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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审量彼我的决策思想
战争中有一系列的决策问题，王羲之认为要"审量彼我，万全而后动"。
这与"知已知彼"方能"百战不殆"的军事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但笔者认为"审量彼我"的军事思想更加深刻。这里有精审、审时度势的内涵，对"彼此"有量的分析，这一点无论是对古代战争还是现代战争都非常重要，没有对各种军事要素"量"的掌握与分析对比，很难取得战争的胜利。"量"不仅限于数的概念，还有衡量权衡之意，通过"审量彼我"为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一）
对待北伐的基本态度东晋虽然在江南建立了政权，但北方的中原大片领土被胡人占领，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所以北伐是当时政治、军事生活中一个重要的问题，不过我们不能离开当时双方的形势，简单地用支持或是反对北伐来判定是否正确。东晋初建时期，南渡的百姓，他们饱尝了家破人亡离乡背井之苦，怀念故土。而北方的士族迁至江南，失去了昔日的辉煌且惊魂未定，何去何从，如何对待残酷现实？存在着两种精神状态和情绪。《世说新语·言语》作了这样的记述：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竹宴。周侯中坐而叹日："风景不殊，止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这里的周侯是王蓑之的延誉者周颌，他对江叹息代表了一部分过江士族的思想感情。而王导"愀然变色"，慷慨陈辞："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显然是另一种精神状态。王导的这一政治纲领，团结了朝野一批人，得到了许多有识之士的拥护。他们以上述纲领作为精神支柱，盼望有朝一日光复中原大地。第一次发动北伐的是祖逖，他是中原沦陷后移居京口的一位将领，当时王导为首的统治集团不敢对北伐提出异议，怕夫去民心丢掉具有号召力的"克复神州"的旗帜，故提出"使白招募"组织北伐，只给祖逖调拨一千人的粮食、布三千匹，不给铠仗兵器。建兴元年（313 年），祖逖带领一批人马渡江，当船行驶到江心时，祖逖击揖而誓："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表示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祖逖在淮阴铸造兵器招募士兵，收复了黄河以南的大部分失地，晋元帝怕他势力太大，派怔西将军戴渊总领北方六州军事，阻止祖逖北伐活动。此时祖逖感到深受掣时，缺乏有力的支援，北伐成功无望，优愤而死，使收复的领土再次失去。
诚然，东晋政权建立不"，立足不稳，政治上尚下强大，这是一个不容忽略的客观原因。但统治阶级不肯支持是主要的。王导虽然慷慨激昂地表示② 《史记·陆贾传》。
要"克复神州"，但这纯属是一种策略，拢络人心而已。吕思勉论及《王导传》时说："此传颇能道出东晋建国之由。三言蔽之曰：'能调和南方人士，收用北来上大夫，不竭民力而已。??帝之本志盖仅在保全江表而不间北方，即王导之志亦如此。故能志同道台。东晋之所以能立国江东者以此，其终不能恢复北方者亦以此。"①这种评论分析确实是击中了问题的要害。
有经纶大略的军事将领庾翼"以石虎衰暴屡表北伐"，康帝建元元年（公元343 年）他移屯襄阳，征发六州内车牛驴马和地主的奴仆当兵组织力量，命庾冰镇守武昌，为翼的后援，准备大举进攻后赵和成汉。当时蔡谟认为"若弃江远去，以我所短，击彼所长，惧非庙胜之算"。实际上，东晋士族地主和多数朝臣偏安江左，不肯冒"累卵"之险，害怕失去自己的安乐窝，所以反对这次北伐。而王羲之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伏想朝廷清和，稚恭遂进镇，想克定有期"。