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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名士风流与人格美的追求
美学和艺术属于上层建筑，然而它又不同于国家、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马克思主义认为它们与宗教、哲学一起是"悬浮于空中的"，①"即更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②美学、艺术虽受经济基础的影响，但更受当时的精神气候的影响。名士风流在东晋盛极一时，成了魏晋时代的审美风尚，研究王羲之的美学思想，我们不得不对魏晋风流作了一番考察，以探求它们内在的联系。
（一）什么是名士风流
"风流"一词早在汉代已广泛使用，原指风俗教化如风之行、如水奔流。
《后汉书·刑法志》云："吏安其官，民乐其业??风流笃厚，禁罔疏阔。"后词意变迁作英俊、杰出之意以形容人物。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词："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在《沁园春·雪》中写道："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风流也指文学作品的超逸美妙的风格，嵇康《琴赋·序》："体制风流，莫不相袭。"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云："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也指女子风韵和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花蕊夫人《宫词》云："年初十五最风流。"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云："长安有平康坊，妓女居之地??时人谓此坊为'风流薮泽'。"我们所阐述的晋人风流是指这一时期士人的风度，标格。冠以风流者有一种自由精神，脱俗的言行，超逸的风度，为士人所崇尚，作为追求的目标。近代、现代美学家将"风流"视为魏晋名士"人格美"的一种表现。《晋书·殷浩传》"（浩）善玄言，与叔父融俱好《老》、《易》。融与浩口谈则辞屈，著篇则融胜，浩由是为风流谈论者有所宗。"《南史·王俭传》："俭尝谓人曰'江左风流宰相，唯有谢安。'"风流往往与恃才而不拘礼法的名士连在一起，称之为"名士风流"。名士多风流早在汉代就已这样了，《后汉书·方术传论》曰："汉世所谓名士者，其风流所知矣。"《颜氏家训·杂艺》云："王逸少风流才士，萧散名人，举世唯知其书，翻以能自蔽也。"《晋书·王献之传》云："（献之）少有盛名，而高迈不羁，虽闲居终日，容止不怠，风流为一时之冠。"既然王羲之是"风流才士"、王献之是"风流一时之冠"，何为风流？我们有必要作进一步的研究与探讨。"风流是一种美"①，是魏晋士人的一个鲜明特征。冯友兰说：《世说新语》常说名士风流。我们可以说，风流是名士的主要表现。是名士必风流。所谓"是真名士自风流"。
（二）风流的表现形式
魏晋风流表现是多方面的，但归纳起来不外乎三种形式。
①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 卷，第484 页。②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 斯选集》第4 卷，第249 页。① 冯友兰：《论风流》，《三松堂学术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 年第1 版。② 冯友兰：《论风流》，《三松堂学术文集》。
即清谈之风、品题之风、任诞之风。清谈之风：清谈也称为"谈玄"、"清言"、"共谈"、"共论"等。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东汉，当时大学生聚集在京师，群言放论，揭露社会的黑暗和当权者的**，实际是一种政治行为。到了东晋，清谈和东汉相比，显然不同了，清谈主要以玄学为内容，脱离实际，避开政治，不干预朝政。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指出：这种清谈，本从汉之清议而来。汉末政治黑暗，一般名士议论政事，其初在杜会上很有势力，后来遭执政者嫉视，渐渐被害，如孔融、祢衡等都被曹操设法害死。所以到了晋代的名士，就不敢再议论政治，而一变为专谈玄理。清议而不谈政事，这就我了所谓清谈了。但这种清谈的名士，当时在社会上却仍旧很有势力，若不能玄谈的，好似不够名士的资格。
