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这个人》：企业公民(1)
我们常常是，也将永远是自身的先驱。我们于过去和将来采撷的，只是粒粒种子，待播撒在尚未耕耘的田地上。我们是田地，是耕夫，是采者，也是被采物。
——纪伯伦
2005年结束，2006年来临的时候，跨进55岁年轮的王石经历了人生中两件难忘的事：20
05年12月，完成了历时几年的“7+2”探险活动，在自己的登山探险历史上又标上了一个圆满的圈；2006年1月，身边的一个亲人在美国遭遇车祸，造成重伤，千辛万苦从美国被送回国，治疗了好几个月，“她从来没有遭过那样的罪。”王石说。一喜一愁，王石突然有了很多思考。他不是一个爱往后看的人，很少沉寂下来回想，但那一段时间，他开始回头想很多事情，回想自己这么多年来的商旅匆匆，回想万科20多年的狂飙突进，回想曾经被自己一一拿下的一座座雪山，回想自己的人生，万科的进程……
王石“7+2”的探险活动以南极探险结束，这一次的探险和另外8次不同在于有一个意义非常的主题：为拯救白头叶猴进行募捐。这样公益性的主题在王石历次的登山探险活动中并不多，王石在成功完成募捐后，感觉和队友们一起探险成功的胜利感又多了一层含义。这层含义已经不仅仅是自己个人成功的范围，它是一种属于社会的共同喜悦，当这种喜悦与个人的成功联系在一起，王石感觉被赋予了一份沉甸甸的价值，这是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的双向实现，又是两者的成功叠加。
这样的公益活动近年来在王石的个人生活里其实也不断出现，但在参与的过程里，他并没有想太多，只是把它列为善事一类，归结到自己的个人行为之内。随着这些公益性活动越来越密集，到2005年南极探险的结束，王石安静下来回想自己近年来参加的一些社会活动，联想万科近年来的一些举措，他突然有些吃惊地发现：其实这是自己的个人姿态和万科的企业姿态一起在发生着变化。万科和自己20多年急步前行，和周围社会始终保持着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态度：不行贿，不热乎；秉开放态度，兼容外界任何实际的存在；自己做自己的事，内心则抱定的是一种独善其身的姿态，一种出世心态下的入世举动。而当时间滑动到2006年，王石蓦然间发现变化已经悄悄来到身边，自己和万科都开始对社会主动起来，开始更多寻求社会价值的实现，开始主动参与社会的阳光一面。
——仿佛一扇朝南的窗在打开，阳光和空气一下就涌了进来。4月，王石在北京第四次代表万科领受“最受尊敬企业”奖，他的心里已经很明确了年初自己思考的变化，他清晰地界定了虽然已经是好多年前权威媒体就给万科的一顶礼帽：企业公民。现在他要把这顶礼帽由自己，由万科自身戴到自己和万科的头上，这不再是一个加冕仪式，而要成为一个习惯，一种深入王石个人和万科的骨髓的惯性之举，一个随时可见的由心一笑。
2006年，万科的口号是：“变革先锋，企业公民”。
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讲过一句话：我们的企业家应该明白，有财富没有责任，有资本没有道德，有地位没有良知，都是残缺不全的社会力量。只有财富和社会责任的结合，才能把一个赚钱机器变成一个富有影响力的阶层，才能够赢得真正的力量和尊重。
王石和万科开始展示出对社会的主动姿态，目的正是强有力的社会力量。
王石曾经对企业家群体的社会角色不抱任何希望，在他的分析看来，中国社会上千年都是封建农业社会，没有城市的概念，没有商业的概念，没有商业契约约束的概念——归根结底，没有商业传统的根基和传承。曾经在中国历史上闪耀一时的商界人士，无论徽商还是晋商，集体呈现的特点是控制资源、权谋结合的官商，这些都带有强烈的封建社会的色彩，而在集权的封建社会，是不可能有自由经济下杰出的商业家出现的。
“胡雪岩是地道的官商，做的是倒买倒卖的营生；晋商虽然善于经营，更多也是靠了长城的屏障，垄断了资源。”王石明显研究了历史，“你知道吗？另外还有一个代表就是陕西商人。”我老实告诉他：“我不知道。”“哈！孤陋寡闻吧？你看，我以前的惆怅是有根据的，很少人像我这样了解这么深厚。”王石很得意，“陕西商人有过西秦会馆，这个你应该知道。陕西商人为什么会这么出名？那是因为有四川的盐，陕西是四川盐运到西部的必经之地，所以陕西商人有条件靠贩卖四川的盐而发家，可是你听，还是这两个特点：资源霸占、倒买倒卖。还是在流通领域巧取豪夺，而不是靠实业。”所以王石曾经深深地失落，他觉得中国的企业家的成长之路必然充满了崎岖坎坷，就算前途光明，过程也必然曲折，充满让人灰心气馁之事。“我的确有些失望和失落，过往的例子让人乐观不起来。从历史的角度上讲，我们是传承他们而来的。在宿命的立场上，我是个相当的悲观主义者。”
