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外交观念的革命
王韬新型外交思想的产生与王韬"华夷观"的倒转有密切关系。促使王韬放弃传统"华夷观"的最重要因素是他的欧洲之行。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实地考察彻底扫荡了他头脑中华尊夷卑观念的残余。在全面地冷静地比较了"华"与"夷"的长短优劣之后，他断然宣称：不是夷不如华，而是"华不如夷多矣"。他说，论法度典章，泰西各国，政教修明，财用充足，兵力雄强，君民一心，"无论政治大小，悉经议院妥酌，然后举行，故内则无苛虐残酷之为，外则有捍卫保持之谊，常则尽懋迁经营之力，变则竭急公赴义之忱"。①中国则不然，"民之所欲，上未必知之而与之也；民之所恶，上未必察之而勿之施也。任司牧之权，于簿书钱谷刑戮鞠讯外，已无他事矣。其民之生计若何，困苦若何，为抚字，为鞠谋，贸贸然不暇计也"；②论器物技巧，"中西同有车，而彼则以火车；中西同有驿递，而彼则以电音；中西同有火器，而彼之枪炮独精；中西同有备御，而彼之炮台水雷独擅其胜；中西同有陆兵水师，而彼之兵法独长。其他则彼之所考察，为我之所未知，彼之所讲求，为我之所不及，如是者直不可以搂指数"；③论人心教化，彼"雍容敬礼，守教怜人"，"崇真尚简"，"心齐志固"；而反观中国，"自汉至今，几二千余年，人情之诈伪极矣，风俗之浇漓至矣"，"所长者无他，曰因循也，苟且也，蒙蔽也，粉饰也，贪罔也，虚矫也。喜贡谀而恶直言，好货财而彼此交征利。其有深思远虑矫然出众者，则必摈不见用，苟以一变之说进，其不哗然逐之者几希"。①在万事不如人的现实情形下，王韬认为中国统治者及士人坚持"内华外夷说"、空喊"华尊夷卑"，纯属自欺欺人，"大谬不然"。他进而总结出一条判断"华"与"夷"的标准："华夷之辨，其不在地之内外，而受之于礼之有无也。苟有礼也，夷可进为华，苟无礼也，华则变为夷"。②照王韬的这一标准推理，所谓"华"与"夷"的区别本来是不存在的。如果封建统治者及其士大夫偏要在中西之间划一界线的话，处在被人轻视的"夷"的地位的，不是"泰西各国"，而恰恰是自以为是"天朝上国"的中国本身。"华"与"夷"的地位被王韬彻底颠倒过来。
伴随着对华夷认识的转变，王韬提出了许多新的外交观念。这些观念构筑起一座近代外交思想的殿堂。
王韬外交思想主要有下述四重新观念构成：
（一）尚通。
"通"是王韬思想成熟时期的基本哲学观，也是王韬认识、评判、谋划外交事务的原则之一。王韬认为，世界的终极目标是"混同"，"天下之道，其始也，由同而异；其终也，由异而同"，而今日欧洲诸国日臻强盛，"智慧之士造火轮舟车以通同洲异洲诸国"，足迹深入中国穷乡僻壤，正是天下①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三，"达民情"。
②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三，"达民情"。
③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变法中"。
①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变法中"。
②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十，"华夷"。
合一混同之契机。③当此合一契机初显之际，中外均应该循共同之目标，不拘成格，不分内外，互通互融。只有中外消息通，情意达，误会、猜忌、仇恨才可能泯灭，对抗、战争才可能最终避免。
本此原则，王韬主张中国正确的外交方针应当是主动地对外开放，积极地走向世界，包括既允许外人来华通商，也鼓励华人贸易西洋：既允许外国公使"驻馆"中国，也提倡中国遣使他邦。他反对清朝保守派"划疆自守"的消极被动的外交方针，认为他们在世界渐趋混同的形势下慷慨激昂地空喊"严夷夏之大防"，不仅滑稽可笑，与事无补，而且贻害无穷。他写道："说者谓中朝制度迎越寻常，前代漠酞姑勿具论，即如我国家康、雍、乾三朝，圣德兵威，詟惕殊俗，式廓版图，讫乎化外??三代以下不逮焉。今诚一意讲求，励精图治，则闭关谢客，亦何不可自固我国??子之所云，适足以贻笑于豪杰之十而自玷耳。不知时之所尚，势之所趋，终贵因事制宜，以权达变。"①又说："时至今日，泰西通商中土之局，将与地球相始终矣。至此时而犹作深闭固拒之计，是直妄人也而已，误天下苍生者必若辈也。"②王韬对中外相通的结局抱着非常乐观的态度，坚信东西方接触面的扩大和交流渠道的增多对中国突破外交窘境益处甚多，如他在论及遣使出洋一事时说："中国公使之遣，则恭承简命，职重公尊，专以固好修睦，筹画军国重务。