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这个人》：创业(1)
异乡呀！遥远的异乡，
我不认得这地方！
不是我自个儿要来闯荡，
不是我的好马要驮我来游玩，
招引我这年轻的好汉，
来到这异域殊方，
是满腔的热血，是浑身的胆量，
是痛饮贪欢的热衷肠。
——俄罗斯古老民歌，引自普希金《上尉的女儿》
王石与深圳的第一次见面还是在广州铁路局工作期间，1978年，他因为出差来到了这个当时还是边防小渔镇的地方。放眼所及，是路轨旁的死猪、绿头苍蝇、一条石板窄街的沙头角、偷渡客、武警战士、光怪陆离的香港电视节目、罗湖桥，以及罗湖桥那边近在咫尺又远在天边的陌生世界……
他对深圳的第一印象糟透了，一心希望工程早日结束，早日回广州。
他从来没想到，5年之后，他会一头扑向深圳，满怀着说不出的欣喜和快乐，那是他许久都没有的情绪。这是1983年的深圳，深圳经济特区建立的第一年，这是中国人推开的第一扇门，无数新奇的事物已经在门外等待了几十年。当新鲜空气蓦然间破门而入，深圳这个边防之地的每一根草、每一丝空气一下子就充满了新意，昔日的边防渔镇变成一块巨大的磁铁，每一刻都在鼓动吸引着沉寂多年的国人。
32岁的王石也被挑动了那份本来已经闲置的心思。这个时候，他已经成家，有了一个女儿，正是要开始步上“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殷实小家之路的时候。他有一份稳定而体面的工作，耐着性子把工龄一直这么熬下去，十来年后也一定能熬出个局长的小未来，然后就安稳地在广州这个弥漫着人间烟火的城市悠闲地过下去。但是，王石的骨子里天然就流着锡伯族人的血，他天生就是一个不安分的人。仅仅130公里之外的地方在发生着这么翻天覆地的变化，却与自己根本无关，这几乎让他坐立不安。
同样是1983年，在内地的一个省会城市，笔者的一个亲戚大学毕业。家里为了给他找到一个好工作，倾囊而出，把家里的积蓄全变换成大包小包的礼品，送到学校负责分配的人手里、接收单位负责人的手里。然后，在几个月后，我的亲戚被分配到很好的机关大楼，开始了“一张报纸一杯茶”的机关生活，全家人都觉得功德圆满，很是欣慰。——这就是当时的内地，一个比王石年轻10岁的年轻人在命运转折时候的选择和安排。
所以，王石决定到深圳。1983年5月7日，广东开始进入炎热的季节，王石坐上火车，从广州到达深圳。
这就像站在一起的两个人，一个还在慢悠悠地东游西荡，另一个已经撒腿开始狂奔；一个是激情在消磨，一个是人生激昂的乐章才刚刚奏响。
王石满怀着做大事的向往，却也有一丝的担心，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三次迁移，不知道以后到底会怎么样？他的目标并没有很明确，对自己将来要做什么样的大事，自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固然，他是为了改变毫无激情的命运，可是，激情也许是风暴的外衣，未来，总是不可把握。
深圳的第一天，他记得很清楚。第一件事当然是到深圳市特区发展公司报到，这是在广州时就安排好了的。特区发展公司是深圳最有影响力的公司，拥有审批进出口的权力，几乎等同于政府要害部门，可谓权力盖天。然而，名头如此之大的公司，其实就是一幢农民盖的三层楼，这就是当时的深圳。在那时整个城市就是一个大工地，能有一幢成型的楼，俨然已经是大家风范了。
然后是落实自己住的地方，公司不负责住宿，王石必须自己找住的地方。王石在深圳落脚的第一个窝是东门一家招待所，这是一家工厂的宿舍楼，另辟了几层楼来做招待所，一楼就是一家香港小老板投资经营的半导体收音机装配作坊——典型的有深圳特色的临时住所。当时住宿条件如此恶劣的王石，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仅仅是5年后，他开始以开发商的身份买地建楼盘了。
20多年前的深圳，就是这样一个梦开始的地方。
创业是艰难的，这谁都知道。但具体的艰难程度却不是谁都能想象得到，如果你没有身处其中的话。
王石到了特区发展公司后，他的业务是饲料生意，这是王石自己选择的业务内容。特区发展公司没有什么中心业务，全凭着个人关系或者抓住什么机会做进出口买卖。王石在深圳转了几圈，决定做饲料买卖——这听起来真有点滑稽，他的决定只是来源于在蛇口码头看见了三座储藏玉米的仓库，因为深圳不产玉米，王石就多嘴问了别人几句，结果茅塞顿开。原来在当时，运输问题很难解决，本来，深圳的饲料厂需要的粮食原料我国东北地区就有，但只能从香港买进，成本很高。王石几乎是拍着胸脯就决定把这个生意接下来了，运输能不能解决他没考虑那么多，他只知道要把这个生意做成，他自信有这个可能。
作为特区发展公司饲料贸易组的负责人，他招的第一个员工，是从自己住处一楼的半导体收音机装配作坊找到的一个18岁的单薄打工仔。这个姓邓的小伙子也许怎么也没想到，自己无意中被推荐给的这个人，以后会名震江湖。