也许正因为这种潜意识里的悲观，让王石的内心其实对现实、对自己和企业的发展始终保持着冷眼睥睨的视线，他甚至在自己的论坛“王石ONLINE”的首页长期挂着捷克政治家、文学家哈维尔的这么一句话：“病人比健康人更懂得什么是健康，承认人生有许多虚假意义的人，更能寻找人生的信念。”他对现实采取的是一种警醒的态度，是一个悲观主义者的冷峻目光。但王石毕竟是一个社会的人，他创办了一个和社会息息相关的企业，他必须要完成一个人、一个企业的社会过程，所以他和万科的一切努力，都只是一种洁身自好，是人群中内心孤独的行者。而周围的社会，要去改变吗？他没有想过。
2005年的无锡之行，王石内心那根深藏而且紧紧绷住的弦被轻轻拨动。无锡的项目开幕，王石去了无锡，因为时间没那么紧张，王石和同行的人一起去了一趟梅园。梅园是著名的江南大商荣家的房产，是荣毅仁父亲兴建的荣氏产业。现在的梅园里开辟了一个荣氏家族的小小博物馆，就是这个小小博物馆，给了王石很大的启发。王石在梅园看到，荣家在上个世纪初期就引进了先进的生产技术设备，在技术设备的引导下建立工厂，扩大生产线，是地道的实业建设，这给王石对中国工商界的固有看法里注入了全新的内容。当他看到距今80多年
的面粉机上德国制作的铁磨，王石很感慨荣家在当时已经具有了先进生产力的观念。更让他称道的是，在梅园里，还看到荣家在家族事业发展到鼎盛的时候，对无锡整个城市的改造愿望和实际行动，荣家凭借自己对当时国际社会上先进国家的了解，对无锡的市政建设，对无锡的环境保护，对大无锡的规划，都做了许多实际的工作。
王石觉得自己多年来的失望和内心里冰凉的部分开始慢慢有了一些温度，他甚至有一些兴奋：“我们有希望！”他觉得现在的企业家远远没有达到荣家的高度和荣家当年的境界。有差距就有目标，有榜样就有追求，王石的思潮开始翻滚起来。直到现在，几个月过去了，但王石一提到荣氏企业，依然激动不已。在他明确万科“企业公民”的过程里，荣氏家族、荣氏的梅园给了他极大的灵感。
对于操作企业的具体过程中和社会相关层面发生的碰撞关系，王石其实深有感触。
1996年，万科在沈阳开发紫荆苑的项目。在看地皮的时候，王石对现场的三棵大树印象深刻，这是三棵很大的老树，王石尝试去搂了一下，居然还搂不过来，他一下就很喜欢，没想太多，他要求万科的项目负责人在项目开发的时候，要保留这三棵树。一年半以后，紫荆苑建成，销售特别成功，王石又到了一次现场，结果发现三棵树没有了。王石心里很遗憾，问沈阳公司的老总：“那三棵树呢？”对方回答说因为树的位置在规划图上正好是一幢楼的规划位置，如果保留下来，那幢楼的规划计划就要改变，几乎就是要少盖一幢楼，这样开发商的利润就受影响了。——这件事给王石的刺激很大，他感受到行业的无奈：要保留比较好的环境，又要保证企业的利润，当两者冲突的时候，很难不对后者让步。
过了一年，万科又在沈阳拿了一个项目，这一次拿的是一家旧煤厂的厂址。煤厂的厂房是上世纪50年代的建筑，王石正好是冬天去看的地，厚厚的一层雪盖住了所有的建筑物，显得很平整也比较单调。但他发现一片平整中有一些起伏，原来工厂里绿化很好，种了一排排的柳树和杨树，在一片雪茫茫中，树的形状起伏有致，让人遐想联翩。王石一问，这些树都是建厂的时候种下的，已经有近半个世纪的年龄了。王石当即就说：“这些树无论如何要保留下来，要吸取紫荆苑的教训。”等再往工厂的深处走，王石又发现了一个煤厂特有的龙门吊，已经废弃在那里，王石觉得很有意思，又对手下的人说：“这个，也要保留。”王石说当时自己不是心血来潮，他的想法是，即便万科把这块地买下来要建全新的住宅楼，他还是希望以后的人记得这里曾经是是一个煤厂，是对沈阳市民冬天取暖做过贡献的老工厂。
也许一个有经历的人对过往都有温情的回忆，这些脑海里的回忆有时在现实生活里也需要一些旧时物件的呼唤，方能变成温暖的怀想。王石是一个从50年代走过来的人，他希望对煤厂做的保留，是一个有经历的人对自己和周围人的情感负责任的态度。
又过去了一年半，房子已经建成了，第一眼看过去，王石心里欣慰无比，树保留得很好，时值夏天，绿树荫荫，在北方的天空下让人很惬意。也因为有老树的映衬，新建的小区有一种成熟的氛围，王石看了很是高兴。可是转头再往里面看，他一下又沮丧了：龙门吊没了！他问下面的人，项目负责人很不以为然：老板，那个实在有碍观瞻，我们把它当破铜烂铁卖了！