1.清谈
清谈对于统治者来说十分有利，因为转移了许多人的视线和注意力，所以上至帝王下至文武官员，文人僧道都崇尚和参加清谈。《世说新语》多处记述简文帝司马昱参加名士们清谈的故事：支道林（遁）、殷渊源（浩）俱在相王（简文帝即位前曾以会稽王居相位，故称）许，相王谓二人："可试交一言。而才性殆是渊源崤函之固，君其慎焉！"支初作，改辙远之；数四交，不觉入其玄中。相王抚肩笑曰："此自是其胜场，安可争锋！"当时的王导、庾亮、殷浩、桓温、谢安、王述等都是清谈高手。清谈，对于当时知识分子说来，是高贵风雅之举，是显露自己才华的极好机会，当然清谈也是有其功利目的的，下文再论述。
清谈内容以《易》、《老》、《庄》三玄为主，论辩《周易》、《老子》、《庄子》的义理，清谈的方式多种多样，有主客相对论辩，在两人中进行；一人清谈，听者不进行辩驳，或者客主均为自己，自己问难，自己答辩，犹如独脚戏一样。王弼很小的时候就有这种本领，往往所谈的义理别人是难以企及的；临时拈题，在座都各清谈一通；两人论辩，一人评判。
东晋时代，清谈之风之盛无以复加，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指出，东晋以后，士人们流为清谈，而不去做文章了。
2.品题之风
东晋时代的品题，实际上就是上层社会中对士人品德、才干、容貌、举止、风度气质的品评论鉴。
品题是有其目的的，这个时期的品题既是审美的，也有其功利性。虽然不像李白说的"一经品题，便作佳士"。但它可以影响甚至决定一个人的名誉、地位、前途。《世说新语·品藻》云："世论温太真（峤）是过江第二流高者。时名辈共说人物第一将尽之间，温常失色。"温峤品题因为未列入第一流，脸色都变了，足以说明当时知识分子对此是何等看重。名士品题或毁或誉都非同小可。在不少情况下，品题能起到发现与选拔人才的积极作用。对一些青少年来说，品题可激励他们成才。王羲之首先被周发现并认为有廉、蔺气度。庾亮曾上疏称王羲之"清贵有鉴裁"，这在当时都是极高的评① 《世说新语·文学》。
价。
汉末出现郡国举士的"月旦评"。其主题词是："评"。而东晋时代是赏誉，其关键在一个"赏"字。品题是一个审美过程，从品题中可以看出，魏晋时代对人物的审美标准和审美趣味。品题在美学史上有重要意义，宗白华曾指出：中国美学竟是出发于"人物品藻"之美学。美的概念、范畴、形容词，发源人格美的评赏。
3.任诞之风
任诞之风主要表现在饮酒、服药、裸裎、率真任性等方面。
如果简单地说，饮酒就是魏晋风流的一种表现，也许不够严密，但饮酒者之面广、人多，是这一时期以前各个朝代所不能比拟的。这确是一个事实，特别是那些文人雅士极少是不饮酒的。他们狂饮酣醉，放浪不羁。"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居然还著有一篇歌颂酒的《酒德颂》。
东晋名士们嗜酒如命，终日沉醉，其实质是为了逃避现实，明哲保身。
他们表面上放达任诞，内心却无比优愤，"何以解忧，唯有社康"；"胸中块垒，故须酒浇之"。①用酒来麻醉自己。更有一些名士用酣饮作为抵抗和逃避政治的一种手段。据《晋书·阮籍传》记载："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置之罪，皆以酣醉获免。"在魏晋的名士看来，全身远祸，酣饮是最佳选择了。
文人为何要服药？服什么药？被鲁迅先生称之为"吃药祖师爷"②的何平叔（晏）云："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③五石散是由紫石英、白石英、赤石英、钟乳石、硫磺五种矿物质组成，因此而故名。吃了这种药以后全身发热，宜吃冷食，所以又叫"寒石散"。五石散有毒性，服得过量，药性发作时如不行走有中毒身亡的危险。五石散又称"行散"、"行药"。
至于五石散服后有"神明开朗"、心境愉悦感觉，王瑶先生在《中古文学史论·文人与药》中说："服五石散后得到的刺激性，有助于房中术，有助于他们性生活的享受。"这便是对"神明开朗"的注脚。
服药的原因不仅如此，当时的名士学人感到人生易老，生命短促，通过服药以求健康长寿。
王羲之是一个五斗米道的信徒，十分相信神仙、服药。
《晋书·王羲之传》中说"羲之雅好服食养性"，"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在东晋，服药盛行有其社会原因，当时政治混乱，生活痛苦，知识分子、文人雅士追求精神上的解放，逃避现实生活。服药后，社会的黑暗可以视而不见，产生一种忘情世俗、不可言状的快感。"清露晨流，新桐初引"，一切都变得如此美好。《全晋文》第二十六卷有一段关于王羲之服食的记载："服足下五色石膏散，身轻行动如飞也。"当年轻力壮① 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原载《星期评论》1940 年第10 期，后收入《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年第1 版。
