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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创作思想及书法艺术 一、变通古法的创作思想
王献之在父亲的辅导下学习书法，为后来学张芝的草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王献之没有就此满足，他深知学习别人、学习古人并不是艺术的最终目的，借鉴别人、古人是为了艺术创造，进行艺术创造就不能拘于古法。早在王献之年轻时，他的这种创造意识就非常强。
子敬年十五六时，尝白其父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令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藁行之间，于往法固殊，大人宜改体。"逸少笑而不答。①张怀瓘在《书议》中也讲述了这件事，所不同的是"大人宜改体"下面没有"逸少笑而不答"这句话，而增加了"且法既不定，事贵变通，然古法亦局而执"等语。从以上引文可以看出王献之对父亲所写的章草，感到不满。"在王献之看来，羲之的字不够阔舒（宏逸）、不够简括（伪略）、不够恣纵（草纵之致），有点局促而矜持（局而执）。"①所以用劝说的口气说"古之章草，未能宏逸??大人宜改体"。
《书估》认为：小王书所贵合作者，若藁行之间有兴合作者，则逸气盖世，千古独立，家尊才可为其弟子尔。
王献之劝其父改体，态度是严肃的，真诚的，积极的，是从发展书法艺术出发的。
王献之所说的"藁"，张怀瓘有个明确的解释，"藁"亦草也，因草呼藁。所谓"藁行之间"的书体，即指行草书。这种书体能与"往法"保持相当的距离，以新的面貌出现。王献之不但在小时候临习过张芝的作品，而且一直潜心研究张芝的一笔书，能"明其深指"。张芝的今草"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血脉不断，及其连者，气候通而隔行。""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就是对一笔书的特征而言的，主要指气脉贯通。所谓"伪略之理"，"伪"就是不求符合六书的规范①。
"略"，就是省略合并点画曲折。"伪略"、"草纵"实际上是张芝变章草为今草的主要之点和表现形式，因为一笔书书写速度快，不可能符合六书规范，许多点画也只好省并，甚至点画的形态和位置也要改变。王羲之写了大量的行草书，这种书体字字独立。王献之的行草书是吸收了张芝一笔书的草纵样式，加以改造，这就是合"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于"藁行之间"的新型书体。这种书体既有别于其父王菱之，也规避了张芝一笔书的今草。"法既不定，事贵变通"是王献之书法艺术重要的创作思想。变通指不拘恒常。《易。系辞下》云："变通者趣时者也。"趣时即趋时。《南① 王玉池：《王羲之》，紫禁城出版社1991 年第1 版。
① 六书即文字声音义理的总汇。
（一）汉许慎《说文解字·叙》："《周 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 曰形声，??四曰会意，??五曰转注，??六曰假借??。"《周礼·保氏》郑 玄注"六书"则为"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六者。以后各家虽 互有异同，然不外宗班述许，宋郑樵《通志·六书略》所言甚详。
（二）王莽时 使大司空甄丰校六书之部。改定古文时有六书，即：古文、奇字，篆书、左书、 缪篆、鸟虫书。（转引自《书法辞典》）齐书·刘休传》云，"羊欣重王子敬正、隶书，世共宗之。右军之体微古，不复贵之。休好右军法，因此大行。"说明王羲之书法带有较多成分的古意。东晋书法艺术发展很快，书法审美观点不断变化，以追求新妍为时尚。王献之认为王羲之的书怯应该改变那种"微古"的面貌，随宜变更，符合时宜，用现代画家的话说便是"笔墨当随时代"。
法则、规范是人们在实践中的经验总结，无视和盲目地违反破坏法则、规范不利艺术创作。王献之非常重视法度。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引张怀罐《二王等书录》：献之尝与简文帝（司马昱）十纸，题最后云："下官此书甚合作，愿卿存之。"王献之十分自信地认为自己的书法作品符合法度（合作）是值得珍藏的。但是法度不是僵死的，一成不变的。它们是发展的，辩证的。要创新，有时必须突破某些法则和规范，墨守成规在艺术上不可能有所建树。秦牧在《辩证规律在艺术创作上的运用》一文中说："墨守成规，不敢于创造也决然和客观事物发展规律不相容的。"在许多情况下只有"反经"才能"合道"。
艺术史告诉我们"法"总是不定的，所谓"丹青无定法"也是这个意思。"法既不定"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信手涂鸦，而是要创造，要变，通过变化使之通达。自由和法则是对立的，也是统一的。石涛说："凡事有经必有权，有法必有化。一知其经，即变其权；一知其法，即劝于化。"我们在了解规矩（经）的同时，必须懂得规矩的变通性，在了解法度的同时必须知道运用法度的灵活性。这一观点，正是王献之"法既不定，事贵变通"的理论的发展与具体化。王献之的书法学王姜之，但其面貌焕然一新。清王文治曾说："欲脱右军习气，乃为善学右军。??所谓'反经合道'是也。"王献之劝王羲之改体时，"逸少笑而不答"这很符合父亲的身份，父亲感到儿子的一番话颇有见地，很是欣慰。当时王献之正是十五六岁，到他十七八岁时王羲之就逝世了，其间相隔一两年，故王羲之的"微古"的书法并未得到多少改变。
对于王献之的"破体"，有人认为王羲之书法不乏其态，说明王羲之亦尝用此法，只是没有巩固罢了。到了王献之手中，更加熟练、突出，变无意为有意。其实，这并非问题的实质，如此说来王献之的破体并没有什么大的价值和创造性。关键是王献之汲取了张芝一笔书的草纵样式，而王羲之是字字独立的行草书，两种书体，迥然不同。王献之的行草书，气势贯通，飞扬纵肆，具有独特风貌。王献之在书法创新时多用郗家法，有人认为王献之与前妻离异以后，对郗氏怀有很深的留恋之情，故写字多用郗家法。笔者认为王献之原来是继承的王家法，融进郗家法是书法创作的需要，这样做的结果，与父书"故当不同耳"。使他的书法妙极神理，博古通今，有鲜明的个性。王献之的字，字形偏长，线条流便，其用笔称之为"缓异"。缓异，有人认为是晋人的书风，而王献之更加缓异。王羲之书"思虑通审，志气和平，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这是对缓异的赞语。所谓"缓音，慢也、宽也，松也、婉也、和也；异者，惊奇、奇怪、不相同、另外的、新的"。缓异就是"清缓之韵"、"极力奔放"。
王献之的书法极富个性，有着鲜明的特色。他创造的行草夹杂的"破体"，《文章志》认为是"变右军法为今体，字画秀媚，妙绝时伦"。如果说王羲之在真行方面闯出了一条新路，那末王献之在行草上写出了自己的面貌，他们各具特点都是前无古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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