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停安亭
高呼着“跟着红旗上北京”，“天大地大不如毛主席的恩情大”，“工总司”
数千人的长长的队伍，行进在上海街头，打破了凌晨的沉寂。
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副司令”潘国平。此时，用不着担心再有人揪他“政治扒手”。他不住地领呼口号，神气活现。
王秀珍也走在队伍的前列。尽管家里还有两个孩子，她托付给邻居，走了。她带着厂里“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的一百二十多人，参加“工总司”成立大会，眼下走在“北上告状”队伍中的连她在内只剩十名。
王洪文居中。他的八百来名“永忠队”队员出席大会，此刻剩下三百九十六人。
队伍的尾部稀稀拉拉，犹如彗星的尾巴，大都是散兵游勇，慢慢地在后面跟着。
“先锋”潘国平率队冲进北站，一路冲，一路砸，检票员无法抵挡。
一趟赴京的红卫兵列车，靠在月台，车头正冒着浓烟和水汽。潘国平说了声“上”，一千多造反队员冲上列车，挤得满满的。
当王洪文、张宝林率队来到北站，已经无法再挤入红卫兵列车。有人发现旁边一列驶往郑州的列车正空着，反正去郑州也是北上，王洪文率领一千多造反队员呼隆而上，把这列空车也挤满了。
后续队伍也来到北站，约莫也有千把人，已经无车可上。他们嚷嚷着要找上海铁路局头头，为他们增发北上列车。
北站，也乱得成了一锅粥。
善于“活学活用”的造反队员们，正在念诵着毛主席语录：
“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牲牺、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清晨五点，忽然传出一片欢呼声。原来，红卫兵列车发出“鸣”的一声尖叫，车轮转动了。这趟列车离开上海之后，一路顺畅，在中午到达南京。
第一批造反队员离去时的欢呼声，使坐在那趟郑州列车里的造反队员们焦急起来。这趟属于郑州机务段的列车，原定十日晚二十三点发车。这未必太晚了。王洪文与胸前挂着“郑61”的号码牌的姓王的列车长谈判，要求提前开车。
列车长报告了调度室。调度室报告了上海铁路局。
出乎意料的顺利。凋度室通知：这趟列车改作69次特别快车，于上午七时开车！
消息传出，车厢里欢腾起来。那些后到的队员，本在等待第三趟列车，这时也纷纷拥上这趟列车。
上午七时，一声鸣笛，列车启动了。王洪文紧握着那个与他同战斗的“首都红三司”红卫兵包炮的手，庆贺北上告状迈出了胜利的第一步。
列车以每小时九十公里的速度前进，树木、电线杆闪电般从车窗前掠过。这时，王洪文满脸兴奋，与包炮商量着到达北京以后，怎样在北京举行炮轰上海市委的游行，给曹老头儿以难堪……
列车有节奏地摇晃着，一夜未睡的造反队员们，即便是站在过道上的，也合上了双眼。
车过南翔，列车忽地放慢了速度，以每小时二十公里的速度前进。
车厢里出现了骚动。一问列车长，王洪文吃了一惊：接上海站调度通知，这趟列车从69次特别快车改为602次慢车！
所有打瞌睡的人，都醒了。
列车还没有开出上海，正在上海所属的嘉定县境内行驶。
慢吞吞地从南翔开到黄渡，前面是嘉定县内的一个小站——安亭。
上午八时十七分，车抵安亭站之后，随即倒开，进入了一股卸煤的岔道。站长扳好扳道之后，当即锁上。列车停止前进了。列车所停的地方，离安亭车站有几公里。
列车四周，是一片旷野，没有一间房子，旁边堆着一堆木材、一堆煤。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王洪文派人奔往几公里外的安亭车站，向上海挂电话询问。
从上海方向传来消息：留在上海北站的第三批造反队员，已抢占一趟北上列车，原定上午十时十分开车。接到调度室通知，这趟列车不开了。
从南京方向传来消息：那越红卫兵列车在中午驶入南京站之后，也停在那里一动不动。
“这是阴谋！这是上海市委的阴谋！”王洪文猛抽了一口烟，牙齿咬得吱咯吱咯作响。
拦车卧轨
曹荻秋也一夜未合一眼。连日的劳累，使他又添新的白发。
“工总司”召开大会之际，文化广场里的一举一动，都有人随时把消息报告曹荻秋。此后，王洪文领着队伍去市委大楼请愿，去友谊电影院要求接见，直至冲进北站，强占列车，曹荻秋都随时知道动态。
他守在电话机旁。在得知种种情况之后，他不时与中共中央华东局、与中共上海市委的负责人保持联系，商议对策。有关同志也不断把上海“工总司”的动向，向“中央文革小组”报告。
“工总司”冲入北站、列车驶离上海之后，事态已经越闹越大。
上海市委采取了紧急措施：已经开出的两趟列车，一列停在南京，一列锁在安亭；未开出的第三趟列车，不再开出。
上海市委出于这样的考虑：大批上海工人进京告状，不仅会给上海工业生产造成严重损失，而且也将严重扰乱首都的社会秩序。
上海市委已经不能不采取紧急措施了。
上海市委给停在安亭的602次列车挂了电话，劝告“工总司”的造反队员，不要北上，应立即回沪“抓革命、促生产”，有关问题在上海解决。如果“工总司”同意，602次列车可以由安亭开回上海……
安亭岔道，许多“工总司”造反队员下车了，聚集在堆着木材、煤块的料场上，争论着何去何从。
不少人主张回上海。他们的头脑已渐清醒，意识到数千人上京告状，确实不妥当，说道：“还是回上海去解决吧！”
“回上海去？右倾！”马上有人气势汹汹地反驳，“如果在上海能解决问题，我们怎么会跑到这儿来？”
“唉，出师不利。看来，‘工总司’的头一仗，就吃了大败仗。”有人沮丧，拉长了脸。
“回上海——死路一条！”有人煽动，蛊感人心，“回到上海，你们一个个都会被打成反革命！”
“司令”呢？他正在跟“首都红三司”的红卫兵商量，作出了决策：“拦车北上！”
来了，来了，铁道上出现一列从上海开出的客车。王洪文带了一批人来到铁轨旁。
当后来王洪文成为“英雄”，“卧轨拦车”成为他的“英雄篇章”。其实，据几位当事者回忆，是这样的；他们在铁路两侧，有的挥舞着帽子，有的脱下上衣挥舞着。司机以为出了什么事，来了个急刹车。在车子停住之后，很多人才跑上铁轨，站着的、坐着的、躺着的都有。实际上是“拦车卧轨”，并非“卧轨拦车”！
停下来的是648次客车。列车长下来了，听说这一千多人要挤上车，理所当然地拒绝了。他说：“车上有电话。你们派代表来打电话。没有上海铁路局的同意，我不能让你们上车！”
电话打了一个多小时，上海铁路局坚决不答应，而且反复传达了上海市委的意见。
这时，几辆小轿车急急驶来。上海市委派出的轻工业局局长来了，机电局局长来了。上海市公安局和铁路公安局也派人来了。
648次火车头连连鸣笛。造反队员们退下了铁道。滞留了将近两小时，648次的车轮终于又开始转动，驶离了安亭。
在上海市委代表的劝说下，不少造反队员回到602次车厢，等待着铁路局安排驶回上海。
王洪文急了。602次一旦开回上海，将意味着“司令”领导的这次“造反”归于失败。
“好马不吃回头草。一不做，二不休！”王洪文看了看手表，对他的“部下”
说，“等一会儿，上海到北京的14次特别快车要经过这里。我们拦住14次，要他们把602次挂在14次后面，直上北京！”
王洪文豁出去了！
