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思想风貌
《晋书》说王献之"风流为一时之冠"。王献之曾对谢安说："公故潇洒"，谢安回答道："身不潇洒。君道身最得，身正自调畅。"②在东晋，名士们都是潇洒的，否则是称下上名士，在上层社会更是无立足之地。
"风流"、"潇洒"是一种思想风貌和精神品格。追求自我价值和自我表现，这在王献之身上充分体现出来，他蔑视礼教，率性而行，无拘无束。王献之从会稽经过吴郡，听说那里有个名叫顾辟疆的①，有个私人名园（兼住宅），他们素不相识，但王献之也不招呼一声，便长驱直入。当时虽然没有像今天一样立法，有私闯民宅罪，然而总是不合情理的。王献之游览结束时，指手划脚，大加评论。这时顾辟疆正在园内会见宾友，王献之却旁若无人，不加理睬。顾辟疆以为他所见的陌生人仗势无理，胡作非为，故勃然大怒，气愤地说："做主人，非礼也；以贵骄人，非道也。失此二者，不足齿之伧耳。"②"便驱其左右出门。
王独在舆上，回转顾望，左右移时不至，然后令送著门外，怡然不屑。"可见王献之对此毫不在意，若无其事，在他看来一切礼俗都是不必要的。王献之清高整峻，不交非类。有一次他到谢安家中，当时才华出众的习凿齿正巧也在坐③，按照当时的礼貌应当与习凿齿并榻，王献之徒倚不坐，公引之与习对榻。其原因是习凿齿出身寒士，又有足疾，故不与习井榻。事后胡儿④曰："子敬实自清立，但为人尔，多矜咳，殊足损其自然。"①后来刘谦之在《晋纪》中云："王献之性甚整峻，不交非类。"王献之率真任性，肆意直言。他曾对王孝伯说："羊叔子自复佳耳，然亦何与人事？故不如台上妓。"②羊祜（221-278），字叔子，西晋大臣，泰山南城（今山东，费县西南）人。魏末任相国从事中郎，参与司马昭的机密，晋武帝曾与他筹划灭吴。他文武双全，以清德称，人称羊公。临终时"举杜预自代"。他死后"南州人闻公丧，号哭罢市"。襄阳百姓于岘山建碑立庙，众人见碑落泪，杜预命名此碑为堕泪碑。因祜与户是同音，荆州人唯恐对羊祜不敬，将户称之为门，将户曹改为辞曹。有人认为王献之对羊祜的不满是有其历史原因的，因为羊祜是蔡邕的外孙，即蔡文姬的姨侄，他对王献之的从祖王衍、王戎信口雌黄，不结合实际的空谈，非常反感，尝抑而制之。所以王衍、王戎对羊祜多诋毁，王献之受其影响，故有放诞之言。笔者认为主要是思想观点方面的分歧。清谈也可称空谈，是魏晋风流的主要特征，羊祜反对空谈，说明羊祜的观点与"风流为一时之冠"的王献之观点相左。他们两人虽然生活在不同② 《世说新语·赏誉》。
① 《世说新语·简傲》引《顾氏谱》曰"辟疆，吴郡人，历郡功曹，平北参军。"② 伧耳：骂人的话，犹言伧夫，鄙夫，伧俗之人。
③ 《世说新语·言语》："习凿齿，字彦威，襄阳人。少以文称，善尺牍，桓温在荆州，辟为从事。历治中、别驾，迁荣阳太守，"④ 谢朗，小字胡儿，谢安的侄儿。
① 《世说新语·忿狷》。
② 《世说新语·言语》。
时代，但王献之也对羊祜不屑一顾，很轻视。
王献之在人际交往中，从不顾忌礼俗，情面，没有丝毫的虚伪和矫饰，一切唯求其真。太元二年（公元378 年）新建造的太极殿落成，谢安想请王献之题榜，但难以直言，因为当时题榜并不像今天是一件很高雅、很荣耀的事，可能晋人将此看成是工匠之役，鄙俗的行为。所以谢安便转弯抹角用拭探的口气说："魏时陵云殿榜未题，而匠者误钉之，不可下，乃使韦仲将悬凳书之。比讫，须鬓尽白，裁余气息。还语子弟，宜绝此法。"①王献之已知谢安用意，便严肃地说："仲将，魏之大臣，宁有此事！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长。"谢安再不勉强他了。
谢安与王献之父亲是同辈人，私交也很深，他没有因王献之不题榜而发怒、记恨。不过在那种时刻会使任何人感到难堪的。谢安是一位善解人意、会灵活处理尴尬局面的人，他把活题一转，问："君书何如君家尊？"王献之答道："故当不同。"谢安曰："外论不尔。"答道："人那得知。"孙过庭在《书谱》中道：安尝问敬："卿书何如右军？"答云："故当胜。"②安云："物论殊不尔。"子敬又答："时人那得知！"敬虽权以此辞，折安所鉴，自称胜父，不亦过乎！且立身扬名，事资尊显；胜母之里，曾参不入。