有了这两次教训，王石觉得自己那么随口的吩咐是不行的了。他开始明确规定，凡万科的楼盘，一定要保护自然景观的植物，一定要保留旧址上的历史物件。
其实这些想法来源于他曾经的澳大利亚之行。1994年王石第一次去澳大利亚，对澳洲的住宅进行考察，他有机会看到一份住宅土地买卖的招标书，上面明确写着原地址上的烟囱不能拆，因为这块地历史上曾经是一个工厂，要保留对历史的尊重。这一点给王石印象很深，在工业化的社会里如何尊重历史地理人文，特别是作为工业化过程里的具体操作者，如何化解现代工业和历史传统、地理人文的冲突，王石悟到很多。
时间走到2001年，万科在天津开发水晶城项目。水晶城的得名来源于项目地址在以前是一间玻璃厂。王石这次一上来就做了要求：厂里的老树要保留，而且一定要保留玻璃厂的一些标志性元素，要让人一眼就能看得出来，这里以前是一家玻璃厂。这一次手下们都理解了王石的意思，水晶城果然成了一个新旧结合得非常精彩的范例：小区里的老树林、小区的大门口的门柱，原材料全部用的是原玻璃窑里的碎玻璃渣，经过重新设计利用后，有着现代装饰艺术的气派；在小区里面，还保留了一段当时运送石英砂的铁路专用线。据说玻璃厂的老厂长一进到水晶城里就哭了，他以为老厂真的从此就从自己的眼前消失了，没想到居然还能看到一段专用线，保留了自己记忆里那股玻璃厂的血脉，老厂长非常感动。但王石还是不爽：他以前明确要求保留的三个烟囱没了！他简直气不打一处来：怎么老是有纰漏呢？手下给他解释：因为这是别墅区，建筑物都比较低，三个大烟囱在那里太突兀了，也显得不高档，所以就拆了！王石听着也在理，但还是遗憾无比：三个烟囱是标志物，远远就能看见，从王石的感觉上，这应该是水晶城最大的亮点，但手下说得也不是没道理。“唉！”——他只好自己叹口气。
同样的“三个烟囱”事件在广东东莞运河东岸项目也上演了一次，王石要求保留旧地址的烟囱，并且为了防止糊涂蛋们拆了，他没等房子建好就赶去东莞视察，就为了保护了那几个心心念念的烟囱。到了现场一看，烟囱果然保留了，可是，三个只剩一个了！王石简直哭笑不得：你们怎么像跟我捉迷藏呢？我怎么就老是跟烟囱没个缘分呢？但手下的解释又很有道理：那些烟囱经过测试，都是危险建筑物了，所以必须拆掉。
王石困惑了：作为开发商要保留旧的东西就这么难吗？甚至比建新的房子还要难。他开始意识到，这其实还不是一个简单的保留的问题，在这个新旧交替的扬弃过程里，对企业人的社会感、个人艺术修养和经验积累实在是大大的考验。可是怎么解决眼前的困惑呢？王石在2006年去了日本名古屋后，终于解开了这个疑惑。日本名古屋有一家森林精瓷厂，是明治维新时专门为出口建的陶瓷厂，已经一百多年了，因为厂子破损，已经搬迁了，王石看到的，是这个厂搬了以后的模样。王石在去的路上就在琢磨，我倒要看看，人家这烟囱怎么处理的？到了目的地，看见旧址已经改成公园，在公园，王石远远地看到一排比烟囱矮，比一般墩子高的圆柱状的东西。王石以为是装置艺术，走近一看，他恍然大悟，如获至宝：原来这就是以前的烟囱！以前的烟囱被拆掉了四分之三，因为现在精瓷厂改成了公园，以前配搭厂房很合适的烟囱显得很傻很大，于是把它拆矮了。在烟囱旁边，王石还看到以前的高温炉窑，静静地摆放在一边。最打动王石的是那些从烟囱上拆下来的碎砖，被垒成了不规则的、起起伏伏的一面墙，墙面上镶嵌了精瓷厂以前的一些小模具，另外还用白色瓷盘把员工的名字烧制在上面，都镶嵌在了墙上。
“你看，感觉多好。我终于明白，不是我的员工不愿意保留，是没有能力去保留，保留必须要有创意，要有艺术修养。不是单纯为了保留，而是表达一种尊重，在此之上一定要有创新，这样才能跟过去的历史很有机地结合起来。尊重历史才是对当下社会的尊重和爱护。”
对于以上种种例子，我想德国贝塔斯曼集团前总裁莱因哈特·莫恩的话是最好的注解：“愿意在为人服务方面投资的企业，也将因此获得更大的创造力、事业心和生产力”。
王石现在回忆起这几件房产具体项目中发生的小故事，就像说趣事一样轻松。但在我听起来却很感动。在这个任何利益都要最大化的社会，在利润至上的商业线上做事的人，很难去考虑利润之外的事情。一位企业家曾经说：“我每年都积极地交税，为员工创造了很好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福利，因为我的事业，我造就了许多千万富翁，我觉得这就是我对社会的最大贡献。”的确，有位杰出的科学家也说过：“做好本职工作就是最大的政治。”在传统东方社会的观点里，修身齐家比治国平天下来得更安全和实在。在今天，一个房地产商能够提供一个有品质保证、有安全保证、价格公道的房子给大众，已经是功德无量了，没人敢奢望更多。王石对万科的理想，也只是盖好房子而已，尽管在好房子之外，他还做了更多的事，但他认为依然属于好房子范畴之内。在紫荆苑、水晶城等项目上费劲心思地保护有历史性的痕迹，王石都总结是一种自觉的行为，是自己的一种人文情怀。他没有想更多，如果真正希望有什么影响，他也只希望是在行业内，希望更多的同行有这种自觉注重传承的保护意识。
