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九八七年初开始，六度春去秋来，《四人帮全传》（亦即《四人帮兴衰》）
的编辑工作终于打上一个句号，这是一件可引以自慰的事。
古人云：“意在笔先。”说的是书法家动笔写字之前，意象中已有了字的形神。
我想，借这句话说出版，未尝不可。
早在接到叶永烈先生四人帮传记稿以前，我就开始了对于四人帮传记稿的希冀。
毋庸讳言，我这希冀带着浓厚的经验色彩。
我的最为痛苦的经验，莫过于十年“文革”的遭际。“文革”闹了十年，我被关了五年半“牛棚”，遭受了难以言喻的肉体和精神的折磨，罪名则是“莫须有”。
这就生发了一种超越欲：希望免于无辜罹害的境遇。待到恩准“解放”，足迹遍及大江南北，眼见神州遍体鳞伤，方知十年内乱岂止一己之不幸，实乃中华民族之大不幸。于是超越欲得以升华：由欲求一己之超越扩大为欲求国家民族之超越——希望中国永不重蹈历史的覆辙。
其时我以笔耕为业。我的小说习作几乎都是围绕这一主题：揭示这场内乱的根源。而回头自审，总觉得力度有限，总觉得运用史传文学的体裁更容易取得淋漓尽致的效果。
其后我专事出版，便广泛征集这类书稿。文友们纷纷赠我以心血之作。时约一年，得稿二十余部。然而质量参差不齐，可付梓者微乎其微。这就有个优选问题。
优选的前提是孰优孰劣的价值判断。我的判断标准是三条：
一曰“圆”优“扁”劣。“圆”是立体，“扁”是平面。这两个词借自英国一位作家谈人物描写的文章。凡立体化的人物，他称为“圆的人物”：凡平面化的人物，他称为“扁的人物”。任何事物，大至宇宙，小至原子，都是立体——具备色彩各异的多侧面和结构复杂的内核。作家只有将人物和环境立体化，才能写出真的人物和真的环境。反之，平面化即简单化，只能浮光掠影，很难给人以真实感和深刻感。
二日实优虚劣。东汉大学者班团在《司马迁传赞》中评《史记》云：“其事核，其文直，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他把《史记》永恒的魁力之本归之为“实”。这“实”，我以为有两层意思：一是崇尚本相而不是凭空杜撰的真实；二是有血有肉而不是苍白无力的充实。古往今来，只有如此真实且充实的文章，方为经得起岁月考验的好文章。反之，以理念强奸事实，或根本缺乏事实，必是缺乏生命力的坏文章。
三曰冷优躁劣。冷是冷峻，躁是浮躁。作家只有排除任何先入为主的成见，冷静观察，冷静表现，方可写出隽永的好文章。反之，对所要表现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一知半解，诉诸文字，往往冷峻展示不足，浮躁评议有余，当是不可取的。
以这三条标尺对案头二十多部书稿一一掂量，可取的不过二三，其一是叶永烈先生的《狄克公案》。
《坎克公案》写的是张春桥（狄克）三十年代混迹上海滩的种种丑行，分寸准确，材料翔实，尽可能让原生态说话，没有空洞的议论，没有廉价的抒情，就作品论作品，无可厚非。
然而，我掩卷沉思，油然生发一个问题：象张春桥这样的文痞，何以能爬上党和国家的最高层？写张春桥传如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总会叫人遗憾。回头去品《狄克公案》，就觉得它的分量似乎不够。
幸而叶永烈是一位进取不息的作家。他早年以科普文艺创作出大名，在达到极致后将笔锋转入高层人物传记创作，虚怀若谷。当我以充分理由言及《狄克公案》需要重构，需要延伸到张春桥毕生宦海沉浮历程，特别是需要把重点放在“文革”
一段后，他表示所见与我略同。于是，拆小屋、建大厦，这就有了长卷《张春桥浮沉史》。尔后写姚文元、王洪文传，也是采用全景式。《姚氏父子》、《王洪文兴衰录》没有避重就轻之嫌。他早已面世并产生过广泛影响的《蓝苹外传》，取的是《狄克外传》的写法，就写到江青三十年代混迹上海滩打止。出于客观情势的制约，当时大约只能如此，但这终究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后来，他下了决心，重新构思，全面展开，这就有了江青全传。他同时对上述三传作了修订，且改成现在的书名。
我珍惜这四部非同小可的书稿，编辑工作是颇费心思的。
我的心思用于两端：一是内容上的考究，二是表述上的推敲。
我一直想让这四本书作为高层次的史传文学传世。传世的首要前提是真实无误，任何失实都可能招致严重后果。这就需要严格的考究。
考究分宏观与微观两个层次。
宏观考究是掂量总体的本质真实性。反复沉吟，我认为作品体现了较清醒的历史意识，既写出了四人帮的本质真实，也写出了他们生存环境的本质真实。“文革”
十年，固然魑魅魍魉横行无忌，但无论中央与地方，总还有好多义士慷慨激昂，使错误决策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总的说邪不压正。作品涉及毛泽东，尽量避免了简单化，既写他起用四人帮的不可推诿的责任，也写他决定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历史功绩，集失误与英明于一身，不以平面涂抹，而以立体浮雕，所以显得深刻与公允。
微观考究是核定细节的事实真实性。书稿以大量卷案资料、报刊文摘、“文革”
传单、大字报、大标语、回忆录、访谈录表现事件和人物。我一一查阅材料来源，严加鉴定，凡有质疑，即加复核。
叶永烈以多产闻名。其文如流水行云，但要成其为无懈可击的传世之作，反复推敲是必要的。从书名到行文，都几经琢磨。我与作者的配合是非常好的。
出于政治上的原因，这类书稿须层层审批。凡接受审读并点头的同志实际上都承担了政治责任。要特别感谢时代文艺出版社的领导，感谢上级有关领导。没有他们的支持，就没有这套书的问世。
初版已初步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巨大的印数说明，千千万万的人乐于读到它们，迄今尚无专家学者指出它们在史料或观点上有错误。《人民日报》曾以《历史使命笔底波澜》为题，《新闻出版报》曾以《实事求是写历史》为题，对它们给予赞扬。大陆多家报刊予以转载。域外影响尤大。香港、台湾地区和新加坡、美国、日本诸国转载转版转引者频频，好些权威学者发表书评。总之，社会效益是好的。现在，有的修订重版，有的从新写过，当会再次博得广大读者的称颂。
为此，作为编者，我的兴奋之情是不言而喻的。
一九九二年十月，一个晴明有风而相当寒冷的日子，于长春南湖守内斋南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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