经过一番折腾，他的第一单生意赚了39000元，这就是王石的第一桶金，数目不大，却是一个历史性的数字。没有赚过这么多钱的王石本来准备了一个红白蓝的塑料袋去装自己挣回的第一笔钱，但显然遭到了笑话，对方递给了他一张转账支票，王石才明白，钱也是有多种形式的。凭着一张转账支票，王石的想象力开始丰富了很多。而这第一笔钱也让王石看到了未来的各种可能性，看到了深圳这个城市的历史性意义，他兴奋地感觉到自己正是在这个历史变革的中心，与一个正在来临的时代携手并进。这大概也是同时期深圳大多数人的共同感觉。
刚刚尝到的甜头很快就湮没在了创业的艰辛里。在一次采访中，我问王石：“最艰难的是什么时候？”他说：“到深圳的第一年。”在那一年，王石的午餐经常就是一包方便面。一个同事曾经到深圳去探望他，看见王石扯开塑料袋把方便面当面包一样就吃了下去，非常不理解：“这样，也可以吗？”王石咧开嘴笑：“有什么不可以？”这样的艰苦对他来说是可以忍受的，因为他已经忍受过比这更糟糕的压抑和憋闷，比起那样的精神压抑，王石觉得这种有形的苦有时甚至成了一种痛快。
不过从那一年后，王石很难吃下方便面了，他现在一闻到方便面的味道就敏感起来，这是那一年留下的后遗症。
如果那位同事看到王石扛大包的情景，他就会认为吃方便面已经不是什么大问题了。那时候，王石经常到码头检查刚到的货，碰到热火朝天的景象，他有时心痒痒，一捋裤腿就跟着上阵，装卸150斤重的玉米包，来来回回十几趟。在一群灰头土脸的工人中间，王石像个被下放的白面书生一样混迹其中，却还兴高采烈。一起的工人有不认识他的，觉得这个城里人简直莫名其妙，干什么不好呢？要跟我们这样一群人一起流大汗吃大苦的？
每当这种时候，王石心里就有种调皮的快乐，这种愉悦总是能让他想起自己在军营里的那些辛劳，还有在郑州工厂期间默默流汗的情景。他突然觉得自己其实应该感谢那些时光，没有那些磨炼，他也许承受不了这些创业时的艰难，也体会不到现在这种汗水里的愉快。快乐的日子从来都不是凭空而来的，如果没有痛苦经历作比较，快乐也显得那么轻飘飘。王石此刻的快乐，他觉得会在记忆里持续很久。
最快乐的是，王石发现在深圳找到了自己，他的那种冒险性格被激发了出来，他发现原来自己这么喜欢爱冒险。1983年，他做饲料的第一年，在小赚几笔后，香港媒体突然报道鸡饲料里面有毒，王石的货顿时囤积了起来，好不容易贱卖后，赔了110万元进去。“那个时候，连自杀的心都有了。”王石说。可是，危机时分，谁都没想到他会“顶风作案”，又从大连进了一批1.5万吨的饲料。这就像一次赌博，如果货到后香港人仍然不买账，王石的命运将和饲料一样。但王石押了这么一注，当货轮从大连一步步向深圳逼近，王石的心都扯紧了，他日夜听莫扎特的《弥撒曲》，甚至有了让货轮沉掉，然后让保险公司来承担风险的绝望想法。
命运就是比较眷顾大胆的人，货轮进深圳港前两天，香港媒体辟谣：鸡饲料无毒，报道有误。——天亮了！王石除补回赔掉的钱，一笔赚回300多万，简直是赫赫功绩！
当然也不是没有麻烦。在工作忙累并快乐的同时，王石还必须面对自己的生活问题。深圳生活是王石真正独自生活的开始，在部队在大学都是集体生活，到了广州后很快也结了婚，生活的不方便和麻烦在深圳的最初几年让王石颇为伤脑筋。最令他头疼的就是洗衣服，在热带的广东地区，一年没几个月是不出汗的，洗衣服的频率几乎是北方人的两三倍，这让王石很心烦。1986年，他第一次出国到日本，几乎毫不犹豫就给自己买了台洗衣机，这让他扬眉吐气，从此再不受那洗衣苦了，他心里真是开出了花，对那台洗衣机也备加珍惜。这台洗衣机一直陪伴王石到了2004年，实在是零件坏到找不到替换的，王石才把它扔掉了。我开玩笑说：“怎么不留下来做个纪念呢？”王石根本不笑：“那有什么必要呢？就是一件工具嘛！”——王石不是有恋物情结的人。
创业的苦还来自于企业命运的起伏。无论做饲料贸易还是1984年以后组建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王石尝到了许多创业成功、利润理想、员工们拿到高收入时的快乐。可是，命运总是喜爱平衡，在业务不理想的时候，公司前途渺茫的时候，王石总是不得不面对一些自己不愿面对的情景，比如裁员，比如上级的不理解。王石对自己的员工有一种老母鸡的情怀，论及裁员，他必定是强烈反对的，但是公司命悬一线之时也不得不用此下策。王石对1985年公司因为赢利能力下降、市场萎缩而不得不裁员20%一事，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称之为 “创业以来最不愿意看到的一幕”。
而对上级的不理解，王石有时像火山爆发般地恼怒。曾经有人检举王石在香港私自购置房产并有大量存款，王石暴跳如雷，本来就很火暴的脾气顿时膨胀了几倍，他对着奉命来检查的人咆哮：“我王石本人就是棵摇钱树！我犯不着去做偷偷摸摸的违法勾当！”
王石曾经算了一笔账，到深圳前，因为工资不高，夫妇俩还带着小孩，尽管是在岳父岳母家吃饭，不用交伙食费，但也存不下什么钱；到深圳前几年，虽然自己做着业务，也负责着一个小公司，但毕竟是隶属于国家的公司，5年下来，他也就存了5万块钱。在钱上去冤枉王石，是最令他恼火的。
创业的快乐旋律总有一些不和谐的音符，每当这个时候，他的发泄办法就是去踢场球，跑到小梅沙去游泳，而最管用的，是听朋友刘元生从香港带来的音乐磁带。《安魂曲》、《四季》、《命运》，把音量开到最大，让音乐充满每个角落，把失落的情绪一点点消解……
