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这个人》：严母(1)
“悠长得像永生的童年，相当愉快地度日如年……然后崎岖的成长期，也漫漫长途，看不见尽头……然后时间加速，越来越快、越来越快……”
——张爱玲《对照记》
王石的“石”，是母亲的姓。虽然后来有人按字索义说，这个名字隐喻了他未来要爬山
的命运——山，大石也，但其实，他的名字来得简单却郑重，将父姓和母姓集于一身，是一种由衷的宠爱，更是一种无言的期待。尽管姐妹兄弟有8个，唯王石独享了这个权利。他是父母的第一个男孩，在中国人传统的观念里，这样的孩子一定是金贵的，却也是最令人紧张的，因为他天生责任重大。
王石的出生地点是广西柳州，所以在他以后的履历上，他的籍贯经常被误为广西柳州。这个地道的南方城市，在几十年后明显表现出没有任何影响到王石的地方——他是地道北方人的性格，因为他是纯粹的北方血统。
王石的父亲生长在安徽大别山地区，熟悉中国革命史的人都知道，这个地方在上个世纪的战争年代，是最为红色的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的大元帅徐向前根深蒂固的根据地。当年红四方面军就在大别山根据地威镇四方，王石的父亲就是在这里参加了红四方面军。大别山地区地处安徽北部，民风淳厚，却也历来贫困，即便是今天，那里依然属于全国经济不发达地区。这个曾经为中国革命做出过很大贡献的土地，像许多和它一样的革命老区一样，“忍受、奉献”成了他们的代名词。王石父亲的经历，就像那个年代的典型故事：兄弟5个，有3个加入了红军。在那样的战乱年代，这是唯一能够自救的出路，也从此注定了王石与军队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王石回忆父亲的时候，最多的说法是：不善于交际，沉默寡言，热爱劳动。大概和土地关系紧密的人都有这样的性格：沉默、宽厚、脚踏实地，王石的父亲也是一样。虽然在解放初期，王石的父亲已经是处级干部，这已经是不低的干部级别了，但他却一直是个低调处事、不事张扬的人。他和他的战友们一样，从战争年代一路艰难地走过来，经历了国家最纷乱的时期，待国家政权稳定，他们这一批人开始走上正式的工作岗位，成了政权的掌握者，却依然保留了最质朴的生活做派和纯正的思想。加上那个年代有着前所未有的纯净的社会风气和蓬勃向上的朝气，他们的生活和思想都依然保留了战争年代的单纯。
在工作之外，王石父亲最热衷的事情，就是料理家里的小院子。一般家庭都把院子侍弄成一个小花园、小凉棚什么的，但王石父亲对花花草草没有兴趣，从农村出来，对五谷蔬菜最有感情，所以他把家里的小院彻底改造成了庄稼地、蔬菜地，就像《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的石光荣一样。王石记得自己的父亲一旦在院子里锄地，用手抓着土的那种幸福和喜悦，实在是当时的他难以理解的。王石觉得，自己后来比较勤劳和爱劳动的性格是父亲的言传身教留给自己的。但在当时，他和姐妹弟弟们并不能理解太多，他甚至觉得自己并不太像父亲，他们更喜欢的是父亲带着他们出去玩。旅游，也是王石父亲的爱好。
那个时候的旅游和现在完全是两个概念，无非就是父亲带着王石姐妹弟兄几个人，到郊外去走走。虽然父亲很少和孩子们亲近地玩在一起，他更多是自己一个人沉默着到处看看，但对王石和两个姐姐来说，这样的郊外“撒野”却是难得的机会，比起在家里严格的管教，这已经是绝对的“放风”了。王石觉得，自己从来都是一个对自然充满亲近的人，这也是父亲给自己的影响。
可是，沉默内敛的父亲和王石的性格实在是大相径庭。王石从小就是一个调皮好胜的孩子，唯恐别人不注意自己。读书前在东北姥姥家的时候，他就经常和村里大一点的孩子们下河去摸鱼。春天时节的东北还是寒意料峭，一帮孩子图着好玩，卷起裤腿就下河了，鱼没怎么摸着，自己倒是冻得像小鱼一样溜回家。姥姥心疼外孙，碰到这种时候，骂的心早没了，忙不迭地搂在怀里，心疼得不行——王石从来都是一个受宠的人，这从最小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
但他在村里是有权威的，因为每每在做一些类似偷瓜或其他调皮捣蛋的事情时，伙伴们往往狼狈落网或提起裤子落荒而逃，只有王石能每次动动脑筋就化险为夷。
“我小时候几乎不挨打。”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王石很得意地回忆自己的童年。这“不挨打”里，有他自己的小智慧，也有和他“对峙”的大人们小小的无可奈何。
起码在读小学的时候，王石是个爱逃学的学生。在他看来，玩实在比上学有趣得多，但一早一晚的出门上学、放学回家是一定要遵守的，所以中午是他可以放肆的时候。那个年代父母工作忙，经常得待在单位里，中午都没空管自己的孩子。王石屡屡叫老师头疼的就是中午会在外面玩得忘了上学，所以他的成绩平平，但他的数学学得不错，这为他在学校扬眉吐气创造了可能性。上数学课时，老师出了一道试题让学生们做，转头看见王石全然没有做题的意思，在下面玩开了，不仅自己玩，还拉着前后左右的同学一起玩。老师很生气，厉声喝道：“王石！怎么不做试题！”王石很得意：“我做好了。”老师觉得他简直在胡闹，走下去看他的作业本，的确做好了。老师没办法，现场又出了一道：“再做！不许玩了！”等老师还没缓过气，发现王石又玩上了，这次抓了个正着：“难道你又做好了？”王石很得意：“我就是做好了。”——把老师气得够戗。
