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如钢似铁：铁托 > 第二十四章 国际联系
孤军奋战古所忌，东遣使者西派团。
为教宏业添双翼，管他纵合与横连？
且说铁托的游击队，经过了十几个月的孤军奋战之后，终于与西方建立了直接的联系，与苏联的联系也有加强之势。在1943 年，铁托主动采取了两方面的行动：一是向英国派一个代表团。赴英的军事代表团在洛拉·里巴尔牺牲后，由弗拉迪米尔·韦莱比特率团。
弗拉迪米尔·韦莱比特率团前往开罗。英国方面由派驻南斯拉夫游击队的军事代表团团长麦克菜恩准将与之对口会谈。
此时，丘吉尔去德黑兰途中路过开罗。麦克莱恩便有了向丘吉尔本人就与南斯拉夫军事代表团会谈的情况进行汇报的机会。
此次，丘吉尔对与游击队关系的发展问题采取了积极态度。
德黑兰会议上，三巨头一致同意“尽可能以最大限度的规模对南斯拉夫游击队提供物资和装备，并且派遣突击部队给予支持”。
据此，韦莱比特留下来与英方就提供援助事磋商细节，麦克莱恩则带着丘吉尔给铁托的一封信，赶到南斯拉夫。
丘吉尔在信中说：
通过我的朋友迪金少校获悉了你们的一切英勇战绩。我最减挚的愿望是在人力所及的范围内通过海路供应、空中支援以及派遣突击部队给予你们一切援助，协助你们的岛屿战。麦克莱恩准将也是我的朋友和下院的同事。我的儿子伦道失·丘吉尔少校也是一名议员，不久将会同他一起在你们的司令部供职。
我们当前最崇高的目标，就是把纳粹的污秽从欧洲土地上清刷干净。你可以放心，我们英国人无意支配南斯拉夫未来的政府。同时，我们希望大家尽量齐心协力打败共同敌人，然后再按照人民的意愿决定政府形式。
我已决定英国政府今后不再给予米哈伊洛维奇任何军事援助，而只给你援助；如果南斯拉夫王国政府从内阁中报销米哈伊洛维奇的职务，我们将感到高兴。但是，国王彼得二世童年从摄政王保罗亲王的阴险控制下逃脱，作为南斯拉夫的代表而且作为一个处于危难之中的王子投奔我们，大不列颠如果把他抛弃不管，那将是不义的或者说是不体面的行为。我们也不能要求他同他的祖国断绝现存的一切联系。因此，我希望你们谅解。在尽一切可能给予你们军事援助的同时，我们无论如何都将保持同他的正式关系。我希望你们双方就此停止论战，因为这种争执只能帮德国的忙。
你可以相信，我将和我的朋友斯大林元帅、罗斯福总统在工作中保持最密切的联系；我热切地希望苏联政府即将派驻你们司令部的军事代表团，将与麦克莱恩准将率领的英美军事代表团在工作中同样协调一致。请通过麦克莱恩准将和我通信。让我得知有什么事情我能帮忙，我一定竭尽全力。
麦克莱恩自从到达南斯拉夫后，很快与铁托建立了私人友谊，对麦克莱恩来说，这种友谊的基础，是对于铁托的敬重。他曾谈到：
他在反德战争中表现了自己的领导才能、勇气、现实主义、刚毅果断，以及专心致志、智谋、随机应变……什么地方有重要事项需要解决，无论是政治问题还是军事问题，他便着手处理……沉着而坚定，不论形势如何险恶……每逢游击队行军，他总和他们一起行动，骑马或徒步，长途跋涉……他的信条是，只要可能，事必躬亲。一旦把那些需要他亲自处理的迫切问题安排妥当，他就合同司令部人员一起坐下来，高高兴兴吃一顿饭，下一盘棋或者干脆席地而卧进入梦乡。他有一种天赋：只要愿意，便能把一切烦恼置之度外，彻底休息。这时他就会谈笑风生，好像世界上全然没有使他费心劳神的事情一样。①1944 年3 月，铁托决定派一个军事代表团到莫斯科去。代表团由吉拉斯任团长，成员中，一位是财政专家，另外还有原子物理学家巴甫列·萨维奇，他此行的目的是到莫斯科从事他的科学工作，此外还有雕塑家安东·奥古斯丁契奇。让这位雕塑家参加代表团，是考虑到这样能使他暂时脱离战时的艰苦环境，以便能继续从事他的艺术工作。大家穿的都是军装。吉拉斯的级别是将军。代表团花了几天的时间来集合成员，准备行装。大家的军装都是旧的，而且各色各样。由于缺乏布料，新的军装只能由被俘的意大利军官的军装改制而成。代表团还必须有护照，以便通过外国的领土。代表团的护照是新南斯拉夫国家的第一批护照，上面有铁托的亲笔签字。
