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如钢似铁：铁托 > 第三十五章 总统
引领而望人心向，入海之势看百川。
大海航行靠舵手，勿忘蓬蒿作风帆。
且说1953 年，南斯拉夫进行普选，铁托当选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总统。
这时，南斯拉夫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孤立状态，但是包围并没有被完全打破，来自苏联方面的威胁还严重存在。铁托与他的战友们对此有清醒的认识，行动上不敢有半点怠慢。
铁托仍然住在鲁蒙斯卡大街15 号一所中等大小的房子里，他的办公室也在那里。
夏天，铁托5 时半起床，冬天，他7 时起床。每天早晨，铁托作半小时的瑞典式体操。作操是他从小养成的习惯。铁托自己刮脸。脸刮得很仔细。
随后，他去散步。不管什么天气，下雪、下雨，他在花园里散步从不中断。
散步时他是独自一人，通常是顺着一条路走来走去，他8 时用早餐。铁托不大注意饮食。他的厨子是达尔马提亚人，战时的一个游击队员，自1943 年起他就给铁托作饭。铁托早餐喝咖啡，吃面包、牛油，有时吃蛋卷。他喜欢一般的中欧烹任，偶而吃一顿扎果烈饭，那是他妈妈拿手的：鸡汤（一种酸奶油做的浓汤）和用酸奶酪做的家常馅饼。铁托吃饭时不大喝酒。天热时，他偶而喝些汽酒或加水的酒（比乃达）。
他很快吃完早餐，8 点后立即到办公室去。去办公室的路上，他顺便看一看自己的鸟：多数是金丝雀，喂一喂它们，添足水。到办公室后，他先读晨报。他读得很仔细。对有关甫斯拉夫的文章和新闻他更是细心阅读。他对报纸上刊登的读者来信非常感兴趣，这些信件常常表露人民的情绪。
铁托对南斯拉夫通讯社的所有新闻稿都不放过。新闻稿登载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苏联世界主要通讯社的新闻。铁托指示他的秘书，不要在消息上标出任何记号，而由他从头到尾看一遍。《泰晤士报》、《经济学家》、《新政治家与民族》、《论坛报》、《纽约时报》欧洲版、《纽约先驱论坛报》欧洲版、《外交》季刊、《新苏黎世报》和莫斯科的《真理报》都按时送到铁托案前。铁托读得很快。铁托一边看报一边抽烟。他每天抽20 支。
看完报，铁托接着阅读信件。来自国内外的信件是很多的。秘书要拆开所有的信件。每天上午，秘书和他的助手们把所有信件内容的摘要列成一个单子。这些摘要用打字机打在红色小卡片上，然后将纸片卡在原信上，铁托看信后用蓝铅笔将如何处理的意见写在信纸的一角。这是一项繁琐的工作，有时要花费整整一个小时。多数的信是对当局的某些措施的抱怨。这些抱怨信件都转给铁托的一位特别秘书，由他查明抱怨有理由与否，他要求政府机关或其他组织部门提供更多的材料，然后向铁托提出一个情况报告，看申请能否成立。大多数情况下，或者90％的情况下，铁托对申请作出了肯定的答复。有各式各样的请求。例如，在南斯拉夫有个习惯，生第9 个孩子的家庭要请铁托当孩子的教父。有牺牲了的游击队员的家庭，抱怨他们的抚恤金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许多的信是抱怨他们从房子里被赶了出来。铁托在胆囊开刀之前收到许多信，特别是从农村寄来的，老妇们写信来，提供可治疗这种病的各种妙方。一批特别信件是工人们写的叙述他们发明创造的。偶而也有出奇的幻想。例如，一个农民，在战时于1944 年在德国人进攻之后曾领着最高司令部和铁托穿过德瓦尔河上的一个森林。他写信给铁托，说他发现了“永动机”。铁托立即回他一封长信，告诉他“永动机”是不可能的，他最好把精力用到发现有用的事物上去。
铁托也收到很多国外来信。大部分是题词收集者的来信。很多人也写信索取关于同苏联冲突的资料。铁托的传记片断在《生活》杂志上登出后，铁托收到很多美国的来信。一个南斯拉夫血统的美国人送给他一张住宅照片和一封信，信中写道：“铁托，如若你有困难，请到我这里来。我将把我住宅的一间房子给你住。”铁托看完报纸和信件后就研究国家的间题。他批阅驻在国外的南斯拉夫代表的电报，然后研究起草过程中的各项法案。他通常也在上午召见各部部长，同他们讨论他们正在做的一些重大事情。他还接见国内的代表团和个人，一年之内要会见几千人。这些访问者中包括他的老朋友和亲戚。他们通常一年一度地来铁托这里，住上一半天，得到一些礼物然后离去。
