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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办报实践与新闻理论

  王韬办报得自于西方报业的启发。在旅行欧洲和研究西方人文历史的过程中,王韬逐步认识到西方国家制造之精、制度之美、民风之好是与西方社会的舆论公开、信息开放、报刊传播媒体的发达互为因果的。他在评估泰西报纸的社会作用时写道:"日报之于泰西诸国,岂泛然而已哉?所载上关政事之得失,足以验国运之兴衰;下述人心之事,亦足以察风俗之厚薄。凡山川之形胜,物产之简番,地土之腴瘠,邦国之富强,莫不一览而了然,其所以见重于朝野,良有以哉!"②因此,他认为学西方不仅要学西方的坚船利炮、典章制度,还要着手象西方那样为富强活动开拓出一个信息灵通、舆论活跃的社会文化环境;只有这样,富强活动才能成为举国关心和不可阻遏的成功之业。有鉴于此,他于1874 年2 月4 日在香港创办了《循环日报》。

  王韬选择办报作为自己的第一职业还有其特殊的个人背景。对他来说,办报虽然是一行新鲜职业,但也不是完全陌生的事情。早在上海时期,他就接触到印刷和出版事务。墨海书馆本身就是一个印书局,属英国《字林西报》的附属机构。他的雇主麦都思还是中国境内早期中文期刊《遐迩贯珍》的创办入。王韬在墨海书馆的工作,除了佐译圣经以外,就是负责出版文字的校对和发送《遐迩贯珍》。香港的英华书院也是一个学校兼印书局的二合一机构,理雅各本人也兼有伦敦布道会出版局监督的头衔。王韬在与理雅各共事的近十年的时间里,对出版编辑工作自然十分熟悉。他自己在1864 年前后兼任《孖刺西报》(Hong Kong Dai1y Press)的中文附录《近事编录》的编辑工作更直接地为他办报积累了经验。①此后他前往欧洲作汗漫之游,游历中特别留心泰西日报的发行情况,对英国报纸主笔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也印象深刻。他还专门前往爱丁堡一家印刷厂参观印刷设备和流程。他记载说:"印书馆屋字堂皇,规模宏敞??其中男女作工者,约一千五百人,各有所司,勤于厥职。浇字、铸板、印刷、装订,无不纯以机器行事。其浇字盖用化学新法,事半功倍,一日中可成数千百字。"②自欧洲回到香港后,王韬几乎处于半失业状态。理雅各抵港后不久便又因事返回欧洲,王韬彻底失去生活来源。为此,他曾一度打算加入曾国藩的幕僚队伍"糊口",但旋因曾国藩死去而未果。于是,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撰写文章和编辑报纸上。1872 年前后,他担任了香港《华字日报》的主笔。同一时期的《申报》有这样一段文字涉及王韬与《华字日报》:"其主笔为黄平甫及王君紫诠,飞毫濡墨,挥洒淋漓,据案伸笺,风流蕴藉,盖二君留心世事,博通中外之典章,肆力陈编,宏备古今之渊鉴,政刑措置,尽托闲谈,朝野见闻,总归直笔,不第供夫乾志夫虞初而已也。"①ll873 年,王韬又干脆联合黄胜等人,集股一万墨西哥银元买下伦敦布道会印书局的印刷设备,成立了自己的中华印务总局。所有这些个人的新闻和出版方面的经历与经验,为王韬创办《循环日报》提供了条件。

  《循环日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中国人创办的报纸。其创办伊始就表现出不同一般的个性特征。第一,它是日报,除每个星期天以外,它坚持② 王韬:《重订法国志略》,卷二十一,第二十九页。