创业的时候，生活也简单了。他一个人住在小小的宿舍里，“反正待的时间也没多少！”他有时这么安慰自己，所以也就没想什么奢华的豪宅了。有一次我问王石，到深圳时没有对钱的追求这个成分吗？他笑了：“怎么可能没有呢？我到深圳最开始的目的，就是要改变自己的环境。”王石在外经委的时候，经常和外商打交道，外商那种和国人完全不同的生活品质让他很受触动，所以到深圳去赚钱成了他最原始的冲动。但到了深圳后，他越来越感受到，创造财富的过程其实更令他感到愉悦和爽快。
在小小的屋子里住了几年后，王石终于等到公司分房子，他分到了一室一厅。简单装修后，买家私的钱还是跟同事借了一点，说到这里的时候，王石有些苦笑：“说出来好多人还不相信，觉得我赚了很多钱一样。可千真万确，我就是借了钱。我只能说我不是穷人。”装修好的房子已经让王石满意了，但没想到遭到了女儿的打击。放假的时候，女儿和表姐妹从广州到深圳来探望王石，一室一厅的房子，屋里一个空调，客厅一个空调。白天王石忙得昏天黑地，根本没时间陪女儿，到晚上，王石住里面，女儿和表姐妹住在厅里。住了一个晚上
后，小姑娘们坚决不肯住了。原来厅里的空调还没装，墙上是一个大窟窿，晚上一刮风，呼呼地叫，王石又不在家，小姑娘们实在吓坏了，只好情绪低落地走了。
王石感慨：“生活上是太随意了。”也许，对于理想大于生活的人来说，内心的追求已经带有了一些宗教色彩，对自己的约束已经让自己都乐在其中了……
但担心也是有的。王石是经历过政治动荡年代的人，深圳发展的日新月异，百分之百来源于中央的政策，很多人在畅快工作的同时，也有着一丝担心，唯恐某天清晨醒来，世界又变了一次颜色。王石也是一样。
他有时想，如果不顺利就回去吗？回到广州？然后他自己马上就否定了。客观来说，当然是回得去的，可是他不可能回去了，环境已经变了，窗户已经打开了，再回到封闭的屋子是不可能的。他也不习惯给自己留后路，王石在一次采访里说过：“给自己留了后路相当于是劝自己不要全力以赴。”这是他最不喜欢的为人做法。有句话说得很绝：“置之死地而后生。”虽然没有那么悲壮，但对于当时创业的王石，的确有这样一种破釜沉舟的英勇气概。“如果政府某一天说深圳不要再做特区了呢？”我问王石。邓小平当时对深圳说了一句很有伟人风范的话：“大不了收回来。”很有气魄，对于泱泱大国来说，一定要有这种能屈能伸的气魄和敢于承担一切后果的决心，可具体到王石，如果真的要收回去，他怎么办呢？他说自己没想多久就决定了：“我出国！”如果深圳特区收回了开放政策，王石这样安排了自己的未来。他不是一个走回头路的人，特别是他历经了32年岁月才走到这样一个明朗的地方。
王石曾经很感慨，到了深圳，感觉自己好像到了老家一样。他的性格和深圳几乎一拍即合，那种无数的可能性，那种一定要成功的虎虎生气，那种对新兴事物的“贪婪”，都让王石在深圳这块土地上感到实在是舒筋松骨，即便有些小小的不愉快，他在自己心里也就云淡风轻地抹去了。
从一个旁观者公平的眼光看来，王石的创业实属幸运，他适逢那样一个开放的年代，适逢那样一个不破不立的年代，适逢深圳这样一个与他因缘际会的城市。1983～1988年，王石顺利地度过了自己的创业期。从深圳特区发展公司到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再到深圳现代企业，最后他终于走到了“深圳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他开始有了一个最明确的奋斗目标。
在深圳最初的5年，王石完成了对自己商场上的培训。他曾经是一个郁闷的军人，不知道以后要做什么；他也曾经是一个工人，当沉重的钢板压在他身上的时候，他的愿望只是念大学，去获取更多知识；他也曾是一个铁轨边上的工程技术人员，当漫无目的地走在铁轨上的时候，他的情绪曾经低落到了极点；他还曾经是风光的国家对外贸易工作人员，但浮华的表面总是掩盖不住他内心的空虚，他似乎一直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最后他到了深圳，深圳在迎接一个新的时代，王石也迎来了自己的时代，这里注定要成就他，他也注定要在这里烙下深深的印迹。
这个北方的男人，在中国的最南端找到了自己。我们想象一下当年的一个情景：周末，王石要回广州家里，穿着牛仔裤，随意地背上帆布背包，来到火车站，买票。售票的人告诉他没有座位了，于是他很自然就拿了站票进站上车。火车上人头攒动，王石没有理会，找到一个稍微宽敞的地方，从背包里摸出几张报纸，往地上一铺，自己则欣欣然坐了上去，再从背包里摸出一本书，就这样伴随着火车的声音一路回到广州……
王石特别喜欢自己那个时候的形象，他曾经对媒体说：“这么多年过去了，万科做大了，我也水涨船高地成了所谓的公众人物，但骨子里我更喜欢80年代的创业生活，我愿意保持已经形成的生活态度和习惯。内心里，我不认为自己是个大人物。”
所以他成了那个年代的标杆……
《王石这个人》：对手(1)
“我很像我的父亲；连我母亲都说，我和他最像，我们都很擅长表演。这是我们不得不鼓励自己的唯一方式。如果你想扮演一个国王，你就必须时时刻刻像个国王。父亲扮演得惟妙惟肖，我也一样。他建立起作为盛田家族第 15 代掌门人，也是日本发展最快的公司总裁的形象。而且，他必须‘表演’——很抱歉，我必须用这个词，他不得不扮演日本最受世界理解的企业家。而实际上，我认为这并非真实的一面。不过，他不得不这样表演，直到他中风为止。他竭尽全力地工作和学习，为的是扮演好这个角色。对此我敬佩不已。但那从来不