王石在内心于社会绝对是一个闲云野鹤般的人，他的底线是与周遭社会保持互相的尊重和距离，保留自己的孤高态度。所以这么多年来，王石去登山、去滑雪、去为西藏盲童学校捐款，这些他都圈定为是自己的行为，是个人修养的体现；而回过身，他也只专注于万科的企业发展，专注于万科的股改、团队建设、制度完善。对于万科和社会的交集，他只提了“超过25%的利润万科不做”的话，这是一个“不”字，是一个被动的姿势，是一种回避的姿态，是一份不理世事、潜心约束自己的心态。
王石和万科神仙般逍遥了22年以后，显然已经意识到这种被动、这种回避是不现实的了。
在房地产业已经最大范围地引导着逐渐步向城市化的中国人的生活的时候，这个行业也正在遭受房产市场化以来最严重的诟病。京沪穗三大城市的房价急速飙升、房源紧张、极大多数的居民缺乏购房能力，种种问题集中在一起，让舆论矛头一下对准了众多房地产开发商。特别在2006年初，房地产巨头任志强公开宣称只给富人盖房子后，更是将供求双方的矛盾激化，“房奴”一说迅速在各大城市内蔓延，到了4月，甚至有城市开始提倡不购房行动，某城市规划局的领导也站出来建议民众在三年后才合适考虑购置房产，因为现阶段的房价是属于不理智市价。——房地产行业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千夫所指的时期，不仅在房价上被指责过高，而且有数据显示：一片赢利景象的房地产企业在交税上却并不是楷模，取之于民却未正当回报于社会。
身处舆论中心，万科是不可能冷静得下来的。即便万科在房地产行业内是无可质疑的领跑者，它的品牌建设、企业形象的正面和透明性，在行业内无人出其右，却也曾领教了“十七英里”项目售楼处被砸的不愉快经历。尽管瑕不掩瑜，但依然说明了整个行业与受众之间脆弱的博弈。王石在2006年初针对指责房地产行业是暴利行业的说法，很坦率地在公开场合说，行业内的确存在暴利现象，因为存在以地皮“寻租”的可能，但是排除这些不正常现象，房地产行业的暴利几乎不太可能，特别是财务公开的房地产上市公司。在税收方面，王石则澄清：房地产企业交税有分区域的特点，实际上以各区域的总和而言，房地产企业的交税额度并不低，万科2004年的纳税额是9个亿，2005年纳税额则是13亿~14亿。“我们是纳税大户，包括我们的同行。”
但是，面对大众指责和行业内的确存在的问题，仅仅是被动的解释和清高的姿态显然不能解决供求两方的永恒矛盾。一个行业真正的领袖，应该正视矛盾，谋求更高明的解决途径。万科要做的，是变博弈为一种共同的立场，让企业与社会共一副心肠。这一点，王石和郁亮有着高度的共识。郁亮2006年初对媒体称：万科将在2006年着力于3个体现“企业公民责任”的工作——推广廉租房建设、设立专门用于居民旧村落保护的基金、推进节能环保运动，而廉租房是重中之重。王石也表示，2006年5月，万科第一个廉租房项目在深圳开工，下半
年将开工第二个，以此为样板，更多的项目将在北京、厦门、天津等地开始动工。万科目前正在深圳开发的项目“第五园”以及“万科城”，将成为万科推广廉租房的“试验田”；并且，未来3年，万科计划每年提取人民币1000万元作为“企业公民”专项建设费用，用于中低收入者居住解决方案的探索和实践、和谐社区的倡导和建设、环境保护和其他公益活动及公益捐赠等“企业公民”行为。
实际上，对中低收入者住房的问题，王石也是在2005年才开始考虑。“我们一直认为，住房是一种特殊商品，解决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问题，是政府应该考虑的事情。”2005年，万科拿出100万元与国家建设部合作，组织专家对比较富裕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城市中低收入人群住房情况进行调查。调查结果令王石“心情非常不好”。这促使他决定将为城市中低收入人群造房的计划提上日程。