从上海站始发的客车之中，14次向来最受重视，因为它是上海与首都之间的特别快车。不光是头头脑脑们要坐这趟车，外宾们也常坐这趟车。
又是一次“拦车卧轨”。十一月十日中午十二时零二分，14次特快那飞转的车轮不得不骤然刹住。车上许多外宾拉开了车窗，不解地望着车外成群成群挂红袖章的拦车者。
列车长气喘吁吁地跑到拦车者们面前，当他听说拦车者要求把602次挂在14次后面，坚决回绝了：“从未有过这样的先例！不行，绝对不行！你们赶快放行，否则你们要承担一切严重后果！你们要明白，这是14次特别快车！”
列车长格外强调了最后一句话。
“我们就是要拦你14次特别快车！”王洪文哼了一声。
14次特快列车僵卧在铁道上，无法动弹。那时，沪宁线上虽然大部分路段都已铺了双轨，而安亭这一段恰恰是单轨。拦截14次特快，等于卡断了沪宁线，卡断了中国铁路的大动脉。
一列又一列客车、货车，不得不停止了运行。
上海站北上的所有客车、货车，全部停发。
北方南下的所有客车、货车，也都堵塞在安亭附近。
上海市委派汽车送来上千份当天的报纸，上面登着《人民日报》当天的社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
报纸变成了手纸，被扔得到处都是。
安亭告急！上海告急！
切断沪宁线二十小时
“中央文革”，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怪胎。
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成立“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
（亦即“中央文革”），隶属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这个小组的组长，是那个自称“小小老百姓”的陈伯达，顾问是康生，副组长为江青、张春桥等，组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
这么个“小组”，在“文革”中恶性膨胀起来。一九六六年八月，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这个“小组”成员得以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此后不久，这个“小组”竟取中共中央书记处而代之，拥有莫大的权力。
陈伯达是个老秀才。毛泽东见了他，不称“伯达同志”，笑称“老夫子”。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安亭事件爆发之后，上海市委几度向“中央文革”告急。“老夫子”戴着近视眼镜，看着上海市委的告急电报。“老夫子”马上找来副组长张春桥，因为有关上海事务，他必须听听这位副组长的意见。
张春桥也是一位“秀才”，曾任上海《解放日报》总编兼社长，也曾当过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何庆施的政治秘书。张春桥运笔如飞，拟就了一份电报草稿。“老夫子”过目之后，便以陈伯达、张春桥的名义，致电中共中内华东局第三书记韩哲一：
“立即会见工人同志，同他们好好商量，希望他们回沪，坚守生产岗位，有问题可以就地解决。有重要问题不能解决的，可以派代表去北京。”
夜，602次列车附近的堆料场，造反队员用碎木料燃起了篝火。
几辆大卡车从上海赶来。车上装了一万五千只面包，还有棉大衣、棉被。那是上海市委组织几家工厂送来的。
“中央文革”的电报，急速传到安亭。王洪文看了陈伯达、张春桥的电报，心情紧张万分。因为那份电报表明，“中央文革”并不支持“工总司”北上告状。他知道，一旦“中央文革”投了反对票，这意味着什么？
紧接着，大批的电报纷至沓来。这些电报，大都是京沪线各车站发来的，有的是受堵的旅客发来的。每一份电报，都发出强烈的抗议声：
“目前沪宁全线停车，是上海一小撮别有用心的政治扒手一手制造的。他们任意离开工作岗位，违反十六条所规定的‘抓革命，促生产”的精神，在安亭闹事，破坏国家经济命脉，中断交通。这是一个重大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我们提出最强烈的抗议！”
“中断交通是造谁的反？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严惩一小撮破坏交通的暴徒！”
“揪出上海‘工总司’的坏头头，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一份份电报，使王洪文触目惊心。尽管他把电报撕得粉碎，但是耳边仿佛响着一片抗议声。
“首都红三司”的笔杆子起草了《安亭告急——告全国同胞书》，声称“工总司”是被上海市委逼得上京告状的，一切责任都应由上海市委承担……王洪文看了之后，这才略微定心，叮嘱道：“赶快用电话把稿子发到上海，请你们‘首都红三司’驻沪联络站连夜印发！”
夜深，野外寒气逼人，造反队员们只得拥挤在车厢里。一节节车厢，如同一盒盒沙丁鱼罐头。椅背、行李架、茶几下，都挤满了人。
切断铁路的时间越长，交通阻塞越发严重。沪宁线全线瘫痪。华东地区许多客车停驶。安亭附近被堵的列车，不时拉响汽笛，发出一声声尖利的抗议，在夜空中回荡，此起彼伏。
14次列车上的旅客，斥骂拦车的“工总司”造反队，骂他们是暴徒，是反革命。
夜深，那斥骂声仍不绝于耳。
14次列车软卧车厢里的外宾，也提出了抗议。尤其是几个苏联乘客，抗议的措同更为强硬。
各地的抗议声不断传来——抗议电报，抗议电话，抗议传单。
上海市委已经一次又一次派人前来安亭，要求“工总司”立即恢复交通。
不少造反队员也意识到阻断交通的严重性，纷纷要求撤除障碍。“再这么干下去，‘工总司’真的会成了反革命！”许多老工人向“司令”提出了忠告。
听说韩哲一要来安亭，王洪文终于决定放行14次。
沪宁线大动脉被切断二十小时零二十一分之后，在十一日上午八时二十三分，14次特别快车终于转动了车轮。
“呸！呸！”旅客们用睥睨的目光，鄙视着铁道两旁戴“工总司”红袖章的那些造反队员。
通车后一个多小时，中共华东局书记韩哲一和上海市副市长李干成坐轿车来到安亭。
“华东局和上海市委一鼻孔出气！我们还是要去北京告状！”王洪文听不进韩哲一劝他们回上海的话，仍然坚持北上，“就是走，我们也要走到北京！”
韩哲一规劝没有效果，只得与李干成回到上海。
“走，我们走到北京去！”在“司令”的指挥下，造反队员们开始整队。
“走到北京去？”两天两夜未曾安眠，许多造反队员困乏不堪，说道，“走回上海还差不多！”
“走到北京去！”也有那么一批造反劲头十足的队员，坚决支持“司令”的决定。
就在意见争执的关头，一纸电文自北京来，震动了安亭……
陈伯达发来急电
“‘中央文革’来电报啦！”
“陈伯达同志来电报啦！”
十一日中午，陈伯达发急电至安亭。陈伯达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又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他的电报表达了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对于安亭事件的意见。
