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投身宗教活动
王韬与西方基督教的关系是王韬经历中最令人困惑和最耐人寻味的部分。工韬原是一位有浓厚的"华尊夷卑"意识的传统文化人，对西方宗教更是厌恶至极，认为它是圣道衰落、华风日下的罪恶之源。但是，同一个他，未几何时就变成了一个列名在案的基督徒。英国伦敦海外布道会（LondonMis-sionary Society，简称L.M.S.）档案曾正式记载说，王韬（原文为Wang-Lan-king，即王韬当时所用名王兰卿）在1854 年8 月26 日已经受洗入教。①王韬几乎从来没有在公开发表的文字中提及他曾参加洗礼，但根据他在上海时期的社会活动分析，伦敦布道会的档案记录显然不是无中生有。他所留下的《蘅华馆日记》在记录他的1854 到1855 年的社会活动时有如下几段文字：八月二十四日，庚申（1854 年10 月15 日）。是日赋闲，至医院听英人说法，受主餐。八月二十六日，壬辰（1854 年10 月17 日）。是日麦、慕二牧师将至云间洞庭，令予从之往游。
八月二十七日（1854 年10 月18 日）。中午，抵达闵行镇，缆舟登岸，散发圣经。八有二十八日（1854 年10 月19 日）。午后，抵东村，与麦都思及慕维廉牧士一块登岸，散发圣书。
当地百姓群集围观听道，所携圣书顷刻散尽。②九月朔日（1854 年10 月22 日）。是日礼拜，麦、慕二牧师登岸讲书。
二日，戊辰（1854 年10 月23 日）??午后至吴江，城外人家观者不少??申刻至平望，分送书籍。
二十九日，乙未（1854 年11 月19 日）。是日礼拜，至会堂听英人说法。①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之前的王韬日记，从1853 年夏天到1854 年秋天这段时间几乎完全中断。而在此之前的最后一篇日记内容则是关于他的好友应雨耕及另一好友孙次秋向麦都思表示愿意受洗入教，并在麦都思指导下每天在墨海书馆学习圣经的事。②王韬极可能随后便参与其中，这段不翼而飞的日记也极可能充满了有关他参加宗教活动的记载。他害怕这种记载落入他人之手对他的政治活动产生严重不利，故意销毁了日记。"卖身事夷"的骂名已经够让他苦恼的了。
王韬身为基督徒却又竭力掩饰的情形可从下面一事窥其一斑。王韬逃亡香港后于1873 年曾给传教士理雅各写过一封信。这封信的手稿与他后来自己整理发表在《弢园尺牍》中的印刷稿有几处明显差异。第一，手稿中称理雅各为"牧师"，而印刷稿中改称"君"；第二，手槁中称颂"阁下的主要事业就是传播福音，拯救整个世界和引导人类走向永生以使基督教义的光芒照耀到地球上的每个角落"，印刷稿中这句话被另一句无关乎基督教的活所取① TheReportoftheDirectorstotheSixty-FirstGeneraIMeetingofhursdayMayl0th，1855.转见于hen，Be-tweenTraditionandModernity，P.20.② 王韬；《蘅华馆日记》，转见于hen，BetweenTraditionandModernity，P.20.① 王韬；《蘅华馆日记》（上海图书馆臧，档号052509）。
② 王韬：《沪城闻见录》，转见于hen，BetweenTraditionandModernity，P.代；第三，手稿中有"香港教会成员"的自称，而印刷稿中却只字未提。①还有两项不被人们注意的事实能够佐证王韬加入过基督教。一是王韬对基督教与天主教态度不同。终其一生，王韬一直与基督教传教士保持良好关系，且承认基督教在西方历史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他曾说："西域远处海隅，敦庞初变，悍厉成风，而耶稣一人独能使之迁善改过，以范围而约束之。道垂于千百年，教讫于数万里。呜呼！谓非彼土之杰出者哉？"②而对同为西方宗教的天主教则嗤之以鼻，他说，基督教"惟尚清修，而无一切拘挛陋习，尚近于儒"，其教徒"守己奉公，绳趋尺步"，而天主教却"盛事科仪"，"教旨反昧"，其教徒"嚣然不靖，不独在中国为然，即在欧洲诸国何莫不然"。③态度的好恶反映了他与两者关系的亲疏有别；二是王韬对西方传教士与西方商人态度不同。王韬具有浓厚的传统民族主义思想，曾主张将所有外国人通通驱赶尽净，但后来他的态度有所改变，主张对待外国传教士与商人要采取不同的态度。他在为封锁太平天国而呈给苏淞太道吴煦的方策之中这样写道："密发札谕饬团练各长用心稽查，日夜勿懈，遇有外国旗号之船，即行阻截，入舱细加搜查??果有枪弹违禁物件，立即将奸商砍倒，并尽杀舟子以绝口??若遇教门讲书者，则用好言理谕劝回，教门中人为道起见，并无别心。"④有意无意的偏袒之情还是隐然可见的。