即便如此调皮，但他还是像一般调皮孩子一样，有很明显的优点——他对同学一般都表现得非常大方仗义。那个时候，因为王石父母都是一定级别的干部，家里有很多培植好的盆花，是那种定期给干部大院维护和随季节更换的花。在郑州上中学的时候，一次学校要开家长会，老师很希望摆些花，但那个时候是没有那么多花可找的，买花更不可能。于是王石自告奋勇把自己家里的花借出去，学校的老师高兴得踩着三轮车去王石家取花。王石觉得这事实在自豪，认为自己帮了学校很大一个忙，可没想到有同学跑来问他：“你家是养花的吗？
怎么没听你说过啊？”王石很懊恼。这个时候他才有些明白，自己的生活环境和别人是有些不太一样的。
在那个时期，王石丝毫没有表现出以后会做大事的潜质。他和大多数的孩子一样，对学习并不热爱，成绩平平只是足以应付父母，像身边的男孩子一样，调皮捣蛋是他们生活的乐趣。他身边也有几个好得恨不能穿一条裤子的朋友，男孩子们整天在一起昏天黑地地疯玩，没有什么忧伤，也谈不上快乐——谁在孩提的时候，知道快乐和幸福是什么呢？在一天天对时光的挥霍中，他只是盼望着赶紧长大而已。在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王石看来，长大了能够做福尔摩斯就是最大的理想了，那是他少年时代心目中的英雄。当然做容国团也不错，那种为国争光的感觉他觉得实在威风八面，傲视一切。这就是他的梦想，他的兴奋之源。
王石出生在1951年1月，新中国刚刚成立不到两年的时间。他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正是中国朝气蓬勃、政局稳定的十来年。王石的父母作为老革命，给孩子们提供了很好的生活和成长环境。当回忆起那十来年的生活，王石能想到的细节并不是太多，生活也许就是这样，平静的时光实际上是最单一的时光，留在记忆里也只是简单的一笔。当王石进入人生重要的16岁的时候，“文革”已经爆发了。在动乱的年代，因为时代的特殊性，王石对人生、对自己未来才开始真正地有了些思考，这也为他后来人生的爆发埋下了伏笔——当然这是后话了。
王石在父母身边也就生活了十三四年，最小的时候在姥姥家，17岁以后就去参军了。虽然只是短暂的十三四年，留下的回忆没有太多，但毕竟是人生启蒙的时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而且，任何一个人，无论多么长寿，人生之初其实已经奠定了整个人生的调子。王石在回忆起以往的岁月，回忆起自己的父母时，他会强调一句：“我很像我的母亲。”
王石的母亲是东北辽宁义县人，那是著名的黑山阻击战的战场。那里也是锡伯族人聚居的地方，王石的母亲，正是锡伯族人。锡伯族属于满族外八旗的镶蓝旗，这是一个著名的铁血民族。据史料记载，公元1764年，为了加强日渐空虚的西域边境防务，乾隆皇帝点中八旗中最为勇猛的锡伯官兵，将其派往伊犁屯垦戍边。3000余名英勇的锡伯儿女东出盛京，奔赴西北边陲。他们遇山开路，逢水架桥，有婴儿出生，也有壮士倒下。经过1年零4个月的艰难跋涉，锡伯人到达了位于大西北的伊犁。“伊犁屯垦戍边，惟念疆土安全。不辱国家使命，无负民族期盼。”这是史书对锡伯族人这一壮举的记载。
也许因由了民族的血统，王石的母亲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人。身为8个子女的母亲，王石母亲在家里拥有绝对的权威，孩子们的管教一律由她来承担。王石记得，那个时候母亲管教起儿女来，向来有咄咄逼人之势，叫人敬畏不已。
用上世纪上半时期的话来说，王石母亲绝对是一个新女性的典范。她生长在辽宁的大家，祖上曾经是满清的高官，但到了她父亲一辈，祖上的家产已经被挥霍殆尽。王石母亲的学业，一直是靠自己的母亲和姨妈做一些女红才继续下去，但她在当时的伪满洲时期，一直上到了女子高中。在当时，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能够上到高中，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不幸家道中落，贫困迫使王石母亲必须放弃学业，工作养家。这个女孩子一下子就表现出了她的刚强，她强烈地反对家里的安排，表示要继续读书。一时家里天翻地覆，王石外婆的说法是：“虽然没到自杀的地步，但也实在是斗争激烈。”——但终究因为家境不济，所以王石母亲只好开始工作，虽然是在义县县城里非常时髦的电话局工作，但她依然眷恋的是学校的生活。她喜欢京剧，喜欢画画，并且学校有个李老师是她很崇敬的人，她教会了王石母亲很多。
那是中国最纷乱的年代。在王石母亲工作的第一年，日本投降，中国抗日战争结束，共产党的军队进入了东北。因为李老师的影响，王石母亲抱着不做亡国奴，保卫国家的想法，参加了共产党的军队；而王石父亲，正好是在部队里面负责招兵。就这样，王石的父母相识，一个大家庭有了开始的契机。这是一个纯粹的军人家庭，正是出生在这样阳刚气十足的家庭，而且特别是有一个刚强的母亲，才造就了王石今天的性格和生活道路。