显然，这是一份举足轻重的电报。
王洪文以急切的目光，看着陈伯达发来的电报——
工人同志们：
十日夜我们听说你们有几千人要求来北京。在安亭同铁路局争执不下，我们打了电报给华东局韩哲一同志，请他劝你们回上海，就地解决问题，以免影响本单位生产任务和京沪铁路运输。刚听到消息，有部分同志已经回去，这样做是很好的，很对，很对。据说有些工人同志，还是在车站不愿回去。我们认为工人闹文化革命是很需要的。但是必须牢牢记住毛主席、党中央再三强调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
的指示，坚持生产岗位，把生产搞好，完成国家计划。
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大道理管小道理，小道理服从大道理。搞好生产这是大道理。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国家，全世界的一切人们都在注视着我们的活动，注视着我们经济发展的动态。工人同志是为我们祖国争光的先锋队，时时刻刻都不能忘记搞好生产这个大道理，如果你们不是在业余时间搞文化革命，而是中断生产、停止生产，那么你们的文化大革命也一定不会搞好。
并且在停止生产的情况下，即使有多少道理，有这样那样的道理，有千条万条的道理也站不住脚了，因为你们忘记了最重要的大道理。
工人同志们，我们的行动时时刻刻都要注意对社会、对国际的影响，时时刻刻要顾全大局，时时刻刻都要顾全整个工人阶级的大局。我们绝对不能因为一部分利益，因为有些人意气用事，而损各全国全局的利益，损害我们国家的威望，即使是小小的损害，也是不好的。
事实上你们的这次行动，不单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们现在立即改正，立即回到上海去，有问题就地解决，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张春桥同志立即会见你们，你们有意见可以同他当面商量。
这是我们再三再三考虑才发出的电报。我热烈希望你们接受我们的意见，向你们致以最高的无产阶级敬礼！
陈伯达
看罢电报，王洪文的脸色是惨白的。他几乎不相信这是陈伯达打来的电报！
“会不会是上海市委伪造的？”他问包炮。
“那口气，象陈伯达的。”包炮说，“我马上去挂长途电话到北京，问一问真假。”
“问谁？”
“问‘中央文革’！”
包炮匆匆走了。
在王洪文看来，陈伯达的电报出乎意外：这份电报，等于给了“工总司”一记耳光！电报不仅批评了“工总司”上京告状的行动，而且批评了“工总司”安亭拦车。领导“工总司”上京告状、安亭拦车的，不是别人，正是作为“司令”的他。
他可以骂上海市委，骂华东局，但是他怎敢骂陈伯达，骂“中央文革”？
陈件达的电报还意味着，“工总司”即便能够上京告状，也不会有好结果。因为上京告状，向谁告？无非是向“中央文革”告状。陈伯达的电报，已经把“中央文革”的意思说得一清二楚。
陈伯达的电报，象炸弹一样在安亭爆炸。“工总司”军心动摇。“刚听到消息，有部分同志已经回去，这样做是很好的，很对，很对。……”电报里的这些话，打动了许多造反队员的心。尤其是那些原先就主张回上海的队员，更是嚷嚷着要求回上海。
上海市委动员各工厂，派出一大批空的大卡车，来到安亭。宣传车不断地念着陈伯达的电报，不断喊着口号：“欢迎工人同志回上海！”“抓革命，促生产！”
“要回上海的，赶快上车！赶快上车！”
“工总司”的队伍开始瓦解。好多造反队员爬上了大卡车。有的还站在车上大喊：“上来呀！上来呀！回上海去！回上海去！”
“呸！叛徒！逃兵！可耻！”也有一批“坚定分子”，唾骂着那些回上海的队员。
“谁是叛徒？谁是逃兵？”车上的队员，与车下的“坚定分子”们争吵起来，人心更乱了。
眼看着，“工总司”大势已去……
王洪文心急似火。包炮终于跑来了。这位神秘而广有联系的人物，带来北京最新消息：“电报是中央的意见，以陈伯达的名义发来的。据说，如果以‘中共中央’或者‘中央文革’的名义发来，会对‘工总司’压力太大。正因为这样，上面有一句‘这是我们再三再三考虑才发出的电报’。”
“这么说，电报是真的。”王洪文益发忧心忡仲。
“张春桥马上要来！”包炮接着说道。
“坐火车来？”
“坐飞机来！”
“马上召开核心组会议。”王洪文说道，“我们唯一的希望，寄托在与张春桥的谈判上！”
核心组会议，作出了几项紧急决定：第一，包炮马上回上海，去迎接张春桥，向张春桥反映“工总司”的艰难处境和意见；第二，给南京发电报，要“副司令”
潘国平马上赶来，参加谈判；第三，稳定军心，要队员们留在安亭，等待张春桥的到来……
“工总司”的命运，捏在张春桥手中了！
张春桥从天而降
彤云密布的夜空，没有一丝星光。
一架专机，在穿云南来。专机上坐着一个瘦削、眨着三角眼、戴着一副近视眼镜的“大员”。虽然穿着一身军装，仍掩不住秀才本色，他怎么看都不象一个军人。
不过，在那样非常“革命”的年月，在“全国学习解放军”的时代，军装不仅“时髦”，而且是一种“保护衣”。正因为这样，在“文革”初期，他的穿惯了的中山装压在箱底，却天天穿着绿军装。
他，张春桥，城府甚深的人物，眼珠一转便计上心来，人称“狗头军师”。此人本是山东巨野人氏，生于一九一七年。早在十六岁的时候，他还只是山东济南正谊中学的学生，便已挥舞着秃笔，“批判”老舍、臧克家，成为文坛上的一只小刺猬。不久，他来到上海滩，在上海杂志公司当一名校对。十八岁时，他为了多弄一点“大洋钱”，不懂装懂，乱标古书，上海《小晨报》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八日发表署名“岂以”的文章《张春桥标点珍本记》，揭发了此人的丑行。十九岁时，此人竟化名“狄克”，写文章攻击左翼文化主帅鲁迅，遭到鲁迅痛斥。善于钻营的他，此后离开上海，投奔延安，成为《晋察冀日报》副总编，处处与总编邓拓作对。
解放后，张春桥进入上海，成为《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当柯庆施调来上海，担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他成了柯庆施的政治秘书。此后，这个连一句京戏也不会哼的他，“钻研”起“样板戏”来，以此为桥梁，接近了“第一夫人”江青。他又一手扶植了上海文坛恶棍姚文元。终于在批《海瑞罢官》的“战斗历程”中，江青指方向，张春桥出点子，姚文元执秃笔，江、张、姚结盟——这时候，王洪文还坐在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保卫科办公室里默默无闻。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炮打响之后，“文革”大旗在中国漫卷。“中央文革小组”在中国崛起，日益显示出不可一世的权力的光环。江青成为“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张春桥成为“中央文革”副组长，姚文元成为“中央文革”组员。……
