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王石这个人 > 第四章 午后的漫步者，请加入这岁月的含义
《王石这个人》：登山(1)
登山运动可以让你直面人生，直面死亡。因为生命随时悬于一线，所以必须要认真地对待生命，正视生命，正因为你敢于面对它了，所以你才珍惜它、珍惜生活。
——王石
2003年5月，我在四川成都采访刚从珠穆朗玛峰下来的王石。其时，所有的媒体、舆论都
在激动而热闹地谈论着王石等人成功登顶珠峰的消息，无数的媒体等待着王石出现在自己的采访机或摄像镜头面前。相比外界的热闹，坐在成都龙泉枇杷林下的王石，沉默而寡言，消瘦、疲惫却眼神笃定。他伸出他的手，10个指尖的皮层下都是淤黑，这是喜马拉雅山的严寒留下的痕迹，并且，他的形象大变——珠穆朗玛峰让王石减了12公斤，以至于“像奥斯维辛集中营出来的难民”，他自己这么说。他瘦削的脸上表情冷漠，吃饭说话都很踌躇，很矜持，很有距离感。王石后来说，这是每次下山后的反应，看上去很迟钝，思维仿佛还停留在某一个世界里，自己感觉很静，很安宁。
——所有的热闹都在外面，对于王石而言，每一次的登山，都是一次次在红尘世界里永远无法获得的心灵之旅。
生活在别处，山，在那边。
当1997年王石在珠峰大本营见到金俊喜时，他就知道，自己以后的生活会和登山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是一种呼唤，一种他本人无法拒绝的呼唤。
1995年，医生在王石的腰椎处发现血管瘤，并且肿瘤压迫了神经，由此诊断出最坏的可能是王石会下肢瘫痪。王石震惊绝望之余，为自己订了一个眼前的计划：去西藏，这是他长久以来的愿望。在烦琐的工作又缠绕了两年之后，1997年，王石终于在万科十几年来第一次休了一个月的长假，他和朋友两人取道青海格尔木，沿青藏线入藏。
这第一次入藏，改写了王石以后的生活。
在西藏，他来到了著名的珠峰大本营，见到了金俊喜。金俊喜刚从梅里雪山上下来，那里刚刚经历一场空前的生离死别：因为雪崩，中日联合登山队的17名成员全部遇难在梅里雪山。本来金俊喜是死亡名单上的第18个，但那天正好他的左肩麻痹，于是从山上撤了下来，也许上帝睁开眼睛的时候，正好看见了金俊喜，所以，他幸存下来；而其他人，在上帝转过身闭上眼的时候把生命丢在了梅里雪山。作为中国登山队队长的金俊喜，当身边的17个伙伴突然变成了零，他落寞地从梅里雪山来到珠峰大本营，准备再次登山，没有人敢去揣测他的心里到底在想什么。王石开口问了他：“为什么还登山？”金俊喜的表情很平淡，语气很平静，看不出他的内心如何翻滚：“死去的已经死去了，活着的还要面对，还要走完他们没有走完的路。”
写出来像豪言壮语的话，在当时珠峰大本营的情境下其实平淡无奇，却给了王石很大的震惊，曾经是生死的经历，丝毫没有动摇金俊喜作为登山人的信念：一座雪山刚刚给他带来死亡的讯息，他马上又来到了另外一座雪山的脚下。
金俊喜对王石说：你也可以登山。
这让王石坚定了有关登山、有关极限活动的种种念头。又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王石站在珠峰大本营的外面，他看到英格兰登山队队长在登山前正轻松地飞伞，表情愉快，全然没有即将要攀登世界最高峰的凝重。王石受到了深深的刺激：登山的目的，其实是为了快乐人生。
1997年，王石正式开始登山和飞伞。
虽然王石的登山历史已接近10年，依然还有人在不甘心地问他：“为什么要登山？为什么要去热衷这么一项高危险的运动？”这些问话的潜台词是：“你过的是衣食无忧的生活，你早就将‘吃苦’两个字排除在了你的生活之外，为什么还要自讨苦吃？”甚至有人直接问他：“为什么不选择高尔夫呢？既锻炼身体又是时尚的标签。” 王石的回答是典型的不屑一顾的王氏风格：“我就是不喜欢打高尔夫，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生活方式。打高尔夫就一定安全吗？它的时速是每小时100公里，像颗子弹一样，我曾经有一个香港朋友满口金牙，正好高尔夫球飞到他嘴上，很巧，飞到这儿！——满口牙全掉了。”其实王石未必有一个满口金牙的朋友，他只是需要用这种极端的例子来表达对这个问题的不屑和自己的态度：登山，只是我的一个爱好，只有你们把它看得如此神秘。
也难怪有类似的大惊小怪，在大众的视野里，登山毕竟是一件小众而小众的运动，个性十足的王石，恰好爱上了一项个性十足的运动：由登山而传来的有关死亡的黑色消息从来没有消停过。
死亡，是每一个登雪山者都要面临的问题。在茫茫的大雪山，有可能前面突然出现一个大冰洞，登山者就不小心掉进去了；也有可能碰上雪崩，劈头盖脸的雪把登山的人一下就埋了进去；也有可能碰到突然的暴风雪，碰到突然的降温……总之，雪山的一切神秘之举，都是在登山者穿上厚厚的行装时难以预料的；而且雪山面前人人平等，每个人面临的危险几率都是一样的，王石概莫能外。对于大自然的如此难以捉摸，王石第一次进藏时就感觉到了，那种不由分说袭面而来的是一种无助的绝望感：刚过海拔2 000米，王石开始不自觉地流泪，头也开始发晕；到了4 000米之后，他已经处于高烧、昏迷状态，并且上吐下泻。当时他和同伴借宿在一个哨卡，“当晚真是痛苦极了，但没办法，只有熬。”但是，在煎熬了一天，经历了苦胆水都吐出来的天昏地暗后，王石说自己却开始清醒了。这种体验对他来讲是全新的：恶劣的环境，顽强地生存，健康地生活。后来这种感觉在他登雪山的时候一次次重现，特别是当死亡的阴影闪过的时候。
1999年，王石登博格达峰，他一人进山，在第三天的下午遇到了非常恶劣的环境。因为前面是雪崩区，天气又很糟糕，当天要走过去显然是不可能的，王石在冰地上打锥挂上绳子，套上睡袋，当晚就吊在绳子上过了一夜。第二天天气依然恶劣，王石只好下撤，不幸在过一段40多米长的65度坡时，保护绳被飞石砸断。巨大的恐惧向王石袭过来，他从来没有这样害怕过，甚至控制不了自己的哆嗦，他心里很明白，即便有人从大本营来救自己，也是两天后了，而两天的雪山停留，足以把他送到天堂！王石最后的决定是：关掉与大本营联系的对
讲机，抽自己几个耳光止住哆嗦，然后，独自下山。
这一年，正好是王石辞去万科总经理职位的那年，人生的放弃与得到，在他尝试登博格达峰后，越发清晰。
“有人认为登山是征服高山的过程，其实，人怎么能征服大自然？这太幼稚了。登山的过程其实是人一次次征服和挑战自己的过程，对于一个男人来说，这是会上瘾的。”
这种上瘾也许因为代价的惨重而显得越发不能放弃。不仅是自己在雪山上随时面临死亡的威胁，也不时会面临美丽的雪山不经商量地就吞噬掉头一天还生龙活虎生活在自己旁边的人的生命。
2000年，王石从樟子峰刚下来，甫一上网，就看到深圳山友周洪俊在玉珠峰上失踪遇难的消息，王石感觉自己的血一下就开始上涌，他不能接受这个事实，这是死亡啊！是永别！周洪俊是深圳山友里跟自己很熟悉的一个人，一个身边的人与自己阴阳相隔，而且走得惨烈，实在让人情何以堪！况且深圳的登山运动是王石带头推动起来的，深圳山友登雪山显然是受了王石的影响。那一夜，王石彻夜难眠，他把所有的愧疚都堆积到了自己头上：如果我当时没有……他们就不会死了吧？他甚至开始后悔每一次自己从雪山归来时给山友讲的那些刺激的、令人激动的经历，“也许是我误导了他们呢？让他们以为登山只有刺激的一面，对危险的一面却没有充分意识到。”
王石强烈要求去救援，这样他的心里会好受很多。但组织救援队的人不批准，因为王石的年纪在一群登山人员中，算比较大的了。但王石坚持要去，他用了两条理由说服了对方：第一，正因为我年纪比你们要大，所以我更能面对家属；第二，救援是要经费的，我可以想办法帮你们解决。这两个理由让对方无法拒绝，于是王石去了玉珠峰参与救援。
到了玉珠峰，王石的心一直是扯着，他很难受，其实明知道救援就是救一具具尸体了，但大家的心情却很复杂，似乎要去挽救一个个生命。每一个人在没有见到尸体之前，心里都在抱着不切实际的想法：“或许，还没死呢？”而最让王石揪心的是死者家属流露出来的那种绝望之下的愿望，他们希望救援的人不要找到亲人的尸体：“也许，他已经被人救了呢，也许他失忆了，所以不记得怎么回家了。也许一年后他就想起来了呢？然后自己就会回家了。”王石无言以对，他说什么好呢？这是一些面临与亲人永生诀别的人，对他们来说，说什么都是多余的。