一般家庭里的母亲，都是柔肠百转，恨不得儿女就在自己手心里长大。王石母亲全然不是这样，她对儿女的管教向来很有气魄。王石和姐姐在读小学的时候，就分别被母亲委派，带着弟弟妹妹，一群小孩千里迢迢从郑州到东北去看姥姥。王石至今对那次“带队”印象深刻：在郑州火车站，王石的父母把3个孩子送上火车，只是拜托一下列车员，告诉他们这些孩子在哪儿下，转身就走了。王石当时也就13岁，带着一个弟弟、一个妹妹，摇摇晃晃就开始他们去姥姥家的旅途了。火车到北京，列车员把他们3个领下来，转给另外一班的列车员，然后3个孩子就在火车站上等，等着去锦州的火车。火车来了，3个孩子又像包裹一样被递上火车，继续摇晃着往北走，摇到锦州后，继续被转交。这次是要转一趟慢车，因为是到锦州下面的一个小站了，等3个孩子一路晃到小站上，两天时间都要过去了。可是旅途还没有结束，小站距离姥姥家还要再走十几公里的野路。于是王石领着弟弟妹妹，背着自己的行李，往姥姥家所在的旧林村走。
这真是艰难的行程，3个小孩，完全不分东南西北，仅仅凭着上一次来过的记忆，还要一路赶时间，因为天如果黑了就麻烦了。可是，小孩就是小孩，记忆是靠不住的，王石领着弟弟妹妹，走着走着就糊涂了：这里怎么好像来过了？向路过的老乡一打听，老天！走了半天，原来转了几个圈，还有十几里路才到！当时是没有电话之类的通讯工具可以联系的，唯一的办法只能是再奋勇赶路！“连坟地都走过了，走过的时候感觉背后飕飕发冷。”王石现在想起来还觉得不可思议。走了大半天，本来应该下午三四点就到了，3个小孩一直走到了深
夜12点。姥姥已经在家急得不行了，唯恐村外的豺啊狼啊什么的先把外孙们给接了去。这次行程实在要了命，王石一到姥姥家，一口气就睡了两整天。到点吃饭时，姥姥把他晃醒，王石迷迷瞪瞪起来把饭刨进口，又倒头睡去了。
“这次以后，你母亲不敢让你们自己回姥姥家了吧？”
“谁说啊！以后每个暑假还是放心地让我们照常回，都是小孩带小孩。其实危不危险她心里是很明白的，她就是在那样的地方长大的。”
王石后来登珠峰，周围的人在他登山的过程中，绝大部分的反应是：第一希望安全，第二希望胜利登顶。这样的反应里，担心是占了大多数的，特别是王石的家人，妻子、岳父岳母，都非常担心。唯独王石的母亲表现得非同一般，当时负责直播的中央电视台采访问她是否担心，老太太很泰然：“不担心！有什么好担心的！”——王石说：这就是我妈！
其实老太太自己勇猛起来也毫不含糊，近年来她经常生活在深圳，不时和女儿们一起去逛逛深圳的大小楼盘。女儿们都是中年人，走着走着自然有些体力不支，可一看，老太太正精神抖擞，大步流星，毫无疲累之态。想想看，这也是一个近80岁的老太太了！跟着去的万科员工直感慨：“难怪老板跟铁打似的！看他老妈的硬朗劲就知道为什么了！”
其实，这正是一个锡伯族女性的独特之处。历史上许多游牧民族，因为生活的不安定，迁徙、入侵、疾病、自然的恶变都是他们的部落或民族能否生存下去的天敌，在这样的前提下，无论何种情分，都不会用矫情的方式表达出来，粗砺的气候、恶劣的环境造就了他们刚强的性格。一个母亲，对子女能力磨炼的渴求也许超越了她要去表达慈爱的想法。王石的母亲就是这样。
当然，她的爱在关键时候却一定会表达得淋漓尽致。王石长大后当了兵，这很符合她的想法：一来部队是锻炼人最好的地方；二来在动荡的20世纪70年代，部队无疑是一个最好的避风港。但王石在服役5年后，不愿意留下来，他坚持要离开。父亲对王石的决定并没有表达太多的反对，但母亲着急了，她不是一个顺着儿子意思的温和母亲，于是她拿出了自己雷厉风行的做派，一口气从郑州赶到儿子部队的所在地新疆，坚持要王石留在部队。王石知道母亲肯定在乎自己的前途，但没想到会这么着急，竟跑到了部队上。
但这一次，王石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了，母亲没有制止得了他。这对相似的母子，在想法有冲突的时候，谁都很难说服得了对方，因为，他们是相似的，他们都非常强势。
这样的母爱在事后想起来是很有趣的。一个倔强的不肯低头的母亲，在和儿女们相处的过程中，有时会发生一些像朋友间才能发生的事，而事实上，王石的母亲，有时就更像他的朋友。
当王石从部队离开到工厂工作时，22岁的他交了第一个女朋友。第一次恋爱，心里的喜悦自然是不言而喻的。当家里的姐姐妹妹们都已经知道以后，王石觉得该带着女朋友回家见见父母了。岂料母亲的态度不改平素的作风，她根本就不喜欢儿子找的这个女朋友。或许一般母亲的心态都是这样，但凡儿子的对象，最初都是八分挑剔的心态，又或许在收到女儿们的通风报信后，她的确是不喜欢那个女孩子。反正，当时的情形就是，当王石欢天喜地把女朋友带回家，母亲已经走人，闪身而去，避而不见了。这个“严重”的第一面的任务自然就落在王石沉默的父亲身上。
虽然儿女众多，但王石父亲天性就是一个对陌生人比较敏感的人，特别跟儿子关系如此特殊的人，而且是这么正式地带上门，他一下子就开始紧张起来。本来是他提出儿子把姑娘带回来聊一聊，看合适不合适，可到了眼前，却不由得开始局促了。王石在旁边也跟着紧张，心里直打鼓，不知下文会如何。本来能把姑娘领到家里，是很高兴的事情，岂料是这样的场面。
