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进言改革
（一）复开漕运
① 《断酒帖》，《汉魂六朝百三名家集·王右军集》。
② 《断酒帖·又》，《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王右军集》。
③ 《方轨帖》，《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王右军集》。
所谓漕运，旧指通过水路（间或陆路）将粮食解往京师和指定地点的运输。漕运起源很早，秦始皇将山东粮食运往北河（今内蒙古乌加河一带）作军粮。汉桓宽《盐铁论·刺复》云："泾淮造渠，以通漕运"。事实正是如此，汉代"始引渭渠以漕山东之粟，旋濬褒斜以致汉中之谷，初不过岁运数十万石，及其盛时，岁益漕六百万石，类由河渠疏利，治之有方。魏武篡汉，偏安洛阳，然犹任邓艾，广开漕渠以达江准??"历史进入晋代，由于战争不断，中华大地呈割据局面，漕运久停。到北伐之时一切军需只好转运供给，西输许洛，北入黄河，应征服役的民工忍受不了苦难，故"流亡日众"。更重要的是东土饥荒，自不暇救。
早在未有漕运的战国时期，魏国国君魏惠王（即梁惠王）对灾荒采取"移民就食"的方法，即河东发生灾荒将民众移至河西，如果河西遇灾则移民于河东。有了漕运这一良法，一遇到灾年，则以粟就人，而不是以人就粟。"移民就食"使百姓拖儿带女离开自己的家园，对农业生产的危害来说，犹如雪上加霜。再者灾荒严重的百姓食不果腹，疾病随之而来，移民有时难以实现，将会有很多人因饥饿奔彼而丧生，这都是弊端。而漕运以粟救人，百姓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抗灾自救，以免跋涉之苦，这对保护劳动力，发展生产无疑是有利的。漕运于国于民均有大益，王羲之毅然向朝廷建言复开漕运，并提出了实施办法：今事之大者未布，漕运是也。吾意望朝廷可申下定期，委之所司，勿复催下，但当岁终考其殿最。长吏尤殿，命槛车送诣天台。三县不举，二千石必免，或可左降，令在疆塞极难之地。王羲之希望朝廷将复开漕运的事决定下来，并委派下臣实施，到年终以此来考核政绩，尤其是长吏如不能完成任务，政绩很差，可送至大台治罪。如果三县不实行，则郡守必须罢免，或派到环境艰苦的边疆，降职使用。
（二）惩办贪官
王羲之在视察诸具时，发现仓督监耗盗官米，动以万计。"耗"，管理不善，如虫、鸟、鼠、至食以及发霉变质等消耗，是有一定规定的，超过了范围就是仓督监的失职行为；仓督监自己盗窃官米是执法犯法，有的数量巨大，如余姚一个具就达十万斛。问题的严重性不仅如此，属会稽管辖的其他诸县也同样如此。由于地方官贪赃枉法，致使国库空乏，这是一件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实力、危及整个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他主张对那些奸吏给予重判，"诛翦一人"起到"杀一人儆百"的作用，只有这样才能"其后便断"。
（三）
改进征役 修改刑法北伐军兴，战争不断，东晋初建时，司马昱的"宽众息役，惠益百姓"的政策和许诺，根本兑现不了。出现了百姓流亡，户口日减，百工医寺，死亡绝没的局面。王羲之详细分析了发生这种状况的源由，并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