有人提出是否给斯大林送一些礼品。可是，送什么礼品？从哪儿来？最高司令部的所在地德瓦尔，周围几乎全部是被抢劫一空的村庄和劫后的荒凉的小城镇。最后，大家想出了办法：把一技1941 年游击队工厂制造的步枪带给斯大林。找一枝这样的步枪的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接着，从各个农村送来了其他的礼品——荷包、毛巾、农民的衣服和鞋子。代表团从中选择了最好的——一些用生皮做的凉鞋和其他同样简陋的东西。大家认为这些东西具有这样的性质，才应当把它们拿去作为人民的诚意的表示。
代表团的一个任务是安排好苏联对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的援助。同时，铁托指示，代表团要通过苏联政府或其他途径为南斯拉夫的解放区获得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援助，同时，还要向苏联政府要求20 万美元的贷款，来抵补南斯拉夫在西方国家的使团的开支。铁托强调说，应当向苏联政府申明，当国家获得解放的时候，将如数偿还贷款以及武器和药品的援助。使团还负责携带最高司令部和**中央委员会的档案文件，将它们保存在莫斯科。
最重要的是，代表团必须探明苏联政府有没有可能承认民族解放委员会为合法的临时政府，并在这个问题上对西方盟国施加影响。代表团将通过苏联使团与最高司令部保持联系，它还可以利用共产国际原来的途径，与最高司令部保持联系。
除了代表团的这些任务之外，在代表团动身时，铁托还嘱托吉拉斯从季米特洛夫或者斯大林（如果能见到他的话）那里了解一下，对南共的工作是否有什么不满。
吉拉斯曾回忆说，他那时兴奋地期待着立即同苏联领导人见面，激动得浑身颤抖。他相信苏联是历史上第一个赋予空想家的迷梦、战士的决心和烈士的苦难以真正意义的国家。他的这个信念比钢铁还要坚强，因为他也曾在牢狱里受过折磨和拷打，并曾洒过鲜血，甚至不吝惜自己的鲜血。
可是，吉拉斯也有感伤，他不愿意离开战斗着的同志们和进行殊死斗争的祖国，它已经变成一片战场和烟火弥漫的废墟了。
临行前，吉拉斯拥抱了前来送行的战友。他们也像吉拉斯一样激动。
① 麦克莱恩：《争夺中的防寨》。
代表团到达设在彼得罗瓦茨的临时机场。
他们夜间起飞。吉拉斯再度感伤起来：祖国在黑暗中是多么悲哀和颓丧啊！山岭上白雪皑皑，被黑色的岩缝所撕裂；山谷已被幽暗吞没，一直到海边和海上都没有一线光明。在他们的下面就是可怕的战争，比以往任何战争更加可怕。整个民族正在同侵略者进行搏斗，同时，自己的弟兄却在更残酷的战斗中彼此厮杀。什么时候明灯能重新照亮祖国的乡村和城镇呢？在所有这一切的仇恨和死亡以后，它能享受到欢乐和安宁吗？
代表团的第一站是意大利的巴里，那里有一个相当大的南斯拉夫游击队基地——医院、仓库、粮食和装备。从那里飞机又朝着突尼斯方向飞行。由于德军在克里特岛和希腊有基地，代表团的飞机必须绕道飞行。途中，在马耳他岛停歇，由英军司令招待。晚上抵达多布鲁克的时候，吉拉斯正赶上看到从红色岩砾的沙漠里升起的一片浓密的火光冲向天空的情景。
第二天抵达开罗，英国人把代表团安置在一个旅馆里，把一辆汽车交给他们使用，安排得颇为周到。商人和服务员看到代表团帽子上有五角星，便把他们当成了苏联人。当代表团提到他们是南斯拉夫人或者说到铁托的名字的时候，使代表团感到欣慰的是，这些人是知道南斯拉夫人正在与法西斯进行殊死战斗这一情况的。在一个商店里，女售货员用粗俗的南斯拉夫话向代表团打招呼，后来代表团闹清楚了，这些粗话，是她从流亡的南斯拉夫军官那里学到的。
当时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署长李曼正在开罗。吉拉斯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便立即要求苏联公使带他去见这位署长。这位美国人毫不拖延地接待了他，但这位署长告诉吉拉斯，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原则上只同合法政府打交道。