只有王石和救援的人心里最清楚，即便是找到失踪者尸体，也不可能把他带回来，因为一个本来就面临危险进山的人，是不可能有更多的体力带回一具尸体的。救援的意义，只在于确认失踪者的确已经遇难，并且确认他死亡的地点，然后就地埋葬。这对于一个登山队员来说，是一件理解范围之内的事，而对于家属，他们只有见亲人最后一面的简单想法。他们除了悲痛，还是难抑的悲痛。
王石在进行劝说工作的时候，好几次难以坚持下去，他发现，在生离死别面前，任何劝说、任何道理都苍白无力。
死亡，始终和登山运动联系在一起。王石从不否认这一点。他也曾经怀疑过，特别是在攀登雪山的过程中，危险的深渊就横亘在自己面前，他心里也开始慌张，也后悔，甚至骂自己：“他妈的，好好的我上来干什么?!”王石从来不讳言自己在死亡的恐惧来袭时自己最真实的想法，那就是害怕。但是，当把危险度过，山在自己脚下，然后，走出山，那不可思议的雪山已经在自己背后，一切的经历就变成了巨大的人生价值：一个人只有在死亡清晰地出现在自己眼前的时候，才会真正去想生命的价值；只有把人置于死地之时，才会真正明白生活里自己真正的需要，自己生命里最有价值的东西。
中国人传统的观念里是不面对死亡的，谈论死是一个大忌。生死两界，几千年来国人只愿意想象阳界的现世安稳，不愿面对往生，不去想生死的相连。其实，每天我们都在面临死亡，交通、疾病、天灾、人祸，只是因为就在周围，被逐渐麻痹的意识隐藏了起来，也就越来越视而不见了。也许极限运动的最大价值就在于把人逼到生死边缘去，迫使那根从来不动的脑神经动起来，想清楚以后的事，以前的事。“总是想着想着就清楚了，登山带给我的感受恰恰不是冒险，而是要更珍惜，更加踏实地走每一步，因为危险处处都存在。无论生命长短，你都要离开，生命的意义在于质量，在于活的时候你怎么活得更好。”
王石说登山让他想了许多做企业的时候永远都想不到的人生大意义，这些透彻的思考让他更明白了自己，更加明白对这人生，自己要的是什么。
在王石已经因为登山而正式成为国家级运动健将的今天，几乎没有人再来质疑他对这项运动的投入和真正的热爱。在最初的几年，很流行一种说法，认为王石是玩票，是做秀，只不过这场秀做得苦了一点。所有的说法都因为王石是一个名人，是一个功成名就的企业家，一个名人的成功感和优越感似乎不该来自于这些苦行僧的领域，他们应该有自己的阶层，自己的圈子。
王石向来是不吃这一套的，而且，他一直是个很享受世俗快乐的人，对于平凡人的快乐，他向来是毫不犹豫甩开名人的包袱，自顾自争取而来。他和山友们的相处，就是这样。尽管近年来因为王石的带动，已经有许多的名人加入登山的圈子，似乎在山友的圈子里又有了一个名利场，可是，王石是那里面最广泛交往的一个人，他从开始登山，就是和一群纯粹而淳朴的登山人一起，并和他们成了莫逆之交。我曾经问他，山友们的相处就像朋友吗？他说：“应该说像兄弟吧，在那样的生死环境里，大家都抛开了自己登山以外的身份，像兄弟一样不分彼此了。”
在他的兄弟名单里，王勇峰大概是最特别的一个，这个中国登山队的队长，有着无数登山探险的骄人成绩，正是他带着王石从第一座雪山开始，一步步走向了珠穆朗玛峰。每次提到王勇峰，王石都说：“我师傅。”
正因为是师傅，也是兄弟，王石还和他起过一次争执。当年登珠峰的时候，因为从安全的角度考虑，国家体育总局要调整攻顶计划。调整意味着要取消一些队员的进攻机会，但王石所在的队是一支由中国登山协会出面组织的商业业余登山队，7名登山队员都是自费参加来攀登珠峰。调整谁呢？取消谁的攀登资格呢？这正是整装待发的时候，队员的意见是一致的，都不愿意放弃登顶的机会，如果不一起登，大家就都不登了。在紧张的气氛下，有人竟哭了。王石跳了起来，他的情绪控制不住，和王勇峰吵起来，因为中央电视台的直播，全国人民都听到了王石的火暴声音：“凭什么！他妈的我们是签了合同的！”大胡子王勇峰虽然身躯庞大，却也一下子承受不住委屈和压力，眼泪下来了：“你也知道是要保证你们绝对安全，你要这样我就保证不了了，这个队长我不当了！”
其实王石也知道，在高山严酷的环境下，团队的规定是下级要绝对服从上级，但在那样紧绷的环境，人的神经反而反弹得厉害，虽然他在几分钟后就道了歉，但依然觉得自己太火暴了。
吵完架大家就回帐篷睡觉去了，王石特意把帐篷的灯亮着，等王勇峰回来。王勇峰回来见王石没睡，问了句“还没睡”，就开始闷头脱衣服。王石本来想找队长说说话，突然闻到一股臭味，一下把他熏倒，他赶紧把鼻子捏住，闭眼睡觉，无意再抒情了。第二天一早，王石对王勇峰说：“队长，你该换袜子了。”王勇峰说：“我就这么一双。”王石赶紧掏自己的包：“我有。”王勇峰接过来看，说：“我不要长袜子，我要短的。”王石又在自己包里翻，翻出短的给了王勇峰，王勇峰就换上了，然后一把将自己的臭袜子塞到了衣服下面。正好那天王石要洗衣服，就把王勇峰的袜子翻出来一起洗，正在搓洗着，王勇峰走过来，红着脸就把袜子夺走了，王石后来说：“哎哟，那叫一个臭啊，那个臭味在我手上粘了好久。”
这几乎是一个极为喜剧化的场面，我很难想象当他们离开了珠峰，这种臭袜子的故事还会发生。也许登山的纯粹就在这里，把人都还原成了最本真的状态，尤其是男人们的率性倔强，在这里散发得最为彻底。大概也是这一点的原因，吸引王石一次次和山友们一起粗糙地生活几天，放肆几天，那个时候，他不是万科董事长王石，而是山友王石。
在王石登顶珠峰的时候，和他同在B组的是《华西都市报》的记者刘建，当时两人在登顶前为了互相激励，于是约定如果登顶成功，刘建就在峰顶上向女朋友求婚，王石作为见证人。开始攻顶了，两人都觉得：“坏了，还非得都登上去。不然，要么求不成婚，要么没有见证人。”王石后来对刘建开玩笑：“我是为你才登上去的，不然你那求婚谁给你证明啊。”
在现实生活中，刘建是一个记者，王石是一个公司的董事长，两人的生活本来风马牛不相及，但由于登山，两人成了兄弟，而且一起登了“7+2”里的7座雪山，两人自有一番登山的革命情谊。王石是刘建的老大哥，刘建是王石的小兄弟。2004年12月31日，“7+2”北极探险队在北极登完山，因为第二天就是元旦了，队员们都睡不着，一群人闹着要做游戏，但闹了半天也觉得没什么好玩的，大概觉得刘建年岁小一些，于是大家提议给刘建上一堂人生建议课。“说好听是人生建议，说不好听就是批斗会。”王石后来想起来还哈哈直乐。然后还给刘建说清楚：“不许生气，不许反驳，尖锐是为你进步，这样你才印象深刻，才刺激。”刘建没办法，搓搓鼻子答应了。于是王石说了：“我觉得你吧，登山是很出名了，不过你做记者这么多年了，你做记者很一般。”刘建听得眼睛发直，但还是没吭气。王石没在意，继续打击：“比如说你写的文章，真是不好，都是狗屁文章。”刘建不干了，脖子都粗了：“你看过我写的文章吗?!”王石嘻嘻地：“没有看过，但我听别人说过。”刘建气翻了：“你看都没看过，凭什么说我的文章是狗屁文章？你说的话才是狗屁话！”
王石说到这里，挠挠头，“你说，这不是兄弟才敢这样吗？完全没有什么顾虑，朋友间都不会这样的。好像不存在什么互相喜不喜欢的关系了，在一个大帐篷里，你必须要一块儿相处，这个关系没法回避，登山者之间就是这么一个关系，什么样性格的人都有，所以不能用朋友来形容。有时候互相不服气，有时候又好得恨不得穿一条裤子。”
在登完山以后，王石和他的山友们一般就各自回到自己的生活轨道上去了。在登山的一
段时光里，因为只有登山一件事，登山就是所有的生活，所以仿佛是常规生活中的一段放逐，可以不照平常的逻辑、不依平时的约束，尽情地放松，尽情地把自己放到尘世的最低处，撒开欢儿地做人。
在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以后，我问过王石一个问题：“以后登山还会有激情吗？”他说：“激情当然会有。登顶珠峰虽然是一个高度，但它给我的不是一个满足，其实是一种转变，就是从珠峰下来后，我再一次登山时，不会再有后悔，不会再急躁了，所以还会再登。”