舷窗外乌云如墨，张春桥双眉紧蹙，狠狠地吸了几口烟。对于他来说，此行非同小可。诚如他后来所说：“处理安亭事件，要么立一大功，要么犯一大罪。”此刻，这位“狗头军师”正忧心忡忡，因为摆在他面前的，是一盘错综复杂的棋：
“工总司”必须从安亭撤回上海，这是中央的意见，陈伯达的电报也是遵照这一意见发去的，他急急赶往上海，也是为了执行这一意见；可是，这么一来，等于证明上海市委是正确的，曹荻秋是正确的，而且很容易会使他处于“工总司”的对立面……
张春桥处心积虑的，便是如何打倒上海市委，干掉陈丕显、曹荻秋。不把他们干掉，他无法取而代之，无法成为上海的一代新主。“工总司”是反陈、曹的一支劲旅，显然，利用这支力量是至关重要的。
张春桥处于“三夹板”之中：中央、上海市委和“工总司”。
所幸，他是一个比别人多一个心眼的人。他早已与“首都红三司”的那位蒯司令有了联系。通过“首部红三司”驻沪联络站，他不断获知关于“工总司”的种种内情……
十一日夜十时，在冷雨飘摇之中，张春桥的专机降落在上海机场。
张春桥披着咖啡色海虎绒领的军大衣，刚刚走下专机，两路人马已在停机坪前等候。
上海市委的代表抢先一步：“春桥同志，什么风把你吹来？”
张春桥淡然一笑：“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东风！”
上海市委的代表紧接着说；“请上车，先到衡山宾馆，上海市委的领导同志向你汇报……”
这时，张春桥已在与另一路人马的代表——包炮紧紧握手。
“不，我不去衡山宾馆！”张春桥甩开了上海市委的代表。
张春桥钻进了“首都红三司”为他准备的吉普车，把包炮拉进车里，关紧车门。
然后，张春桥对司机用命令式的口吻说道：“去安亭！”
夜雨敲打着车窗玻璃，雨刷来回摆动着。司机拧亮大灯，吉普车在雨帘中飞奔。
后座，张春桥不住地“嗯”着。包炮在他的耳际低语。间或他问了几声，然后，又是细细倾听着。
吉普车驶过真如、南翔、黄渡，直入安事。
“不要去车站。到上海无线电专用机械厂！”包炮提醒司机道。
当吉普车驶入安亭附近的上海无线电专用机械厂，已是凌晨了。
张春桥在细雨中刚刚下车，一顶雨伞马上遮住了飘落在张春桥脸上的冷雨。张春桥一看，撑伞者自己却在雨中淋着。他是一个穿了一身褪色的没有领章的军装的年轻人，清秀的脸上漾着微笑。
“春桥同志，他就是王洪文。”经包炮这么一介绍，张春桥马上热情地向那年轻人伸出了手。
这是张春桥与王洪文第一次握手。紧紧一握，手就松开来了。年轻人只是一直微笑着。
“这是小潘，‘工总司’的副司令。”包炮又把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介绍给张春桥。
“春桥同志，我们一直盼望着，总算把您盼来了——您是来自毛主席身边的亲人！”小伙子紧紧、紧紧地握着张春桥的手，一边握，一边上下摇动着。
“哦，我知道，你是潘国平！”张春桥马上说出小伙子的大名，使这个上海玻璃机械厂的青工感到分外高兴。
一场全国瞩目的谈判，便在一家不大为人们所知的工厂——上海无线电专用机械厂里进行。
谈判的一方，是足智多谋、久经沙场的“中央大员”张春桥。
谈判的另一方，是能言善辩却乳臭未干的潘国平。王洪文在一旁坐着，不断地抽烟，只是专注地听着，不吭声。
包炮居中，偶而插几句，为张春桥帮腔。
“伯达同志的电报，你们都看了。电报虽然是伯达同志以个人名义打来的，但是代表着‘中央文革’的声音，代表着党中央的声音，代表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声音。”张春桥先发制人，在谈判桌上发动了强大的攻势，“我对你们的要求，那就是按照伯达同志的电报指示精神，立即带领造反队员。从安亭、从南京，撤回上海，有问题到上海去解决……”
“到上海能解决问题吗？”潘国平毫不畏忌地反驳张春桥，“我们正是因为在上海不能解决问题，这才北上告状，这才被半途甩在安亭、南京。如果在上海能够解决问题，我们就不会在安亭拦截火车了！”
“如果你们要北上告状，只能派少数代表。大队人马必须回上海‘抓革命，促生产’。”张春桥继续说道，“你们是‘工总司’的负责人，你们应该负起这个责任。”
“正因为我们是‘工总司’的负责人，所以我们必须对‘工总司’全体造反队员负责！”潘国平毫不妥协地说道，北上告状，是‘工总司’全体造反队员的意愿。
派少数代表去北京，没有声势，是告不倒上海市委的！”
面对着这么个“造反精神”十足的“副司令”，张春桥心里暗暗着急。因为如果“工总司”不撤回安亭和南京，那么他将无法回京复命。他不由得连连抽烟，把目光投向那个沉默不语的“司令”。
“王洪文同志，你的意见呢？”张春桥问道。
“春桥同志，我拥护你的意见。‘工总司’应当撤回上海，就地闹革命！”王洪文的话，使张春桥的脸上泛起了笑容。
“但是，有几个问题，要请春桥同志表个态。不然，我们难以说服队员，难以打消队员的顾虑。”王洪文到底比潘国平年长十一岁，是个干部，党员，在政治上要成熟得多。
王洪文向张春桥提出了五个问题：
第一，上海“工总司”是不是一个革命的合法的组织？
第二，我们北上控告上海市委，是不是革命行动？
第三，“安亭事件”的责任由谁来负？
第四，能不能答应我们的要求——曹荻秋作公开检查？
第五，能不能给“工总司”提供工作方便？
王洪文提出的五个问题，张春桥一路上已经料想到了。他早已打好主意：借助“工总司”之力，扳倒陈丕显、曹荻秋，扳倒上海市委。
正因为这样，他很痛快地支持了王洪文：“我认为，‘工总司’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北上告状是革命的行动……”
“口说无凭，写下来，你签字！”溜国平说道：“别开空头支票！”
“你们先带领造反队员撤退。”张春桥说，“你们明天撤回上海，不，不，现在已是凌晨三点，应该说足今天了——你们今天撤回上海，明天我在上海文化广场，给你们签字！”
“好，好。”王洪文站了起来．向张春桥伸过手来。这意味着谈判顺利结束。
潘国平还在嘟嘟嚷嚷，嚷嚷着要继续北上。张春桥以亲切的口气对王洪文说：
“你再做做小潘的工作！”
第一次见面，第一回较量，王洪文便博得了张春桥的好感与张春桥第一次合作
风更大了，雨更猛了。
安亭堆料场，站在木堆上，坐在602次列车车顶上，挤在吊车上，上千名造反队员在那里等候张春桥的到来。
红色的造反大旗，蓝色的工作服，绿色的没有领章的军装，这三种颜色组成了这支造反大军。
十二日上午八时，一辆大卡车在泥水中驶来。
人群骚动起来，发出一阵阵口号声：
“我们要听毛主席的声音！”
“我们要听中央文革的声音！”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大卡车一身泥浆，在堆料场停下。人们朝大卡车聚拢。
卡车上站着一群人，那个披军大衣、戴眼镜的，便是从天而降的张春桥。他的左边站着王洪文，右侧站着潘国平，后面站着包炮。王洪文给张春桥打着黑布伞。
这时，张春桥推开了王洪文手中的伞，因为他见到造反队员们都在雨中淋着。王洪文当即收下手中的伞，以表示与大家“有苦同当”。
“同志们，战友们，毛主席派来的亲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同志来了！”潘国平用他咬亮的嗓子、清晰的吐字，一下子在堆料场上激起一阵欢呼声。
