁的屋子里发现了黄金一样，狂呼乱叫起来。
他马上去见朱厚熜，当他出来后，满脸春风，笑得花枝乱颤地对方献夫说：“不必去广西了。”
方献夫万分惊愕，问原因。
桂萼说：“王阳明违抗命令，私自对断藤峡和八寨采取武装行动，不但不能赏，还要罚。”桂萼以一副权谋家的嘴脸说，“这是擅权，居功自傲，时间一久，必是尾大不掉。”
方献夫惊叫起来，他无论如何都想不到桂萼居然会有这样的想法，这简直是昧着良心在栽赃陷害。方献夫气得浑身发抖，咬牙切齿地稳下情绪来，说：“当初要王阳明去广西，皇上已许可王阳明有‘便宜行事’的权力，断藤峡和八寨的盗贼，人人得而诛之。王阳明只是做了他该做的事，怎么就要扣上居功自傲的大帽子？！”
桂萼以一副委屈万状的语调说：“这又不是我扣的帽子，而且这也不是帽子啊，你老师就有这样的行为，皇上最忌讳的就是这种行为。”
方献夫发现桂萼脸上升起一股无耻的神韵，便冷冷地质问桂萼：“那准备怎么惩罚王阳明？”
桂萼恨恨道：“先削了他的爵位再说。”
方献夫终于不能忍住他对桂萼的鄙视，狂笑道：“抚招田、思二州，未动政府一兵一卒；平定断藤峡和八寨，未费财政一文钱。有功如此反而严惩，你们就不怕天下人耻笑？”
桂萼这种人根本不怕天下人耻笑，所以他气定神闲地站着。
方献夫死盯着他的眼：“桂大人，这桩公案，不用说日后，就是今天的史官该如何书写，你这不是给史官出难题吗？！”
桂萼换了一副腔调：“即使不罚，也不能赏。”
方献夫又是大笑：“尔等的目的恐怕就是如此吧！”
桂萼冷漠地看着扬长而去的方献夫，吐出了两个字：“不错。”
对王阳明深表同情的人都会谴责桂萼包括杨一清的行为，但如果让桂萼为自己辩护，他的辩词足以让人心服口服。他举荐王阳明的终极目的是突袭安南，而不是揍几个小盗贼。王阳明没有按他的意愿行事，这让他很下不来台，即使他的想法没有几人知道，他还是认为王阳明蔑视了他的权威。一个权谋家最憎恨的就是：你根本没有资格蔑视我的权威却蔑视了，那你就是我最大的敌人。
如果用王阳明的良知学来解读桂萼，桂萼的良知已被权力和威严这些外在的物质所遮蔽。他明知道那样做对王阳明不公正，却非要去做，这就是知行不能合一，也就是不能致良知。桂萼的人生准则和活在人世的许多人的人生准则一样——唯利是图。
张璁的人生准则不一定是唯利是图，但也绝不是良知。他也明知道王阳明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可当方献夫来找他希望他能站在良知一边时，他转身了。他发现桂萼扣到王阳明头上的那顶帽子非比寻常，想要为王阳明摘掉这顶帽子要远比不管不问容易得多。他对方献夫说：“事已至此，已无办法，还是听天由命吧。”
方献夫这一天来听到的奇谈怪论太多，几乎要精神崩溃，他呆若木鸡，愣愣地看着张璁。张璁没有看他，事情好像已成定局，王阳明等待的不是奖赏而是惩处。
方献夫和他的师弟们当然不能眼睁睁看着老师走向灰暗的前途，他们四方奔走，最终得到了杨一清的同情。杨一清表示：“不赏也不罚。”这并非是杨一清良知光明了，而是他知道王阳明不可能再来京城，痛打落水狗对他毫无意义，可能还会落个骂名，所以他做了个顺水人情。
而正当王阳明的弟子们要感谢他时，王阳明又给这群弟子们出了个难题：他未得到任何命令，擅自离开广西回浙江了。
桂萼兴奋得一跳三丈高，叫嚣道：“如果再不惩治王阳明，国法何在？！”
王阳明的弟子们大为懊恼，他们远在京城，恐怕永远都不知道此时王阳明老师面临的境况。王阳明不能不离开，他已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