王石在成功登顶珠峰后，引起了周围人的无限激动，因为他是中国人登珠峰的历史上年龄最大的一位。但王石显然不爱听这个，因为在他登顶前的两个小时，有个71岁的日本人就登了顶，所以他觉得实在没有必要拿他的年龄说事，而且在他的观点里，一个男人年过50正是盛年，何必老要说他是什么“年龄最大”呢？
别人的激动是因为王石的确缔造了历史，但在王石内心，珠峰的重要不在于帮助他缔造了历史，而是真正改变了他登山的心态，这和年龄无关，只和那次经历有关，而那次经历恰巧就是珠穆朗玛峰。
在登珠峰以前，王石对登山的感慨是“一种想放弃而没有放弃成功的运动”。他的意思是，每一次登山，因为突发的种种情况，因为种种的危险，总让他有一种后悔的心情，然后就无比急躁，希望尽早拿下一座山，在登山的过程中，也总是对自己发誓：再也不登了！但等到登完山回到城市，他又开始怀念登山，然后又会在某一天收拾好行装，往雪山靠近。王石有时很不理解自己的想法，他知道自己是喜爱这个运动的，但这种喜爱却总也让他心生悔意，真正是爱恨交加。
然而，在登珠峰的时候，因为一开始就知道要耗时60天，王石平静下来，整整两个月，他没有一天后悔，一直保持着平和的心态。也许是心里知道珠峰是一个巨大的挑战，面前的困难也许是自己无法克服的，急躁于事无补，王石反而沉静下来，他什么都不想了，心里只有一个目的：登顶。
“成不成，这个对我来讲很简单，成不成并不仅仅取决于我自己，而是取决于天气和运气，我只要认真去努力，认真去做就行了，登珠峰也有10年登4次、登5次上不去的。所以我真没有想更多，只是想必须以一种非常平和的心态，注意力非常集中的，不允许有任何杂念的一种状态。我当然希望登顶，但登不了顶还有下一次，下一次还要登。当然我希望一次成功，但我想就算成功了那也是运气，我面对珠峰想明白了一点：不是我想成什么事就能成什么事。”这样的心态在2003年后一直伴随着王石，这是他最感谢珠峰的一点，其他的，比如荣耀，比如光荣，他固然看重，却始终不如一份心止如水的心态来得有价值。
“登山是危险，但这种危险是直面的，把平时逃避的人生问题都摆在面前，你不得不去考虑，这样对长期心态的平和是很好的。如果那样迫在眉睫的危险你都经历了，你还怕什么呢？”他开玩笑说，“我的经验是，特别对谈判有帮助，当大家僵持的时候，我心里是最稳的，我心想，雪山我都上去又下来了，看咱们谁能熬谁能顶吧？”
在王石登珠峰的过程中，到8 650米左右高度的时候有一段绝壁，中国人1975年在那儿搭了个铝梯。王石的预期是爬过梯就上去了，但实地有一段必须离开铝梯做横切攀岩动作，脚下就是8 000米深的深渊。王石毫无选择，骑虎难下，必须上。他形容自己“什么都没想，什么也没法想，就听见冰爪扣在冰岩里喀嚓喀嚓地响”。然后一下子就上去了，接着王石大喘气，脑袋里一片空白。
但毕竟是拿下了。当回到大本营，连续几天晴空万里，王石不时看看珠穆朗玛峰，他觉得不可思议：“我曾经站在那儿过吗？”满足感和自豪感一点都不真实，直到当总指挥让他填写一张表，上面写着“姓名、单位、高度”，王石写下了“王石、万科集团、1米76”。总指挥拿过一看，说：“不对，不是身高，是你攀登的高度。”王石愣了一下，一秒钟后，他在那个位置改写为：8848.13米，他的眼泪在那一刻流了下来，因为，这也是他生命的高度。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觉得王石登山是一种征服感的体现，是一种炫耀和光荣，他自己也曾说过，登山的最初，对他而言就是一种张扬自我、炫耀自我。也许就像一场拉锯战式的恋爱，对方永远是个未知数，是个谜，所以每一次的征服都有无限的回味，然后再一次次地循环往复。也许雪山对于王石而言，就是一个个美丽的谜？不过，当我听到他说，他和队友们登顶珠穆朗玛峰以后，也只在峰顶停留了15分钟，然后在几小时内就撤到了大本营，当他一回头，那美丽的峰顶成了一个小小的尖，成功在一瞬间就成为了过去，我突然明白，我的联想有多么大的偏差，感情的征服是一种抗衡，一种情感的对立；而登山，是人和山的并行，是人和自然共同的思考。
我曾经到西藏登山队旺加队长的家里做客，在那个传统藏式的客厅里，他和妻子就像平常的人家一样不断招呼我们喝酥油茶，新奇地把家里的数码相机拿出来，问我们该怎么用，他们的笑容就像八廓街的阳光一样安宁祥和。然后我的朋友告诉我，世界上14座8 000米以上的雪山主峰，旺加队长已经登顶了7座，其中就包括了珠穆朗玛峰，而他妻子的姐姐，也三攀珠峰，两次登顶。
在那样一个温馨的藏式小院，我一点感觉不到那些雪山上的丰伟功绩，那些成功已经慢慢渗透到了这个家庭的内心，幻化成了院子中角落里一丛丛盛开的金盏花……
这类似的一切，正是作为登山家的王石所拥有的最大快乐和荣光。
《王石这个人》：天涯(1)
我认出了风暴而激动如大海．
我舒展开又跌回我自己，
又把自己抛出去，并且独个儿
置身在伟大的风暴里．
——里尔克《预感》
王石有一个天涯梦。
他说过，如果不是因缘际会做了企业，他一定去做一个海员，做一个人在天涯的行者。从中国的某一个海湾出发，向东，从大海的边到大海的中心，再向东，从大海的中心又回到港湾，然后，再出发，一次一次，游走在世界的每一个海角；或者，他会去做一个职业的探险者，背上行囊，在山间一直行走，征服山或被山征服，都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又或者，是一个漂泊的人，在陌生的世界里见到陌生的人，当回忆起来的时候，一切的陌生都变成熟悉的怀想……只有把自己放在天涯海角的背景，王石的存在感才最强烈。
也许人生的安排总是在平衡命运的需要和个人的需要，这种为了制衡的拉锯造成人生的疲惫，让人的心总有飘开的时候，在这个时刻，一直在我们身边的静静的自然就成了最好的寄托，王石也许就是这样吧？王石有最奔放的性格，却成长在最不奔放的年代，命运的需要是他要完成这个社会的责任，圆满地扮演这个社会的角色，尽管他不喜欢“这一个”角色的扮演；而他个人的需要是个性的张扬，是天马行空地行走甚至奔跑，在年少的时候，他的心里就有一个更广更宽的世界的梦。如果时光退回20多年前，并且给王石更多的选择，很难说他会选择做企业。在中国做企业，无异于夹缝中的生存，就像张瑞敏所说：“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一代企业家活得都不轻松，他们创造财富，而财富带来的并不都是快乐和安宁；他们给很多人带来生活的安定，却也给自己带来诸多的社会责任，就像骑上了虎背，唯一能做的是继续驾驭狂啸的虎。王石从80年代企业家的跌宕历史中走过来，个中感受，只有他自己最能体会。
而我们能在表面看到的，只是他呈现给我们的一个梦想，一个人在天涯的梦想。
王石曾经给一家电视台代言，他在镜头里说：“眼界改变世界，行走改变命运。”虽然是一句广告词，却也道出了王石自己的想法。对于命运，他从来没有带着静止的眼光去看，虽然他现在只能在繁忙中抽出极少的时间犒赏自己，但仅仅是这样一些浮光掠影的行走经验，已经让他受益匪浅。
2005年，王石一行人重走了“玄奘之路”，大致沿着唐朝玄奘和尚西行的道路再走一遍，整个路程有一大部分是在沙漠里行走。所有人对王石的这次旅行都没太在意，因为从技术上讲，登上过无数雪山的王石在平地走路，无论再难，对他而言都不存在挑战。而且城市人爱把探险作为情调之举，在这样的眼光下，“玄奘之路”其实是一次没有什么力量的浪漫之路。
但王石恰恰对这次徒步旅行印象深刻，不是因为本身的安排有多么合他的心意，也不是同行中有周国平这样有意思的人。只是因为活动有着吸引他的主题：“放慢你的脚步。”
慢，对于王石来说是一件比较奢侈的事。现代人的通病就是快，速度就是一切，随着快速的发展，一切都在机械化，甚至包括人的思想。信息社会的标准化、同一化造就了速度的快，也就导致了人类文化思想领域的粗糙。这两年，关于如何“慢”生活一直是城市文化学者考虑的话题。王石也有相同的体会：无论是万科的创建还是经营，无论是登山还是滑雪，“速度”的概念一直抓着王石的时间。他有时候想，从大学到广州，从广州到深圳，从深特发到万科，自己一路走来，几乎都是急行军的状态，这种“快”在1999年辞去总经理的职位后，稍微在工作上得到缓解，但生活状态立即又被其他的社会活动包括自己的爱好弄快起来。一个公众人物的忙碌，王石全然没有逃脱得掉。所以，当活动主办者告诉他，主题是：“放下，放慢你的脚步”，这深深打动了王石。