铁托习惯于去各地视察。他每年访问6 个共和国中的一个，参加工会大会或退伍军人大会，或起义周年纪念会。他还访问工厂、合作农场和造船厂等。他往往冷不防地来到了，停两三个钟头，同许多人谈话，铁托尤其不忘记战斗过的地区。乌日策、恰恰克和克拉列沃，1941 年曾在这里同德国人进行过浴血苦战。他去了这些地方。在乌日策城的前面，他受到500 多名前游击队员的迎接。城前山上生起了篝火，烤着羊羔。老游击队员把铁托领到那里，围火而坐，吃着，然后唱游击队的歌子。从邻近村子里来了成百的农民。
一个退伍的游击队员向铁托抱怨关于公务人员分类的新法案：
“我在战争年代参军时只不过是一个18 岁的小伙子。在战时，我不可能上大学。战后，我得在人民委员会里工作，我们是那样忙，每天都办公达16小时，没有时间进大学，而现在我的工资比没有打过仗而平平安安在学校里读过书的人还要少。”另外一个退伍了的游击队员对他的意见表示赞同，请求重新讨论这个法令。一直谈到更深夜静。铁托解释道，负责制定这个法令的人们曾考虑到，每一工作都应当由受过教育的人去做，这会激励人们提高他们的智力，但没有考虑到曾经离开学校投向战斗的退伍游击队员的情况，这是一个错误。铁托回到贝尔格莱德后，研究了这项法令草案，并请求将它加以修改，使退伍的游击队员有可能重新到学校去学习。
铁托还会见许多外国客人，其中有外国来南斯拉夫的官员，也有新闻记者和艺术家。
铁托通常通过翻译同说英语的客人进行交谈。虽然他几乎能听懂谈话的每一个字，但在说的方面仍有困难。译员在为铁托翻译时必得非常小心。因为他们简化一个论点或用语轻重不同，铁托就要马上打断和给予纠正。除了他的本国语言塞尔维亚一克罗地亚语之外，铁托还能操几种别的斯拉夫语，如俄语、捷克语和斯洛文尼亚语。他的德语说得很好，能听懂和阅读法语和意大利语。铁托还能说吉尔吉斯语，这是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俄国当战俘时学的。
上午的工作结束后，铁托吃午餐。根据南斯拉夫习俗，午餐是一天的正餐，铁托常常请他的朋友一道吃。他的秘书也经常在座。午餐以后，铁托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这段时间他通常用于阅读。铁托的办公桌上每天都放着南斯拉夫出版的最重要的书籍。他把所有的书都翻阅一下，拣他认为最有兴趣的拿到他的私人图书室去，在午饭后阅读。他喜爱的外国作家有巴尔扎克和司汤达、歌德、德莱塞、马克·吐温、杰克·伦敦、阿普顿·辛克莱、辛克菜·刘易斯、吉卜林和布莱姆。在铁托的私人图书室中还有许多描写自然和动物的书籍。有时候，铁托在午餐后也下下棋，但他的棋艺平平。
有时候铁托在午饭以后也骑骑马。这是他喜爱的运动之一。他常常是在贝尔格莱德四周的树木葱宠的小山之间驰骋。
下午的大部分时间铁托独自呆在他的房间里。他不是读书就是休息。
铁托喜欢音乐，他最喜欢维也纳轻音乐。在古典作品中他喜欢贝多芬和柴可夫斯基的作品。
有人问他喜欢不喜欢爵士乐。他回答说：
“那不是音乐，是鬼叫。”铁托家里有不少画的原作和复制品。
对于绘画，他是这样说的：“文艺复兴派我最喜欢。在现代、近代的画家中我喜欢德拉克鲁阿和早期的印象派画家。我在莫斯科时曾经研究过格拉西莫夫和其他一些人的作品。这些根本算不得是绘画艺术，尽管他们把它叫作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种艺术同他们赋予它的名称风马牛不相及。它给人们的印象是，画这些画的人简直没有灵魂，他们用画笔就好像用铁锹一样。”铁托也喜欢体育。铁托常在午饭后去看足球比赛。足球是南斯拉夫最流行的运动项目。每逢有盛大比赛，贝尔格莱德的40 万居民中就有6 万人前往观看。但是当总统后铁托不去看球了。他一直通过报纸了解比赛的结果。有人同他打趣说，他所以这样做，原因之一大概是他喜欢的“游击队”足球队状况不佳。但是铁托不愿意表示他是这个队的拥护者，因为南斯拉夫人都非常喜欢支持他们各自喜爱的球队，而铁托不愿意伤害拥护其他球队的人们的感情。
每逢星期六，铁托往往出城打猎。铁托的枪法很好。但是他很少真正打猎，倒是更喜欢在旷野走走。
铁托虽然是个勤奋的工作者，但他在白天总要挤一点时间休息。他的晚餐很简单，不外乎酸奶酪、法兰克福香肠之类。晚餐后铁托有时看看电影，他比较喜欢轻松快活的影片，但有时候也欣赏一下历史片和纪录片。
铁托如果不看电影，就在晚间请些客人来。他最常请的客人有卡德尔、吉拉斯和兰科维奇。铁托是个善于社交的人。由于他好客，座上常有客人。
例如他常常请40 个朋友来一道度除夕。午夜时端上热的炸油圈。这时他们还跳舞，铁托常常表演他年轻时在维也纳学的华尔兹。铁托不时也上剧院去，他对于话剧和歌剧都很喜欢。