  ① RoswellS.Britton,TheChinesePeriodicalPress,1800-1912(Taipei,1966),p.42。① 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册,第68 页(1982 年,山西人民出版社)。按日出版。1875 年到1876 年间王韬还精选日报上发表的重要记事消息、政论,汇编成每月一期的月刊,附日报发行;第二,它是由中国人完全自办自营的独立报纸,它的"总司理"为陈蔼廷(即陈言),"正主笔"为王韬,均由中国股东"同人所共举"产生。②其他协助王韬办报者也均为中国人,如中国最早留美归国学生黄胜,留英学习法律的伍廷芳、何启,王韬的女婿钱征,广东秀才洪士伟,报纸翻译、后为香港富商的胡礼垣等。①《循环日报》在开张布告中写道,本局"所有资本及局内一切事务,皆我华人操权,非别处新闻纸馆可比"。②王韬对华人主持办报一点甚为重视,认为这是摆脱西人束缚、独立发表见解的前提。他说,自中西通商后,香港、上海相继仿行报纸,但"主笔之上虽系华人,而开设新闻馆者仍系西士,其措词命意,未免径庭??欲矫其弊,则莫如由我华人日报始"。③《循环日报》编撰人员"中国籍"和兼通中西学、汇世界意识与爱国情感于一炉的"兼容性"特点,是《循环日报》得以成功的一个条件。第三,也是《循环日报》最根本的特征,是《循环日报》的政论色彩。报学史专家戈公振曾指出:"该报有一特色,即冠首必有一篇论文,多出自王氏手笔,取西制中适合我国者,借以讽刺清朝的改革。《弢园文录外编》即为集该报论文之精华而成。其学识之渊博,眼光之远大,一时无与甚。"④美国的中国近代史专家保罗。科恩教授亦指出:"在近代中国史的初期阶段,报纸一般都是作为专门赚钱的手段,几乎没有对社会各种问题表示态度,或努力影响舆论的。王韬的报纸是一例外,其显著特征,就是几乎全由王韬亲手写成的定期政论。"⑤确切他说,《循环日报》的政论刊登在第二版的"中外新闻"栏内,而且往往每期不止一篇。如1874年7 月9 日(同治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的版面上就登载了《论铁甲战舰》、《论人不可恃智力》和《论吴淞口宜修筑炮台》等三篇论文。据日本学者西里喜行的研究,单根据日本国会图书馆及东京大学法学部的明治文库所藏的不完全的《循环日报》和《申报》所转载的文章统计,《循环日报》从1874年5 月 12 日(同治十三年三月二十七日)到1885 年12 月10 日(光绪十一年十一月五日),就发表了政论文章约890 篇。①这些政论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王韬的手笔。为了撰写这些政论,王韬几乎把所有的精力和时间都花在上面了。他在致郑藻如的信里叙述当时马不停蹄地"握管连写"的情形说:"自撰日报以来,境比丝纷,事同渭集,终日握管,手为之疲,几千万言倚马??虽笔墨之间,不求刻画,而才尽之叹因之。"②② 《循环日报》(同治十三年三月十六日),转见于夏良才:"王韬的近代舆论意识和《循环日报》的创办",《历史研究》,1992 年第2 期。

  ① 参阅本书附录《王韬友朋简表》。

  ② 《本局布告》,《循环日报》(同治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转见于夏良才:"王韬的近代舆论意识和《循环日报》的创办",《历史研究)1992 年第2 期。

  ③ 《倡设日报小引》,《循环日报》(同治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转见于夏良才;"王韬的近代舆论意识和《循环日报》的创办",《历史研究》1992 年第2 期。

  ④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154 页。

  ⑤hen,BetweenTraditionandModernity:WangTaoandReforminLateChingChina.p.78.① 《东洋史研究》第43 卷,第3 号,昭和59 年(1984 年)12 月,译文见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0 辑。