苟我国中有中外交涉之事，其中曲直是非所在，可以与彼国大臣面为敷陈，否则亦可陛见国王布宣壹是。而所刊日报之中，如其议论未遵乎持平，是非有同乎倒置者，可以立为驳斥，惮通国之人见之而晓然，此所以达外情于中朝，而即所以布中情于远地也。如是则既不至隔阂，又何事于纷争。故遣使驻扎各都，于国事要非无裨也。"①王韬大力鼓吹"中外情柑通"，一方面具有批判封建顽固派夜郎自大、打破传统外交"唯格绝严防是尚"模式的意义；另一面也驳洁了那些骨子里仍存在"华尊夷卑"观念的洋务派或"师夷派"，否定了他们洋务旨在"制夷"的单向外交观。论敌的众多与强大迫使王韬采甩"重炮轰击"，因而论理之中难免矫在过正之处。根据王韬的上述观点，"中情"与"外情"相通几乎成了挽救中国免受列强欺侮的法力无边的魔杖。这在敌我力量相差悬殊的十九世纪中后期的中国实在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按照近代外交理论来讲，"通"所包含的互相接触、互相开放、互相对话的确是消除国际纷争的不二法门。王韬在思考中触及这一近代外交原则，正表现了他外交思想的深度和先驱性。
（二）贵和。
"贵和"本来是以"仁"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基本要素，所谓"两斗皆仇、两和皆友"，"己所不欲，勿施与人"正是中国封建统治者及士大夫长期信奉的处世哲学。然而，在实际的对外关系中，中国统治者及士大夫从来就没把"非我族类"的"夷"当作"贵和"的对象。在中国统治者及士大夫的眼中，"夷"乃是不知礼义、不懂诗书的"化外之民"，因而绝不可以理喻之，只能以力服之。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统治者及其士大夫崇尚③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原道"。
①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二，"变法自强下"。
②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睦邻"。
①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二，"设官泰西下。遣使"。
一种"贵战"的外交思想。在汗牛充栋的中国正统典籍中，凡是对外主战者总是被当成民族英雄大加尊崇，凡是对外主和者都被当成畏葸无能的民族败类大加贬诋。
王韬勇敢地与这种"贵战"的外交思想相决裂。他站在现实与理性的制高点上，大胆地喊出了异于正统、异于俗沦的清新之声，即中国对外政策理应"贵和"；"和"是保存中国、振兴中国的最佳选择。他说，我中朝在今日非用兵之时，中国为今之计，对外莫若暂与之和，而专顾富国强兵之术，"蓄力待时，审机应变"。①因为，"天下事有不得不出于此者，苟反其道而行之者，未有不败者也"。②王韬对封建士大夫那种不顾国家安危和人民生死、动辄"据典言战"异常痛恨。他批驳道，汤犹事葛，文王犹事昆夷，唐大宗开国英主，而屈尊于突厥，宋真宗擅渊之捷，而犹许以酬市，何足为病？"王者保国安民，其道应如是也"。③古之强主对蛮夷尚且如此，况今日华夷强弱倒置，焉能舍和趋战！他把封建士大夫所谓"宁可覆国家，不可言和"的浮浅气矜之论斥为"妄人之论"、"亡国之论"，"其为害烈矣"。④中国近代是强权环伺，险象丛生的时代，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时代，当此局面，中国是以"动辄言战"，还是以"慎兵保和"来应付时代的挑战，确实是中国未来命运的关键所在。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包括后来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知识分子，一方面由于秉承传统士大夫对"夷狄"的鄙夷不屑，一方面出自于对鸦片战争以来外人横行霸道的新仇恨，强烈要求对外采取强硬路线，以战对战，振奋国威。从《南京条约》签订之日起，中国知识分子就没有停止过对战斗的呼唤。然而，无情的历史实际是，每一次"振奋国威"的结果不外是中国屈辱求和，或赔款、或割地、或允许开埠，一切"干求"，概行允诺。王韬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毫不掩饰地提出'惯和"的外交主张，无疑对国人具有振聋发喷的警醒作用。