是真的。他永远不可能演好所有的角色，包括为人之夫，为人之父！”
——索尼公司创始人盛田昭夫之子盛田秀夫回忆父亲
对手不一定是竞争场上的对家，不一定是面红耳赤、你死我活的敌人。就像有时候自己是自己的对手，真正的对手很多时候是你的伙伴，是一路同行的战友，是促使你进步、让你清醒地看到自己的长处与不足的朋友。这样的一些对手，也许根本不见面，也许只见过一两次，也许同在一个行业，也许分属不同行业，却并不妨碍彼此的欣赏和彼此的关注。
人心就是江湖，没有对手的江湖会是多么寂寞。
有时我想，王石寂寞吗？从1983年开始在商场上奋斗，王石一路都是狂飙突进，无论是他个人还是他所创立的万科企业。在同行者们一路摇摇晃晃地往前走的时候，他与万科却一直是越战越勇。20多年来，还没有任何一个企业家做到像他这样恣意人生，有一次他表情莫名地说：“难道你们没觉得，王石这个人真的很有意思？”
这句话的背后，是一种自得还是一种喟叹？我一下子还判断不了。采访过那么多财经人物，我能体会到他们的共同心态是一种如履薄冰的忐忑，一种在夹缝中生存的愤懑，一种人到高处的智慧、无奈以及无奈之下的勇敢和坚强。但王石不一样，他的每一个举动都是革命性的，都离经叛道，都果决异常。他把自己一手创建的万科几乎全数卖给华润，本人只以小股东身份安然自处；他一直高呼万科高于25%的利润不做，很多人都怀疑这样的决心是否真正能实现；他又在事业最巅峰的时候，也是自己最年富力强的时候，早早就定下了接班人，自己则去玩极限冒险运动。
有人把王石的决然和洒脱理解为一种寂寞，一种喧腾的表面下无声的、睨视的目光。也许真正拥有智慧的人都是孤单的，内心都暗涌着无尽的激情，这样的人，很难让他有幸福满足的感受。我曾经问王石：“你的幸福感来自于哪些方面？”他回答得很茫然：“对于幸福，我从来无法确定它是个什么样的概念。”
沉浸在尘世快乐中的企业家是不多的，特别是那批在上世纪80年代缔造了辉煌事业的企业家们，社会历史加给他们的沉重感让他们无法像下一代人一样放松、洒脱、释然。我曾经很无聊地比较正活跃在中国社会里的几代人：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不知道为什么，当我去看每一代人的集体共性时，我会得出也许是莫名其妙的结论：出生于50年代的一代人更显珍惜之心，更有克制，更有传统的操守。也许60年代、70年代、80年代这三代人都没有经历太多的命运坎坷，在教育、就业期都获得了正常的机会，而且适逢中国进入盛世，信息社会又带来前所未有的世界奇迹，对于这样三个年代的人来说，命运的欢喜总是有更多机会来到身边。而 5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在每个命运的关口都碰上了重重阻碍：在求学的黄金时期遇上了“文革”、在工作的初期又来了下海潮、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碰上了下岗、正是家庭建设时候却又开始了房改医改——一切都来得不容商量，50年代的一代人被放在了社会关怀的边际。苦难其实是最好的历练，也许因为这样的一些不如意，这一代人拥有一颗珍惜而惜福的心，对家庭、对事业表现出一股单纯的执著，同时，也就有着一种难得的笃定的光彩。我所见到的一批成就于80年代，出生于50年代的企业家就是这样。
王石驰骋商场20多年，见风雨无数，与他称得上是“对手”的，我想，也只有与他一路同行的这一批来自80年代的风云人物了。
那就一定要说说刘氏兄弟：刘永行、刘永好。王石第一次见到刘氏兄弟时，开玩笑说：“如果我一直做饲料，中国的饲料大王就是我而不是你们了。”王石在1984年就退出饲料业了，他只在这个行业待了1年，却已经做到了深圳行业第一。但他对饲料行业抱着悲观的态度，总觉得以中国小农经济的根深蒂固，饲料业很难做到现代工业化，而王石是一个现代情结很重的人，他开玩笑说：“我觉得做饲料是鸡屁股里抠钱，实在太难赚了。”
刘氏兄弟在1989年才进入饲料行业，短短几年间，迅速发展成为叫板国际饲料业龙头老大正大集团的中国民营企业。1998年8月，确切的数字显示，在中国饲料市场，正大集团与希望集团的市场占有率分别是7%和5.4%，刘永行不无暗示却又很幽默地表示：“这样的竞争态势，相当于1946年国共双方的力量对比。”在中国民营企业里，靠实业做到这样的程度确实难能可贵，刘氏兄弟的成绩让王石感到吃惊。他当年主动从饲料业退出来，一方面是自己的气质与这个行业很难契合，更重要的一点是，他觉得这个行业并没有太大的希望。所以，看到希望集团出乎意料地崛起，王石对刘氏兄弟充满了欣赏之情。他自嘲说：“他们的事实证明，当年我是有点鼠目寸光、见识不广啊。”
于是在1996、1997年间，王石先后拜访了刘永好和刘永行两兄弟，当时刘氏兄弟已经分家，本来王石很不以为然，在他的观念里，民营企业一旦谈到分家，企业的发展基本上也就到头了。但刘氏兄弟的分法显然让他很赞赏，希望集团的分家是纯粹的分财产，将希望集团的现有业务按区域平均划分给几兄弟，重要的是，几家分离出来的公司依然共同享有“希望”的品牌——这一点让王石不由得慨叹一声：“智慧！”当外表憨厚却内有沟壑的刘永好打开地图，把希望集团分家的具体内容告诉王石时，王石着实感受到了刘家兄弟的力量。