  ② 王韬:《弢园尺犊》,卷十,"上郑玉轩观察"。

  《循环日报》的政论特色是与王韬创办《循环日报》的指导原则相关联的。出自王韬之手的《本馆日报略论》曾明确地表示,《循环日报》不仅要将国内外要事消息汇于一纸,而且要毫不隐讳地表述报社的看法和主张,"借彼事端发挥胸臆,以明义理之不诬,报应之不爽"。③也就是说,王韬及其同仁的办报宗旨一方面是传播西学新知,沟通内外信息,打破国人"拘守于一隅而不屑驰观乎域外"的闭塞状态;另一方面是借题发挥,阐述见解,引导舆论,大力推进富强和改革活动在中国的全面展开。从西里喜行所列《循环日报》政论目录和国内学者夏良才先生在香港所见到的《循环日报》胶片的题目看,王韬揉议论于消息之中、积极针贬现实、干预生活的办报原则是一以贯之的。如"富强要策"(1874 年2 月5 日)、"法辟议院"(1874 年2月10 日)、"日本设立议院"(1874 年4 月17 日)、"纪星使往核古巴华佣事"(1874 年7 月11 日)、"论台湾实为中国重镇"(1874 年7 月16日)、"论欧洲近事"(1878 年3 月13 日)等论文都是与社会焦点问题息息相关的"夹叙夹议"。王韬自己后来在与日本报人的交往中谈及他的办报情形说:"年来我亦持清议,眷言家国怀殷忧,论事往往樱众怒,世人欲杀狂奴囚。"①借事生议,痛击黑暗,藏否人物,倡导改革舆论,以致顽固守旧之士觉得如芒刺在背,必欲囚之、杀之而后快,于此可见《循环日报》政论鞭辟现实之深。把办报的宗旨从营利赚钱拓展到开通民智、把报纸的功能从单纯提供新闻消息拓展到议事论政,是中国近代新闻史的革命,它意味着中国近代报纸社会价值的提升,也标志着王韬近代舆论意识的发育成熟。

  《循环日报》的独特风格,特别是它有一群学贯中西而又不受大清律令约束的编撰人员、能够云别人之未能云、言别人之未敢言的特点,使它获得了广泛的欢迎,其发行量处于同一时期各报发行量之首。它的发行处星罗棋布,遍及四方,"省会市镇及别府州县并外国诸埠,凡我华人所驻足者,皆有专人代理",计有:广州省城数处,沙面、河南各一处,澳门二处,国内还有佛山、东莞、虎门、厦门、福州、牛庄等处;海外的有京都、横滨、安南、星加坡、边能埠、旧金山、新金山、雪梨埠、庇鲁埠等处。此外,凡汕头、宁波、上海、镇江、九江、汉口、烟台、天津、及日本的长崎、神户,均由"招商局代理"。①《循环日报》的文章还广泛地被《申报》等中文报纸所转载。这些都说明,王韬主持下的《循环日报》在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确执掌了中国报纸草创时期的牛耳。

  从《循环日报》的特点,我们可以肯定他说,《循环日报》实实在在是一份中国资产阶级主张变法自强的"喉舌报"。它之所以得到正在成长起来的香港华人资产阶级的大力支持,其原因亦在于此。但是,王韬却为它起了一个令人猜不透的名字:"循环",引得后代史学家为此推测不已,莫宗一是。如戈公振认为"循环"就是指"革命",意指"太平天国的革命虽然失败,但可惜报纸传播其种子,以致循环不已";②方汉奇认为王韬所谓的"循环"含义不是革命,而是他心目中恒古不变的"三王之道"和西方资产阶级③ 转见于夏良才:"王韬的近代舆论意识和《循环日报》的创办",《历史研究》,1992 年第2 期。① 王韬:《扶桑游记》,第215 页。

  ① 《本局布告》,《循环日报》(同治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②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153 页(1986 年,三联书店)。