2005年中，王石与几名建筑师到了福建永定，这里有目前保存完整的传统客家住宅：土楼。到这里的想法缘于深圳大都是移民，客家人则是广东最早的移民，他们的住宅有移民人群的特征。考察的结果令王石大为兴奋，他的头脑里已经有了未来深圳廉租房的大致景象：借鉴客家土楼圆形的特征，可以根据城市地块紧张的特点，改造成半圆形状、1/4圆形状；土楼厚实的土墙，在现代建筑中可以用双层墙壁来实现，既美观又可加速空气流通，而底层则可以建成开放式的下沉广场，变成交流聚会的场所。
万科在深圳的第一个廉租房项目是万科从公司在深圳的土地储备中拿出来的，第一幢建筑有400套，可以居住1 000人，到2007年就可以交付使用了。届时万科将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出一个合适的租赁价格，将这批住房出租给城市中低收入群体。——“400套”、“1000人”这两个数字概念颇让王石振奋，他可以不用看以后将会有多少收入了，因为那已经不重要，万科有决心和胸怀做这样一件事，本身已经放弃了一些实际的利益。“我希望这个项目能给政府部门和其他房地产企业带来建议和启示。”
按郁亮的说法，廉租房是万科2006年的重中之重，2005年万科在上海也连续投标拿了两块微利房的开发用地，王石承认这样的产品利润率会非常低，但是，他觉得应该这样做。
所以2005年被王石称为万科的转型之年，这一年万科把目光投向了城市的弱势群体。
王石并不爱唱高调，在亚布力企业家协会组织的企业家年会的闭幕式上，王石不改一贯从不修饰的言语方式，有一说一：“为什么需要企业公民行为？第一，政府法规的制约，比如说环保，黏土不让你用了，必须要用一些新的方法，这是政府法规的制约。第二，社会期盼以及压力。第三，企业的道德良心以及自身觉察。第四，成本的压力。能源和材料价格上升，企业不得不采用更加节能的生产方式，使用可循环利用的材料。第五，原材料的稀缺性迫使企业走向节约化和精细化生产。第六，创新的竞争，低能耗的科技创新会更加吸引客户。第七，企业本身的公关、营销及形象策略。第八，企业公民本身即是一个商机。”
这是面对同行们时的科学论证，而离开了企业家的环境，王石说得很动情：“当个人诉求、企业诉求和社会愿景达成一致的时候，利润会被排在第二位，而且也说明万科发展这么多年，我们有能力做这样的事情。”
而他本人呢？王石在万科“企业公民”这样的目标下，他的个人行为也有着微妙的变化。2006年的五一长假，他带着万科一众员工远赴拉萨，为西藏盲童学校进行捐赠。王石第一次和我提到盲童学校是刚从珠穆朗玛峰下来的时候，在成都郊区的一个农家院子里，王石说得很感人，他说自己有藏情结，这个情结里盲童学校就占了很大的成分，那时他刚刚知道西藏的这家盲童学校。这所学校是一个德国的盲女开办的，一年她到西藏旅游，听说西藏是世界上白内障发病率很高的地区，有很多西藏的儿童像她一样与光明绝缘，于是她告诉同行的荷兰小伙子，她有一个心愿：在拉萨开办一家盲童学校。小伙子说：“你要是真的来办，就通知我一声。”2000年，德国女孩真的来到西藏拉萨开办了这家盲童学校，同来的就是那个荷兰小伙子。王石第一次到这个学校的时候，他说自己难过得鼻子发酸，这对他来说是很难得的事，王石不是一个轻易动情的人。于是从2003年后，王石基本上每年都去两次西藏，每次都去盲童学校，2005年他还把一家网站组织的登山活动里的明星和企业家们也拉到了盲童学校，结果现场被弄得眼泪哗哗直掉。王石说：“没有人会不被感动。”现在对盲童学校的支持已经成为万科员工长期的支持项目。
“企业家在转型，企业在转型，企业里的职员也在转型，除了做一个好职员、好职工之外，还要尽到企业的公民责任。”
王石现在开始主动要求自己也要好好尽到一个企业的公民责任。虽然在以往几年，他的个人收入里有1/3都用做了慈善捐款，但他从来没有想过要把这件事上升到什么高度，他觉得这是个人行为，甚至和企业都没有什么关系，就像他的登山、航海、探险一样。
王石把南极极点探险当成是一个结束和一个开始的结合点。结束的是“7+2”探险活动，开始的是他正式的公益事业，虽然之前他已经参加了阿拉善生态保护协会，但那次的参与更多似乎是给朋友面子。在南极探险为白头叶猴募捐后，他觉得这样的公益行为其实可以更主动些，因为以自己作为企业家的影响力，自己的社会资源，完全可以将公益事业做得更有规模。为白头叶猴募捐，来源于王石的一个朋友：潘文石教授，认识潘教授应该是王石开始介入公益活动的重要一环。潘教授是我国著名的动物学家，一直致力于拯救濒临灭绝动物的工作，因为女儿在万科工作，所以和王石不期而识。王石是一个崇尚科学、崇尚专家的人，潘教授又从事这样崇高的事业，这让王石很有要帮帮潘教授的念头。在刚刚认识潘文石教授的时候，他曾经很激动地给记者打电话：“一定要来采访潘教授，他可算得上熊猫爸爸啊！”，兴奋的语气完全不像平时冷静的王石。