所以那一次的玄奘之路被王石称为了“心灵之旅”，在他的理解是，放慢脚步是为了让灵魂跟上脚步，这正是他多年的想法。他建议主办方收了大家的手机，因为，如果有现代通讯工具的干扰，人的状态一下又被拉进了纷扰杂乱的都市。
王石的认真态度让徒步的队友都很吃惊，他们以为像王石这样登山滑雪的人，在戈壁沙滩上走一走对他来说完全不在话下，玩着就应该拿下了。但王石显然没把它当成一件玩乐的事，一路上他除了徒步行走这一中心事情，其他事情完全不考虑，比如路上有一些当地政府邀请吃饭以表示欢迎，他毫无要参加的意思，一心只是体会行走的感觉。他对周国平教授说：“要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
王石后来回忆说那一次的经历像童话，因为祁连山下的戈壁很美，在每一个清晨和黄昏，戈壁滩上的小石子因为千万年的冲刷，在阳光的照耀下呈现出各种各样的颜色，那种美很细微很不真实，却又近在眼前。王石早年是在新疆当兵的，戈壁他也无数次经过，但好像从来没有注意过这样的美。所以那一次，他走在玄奘之路上，一路捡了很多的小石头，墨绿的、白的、红的，他不厌其烦地捡了一大兜，然后不顾其重自己一直背着走出了戈壁。同行的人惊奇于王石的投入和沉醉，一个年长的人已经很少被这些简单的快乐所打动，也许换一个环境，王石也不能，但在天涯远处，他可以。
大概就因为只有这样的环境，王石才能够慢，才更能够“放下”。更重要的是，只有在远离的环境下，王石才能够冷静地调节自己的状态。
这样的调节对他来说已经很有必要。王石自己算了一下，现在他每年待在深圳的时间不会超过1/3，另外1/3是在全国各地公务出差，再有1/3的时间，他基本上都安排在国外度过。
王石曾经说自己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上是需要补补课的，他在年少甚至青年时期的阅读都被西方的文学所占据，所以他对欧美的文化有天然的亲近。早年国门没有打开的时候，他的梦想就是能够真正出现在那些书里所描写的环境里，再次回味当年阅读时的一切美好想象。不过在当年的环境里，这种希望只能是梦想而已，所以他有打算去远洋公司应聘做一个海员，这样就能够在世界的各个大陆之间飘荡。王石分析过自己的血统，他认定自己是个不安定的人，他注定不会在一个地方有太久的停留。
命运总是眷顾有梦想的人，到今天，王石早就实现了自己要行走世界的梦想，虽然时间总是匆匆，但这些惊鸿一瞥的经历也让他难以忘记。
2004年的中秋，王石在传统节日的前一天到了诺曼底，在著名的二次大战之地迎来了中国人的团圆之日。这样的反差让他感觉很奇特，他站在海边，遥想半个多世纪前的战争之声。那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时代造就了英雄，英雄推动了时代，如今，一切的风云都成为了过去，当年的战场已经成了供人温情流连的海滩，叱吒风云的将帅也已纷纷谢幕。人事已非，诺曼底的海滩却依然惊涛骇浪，这让对二战史迷恋至深的王石内心起伏不已：一切的光辉都会随历史的洪流退潮，留下的只是这一片海滩而已，英雄们都隐藏在了时代的后面。而那一刻，遥远的祖国正在祥和地过着中秋，朋友们的充满喜庆的短信不断塞到王石的手机里，这样的两重天，王石心情异常复杂，他给朋友发了一条短信：“阴云重重，惊涛拍岸，阵亡墓地，追思D日。”
在那一刻，王石的英雄情结被再次唤起，他心里突然很感谢这样的经历，每一次来到这样一些拨动他心弦的地方，他都会想起自己的少年，那些遥远年代的点点滴滴在几十年后重新想起，在他看来实在是幸事。
那一天，王石想起了多年前看的电影《巴顿将军》，里面讲了一个故事：当年恺撒大帝征战而凯旋，回到罗马城时，迎接他的是整个罗马对他的欢呼，一时威风八面，一呼天下应。当恺撒的马车行进在两边挤满了欢呼人群的街道上的时候，马车上的一个奴隶俯首在他耳边说：这一切荣耀，都只是过眼云烟……
巴顿和恺撒，是两个王石无比崇敬的历史人物。
也许在一个远离熟悉地方的环境里停留，总是能引起人的无限思绪，王石也是一样。在国外的时间里，总能让他想起很多，是那种令人感喟的天涯感叹。
每到一个国家，王石很喜欢到墓地去参观，也许是登山等极限运动带来的思考，每次来到墓地，王石都有新的发现。他说自己印象最深的是莫斯科的新处女公墓，这个公墓在王石看来就像一个户外雕塑公园一样，几乎每一个曾经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人的墓前都有一座雕塑。王石记得最深的墓前雕塑，一个是乌兰诺娃的，一个是大名鼎鼎的赫鲁晓夫的。乌兰诺娃的雕塑是她的经典剧目《天鹅湖》的演出造型，表情很欢快、很深情，没有任何死亡的阴影；而赫鲁晓夫的墓前雕塑却非常有意思，是一个他本人的头像，而且头像被一个大理石的框给框了起来，这个框则一边是白、一边是黑。
不知道这是不是赫鲁晓夫自己的意愿，不过，决定由谁来雕塑自己的墓碑确实是赫鲁晓夫自己的遗嘱指定的。这是前苏联一位很有名的雕塑家，在上世纪50年代曾担任过全苏艺术协会的主席，但讽刺的是，赫鲁晓夫生前对他大加鞭挞，在参观完他的一次现代艺术展览后，赫鲁晓夫当众指责他“用人民的鲜血来传播资产阶级腐朽的东西”，随即就封杀了这位艺术家。但是，在赫鲁晓夫临终前，他留下遗嘱，一定要让这位艺术家担任自己的墓碑创作者。
“你不觉得有趣吗？”王石似乎还沉浸在当时参观墓地的情境里，“到了墓地，我感觉是在和逝去的人对话，是一种和历史的交流，这种经验是多么难得。我想到在我们这里，清明节拜祭几乎就是烧纸，恨不得把山都烧着一样，完了扭头就走了，阴阳之界何其远！”
王石最欣赏的则是美国华盛顿的阿灵顿公墓，第一次去阿灵顿公墓，是因为肯尼迪埋葬在那里。在美国历史上，王石最欣赏的两个人物，一个是巴顿将军，一个就是肯尼迪总统。王石还是一个崇敬军人的人，一是因为自己曾经是军人，另一则，军事里的风云跌宕是他最爱的年代，而阿灵顿公墓就是美国专门埋葬军人的墓地，是为国捐躯的军人长眠的地方。
阿灵顿墓地设在一个山地上，墓地一排一排，依然像受阅的士兵方阵一样整齐肃然。王石第一次去，是一个下午的时候，那天正是阴天，密云低垂，有一缕阳光从云层的缝隙里露出来，像天堂里一束关切的目光。正在这一刻，一支送葬的队伍走近，队伍的前列是一辆马车，由几匹战马拖着，声音空旷，“跨！跨！跨！”地走过来，王石看着，觉得自己眼里湿湿的，他说：“我没感觉那是在送葬，好像是送一名累了的将士来这里休息。”
那种感觉是一种“心底无私天地宽”的体会，是超越了小我的惶恐，是人与自然、与历史最自然的交流，这让王石感喟无比。在这样的一些地方停留，王石觉得自己从来没有感到过死亡的恐惧，相反他似乎更深地理解了死亡的含义，他有些开玩笑地说：“如果有选择，我希望将来是像这样步入天堂。”
一家电视台曾经要王石写下那一年他觉得意料之中、把握之中的事有哪些，王石只写了
一句话：“太阳每天都从东边升起来。”
王石计划着要去航海，这是一件比登山技术指数更高的事情，却也是最符合他梦想的事情。当他把航海的计划拿出来，当他描绘以后航海的地图，会让人觉得，他的登山、滑雪、飞伞或者无数次的行走，都是航海这个梦想的前奏。
《王石这个人》：脾气(1)
每一个人都是一座圣庙的建筑师。他的身体是他的圣殿，在里面，他用完全是自己的方式来崇敬他的神，他即使另外去琢凿大理石，他还是有自己的圣殿与尊神的。
——梭罗 《瓦尔登湖》
如果你的上司是一个坏脾气的人，大概上班乃至下班的时间都有些不好过：上班时紧张
，下班时心有余悸。坏脾气的上司一般还兼具以下特点：言语不多，言辞简练到必须琢磨才能把握他的说话方向，不定时发脾气，不分场合发脾气，发脾气时用词极不注意，口不择言。
这样的上司通常有如下缺点：暴躁易怒，不随和，不可亲，冷热无常，对下属要求过高。
通常也有如下优点：智慧过人，雷厉风行，直来直往，发怒之后容易后悔并忘记，对自己要求比对任何人都高。
很不幸，以上特征，王石都比较具备，在万科历史上，他可谓留下了坏脾气的斑斑“劣迹”。