在欢呼声中，张春桥开始讲话了。顿时，全场寂静无声，人们伸长脖子听着这“来自北京的声音”。
“同志们，我是代表中央文革小组特地从北京赶到这里，是来解决大家的问题的，是来向大家学习的。”张春桥显得很“谦虚”。
顿时，“向中央文革学习！”、“向中央文革致敬！”，口号声响成一片。
“同志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过，‘整个革命历史表明，没有工人队级的领导，革命就要失败，有了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胜利了。”’张春桥引述的毛泽东语录，使场上的听众受到鼓舞。他继续说，“文化大革命的成败，取决于工人阶级。
现在，同志们起来造反了，工人阶级起来造反了，这是上海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
张春桥的这几句话，赢得了一片掌声。
“但是，工厂的文化大革命怎么搞，我们没有经验。党中央和毛主席非常关心大家，他老人家也在成天地想着大厂怎么搞？中厂怎么搞？小厂怎么搞？三班制怎么搞？”很自然的，张春桥的话被热烈的“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所打断。
说完一通开场白之后，张春桥言归正传。他掏出了陈伯达的电报，念了一遍，然后接着说：“伯达同志的电报，就是‘中央文革’的声音，就是党中央的声音，就是毛主席的声音……希望同志们尽快回上海，就地闹革命！”
这时，会场上的热烈气氛迅速消退了。人群中出现骚动。
就在这时，王洪文开腔了。他以“司令”的名义，大声地说道：
“‘工总司’的战友们，同志们，张春桥同志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派来的亲人。
春桥同志对我们的关心，就是毛主席对我们的关心。春桥同志对我们的支持，就是毛主席对我们的支持。春桥同志已经明确表态……”
张春桥马上插话说；“我认为，‘工总司’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北上告状是革命的行动。你们是被上海市委逼到安亭来的！‘安亭事件’的责任，应当山上海市委来负。同志们，你们回到上海，回到自己的工厂，如果谁因为参加‘安亭事件’受到迫害，你们来找我张春桥，我为你们平反！”
全场的情绪，顿时由冷转热，掌声再度响起。
王洪文趁机发出了号召：“同志们，战友们，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我们应当听春桥同志的话，马上返回上海！”
张春桥也提高了声调，再一次表态：“这一次，我到上海来，中央文革小组告诉我，要我很好地向你们学习。你们这里有很多有才干的人，要我很好地依靠你们。
我向大家保证，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处理好。如果不处理好这个震动全国的安亭事件，我绝不回北京！”
在一片欢呼声中，张春桥结束了讲话。由于有王洪文与他唱“双簧”，使他的讲话大大增强了鼓动力。这是王洪文第一次与张春桥合作，再一次给张春桥留下好感。
张春桥走了。王洪文和潘国平跳下了卡车，动员着造反队员返回上海。
“王洪文右倾！王洪文出卖了‘工总司’！”王洪文受到了一群人的围攻。
“工总司”的队伍分化了，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愿意回上海，跟着王洪文走了；另一部分人仍坚持北上，“不到北京不回头”，上海铁路局装卸机械厂锻工谢鹏飞成了他们的头头，率队步行，沿着铁路前进，朝着苏州方向前进了……
昆山历险记
十二日中午，王洪文率领着一千多造反队员，高呼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的口号，回到了上海。
上海街头，贴着针锋相对的大字标语：
“安亭事件是反革命事件！”
“安亭事件好得很！”
“工总司是暴徒！”
“工总司岿然不动！”
下午四时，张春桥也回到了上海。
张春桥马上打电话给“工总司”；“王洪文吗？你立即赶到昆山去！你要把继续北上的造反队员拦在昆山，劝回上海……”
奉张春桥之命，王洪文跳上一辆银灰色的轿车，朝江苏昆山急驰。一上车，他就闭上双眼，在疲惫不堪中睡着了。
昆山，位于安亭和苏州之间。当王洪文率领一千多人回上海的时候，谢鹏飞率一千来人步行离开安亭，傍晚抵达昆山，在昆山中学“安营扎寨”。
当轿车驶过安亭，驶过天福庵，王洪文才被人叫醒。车窗外，已是一片漆黑，只有远处的灯射出一缕缕昏黄的光。
“车子不要进昆山中学，靠在远处，我下车走过去。”王洪文这位“司令”初次坐轿车，生怕队员们说他“变修”，便如此这般吩咐司机。
王洪文下车后，独自朝昆山中学走去。
刚刚走进校门，便给“尖刀班”撞见了。
这“尖刀班”，是由十几个二十来岁身强力壮的青年组成的。他们差不多都认得“司令”。
“你来干什么？”青年们一拥而上，用冷冰冰的口气盘问“司令”。
“我来找谢鹏飞，找周宝林，找总部的人。”王洪文答道。
“找他们干什么？”
“春桥同志要我来找他们。”王洪文把张春桥这王牌甩了出来，吓唬青年们。
“尖刀班”的青年们用充满敌意的目光注视着王洪文。有人骂王洪文右倾，有人骂他叛徒。他们象押犯人似的，把王洪文押去见头头。
说实在的，这一千多人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来自各家工厂，每家工厂的造反派头头，都算是这支队伍的头头。谢鹏飞名义上是总头头，大约只是因为他参加过“工总司”的筹备会议，在成立大会上作过“控拆”，算是“总部”的人。
另一个“总部”的人，叫周宝林，二十一岁的小伙子。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他怎么会卷入安亭事件，会成为“总部”的人。他一九六四年从海军航空学院毕业，分配到上海市仪表局，在一家无线电厂劳动。“工总司”成立那天，他看热闹，在会场里坐了一会儿，晚上便回家了。第二天，安亭事件爆发了，上海市委派了一些人坐着轿车前往安亭，以了解现场的动态。市委办公厅的一个同志与小周相熟，遇见了他，便把他也拉上轿车。于是，他就到了安亭。先是在旁边看看，后来，他被那里的大辩论吸引了。年轻好动的他，听着，听着，按捺不住，居然也加入了辩论。
他才讲了几句，立即有人厉声喝问：“你是什么成份？”原来，他还不懂“辩论规则”，开口之前要先报成份——因为“什么阶级说什么话”！他只得如实报告：
“周宝林，共青团员，复员军人，大学毕业生！”他的话，马上引起王洪文的注意。
王“司令”手下，正缺“成份好”而又肚子里有墨水的人，便把他吸收到总部工作，负责联络、负责宣传。……就这样，阴差阳错，他竟成了“总部”的人。
王洪文向头头们传达了张春桥的意见之后，说道：“希望大家听从总部的决定，听从春桥同志的意见，明天回上海去。”
“你算总部？你代表总部？”马上有人指着王洪文的鼻子质问。
“你是叛徒！右倾！”
“张春桥算老几？他能代表‘中央文革’？”