王石以前接受采访时说：企业家发展到最后，必然也是一个社会活动家，现在他在这个概念里加了两个字：“社会公益活动家。”
作为社会公益活动家的王石表现出了积极的姿态，在房地产行业内部的“中城联盟”换届年会上，他把阿拉善生态保护协会的秘书长拉到现场去讲演，结果为阿拉善生态保护协会又拉到了5位成员，这意味着接下来的这10年里，阿拉善协会又多了500万的援助款项。对于一个非赢利性民间组织来说，这是最切实的帮忙。
王石说，2006年，他要多放一些精力在阿拉善生态保护的事业上。
引一句业内人的话：“企业公民阶段有几个明显的标志：第一，有好的治理结构和道德价值观念；第二，对企业员工的责任；第三，对环保的责任；第四，对经济和社会福利的贡献，包含税收，也含有经济上的一些付出。”
一个行善的企业家，一个主动行善的企业家，一个将行善作为事业的企业家——这是王石近年来的变化。他说自己的变化痕迹自己不曾察觉，直到2006年年初，他开始仔细想很多事情，才有些恍然之感：生活在变，自己也在变。
王石曾经大隐于市，他活得很自我，很自律，他寻找的是自我的角色。在繁杂的社会舞台上，他经常会退到一边，在自己的角落里放出自己的光彩，这些光彩与他人无关，只是他自己的事：他要实现的是他的个人价值。也许在不知不觉中，这个舞台开始发生了变化，它的光彩开始和王石个人的光彩互引共生，更焕发出和谐之美，这吸引着王石。在以往的时间里，他的特立独行保持了他的威权，而现在，他要把这威权建立在更加广阔的基础上，把这威权释放到更多的地方。
我们替王石记住这个年份：2006年。
《王石这个人》跋(孙冕)(1)new
跋
孙冕
王石又要出书了，是原《新周刊》的一位老臣周桦写的。
周桦早在《新周刊》做“行业巨头”栏目的采访时，经常能在很短的时间里让人掏心里话，看她的文章，就觉得她与采访对象很稔熟，是多年深交。一天，她让我到深圳，说是深圳华侨城的老板任克雷请吃饭，答谢《新周刊》。看到任老总的热情，就知道周桦的采访写到位了。但我还是弄不明白，周桦是如何做到的。
再一次，我带她去采访三九集团的总裁，也是《新周刊》原理事长赵新先，生怕给她什么压力，我装作若无其事地帮摄影师拉电线打光拍照。其实她一点也不在乎别人的存在，两句开场白后就让赵新先掏了心窝！文章一写好排了版，我认真读了一遍，这是我看到的写赵新先的最好、最人性、最感人的一篇稿，可惜赵新先不让发表，只因他想让《新周刊》保持公信度，不要自说自话。
我对王石说，周桦有独特的沟通能力。对一个采访对象，她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又让你不得不说，这就是功力。我常说，一个优秀的记者就是一个优秀的猎手，对猎物的习性了如指掌，当等待已久的猎物出现时，屏住呼吸，一扣扳机必须击中要害！周桦就是一个优秀的猎手。不然，王石为何能让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女孩为自己写书呢？
2003年，央视直播登珠峰，看到王石登顶，他一下子在我心中成了英雄！我自小恐高，又顽皮好胜，常在女孩面前做些惊险动作，爬上很高很高的树梢摇摇晃晃逞英雄，其实吓得直想尿裤子。那一年，登珠峰的女英雄潘多，扯着五星红旗在珠峰上尽显中国人的豪迈！我敬仰得一塌糊涂，从摄影画报上撕下她登顶那张黑白照夹在课本里，天天朝拜。想不到我认识的王石也在珠峰扯上五星红旗！太神勇了！得知王石从西藏回到成都，我让周桦带着首席摄影师张海儿飞去做个专访。事后，王石对我说，他给周桦的时间很短，但她写得的确到位。
2000年的时候，周桦对我说，她累了想休息一阵。我说，去吧，早回。没想到她躲起来给人写电视剧本去了。
又不久，她要回来。回来继续做记者没多久，刚好市场部缺个头，封新城想了半天对我说，周桦拿手与企业家打交道，基础好，让她当市场总监。我说，你定。就这样，一个舞文弄墨的女孩临危受命，披挂上阵了！贵州人的倔强泼辣、死不认输的秉性又让周桦发挥个透彻。她带着几个小女孩撑起一片天。手下的尊她为大姐头；仗着《新周刊》的强势和影响力，她们刨萝卜似地一路刨客户，直往《新周刊》的篮子装。《新周刊》号称“发榜”专家，光是每年发的四大榜——“中国电视节目榜”、“城市魅力榜”、“生活创意榜”、“新锐榜”，就忙得市场部头顶冒烟，还有不少零七八碎的活动，吃喝拉撒，迎来送往，每次活动就靠周桦率几个女孩忙上忙下。问她，需要我做什么？她总是说，到时把你那些有头有脸的朋友请来就行。