王石总结了希望集团迅速规模化的两个基本特点：一是使用廉价劳动力，二是运用低成本迅速扩张。这是中国生产企业的典型特点，这种做法里面，蕴涵了中国式的毅力和耐力，和希望集团地处内地的四川有很大的关系。王石的思维一直是比较西化的，刘氏希望集团的做法，他明白其中道理，却也明白自己很难这么去做。他有时会想，如果自己一直做饲料，会是什么样的局面呢？他自信自己一定会成功，但毕竟是深圳走出来的企业，做法一定和刘氏的希望集团不一样。王石在进入行业短短一年不到的时间里就放弃了，而希望集团的出现和成功，对他的退出和放弃是一个无形的否定，他觉得自己还是浮躁了。
但在之后，王石却对刘氏兄弟的做法开始有了担忧，这依然源于他的专业化理论。王石对希望的欣赏，很重要一部分来源于希望集团从一开始就是走专业化道路，专门做饲料这一行并把它做到了国际规模。但从90年代后期开始，无论是刘永好的新希望集团还是刘永行的东方希望集团，都在不同程度地进入其他行业。尚未分家时，希望集团就入股民生银行，进入金融业；分家之后，刘永好进入了房地产业、乳业等行业，刘永行进入了炼铝业。这让王石觉得有些匪夷所思，在他看来，有一个专业化的良好底版，多元化的政策显然浪费了这个底版的价值，甚至降低了价值。
有一个小小的插曲是，民生银行也曾找过万科，希望万科入股，却被王石拒绝，因为万科已经开始走专业化的道路。希望集团在民生银行只拥有4%的股份，不是大股东，不负责具体经营事务，但也是涉足了金融行业，这在当时的媒体上，被处理成了大新闻。
对于为什么做乳业，刘永好给王石的答案是：“因为利润空间大。”他的理由很明白：当时的乳业制造都在国营企业里，国营企业处于垄断地位，对利润是不在乎的，在这种前提下，乳业的利润尚且那么高，一旦市场化的企业进入，一定能拿到更高的利润点。刘永好觉得自己正是可以运用市场化的熟练运作，喝到乳业市场化的“头啖汤”；另外一点，刘永好分析中国人均拥有乳制品的数字非常之低，比起国外几乎是天壤之别，所以更加有市场空间。对此王石不置可否，对于行业的事情，他自认“不懂”，也觉得关于利润空间的说法是对的。但他觉得刘永好的答案还是没有解决自己的困惑：既然是“容易赚钱”的行业，那么其他人也会这么想；如果是完全市场化，一定会竞争激烈，不止你希望集团一家进入，还会有第二家进入，第三家进入，第四家进入，是不是大家都能赚钱呢？这是个疑问。所以，王石还是认为刘永好进入乳业的考虑不够充分，或者根本就不该进入。
刘永行进入炼铝业更让王石觉得困惑，这是一个和饲料业更加遥远的行业。当王石和刘永行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刘永行给王石铺开了他的思路：因为炼铝主要是消耗电解铝，所以他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炼铝的目的不是铝，而是卖电。王石听得很糊涂，不明白：怎么就成了卖电呢？刘永行的回答让王石觉得很绕，但很佩服刘永行的计算之道。刘永行的逻辑是，目前工业用电价格很高，但刘永行因为有了炼铝厂，于是在内蒙坑口建了电站，电站旁边就是煤矿，这是发电的原材料，省去了原材料的运输费，电站供的电自己的炼铝厂用，本来是成本的用电费因此节省了下来，变成了利润。“16个亿！光这一块一年就是这个数。”刘永行把这个数字算给王石听的时候，王石着实吓了一跳，觉得这样的赚钱不能不说是智慧。
接着王石问了刘永行一个问题：“要是炼出的铝卖不出去呢？”“如果我万科看着这一块利润高，也去坑口做电站，也炼铝，你的利润还有这么理想吗？”王石的逻辑是：市场一定是公平的，从技术层面讲，刘永行的想法当然很不错，但后半部分，进入市场自由竞争以后，就未必能行得通了。
但刘永行有他的回答，他继续给王石铺陈他的思路：“我还可以搞氨基酸，你知道氨基酸是靠什么生产吗？”王石越发蒙了：“不懂。”“靠热。”刘永行的算法很精准，发电厂的余热可以生产氨基酸，这是他的另一个利润增长点。刘永行是做实业起家的，他的思维是生产者的方式，很有东方的特点，这是他成功的原因，但在王石看来，这也是以后比较大的隐患。
说完刘永行的这一段，王石沉吟一会，突然问我：“你要听斧子汤的故事吗？”
斧子汤的故事是一个俄罗斯的民间寓言。沙俄一个退伍老兵，在回家的途中，进了一个村子，天气很冷，可他只有一个粗面包，他想，要是有口热汤喝就好了。于是来到一个老太太的家，向老太太讨一碗汤喝。老太太说：家里什么都没有。老兵说：那你有斧子吗？我给你做斧子汤喝。老太太很好奇，把斧子给了老兵。于是老兵弄了水，把斧子洗得干干净净，放到了锅里，煮开了。老太太说：“这不是开水吗，怎么是汤呢？”老兵就说：“那放点葱花吧。”老太太切了葱放进去。老兵又说：“斧子味道不够，再放点油吧。”老太太又加上了油——于是老兵喝上了热汤！
“中国民营企业的智慧，有时就是斧子汤的智慧。但我还是担心，仅仅是一碗汤那么容易吗？企业一旦上了那么多项目，进入那么多陌生的行业，人力资源该怎么办？跟得上吗？最终还是要从多元化的路子上往回撤，这是必然的。”
王石是坚定不移的专业化的倡导者和实施者，但也有人批评王石的专业化理论是“极端专业化”，因为他的死心塌地将万科集中在房地产的做法，在很多人看来是没必要的执著。