吉拉斯后来回忆说，他当时对西方资本主义抱有原始的和教条主义的看法，认为它们是被压迫民族的不可调和的敌人，这种认识在他第一次同西方资本主义的代表见面时就得到了证实。他注意到，署长是躺着接见他的，署长当时解释说，他的腿受了扭伤。在吉拉斯看来，署长的俄文译员——一个相貌粗鲁、毛发很多的巨人，就是美国牧童故事片里的坏人的形象。但是，吉拉斯承认，他倒没有理由对于访问这位彬彬有礼的署长——或许除躺着这一点除外——感到不满意；吉拉斯提出了要求，署长答应予以考虑。
吉拉斯利用在开罗逗留三天的机会，观看了这里的名胜古迹。
从开罗，代表团飞往巴格达附近哈巴尼亚的英国基地。英国司令部不让代表团开车到巴格达去，理由是那里不太安全。
在吉拉斯看来，英国人这是想掩盖他们的殖民恐怖统治，而这种恐怖统治的激烈程度不会亚于德国人对南斯拉夫的占领。英国人请代表团参观了他们的士兵运动会。代表团应邀出席。他们被安排坐在司令的旁边。吉找斯他们自己发现，代表团成员的军服被带子扎得东凹西凸，风纪扣和所有的扣子都扣得紧紧的，显得滑稽可笑。
英军的一位少校陪着代表团。他是一个愉快的好心肠的老兵。他不断地抱歉说，他的俄文不好——他是在俄国革命期间英国干涉阿尔罕格尔斯克的时候学会俄文的。
这位少校从容不迫而不无自负地谈到他们同那些被德国特务煽动起来的当地人进行的战斗；在那场战斗中，飞机库被子弹打穿多处。这又使吉拉斯有不少感想。他回忆说，他当时无法理解，一个人怎么可能（更不用说是合理了）“为帝国主义”牺牲自己？但是他的内心里是赞赏英国人的英雄气概和大胆无畏的。他认为，英国人在遥远的酷热的亚洲沙漠里冒险前进，并且取得了胜利，尽管他们的人数很少而且毫无获得任何援助的希望。吉拉斯回忆说，虽然他当时不能从这一点得出广泛的结论，但是它确实帮助他终于认识到，在我们的世界上，并不是只有一种理想，而是有着数不尽的并列的人类制度。
但从总的方面，代表团怀疑英国人，对他们敬而远之，而且对英国情报机构带有一种恐惧感。
当然，要不是代表团的那些口袋里装满了最高司令部的档案文件以及共产国际和南共的来往电报，代表团的恐惧感也不会这么强。吉拉斯认为值得怀疑的是，无论哪里的英**事当局对于这些口袋都不感兴趣，好像这些装满机密的口袋与装着鞋子和罐头的口袋并没什么两样，使他们不感兴趣。在整个旅途中，吉拉斯一直把这些口袋放在身边。为了避免晚上一个人睡觉，他安排与马尔科睡在一起。马尔科是战前入党的门的内哥罗人，单纯，然而非常勇敢，对党忠诚。
吉拉斯不会忘记，有一天晚上，在哈巴尼亚，一个人轻轻地打开了他们的房门。尽管门没有吱呀作声，吉拉斯却惊醒了。在月光里他看到一个本地模样的人。吉拉斯大叫了一声并伸手在枕下拔出手枪。马尔科跳下床来（他是穿着衣服睡觉的），但是这位不速之客不见了。此人的出现使他看到了英国间谍的长臂，因此他的高度警惕性进一步提高了。第二天，英国人派飞机送代表团到德黑兰去的时候，吉拉斯如出虎穴，感到十分高兴。
代表团在德黑兰的活动地段是从苏军司令部到苏联大使馆的一段。吉拉斯感到，苏联军官大方热诚的接待，既表现了俄国人的传统的殷勤，又在同等程度上表现了世界上两个不同部分的战士们为同一理想而奋斗的团结。在苏联大使馆，代表团参观了举行德黑兰会议时使用过的圆桌，以及罗斯福住过的房间。
最后，一架苏联飞机载着代表团飞往苏联。吉拉斯回忆当时的心情时说：
我们的梦想和希望实现了。我们愈深入地飞进它的灰蓝色的广阔的天空，我就愈益被一种新鲜的、以前几乎没有出现过的情绪所支配。我好像正在回到一个谁也不知道的我自己的原始祖国。
我一向反对任何泛斯拉夫感情，而且也把当时莫斯科的泛斯拉夫思想看作不过是动员保守势力来反对德国侵略的一种策略而已。但是，我这时的情绪却似乎大为不同和更加深刻，甚至超过了我的**的信念的限度。我隐约地回想起三个世纪以来，南斯拉夫的幻想家和战士、政治家和君主，特别是苦难的门的内哥罗的不幸的公国君主兼主教们，怎样到俄国去朝圣，从那里寻求谅解和拯救。我是不是也在走他们的道路？这难道不就是我们的祖先——他们被某种不知名的雪崩带到多风暴的巴尔干——的祖国吗？俄国从来没有理解过南斯拉夫人和他们的愿望；我相信这是因为那时俄国是沙皇制度和封建的国家。但是，更有决定性意义的，是我相信莫斯科同其他民族不和的一切社会原因和其他原因都已经消除了。当时，我把这看成是四海一家的理想的实现。而且也看成是我个人同史前南斯拉夫社会的本质的联系。这岂不非但是我的祖先的祖国，而且也是那些为最终实现人类大同和征服自然的理想而奋斗牺牲的战士的祖国吗？