“张春桥也是上海市委的，跟曹荻秋足一伙的！”
王洪文的脸变得雪白。他想不到，远道赶来，竟成了批斗对象。
唯一表示赞同王洪文的是周宝林。
“把王洪文关起来！”
“把周宝林也关起来！”
有人这么一说，“尖刀班”便一拥而上。于是，王洪文与周宝林被关了起来。
那“牢房”，是昆山中学的一间教室。
刚刚还在坐轿车，转眼之间进“班房”，王洪文感到沮丧。没有床，没有被，把课桌一并，披上棉大衣，王洪文和周宝林躺了下来，却怎么也无法入眠。
过了子夜之后，昆山中学的灯一盏盏熄灭了，从一个个教室里传出一阵阵鼾声。
大抵是一连几夜未得安眠，就连看守“牢房”的“尖刀班”的小青年，由站着到蹲着，到坐着，终于也发出了鼾声。
王洪文和周宝林蹑手蹑脚地走出了“牢房”。关押了四个多小时，王洪文算是“自由”了。
周宝林送他，走了一里多地，才在路边看见那辆银灰色的轿车。
王洪文坐进轿车，不住地向周宝林挥手。
银灰色轿车迅速地消溶在黑色的夜幕中。
张春桥答应了五项要求
一夜“历险”，王洪文一溜烟逃回了上海。
王洪文挂通了张春桥的电话。他没有完成张春桥的使命，从电话耳机中传出的声音听得出，张春桥很不高兴。但是，当王洪文问张春桥，原定下午在文化广场与“工总司”造反队员见面，是否如期举行，张春桥以非常坚决的口气说道：“照样举行，我当众签字，答应你们的五项要求！”
消息飞快地从“工总司”传出来，造反队员们在互相通知：下午，张春桥在文化广场“接见”我们！
消息飞快地从“工总司”传到上海市委，传到曹荻秋耳中。
中午，上海市委决定召开书记处紧急会议。中午开会，在往常是几乎未曾有过的。
张春桥仍兼着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的职务。接到曹荻秋的电话，张春桥只得去开会。他心中明白，中午开会，显然是为了针对下午的“工总司”的会议。不过，张春桥有所恃而无所恐，因为他已连夜与江青通了长途电话……
上海市委书记处，曹荻秋与张春桥面对着面。
曹荻秋申述着自己的意见：
“‘工总司’是一个全市性的跨行业的群众组织，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根据市委讨论的意见，我们对于‘工总司”仍然应当坚持不参加、不承认、不支持的态度。……”
料定曹荻秋会说这番话，张春桥一支接一支地悠悠抽烟。
曹荻秋继续说明自己的态度：
“‘工总司’在安亭拦截火车，阻断交通，这是什么行为？这难道是革命行动？”
“‘工总司’在安亭同事，造成沪宁线中断二十个小时。这是很严重的破坏生产的事件。这个事件的责任应当由谁来负？难道由上海市委来负？明明白白，清清楚楚，责任只能由‘工总司’来负！……”
张春桥依然笃悠悠地吞云吐雾，那双三角眼乜视着曹荻秋。如今，他是以双重身份出席会议：作为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的他，受曹荻秋的领导，因为曹荻秋是上海市委书记；可是，作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他，则是在曹荻秋之上……
显然，曹荻秋也察觉张春桥这般矜持的原因。虽然他的意见受到了上海市委书记处其他同志的支持，赞同，但他还是当场接通了打给陶铸的长途电话。
陶铸，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文革小组”顾问，是当时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第四号人物，在那位“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之上。曹荻秋当着张春桥的面，向陶铸说明了上海市委对“工总司”、对安亭事件的意见。
从电话里传出陶铸清晰的话音：“我同意你们的意见！”
曹荻秋对着电话话筒说了一句：“陶铸同志，张春桥同志在这里，请你跟他也说明，一下。”
曹荻秋要张春桥听电话。
“嗯，嗯，嗯。知道了。好的，好的。……”张春桥一边听着电话，一边点着头。
“照陶铸同志的意见办吧！”等张春桥听完电话，曹荻秋说了这句话，紧急会议就结束了。
张春桥把烟头往烟灰缸里用力地一捻，站了起来，不言不语走了。
当张春桥的轿车终于出现在上海陕西南路，站在文化广场门口久等的王洪文，这才松了一口气。
“工总司”的造反队员早已在文化广场那扇形大厅里等候，一遍又一遍地念着“最高指示”。张春桥迟迟未到，使队员们的心越来越着急。
一次次打电话给张春桥，才知道他在上海市委开会。据告，会议重要，不接电话。王洪文不由得坐立不安：张春桥会不会变卦了呢？如果张春桥变卦，站到曹荻秋一边去，那么“工总司”就面临着总崩溃！
张春桥在王洪文的盼望之中毕竟来了。文化广场顿时响起一片口号声；“向中央文革学习！”“向中央文革致敬！”
张春桥在欢呼声中登上主席台，站到话筒前。
张春桥说些什么呢？当年的“工总司”印发的传单《特级报导》（大抵因为太急，所以把标题中的“特急”误写成“特级”）尚可查到。兹照录于下：
特级报导：
十一月十三日下午三时半，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同志在上海文化广场，接见“工总司”由安亭返回上海的部分造反队员，作了重要讲话。
张春桥同志说：
“同志们，大家在这里等了很久。刚才在这里跟你们总部的同志商量了几个问题。现在说明一下——
“头一个问题，就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不是一个革命的合法的组织？
“我认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一个合法的革命的组织。
“第二个问题，十一月九日的大会后，有人要到北京去控告上海市委，这是什么性质？
“我说，这是一个革命的行动。
“第三个问题，安亭事件造成的后果，你们的代表提出，责任应由上海市委和华东局负责。
“我也同意这个意见。
“第四，要求曹荻秋同志公开向群众做检查。
“这个要求我同意。有的同志关心我的安全问题。其实，我到这里来，对你们是没有怀疑的。我不是把你们当成坏人。如果你们都是坏人，我就不会一个人到安亭去了。曹荻秋同志的安全问题，倒是要注意的。我希望你们有事讲理。曹荻秋同志一次检查不行，还可以来第二次。
“第五，给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提供方便。
“这一条我同意……”
就在这《特级报导》刚刚印发，上海的大街小巷马上又贴满浆糊未干的新传单，标题为《张春桥签名同意五项要求》。
大抵反复传抄的次数太多，种种“版本”的《张春桥签名同意五项要求》传单文字互有出入。笔者从当年的“一月革命胜利万岁”展览会所保存的展品中，查到张春桥签字原件。那是写在一张笔记本的横格纸上，字迹幼稚，其中把曹荻秋写成“曹获秋”，大抵出于“工总司”哪个头头之手。末尾，有蓝黑墨水所签“张春桥1966．11．13．于上海”。
照手稿抄录，全文如下：
一、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