贵和并非投降主义。"和"不是消极徒动的或战败后迫不得已的"和"，更不是"见夷即让"或"见夷即奔"。而是主动积极的富有进取意义的"自强以御侮"。王韬论证说，天下事不徒恃战，不徒恃和，恃我有以待之，"惟先尽其在我者，而后徐及其他。如讲求武备，整顿海防，慎固守御，改易营制，习练兵士，精制器械，此六者实为当务之急。而文武科两途，皆当变通，悉更旧制，否则人才不生。其次则在裕财用，如开矿铸银，尚机器，行纺织，通商于远洋，贸易于国中者，皆得以轮舶，而火轮铁路电气通标，亦无不自我而为之，凡泰西诸国之所眈眈注视跃跃欲试者，一旦我尽举而次第行之，惮彼无所觊觎艳羡其间，此即强中以驭外之法也。"①辨证的语言中透出近代外交思想的睿智之光。
（三）重势。
与"贵和"观念相关联，"重势"也是王韬外交思想中的重要概念。玉韬所讲的"势"包含"内势"与"外势"，即中国国情国力与敌国力量及国①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十二，"言和"。
②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睦邻"。
③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睦邻"。
④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睦邻"。
①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二，"变法自强上"。
际局势两方面。王韬认为，不论主战主和，处理对外交涉问题的首要前提便是"审势"；对"内外势"的清楚了解是制定正确的外交政策的基础。他说："夫今日待之之道当如何，一曰审势，一曰察情，一曰观衅。所谓审势者，不独审彼势而亦以审我势。今者彼强我弱，彼勇我怯，彼盛我衰，彼富我贫，亦已形见。如不欲与和，则必出于战。夫既与之为难，则必先立于不败之地，而预操夫必胜之术而后可。然果能之乎？亦惟曰不甘受侮，期与之战而已矣。然能幸其一胜也，而不能幸其再胜也；可以幸也，而不可以恃也，则战之不可行也审矣，"①根据王韬的看法，清王朝外交至所以每况愈下，不可收拾，正是由于清朝统治者昧于内外大势，既不知己，又不知彼。他曾为此感叹说："呜呼！余今者观于中外交涉之故，而下禁重有感焉。泰西诸国通商于中土，亦既三十余年矣，而内外诸当事者多未能洞明其故，若烛照数计而龟卜，其于利害之所系，昏然如隔十重帘幕。"②那么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外大势到底如何呢？王韬认为从总体上看是"彼强我弱，彼勇我怯，彼盛我衰，彼富我贫"。在这样的大势下中国之所以还保持着主权，不是由于"中朝之礼义可以优柔之，中朝之甲兵足以震慑之"，而是由于"泰西各国之互相牵制也"。③因此，中国眼前最急迫的任务是借和平之机，发展经济，改良政治，宫国强兵，以积聚自己抵抗外来侵略的力量。内外大势为"已然"之事，那么中国在此"势"下就只能束手待毙吗？
非也。王韬的"势"并不是一个一尘不变的宿命因素，而是一个随时间和人事推移而不断变化的"可变项"。他说，易曰：穷则变，变则通，知天下事未有不变者也。天下机会之来，岂有终极，忍之于今日，而报之于他时，天道循环，断无或爽。"今者我国已自设局厂，制造枪炮，建置舟舶，一切悉以西法从事。招商局既建，轮船遍及各处，而洋务人员辄加优招，台湾、福州已小试电气通标之法，北方拟开煤铁诸矿。所未行者，轮车铁路耳，则或尚有所待也。此皆一变之机也。"①王韬相信，只要中国统治者顺人心，尽人事，亟图变法自强，就能促使中外之势发生变化。一旦中国易弱为强，易贫为富，中国外交便能"有恃而无恐"，改变"和辱战更辱"的现状。
囿于国际知识的不足和理论的欠缺，王韬对"重势"的论述是相当不严密的。这不仅表现在他的论据有挂一漏万之嫌，而且表现在论证缺乏理论力量。尽管如此，王韬在近代中国主战之声甚嚣尘上之际提出外交"重势"观念仍具有可贵的方向性意义。它把制定对外方针的基础从主观空泛的儒家信条和所谓"士民义愤"拨转到物质性的"内外大势"上来。此一外交视角的转变正标志着中国外交思想向务实主义方向迈进了一大步。
（四）崇简。
"崇简"是西方资产阶级处于上升时期的文化观念和行事原则。受西方资产阶级文化薰染的王韬也接受了这一观念，并把它推衍到外交评判、外交设计等外交认识领域中去，从而使他的外交思想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自1840 年以来，清朝统治者把中国外交引入了令人困惑的死胡同。一方面，最高统治者为顾全中国君主的"天子颜面"，维持住"天下共主，万邦① 王韬：《弢园尺犊》，卷四，"上徐君青中丞第二书"。