我逐渐融化在伏尔加的波浪和无边无际的灰色大草原里，我发现了原来的我，充满了迄今无人知道的一种内心的激动。我想吻这块俄罗斯的土地，在我脚下的苏联的土地，要不是因为这近乎宗教性，尤其是近乎戏剧性的话，我本来是会这样干的。
到达莫斯科后，代表团被安置在“红军招待站”。苏方还给代表团配了一部车，并有一个联络官——柯佐夫斯基上尉。伙食和其他方面都安排得非常好。但是代表团却不能和苏联的领导人物进行接触，尽管奇拉斯曾请求外交人员委员维·米·莫洛托夫接见，如果可能的话，还请求苏联总理、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约·维·斯大林接见。在这方面，南斯拉夫大使馆一点也不能帮助代表团。西米奇大使和他的一小伙工作人员已经宣布拥护铁托元帅。
代表团倒见到了季米特洛夫，但季米特洛夫已无法解决代表团提出的问题了。在苦苦等待的时间里，代表团却与苏联的情报人员建立了“联系”。对此，吉拉斯回忆说：
我在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下同苏联特务机关会了面。通过柯佐夫斯基上尉，我在“红军招待站”受到一位穿着朴素的瘦小的人的访问。他并不隐瞒他是从国家保安机关来的。
我们约定在第二天见面，见面的方式鬼鬼祟祟，而由于我曾多年从事地下工作，我恰恰认为这一切都过分复杂，简直是迂腐不堪。一辆汽车在附近的一条街上等我，在东兜西绕走过一段路以后，我们又换了一辆车，开到这个大城市的某条街后，我们下车步行到第三条街。在那里，从一所大楼的窗户里有人仍下一把小钥匙来，使我们终子能够走进四层搂上的一个宽敞而华丽的房间。
这个房间的主人——如果她是主人的话——是那种长着明亮眼睛的北方的金发美人，丰满的体态更增加了她的美丽和魁力。而我发现她比带我进来的那个男人更重要。她提问题，他把答话记录下来。他们对**的各委员会的人物比对其他党派的人更感兴趣。我感到像受警察洁问般地不自在，可是我知道，提供所需要的情报是我作为一个**员的责任，如果是苏联党中央委员会的某位委员召见我，我是不会犹豫的，但是，这些人的职务是对苏联的敌人或**内部奸细进行斗争，他们要**和**领导人的材料做什么呢？尽管如此，我还是回答了他们的问题，避免作出任何确切的或否定的判断，特别是避免提到内部的摩擦。我这样做的时候，既出于在道义上讨厌背后谈论自己的同志，又出于对那些人从心坎里有反感，我认为他们没有权利侵入我的内心世界、我的看法和我的党。我的窘态无疑地被我的主人看出来了，那次会见的公事部分持续了不到一个半小时，然后就转变为一面喝咖啡和吃点心，一面进行不太勉强的同志式的谈话。
代表团终于等来了最好的消息：斯大林本人要见吉拉斯。吉拉斯对那次会见记述如下：
大约是下午15 点钟的光景，当我刚在泛斯拉夫委员会结束了我的讲演和开始解答问题的时候，有人低声叫我立郎结束，因为有一件重要而急迫的事情。不仅是我们南斯拉夫人，而且连苏联官员都曾认为这次讲演是异乎寻常的重要的。莫洛托夫的助手罗佐夫斯基把我介绍给一些经过挑选的听众。显然，南斯拉夫问题在盟国之间正日趋尖锐。
我表示了抱歉，或者说他们代我表示了抱歉，然后就在事情进行中途被带到了街上。