二、承认“11．9大会”以及被迫上北京是革命行动（以后碰到类似的情况应派少数代表）。
三、这次所造成的后果全部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
四、曹荻秋必须向群众作公开检查。
五、对“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今后工作提供各方面的方便。
张春桥 1966．11．13．于上海
张春桥签字的这“五项要求”的传单，飞快地传到了中共华东局书记魏文伯手中，传到了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手中，传到了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曹荻秋手中。上海的“三巨头”聚集在一起。
“老陈，你看过张春桥的传单了吗？”魏文伯扬了扬手中的传单。
“早就看过了！”陈丕显指下指桌上放着的传单说道，“张春桥算是什么？谁给他那么大的权利，可以签发这种‘五项要求’？”
“他完全违背了市委在中午作出的决定，违背了陶铸同志今天中午在电话里对他的指示！”曹荻秋怒形于色。
“三巨头”越说越生气。
陈丕显提议：“给北京挂电话！”
魏文伯、曹荻秋双手赞成。
电话占线——那是打给“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的电话。因为陈伯达正在给张春桥打电话！
过了一会儿，电话接通了。大抵是陈伯达那福建式的“普通话”很难令人听懂，便让王力替他接电话，充当“翻译”。
“张春桥在‘五项要求’上签字，你知道了吗？”陈丕显劈头便问陈伯达。
“知道了，知道了。”王力替陈伯达回答道。
陈丕显向陈伯达提出了一系列“为什么”：“原先中央说过不承认建立全市性工人造反组织，为什么张春桥擅自承认了？卧轨拦车，明明是破坏交通，为什么张春桥说这是‘革命行动’？安亭事件的严重后果，明明应当由‘工总司’负责，为什么张春桥反而说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责？魏文伯、曹荻秋都在我这儿，他们都不同意张春桥的意见。今天中午，上海市委书记处还开过会，张春桥也参加的，他为什么违反组织的决定？”
陈伯达的答复，象做大报告似的，从宪法规定工人有结社自由讲起，一直讲到要正确对待群众运动……他冗长的回话，清楚地表明，他站在张春桥一边。
陈丕显啪的一声挂上电话，看得出，他的心中窝着一把火！
张春桥呢？他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下午与上海“工总司”代表的谈话中，曾回忆道：
“我同上海市委早就有分歧。十一月十三日下午，我在文化广场给你们签了字。
回去以后，我给陈伯达同志挂了电话，汇报了情况。晚上，陈伯达同志打电话给我，他表示完全同意我的做法。他显然是在下午接到我的电话之后，已向中央作了请示、所以给我打电话的。我们通话结束之后才一分钟，据陈伯达同志后来告诉我，陈丕显给他打去了电话。陈丕显代表他们三个人的意见（引者注：即魏文伯、陈丕显、曹荻秋）。这样，‘中央文革’就听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伯达同志同意了我的意见，批评了他们的意见。……”
在陈丕显给陈伯达挂了电话之后，曹荻秋说道；“我给陶铸同志挂电话！”
电话里传出陶铸清晰的声音；“张春桥签署‘五项要求’，是错误的！张春桥是一个没有群众运动经验的人！”
陶铸的鲜明的态度，给了魏文伯、陈丕显、曹荻秋以鼓舞。
就在上海“三巨头”与陶铸通话的时候，张春桥打电话找王洪文。
王洪文在干什么呢？他正在跟“工总司”的一班小兄弟们“庆贺胜利”。因为张春桥签署了“五项条件”，就是“工总司”的“辉煌胜利”。
此刻，王洪文眉飞色舞。平时总是遮遮掩掩的他，这时口吐真言。他对手下的小兄弟们发表一番感慨万千的话；
“文化大革命是什么？文化大革命就是天下大乱，就是乱世出英雄！如今，我们都是英雄了！
“政治斗争，其实是最残酷无情的。杀人不用刀。搞政治斗争，婆婆妈妈不行，心慈手软不行。要有无毒不丈夫的气概，要六亲不认才行！
“古语说得好，‘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即使你是天底下最好的人，如果失败了，天下人都会骂你。即使你是个强盗，如果你当了皇帝，别人就拍你的马屁，不取说一个不字。
“现在，安亭出了个“王司令’，全国都知道了。谁见到我都喊‘王司令’。
你们要大刀阔斧地干！
“文化大革命，就是造反，就是造反有理。造反造到市里去，弄个市长当当；造到部里去，弄个部长当当。
“我如果当上市长，你们嘿嘿，将来都是‘长’——弄个局长、区长当当，那是不在话下的！……”
王洪文正说得唾沫横飞，有人附在他的耳边，轻声说道：“春桥同志来电话。”
王洪文赶紧去接电话。张春桥给了他新的任务：“明天去苏州！”
“去苏州？”王洪文一听，有点紧张。他知道，“工总司”那一支步行北上的队伍，已经从昆山抵达苏州。张春桥要他去苏州，显然是完成昨天他在昆山没有完成的任务。一想到昨夜被关在昆山中学的滋味，王洪文刚才那股兴高采烈的劲头，全都没有了。
“我和你一起去苏州！”听到耳机里传出张春桥的这句话，王洪文才松了一口气。
毛泽东作了“终审判决”
话分两头，各表一枝。一夜醒来，“尖刀班”发觉王洪文已经逃走，互相埋怨了一顿。
听说夜里走了王洪文，昆山中学里乱哄哄。
“头头不行。我们要求改选头头！”造反队员们吃过早饭之后，集中在昆山中学礼堂，发出了强烈的呼声。
于是，改选开始了。
“报成份！报成份！”台下有人喊道。
于是，“候选人”一个个“报成份”。
那个被关了一夜的周宝林，到底是“总部”的人，此时也被人推到台上“报成份”。他只得又一次自报家门；“周宝林，共青团员，复员军人，大学毕业生。”
完全出乎意外，周宝林竟被推选为头头——因为他的“成份”比别的“候选人”
要好得多，受到多数造反队员的拥戴。
“我还只是一个共青团员，怎么能够领导这支队伍？”周宝林站在台上大声呼吁，“是共产党员的，站出来！”
台下上千人，无人吱声。
“是共产党员的，站出来！”另一个被推选为头头的上钢五厂工人孙玉喜，也大声在台上喊道。孙玉喜也不是中共党员。
“我是共产党员！”一个四十来岁的工人，突然在台下大声答道。
“上来，上来，共产党员快上来！”台上、台下发出一片嚷嚷声。
那个中等身材、壮实的男人，穿着一身蓝色工作服，走上台去。在众目睽睽之下，他不慌不忙。大声地“自报家门”：“我，耿金章，共产党员，上海井冈山造纸厂副工长，复员军人。”
说罢，他又补充了几句：“井冈山造纸厂，也就是原先的中泥造纸厂。我的家庭出身，是贫农。我五岁死了爹，八岁死了娘。我从小给地主家割草、放猪。我一九四九年入党，在部队里当过班长、分队长、副排长……”
在他报完“成份”之后，全场轰动。象他这样“红透了”的“成份”，又是苦出身，又是参过军，又是党员，又是副工长，在造反队员中如同凤毛麟角。
“我们选耿金章为头头！”台下有人喊道。
马上响起一片掌声。
就这样，耿金章当场就被选为头头。