有一点值得补充，王阳明不能来京，表面上看，杨一清和桂萼是罪魁祸首，实际上他们只是推波助澜，真正的问题在朱厚熜身上。
朱厚熜开始时想要王阳明来京，那是因为他有大麻烦，杨廷和把他压得抬不起头。但他在“大礼议”中胜出后，他很快就摆正了自己的立场：王阳明不能来京。根由是，同行是冤家。
朱厚熜是个自以为是的半吊子儒家知识分子，他年轻时曾受过儒家专业教育，做了皇帝后喜欢经常推出自己的思想，当然，他的思想还是在朱熹理学中打转转。在身边一群擅长阿谀奉承的人全力吹捧下，朱厚熜断定自己哲学的造诣已深厚到难以想象的境界。
1526年，朱厚熜用他有限的智慧写下了哲学文章《敬一箴》，被翰林院的那群腐儒吹捧为“帝王传心之要法，致治之要道”的人间天书。朱厚熜马上扬扬得意地让工部建敬一亭，并命令翰林院摹刻于北京和南京的各个学院以及地方学院的校门前。两年后，当王阳明在广西等待他的召唤时，敬一亭建成了，群臣争相祝贺，朱厚熜沾沾自喜却还是装出少有的谦虚说：“我也只是学有粗得，但这却是我自己所悟的哲学，非比寻常。”
实际上，他的所悟是照着朱熹画瓢。他既然画瓢，当然绝不能容忍别人居然能制造瓢。王阳明的心学就是王阳明自己制造出来的瓢，朱厚熜对王阳明显然有羡慕嫉妒恨的情结。他不但嫉妒王阳明，而且嫉妒所有和自己的哲学有抵触的学说。1529年农历三月，有臣子献上《大学中庸疑》，朱厚熜暴跳如雷，说：“朱老夫子的东西你都敢疑，给我烧了。”
有这样的皇帝，自得之学的王阳明心学显然不会受到礼遇，连带着王阳明也就不会受到朱厚熜的青睐。
这是王阳明的不幸，也是整个中国文化的不幸。
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王阳明大概是1528年农历十月末离开广西的，一路走得异常缓慢。有两个原因：其一，他的身体状况实在不能适应远途劳顿；其二，他还是抱着一丝希望，他希望能等到皇帝的关心和许可他退休的命令。遗憾的是，当他已进入江西地界时，还是什么都没有来。
在王阳明人生最后也是最宝贵的时光里，他仍不忘谆谆告诫弟子们要好好“致良知”。他强撑着病体给他的弟子聂文蔚写信，申明“事上磨炼”的真谛。他说：“人做学问，一生也只是为了一件事。自小到老，从早到晚，不管有事无事，也只是做这一件事，这件事就是致良知。所谓‘事上练’也不过就是‘致良知’，但这里有个诀窍，要勿忘勿助，不要忘记你时刻要致良知，但也不要拔苗助长。致良知是个循序渐进的生命过程，要一步一步来。伟大的都城北京不是一天建成的。我们必须要遵循下面的原则：事情来的时候，尽我的良知应付。没有事情来的时候，也不要去找事，只要在心上时刻想着致良知就对了。”这就是古典儒家所谓的“必有事焉”，在你心上，一定会不停地有事，而这个事就是光明你的良知。事上磨炼，并不一定非要没事找事，当你静坐并光明你的良知时，这也是事上磨炼。
他又给他在浙江老家的弟子们写信，信中总是在追问弟子们的学业是否有进展，同时谈到了他的病。弟子回信说很担心他。他苦笑了一下，当他到达江西梅岭时，世间所有的一切都变得模糊起来。王阳明意识到这不是好现象，他对一直从广西跟随过来的弟子王大用说：“你知道诸葛亮托付姜维的故事吗？”
王大用马上哽咽起来，他不敢去看王老师那张已变成青紫色的脸，拼命地点了点头。王阳明咳嗽了一会儿，似乎是用了浑身的力气吸了一口气说：“两广地区稳定性差，想要真的太平无事，必须要以良知对待本地居民，将心比心，否则还会大乱。”
王大用明白，王阳明用诸葛亮临死前托付姜维的故事是明示他：两广将来就靠你了。可王大用没有姜维的能力，几年后，广西再度爆发民变，王阳明那时已在天上，只有叹息的份了。
