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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人人都献出爱

  只要人人都献出爱(1)

  本文原载《人民日报》1998年1月7日。(一九九八年一月七日)陈绪英、刘振英等16位脱贫母亲的信,让我这个“幸福工程”组委会主任感到欣慰。工程启动至今不到3年,已有近3万个贫困母亲得到救助,这是爱心的成果。1997年10月,我们把评选出的13位先进脱贫母亲请到北京,一方面对她们进行鼓励,另一方面也向给予我们捐助和支持的朋友们汇报工作。

  “幸福工程”旨在救助贫困地区的贫困母亲,并优先救助计划生育户。救助方式是小额低息贷款,直接到人,滚动发展,帮助她们劳动脱贫。母亲是这个世界上最具爱心的群体,我在晚年选择参加这项工作,是想为帮助这些母亲走出贫困尽一点力。

  1995年初,彭云彭云,时任国务院国务委员,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主任。同志给我写了封信,谈到要搞一个救助贫困母亲的“幸福工程”,希望我能担任组委会主任。有关同志向我详细介绍了全国1000万贫困母亲的现状以及“幸福工程”的救助办法、落实措施等等。我觉得这件事很有意义,也很实在,便答应下来。后来,我听说“幸福工程”曾请中央一位领导同志题写名称,这位领导说,你们先干5年,干得好我就题。我很欣赏这种实事求是的做法。

  搞扶贫济困要用钱,这不是振臂一呼就能解决的。令我感动的是,听到“幸福工程”成立的消息,天津绿天使公司率先捐了100万元,然后天津卡夫天美公司捐了30万元,山东孔府家酒捐了10万元,加上计划生育系统上上下下捐,工程就这么启动了。到1997年上半年,我们已投入资金近2000万元,设立项目点51个,救助贫困母亲近3万人,可这离需要救助的人数还差得太远。我坐在组委会主任的位子上,心里很着急。现在社会上各种公益捐款太多,我又张不开口朝别人要钱。于是1996年11月,我将母亲留给我的6件古瓷器拍卖了,扣除手续费等,剩下50万元捐给了“幸福工程”,尽我之所能吧。当时,有位外国记者问我:捐了你母亲的东西不心痛吗?我说,看见还有那么多贫困母亲我更心痛。况且,我妈妈从小就教育我们要自立、勤俭、有爱心,她就是这么做的。解放后,她支持我父亲把家里的宅院捐给了国家,又自己出钱、出房办起了保育院,帮助双职工照顾孩子。我妈妈从不看重私有财产,她有着一颗博大的爱心,我这么做,也是符合她老人家一贯精神的。

  这几年,我时时被那些不向命运低头,用有限的救助贷款,凭劳动摆脱贫困的母亲们所感动。我去过几个“幸福工程”项目点,在贫困地区,母亲付出的最多,也最需要帮助。她们不仅在家里吃的最差,劳作最辛苦,而且她们的素质直接关系到孩子的未来。我们第一批救助点陕西省大荔县,是个移民库区,人们生活很苦。我去的那天正好下雨,黄泥巴路粘得没法走。在一个叫王尚英的贫困母亲家里,我看见她80多岁的婆婆躺在用树枝、泥巴和塑料布搭的房子里,外面下雨,屋里也滴水。两个女儿一个22岁,一个24岁,都因家里太穷,没人敢娶。许多村子,因为穷和愚昧,残疾孩子不少。但在这些地区,不管导致贫困的原因是什么,贫困母亲都同样勤劳、节俭、诚实、有爱心。为了争取我们的资助,有的母亲主动放弃了生育第二胎的指标;有的动员外出打工的丈夫回来一起劳动。得到资助的母亲们知道,这千元左右的贷款是她们脱贫的启动资金,是希望,是机会,而要达到目的,只有靠劳动。在我们早期救助的母亲中,已有相当部分还清了贷款,有的甚至还拿出自己的钱或猪崽、羊崽帮助没有得到资助的母亲。甘肃省礼县的潘东香,是我们的先进脱贫母亲。她来京参加表彰会的几天里,什么都舍不得给自己买,却从发给的500元奖金中拿出部分买了20多套铅笔盒,准备奖给村里品学兼优的孩子。她还跑到北京大钟寺农贸市场,打听花椒的价格,准备把家乡的花椒运来卖。这些母亲不但脱了贫,而且提高了自身素质。这几年,在实施“幸福工程”的过程中,尽管遇到过不少困难,但一想到那些渴望救助的母亲,想到她们拿到贷款后全家上下拼命劳动的情景,想到她们脱贫后的喜悦,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害怕困难呢!

  只要人人都献出爱(2)

  脱贫的母亲让我感动,那些慷慨献爱心的人们也使我受到鼓励。自从“幸福工程”启动以来,新闻界的许多朋友积极进行宣传报道,有的记者主动下到最苦的地方,到大深山里,实地采访贫困母亲,报道她们的境遇、“幸福工程”的救助形式以及救助效果。尤为可贵的是,还向我们指出不足,提出改进意见。为了宣传“幸福工程”,我们还举办了几次音乐会,文艺界的朋友赵莱青、鲍蕙荞、谢芳、幺红等等不要报酬,义务演出,台湾著名艺术家范宇文、肖惟真也专程来京参加义演。

  救助的前提是资金,企业界在我们发展之初支持了我们。之后,更多的人向贫困母亲伸出了援助之手。我曾去过福建省安溪县,那也是个大山区,一位老华侨多年来为他的家乡安溪捐款捐物,办教育,搞建设,在当地传为佳话。当他听说“幸福工程”后,立即捐出30万元钱。香港的全国政协委员伍淑清,在“幸福工程”刚启动时就捐来两万元。香港的陈君实老先生,通过新华社香港分社辗转送来50万元捐给贫困母亲。美国华侨吴京红女士,听了一场“幸福工程”音乐会,当晚打来电话,捐助10万元。香港“爱心行动”1996年捐了30万元,去年,这个活动负责人王一平先生考察了捐助点的情况后,又捐了60万元,并表示今年还要来考察,救助搞得好,捐助再翻番。不论是有实力的企业还是个人,他们的钱都是辛辛苦苦挣来的,他们创业时的艰辛和付出,又有多少人知道呢?