  的学术政治思想。③科恩则认为工韬选择"循环"一词作为报名反映了他的循环史观,同时也可能隐含着王韬的信念,即中国一定会重新变成她原初那样的伟大国家。④笔者认为,分析"循环"的确切含义应与考察王韬的多元世界观和"运会"观及王韬个人曲折复杂的经历结合起来,予以多角度、多方面的理解。"循环"在这里至少有三重含义:一,天运循环,盛衰相继,历史上没有长盛不衰或长衰不盛的民族,中国目前虽然处在"衰"的阶段,但"衰"即"盛"之渐,只要把握机会,应天运而尽人事,亟图改革,就一定会由"衰"致"盛";同样道理,西方各国目前虽然处于"盛"的阶段,但"盛"也能趋于"衰",所以切不可恃强而凌弱,一意孤行。否则,天必将有以报之。从这一角度讲,"循环"是变法图强的代名词,也隐含着反对和谴责西方侵略的意思;二,世界发展由合到分,再由分到合,呈现一种循环状态。目前存在的诸国林立的"分"是由原初的混然一体的"合"演变而来的,未来也必然走向天下大同的"合"。所以,王韬的"循环"有世界大同、天下一体的含义,暗示《循环日报》的内容将不局限于中国一隅,而是面向整个世界。西方人将《循环日报》译为"The Univer-saI Circu1ating Herald",恐怕也是从这一角度考虑问题的。①再者,王韬自认为是中国"学贯中西第一人"的世界性报人,所以,以"循环"命名也预示着他要把静止封闭的中国放到全球性的世界范围去考察,汇中外于一纸;三,"循环"也是王韬对个人经历的最高概括和对未来命运的期待。王韬一生经历坎坷,命运多蹇。从科举不第、弱冠失恃、佣笔西舍,到投书太平天国遭到通缉而遁迹海外,再到漫游欧洲、鼓吹西学以致封疆大吏不时垂询,"稍副时名",这些在王韬看来或许也是一个祸福相依的循环练,"天之所以厄之者,其即所以成之者"。他似乎意识到世间事物有互补性,一个人虽然不能成为大官,却仍然可以做大事;此业无成就,彼业却未必;今生不获知于"并世之人",千载之后却可能备受景仰。因为,世间的事情本来就是正反相成的。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国社会总体上尚处在黑暗多于光明、保守多于革新、封闭多于开放的时期,知洋务、讲变通的敏锐之士仍属凤毛麟角,不成气候。大多数中国人还圃于成见旧习,"见有谈时务者,则曰大言不惭,见有谈外事者,则曰夺于外诱"。①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王韬把西方社会沟通信息与政见的重要手段报纸引入中国,并把它的宗旨放在抨击时弊、扫除传统成见和倡导改革舆论的社会价值上面,的确反映了王韬作为资产阶级先驱思想家的伟大卓越之处。王韬宣告了中国思想家倡导改革的古典方式的式微和近代方式的诞生。在他之前,中国改革思想家一般都是以著书立说或书信往来传递他们的改革要求,因而影响面狭窄,往往撞不开巨大而沉重的黑暗闸门。自王韬之后,新一代资产阶级思想家们不再圃于传统思想家著书立说和书信往来(包括上书皇帝)那种对改革的呼唤方式,而把创办报纸、诉诸公众舆论作为提出政治诉求的更有力的"施压杠杆"。晚清资产阶级思想家和革命家,从严复、康有为、梁启超,到孙中山、章炳麟,无一不把倡导变③ 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册,第69 页(1982 年,山西人民出版社)。④hen,BetweenTraditionandModernity:WangTaoandReforminLateChingChina.p.77.① Roswel13.Britton,ThChinesePeriOdicalPress,1800-1912(Taipei,1966),p.42.① 《本局日报通启》,《循环日报》(同治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转见于夏良才:"王韬的近代舆论意识和《循环日报》的创办",《历史研究》,1992 年第2 期。

  革与办报联系起来。从这个角度讲,在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进过程中,王韬无疑也具有"革命者"的历史地位。其披荆斩棘、开拓未来之功永远彪炳史册。

  王韬不仅是一位近代报纸的创办者,而且还是一位近代新闻理论的奠基者。因此有必要在介绍他的办报实践之外,进而考察分析他的新闻理论。王韬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发表专文讨论报刊理论的"开风气之先者"。

  他在《循环日报》上先后发表《西国日报之盛》、《倡设日报小引》、《日报有稗于时政论》、《论日报渐行中土》、《论各省会城宜设新报馆》、《论中国自设西文日报之利》、《书日本新报后》等一系列文章,对报刊的社会地位、社会职能等问题提出了比较完整的看法,从而开启了中国近代报刊新闻思想的先河。