王羲之盛赞如此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东晋统治集团内部虽有矛盾还不是太尖锐，更重要的是北方石虎继位，他暴虐成性，任意残害百姓，"猎车千乘，养兽万里，夺人妻女，十万盈宫"①。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阶级矛盾一触即发。这些都为北伐提供了准得的良机。王羲之支持庾翼北伐还基于对庾翼为人的深刻了解。庾翼"戎政严明，经略深远，数年之中，公私充实，人情翁然，称其才干。由是自河以南，皆还归附。"②他早有"复兴"的雄心壮志，以"灭**蜀为己任"，对北伐作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基于敌我双方的形势分析，王羲之决定支持这次北伐。
（二）反对殷浩北伐
对殷浩发动的北伐，王羲之竭力反对。殷浩、桓温都是握有兵权的大将，他们为权力之争水人不容。殷浩将颖川荀羡作为羽翼以对付桓温。王羲之密说殷浩、荀羡应以大局为重，他认为国家之安在于内外和睦，不宜内构嫌隙。可是殷浩、荀羡怎么也听不进去。当王羲之知道殷浩要冒然进行北伐时，立即以书劝阻，但没有奏效。殷浩仍整军前行，结果在颖水桥（今河南省许昌县）吃了败仗。殷浩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准备再度北代。王羲之以为必败，并立即致书于殷浩和会稽王表明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尽怀极言"劝其休养生息，尊贤虚已，不要快意于目前，致生民于涂炭。
王羲之在《遗殷浩书》中写道：知安西败丧，公私惋恒，不能须臾去怀，以区区江左，所营综如此，天下寒心，固以久矣，而加之败丧，此可熟念。往事岂复可追，愿思弘将来，令天下寄命有所，自隆中兴之业，政以道胜宽和为本，力争武功，作非所当，因循所长，以固大业，想识其由来也。自寇乱以来，处内外之任者，未有深谋远虑，括囊至计，而疲竭根本，各从所志，竟无一功可论，一事可记，忠言嘉谋弃而莫用，遂今天下将有土崩之势，何能不痛心悲慨也！任其事者，岂得辞四海之责！追咎往事，亦何所复及，宜更虚己求贤，当与有识共之，不可复令忠允之言常屈于当权。今军破于外，资竭于内，保淮之志非复所及，莫过还保长江①，都督将各复旧镇，自长江以外，羁摩而已。任国钧者，引咎责躬，深自贬降，以谢百姓，更与朝贤思布平政，除其烦苛，省其赋役，与百姓更始，庶可以允塞群望，救倒悬之① 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第1 版，第4 章第1 节。① 《晋书·石季龙载纪上》。
② 《晋书·庾翼传》。
① 《晋书·王羲之传》原无"若"字，此据《资治通鉴》校补。
急。
使君起于布衣，任天下之重，尚德之举，未能事事允称，当董统之任而败丧至此，恐阖朝群贤未有与人分其谤者。今亟修德补阙，广延群贤，与之分任，尚未知获济所期。若犹以前事为未工，故复求之于分外，宇宙虽广，自容何所！知言不必用，或取怨执政，然当情慨所在，正自不能不尽怀极言。若必亲征，未达此旨，果行者，愚智所不解也。愿复与众共之。复被州符，增运千石，征役兼至，皆以军期，对之丧气，罔之所厝。自顷年割剥遣黎，刑徒竟路，殆同秦政，惟未加参夷之刑耳。恐胜、广之忧，无复日矣。王羲之首先从上次北伐失败谈起，殷浩第一次北伐是公元352 年，就在这一年又准备第二次北伐，阖朝上下正为之"惋怛"，不能忘怀。在这种情况下，应诙认真地总结失败教训，而不能重蹈覆辙。还应该发挥自己的长处，从长计议，以期改弦更张，其出发点是为了巩固东晋的江山大业。信中分析了"自寇乱以来"的形势和前几次北伐失败的教训，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和见解。王羲之还从私人的角度，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说明利害关系，"使君起于布衣，任天下之重，尚德之举，未能事事允称，当董统之任，而败丧至此，恐阖朝群贤未有与人分其谤者。"北代失败，会激起民愤，世态变故，那你就成了历史的罪人，无地自容了！
《遗殷浩书》对虚务玄谈而无军事才能的殷浩，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这时王羲之忧心如焚，便又写信给会稽王司马昱，这就是所谓的《与会稽王笺》。司马昱是辅政亲王，在朝廷中有很高的地位和实权，王羲之在书中论及时事，陈述了不宜北伐的理由，并希望司马显对殷浩再举北伐提出忠告，加以劝阻。