但毕竟还是开始谈了，王石父亲郑重地和姑娘谈起了“如何继承革命传统”的话题。回想那个场面是很有趣的，两个年轻人和一个长辈在自己家里，话题是“革命传统”，而事实上是为了儿子的恋爱问题。并且，两个大男人都比较紧张，最坦然的倒是女孩子：反正不是谈婚论嫁，就是聊天嘛！
王石不记得这么严肃的话题是怎样结束的，父亲是用了什么话来送走女孩子的，因为在紧张的气氛下，用什么话来做最后总结对父亲来说都是比较难的。虽然那个女孩最终并没有成为王石的妻子，可是，那个场面，王石至今记忆犹新。那个打着特殊的政治印记的年代发生的事情，回想起来总是有那么几分幽默。王石自己现在也是一个女孩的父亲，他有时候也想，如果女儿把男朋友带到面前，自己会像父亲当年那样，紧张得找一个远到天边的话题吗？答案是：一定会。这就是一个父亲和孩子之间最天然的相连。
王石一直觉得自己是不像父亲的。父亲低调沉默，但王石从来都爱出风头，善于表达自己的想法；父亲是个安静的人，王石骨子里却充满了冒险精神。王石从来都认为这是有家庭传承原因的，因为在家里，管教他们的都是母亲，父亲的精力似乎更多放到了工作上，所以，来自母亲的影响总是大过父亲。在王石的记忆里，没有一次和父亲坐下来好好聊天的经历。在他的印象中，只有父亲的一个个举动是最清晰的，言语上却很少。父亲到底给过自己什么影响？王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直到父亲去世。
王石父亲在1989年初去世，这个时候的王石，已经在深圳创业成功，事业上正是大鹏展翅的时候。父亲的突然去世，让王石感觉人生的某扇门“砰”一下就关上了，在自己生命前行的路上，某一个地方突然就熄了灯，灰暗了下来。他不知道自己竟会有这样深切的感受，这不是简单的悲伤，到底是什么？他说不清楚。自己和父亲之间，他一直觉得自己是说得清的，他觉得自己对父子之间的那种距离，是在自己的想象之中的。可是，这突如其来的消息，让他一下懵了头，他觉得生活就像断了层一样，出现了让他难受无比的空白。
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王石除了工作，几乎成了一个自闭的人，以前不曾想过的点点滴滴，一点一点都涌了上来。他想起读小学和中学的时候，因为中午的时间很短，他和姐姐、弟弟、妹妹们没时间回家吃饭。其他同学都是在食堂吃或者从家里带饭，但父亲不同意，担心食堂不合口味，而从家里带去饭的话到中午已经冷了。于是每个中午都是保姆在家把饭做好，父亲骑着自行车，一间学校一间学校地送饭到孩子们手上。他记得父亲是一个不能喝酒的人，沾上一小杯就脸红得厉害，王石突然为自己不太能喝酒找到了根由，原来是因为父亲不胜酒力。他记起父亲其实也是一个不肯低头的人，特别是在政治斗争激烈的年代，其实自己也是这样的人，做人的尊严比什么都重要，这是父亲潜移默化给自己的影响。而在过去的许多年里，王石从来没有总结过这些。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父不在”，王石在那些难熬的日子深刻体会到了这句话。从离开父母出外当兵、读大学、工作，他一直在奋斗、创业，除了对自己的理想负责，另外一点也是希望能把自己的荣耀与父母一起分享，希望用自己的成功去孝敬他们。但是，父亲却在他的事业刚刚有了一点辉煌的时候撒手离世，这给王石留下了无尽的遗憾。
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相比较而言，也许社会教育的力量最终会大得多。特别是身处一个变革的年代，一个成长中的人不断在更新自己的观点、自己的思维方式，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和最初的想法大相径庭了。在时间的冲洗下，家庭给自己的影响似乎模糊得不能再模糊，可是，蓦然回首的时刻，童年的一切都还是那么清晰，最初成长的地方给自己留下的印记实际上已经牢牢刻在骨髓里，渗透在每一天每一刻的所想所做之中，细微得我们已经意识不到。可一旦到醒觉的那一天，内心的感喟却胜过身边一切令人动情的事物，那是来自生命最深处的感喟，因为，那是来自父母，是生命的根。
王石和父母生活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仅仅短短的14年时间而已，但父母的影子在他身上依然能够看得到。当我们在阅读他的时候，其实，也在阅读着他的家、他的父母。在离开父母的身边后，王石的人生画卷开始徐徐地舒展开来。也许，童年和少年时代曾经待过的东北、北京、郑州时的生活已经日益远去，不过，那毕竟是人生的起点，人生一切的缘起，即便人在天涯，那些时光的影子，依然在王石此刻和将来的生活里闪烁、摇曳。
《王石这个人》：压抑(1)
对人而言，
生活就像山间的青草，
就像野地的鲜花，
曾经那样的繁茂。
当微风吹过又吹远，
大地知道一切都已改变……
——《圣经·诗篇》
在普希金《上尉的女儿》第三章“要塞”里，主人公被调到边远的要塞，心情沮丧到极点，当见到上尉夫人，于是有了下面一段——
“得了，别乱嚼舌头了！”上尉夫人对他说，“你看，这个年轻人旅途疲倦了，他哪有工夫听你唠叨……而你，我亲爱的！”她转向我说：“调你到我们这荒凉地方，别伤心吧！你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学会忍耐，包你喜爱……”