曾经一段时间，王石在万科内部的外号是“王老虎”，据说他的办公室里经常传出地动山摇的拍桌子声音，然后伴随阵阵咆哮，肝火之旺，一时无两。这样的动静在1999年以前，据万科内部人称是三天有一次大硝烟，两天有一次小硝烟。特别是在80年代创业期间，王石在公司内部几乎没有什么笑容，与员工说话时大部分是在教训人，言辞激烈，永远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让下属们要么自惭形秽，要么觉得透不过气来。最严重的时候，当他主动过去和职员们说话，对方有双腿和声音都发抖的现象。
外界的传说就更离谱了，比如王石发脾气摔坏了四五个“大哥大”手提电话；比如他开会时因为生气把杯子都砸到了手下的脸上之类。王石听了只有苦笑：“我就没用过大哥大，杯子也没砸人，只是自己拍碎了。”
所以，在万科要听到说“王总很可亲”这句话，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在万科人面前听到过三种背后对王石的称呼：“王总”、“王老虎”和“老头子”。说到后面两个称呼时，一般都会带上两三个王石在办公室如何发脾气的例子。由于王石发脾气已经成为长达近20年的习惯，下属们也就自动给他找了台阶，他们对王石坏脾气的原因归纳为以下三点：第一，性格问题，不仅对同事们是这样，对任何人都这样；第二，管理公司一定要用铁腕手段，脾气大是管理方法强硬的体现；第三，王总有少数民族血统，难免过于直率。
王石听到这三方面总结，心里颇有些过意不去，他觉得下属们在给自己找理由，是原谅了自己。他当然知道自己的问题，而且也知道这三个理由都不是理由，脾气大只是因为自己天生脾气就大。
王石早年在登山时，有时登到山顶，想拍照留影，但旁边没人，只好自己对着自己按下快门，等回来一冲洗，发现照片上的人基本上都拉长了脸，王石自己看着都别扭：“一张脸怎么那么严肃啊！”——看来一个人最真实的时候的确就是独处的时候，也最能在这个时候真正了解自己。
于是王石想改善自己的坏脾气形象，他首先着手的就是自己不爱笑的习惯，于是他提醒自己在办公室经常保持笑容，觉得从此大可以开始自己的亲善之旅了，但旋即就遭到了“无情”打击，公司的人集体反映王石的笑容属于“皮笑肉不笑”，更让人心里发毛。——王石大感失望，他终于知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曾经很无可奈何地说：“看来只有等待年龄来挽救了，人的修养是和年龄有关的。”——的确，随着年龄渐长，王石的表情已然柔和了许多。
从一个外来观察者的眼光来看，王石的确属于与人相处时距离感比较大的人，他很难和人亲近得起来，按他自己无奈的说法，他是一个“可敬而不可亲”的人。他当然也笑，但一定有好笑的事情的时候他才笑，而不是经常性地保持笑容，甚至他脸上的表情一般都比较冷峻，丝毫不柔和，俨然一副有大事发生之状。虽然他是一个乐于沟通的人，谈天说地的时候也滔滔不绝，不时也有笑声迸发出来。但在他不出声的时候，他的表情变得很僵硬，眼神里是直视中冷冷的目光，聚精会神听人说话时几乎是屏住呼吸，仿佛把一个大大的“是吗”挂在脸上，令整个环境里的空气凝固度一下子就有些不太一样，和谐的聊天氛围似乎也一下烟消云散。这在我多次采访过程中也很不幸地遭遇到，倘若不是自己要横下心来把谈话过程继续下去，基本上很容易忘记下面的问题是什么了。
在我的采访经历中，严厉冷峻的人不在少数，一般有三种冷峻的类型：一是表情冷酷，面容里尽是别人欠债之愤，用词简练，回答问题时几乎都要先停顿三秒，或者干脆缄默，任谈话对方正殷切地等待答案——尽显城府之深；二是说话时言辞激烈，声音激昂，内容锋利，脸部表情凌厉，但一旦收了话头，表情会比较柔和，听人说话时哼哼哈哈不断，转换比较快而且自然，好似鲸须，易弯曲，反弹也大；三是反应灵敏，句句中的，说话时表情丰富，天南地北，放松自如，气氛热烈。说话完毕，表情回复冷漠，不复前三分钟的热闹景象，在别人说话时两眼直视，集中精力倾听，谨慎回答，前后两重天。
王石属于第三种。他的情绪从来不随别人的言语或表情的影响而变化，在与人沟通时，他表现的强势不在于要压倒别人，而是他的独立威严，他个人的力量所散发出来的威严。也许这样的人，我们在生活中会称他们为比较自我的人。应该说，在中国的企业家中，王石的自信和胸有成竹的笃定是其他人难以比拟的。一个自我的人从良性的角度发展的话，一般自我能量都很大，对自身的肯定和否定都要靠他自己来完成，外界的力量很难动摇得了他。王石并不是一个刚愎自用的人，刚愎自用的人从另一个角度上讲是愚蠢的人，而王石显然是聪明的，他的智慧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在充分了解自己这个层面上，表现出对自己性格的驾驭能力，并由此延伸出对人生、对事业的掌控，这也是他的能量所在。
从这个意义上讲，王石的坏脾气或者冷漠的确是性格使然，如果他改变也许并不是一件好事。其实，改变任何人都不是好事。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王石的冷或许也只是表面而已。在深圳特区发展公司做玉米生意的那段时间，跟着他一块儿干活的都是一些文化程度很低的农民工，王石觉得他们这样以后会很没有前途，于是便自告奋勇担任老师，规定每个星期要学习一个小时，王石自己准备教材
资料，给“小的们”上语文数学。他的热度，也许只在骨子里。
不过，王石有王石的坏脾气，万科的员工们也自有自己的出气方法。在万科每年都举办的“春节联欢晚会”上，万科的员工会想尽办法让王石出出洋相，因为这个时候是完全抛开了上下级关系的。而且王石是个坏脾气的人，却不是一个小心眼的人，他觉得员工“被压迫”了一年，让人家发泄一下也应该，所以每年一到这个时候，王石几乎就把自己平时的严厉、距离全部放在了一边。我曾经看到过一张照片，王石和万科几个老总被穿上热带的草裙，上面还是用假的向日葵做的两点式热带女装，几个衬衣西裤笔挺的老总站在台上，外面被套上实在有丑化之嫌的服装，表情各异，但均无可奈何，自有一番自嘲在里面。
万科的员工说，万科有一个被热捧了很多年的传统：“拿老总开涮”。王石是首当其冲被捉弄的对象，王石自称“万科老总肚里能撑船”，每每不把玩笑当回事，还尽量配合，以博辛苦了一年的员工们一笑。
同样是一年春晚，为配合那年万科倡导节约资源的口号，负责策划的员工们特设了一个“吝啬鬼”大奖，由三个万科员工分别上台表演如何吝啬节约，然后将颁发大奖。首先上台的是副总姚牧民，性格大开大阖的姚副总上台表演一个喝酒的吝啬鬼，拼命要喝到瓶里的最后一滴，表情丰富，洋相百出，引来哄堂大笑；第二个员工上台表演抽烟，打火机借别人的，烟借别人的，直到烟屁股烫了嘴还要再吸一口；第三个员工则表演了吃甘蔗，吃到后面连渣都一起吞了下去。王石在下面看着三个人的表演，前仰后合，笑得“差点闭气”，然后他听到台上主持人大声宣布了结果：“今天吝啬鬼的大奖获得者是——王石！”王石正乐呢，没想到台上竟叫了自己名字，员工们一阵兴奋，大声起哄，王石摸摸头只好上台领取吝啬鬼大奖去了。主持人把奖品——一个大信封颁给了他，王石在台上就开始拆信封，没想到大信封套中信封，中信封套小信封，小信封再套小小信封，折腾半天，最后从小纸袋里终于摸到了一分钱纸币——这就是王石的奖品了！王石扯扯领带，拿着信封，很不满意的表情：“嗯！咳！你们，嗯！不像话啊，为什么要用这么好的信封呢？太浪费了！应该用报纸糊一个就好了嘛！”台下顿时绝倒，笑得东倒西歪，王石再整整装，意气风发地拿着一分纸币就走下台了。一坐回位置上，自己也忍俊不禁，笑得眯了眼。
坏脾气的王石其实还是有很幽默的一面，这是万科上下都承认的一点，而且王石向来善于冷幽默，擅长自嘲。他曾经说过一个自己的段子：一日，王石到深圳某餐馆就餐，因为已经到广东多年，王石觉得自己广东话已经完全过关，为了在客人面前表现一下自己的语言能力，他自信地用广东话向服务员点了菜，见服务员频频点头，并且手下写得飞快，王石心中大悦，觉得自己的语言能力实在了得。待点菜完毕，服务员小姐一副忍不住的表情提醒王石：“先生，你的普通话好差。”王石当场晕倒：服务员听入耳的居然是普通话！
我曾经问王石：“你现在会讲广东话了吗？”他回答得异常狡猾：“我当然能讲，可是，你能听吗?”