王韬虽然加入了基督教，但却不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这一点首先表现在他情感上并不喜欢基督徒，他在给朋友的信中曾写道："??（夷人）播煽异端，灭裂正教，尤足以簧鼓世俗，渐渍于无形。愚夫愚妇，为所蛊惑无论矣。而一二身列库序者，亦靡然从风，恬无知耻。逢兹浊世，生是乱民，有心人蒿目怆怀，屡为长太息者也。瀚观西人教中之书其理诞妄，其说支离，其词鄙晦，直可投于溷厕，而欲以是训我华民，亦不量之甚矣。顾瀚窥其意，必欲务行其说而后止，行之则人心受其害矣，"①当他听说有英国传教士准备在苏州布道的时候，他忧心忡忡地在日记中写下这样几句："近英人杨雅涵至吴门赁屋讲书，言后将择地建礼拜寺矣。侏漓日迫，为祸日深，将奈之何。"②其次，表现在他对基督教义的理解总脱不了儒家思想的范围，基督教义常被他曲解为儒学教义。以他加工润色过的圣经代表本为例。与其说它是一个基督教作品，还不如说它是一个基督教和儒家学说的混合物，一位传教士在1890 年曾对工韬助译的圣经代表本下过如此评断："作为一部文学作品，它有一种全新的风韵。它相当地自由，摆脱了呆板生硬的结构。它是一个翻译者渊博学问的记念碑??但对它最经常最广泛的批评不是针对它的文学光彩，而是它与原作意义的偏离。它使人更多地联想到圣人的教诲而非天堂的神秘，一个缺乏经验和精神的读者很容易错把基督当成孔子。"③再次，王韬从不理会基督教教义的规范，他的个人生活的放荡恰恰是对基督教的讽刺。① 参见hen，BetweenTraditionandModernity，P.21.② 王韬：《瀛壖杂志》，卷六，196 页。
③ 参见王韬：《瀛壖杂志》，卷六，196 页；《弢园文录外编》，卷三，"传教上"。④ 王韬：《弢园尺牍》，卷五，"与某当事书"。
① 王韬：《弢园尺牍》，卷四，"与周弢甫徵君"。
② 《王韬日记》，第91 页。
③ Records 0f the General Conference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0f China Heldat Shanghai，May7-20，1890.转见于hen，BetweenTra-ditionandModernity，P.22.1855 年3 月18 日的王韬日记这样写道："是日礼拜，赴五老峰听英人布道。下午，往访蒋剑人，一同赴虹桥左边勾栏访妓。接客者为沪上名花，来自扬州。稍可人意。"①上午唱赞美诗，下午逛妓寮，人格分裂一至于此，毫无基督徒精神可言。
毫无教徒意识的王韬为什么要折磨自己，投身基督教事业呢？王韬自己的回答是："教授西馆，已非自守之道，譬如赁舂负贩，只为衣食计，但求心之所安，勿问其所操何业。"②此话道出了王韬在事业选择上的实际功利取向。对此时的王韬来说，生存原则是最大最优先原则，而理想主义的意识形态则只能占据从属位置。王韬从甫里到上海，一文莫名，走投无路，是麦都思牧师为他提供了墨海书馆翻译圣经的工作机会。作为受恩之人，王韬对此铭刻不忘，他曾为此作诗说："知己平生首数公，海邦物望最为崇，学从天授推无敌，道自西来证大同，有愧粗才怜阮籍，不将奇字诧杨雄，八年聚首情如昨，岁月因循感慨中。"③为了感恩戴德，也是为了保持继续工作的权利，王韬自认为有加入基督教的必要。因为，所有的传教士，包括麦都思在内，虽然并不强迫所有的与其一块工作的中国助手都受洗入教，但他们希望助手成为基督教徒的情感倾向则是毫无疑问的。一个皈依了基督教的中国人容易博得他们的好感，因而也易于得到工作和较高薪金。④王韬对基督教机会主义式的认同态度不是孤零零的历史事实，而是五口开放以后沿海都市地区普遍存在的社会文化现象。王韬在沪上的朋友大多具有与他一样的人生经历，如与他和李善兰合称为"海天三友"的蒋敦复生前也是一个基督教事业的热心人，但同样不欣赏基督教教义：他甚至留下遗文在死后发表，以儒家学说大批基督教教义，弄得曾经赞颂过他的艾约瑟等传教士大为尴尬，不得不在《北华捷报》上著文予以解释。①"蒋敦复现象"或"王韬现象"印证了这样一种文化结论，即中国传统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以人生功利为目的的世俗的伦理文化，宗教意义上的精神信仰和追求历来就相当缺乏。
缺乏宗教信仰和追求并不等于缺乏文化归属感。王韬在现实利益的考虑下投身于基督教事业，却不能因此而一刀斩断他与固有传统文化的精神联系。只要这种精神联系或文化归属感存在一天，王韬对基督教的"认同"就只能是物质层次的勉勉强强的"屈从"。而"屈从"必然带来精神世界的人格分裂。可以毫不夸张他说，王韬是一个典型的两面人。一方面，他为生活和工作环境所迫，不得不表示相信基督教，愿意为传播福音四处奔走；另一方面，他又竭力掩盖自己与基督教的关系，甚至对基督教出言不恭，大加讥讽漫骂。王韬所写的书信、日记至所以时而出现赞赏西方宗教的文字、时而又恶言相向，其根因正在于此。
① 王韬；《蘅华馆日记》，转见于hen，BetweenTraditionandModernity，P.② 《王韬日记》，第92 页。
③ 王韬：《蘅华馆诗录》，卷二，"送麦西士回国"。
① NorthChinaHerald.Septemberl8，1891.（南京大学图书馆藏缩微胶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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