“同志们，我们的总部是一个右倾的总部！”耿金章在一分钟之前，还不过是一名普通队员。此刻，他站在台上，以头头身份，发表“就职演说”，“我认为，回上海去就是右倾！我们要继续北上，到北京去告状。千万不要上上海市委的当—
—回上海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同志们信任我，选我为头头。我认为，我们现在就应该离开昆山，向苏州前进！向南京前进！向北京前进！红军不怕远征难！”
顿时，台下响起热烈的欢呼声；“红军不怕远征难！”
造反大旗迎风猎猎。队伍出发了。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周宝林、耿金章和孙玉喜。
当日——十一月十三日下午，当张春桥在文化广场签署“五项要求”的时候，周宝林和耿金章率一千多造反队员步行抵达苏州。
当张春桥离开文化广场，消息从苏州传来，使他大为不安：这一千多造反队员如果在苏州闹事，再来一个“苏州事件”的话，会把他从“中央文革”副组长的宝座上掀下来！因为他已经说过，安亭事件是“革命行动”，照此类推，倘若这批造反队员在苏州拦车卧轨，也是“革命行动”。一旦“苏州事件”爆发，沪宁线再度中断，那严重后果显然只能由张春桥负责，再也无法朝华东局和上海市委身上推了……
急急如律令。张春桥给王洪文打电话，请“王司令”同往苏州……
古城苏州，虽说离上海不远，但是那时还没有象上海那样混乱，保持着往昔的平静，一千多上海工人造反队员涌入这座古城，顿时使古城也受到了“文革”浪潮的猛烈冲击。造反队员占领了几家澡堂，在一张张竹躺椅上歇脚，权且把那里充当“免费旅馆”。
上海工人造反队员的到来，马上惊动了苏州市委。他们通知苏州铁路中学让出校舍，给上海工人造反队员安营扎寨。
入夜，苏州市委忽然派人前来铁路中学传话：“请派一党员负责人前往苏州市委招待所，春桥同志接见！”
虽说周宝林是“第一把手”，因为不是党员，不能去。全权代表自然是“第二把手”耿金章。
头头们经过紧急磋商，由周宝林执笔，依据“工总司”在上海已由张春桥签定的“五项要求”作了一点修改，写在印着“苏州铁中”字样的绿色横格纸上，交给耿金章带去。
耿金章坐上苏州市委派来的轿车，直奔苏州市委招待所。在小会议室，张春桥一身戎装，已经和王洪文一起坐在那里，等候耿金章的到来。
眼下，耿金章已把自己手下的一千多造反队员，称为“工总司苏州大队”。他已是这支队伍举足轻重的首领。张春桥与这位陌生的新首领握了握手。王洪文对于这位在一夜之间冒出来的大队长，投以嫉妒的目光，而耿金章似乎对他也颇冷淡。
张春桥在询问了耿金章的个人情况之后，便转入正题。他的话，是耿金章事先料到的：“你们要听毛主席的话，就地闹革命——回上海去。你是党员，要起带头作用。……”
耿金章掏出了周宝林写好的“五项要求”。
张春桥一看，心里顿时轻松起来。那“五项要求”已经签过，如今不过重签一下罢了。他飞快地旋开自来水笔，签下了“张春桥，1966．11．14．于苏州”。
耿金章收好了那张纸头，却又说道：“春桥同志，光是你签字还不行，还要请魏文伯和曹荻秋签字！”
张春桥感到意外，问道：“为什么？”
“因为其中有一条，‘这次所造成的后果全部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必须有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领导签字才有效。还有‘曹荻秋必须向群众作公开检查’这一条，也必须经曹荻秋签字才有效。要不，你替他签了，他赖帐，不承认，那怎么办？”耿金章说得头头是道。
王洪文在一侧听了，不由得一惊。
张春桥那双眼珠子透过眼镜片，不由得从头到脚把耿金章打量了一番。他意识到，这位大队长不可小觑，并不那么容易对付。
好在张春桥可以借耿金章来给魏文伯、曹荻秋施加压力，他又何乐而不为呢？
他眨了眨三角眼，一口答应了：“我向华东局、上海市委转达你们的要求！”
加在华东局、上海市委身上的压力，明显加重了。这不仅仅来自张春桥，来自“工总司”苏州大队，而是来自北京：
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北京开会。陈伯达、江青向陶铸步步进逼，导致常委会同意了中央文革小组对安亭事件的处理。
一月十五日，“中央文革小组”王力给上海市委打了电话。电话是王一平接的。
王力明确告知王一平；“‘中央文革’全权委托张春桥处理安亭事件。‘中央文革’同意张春桥签字的那‘五项要求’！”王一平按完电话，怒气冲冲道；“王力支持张春桥，支持那‘五项要求’，是放屁。要‘中央文革’的老爷自己下来处理问题吧！”王一平把来自北京的动态，急告曹荻秋。
就在这一天，“工总司”苏州大队急电上海市委：“强烈要求把曹荻秋揪到苏州来！”
就在这一天，上海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和上海“炮打司令部”兵团的红卫兵，大闹康平路，要求曹荻秋到苏州去“检讨”。
“去就去！”曹荻秋和韩哲一坐上轿车，直奔苏州。
耿金章拿出了一份重新写过的“五项要求”。
“你签不签？”张春桥用咄咄逼人的口气问曹荻秋。
“我不签！”曹荻秋坚决地回答道，“我不能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革命的组织！我不能承认安亭事件是革命行动！”
“你不签，那你到苏州来干什么？”张春桥恶狠狠地问。
“我来苏州，是准备让他们把我押到北京去！”曹荻秋正义凛然地回答。
张春桥后来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的讲话中，这么谈及：
“在苏州那天，我和曹荻秋吵了两个小时。那时斗争很激烈。要他签字他不签。
我说，你不签，我签！后来，他没办法，只好签了字。韩哲一也签了字。”
于是，笔者在如今保存的档案中，见到了第三份手稿．即《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赴京控告队的五项要求》。文末，签着“张春桥1966．11．15．于苏州”。
在张春桥的签字旁边，签着曹荻秋、韩哲一的名字。
“我保留意见！”曹荻秋签完字，仍声明道。
“我也保留意见！”韩哲一同曹荻秋一样，这样声明道。
翌日——十一月十六日，当时中国的最高权威——毛泽东，对安亭事件作出了“终审判决”。那是毛泽东在听取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之后，说了这么一句话；“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
这句“最新最高指示”，立即从北京传遍全国。
张春桥笑了。他“先斩后奏”成功了！他对安亭事件的处理，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和支持。
王洪文笑了。“最新最高指示”等于承认了“工总司”的“五项要求”。“工总司”胜利了！“王司令”胜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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