自军兴以来，征役及充运死亡叛散不反者众，虚耗至此，而补代循常，所在调困，莫知所出。上命所差，上道多叛，则吏及叛者席卷同去。又有常制，辄令其家及同伍课捕。课捕有擒，家及同伍寻复亡叛。百姓流亡，户口日减，其源在此。又有百工医寺，死亡绝① 王羲之：《与尚书仆射谢安书》，《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王右军集》。没，家户空尽，差代无所，上命不绝，事起或十年、十五年，弹举获罪无懈息，而无益实事，何以堪之！谓自今诸死罪原轻者及五岁刑，可以充此，其减死者，可长充兵役，五岁者，可充杂工医寺，皆令移其家以实都邑。都邑既实，是政之本，又可绝其亡叛。不移其家，逃亡之患复如初耳。令除罪而充杂役，尽移其家，小人愚迷，或重于杀戮，可以绝奸。刑名虽轻，惩肃实重，岂非适时之宜邪。①"征役及充运死亡叛散"②人数很多，官方按常规"补代"，结果是"上命所差，上道多叛"③，负责管理的官吏索性与叛音席卷同去。至于为何吏与叛者一直叛散，因为这方面官吏也相当艰辛，他们对朝廷和当时的法律心怀不满，发生叛乱事件，叛散者的"同伍"，同样要受"课捕"，与此同时对叛者的家人也受到课捕，家人得到消息纷纷逃亡。上述的原因还带来另外一个问题，"百工医寺，死亡绝没，家户空尽"④，没有人被差遣替代。王羲之提出减少判死刑的人，让他们补充兵役。判五年徒刑的"可充杂工医寺"，充当杂工医寺的人，他们的家要移至都邑，否则，逃亡的事将与以前一样，移其家"可绝其亡叛"，因为家在都邑生活比较安定，逃跑亡叛必须顾家小，再者都邑范围有限，管理比较严密，全家亡叛很不容易。更重要的是，百工⑤可以生产各种手工业产品，这些产品既可保证朝廷官府和军队的需要，也可以供应市场。医寺在生活中必不可少，对于保障百姓健康和战时医疗都具有重要的作用。重新建立和稳定百工医寺的队伍，事关重要，有了他们，城市就比较充实，他们不叛亡，社会也就稳定多了。部邑充实稳定是政治之本。王羲之将自己的政见概括为："罪而充杂役，尽移其家"，重罪者判以死罪。刑名虽轻但惩办实际上很重，是不合时宜的。
王羲之巨识深邃，先觉于人，很多主张在当时是正确的，但未能实施。
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说：王逸少在东晋时，盖温太真、蔡谟、谢安石一等人也，直以抗怀物外，不为人役，故功名成就，无一可言，其操履识见，议论闹卓，当世亦少其比。
诚然，这样的评论是符合实际的。然而一个人的功名成就，除了有符合客观实际的正确思想之外，还要有许多条件，其中机遇也是必不可少的。诸葛亮才华横溢，谋略超群，如果没有刘备"三顾茅庐"及群雄逐鹿的历史舞台等客观条件与机遇，他的政治军事才能就无法施展，更谈不上有伟大的功名与光辉的业绩。
王羲之的许多政治主张均未被当权者所接受，内心是非常忧愤的，特别是伯父王导、工敦，岳父郗鉴亡故以后，他更加无能为力。王羲之的思想主张并非纸上谈兵没有价值。历史是一面镜子，他的主张对南北朝也产生过积极影响。南朝北朝对峙，特别是南朝偏安一隅与东晋相似，他的许多政治主张被当时的政治家所"移植"采用，都产生了积极的有益的效果，这些都斑斑可考。
① 《晋书·王羲之传》。
② 《晋书·王羲之传》。
③ 《晋书·王羲之传》。
④ 《晋书·王羲之传》。
⑤ 百工，各种手工业工人的总称。《论语·子张》："百工居肆，以成其事。"例如，刘宋政权曾下令严禁地方官吏滥征赋役，减少部分杂役、谣役；宋文帝采取奖励农桑、兴修水利、减轻农民负担以及赈济灾民等许多措施。元嘉十二年（435 年）丹阳、淮南等地淫雨成灾，政府除诏免灾区一切租役外，还从徐、豫、会稽等地调大米万斛以赈济灾民；还规定"凡欲附农而粮种匮乏者，并加给贷"；在元嘉年间，对江汉漕河进行修凿，以广漕运。《南齐书·明帝纪》载建武元年（494 年）诏曰："细作中署、村官、车府，凡诸工可悉开番假，递令休息。"也就是说工匠在上番服役之外，可以有自己支配的劳动时间。这些都说明，王羲之曾经提出的政治主张在南朝实行以后，对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曾起了积极的作用。
王羲之是作为一个名垂历史的书法家，对政治、军事、经济、法律有如此精辟的见解，古往今来委实是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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