① 《世说新语·任诞》。
② 鲁迅：《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年版。③ 《世说新语·言语》。
时，初服药石，确有身轻如飞之感。长期服食，身体受到毒害，特别到了老年，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淳化阁帖（材官本）·追寻帖》云："旦复服散行之，益顿乏，推理皆如足下所海。然吾老矣，??"鉴于王羲之的亲身体验，他对服药的作用已表示怀疑："散系转久，此亦难以求泰，不去人间，而欲求分外，此或速弊，皆如君言。"（《转佳帖》）
裸裎即在众目睽睽之下，不穿衣服，这就是在世界上最开放国家也极少见。一直很封闭的我国封建社会，也许一般人难以相信有这种情况发生。其实，在我国先秦时代，就有人在人面前出现**。《楚辞·涉江》："桑扈裸形"。桑扈是一名隐士，裸形即**。裸程在东晋已相当流行，把任诞之风推向了极致。
《世说新语·任诞》云：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衣，诸君何为人我■中。
刘伶脱光了衣服在家中，别人讥笑他，他却认为自己很有理由，别人的批评是不对的。"我是以天地作为我的房屋，以房屋作裤子，谁叫你钻到我的裤子来呢！"《宋书·五行志一》云："晋惠帝元康中，贵游子弟相与为散发裸身之饮，对弄婢妾，逆之者伤好，非之者负讥。"这个例子表明，袒裼裸裎到了这种程度，可谓荒淫无耻了，当事者无丝毫羞丑之感，反认为是放浪脱俗，通达豪迈。
重视情感，率真任性。魏晋风流名士、文入学子狂放超逸，他们的一些举止达到惊世骇俗、使人不可接受的程度，然而他们对人对事一往情深，令人感叹。冯友兰先生认为"有深情"、"有玄心"、"有洞见"、"有妙赏"，①是魏晋风流的四大特点。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一文中说："晋人虽超，未能忘情"，又说："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世说新语·伤逝》云：王子猷、子敬俱病笃，而子敬先亡。子猷问左右："何以都不闻消息？此已丧矣。"语时了不悲，便索舆来奔丧，都不哭。子敬素好琴，便径入坐灵床上，取子敬琴弹，弦既不调，掷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因恸绝良久，月余亦卒。
这是一种何等高尚真挚的情感！宗白华认为这是一种"对宇宙人生体会到至深的无名的哀感"。
根据《世说新语》记载：王羲之的儿子王子酞（微之）在一个风雪的夜里，咏左思《招隐诗》，忽然想起戴安道（逵），便随即乘船而去，到了那里却没去见戴安道就回来了。他认为"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安道！"东晋名士们率真任性，不同凡响，无拘无束，不按常人规范行事，他们反对名教，我行我素，崇尚"真"和"自然"，这些都表现晋人的人格追求和审美观念。
4.清谈误国
① 冯友兰：《论风流》，《三松堂学术文集》。
清谈是魏晋这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它对美学和哲学的发展，曾起到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中指出：清谈的艺术在于，将最精粹的思想，通常就是道家思想，用最精粹的语言，最简洁的词句表达出来。所以它是很有讲究的，只能在智力水平相当高的朋友之间进行，被人认为是一种最精妙的智力活动。
他在另一部著作中又说：玄学的辨名析理完全是抽象思维，从这一方面说，魏晋玄学是对两汉哲学的一种革命。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人，从两汉到魏晋，觉得耳目一新，这是因为玄学的精神面貌和两汉哲学比较起来，完全是新的。??在中国哲学史中，魏晋玄学是中华民族抽象思维的空前发展。①清谈的主要内容是玄学。当时的一般的名士都热衷于清谈，玄学是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哲学思想，它的传播全赖于清谈。可见有人称清谈为玄谈是有道理的。上述对玄学的评价，也是对清谈的评价。