  王韬认为,报纸是民情民心的一种反映手段。一个看重民心民情的社会必然要重视报纸;反过来讲,一个不重视报纸社会地位的社会也必然是一个漠视民心民情的社会。而这样的社会既不符合传统的儒家圣人之治,也与现代西方政治理论背道而驰。他说:"西国最重日报,有时清议所主,足以维持大局。主笔之士,位至卿相。国家有大战事,橐笔从戎,随营记录,视其毁誉以为胜负。英美两国每日印至二十万纸,分布遐迩。"①他建议中国统治者要向西方统治者学习,放下身段,主动让报社及其主笔参加"朝纲国政"的制定,形成国家政治由"宰臣与主笔之士"会商而后定的机制。王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不拂民心民情。②王韬甚至把报纸的地位放在国家之上,期望实现一种报纸主导政策制定的局面。他写道:"西国之为日报主笔者,必精其选,非绝伦超群者,不得预其列。今日云蒸霞蔚,持论蓬起,无一不为庶人之清议。其立论一秉公平,其居心务期诚正。如英国之泰晤士,人仰之几如泰山北斗,国家有大事,皆视其所言以为准则,盖主笔之所持衡,人心之所趋向也。"①从这段文字我们已可以看到"记者乃无冕之王"意识的最初萌芽。

  普通民众亦应重视报纸的社会地位,把它看成是可以左右国家事务的工具。王韬批判了旧日文人轻视报纸、看重仕途、以为只有后者才叫经世致用的传统观念。当保守分子质问他:日报是泰西各国的时髦货,中国自尧舜以来从未见过,你"既读圣贤书,服周孔之礼",应该"专志于帖括,以期策名筮仕,何以志不及此,"徒日操不律,东涂西抹,傅采遗闻,不知上进,既无以鲜好名之讥,而或兼蹈位卑言高之罪也"。②王韬回答说,儒者束发受书,固然是为了"致君泽民",但既然"不获如志",就没有必要在科举的道路上"悠悠忽忽以至日暮途穷",变成一个皓首无成而又身似寒蝉的废物。办报则可以使平生见解得以抒发,进而可影响国家政治,实现经世致用之初衷,从而不辜负"天地生我、君师成我、父母育我"之德。③透过王韬辩证而① 王韬:《弢园尺牍》,卷九,"代上黎召民观察"。

  ② 《西国日报之盛》,《循环日报》(同治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①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七,"论日报渐行于中土"。

  ② 《日报有裨于时政论》,《循环日报》(同治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转见于夏良才:"王韬的近代舆论意识和《循环日报》的创办",《历史研究》,1992 年第2 期。

  ③ 《日报有裨于时政论》,《循环日报》(同治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转见于夏良才:"王韬的近代舆又曲折的言词,其价值观的转变已殷然可见。在此时的王韬看来,报纸及其报人的社会地位决不在"科举"或"官"之下。

  王韬议论最多的是报纸的社会作用。他认为,报纸至少有三重作用,即"通上下"、"通内外"和"辅教化之不足"。

  (一)"通上下"。

  王韬认为,中西政治有一根本区别就是上下之情通与不通。他说:"英国所恃者,在上下之情通,君民之分亲,本固邦宁,虽久不变"。①而中国却是"堂帘高深,舆论隔阂,民之视君如仰天然,九阍之远,谁得而叩之!虽疾痛惨怛,不得而知也;虽哀号呼吁,不得而闻也。灾欠频仍,赈施诏下,或蠲免租税,或拨币抚恤,官府徒视为具文,吏胥又从而侵蚀,其得以实惠均沾者,十不逮一。天高听远,果孰得而告之?即使一二台谏,风闻其事,而各省督抚或徇情袒庇,回护模棱,卒至含糊了事而已。君既端拱于朝,尊无二上,而趋承之百执事出而莅民,亦无不尊,,辄自以为朝廷命官,尔曹当奉令承教,一或不遵,即可置之死地,尔其奈我何?"②那么通与不通之间转换的枢纽何在呢?工韬指出在于办报与不办报:"日报之设创自泰西各国,固所以广见闻,通上下,惮利弊的然无或壅蔽,实有裨于国计民生者也";③又说:"西国政事上行而下达,朝令而夕颁,几速如影响,而捷同样鼓。所以然者有日报为之邮传也。"④王韬强烈呼吁中国统治者开放言禁,允许民间自由办报和议论国家政事。他在《循环日报》上多次发表文章,明确主张各省省会均应设立报馆,开辟民风栏,让人民发表对国家大事的意见。国家也应利用报纸把"大兴作、大政治先期告民",使人民能够了解国家政治的运作。王韬断言,一旦中国上下一心,联结一体,中国将无敌于天下。