《与会稽王笺》云：古人耻其君不为尧舜，北面之道，岂不愿尊其所事，比隆往代，况遇千载一时之运？顾智力屈于当年，何不权轻重而处之也。今虽有可欣之会，年求诸己，而所忧乃重于所欣。《传》云："自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今外不宁，内忧已深。古之弘大业者，或不谋于众，倾国以济一时之功者，亦往往而有之。诚独运之明足以迈众，暂劳之弊终获永逸者可也。求之于今，可得拟议乎！夫庙算决胜，必宜审量彼我，万全而后动，功就之日，便当因其众而即其牢。令功未可期，而造黎歼尽，万不幸一。且万里馈粮，自古为难，况今转运供继，西输许、洛，北入黄河，虽秦政之弊，未至于此，而十室之忧，便以交至，今运无还期，征求日重，以区区吴越经纬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弊不已，此封内所痛心叹悼而莫敢叫诚。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愿殿下更垂三思，解而更张，令殷浩、荀羡①还据合肥、广陵，许昌、谯郡（令安徽毫县）、梁、彭城诸军皆还保淮，为不可胜之基，须根立势举，谋之未晚，此实当今策之上者。若不行此，社稷之忧可计日而待。安危之机，易 于反掌，考之虚实，著于目前，愿运独断之明，定之于一朝也。
地浅而言深，岂不知其朱易。然古人处闾阎行阵之间，尚或于时谋国，评裁者不以为讥，况厕大臣未行，岂可默而不言哉！存亡所系，决在行之，不可复持疑后机，不定于此，欲后悔之，亦无及也。殿下德冠字内，以公室辅朝，最可直道行之，致隆当年，而未允物望，受殊遇者所以瘤寐长叹，实为殿下惜之。国家之虑深矣，常恐伍员之忧不独在昔，麋① 据《晋书》本传，羡与王洽齐名，曾拜义兴太守、建成将军、吴国内史。 升平二年（公元358 年）卒，时年三十八。（公元320 年生，晚王羲之十七年而 生；早王羲之三年而卒；羡卒年同王洽，生年早洽二年）鹿之游将不止林薮而已。愿殿下暂废虚远之怀，以救倒悬之急，可谓以亡为存，转祸为福，则宗庙之庆，四海有赖矣。
《遗殷浩书》和《与会稽王笺》析理透彻，充满激情，切中时弊，抨击了朝政，在当时是很危险的。然而，他从大局出发毫不顾忌，"取怨于执政"仍"尽怀极言"，这不但显示了他在政治上的敏锐的洞察力，非凡的军政才能，而且表现了一个爱国主义者的大无畏的精神情怀。
王羲之的书札为殷浩所发，可谓仁至意尽，情真意切，"此数札者，诚东晋君臣之良药"①。此时吏部尚书王彪之与王羲之持相同意见，也认为殷浩妄动失策，立即上疏："弱儿等（雷弱儿、梁安）容有诈伪，浩未应轻进。"会稽王司马昱将忠良的建议放置于一旁不论不议，继续支持这劳而无功的北代，而殷浩求胜心切，不听劝告，一意孤行，于永和九年（353 年）将北伐付之于行动，结果在山桑（今安徽省蒙城北）一败涂地，损兵折将，阵亡和被俘者达一万余人。事后会稽王后悔莫及，感慨地说：王彪之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其实真正的人才要数王羲之。殷浩再次失败给桓温以口实，故桓温上疏列数殷浩之罪状，结果殷浩被废为庶人，徙东阳信安（浙江金华）①。古人云，"凡举事，无为亲厚者所痛，而为见仇者所快。"②殷浩的最终结局对于王羲之来说，不正如此吗，有人根据王羲之对殷浩北伐的态度得出结论，王羲之对北伐持消极态度，这是值得商榷的，王羲之除了支持过祖逖、庾翼的北伐外，还有一例可证，公元永和十二年（356 年）桓温北伐，取得局部胜利，当时王羲之虽然已经辞官归隐了，他仍十分关切战事，对胜利充满信心和喜悦：恒公以至洛，今摧破羌贼。贼重命，想必禽之。王略始及旧都，使人悲慨深，此公威略实着，自当求之于古。真可以战，使人叹息。
王羲之对几次北伐都审时度势，他不一概反对也不一概支持。他早有收复中原之志，之所以反对殷浩北伐是殷浩动机不良，各方面条件不具备。一旦条件成熟，在北伐中取得某些战果，他自然兴高采烈。在重大问题面前不凭一时感情冲动做出决策，才不愧为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