在中国社会的市场经济一路摸索的阶段，他如此强硬地框定自己的企业行为，虽然理论上为人接受，但很多人依然觉得他实施得过早。
刘永行在1998年接受我的采访的时候，对多元化说过这么一番话：“多元化经营必须有自己的特点，希望集团较早开始多元化，1991年我提出由企业经营变为经营企业，大哥刘永言也提出我们不要只搞初级工业，也应搞高科技产业。现在他就主要从事高科技，如中央空调的开发，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了这项产业，这种多元化就能搞。如果没有全部精力投入进去经营，那就让别人经营，像民生银行我们有4%的股份，但我们只是股东，不管经营。多元化说到底是专业化的组合。”刘永行显然是不拒绝多元化的。
在福布斯的财富排行榜上，刘氏兄弟的位置几年如一日高踞着，他们对财富的稳定性拥有，是80年代起家的一批创业家难能可贵的典范。王石的路径显然和他们不一样，他从来没有上过财富榜，但他一直在“最具影响力”的排行榜上岿然不动。王石对金钱、对规模化从来没有任何野心，他的想法，只是做一个健康的企业，所以万科的理想主义色彩越来越浓。王石的努力方向，不是累积个人或企业财富，而是让万科拥有更加健康的未来——这已经和金钱、和规模无关。
1997年秋天，王石第一次与刘永行见面时，刘客气地说：“久仰久仰。”王石打趣说：“你有钱啊！我没钱，所以名气就大一点。”
也许从深圳起步的企业家，都有着一股子决然。那是一个一夜换新天的地方，没有人会放过降临到眼前的机会，因为，谁敢保证，机会还会再来第二次？当机会降临，人们势必毅然决然。
曾经在网络上有过“谁抛弃了深圳”的讨论，深圳所有企业家的回应几乎如出一辙：“谁能抛弃深圳？只有自己抛弃自己。”在深圳越来越安静的今天，由深圳而面向全国的企业保持了大气沉稳的发展态势。当大家聒噪地讨论深圳如何被遗忘时，深圳的企业却用事实表明，深圳依然是热力之都，这里面，有华为，有中兴，有中集，有华侨城，当然，还有万科。当我请王石列出他欣赏的企业时，80%都是深圳企业，尤其是任正非的华为。
任正非是一个最具江湖传奇色彩的企业家，他大隐于市，冷面处世，从不面对公众或媒体，能够得见他真颜的记者几乎是零。但他的华为却始终是媒体的热点，因为它称得上是非凡的企业：1986年成立时，注册资金2万元；14年后，发展为2000年销售额220亿元，利润达30亿元的电子百强企业，令思科、爱立信等一众电信巨头纷纷侧目。
王石和任正非的见面屈指可数，难得的一次居然是在飞机的商务舱内。但就是这次高空的闲聊，给王石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任正非告诉王石，华为除了在各大名校网络高才生外，也会主动到一些边远山区，像广西、贵州等地招收大学毕业生。任正非的道理很简单，名校毕业的学生到了深圳并不安心，这山望着那山高，总觉得自己可以有更大的出息。华为曾经集中力气把全国各大高校相关专业的高才生都笼络到深圳，最后发现流失率正集中在这些学生身上。而从边远山区招来的学生，到了深圳这样的现代都市，一定会觉得是机遇难得，所以对企业有着极高的忠诚度。
任正非出身军人，据说生长在贵州的三线企业，对从艰苦环境走出的年轻人有感同身受的理解。而对于一贯崇尚名校的万科，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万科在洋派董事长王石的贵族理念支持下，一向唯名校学生是贤，这在业界也是出了名的。不过，王石是何等聪明的人，他听了任正非的一番话，回到深圳后立刻向人力资源部指示：以后每年都到贫困地区招进一部分员工。
王石举一反三：“他说得有道理，你看这么火的‘超女节目’为什么是湖南做出来的？他们大量的人是湖南本地的大学甚至中专培养起来的，而不是什么北电北广。在做具体事情的时候，执行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做事做人方面，任正非有些地方其实和王石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都是忍耐力很强的人，都是苦熬着把企业从很小的规模做到今天扬名立万，在这个过程里都采取了称得上极端的做法。王石坚持万科走专业化道路，不惜把旗下即便在行业里是数一数二的企业全数砍掉；任正非则在《华为公司基本法》开篇，核心价值观第二条如此描述：“为了使华为成为世界一流的设备供应商，我们将永不进入信息服务业。通过无依赖的市场压力传递，使内部机制永远处于激活状态。”——一个“永不进入”，把任正非做事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风格表现得淋漓尽致。另有一点，王石和任正非都是理想主义色彩浓厚的人，都用一种几乎是诗情的理念管理着企业，无论是王石的开放还是任正非的封闭，都表现出一股执拗的自信。这样的人也没有妥协可言，王石说让权就让权，没有一点含糊；而任正非呢，一部《华为公司基本法》端将出台，把华为铜墙铁壁地封闭起来，一统春秋，管你外界说什么，任正非兀自屹立不动。
王石和任正非几乎构成了深圳企业家群里两道最独特的风景，这两个都称得上偏执的人，为深圳贡献了两个最有个性的企业。