②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二，"变法自强上"。
③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三，"设领事"。
① 参见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变法中"；卷十二，"拟上当事书"；卷一，"变法上"。来朝"的政治假象，尽量将中外条约密而不宣，推行自欺欺人的"糊涂外交"，并利用民众和官员对条约内容的不了解，暗中鼓励"辑民攘夷"；①另一方面，肩有"折冲"之任的清朝官员颟顸不灵，企图以色厉内在之虚声恫吓和繁杂不清的搪塞、推倭、拖拉来阻止西方各国的"一切干请"。王韬对清朝这种昏头昏脑加虚与委蛇的外交策略和外交作风深恶痛绝。他写道："中国之事，事事为西人窥见其隐，洞烛其微，儿于无遁情，无遁形。吾中朝官吏即欲粉饰夸张以相掩蔽，亦徒贻笑端，适足以自玷耳"。那种故意的"县则倭之于府，府则倭之于道，道则诿之于督抚，督抚则倭之于总理衙门"、"迟之以岁月，稽之以文移，卑词以款之，多方以炫之，繁文褥节以牢笼之，虚声恫喝以羁魔之"的外交策略只能使"办理愈迟，头绪愈棼，言词愈繁，而事愈决裂"。②到头来，应该"允如所请"的固已许矣，而"囊之所谓不可队者，即已无不如命以行矣"。③王韬提倡用一种"简明外交"来改变清朝模棱迟缓、游移趋避而"祸即从此而生"的外交现状。他说，与泰西各国交际，则尤当以简为尚，周旋揖让，无徒事乎虚仪，开诚布公，讲信修睦，遇有中外交涉大事，勿加束缚驰骤，勿苛以繁文褥节，勿拘泥乎成例。"今日所以待之者，惟有画一以示之信，宽大以示之礼，或是或否，以行我之权，无诈无虞，以布我之诚，与之行事，必简必速，不亢不卑，师其长技以失其恃，明其所学以通其意。"①韬强烈呼吁清朝统治者彻底放下"天朝上国"的架子，作为君主，亟应毫无掩饰地将"中外所立和约""锓版颁行"，俾官衙上下人役俱皆知晓，有章可稽；作为办理外交的大臣，应平等待人，时常接见外国使臣，"惮得从容以毕其辞"。②王韬断言，一旦中国奉行简明务实的外交原则，中外之间许多不必要的争端将会自然消解。中国也就不会再为这些争端付出惨重的代价。王韬提出的外交新观念是对传统外交观念的全面背叛。传统形态的中国外交思想有三个典型特征。第一是务虚性，即建立在"率土之滨莫非王土"儒家天下概念基础上的传统外交看重的不是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和战略意义，而是空泛的政治象征意义。郑和下西洋也好，朝贡册封也好，不外都是为了宣示中国皇帝的恩威和炫耀中华礼仪的威严；第二是单维性，即传统外交思想是从内华外夷的"中国中心说"和儒家的等级理论出发的，它片面地要求中国以外的所有国家的君民象中国的臣民一样称臣纳贡，而从不以对方为平等对手考虑其主张要求。在中国封建统治者及士大夫们看来，外交不是双向的，更不是互利的活动，而只是中国向"不若我甚"的"夷狄"的恩赐或惩罚。因此，外人除听命服从外，绝无任何发言权；第三是僵硬性。中国统治阶级既然看重政治象征意义和坚持"一意孤行"的原则，就免不了使其外交缺乏弹性。在传统外交思想与外交实践中，对儒家教条、原则的呼唤大大多于对现卖问题的分析。对中国外交家来说，在"以夷变夏"这条罪名的警戒下，可供选择的外交途径似乎只有两条，要么大张挞伐，令对方摄服称臣；要么赠送美女玉帛，安抚羁縻。其他中间式、平等式、互助互利式、不① 参阅拙论"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辑民攘夷政策述论"，《苏州大学学报》.1988 年第2 期。②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三，"办理洋务在得人"。
③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三，"办理洋务在得人"。
① 王韬：《弢园尺牍》，卷七，"代上了观察书"。
②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睦邻"。
战不和式、有损有得式或损少得多式往往不在考虑之列。王韬提出的"尚通"、"崇简"、"贵和"、"重势"等外交观念对上述外交思想及其实践显然是一个否定。它把中国外交思想推进到以务实主义为主要特征的近代外交思想的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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