在殷浩北伐之前，王羲之作出了"必败"的结论，最后北伐果然以失败而告终，这预测的准确性，可谓是神机妙算。然而这绝不是偶然的碰巧。战争胜负是冒险、碰运气还是预先可以测知，当然是后者。伟大的军事理论家孙武一再申述"见胜而战"，"必胜乃战"，"善战者??见胜如见明；其错（措）胜也，如以水胜火。"作为一个战争的指挥者，开战以前，就能很有把握地测知战争的胜负，就像见到太阳、月亮一样。夺取战争的胜利就像以水灭火一样有把握，善战者总是在看到必胜后再出战，贸然行动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王羲之"清贵有鉴裁"，对北伐的准胜谁负看得很准，他是经过一番调查分析，才得出结论的。他认为北伐战争"必宜审量彼我，万全而后动"。① 《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王右军集题词》。
① 《晋书·殷浩传》。
② [汉]朱孚：《与彭宠书》。
③ 王羲之：《破羌帖》，《中国书法全集19·王羲之王献之二·作品考释》。而当时的情况是怎样呢？"今外不宁，内优已深"，北方中原地带在外族的统治之下，军事力量不可低估，他们无时无刻不想侵犯江南。"内忧已深"内涵极为深刻，许多事实不能细说，只能心照下宣。"内忧"一般说来总是有的，关键在于"深"。内部矛盾尖锐，问题很多，大有积重难返、病人膏盲之势，军败于外，资竭于内，大臣们担负内外的重任竟无一功可论，一事可记，更谈不止深谋远虑，而国君对忠言嘉谋弃之不用。
朝廷争权夺利，桓温与殷浩视为死敌，严重不和，互相牵制。桓温想独揽军政大权，谋取皇位；殷浩想借北伐取胜树立自己的权威，然而他刚愎自用，缺乏军事才能，不善于用兵，第一次北伐损失惨重，"遗黎歼尽，万不余一"，元气尚未恢复，又再度举兵北伐。东晋是进攻的一方，"千里馈粮，自古为难，况今转运供继，西输许洛，北入黄河??"所有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不利因素。而北方领土辽阔，进退有很大 的余地，相比之下，东晋所占地域就此较狭小，"以区区吴越经纬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①。"因循所长，以固大业"②，这里的"因循所长"，是指的东晋的地理环境，就是说东晋的地理环境仍有优势，江淮是天然屏障，对守势极为有利。
在"内忧已深"的情况下，想诉诸于武力，解决"外不宁"是很难实现的，诚然历史上曾有过"倾国以济一时之功者，亦往往而有之"。但这种情况是有前提的，它不仅在于"独运之明足以迈众"，而且"暂劳之弊，终获永逸者"，现实与历史上的"倾国以济一时之功者"情况不同，岂能"求之与今"。③据此，王羲之认为只能采取权宜之计："暂废虚远之怀，以救倒悬之急"。他提出"保江"（又称"保淮"）的战略计划：以江淮流域为根据地，把徐州、商丘的兵力拉回来，这样可集聚在安徽合肥、焦郡，江苏广陵、河南许昌的力量，等待时机发动进攻。"保江"策略源于王导的思想，那时很多人都不理解，认为这是置中原于度外，忘仇忍耻。事实证明，不审量彼我，盲目采取军事行动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审量彼我就是要了解敌我双方的客观情况，"知彼知己"方能"百战不殆"，这是许多军事家都懂的道理。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这必须对"彼""我"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估，只有审量准确，结论才可能正确无误。人的认识正确了，战争的战略才有可能正确。殷浩对王羲之的对敌我双方的分析和建议置若罔闻，失败是理所当然的。王羲之对北伐后果一语中的的分析预测显示了他的正确思想。
王羲之是一位政治家、军事家，了解这一点的人并不多，研究得也不够。明代洪应明在《容斋随笔》中列举了王羲之对北伐的真知的见后，不胜感慨他说，"其识虑精深，如是其至，恨不见于用耳。而为书名所盖，后世但以翰墨称之??则一艺之工，为累大矣。"洪应明的话是符合实际的。
① 《晋书·王羲之传》。
② 《晋书·王羲之传》。
③ 《晋书·王羲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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