王大用此时此刻想的只有一点：“老师快不行了。”他向王阳明告辞，去找木匠加班加点地打造棺材。
1528年农历十一月二十五，王阳明乘船抵达南安。岸上已有多名弟子在等候他，但他没有上岸。并非他不想上岸，他现在最想做的事就是舍筏登岸和弟子们探讨心学。可惜，他几乎已到了寸步难移的地步，只能萎靡不振地躺在船中。他的弟子、南安地方官周积和张思聪被叫到船上，两人一见王老师的模样，鼻子一酸，流下泪水。
王阳明缓缓地摇头，说：“不要这样，你们近来的学业如何？”
周积擦了擦眼泪，简单地说了说自己在工作中如何致良知，王阳明微合双眼，听了一会儿就缓缓地点头。
张思聪已不知该说什么，憋了半天，才声音打战地问：“老师身体还好吧？”
王阳明挤出笑容来，正要回答，一阵剧烈的咳嗽袭来。周积和张思聪急忙上前，一个轻拍他的背，一个则安抚他的胸口。王阳明好不容易才停了下来，用尽全身力气说道：“所以还没有离开你们，只是一口元气在。”
周积像个孩子一样哭出声来，王阳明握住他的手劝慰他说：“不必难过，要时刻注意学问的增长。”
说完这句话，王阳明就闭上了眼睛，呼吸悠长。人们小心翼翼地划桨，桨拍到水上无声无息。船好像自己在前进，拖着旖旎的水光静静地驶向天堂。
直到此时，王阳明才第一次有时间追忆他的人生。他的这一生应该是无怨无悔的，年轻时他曾纵容自己的性格去做那些被别人所讥笑的事，他在精神上的艳遇让他早年的内心世界放荡不羁。一个人如果在年轻时代不释放自己最本真的性格，他这一生将是不完美的。因为人到中年，就必须负起社会所赋予他的责任。这个时候，就需要内敛，有时候应该委曲求全，有时候应该忍辱负重。无论是年轻时的浮夸还是中年以后的老成，王阳明都做得很好，因为他在凭良知做事。
他创造了很多人都不可能创造的人生成绩，散发了很多人都不可能散发的光辉，他的人生价值得到了最极限的体现。完美的人生，就应该是这样：尽可能在良知的指引下创造引以为傲的人生价值。
1528年农历十一月二十八夜，王阳明从一个美得出奇的梦中醒来，他问弟子：“到哪里了？”
弟子回答：“青龙铺（今大余县青龙镇赤江村）。”
王阳明又问：“船好像停了？”
弟子回答：“在章江河畔。”
王阳明笑了一下：“到南康还有多远？”
弟子回答：“还有一大段距离。”
王阳明又是一笑：“恐怕来不及了。”
他让人帮他更换了衣冠，倚着一个侍从坐正了，就那样坐了一夜。第二天凌晨，他叫人把周积叫进来。周积匆忙地跑了进来，王阳明已倒了下去，很久才睁开眼，看向周积，说：“我走了。”
周积无声地下泪，问：“老师有何遗言？”船里静得只有王阳明“咝咝”的呼吸声。
王阳明用他在人生中最后的一点力气向周积展现了一个微笑，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他的眼睛开始迷离，慢慢地闭上，呼吸停止，船不易察觉地晃了一下。王阳明离开人世，时间是农历十一月二十九日辰时（即阳历1529年1月9日，早上七点至九点）。
王阳明被装入棺材，一路向浙江。他的肉体和精神在南康、赣州、南昌受到史无前例的缅怀。他的弟子们和崇拜者哭声震天，让整个南中国山摇地动。这是人们对一个慈悲人物和神奇人物最具敬意的膜拜，在整个明代乃至中国历史上，能与他分庭抗礼的人几乎没有。
普通百姓为他哭泣，是因为他为百姓做了好事；弟子们哭他，是因为他的人格魅力和心学思想已深入他们的骨髓。他们哭王阳明，其实就是在致良知。
只有那些良知被遮蔽的人才不会哭，杨一清和桂萼，包括那个已开始服用道家丹药的皇帝朱厚熜。1529年农历二月，王阳明去世的消息传到北京，桂萼突然产生一种失落感，这可能是他人性中光芒的一闪，但稍纵即逝。他恢复了权谋家的本色，向朱厚熜提出要严厉惩治王阳明，理由是，王阳明开小差。杨一清得到王阳明去世的消息后，如释重负地笑了。他对人说，即使王阳明在世，我也要把他的心学扫进垃圾堆。