  (二)通内外。

  中国与世界其他民族长期的"内外不通"给近代中国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负面作用。一方面,中国人由于不了解外部世界突飞猛进的发展,盲目地以天朝上国自居,自我降低了对外来新知识、新事物的研究和学习兴趣,影响了中国古老文明的更新繁荣;另一方面,长期隔绝所形成的文化隔膜也给中西关系蒙上了一层不祥的阴影,造成中西之间诸多本可避免的误会、猜忌、仇恨和战争对抗。王韬看到了这两个方面的负面作用,他写道:"韬也不才,揣摩洋务已二十年??于近今中国交涉之端,微窥其利弊所在,而叹隔阂之为患大也。"①他认为报纸能够破除中西之间的文化之隔,减少中外交往中的误会和仇恨。

  王韬指出,报纸首先可以将天下之大事汇于一纸,使国人改变过去那种耳塞目盲,同于一隅的状况,因为,"地球之大,生齿繁矣,疆域广矣,其问良歹殊情,安危异势,缓急异宜,动静之微,得失之机,虽有远见者亦不能驰域外之观",但报纸则可以"博采群言,兼收并蓄",将"敌国之机宜,论意识和《循环日报》的创办",《历史研究》,1992 年第之期。

  ①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四,"纪英国政治"。

  ②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重民下"。

  ③ 《倡设日报小引》,《循环日报》(同治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转见于夏良才:"王韬的近代舆论意识和《循环日报》的创办",《历史研究》1992 年第2 期。

  ④ 王韬:《弢园尺犊》,卷八,"上丁中丞"。

  ① 王韬:《弢园尺牍》.卷八,"与唐景星司马"。

  制造之工能,舟车之来往,及山川风土祸福灾祥,无不朗若列眉"。②国人一纸在手,便可知彼之长,明已之短,从而丢弃夜郎自大、尊己轻人思想,采取正确的向西方学习的态度。

  不仅如此,报纸还可改变中国外交因内外不通而引起的动辄蒙辱局面。

  王韬指出,报纸将外情通之于内之后,清朝官员将不会再象过去那样昧于世界大势,办理外交时"颓预不灵"、"拘虚胶固"以至受辱。同时,报纸还可"译中事为西文",将中情布达于外,惮西方之人了解中国,以免个别侵略狂播弄是非,颠倒黑白,煽动**侵华舆论。他在致江苏巡抚丁日昌的一封长信中纵论报纸在"内情外情相通"方面的作用说:"(西国)国政军情,洪纤毕载,苟得而遍览之,其情自可了如指掌。中外互市,各口大小官吏)咸当留心于西事,舍日报一途,将何以入门!则译西事为汉文日报者,所以通外情于内也。西人日报不独风行于欧上,而亦遍设于中国,其东游之商士,无不自以为洞悉中国情形,故其谈华事尤多。顾同一西人日报也,在欧洲者其言公而直,在东土者其言私而曲。夫彼非甚爱我中国,以无成见也,此非甚仇我中国,以有先入之言为主,而轻蔑疑忌之心积渐使然也。甚且交搆其间,颠倒是非,迷眩其耳目,簧鼓其心志,惮中外因是失欢。然则将若何治之?曰:莫若直书中外相涉之事,自我而达之于其国中,则译华事为西文日报者,所以正内情于外也。"①在另一封致唐廷枢的信中,他更具体地提出,应将中国的官犊公布于中国在外国设立的外文日报之中,以使外邦人士了解中国政府外交政策的命意所在。以减少外人对中国的误会和猜忌。②在近代中外关系上,有些"变故"的确不是中国或某一西方政府的既定政策造成的,而是一些办理外交事务的中外官员的个人因素造成的。以第二次鸦片战争为例,中国方面的叶铭琛不了解外情,盲目自大,刚愎自用与战争的爆发有相当关系;英国驻华公使布鲁斯(Frederick WillianI Bruce )有意借事生风,播弄是非,煽动英国朝野仇华好战情绪亦有关系。王韬在那个时代能够看到这一点,提出大力办报以消除中外隔阂进而消除误会、仇恨、战争,确有高瞻远瞩,独具慧眼之处。这是近代意义上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是传统保守主义的主战派或爱国论者无法企及的认识境界。