他们在那里把我和特尔基奇将军塞进一辆奇特的但不很华丽的汽车。只是当汽车开动以后，国家保安机关的一位不认识的上校才告诉我们，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接见我们。在那个时候，我们的军事使团已经搬到了莫斯科郊区的塞列布兰尼·保尔（银色的森林）的一所别墅里。我想起了送给斯大林的礼品，我担心如果我们到那么远去取的话，恐怕就要迟了。可是万无一失的国家保安机关也已留意到了这一点：礼物就放在汽车里上校的身旁。一切事情都安排妥当，甚至我们的制服也办妥了。我们穿着苏联的一家工厂缝制的新装已经有十来天了。再也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只要安静地听上校的话，尽量少向上校提问题就行了。
我早已习惯子少提问题了。但是我仍不能抑制我那兴奋的心情。它发自我的内心深处。我自知我的脸色一定显得苍白，也自知我处于又高兴又几乎是惊慌失措的激动的状态之中。
对于一个来自战争和革命的**人来说，还有什么更兴奋的事呢？被斯大林接见——这是对我们游击战士和我国人民的英雄气概和苦难的最大可能的赏识。在地牢里和在战争的大屠杀中，以及在同样激烈的精神危机和同**的内外敌人的冲突中，斯大林决不只是一位作战的领袖。他是一种思想的化身，这种思想在**人的心里被美化为纯洁的理想，从而成为绝对正确的、十全十美的东西。斯大林就是今天的战争胜利和明天的人类大同。我知道，碰巧我本人是被他接见的第一个南斯拉夫**人。我感到一种骄做的喜悦的是，我将能够向我的同志们讲这次会见，并且也可以向南斯拉夫的战士们谈谈这件事。
突然，一切对苏联产生的不愉快的事情似乎都不见了，所有我们自己和苏联领导人之间的分歧都失去了它的意义和严重性，就好像它们根本没有发生过一样。在我即将碰到的动人的庄严谐美之前，一切不愉快的事情都消失了。在进行中的斗争的伟大意义面前，我个人的命运有什么要紧？和显然不可避免地要实现的我们的理想比较起来，我们的分歧又算得了什么呢？
在那个时候，我相信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分子和党内的其他反对派都确实是间谍和破坏分子，因此认为对付他们和其他所谓阶级敌人的严厉措施都是正当的。如果我曾经注意到，在30 年代中叶清洗时期到过苏联的人倾向于把某些事情不说出口的话，我相信那都是些无关紧要的和过甚其辞的事情。季米特洛夫在一次同铁托谈话时曾经有过这样的提法：为了割掉坏肉也切着了好肉。因此，我把斯大林的一切残酷行为看作恰恰像他的宣传所描绘的那样——不可避免的革命措施，这些措施只是增加了他的身价和他的历史性作用。……
还没有等我平静下来，我们的汽车一下子就开到克里姆林宫的大门口。在这儿，由另一位军官来照料我们；接着汽车往前开过安静而清洁的院子，那里除了一些细长的没有发芽的小树以外，就没有别的有生命的东西了。这位军官指，点我们注意看沙皇的大炮和沙皇的钟——这是俄国荒唐的象征，那炮从未发射过，那钟也从未敲过。左边是伊凡大帝的纪念钟楼，然后是一排古代的大炮。不久我们就来到了一座类似19 世纪中叶的衙门和医院的矮长建筑物门前。这里，又有一位军官来迎接我们，他带我们进去。在楼梯下我们脱掉了大衣，在一面镜子前梳梳头发，然后被引导乘电梯到三楼，走进一条相当长的铺着红色地毯的走廊。
在每一个转弯的地方，都有一名军官用脚跟相碰的响声向我们敬札。他们全都年轻、漂亮、笔挺，头戴国家保安机关的蓝色帽子。这次和后来的每一次，我都发现清洁得使人惊奇，十全十美，好像不可能有人住在这里或在里面工作似的。地毯上没有一块污迹，发亮的门把手上找不到一个斑点。
最后，他们领我们走进一个较小的办公室，朱可夫将军已经在那里等候了。一位矮胖麻脸的年老官员诸我们坐下，他自己则从一张桌子后面馒馒地站起来，走进隔壁房间去。
一切都以惊人的速度发生着。这位官员不久就回来通知我们可以进去。我以为我们大概要穿过两三个办公室才能看到斯大林。可是我一开门，跨过门槛，就看见他从相连的一个小房间里走出来，通过那小房间的敞开的门可以看见一个大地球仪。莫洛托夫也在这里。他身体结实，面色苍白，穿着一套藏青色的西服，站在一张长会议桌后面。
斯大林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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