2006年初的万科春节联欢晚会，王石干脆自己涮了自己一把。在一系列歌舞之后，王石董事长西装革履、英俊潇洒地走上台，他很有风度地对前面的表演做了总结：“时代真是进步了啊，以前我们看歌舞表演，演员们的服装都很单一，很保守，看点很少。现在越来越时尚了，演员们的服装不仅颜色鲜艳，款式也越来越特别，你看，都露脐了……”话说到这里，下面的员工们已经知道王石要搞怪了，开始大声起哄，王石装着没听见，继续说：“露也是一种艺术，当然要看什么人露，平时越严实的人露起来才越有价值。”他稍做停顿，“比如我。”下面的人炸了锅，大叫成了一片，高声叫喊着要王石露一露，王石扫视周围，笑得很诡异：“你们要看我露是吗？”下面齐声回应：“是！——”王石做了一个狠狠心的表情，走到舞台一边，说：“好！”于是，他开始解扣子，准备脱衣服。下面的员工那叫一个兴奋，没想到董事长如此招待大家，简直是奢侈的视觉大餐，员工们群情激奋，叫成一片。王石脱了外套，问下面：“还要脱吗？”下面再次齐声：“脱！”王石又把自己的手放到了衬衣的扣子上，一个，两个，到最后一个的时候，他停住了，把手指向了舞台一边，员工们往边上一看，正是王董事长在南极探险时拍的上身裸露的照片！而舞台上，王石早就趁大家视线转移时把衣服穿好了，大家又笑又鼓掌，现场气氛热烈万分。
万科的人开玩笑说：“你说，要是天天是春晚该多好啊，简直是太平盛世。”
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在万科内部春晚结束后，王石董事长又恢复了严峻的表情，虽然他发脾气的时候越来越少，但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他的风暴又会来临。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即便王石脾气如此坏，如此不具备亲和的柔性度，但他和下属的关系却呈现出另一种祥和，在万科内部，职员们虽然胆怯于王石，但这种心态却是在一种认可的前提下。王石创建万科并管理万科多年，与其说他是一个具体的公司领导，毋宁说他
更像万科的精神领袖。在王石登珠峰之时，万科上下几乎是全民关注，公司每天的舆论中心就是董事长的珠峰之行，而当王石登顶，整个万科公司的兴奋不亚于一场狂欢，我听到一个在万科基层做事的人的感慨是：“老头子真有毅力，我佩服他！”
至于因为王石而在万科掀起的登山热更是明显，万科职工的业余活动以登山为主，而且都是自觉自愿自发地组织起来，全然不是冲着董事长的面子而去。我曾经搭乘万科的公司车，开车的师傅一路给我宣扬登山的好处，从身体健康到磨炼人的意志，理论缜密。我很好奇，问他：“是你们王总给你们讲的这些吗？”他说：“不是，我哪有他那么高深，是我自己的感觉。”其实，王石没有过多在公司宣扬登山的好，他一直理解登山是自己个人的事，但他以一己之力，在万科乃至深圳都推动了一个运动的兴起，无心无意的推动，正是个人威权的展示。曾经一个户外用品店的老板也说，国内户外运动有如此热潮，王石有很大功劳。
这看似无意的丰收，也许是他个人做人做事方法的回报，那就是至远至近，距离之美。他和传媒的关系，亦是如此。
从王石开始在公众传媒上露面，他和舆论世界已经打了十几年交道，这么多年下来，王石及万科的负面报道少而又少，特别是王石，以活跃的姿态在各个场合出现，如此高调，很难没有负面之词出来，但他却创造了一个幸运的例子。“我对传媒很友好啊。”他自己这么解释。其实，难有对传媒不友好的公众人物，可是传媒衡量的尺子更像一把刀子，并且总是刀刃向上，在这个刀刃上不伤一点是不太可能的，有些人甚至头破血流。但王石没有，他全身而进公众视野，又能随时全身而退，主动权总在自己手里，这一点，不能不说是王石的智慧。他的一个朋友在一次闲聊中曾说：“王石的高明在于确立了一个距离，而且他有能力把这个距离一直保持下去。”——一语中的。
也有人是不能理解王石的距离感的，曾经有一个和王石有工作合作的人抱怨说，王石甚至不请他们吃一次饭，就算坐在一起开会偶尔喝了咖啡，王石先生也总不记得买单，让他们觉得很没面子。类似的抱怨还有很多，比如有人觉得跟王石已经很算得上是朋友了，但没想到下次碰到，完全没有朋友的感觉，王石还是该干什么干什么，没有丝毫要套近乎的意思，让对方大感失落并失望。
我总在想，所有的失望和抱怨都源于王石不是一个纯粹的公众人物或名人，或者说他和其他的公众人物、名人不太一样。当一个人成为公众人物，成为了名人明星，基本上就往来无白丁，圈子化很严重，思想意识上、行为行动上跟大众生活就划了严格的分界线。而王石是游走在大众生活和名人生活之间的人，他曾说，永远觉得自己是个普通人，但他也自信自己是做了不普通的事。一个在两种生活游走的人，要么是两种生活都靠得太近，泡了一个圈子再泡另一个圈子，皆大欢喜；要么两边都保持距离，做冷冷的第三方、冷冷的旁观者，保持最大程度的冷静，有时也就牺牲了小礼小节。王石显然选择了后者。
在这样一个交际时代，我们是选择在交际场中觥筹交错换取自我价值，还是远远地站在一边特立独行获得个人威权？也许王石以他个人的做事做人风格，给了我们一个启示。
但是，距离感不等于王石是一个避世的人，相反他表现得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的人，而且他经常承认自己是个爱出风头，有着虚荣心的人。当他从南极探险归来，成功完成了“7+2”的探险计划，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英雄级别人士时，有记者问他，当他站在南极极点是什么心情时，拿着录音笔准备得到一句语重心长的语录的记者录到了这么一句话：“那一刻，我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满足！”
王石向来不太掩饰自己。传说他有几次飞伞时受了伤，都是因为飞翔在空中时，地面有姑娘在尖叫张望，王石得意之下要表演，结果就出了事。典型例子是在西藏山南的青朴山飞伞，那是一个藏传佛教的清修之地，有很多苦修者，也有很多游客。那一次王石飞伞经过青朴山，引起小小青朴山一阵激动，姑娘们的阵阵尖叫声传入王石的耳中，王石先生得意万分，表演欲上来了，谁知道因为西藏高地空气阻力小，王石还按照先前低海拔系数计算下降速度，结果滑翔伞一刹车，瞬间失速，王石一头就栽了下去，据说后果惨烈，他右边一根肋骨骨折了。一次采访王石时，为避免他发窘，我有意替他开脱：“是真的吗？他们造你谣吧？”结果王石老老实实地回答了我：“没有造谣，是真的。人嘛，就是有个虚荣心，不过马上就来了教训不是？”
最近王石又上了一次中央电视台2套的《对话》栏目，我问他：“这是你第无数次上《对话》了吧？”他一听，有点气不打一处来的意思：“是上好多次了啊，不过基本上都是叫我去做配角的！”我笑得出了声：“哦，我想起来了，是通用全球CEO来那次吗？”他急了：“哪止一次啊，配过好多人！”我更乐了：“你不愿意吗？”他睁圆了眼睛：“为什么要愿意?!老是不说清楚就叫我，我又不了解情况，傻乎乎地就去了，哼！这帮小子！”不过气归气，他这次还是接受了《对话》栏目的邀请，据说这次是主角了，原因是他跟负责人提了抗议：“你怎么老让我做配角啊，我不乐意啊！下次再叫我，我要做主角！”——所以他这次如愿以偿，我还以为他为了面子的关系不会去，要拿拿架子，结果王石很认真：“当然去了，而且我要好好准备！”——他才不较真呢。
我大笑。一个坦率的人，即便是缺点，被他本人大大咧咧亮了出来，我们也就接受了，并且视为他的可爱之处。
这就是细节的王石，你可以喜欢他，可以不喜欢他，但他有一点很确切：真实。