  (三)辅教化之不足。

  王韬的"教化"基本上接近于现在的"文化"概念,是一个外延和内涵都十分广泛而且模糊的特殊名词。王韬有时用它来指涉教育、教诲,有时用来指涉风俗环境、道德感染,有时又用来指涉精神的培养和提倡??似乎凡是精神层次的东西都与"教化"有关。

  王韬充分认识到"教化"这一"形而上者"对国民精神素质的重要作用,而这一作用在他看来又是与报纸的作用连在一起的。他说:"若夫闾阎细事,或得诸目睹,或得诸传闻,采而录之,亦足使阅者生惩动之思。"①又说:"夫以省会之繁众,州郡之辽远,一己之耳目,安能家考而户问之。其出于风闻,得其大概者,不过借彼事端发挥胸臆,以明义理之不诬,报应之不爽,俾众② 《本局日报通启》,《循环日报》(同治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① 王韬:《弢园尺牍》,卷八,"上下中丞"。

  ② 王韬:《弢园尺牍》,卷九,"与唐景星司马"。

  ① 《日报有裨于时政论》,《循环日报》(同治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转见于夏良才:"王韬的近代舆论意识和《循环日报》的创办",《历史研究》,1992 年第2 期。

  生感发善心,消除恶念,发幽光于潜德,开悔悟于愚民而已。"②"教化"对人的精神素质有极大的影响力,这是古代儒家思想家早已意识到的文化问题,但他们的立论根据是建立在四书五经基础上的慎独思诚哲学和修心养性的教育理论。王韬撑破传统说教的外壳,把教化概念扩展到公众舆论,竭力推重大众传播媒体对民德民智的塑造作用,标志着中国教化概念的"升级换代"。至此,近代文化概念已经呼之欲出了。

  除了对报纸的社会地位和作用进行系统地论述以外,王韬还对报纸的文字风格和编辑原则等问题进行了思考。他反对有些早期受雇于外人报纸的华人编辑"故弄玄虚"和"隐晦曲折"的文风,主张朴素的文以纪实的通俗风格,认为文章所贵在乎"纪事述情,自抒胸臆,惮人人知其命意之所在";反对报纸哗众取宠,"故作惊人之语",认为"采访失实,记载多夸"是办报之大忌,有害无利,提倡报道务求详实,"始终持之以慎"。对报社主笔和编辑等"秉笔之人",王韬力主要"慎加进选",凡"识小而遗大"或"挟私汗人,自快其忿"者,均应"摈之而不齿"。①总而言之,王韬是一位走出了传统,跨进了近代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报人。在办报过程中,他创立了近代舆论意识十分强烈的新闻理论。这种理论是他变法图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历史上不曾有过的新文化现象。他所提出的新闻问题和理论几乎全是中国人在这一领域的第一次探索。从王韬开始,中国的新闻学才算正式诞生。

  王韬的新闻理论及其实践获得了中外新闻史家的极高评价。林语堂把王韬比作"中国新闻报纸之父"。①洪深认为王韬是一位水平高超的编辑作家,即使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新闻界也很难找出比王韬更有水平的人。②白瑞华称王韬为香港早期中文报纸的领袖,其在报业的地位足与后来梁启超在杂志业的地位相颉抗。③验之于王韬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的功绩,这些评价都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中肯之语。

  ①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七,"论日报渐行于中土"。

  ① LinYutang,AHistoryof the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in china(1934,Chicago),p.11。② 洪深:"《申报》总编纂'长毛状元'王韬考证",载于《文学》第二卷,第六号(民国二十三年)。③ RosweIlS.Britton,The Chinese PeriOdicaI Press,1800-1912(Taipei,1966),p.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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