这段话对主人公失落的心没有太多帮助，他在等待着作者普希金安排上尉的女儿来温暖他的生活和内心。可是，就是这段话，就是这段话里面的那一句，却在这部作品来到遥远的远东后，深深地抚慰了一个年轻中国军人怅然若失的心情，他就是王石。
“你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对王石来说，在那段压抑的、内心寂寥的岁月里，这句话有着千斤般的分量，也像一股暖流，静静淌进心田，熨贴着冰凉的心。
“我人生的美好回忆，是从深圳开始的。”而在此之前呢？那些青葱的岁月，整整32年的时光，几乎是一个男人最黄金最放肆的岁月，在他看来，却是“压抑”的一年又一年的延续和反复。
这也许是因为王石的敏感使然。在他进入少年期时，中国社会每一年都突发着新的变化，政治的浪涛总是以超人的想象力冲刷到了角角落落，让人不胜惶然；而在这样外部环境突变的同时，却是千万人的思想高度的同一。这种喧嚣中的沉寂和宁静让一些人不习惯，不自在，找不到自己，这里面就有王石。虽然他当年正年少，但天性的敏感、奔放、自由却让他觉得磕磕绊绊。直到许多年后，王石才总结出来，当年自己的不快乐正是来源于那种高度的同一。他天生不是个循规蹈矩的人，天生就喜爱出风头，天生就反对自己和别人从一个模子里爬出来，尤其是思想。
当保尔?柯察金的英雄主义横扫中国青年思想的时候，王石却在心里憋了一股情绪：有什么好啊？有必要那样去做吗？非把自己弄得那么苦才能报效国家吗？为什么这样沉重的代价换来的依然是无比沉重的结果？——可这样的想法是不能说出来的，他也找不到人去倾诉，一个少年能有多大的自信，对自己的想法笃定地认为是对的呢？所以，他只有苦闷着。
王石在初中毕业后，和大多数的同龄人不一样，他没有去农村插队，而是依照父母的意思，去部队当了兵。按照他本人的想法，他也觉得当兵比去农村好许多，他没有那么多浪漫的想法，并不认为农村是广阔的天地，对那个陌生的世界他不存任何想象。他只觉得，他的学习生涯肯定从此要结束了，而在农村意味着彻底的结束，当兵，则也许还有点滴学习的机会。王石对我强调：“我在学校的确是个调皮的孩子，小学和初中时期的学习也算不上好，但我绝对是个爱学习的学生，我有自己喜爱看的书。”——王石喜欢看的书是《大卫?科波菲尔》，是《双城记》，是那些要跑到图书馆最深的角落里才翻得出来的书。这些欧洲文学作品挑动了内心最敏感的那根神经，总是能让他激动不已，更重要的是，书里的那些人、书里那些让人激动的年代，和自己身处的环境是那么的不一样！当现实让王石沉默而变得性格封闭起来的时候，他的心扉却在这些书里大大地敞开了。
王石最初的军旅生活在江苏北部的徐州，他被分配为运输兵，所以，王石的驾龄是非常长的。虽然他现在已经不自己开车了，但是从技术来讲，他绝对是部队训练出来的水平，是那种把重型大卡车“呼”一下就开过平行的两根独木桥的驾驶技术高段位，绝非一般人可比。我曾经问王石：“这么好的开车技术，现在不开多可惜。”他很得意：“开得好是我的本事，现在不开了也是我的本事。”——这是典型的王氏说话风格。
部队生活对王石来说依然是很不适应，部队是一个强调共性的地方，它对军人们的思想要求绝对的统一。这对王石来说是很难接受的一点。好在他临离开家时，把姐姐高中的课本全部带到了部队，训练之余，他总算有了能打发时间并让自己开心的事情做了。其实他也不知道，这些看起来并没有太大用处的书本到底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帮助，并且从学习的过程来说，也是极其枯燥的，但他还是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地学了下来，他给自己的要求就是一定要把高中的课程通过自学拿下来。为了学化学，他跑去和修理班的战友们搞好关系，因为从他们那里可以弄到一些试剂，他可以做做实验什么的。在战友们看来王石也就是贪玩，但在他自己却是一份内心的坚持和骄傲。许多年后他很庆幸自己当时懵懵懂懂地为自己做了一件大好事，他的文化结构没有因为部队生活而脱节，他在以后顺利地上了大学后并没有感到学习上的空白和痛苦。
但部队生活对王石来说天然就有着不可协调的地方，他觉得很苦闷，觉得自己很不能融入到集体里面，不是和大家合不来，而是他内心世界里对社会、对家以外天地的想象和现实是这样的格格不入。他心里对未来的想象，对世界美好的规划，那些由《大卫?科波菲尔》、《红与黑》带来的激情和天马行空的想象，他觉得在一点点消失。
但他是一个好胜的人，即便感觉到自己过得不愉快不开心，他依然要让自己成为集体里出类拔萃的人。当时部队里大都是农村兵，农村兵的特点是能吃苦，肯干活。部队是个赞赏吃苦的地方，在新兵连的竞争就是干活干得好与不好的竞争，谁能吃苦谁就是老大，所以农村兵的优势一下就显出来了。城市兵虽然有文化有讲究，却在农村兵的映衬下成了养尊处优的一群。王石很不服这一点，他觉得：不就是干活吗？我也可以！王石的想法是：我的确不喜欢，但不等于我不能。——在好胜心的极大鼓动下，王石在部队拿出父亲埋头苦干的精神
，用苦力和战友们竞争，那一年，他觉得好像流的汗、受的苦几乎是以往十几年的总和！这增加了他的不愉快感，不是因为苦和累，而是这样的方式，这种凭借体力劳动获胜的过程让他心里空荡荡的，内心的依托无所适从。