但是任何一种事物都是有一个"度"，超过了这个"度"就会走向反面，魏晋时代的清谈，波及到当时的知识阶层、各级官员乃至皇帝，他们都整天谈玄说理，激烈论辩，相互驳难，耗去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甚至连吃饭也顾不上，颇为艰苦。由此可见要清谈获胜，挤进风流名士的队伍也绝非易事。根据《世说新语》记载，谢朗的母亲不忍心让儿子去清谈，曾"流涕抱儿以归"。
王羲之是反对清谈的，据记载：王右军与谢太傅共登冶城，谢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王谓谢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吁食，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淡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谢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耶。"王羲之认为面对当前"四郊多垒"的割据局面，应该效仿夏禹、文王，勤政务实，为民办事，不辞辛劳，竭尽全力，而清谈足以误国。这种批评是忠恳的，无疑也是正确的。然而谢太傅却反驳："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耶？"清谈误国，而不是说自古以来亡国皆由于清谈，显然这是偷换命题，没有说服力的。上述登冶城的一段谈话，其中谢太傅是谁？《世说新语》说是谢安，后世多有疑义，按时间推算谢安当时年纪尚小，王羲之"无缘对未经事任之少年而责以自效也"，认为王羲之的话是对谢尚所说。有人认为登冶城王羲之可能与谢尚、谢安同时而去，王羲之的话是针对谢尚说的，而不是对谢安说的。王羲之一生比较务实，反对在政界清谈。但由于他有高深的修养，很得清谈高手殷浩赏识。殷浩称王羲之"清鉴贵要"。王羲之虽然在一些信札中说过"助明清谈"，"足下清谈，想心有理"，但这都可能是场面上的话。"想必有理"，并不是"必有理"，非肯定语气。不能说明王羲之赞赏清谈。
王羲之离不开那个时代，离不开他所处的环境，在他身上有着风流名士的特征。但王羲之是一位艺术家，有他特有的思想、见解、人格、个性，与① 《世说新语·言语》。
其他士人卓然不同。这一点，对一个艺术家说来尤为重要，如果人云亦云，事事效仿别人，他在艺术上也无创造可言。而"羲之高爽有风气，不类常流"，这是王羲之人格的基本特征之一。
王羲之在服药、"尽山水之游"这些方面与其他名士是相同的，但也有不同的一面。比如，他虽然酒量不小，但为了节约粮食，下令禁酒并身体力行，率先做到。可见，，王羲之是风流名士，但不同于当时的一般风流名士。
（三）人格美的追求
晋人卓荦不羁，任情放达，追求自由精神和个性的解放，队积极方面看，表现重视人格的独立。当时的风流名士把人生看成艺术的人生。他们还把别人的评鉴看成自己存在的意义。人物的品评非常兴盛，成为晋代美学的一大特征。将人物的容貌、举止风度主体精神作为审美对象，将审美主体作为审美的对象，早就有之，孔子的学生子夏就曾提出过君子的审美标准，即所谓：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东汉有人提出"清议"，人物品评的侧重点，在于人的学识德行；而魏晋的人物品评，强调的是人的精神气质，仪容风貌，崇尚清远，以神韵飘逸为品藻人物的标准。
王羲之见杜弘治叹曰：面如凝脂，眼如点漆，此神仙中人也。
当时对王羲之的品评是：时人目王右军"飘如游云，矫若惊龙。""游云"表示飘逸的风貌，品格高洁，而"惊龙"则象征生气勃勃，独具神韵，"神仙中人"是神韵、飘逸另一种比喻的表达。
绝俗、简约、玄谈、神韵是晋人最看重的，"有人叹王恭形茂者云：'濯濯如春月柳'"③显然这与庄子"藐姑射仙，绰约如处子，肌肤若冰雪"的审美理想相一致。
在晋人看来，自然界中的万物生机勃勃，灵趣动人，它们的美应当与人物的品格是一致的，所以我们现在所见到的人物品评，很多方面用自然美来形容，而对书法作品的美，要求却以人的肢体的筋、肉、骨等来类比书法的笔画，这就是所谓的文艺作品审美的生命化、人化品评，钱钟书将此归纳为两种结习：
一、以无生者作有生看；
二、以非人作人看。
①一个时期的艺术作品的风格面貌与当时的审美理想密切相关，也可以说是某一时代的艺术作品是当时美学观点的具体体现。王羲之书法上的追求不是老辣、粗犷，而是洒脱自如，线条光洁，很少用颤笔，呈现出来的是一种纯净玄远之美，犹如玉人"在玉山上行，光映照人"。