《王石这个人》：金钱(1)
“臣门如市，臣心如水。”
——张岱《夜航船》
现在，知道王石的人都清楚他不是富豪，并且，他对财富有恐惧感。这个立场王石已经多次向公众说明，这个说明会带来两个效果：一是大家认定他目前肯定不是个钱袋鼓胀的人
；二是王石从此定位，他以后注定不会也不能成为富豪。虽然王石计划在58岁离开万科，以后要走什么路大家都不知道，但起码知道有一条路他不会走：去做一个有钱人。
王石最忌讳的形象大概就是“暴发户”，这来源于他少年时的阅读经验。那时他看巴尔扎克、梅里美的小说，对里面形象极其丑陋的暴发户形象留下恶劣的印象，并由此确立他某一方面的做人方向。直到今天，暴发户的说法已经不太盛行，市场经济的时代也早已跨越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带来的肮脏，他依然对此嗤之以鼻。王石曾经对着媒体大肆嘲讽暴发户的洋相：某日去参观一样板房，发现卫生间里竟设了两个一模一样的马桶，王石大惊，心下想如今摆阔竟到了如此地步，赶紧问了主人，对方回答说是从国外学回来的经验，王石莫名其妙，他也经常到国外观摩学习，从没见过有两个马桶摆在卫生间里啊？细细琢磨了一下，恍然大悟：国外有在卫生间专设女用清洗器的例子，可惜对方学得不到家，见识不够，竟以为是两个马桶。王石按捺不住地笑：“真有钱啊！”
这大概是王石对金钱不感冒的起由，暴发户的形象向来是利用金钱来摆排场，但却总是摆错排场。而王石向来是不爱排场这一说的，2006年初他回母校兰州铁道学院演讲，一再声明不要请他大吃宴席，他就怕这种浪费，他说：“你看，比尔·盖茨招待胡锦涛书记，甜点无非也就三道。不要去学人家的财富，就学这个，都得下多大工夫？”对比起大鱼大肉的奢侈，他宁愿到街边的小摊吃两碗面，那样更觉得舒坦。
万科曾经在深圳给王石配过一辆奔驰车做公务之用。早年，王石和司机出去吃饭，两人到了一家大排档，老板满脸堆笑把王石请下车，落座后恭敬地请王石点菜，王石很干脆：“两个汤面!”老板写下，然后问：“喝什么汤呢?”“汤面不是有汤了吗?”“那吃什么青菜呢?”“汤面里有青菜吧?”老板无可奈何：“好吧，20元，每碗10元。”结果两人都没吃完，王石一拍腿：“咳!早知要一碗就够了。”再一次去大排档，老板理都不理王石：“这小子，借个奔驰车开着瞎逛什么?”
2005年的时候，经济学家张五常这么说王石：“3年前，他的年薪是人民币80万，现在的年薪也只是200万左右。王石住自己购买的房子，请我吃晚饭不用公司钱，用自己的，吃剩的他要打包带回家。”
王石不是富豪，却从来不是一个缺钱的人，因为不缺，他对金钱从来没有那么强烈的欲望。王石出生在一个干部的家庭，在家庭收入上，虽然兄弟姐妹甚多，但在那个物质不丰富、需求不多、贫富差距不大的年代，王石一家的生活虽然不富裕，却从来没有贫困的日子；到了部队，更和金钱隔得远了。所以王石从小并没有金钱的概念，财富对他来说，是一个遥远社会的事物，他的生活里，没有金钱带来的烦恼或快乐，他的理想、目标也都与金钱没有什么瓜葛。也许在广州的生活是一个典型例子：在广州时，因为和妻子的工资都不太高，又有女儿，钱的确不宽裕，有时还要靠岳父岳母接济一些，一家三口在岳父母家吃饭，但还是没有什么存款。在去深圳时，王石的存款数基本是零，但也没有任何生活之虞。
虽然不是每一个出身殷实人家的人都对金钱有免疫力，但起码在王石身上是这样，我们或许可以视之为他对金钱的态度的缘由之一。
不过，一个在不缺钱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人，也有可能培养成“小富即安”的心态，由此放弃了奋斗，但王石显然没有陶醉在安乐窝中——虽然他完全有条件这么做。他尽管不缺钱、对财富抵制，但毋庸置疑，他有十足的赚钱能力。万科公司脱胎于深圳市特区发展公司，虽然起点不低，但王石纯粹是白手起家，并且把万科经营成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中，最大的行业——房地产行业最成功的机构”（张五常语），的确是一件不平凡的事。并且，难得的是，万科的胜利，是技术层面的胜利，而没有任何投机的成分，万科的成功在于它的管理、它的人才、它的产品，这些都是硬碰硬的元素，是可以打持久战的公司。王石凭借这样的“资本”，尽可以获得极大的社会财富，并且他可以是合法地获得。然而王石的姿态是：我可以，但我放弃。他的赚钱能力，显然已经超越了为个人谋取利益的阶段，而成为他个人价值的一个符号，而这个符号，他贡献出来给了公司：到目前为止，万科已经连续赢利15年，作为上市公司，它的赢利，回到了万科员工和股民手中，而王石手中，没有任何股份可言。
王石有赚钱的能力，当然也有赚钱的欲望，尽管这个欲望不是为了自己把钱攥在手里。他的赚钱能力已经超越了个人需求，而变成为公司、为更多的人赚钱，这种赚钱成功后的快乐，显然比把钱放在自己腰包里更让他感到愉快。
1988年，万科进行股份制改造，发行4 100万股，其中万科职工股应得的股票约500万，其中10%允许量化到个人名下，其余由集体持有，王石个人的股份占整个股份的万分之一点六九，但王石说了一句：“我放弃。”另外还有一个传言甚嚣尘上，那就是当年股改还有一个方案是王石可以持股40%，但他依然选择放弃。——多少并不是原因。
在他的《道路与梦想》一书里，王石这么解释自己放弃个人股份的举动：
一、社会价值取向。“不患寡，患不均”是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社会也向来有仇富心态。个人突然有了钱，会把自己摆在一个极其不利的地位，尤其是像我如此爱出风头，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如果很有钱，弄不好会惹来杀身之祸。名利之间只能选择一项，或默不作声地赚钱，或两袖清风实现一番事业，我选择后者。
二、讨嫌暴发户形象。少年时代阅读了雨果、巴尔扎克、狄更斯、莎士比亚的作品，反感暴发户。当发现自己有可能成为这一类人时，自然采取回避。
三、家族没有掌管财富的DNA。我祖籍安徽，但从来没有回去过，股改过程中，专门翻阅了家乡堂弟邮寄来的族谱，上溯20代，农民世家，没有一代成为地主的，我没信心对钱财妥善处置，传统农民有了钱做什么呢？修祠堂，娶小老婆，赌博。
……
然后他写到，当放弃个人股份时，太太开他的玩笑：“什么时候能住上别墅啊？”王石回答说：“别墅会住上的，但太早住进去会不安宁。”
王石从此成了一个地道的职业经理人，也就彻底和“富豪”这两个字绝缘。如果纵向看王石个人的经历，对他这样的选择能找到很多理由，但如果横向来看，对比同一代企业家，王石此举确有可圈可点之处。
上世纪80年代的创业者有三种模式：一是在国营背景下创业，二是在国营的背景下干自己的营生，三是自己创业。王石的创业属于第一种模式，而当时的一大批企业精英也都在第一种模式的队伍里，比如三九的赵新先等。当时间流逝20多年，这三种模式里的创业者们已经命运迥异，在国营背景下的创业者大都因为经济问题，也就是所谓的“58岁现象”而翻了船；后两种模式的人要么已经生意失败，销声匿迹，要么因为生意的成功而成为了真正的富人，他们要么已经完全转换成投资人，要么还在自己经营着大盘生意，享受着企业王国的愉悦。但王石好像慢慢偏离了这三类创业者的发展轨道，他从第一种模式转换角色成了职业经理人，从表面上看，似乎主动把自己降了级，不仅在身份上退出了“老板”坐席，在财富数量上，也心甘情愿地主动选择了次席的位置。