当然也有回报。王石在进入新兵连一年的时间里，接连入团、入党、当班长，非常非常快。按照这样的轨迹，王石本可以在部队顺利地待上十几年，进修、提军官，一路平坦。但是后面故事的发展是他没有在部队长待下去，在能离开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就对部队挥手告别了，在他的人生路上，部队成了一段快速的插曲。
在徐州短短半年后，王石就随部队一起换防到了新疆。在现在的人印象里，新疆是一个浪漫而多情的地方，可是，对于30多年前去那里服兵役的人来说，他们在新疆的兵营所在地却都是一个个自然条件恶劣、生活极其不方便的地方。王石当的是汽车兵，他所在的部队在吐鲁番盆地，部队驻扎的地方正好是一个风口，刮大风的时候，连油罐在地上也固定不住，被风吹得在地面上乱滚。王石特别清楚地记得当年自己在戈壁滩上开车时绝望的心情，一天开下来，也许只能见到两个兵站的人，其余时间就是在烂得不能再烂的石头路上茫然地前行。
苦不是王石担心的事情，事实上在以后的几十年，他甚至有意识地给自己找了很多苦吃。他在乎的是自己的性格，军人的天职在于服从，而王石自己的性格里总是有着反叛和个人主义的凸显，他自己后来也感叹：“我的性格和部队是太冲突了。”
也许从部队集体的眼光看来，王石也不是一个消停的人。他是那样一种军人：有能力建立卓越功勋，也有能力一地鸡毛，让所有上级头皮发紧，担惊受怕；他是上级看好的提拔苗子，也是领导们伤脑筋的调皮小子。
那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部队经常展开批判资产阶级的报告会，首长看中王石，让他上台发言。王石满心不情愿，一是他觉得很紧张，他觉得这点跟自己父亲实在太像，一要面对大场合、陌生人的时候就全身冒汗；另外他其实也不知道该讲什么。他只好把发言稿先写好满满三大张纸，但还是不想这么顺从地发言，于是，王石的性格在这些细节上就体现出来了，他把三张稿纸糊成了一张，卷成卷就上台去了。结果整个发言的过程都是他在捋那张纸卷的声音：“呼——呼——”指导员在下面气得半死：“王石你个混小子搞什么名堂！”——他的名堂显然很多。读报会上排长给大家念文章，声情并茂地读到：“XX同志克克业业地为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工作着……”，王石及时站起来了：“排长，不是克克业业，是克克克克业业！”——结果可想而知，全场哄堂大笑，排长极其下不了台。
所以如果要战友们来回忆军队时期的王石，一定逃不掉“调皮”二字。王石当时的确也是20岁不到的楞头小伙儿，他有着那个年纪特有的对未来无限的想象和憧憬，以及由此而带来的愤怒和抱怨。他有他的笃定，也有他的彷徨。那个时候，他经常对自己说的就是：“你王石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安心吧！”
安静下来容易，安心却不是那么容易。王石生活在一个条件比较优越的家庭，他没有太多的思想负累，他自己所想象的，很自然会成为他认为天经地义的世界，但现实却是那么真实。所以，尽管他也能让自己尽量和集体融合在一起，不要让自己显得太另类，但心里的那簇火焰始终让自己无法平静。
当那件事情发生后，王石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真的是不适应这样的集体生活了，他向往的是个人奋斗，他需要那种个人力量带来的成就感，那种于连式的荣光，他需要离开。
那一年，部队请来一个山东的农村妇女做报告，报告的内容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报告的内容大体是：母亲批判自己的思想没有女儿革命，自己有利己的思想，而女儿则是完全的革命的利他主义。比如，母女俩一起去买菜，挑豆子的时候，母亲就尽量挑好的豆子；女儿呢？看见母亲这样做，很生气，把母亲挑的好豆子全部倒回去，然后往自己的筐里全部装差不多烂掉的豆子。然后母亲总结说：自己的思想不如女儿，觉得很惭愧，女儿心里想的都是别人，希望别人都得到好豆子，而自己只想到自己家。
王石在下面听着，纳闷无比：如果大家都像那位女儿一样的话，菜农岂不是都不用种出好豆子了？因为反正差的大家都在抢嘛！结果只有一个：越来越差。难道大家都喜欢差吗？进步是不是已经不用考虑了？王石越听越苦闷，觉得完全不能理解，更不能理解的是这样的报告是领导们极为推崇的，强调大家一定要仔细听！
而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当报告结束后，领导们带着做报告的妇女去食堂的单间吃饭了，师傅杀鸡宰羊地招待领导和做报告的人。当他们尽兴地吃喝谈笑的同时，王石和一班战友则在外间食堂大厅里吃着粗菜糙米。王石至今余怒未消：“这样的环境，难道你不会压抑吗？要去迁就它难道不是很委屈吗？我当然是受不了的！”
部队的几年是王石从家庭走向社会的第一步，是他和社会之间一个重要的转折，但就在