晋人认为，不被权势、世俗左右，独立于天地，德被于天下的人格才是最美的。例如工弼当时和何晏辩难，王弼年纪很轻，初出茅庐，而何晏是官高年长之辈，但他们仍平等论辩，何晏并不卑视他，王弼也毫不胆怯。嵇康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同样，王羲之也曾毫① 《世说新语·容止》。
② 《世说新语·容止》。
③ 《世说新语·容止》。
① 钱钟书：《管锥编》第四册中华书局1979 年版第1357 页。
不留情地批评当时的统治者，"遗黎歼尽，万不余一"，"虽秦政之弊未至如此"。
王羲之不人云亦云，坚持独立的个人见解，有"鉴裁"，不轻意改变自己的主张，坚持什么？反对什么？态度鲜明，刚肠嫉恶，"时人道阮思旷骨气不及右军"，故而有"骨鲠"之称。
王羲之个性孤傲，他不愿意做皇帝身边的侍中，也不愿意担任吏部尚书。殷浩很赏识王羲之的才华和能力，曾经好言相劝："悠悠者以足下出处足观政之隆替，??至如足下出处，正与隆替对，岂可以一世之存亡，必从足下从容之适？??"殷浩把羲之的出任新职与东晋政治联系起来，他对羲之的信任程度可以想见。后来王羲之作了殷浩的护军。说明他们的情感很深，但他在殷浩和桓温矛盾不协这个问题上，他以国家利益为重，不为人情左右偏袒于殷浩一方面，而是多次致书殷浩劝其不宜内构嫌隙，应与桓温和好。桓温主张"既不能流芳百世，不足复遗臭万载邪"！而殷浩刚愎自用，他们自然不会听从。劝解虽然失败了，但从中可以看出王羲之的高尚品格。
公元358 年，王羲之虽然离职退隐，然而他仍关心时局，不改"骨鲠"秉性，对于危及国家的大事，直率地捧出自己的肺腑之言。会稽王司马昱委任谢万为西中郎将、豫州刺史、都督司、豫、冀、并等诸州军事，王羲之认为谢万缺乏军事才能，不堪担负如此重任。《与桓温笺》云：谢万才流经通，处廊庙，参讽议，故是后来一器。而今屈其迈往之气，以俯顺荒馀，近是违才易务矣。
桓温没有反应，王羲之犹为骨鲠于喉，恐谢万自满躁进，便直接致函谢万，他知道免其军事职务已不可能，故劝其与士卒同甘共苦，竭尽其善。说这样做并非不光彩，相反，古人认为是一种值得称道的美德。《诫谢万书》云：以君迈往不屑之韵，而俯同群辟，诚难为意也。然所谓通识，正自当随事行藏，乃为远耳。愿君每与士之下者同，则尽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复何有，而古人以为美谈。济否所由，实在积小以致高大，君其存之。谢万没有以听取上述的劝告，北征时依然矜持傲物，尝以啸咏自高，激起军士愤恨。他于寿春惨败，②"臣之进退，实为狼狈"。谢万兵溃逃归，被废为庶人。后来谢曾致书王羲之云"惭负宿顾"。右军推书曰："此禹汤之戒"。③《春秋传》："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意思是说："禹汤以圣法自罪所以能兴"，王羲之还是着眼于未来。"虽复自咎，其何济焉"，当然这也是无可奈何的，"禹汤之戒"，则有讥讽之意。
忠弼之漠无人理睬，造成如此后果，王羲之是何等心情是不难理解的。
王羲之曾与许询同去拜访丹阳太守刘惔，当许询见到刘惔家床帷新丽，饮食丰甘，很是羡慕，感慨地说："若此保全，殊胜东山。"刘惔说"卿若① 《汉魏六朝百三名字集·王右军集》。
① 《晋书·王羲之传》。
② 寿春，今安徽省寿县西南，魏晋南北朝时，为扬州、豫州、南豫州及淮南郡、梁郡治所。③ 《世说新语·轻诋》。
知凶吉由人，吾安得保此。"④这时王羲之十分尖锐的指出："令巢许遇稷契，当无此言"，说得他们满面愧色。王羲之对那些虚伪的暗主昏臣是从不顾情面的，我们从他"骨鲠"的秉性中，可看出他的真情实感、坦荡的胸怀和真善美的闪光。
王羲之讲究天性率真，反对矫揉造作，不愿饰容献媚以求妻，这些无不表现出王羲之对独立的人格美的追求。
王羲之对官职看得很淡，不求虚名。当他五十九岁谢世后，皇上赠他金紫光禄大夫，他的子女们遵照他生前意愿固让不受。历史是无情的，也是公正的，后世人对王羲之的人品给予了很高的也是公允的评价：右将军王羲之，在晋以骨鲠称，激切恺直，不屑屑细行，议论人物，中其病十之**，与当道讽谏无所畏避。发粟赈饥，上疏争论，悉不阿党。凡所处分，轻重时宜，为当晋室第一流人品，奈何其名为能书所掩耶！
东晋将审美的主体--人作为审美的对象，是有其标准的，这审美标准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因素。王羲之崇尚人格美，但不全部按名士风流那一套行事，他摒弃某些消极因素，以自己的言行来塑造自己的形象。不过话又说回来，他终究不能脱离那个时代，例如他对眼药的执迷，这是不能给予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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