他们也有打交道的时候。1988年，万科股份制改造，向社会发行股票，那是一个艰难的过程，王石回忆起来，感觉简直像今天上门卖保险那样痛苦。买万科股票的大户几乎都是关系人或企业，唯独有两家不是，一个是中创集团，另一个就是任正非的华为公司，当时华为
成立没有多久，但一下子买了30万的股票，这不是一个小数目。王石后来听手下人讲，华为这30万买得非常爽快，并且还掏钱请万科的人吃了一顿皆大欢喜的晚餐。
没有人问过任正非当年为什么要那么豪爽地购置万科的股票，王石也没有问过。我想，除了商业上的判断，任正非与王石英雄相惜的心态也难免暗藏在其中。任正非后来因为一块地也亲自找过王石。那块地是华为的，拿出来拍卖，因为担心其他发展商拿去了会开发得不好，而且华为也需要解决很多职工的宿舍问题，他让副手把王石约出来，希望和万科联手一起投那块地——在关键时候，任正非总是选择了信任万科。
有许多和王石熟络的媒体，希望通过王石找到任正非，破一下任正非从不接受采访的戒，但王石一般都拒绝了，因为他明白自己去找也是一样的结果。他能理解得了那个坚持，换了自己，其实也是一样的。戒就是戒，永远都不能破，也破不了。
在总结和自己同一时期的企业家时，王石很喜欢用两个词：“理想主义”和“激情”，但后一个词他从不用在张瑞敏身上。
曾经有一个出版人对我说，当今中国社会的企业家里，能够得上出书的，也就王石、柳传志、张瑞敏三个人。2006年初，王石曾经对媒体开玩笑说：“他们两人的活跃程度不如我。为什么？柳传志现在62岁了，张瑞敏也快60岁了，但我今年只有55岁。我有年龄的优势。”王石是理想主义色彩浓厚的人，他充满了激情；柳传志给外界的印象则是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并重，兼具激情和保守的特点；而张瑞敏，这个海尔帝国的缔造者和坚守者，有着与王石的不羁截然不同的风格。
曾有记者问张瑞敏：您每天都要工作十四五个小时，但是王石却经常“不理朝政”，一味热衷做他的社会活动家，您怎么看？张瑞敏愣了一会儿，答道：“那只能说我的本事不如他。”这是张瑞敏的聪明，他的回答截断了记者后面所有相关的问题。实际上，任何一个企业家内心都是骄傲的，只是骄傲得各有不同。
曾经一段时间，王石很乐意到各大著名企业拜访。1993年，他到了海尔，首先让他吃惊的就是海尔先进的生产管理，他参观的是海尔的电冰箱生产线。让他吃惊的倒不是由德国引进的生产设备，而是海尔对生产流水线的管理方式，非常精密、非常精准。王石觉得海尔已经不是在简单地引进生产线，而是把德国那种制造工厂的环境和文化，如数搬到了青岛。公园化的环境很人性化、很养眼，车间里也非常整洁，这是海尔最大的胜利。“我当时就觉得，这个海尔绝对会不得了。”王石说。
张瑞敏接待任务很重，留给王石的时间只有30分钟而已。前20分钟基本都在寒暄客套中过去了，后10分钟才开始进入两人都感兴趣的企业话题上来，结果意犹未尽，半小时到了，依王石的脾气，正是兴头上，才不管什么时间不时间，时间不都是人掌握的吗？但张瑞敏却打住了：“真对不起，时间到了，我们以后再谈吧。”
当王石走出大门，一辆轿车开到他跟前，时间一秒不差，“吱”的一声停下来，然后“啪”一声打开车门，待王石进到车里，车立刻就开走了，没有一点耽搁。王石突然觉得，一旦进了海尔，就成了海尔装配线上的一个零件。“这种感觉太可怕了。”
海尔的德国做派给王石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由此判断海尔终成大气候。海尔也的确在之后几年突飞猛进，与联想一起成为中国企业的两面大旗。虽然在几年后，王石关于专业化的理论与张瑞敏的多元化做法形成了强烈的抗衡局面，媒体甚至不无挑战地用了“张瑞敏做加法，王石做减法”这样的标题来大做文章，但好事的媒体也许没有考虑到一点，在这样的理论纷争后面，是一种互相欣赏的目光，能够成为对手，其实也是一种彼此的映照。
曾经有人评价万科有德国企业的风范，因为万科严谨并且坚韧。这也许正应和了王石对海尔的欣赏。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在一个利润随手可得的年代，中国企业的领袖里，对品牌经营坚持得近乎偏执的，一个是张瑞敏，另一个就是王石。所不同的是，王石因为行业的特点，只能在国内施展万科的所有梦想，而张瑞敏可以在更大的国际背景下实现中国人关于品牌的梦想——虽然，这同时也有更多的烦恼。张瑞敏和王石一样，面对自己的品牌时，极端与另类的作风就被激发了出来。
20世纪80年代起来的企业家们，有着浓厚的时代印记，王石在20多年的岁月流逝里，丝毫没有给人陈旧之感，这得益于他是一个不断刷新的人。王石今天的形象，已经和他同时代的人有很大的区别了，他是一个可以把个人生活和工作截然分开的人，这样的潇洒对于同时期的企业家来说，还是一个奢侈的愿望：他可以自如地在各种场合出现，且商业且时尚，脱离了传统企业家含辛茹苦的固有形象。但我以为，王石骨子里还是固守了80年代的很多东西，那个年代讲求的是脚踏实地，讲求的是苦干，最忌讳的是虚妄，这一点是王石的底限。
所以当顺驰的年轻董事长孙宏斌在海南博鳌的行业论坛上公然挑战众行业权威，认为顺驰已经做到了房地产行业老大，并报出了难以置信的年度营业额目标——100亿时，王石登时发了飙：“你吹牛！”