不管多大的活动，我从不操心，周桦总是做得那么滴水不漏，既体面又热闹。有一年，《新周刊》在北京现代城发“中国电视节目榜”，因故停办，一切心血打了水漂，还损失许多钱。我有点想不通，又心痛手足们的辛劳白费了，犒劳他们时几次黯然泪下，周桦总是安慰我：“老爷子，没事的，我们从头再来！”有几个从头再来呀?!《新周刊》都10年了，该长大了，但《新周刊》的老老少少却总是长不大，永远那么的单纯，永远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2005年底，周桦又说要离开，要给王石写书，我说，去吧，写好就回来。昨天，洋洋20万字的书稿发到我的邮箱里，文章一气呵成，我一口气读完，我为周桦喝彩！在书稿中我又通读了一遍王石，平添了我对他的敬佩，更加觉得自愧不如呀！
以前，我听说王石一个大老总整天玩极限运动就觉得无聊，活那么累干什么？无意中我被昆明的孙海浩拖下了水。他为“红塔山”策划一次登山大会，要《新周刊》连同迪庆州政府合办攀登5 000多米的哈巴雪山。我一听来劲了，因为，可以与王石一同爬山，可以体验他的人生态度。这是我有生以来攀登的第一个雪山！从哈巴村到大本营有很长的一段路程，我背着大背包吭哧吭哧的，累得上气不接下气，走一段歇一段。途中见到王石比谁都走得慢，就是不歇脚。我有意跟着他的节奏走，怪了，不一会，我的呼吸与脚步格外协调，气息从头到脚不断地循环，越走越轻松，一路到了大本营，除了一身臭汗一点也不觉累。第二天，我们大队人马登上冲锋营地，我和王石住一个帐篷，才下午三点钟，见王石蒙头就睡，我问他：“这么早？”他说：“那你想干嘛？”是呀！没啥干也睡吧。后来，我才明白，登山就是要时刻积蓄体力，漫漫长路在等着你呢。自此，王石起床我起床，王石开路我开路，步步相随，乐得不动脑筋，以他为标杆。就这么稀里糊涂地登上哈巴雪山，就这么莫明其妙爱上了登山。永远记得在哈巴雪山顶上我用对讲机对大本营的呼叫：“我是踏着英雄的脚步登顶的！”那种幸福感在我心中长久荡漾，麻木了的激情苏醒过来，恍惚间新的生命在体内、在意识中“哗哗”地拔节生长。
王石登山就是认死理：从不因为旁人影响自己的节奏，当冲在前头的人在气喘嘘嘘就地休息时，他却一步接一步不紧不慢赶到你的前头。登山、为人、做企业，他心里有数得很。
那次，我拜王勇峰为师，结识了当今的许多风云人物：冯仑、张朝阳、陈章良、朱云来……新的视野在50岁以后重新打开，又随着他登四川四姑娘山、俄罗斯的厄尔布鲁士峰……
2005年的一天，王石给我打电话：“北极你去不去？”“当然去，多少费用呀？”一听说要十好几万，我泄了气说：“我哪有那么多钱呀？”王石笑了：“你真有钱去了，说明你屁股不干净。我来想想办法吧。”过不久，王石告诉我，他连同他几个好友，地产界的老大
：冯仑、胡葆森、万捷、王若雄、李星等人给我凑足路费，成全我北极之行。在那茫茫的冰原上，太阳成一固定的斜角转圈，终日不落，冰面上没有任何参照物，你永远不知道你到底走了多少路，唯有前头的队友就是你的参照物，就是你的目标。这时，不管你行走得多么机械、乏味、无趣，心是踏实的，因为你仍有方向。途中，王石说起他的万科，不无自信地说：“全球最大的房地产商每年的产值是1 000亿，那就是万科的参照物！”王石还鼓励我：“50岁的男人，事业刚刚开始。”这些话，周桦在书中也一网打尽。
王石本说带我去南极的，却撇下我。在他完成“7+2”壮举北京的庆功宴上，我悄悄问他：“为何不带我？”他神情凝重：“你知道你的毛病吗？”“什么毛病？”“在北极你丢三拉四的，一会丢羽绒服，一会在帐篷里又烧了羽绒服的袖！如果你想登珠峰，这都足以令你丢命，别说羽绒服，丢一只手套就没命！”这是我一生中被泼的最冷最冷的一桶水！搞得我几天来脑子里像有一条火辣辣的鞭子总拷打审讯我的人生！看看人家怎么过，你又怎么过呀！
通过周桦的笔触，我才知道王石是理性地、缜密地为自己设计好自己的人生，就像他在登山时保持的那份执著和清醒，难怪他的人生和他的万科又是那么充满异彩。我永远望尘莫及。
周桦让我随便为王石的书写点什么，我就随便了。
于2006-5-31端午节
（本文作者为《新周刊》杂志社社长）
《王石这个人》后记(周桦)new
作为一个人物采访记者，写任何人都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因为稍微有所偏差，作者就有杜撰和不负责任的嫌疑。况且，同样是A这个人，B和C两个人对他（她）的看法也许会完全不一样。无论成型的文字呈现什么样的状态，总有人满意，也总有人不满意，所以我一直为我曾经做了4年的人物记者的工作感到惶恐——也正是因为有这份战战兢兢，我内心也有一份骄傲：我毕竟完成了每一次对采访对象的观察并且写下了自己的感受。