迄今为止，王石以一贯的透明态度这么总结个人的财务状况：1983年到深圳时，存款数为零；到1988年，万科进行股份改造时，存款有25 000多元，全部用来买了万科股票；到2005年，所有财产，包括房产、股票、存款，不超过600万。
王石到底是怎么想的？除了上面他所说的对财富的抗拒，他的放弃还有更多的原因吗？在选择第一种模式创业和选择放弃股权，他显然还有更深的原因，那就是个人价值的体现。当年在国营背景下创业，是因为国营企业控制的资源是私营企业无法比拟的，个人价值必须附之于其上，才能有大的空间可发挥；而第二次放弃，王石的想法除了自我人生的定位，我想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如何可以把万科做得更大。冯仑曾经说：“王石是被逼出来的圣人。”很多人猜测这句话的意思是指王石作为第一种模式下的国有资产保护者，他的身份决定了他要么为一己私利铤而走险，要么选择企业的掌控力和未来的发展长远性，而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
从企业管理上讲，王石可以选择成为多数股份的持有者，并最终把万科置于自己一人掌控之下，但他最终选择了民主治理万科。王石是一个深受西方思想影响的人，他很明白当权力过于集中时会有哪些负面影响，而这些影响未必是自己和万科能够承受的。“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英国学者阿克顿勋爵曾对国家权力制衡原理这么说过，对企业来讲，绝对的权力集中，同样难逃失败的厄运。王石深谙此理，所以他断然将权力稀释到整个管理队伍，而相伴而行的，就是财富的放弃。
王石取了大义，放了小利。
在当今的中国社会来讲，王石的做法显然很难推广，因为在当下的价值观来看，社会成功标准已经归结到“金钱”这唯一的尺度，但这种衡量带来的负面现象是：在这种社会衡量之下，金钱最终成了一个放大镜，放大了成功人士对自己的评估。一个人挣钱越多，他的自我感觉就越良好。结果就是，成功人士部分丧失了自知力，并降低了他们对失败的承受能力。——王石显然不在此列。
不过，滑稽的是，在某一媒体评选奢侈人士时，王石竟然名列第九，在他前面和后面的，皆是诸如荣智健、陈丽华等富豪级人士。在看到这个评选结果时，我的第一个反应是编辑无知，因为但凡有一点中国富豪阶层知识的人都知道，王石从来没有上过富豪榜，以前没有过，以后看来也不太可能，王石的个人财富，可能仅仅是与他共同被列为奢侈人士的几位富豪的百分之一或者更少。不过，站在传媒的角度我转念又想，如果从对金钱的重视与否来看，王石也许真的算得上一个奢侈的人。他的奢侈表现为对金钱的潇洒和不在意，众所周知，王石所热衷的极限项目都花销不菲，而王石所有投入这些爱好的钱，都是从自己腰包里掏出的，和企业没有任何关系。
2006年，王石和自己南极探险的队友们一起为中国移动通信拍了形象片，中国移动无疑是看上了王石个人的品牌效应。王石笑称此次拍摄是“卖身契”，实际上他并不能从这次广告拍摄里拿到一分钱，因为之前的南极探险活动，中国移动通信已经以赞助的名义付给了探险队探险经费，而条件就是王石代言新的中国移动通信形象片。
这是王石在近几年的另外一项收入，随着媒体将王石的形象越来越时尚化甚至娱乐化，王石的社会活动有了一些悄悄的变化，逐渐从财经界的圈子向时尚圈拓宽，而他的个人形象，也开始逐渐偶像化。王石被邀请作为各种企业或机构的代言人的机会越来越多，摩托罗拉首开先河，请王石做了产品代言人，接着有途越吉普车、旅游卫视纷纷出马，最近有中国移动。从这繁荣的景象看来，王石似乎可以有另外一条生财之道了，因为中国企业家里面真正偶像化的人物并不多。在台湾的广告专例里，有一种“职人专案经纪”的说法，大意是把各
行各业精英人士品牌化，然后市场价值最大化。但王石显然对这些个人经营不感兴趣，当有身边的人开玩笑说他需要一个经纪公司时，他根本没当一回事，也完全不以为然。在王石看来，他之所以愿意走到镜头前去做所谓代言人，完全是因为这笔钱有了预算。王石当年拍摄摩托罗拉的广告，就将收入全数捐给了社会公益组织，后面几例依然如此，要么是社会公益活动的需要，要么是登山探险队的经费需要。“它们是收入吗？我不这么认为。”他的理解是这些所得是为了花出去，而且他已经“奢侈”地安排了花销途径。
对于奢侈，王石这么对一家媒体说：“我消费不算多，也没那么多钱。别的富人，我见过的真正穷奢极欲的也少。奢侈与否，我觉得要看他是什么人。中国的富豪，照我看可以分成三种：一是投机者，通过股市、证券发了大财，这部分人现在表现潇洒的不多。股市发展这么多年，现在问题出来了，他们的财产大部分都缩水了，原来一些非常有钱的人，现在甚至变成了负资产；第二种是权力寻租，他们潇洒，成天待在高尔夫球场；第三种是一步一个脚印的民营企业家，他们基本上经历了20年的发展，如今要么在考虑做大，要么在考虑做全，资本都用在再生产上，现金没多少，而且也没有去奢侈的时间和习惯。像重庆力帆的老尹，他有钱，可我敢肯定他花的还没我多。”
如果说王石是奢侈的，那么他的奢侈在于他对金钱的收和放：收得节制，放得潇洒。这是建立在他“健康丰盛人生”的前提下的举动。王石多年前就在万科提倡“健康丰盛的人生”，相对于赚大钱，这个目标的难度系数显然大了很多，就马斯洛的需求五层次来说，王石的要求显然是属于高端的。有时候我想，之所以我们对王石的金钱观抱以赞赏的态度，是因为他难得地脱离了低层次欲望的羁绊，这一点，是很多人都做不到的。
实际上有许多人对王石的财富观是抱怀疑态度的，包括他所说的600万身家的数字概念。王石有些气恼：“弄得我藏金藏银似的，我有必要吗？”的确，对一个站在一个企业权力顶峰的人来说，对钱不感兴趣或者本身就没什么钱，从常规意义上来说，是没有什么可信度，不过，在浮躁的时代，我们的确总是难以相信一个清醒的人。王石对于这个社会的价值，不是他创造了一个我们都看得见的上市公司，也不是他开辟了一种丰盛的生活方式，而是他的观念真正触及了我们的隐痛：当用金钱作为衡量人的唯一标准，人性变得有多么自私，我们的生活变得多么单调。试想生活中都充满了形而下的种种欲望，我们的生活会变得如何不堪一击？
这正是王石的价值所在。他有勇气放弃形而下的标准，而且他获得了成功。
我曾经问王石：“以你抗拒财富的态度，不会影响万科企业的进取心吗？毕竟作为一个企业，赚钱是首要的任务。”
王石说：“我从来不认为我抗拒财富是要让自己贫困，我依然过的是富人的生活，只不过钱财是在我追求人生价值的时候随带而来的，而且它不是一个暴富的概念。我也希望万科是这样，我们当然要赚钱，但绝不是暴利，我们追求的是一个健康的企业，不是一个仅仅有钱的企业。”
王石一次到青岛出差，有接待方邀请他住一个豪华别墅，据说是毛泽东当年住过的别墅，王石被安排住在二楼。他走进去看自己住的房间，实在是很气派，很大的房间，很大的床，是一种比五星级酒店还高的规格。结果当天晚上居然没有睡得着，那样的大房间、大床，那样的豪华程度，让他很过敏，他左右都不舒服，实在觉得很陌生，辗转反侧到半夜，他只好起来，到一楼两个司机合住的房里，把其中一个叫起来：“你上去睡，我住你这儿。”接下来的时间虽然有另外一个司机的鼾声做伴，但王石觉得还是比上面好得多，迷迷糊糊就睡着了。
“那是双重的不舒服，一是心理上觉得太大，浪费，所以不舒服；二是过于豪华，我不习惯，身体上也不舒服。”
王石之所以不选择做富豪，是因为他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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