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到了1980年,北京的一切都于潜移默化中发生着变化。对于李春平而言,最重要的是他解除了劳教,又成了一个出行不必再向人汇报的自由人。他的户口落在了甘家口派出所,他成了8号院小屋的真正主人。
“春平,你来,我跟你说句话。”卞阿姨轻轻拉了一把李春平的袖子,从她神情上他看出她似乎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讲。
“卞阿姨,有什么事儿您说。”
“春平,那个美国老太太找过你么?”
“没有呀,自从上次她走以后我们连电话都没通过。”
“可是老太太派人上这儿找你来了。”卞阿姨在他耳边小声说。
“派人来了?”他心里一哆嗦,疑惑地问。
“是呀,来的人是个律师,他先来过这院一次,我们告诉他这阵子你不在。可他楞没走,每星期都往这儿打电话问你回来没有,已经连着好几个月了。”卞阿姨叹了口气,“你呀,最终还是甩不开她。”
这句话李春平装作没听见,他现在急于搞清楚两个问题。“那个人走了么?”
“没有。”卞阿姨从口袋里拿出一张折得整整齐齐的纸条,“前几天还来电话呢。他住北京饭店,我把房间号和分机都记下来了。”
“她知道吗?”他把纸条依照原样小心地折好装进上衣口袋,冲着窗外自己家的方向呶呶嘴,对于他指的那个“她”,他们心照不宣。
“不知道,我没告诉她。”卞阿姨警惕地看看门外说,“你走以后她每星期过来时我们都下班了,见面也就是打个招呼。
“要不,你给人家回个电话?”卞阿姨指着电话机,“老太太人也不错,冲这么大老远派个人来等着你,人家就够意思。你回来了去不去单说,回个话别让人觉得咱不懂礼貌。”
“我想想吧,反正不在乎这一两天。”李春平心里矛盾着,拿起电话他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在静楠上班的一个中午,他急切地拨动了北京饭店的总机。当他刚刚说出分机号码,电话立刻就接通了,电话那端的男人说着一口纯正的普通话,他好像一直就在电话机旁等着。
“我是李春平,请问是你找我吗?”他尽量用平静的口吻报出自家姓名。
“我叫弗兰克,是克劳迪娅女士派来的律师。我有很重要的事情必须和你面谈。”
“我们能先在电话里沟通一下吗?”他不失风度地追问,言外之意是需要听听她开出的条件。
“当然。克劳迪娅女士让我转告你,上次你说的那个事情她同意了,出国的事情可以按照你的想法办。方便的话我们可以见面详细谈谈。”
听着律师转述的信息,李春平的心噗通噗通地跳,真没想到,克劳迪娅最后还是妥协了,这意味着他可以用一种体面的身份移居美国。
见面是在弗兰克的房间里。
“克劳迪娅怎么样?”
“很好,我们每天都通电话,她很关心你。”
李春平感到庆幸,他没想到自己会给克劳迪娅留下的印象会那么深刻。
弗兰克向他解释,因为是母子关系,他在签证时将被列为Family-Based,这在美国属于一类移民。作为专业律师,他这次会协助李春平顺利办好签证。
随着手中一张张文件的掀动,李春平再度出国的欲望也随之累积到顶峰。谈话还没有结束,他心中的倾斜点已经牢牢地偏到“走”字一边,但是他咬住牙关没有马上说“YES”。
“这样吧,你让我想想。”告别的时候他对弗兰克说。不过从声音听得出,他的这句话只是礼节性的客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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