这在当年是轰动一时的行业新闻。王石在公共场合拉下脸来的时候并不多，虽然他总是黑着脸。孙宏斌也是当今商界的传奇人物，一个清华的绝对高才生，曾经在联想做到了高层
，备受柳传志器重，但旋即走了背运，入狱四年，人生来了个180度急转弯。这样的重压不是任何人都能承受的，很多人会就此沉沦下去，但孙宏斌的能量就在于。当他出狱后，用柳传志借给他的50万元人民币，到美国哈佛大学读了两个月管理课程，回国后在天津开了一家房地产二级代理公司。仅仅两年后，1996年，孙宏斌开始发力，全力进军房地产开发市场，逐渐成为天津房地产市场老大，占到一级市场15%的市场份额。在天津站稳脚跟后，孙宏斌的顺驰开始进入北京、上海开设分支机构。2004年左右，顺驰在全国房地产市场打响品牌。
见过孙宏斌和王石的人都知道，这两位从外在性格上讲，根本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王石不苟言笑，阳刚气十足，可敬不可亲，而孙宏斌操一口山西口音普通话，动辄号称自己最喜欢的动物是美女，嬉笑于面；王石看似隐藏自己，其实很容易把心里话说出来，孙宏斌毕竟经历过人生大起大落，心思更愿意深埋，说出来的，我们听到的，也许都是玩笑；两个人都是宏韬大略的人，相同的一点是都不服输，碰巧江湖狭窄，两个好强的人就这么碰上了，自然有一些纷争，这与两人的年纪或者入行的年份已经没有什么关联。
不断有媒体报道说，王石在年初指责孙宏斌是“破坏行业竞争规则的害群之马”，孙宏斌则对媒体说，不相信王石说过这样的话，即便王石说过，也会有特殊的语境。没有人去跟王石确认是否真的说过这句话，确认起来也极没有意义。天下人都知道，王石和孙宏斌有些格格不入，但真的如媒体所说，是因为王石恼怒孙宏斌要夺他地产老大的地位吗？我曾经问王石：“老大这个位置，你真的很在意吗？”王石回答得很坦率：“我想说不在乎，但是实际上怎么可能不在乎呢？我只能这样说，我当然在乎。如果真的出现一个更强势的人，那也要看是什么样的强势，如果这种强势对社会有促进，尽管我感觉到失落，但是对社会是好事，我能够坦然接受。可是如果这种强势是危害性的，是负面的东西，恐怕还要大家再来较量较量。所谓老大的概念，更多是从尊严和荣誉上这个角度上来说，我在乎的也是这个。如果不是这样，无非就是你做的时间长了，公司大了，你是老大，那个老大就没什么意思了。”
如果仔细看万科的发展道路，就能理解为什么王石和孙宏斌有些不投缘。王石个人看上去粗线条，实则心思缜密，而万科更是一家极其精细的公司，它一步一个脚印走上了规范化制度化的道路，透明管理和人才团队的培养机制在国内企业中已经达到难以企及的高度。万科的经验是王石带领整个企业20年来的积累，王石本人能非常清晰地看到这个成功积累背后的每一条纹路，所以他知道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万科今天的“大”，不是一种庞然大物的“大”，而更是一种“深”和“厚”，在王石看来，这是规律，因为这是正常的市场经济社会。但凡违反规律，依王石的话，那是“九死一生”。
但孙宏斌是什么人啊？他个人的经历就让他不相信有什么规律，他憋着一股劲就是要打造自己的商业江山，要改写历史、重划地产版图。也许他所挑战的，并不是王石个人的老大地位，而是当今中国整个房地产的现状。
我曾经在一次非正式场合见到孙宏斌，他和朋友们在一起吃饭。也许正高兴，他嘻嘻哈哈讲着他在上海一家著名五星级酒店的趣事：因为要和朋友谈事，孙宏斌打电话过去预约一个安静的位置，接线的服务员告诉他，咖啡厅不接受订位，来就可以了。于是孙宏斌过去了，然后他告诉服务员，他要一个窗边的位置，但服务员告诉他，那个位置已经被人订下，马上就要来了。孙宏斌发了脾气——他说到自己发脾气时给人感觉像是恶作剧。他对服务员大嚷：“不是不接受预订吗？为什么我来了又说有人预订了？不行！我一定要坐那个位置。”服务员也在坚持。孙宏斌更生气了：“把你们经理叫来，把总经理叫来！”于是对方一个外籍主管来了，用英语开口跟孙宏斌解释，孙宏斌又是一顿嚷：“在中国你说什么外国话？说中国话！说中国话！”孙宏斌是清华硕士毕业，当然能听英语。最后的结果当然是对方说不出任何话，只好让孙宏斌坐了窗边的位置。
孙宏斌说这个段子的时候，满是小孩子做怪成功的表情。当时正好是在一家餐馆吃饭，席间一起吃饭的一个姑娘看不惯服务员的慢，开始高声叫嚷，孙宏斌坏笑着赶紧制止小姑娘：“在这里可不敢这样啊，这老板可是地头蛇啊，惹不起，要发脾气像我那样到五星级饭店发去。”全席一阵大笑。
这就是孙宏斌，不要把他的话太当真，也不能太不把他的话当真。
孙宏斌从年龄上讲当然还是一个年轻人，但他的经历确实比许多同龄人都要丰富。孙宏斌绝顶聪明，感悟力非常人能比，从这个角度上讲，他比同龄人老辣了许多；而王石呢，虽然年纪上比孙宏斌大出一轮，但他的敏锐和不断更新自己的毅力也非普通人可比。现在举国上下的人们热衷于桑拿沐足，王石却依然玩着登山跳伞这样的心跳项目，活力过人，从这个角度讲，王石的年龄往回走了很多年。
两个人碰在一起，其实是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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