据《晋书》记载，王献之并没有说："故当胜"。退一步说王献之就是说了他的书法胜过他父亲，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也没有什么可指责的。当时对王献之书法评价很高，"故当胜"也并非徒语，夜郎自大。谢灵运曾经说过："公（王献之）当胜右军。"李嗣真在《书品后》也曾同意这种说法。这都是学术上的事，问题不在于"故当不同"变成"故当胜"，关键是"立身扬名，事资尊显，胜母之里，曾参不入"。是《孝经》中的一段话，孙过庭用此来说明王献之大逆不道。这实在是"硬装斧头柄"，牵强捏造，艺术上的高下与孝敬父母有何相干！难怪包世臣在《艺舟双揖》中愤慨地说："姿意污蔑，是不可以下辨。"无论在历史上或在现实社会里，儿子胜过父亲比比皆是，而且在宏观整体上看是一个规律，否则就下会有社会的进步。孙过庭将王献之说"故当胜"之类的话与《孝经》的道德伦理标准相联系，指责王献之对父亲的不孝，这是不公正的，理应受到批评与遣责。题榜这一事件说明了两点："献之于书颇自矜重"，①这是其一，其二是谢安很赏识王献之的书法。
然而，南朝宋泰始年间书法家虞龢在《论书表》中记述了谢安批退王献之佳书的故事。王僧虔也曾说过，谢安"得子敬书有时裂作校纸"。虞、王① 《晋书·王献之传》："太元中，新起太极殿，安欲使献之题榜，以为万代宝，而难言之，试谓曰：'魏时陵云殿榜未题，而匠者误钉之，不可下，乃使韦仲将悬凳书之。比讫，须鬓尽白，裁余气息。还语子弟，宜绝此法。'献之知揣其旨，正色曰：'仲将，魏之大臣，宁有此事？使其若此，有以知魏簿之不长。'安遂不之逼。"② 虞龢《论书表》与孙过庭《书谱》有相似文句。
① 马宗霍辑：《书林藻鉴·书林记事》，文物出版社1984 年第1 版。
两人离东晋时间不长，况者王僧虔的曾祖父王洽是王羲之的堂兄弟，王僧虔与王献之出于一个士族，两人所说是比较可信的。这与《晋书·王献之传》谢安请王献之题榜不是有矛盾吗？既然谢安看不上王献之的书法，为何又要请他题榜？反过来请王献之题榜为何又要批退王献之佳书，有时还将王献之的作品裂作校纸呢？
《晋书》作者房玄龄，是与唐太宗同时代的人，唐太宗贬低王献之，如果没有足够的依据《晋书》是不会如此记述的。其实上述两件事迹并不矛盾，谢安有时轻视王献之的信札，那是草书，而不是全面否定王献之书法。而他所欣赏王献之的书体，是真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偏好，这是不足为奇的。王献之对于谢安的要求也不是一概拒绝的，据马宗霍《书林藻鉴·书林记事》记述①：谢奉起庙，悉用棐材。羲之取棐书之满床，奉收一大篑。子敬后往，谢为说右军书甚佳，而密已削作数十棐板，请子敬书之，亦甚合，奉并珍录。
王献之刚正仗义，从下随波逐流，事事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他能从总体上正确公正地评价一个人的功过。谢安死后，王廙得知这一消息，对王献之说："欲哭谢公"。王献之十分赞赏地说："所望于法护"。②谢安死后，朝廷在赠礼问题上发生意见分歧，多有争议。唯有王献之，徐逸力排众议，表彰申述谢安的忠勋，王献之上疏云：故太傅臣安，少振玄风，道誉洋溢。弱冠遐栖，则契齐箕皓；应运释褐，而王猷允塞。及至载宣威灵，强滑消殄。功勋既融，投韨高让。且服事先帝，眷隆布衣。陛下践咋，阳秋尚富，尽心竭智以辅圣明。考其潜跃始终，事情谴绻，实大晋之俊辅，义笃于曩臣矣。伏惟陛下留心宗臣，澄神于省察。由于王献之据理力争，孝武帝终于给这位宰相加殊礼。服药是东晋名士的一大特征，不少人受到毒害而至死不悟。王献之对服"寒食散"、"礜石"，有较清醒的认识。黄伯思《东观余论》在评王献之书一节中曰："《静息帖》云："礜石深是可疑事，兄熹患散辄发痈。'散者，寒食散之类。散中盖用礜石，是性极热有毒，故云深可疑也。刘表在荆州，与王粲登障山，见一冈不生百草，粲曰：'此必古冢，其人在世服生礜石，热蒸出外，故草木焦灭。'凿看果墓，礜石满茔。又今洛水冬月不冰，古人谓之温洛，下亦有礜石。今取此石置瓮水中，水亦不冰。又鹳伏卵以助暖气。其烈酷如此，固不宜饵服。于敬之语实然。"②① 文物出版社1984 年版。
② 《世说新语·伤逝》："法护，珣小字"。
① 《晋书·王羲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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