这个转折点上，他对人生的梦想、对人生无限的憧憬，都遭到了迎头一击。他也许从来没有思考过自己的性格、自己的理想和社会的契合点在哪里，但部队的几年生活迫使他开始思考更大的问题，他开始想到自己的价值，社会和自己个人的关系，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在家里伸手伸腿皆自如的生活已经结束，他要面临整个社会给自己的考验了。虽然这个考验的第一步以他的苦闷和压抑而告终，但毕竟有了第一步，他可以完全确信自己的选择应该是怎样的了！
当母亲赶到部队希望王石不要复员回地方的时候，王石表现出了一个成人的固执，他一定要到社会去工作。他明白自己需要什么，虽然他的选择未必是好的选择，但，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对一个正在彷徨的青年来说，有什么比坚持自己的想法更让人激动呢？
所以，在部队待了5年后，王石坚定地对父母说：“我要回郑州。”
回郑州无非就是做工人，比起部队的稳定和风光，70年代工人拥有的，也只是一份固定的工资而已。
回到郑州，王石有两个工作选择：一是到市政府开车，当时政府需要司机；另一个选择就是到郑州铁路局的水电段做锅炉大修车间的工人。前一个工种好解释，无非是属于政府的小车队，领导或单位要用车的时候就当司机拉人或拉货。后一个工种对于不是铁路行业的人就不好理解了，铁路上的工厂不叫厂，叫段，所以，水电段可以理解成为水电厂，但它不是电厂，其实主要是给铁路上供应水和电的，水主要是热水，锅炉大修车间的工人就是专门维护供应热水的锅炉的工人。
这是很明显的比较，前者是比较舒服的职业。在上世纪70年代的最初几年，在基层的生活里，医生、列车员、卖猪肉的、司机是四个令人羡慕的职业。那个时候属于物资短缺并且交流不丰富的年代，列车员可以把北边的果脯什么的往南边带，而南边的蔬菜水果也能通过他们及时带到北边，所以很是吃香；卖猪肉的更拽，那个时候凭肉票吃肉，但具体买的时候谁都不知道自己会得到一块什么样的肉，全看卖猪肉的手往哪儿下刀，所以，卖猪肉的同志尽管全身油腻起腥，其职业的受欢迎程度和猪肉本身的受欢迎程度绝对是携手并进；医生就不用说了，公费医疗时期，医生拿药看病的优越感比现在拿红包的成就感还要大；司机同样如此，手握方向盘，那就是掌握了运输的大权大利，司机在那个时候都是见多识广的一群人，也是生活得最滋润的一群人。
但王石却没有选择做司机，他选择做水电段锅炉大修车间的工人。这让周围的人匪夷所思，因为这是一个明显很吃苦的职业，王石心里是明白这一点的，因为父亲就是铁路系统的人。锅炉有很多钢板，有的重达12吨，大修车间的工人有一项工作就是要卸这些钢板，王石说到这个细节的时候，语气异常沉重：“真的，非常非常非常辛苦！”一块钢板压到人身上，回到家经常是一道一道的血印子，王石感觉自己当兵5年都没有这么辛苦过。在部队的时候，他也有过躺下就不想起来的经历，那是到农村去割麦子，几小时弯着腰不起来，回到营房里躺下去，他觉得自己能躺好几天。而现在这样的钢板压身，他觉得当时割麦子简直就是享受型的劳动。王石用一个数字给我形容这个工作的辛苦：“当兵的配给粮食是每个月49斤，这在当时已经是很高了，但锅炉大修工是51斤！你可以想象是因为有多辛苦才考虑给这么多的粮食。”而当时的王石，完全是一个白面书生的形象，可就是这么一个看着文弱的人，在当时复员转业到水电段的30多个军人中，却是公认为最能吃苦的人。老师傅们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姓王的小伙子，后来，当段里要推荐一个上大学的工人的时候，老师傅们一致推荐了王石。
这正是王石所期盼的，他当时没有选择去当司机，除了不喜欢开车这个小小的原因外，最主要的，是因为他知道大学如果要招生，一般会到工厂来招——为了这个，他宁愿去对付那12吨的钢板。
这就是王石的性格。
这样的经历在他后来去深圳时又重新上演了一遍，不同的是，在深圳的空气里，他的心情是轻松的。而在本应该轻松的20多岁的青春时期，他却只有吃苦的耐心和满心的期待，就像那句话：“学会忍耐，包你喜爱！”
王石进入大学的时候，已经是1974年了，那个时候他已经年满23岁。从常规上来说，这个年纪已经是完成学业进入社会的时候了，但那个时代的特点就是让人的经历变得像一个命运的大玩笑，人的命运变得无从把握，快乐的是懵懂糊涂的人，痛苦的是渴望把握自己人生的人。王石就是后者。
他有时候想，正是因为那个年代的特殊，让他的每段经历都变得苦涩难言——这对同时期很多人来说是难以置信的事情，因为，比起周围的同龄人，王石当兵、做工人、上大学的经历简直就是一条金光大道，这么顺风顺水一路走下来，有什么不满足的呢？但是，内心体会，冷暖自知，王石到现在不太容易回想起过去，不像一个步入中年后的人一样拿怀旧当享受。也许，那些年月的确不是他所欣赏和眷念的。他天生就是一个为了激情的变革年代而生的人。
大学其实也改变不了什么。当王石带着在部队自学5年、在工厂里扛过超重钢板的代价，来到他觉得应该是理想之地的大学时，他发觉现实依然不像他内心欢呼的那样乐观。王石读的大学是兰州铁道学院，专业是给排水。这不是王石的志愿，这个专业是基于王石之前在郑州铁路局水电段工作过的工种而安排给他的。这就像一个捉弄，王石本是为了摆脱那样的命运，咬着牙度过了那虽然并不算长的体力生涯，可是，因为他的咬牙，他还是回到这个令他咬牙的专业。