无论贫富贵贱，每个人的经历都是一段起伏优美的故事。在以往做记者的时间里，我最大的快乐就是做一个耐心的倾听者，倾听并且记录下每一个在我面前真诚讲述的被采访者的故事。在他们的讲述里，我与他们一起喜悦和感伤，仿佛也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人生，我想，这是那些采访的岁月里最有价值的时刻。唯一让我遗憾的是，因为栏目定位的关系，我的采访对象大都时候被局限在企业人士这一人群，这真的有些不过瘾。
不过，也有值得庆幸的地方。在短暂的中国市场经济历程里，一代企业家、创业家、职业经理人是最能体现社会脉动的人群，他们的故事往往浓缩了别人数倍时间的经历，对他们的采访，我总是认为可遇不可求，所以也倍加珍惜。同样，对于王石的采访，就是一直在这样的心态下进行的。
这本书从2005年12月在广州开始动笔，到2006年5月在北京写完最后一个字，在差不多半年的时间里，有写得特别顺利的时候，也有写得特别艰难的时候，这是因为王石既是一个最容易写的人，也是一个最难写的人。容易写，是因为王石的故事对于公众来说，大概是最不陌生的企业家故事，这要归功于王石的开放透明态度；不容易写，是因为看上去我似乎有很多材料可以用，我似乎可以“剪刀+糨糊”，拼贴出大家熟悉的王石就万事大吉了，这样既安全又省心。可是，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这毕竟是一种不负责任，无论对自己还是对读者，我希望自己写出的王石，是一个更全面的王石，是一本有突破的企业家采访记。所以，在重重的“熟悉感”的包围下要突围出来，写一个不同于以往的王石，真的不是那么一件容易的事。
我不知道我自己的努力有没有达到自己的期望，这一切都要交给读者来评判。
我很感谢王石先生对这本书的支持和配合，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媒体从业者，他的信任增加了我工作中的自信。我想，这种对媒体不拘一格的坦诚对待，也是王石先生以及他所领导的万科企业的一种处世姿态：真实并且诚信，这正是他和万科的杰出之处。
我也感谢《21世纪经济报道》的总编沈颢先生为我的第一本书写序，在传媒工作期间，我一直希望有机会为他效力，却两次擦肩而过，他作为传媒人所展现的智慧和风范让我由衷地尊敬和佩服。
感谢一直景仰的新浪网总编辑陈彤先生为这本书写的评语，我在做市场工作期间，数次与他的团队合作，受益匪浅。
今年是我的老东家《新周刊》成立10周年，我为两位既是兄长也是领导的《新周刊》掌门人——孙冕和封新城感到自豪，同时心中充满了无言的感激。在为《新周刊》工作的8年时间里，他们不仅提携我在事业上一步步向前，同时给我和我的同事们提供了一个最难以忘怀的工作环境和一段让人留恋的工作经历。所以我把这本书作为10周年的生日礼物送给我的老东家《新周刊》，送给如今工作在广州瑞达大厦里我曾经的每一位同事。
我也谢谢孙冕孙总给我写了那么认真的一篇跋；谢谢封新城封总写下的肯定我的话，他的肯定和一路鞭策让我走到今天。
这本书自始至终都得到我的挚友赵从旻的关怀和鼓励，这本书的写作伴随了我从广州迁移到北京的过程，没有她们一家的关爱，这本书或许不会这么顺利面市。
我最好的朋友喻虔是我的第一个读者，并且用无比的耐心帮我消除了在写作匆忙时犯下的点点滴滴文字错误，这本书也有喻虔的极大心血。
要感谢北京的摄影师胡渝江先生、广州的摄影师大食先生慷慨地把自己的作品给我这本小书使用，你们的作品弥补了我文字的欠缺。
还有我的朋友马力，她一直在关注着这本书的进程，她的目光让我在整个写书的过程里充满信心。
谢谢中信出版社的臧永清副社长为这本书做了规划，谢谢编辑蒋蕾女士所做的辛勤工作，谢谢她的执著和认真。
我也在想象中跟自己握一下手，恭喜自己终于完成一件前所未有的工作，在我敲完最后一个字的时候，我明白，未来应该更努力。
我把这本书郑重地献给我最爱的家人，你们一直希望我是一个自立坚强、积极乐观面对生活和工作的人，希望通过这本书的写作完成，你们能欣慰地看到我一直在努力。
周桦
2006年6月6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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