伴随王阳明去世而来的是他弟子在北京政府大批被驱逐，黄绾、陆澄等人都被请出了中央政府到南京去坐冷板凳。他们沉浸在老师离世的忧伤中，而且也没有了为老师说话的权力。于是，迟到的也是注定的对王阳明的处分来了：削夺新建伯爵位。
用桂萼恬不知耻的话来说：“这已是皇恩浩荡了。”
王阳明如果在天有灵，绝不会对这样的惩罚动心。因为他受不公正待遇已经习惯了，他的后半生一直就在不公正待遇的泥潭中遨游。他只对人类的不能致良知而动心，但这又是他所不能操心的了。
1529年农历十一月十一，王阳明被葬于浙江绍兴兰亭洪溪（浙江绍兴市兰亭乡花街村）。
王阳明离开人间的整四十年后的1568年，明帝国第十二位皇帝朱载垕（hòu，明穆宗）追封王阳明为新建侯，谥文成。从伯到侯是个提升，但恐怕在天上的王阳明仍然不会动心。即使他是喜欢追逐名利的人，迟来的封赏也会让人的兴奋大打折扣。
尤为重要的是：一个此心光明的人最希望得到的奖励就是良知给予的奖赏，其他，亦复何言！
王阳明的另一面
仅从上面的讲述中，我们看到的王阳明是个“高大全”的圣人。然而常识告诉我们，这样的人不可能在世上存在。每个人都有另一面，或者说，是自私的一面，纵然良知光明到极致的人也不例外。
与其说我们下面将要论述的是王阳明的另一面，不如说是考证和探讨王阳明的另一面。因为留存下来的关于王阳明的记录，都以绝对正面的文字出现。如果我们说王阳明在声色货利上也不过是个凡人，肯定会受到质疑。但这是事实，所以没有留下王阳明在这方面的资料，一个最大的可能是，撰写王阳明生平事迹的人都是他的弟子，而且有一大批人专门做这样的工作。他们不仅在记录，还会把留存在世的关于王老师负面的报道抹掉。可总有些蛛丝马迹会留存下来，现在，就让我们穿透迷雾来了解王阳明的另一面。
我们先从王阳明的伯爵府邸开始。
1521年农历十月，王阳明被新任皇帝朱厚熜封为新建伯。第二年初，王阳明按规定开始在浙江绍兴兴建“伯府第”。这个府邸一直建造了五年，直到1527年王阳明离开浙江去广西时才正式完工。王阳明的“伯府第”超级气派和豪华，早在明清时期，绍兴和余姚两地的民间就流传着这一个说法：吕府十三厅，不及伯府一个厅。
吕府是余姚人吕本的府邸。吕本在朱厚熜执政的中后期靠严嵩崛起，进入内阁担任大学士，同时又是吏部尚书。此人道德败坏，喜好贪污，拥有巨额财富。后来他回到余姚兴建府邸，府邸建成后，成了拥有占地四十八亩“吕府十三厅”的庞然大物，其宏伟豪华之程度，令人瞠目结舌。仅以它最小的厅为例，这个厅有九开间，我们今天如果有机会去余姚吕府，就会发现它是工人文化活动中心。
如此宏大的府邸居然不抵王阳明府邸一个厅，我们完全可以想见王阳明府邸的豪奢程度。我们只需要谈到新建伯府邸的一个细节就能知道新建伯府的规模到底有多大，府里有一座池叫“碧霞池”，这座池子长35米、宽25米，池上有桥，名为天泉桥，天泉证道（四句教）就是在这里发生的。
一个不过是点缀的池塘就如此规模，其他的可想而知。
新建伯府出于朝廷的恩赐，所以土地由政府划拨，无须本人出钱购买。其中主要建筑的资金也由政府来出，但对规模建制是有规定的，扩建部分的资金自然是王阳明自己掏腰包。
那么，王阳明的资金是怎么来的呢？建筑如此庞大的建筑群所需要的资金可不是个小数目，那是说出来就能让土豪都要目瞪口呆的巨额财富。
王阳明家族在浙江的确经营多年，但并未积累多少财富，这从他出生时所住的竹楼还是租赁的就可以知道。他新建伯的俸禄也不过是一千石粮食（折合成今天的人民币不过是45万元），显然，这点钱连他府邸全部使用顶级的楠木的钱都不够。