王石自然是不喜欢的，但毕竟是正式的学习，他可以尽情地读书看书了，这大大安慰了好学的他。虽然大学3年间充满了“支农”等非学业上的安排，可是，放眼当时的中国大地，这样的机会几人能有？王石的心，已经安静了很多。
但环境还是很恶劣，王石进入大学的时候，正是“白卷先生”张铁生风靡一时的时候，学习风气在当时一点不被提倡。王石上的是工科，因为是工农兵学员，本该4年学习的工科课程，被压缩成了3年，大部分老师对教学懒心无肠，基本上采取放牛娃的教学方式，有一搭没一搭地由着学生的性子来。
王石依然是苦恼的，但幸运地遇到了两位让他引为知己的老师，使他的大学生涯有了亮点。
一个是王石当时所在系的党总支书记，叫郭同章的老师。王石说刚接触郭老师的时候，就觉得很对自己的性格，因为对方说话很自信，对同学们讲话时特别有“煽动”能力，很动情、很有鼓动性。他喜欢这样的人，因为他的个人色彩如此浓厚，不是一个人云亦云的人。然后他就和老师走得很近，因为那个时候王石已经20多岁，在学生中算很成熟的了，所以他和郭老师的家里人也非常地好。那种被全家都认可的感觉让王石觉得很亲近，师生关系变得像朋友的关系了，王石在大学里有了一种找到知己的感觉。
从我的采访经验看来，王石本身就是一个极其自信的人，从他嘴里说出佩服一个人真的很难。如果他真的佩服一个人，那么他可以说出实在的理由：“因为这样，那样，所以，我很佩服他。”这位郭老师着实让王石佩服的，也许郭同章老师本人都没有意识到。
那个时候，王石和同学们经常要下乡支农，一个班驻扎一个村，甘肃河西走廊的村落都很分散，村与村之间的距离一般都是在四五里路以上。郭同章因为是系总支书记，于是每次都下乡去看学生们，并且，他从不蜻蜓点水地看一两个村就算了，他总是看完一个村的学生，马不停蹄再往下一个村子赶。“一般都是不吃饭的，和学生聊聊天，了解完情况，马上就又走了。”王石说，“并没有人这样要求他，他可以不这么做，但每次他都这么做了，并且很坚持。”河西走廊的路，西北偏远的地区，郭同章走了无数次。王石说：“就这件事情，一辈子都够了，不是任何人都能这样约束自己的。”
2000年，王石准备去银川出差，由于银川下暴雨，王石干脆把机票改到了兰州，因为想去和郭老师坐一坐，这样的机会实在是很难找了。
我无聊地问了一句：“如果郭老师某一天来找你，希望你把他的儿子或女儿安排在万科工作，你会帮这个忙吗？”王石立即回答：“不会，这和我的原则相悖。我可以帮助他其他的，而不是这种方式。”他顿一顿又说：“他也不会提这个要求的。”
这就是男人间的交往吧？特别是当做了朋友以后。
王石在大学里另一个朋友式的老师叫王梓元，这是一位教政治课的老师。王石上他的课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当时的政治课堂上，老师比较多地讲的是反杜林理论、批判思想家、批判法权，可是，王石却分明听出这个王梓元老师是在不动声色地讲经济学的原理，讲价值、讲商品交换，滴水不漏却意思明白。但是，整个班上，王石感觉只有自己一个人听懂了。这样的默契就像一个私下的秘密，有着旁人不知情而自己全部了然的愉悦。比起其他哗啦啦背书的政治老师，王石从王梓元这里得到的快乐不仅仅停留在获得知识的层面上了。
于是，王石下了课就去找这位和自己同姓的老师，他像个同龄人一样告诉对方：“你有言外之意，你在教其他的东西。”王梓元笑了：“你听懂了。”以后的交流就顺畅了，王石非常享受这样的沟通，这是一种精神上的快乐，他以前很少得到的快乐。王梓元推荐王石看了《政治经济学》，王石看得很辛苦，因为那实在是硬读，但他坚持看了下去并看完了，因为即便辛苦但还是快乐。许多年后，当王石到了深圳，当年硬读的东西一下就活了起来，王石明白，自己的思维方式因为那些书而改变了，而这，都得益于那样一位良师益友。
大学的3年很快就过去了，如果拿现在大学生的大学岁月来比较，那样的大学时光实在是太沉重。因为那个时候王石已经过了茫然的年纪，而大学的美好，有时候就在于那样的茫然和失措。王石在大学的时候已经有了成熟的思想，有了社会经验，大学对于他，只是在已经进入社会后的短暂停留而已。
王石有时会很遗憾，他的部队生涯、大学岁月都在不合适的时候安排在了他的生命中，如果生命重新排列，重新置放在另一个年代，也许这样两段安排会非常有意思，会给生命添加更多的亮色。但是，事实却不是这样。而且，部队的生活太长，大学的生活太短，这让他感到很无奈，因为他的心太高。
但是，这两段生活一定是有价值的经历，王石从来不否认这一点。他有时会回忆起当年自己的愤怒和苦闷，他突然意识到，当年自己特别抵触的集体主义其实自己在下意识地遵循着，特别是在做企业的过程中。部队强调的是集体的荣誉感，是国家的责任心，在万科的20多年历史中，王石其实调动了自己的军队思维，尽管很多人认为万科的管理比较军事化的这一说法总是被王石不置可否。
“我有时候想，集体主义对王石个人来说并不重要，但对于万科，它是良性的。”王石说。
命运的走向虽有时代的约束，个人的记忆却有自己的停留。当时间越来越远离这两段生活，王石越来越多地开始回想起那些细节。我问王石：“最老的朋友是什么时候的？”他回答说：“当然是部队上的，是我的老战友。”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