  让我感动的还有那些工薪阶层、普通的劳动者,他们绝不富裕,但充满爱心。中办老干部局的一位干部把自己献血的补助费捐了出来。全总一位83岁的老同志,在1997年母亲节那天,一大早就让家人陪着,把2000元钱放进了我们设在街头的捐款箱。萧三萧三,著名诗人。同志的夫人叶华(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把萧三主编的《革命烈士诗抄》的两次稿费捐给“幸福工程”。刘仁刘仁,曾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同志的夫人甘英(曾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将捐献文物所得的两万元奖金全部捐献。还有老新闻工作者钱江同志的夫人张建珍捐来2000元。李富春、蔡畅李富春,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蔡畅,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主席。同志的女儿李特特捐来3万元。我所在的中直机关直属三十几个部委,领导带头,一次就捐了近70万元。还有数不清的热心人将从衣、食、住、行上省下来的钱捐了出来。最令我感动的,是我在四川遇到的一位下岗工人,他听完“幸福工程”的介绍后,当即摸遍了身上的所有口袋,将仅有的8元钱捐了出来,那情景我总也忘不了。正是这些凝结了无限爱心的捐款,才使“幸福工程”得以进行;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更要加倍严格地管好、用好这些捐款。

  我们国家人口多,东西部发展不平衡,为了扶贫,国家制定了“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下了大力气,我们“幸福工程”只是拾遗补缺,做了一点儿事。国家的事要大家关心,“幸福工程”和“希望工程”、“春蕾计划”、“助老工程”等等一样,都是动员社会力量,为国家尽一份心。我知道,在我这个年纪,许多事已经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但我总会和大家一起尽力去做。我们的社会是充满爱心的,我常常被这爱所感动。我同样相信,这份爱是人类的美德,是无处不在的,是永恒的。

  在“幸福工程”五年成果汇报暨表彰会

  本文根据“幸福工程”组委会办公室提供的原件刊印。(二○○○年十月十七日)同志们、朋友们:

  “幸福工程”实施5年多了。今天是“国际消除贫困日”,距离21世纪还有75天,我们召开这个会议,既是对5年工作的总结,也是对新世纪的展望。首先,我代表“幸福工程”组委会向大家表示热烈的欢迎!

  景春景春,即吴景春,时任“幸福工程”组委会副主任。同志代表“幸福工程”组委会作的工作报告,成绩和问题都讲到了,讲得很好,我没有什么可补充的。这个报告还要由大家来讨论,希望大家多提问题和建议,以帮助我们改进工作。

  省里、县里和个人的典型发言我看了一些,也很好。“幸福工程”就是要靠大家来干。基层的同志们为此付出了很多很多,我要向他们表示敬意和感谢!受助的母亲们也很争气,她们没有辜负社会各界的热心支持和殷切希望,她们靠大家的支持,主要靠自己的辛勤劳动脱贫致富了,我向她们表示祝贺!

  云云,即彭云,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同志发起了这个工程,国家计生委和全国计划生育系统给予了大力的支持。我要借这个机会,特别感谢国家计生委和全国计划生育系统的广大干部职工。没有他们的支持,“幸福工程”不可能有今天的成绩。

  回顾“幸福工程”5年的发展历程,感慨很多:

  5年前,云同志委托我来领导这个工程。当时我觉得这件事特难,又要募捐、又要办项目,还要扎扎实实地帮助贫困母亲完成生产周期,帮助她们全面提高素质,牵扯面大,操作环节多,而我们的力量又有限,当时说有信心,其实能不能搞下去,能不能搞好,心里还是没底。

  转眼5年过去了,“幸福工程”不仅搞下来了,而且还搞出了点成绩,在社会上也有了一点儿影响。特别是已有9万多名贫困母亲和她们的家庭受到了资助,许多人已脱贫致富并且开始帮助别人。看到她们的变化,我深感欣慰!

  “幸福工程”创立之初,我国还有8000万贫困人口,5年过去了,世界将跨入新的世纪,本世纪内我国将基本解决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是应该在世界消除贫困的历史上大书特书的一页。这当中,“幸福工程”发挥了拾遗补缺的作用。

  这个作用的发挥,靠的是各级政府的支持,社会各界的关爱,其中凝结着千百万人的爱心。香港“爱心行动”和铁路系统的干部职工向“幸福工程”捐款,正是爱心的体现。多年来我感受到,我们的社会是充满爱心的,这份爱是无处不在的,是永恒的。我要借此机会,向关心、支持“幸福工程”的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表示由衷的感谢!

  “幸福工程”已经取得了一点儿成绩,但规模大了,管理上的要求更高了。世纪之交,“幸福工程”面临着新时期我国扶贫开发的新任务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希望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继续关心和支持“幸福工程”,同时也很好地监督我们,让我们把工作做得更好一些。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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