唯一的可能就是，王阳明取走了朱宸濠在南昌城府邸的巨额财富。朱宸濠在南昌城经营几十年，积累的财富可以敌国。而这批财富自朱宸濠被擒后就无影无踪。王阳明攻进南昌城后，宁王府起火。他迅速命人扑灭大火，然后清点了宁王府。或许就是在这一行动中，他把朱宸濠的财富据为己有。
这当然只是个猜测，不过却最接近真相。不然，我们就无法理解王阳明从哪里来的巨额资金建筑他的伯爵府。
当然，王阳明并没有做错什么。因为这笔财富不被他拿走，也会被后来进入南昌的张忠和许泰拿走。即使张忠和许泰把财富交给朱厚照，朱厚照也不会将其用在正途。况且，王阳明力挽狂澜，拯救了中国南部的苍生，这份财富，他受之无愧。
再来看王阳明的婚姻生活。
王阳明最吊儿郎当的弟子王艮说，伟大的王老师共有六个老婆（一妻五妾）。大老婆诸氏在1525年去世之前，王阳明就已经陆续纳了五个小老婆。有姓可考的是姓吴的女士和姓陈的女士，其他人就不知道了。古人纳妾很正常，尤其是王阳明这样的人物，而且诸氏自1525年离开人间时都没有生过一个孩子。害得王阳明在1521年受封新建伯时还要把自己兄弟的孩子认成干儿，以受皇帝另外的赏赐：锦衣卫职务。
但在1526年，也就是诸氏去世的一年后，王阳明的一个小老婆生了个儿子，这个儿子就是王阳明留在世上的独苗王正亿。
有一份王阳明弟子们编纂的资料试图证明，这个孩子是王阳明在诸氏死后纳的第一个妾所生。而这位妾是王阳明一生中的第二个女人，再无第三个。
这种辩护根本没有必要，因为有确凿的历史资料证明，王阳明死后，他的家族发生了内斗，而在内斗中扮演主力的就是众位夫人。内斗的原因很明显：争夺王阳明的遗产。
这种辩护没有必要的另外一个原因是：王阳明并没有因为有很多女人而让他的光环蒙尘。
最后再看王阳明的家长角色。确切地说，王阳明是个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军事家，但绝对不是一个合格的家长。他似乎天生就不具备管理家族的能力。
王阳明共有兄弟四人，他是老大。三个弟弟是王守俭、王守文和王守章，他们后来都住在他超豪华的伯爵府中。在这座府里，不但有他们王家的各个分支人员，还有他那几位小老婆的七大姑八大姨，更有他的几个弟子和家人。王阳明向来是把府邸的事务全权交给一个总管家，但王阳明识人不明，这个老管家在王阳明死后王家陷入财产争斗的危机时，束手无策。王阳明的弟子钱德洪本来负责王阳明的亲生儿子王正亿的教育工作，想不到所有人都把这个孩子当成财富的源泉，纷纷想控制他。以至于王阳明的弟子们好不容易才把王正亿从那个不祥的伯爵府抢救出来。
表面上看，王家后来逐渐衰落是内部争斗和当地讨厌王阳明心学的地方官合力的结果，实际上，王阳明如果能把战场上十分之一的能力转移到家族事务上，他的家族也不会有内讧。
这就是王阳明的另一面。然而，这不可能也永远不会让他作为心学大师和用兵如神的军事奇才的名誉受到任何损伤。恰好相反，正是这种人人都会有的人性中的负面因素，才让王阳明留给我们这样一个印象：他就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性情中的凡人，而不是什么在神坛上一本正经的神奇圣人。王阳明的另一面更告诉我们：人人都有缺点，但如果能全心全意发挥良知的力量，人人都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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