但是铁托在晚间最喜欢的还是讨论问题。这样的晚上通常以一种叫做“纳什皮策”的特殊的台球比赛开始。这种台球的打法是把5 根小柱子放在球台的中间，只能用白色的球去碰它们。如果用红色的球碰倒了这些小柱子就要失分。一场比赛打到有人赢到100 分就算结束，不足50 分的人要受到捉弄。
打台球的时间不长。之后大家坐下来开始讨论，所谈的通常是些理论问题。常常是，某人提出一个论点，展开讨论。有时候时间拖得很长。如果当天晚上不能取得一致意见，讨论在第二天晚上继续进行。
这种形式的聚会，通常是在午夜铁托去睡觉的时候结束。
铁托展望未来，也回顾过去。
南苏冲突在铁托的政治生涯中占有重要位置。这段历史是难以令他忘怀的。
当别人问他如何看待这段往事时，铁托是这样回答的：
“我认为，当我们与俄国人发生公开冲突的时候，我们所经历的过程是很典型的。首先而来的是震惊，紧接着便是难以置信的力量。这意味着，至少我国绝大部分的人民在1948 年6 月的日子里，一刻也没有迷失目标……
“实质上是如此。只是过程不这么简单。毫无疑问，整个冲突，特别是那篇决议，对我国的人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我们南斯拉夫人，尽管有许多怀疑，内心里却憧憬苏联，信任斯大林。我亲眼见到，在大战中游击战士们倒下去的时候，嘴里还喊着斯大林的名字。我们成年累月自始至终地向我国人民说，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不会是徒劳的。对于1948 年以前我们公开而真挚地瞻望苏联一事，我们不需要隐瞒，现在也不需要感到羞愧。对以前的幻想，我们不感到羞愧；恰恰相反，我们应引以为自豪。那是些积极的东西，反映出我们对进步和社会主义有着根深蒂固的信仰。在1948 年6 月的日子里，斯大林用脚粗暴而残酷地践踏了这些东西，那深深地伤害了我们，但是，我们对社会主义没有丧失信心；我们开始对斯大林丧失了信心，因为他背叛了社会主义事业。
“毫无疑问，同俄国人决裂引起了失望和悲痛，那些日子所以很艰难，是因为有其他的忧虑：社会主义的前途，我国的前途和怎样利用自己的资源，以最适合于我国人民的方式为建设社会主义而斗争。这些是我在1948 年6 月最大的忧虑。
“那时我很清楚，这次冲突不是一件瞬息即逝的事情，而是，它标志着一个决定性的挫折，一场明确的冲突，我对前景是明确的，但是，我感到很棘手，因为当时我还不能看出使我们摆脱已处于困境时的各种可能性。我不知道西方的反应如何，但是，我有准备去和每一个危险搏斗。
“无疑，那个时候是艰难的岁月，但也是伟大的岁月。1938 年，我们在莫斯科讨论是否要解散**时，我也有过类似的体验。当时所有在苏联的南斯拉夫领导人均已被逮捕；我是孤零零的，党被削弱了，又没有领导；我只身在那里。季米特洛夫问我能不能完成任务——他说他对我完全有信心，但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当时正在逮捕那些愿为之赴汤蹈火的人们。
“因此，从一种角度来说，1938 年的日子比1948 年的日子对我更为艰难，当时一个名副其实的党并不存在，但是，1948 年有了一个强大的、团结的党。
“1948 年之所以艰难，不仅因为我们断绝了与克里姆林宫的关系，而且因为他们在卑鄙地进攻我们新的革命。这是道道地地的干涉，十月革命也经历过这种干涉，不过那对列宁要容易得多，列宁有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支持他。
我们的革命在斯大林的压力下，当时正濒于窒息，因为这种压力在迫使全世界的工人运动宣布反对我们。我意识到，我们最艰巨的任务之一便是粉碎斯大林散播的诽谤。
“在这种形势下，我们主要的任务是，确保我国人民继续不断地了解同苏联冲突的原因。头等重要的是，人民应该了解问题的真相，摆脱偏见，摆脱多年来的教导，懂得问题的实质。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苏联和斯大林的威信仍然在起巨大的作用。斯大林以为，利用这种威信，利用他的信件和**情报局的决议，他便可以在第一次攻击中破坏我们党中央委员会的团结，便可以借助茹约维奇和赫布朗控制我们党和政府。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我认为，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战前我们建立起来的党内的民主生活。从攻击我们的第一天起，即1948 年3 月第一封信件到达的时候起，我们的人便逐条讨论了那些文件，发表了他们的不同意的见解，自由地提出了搞不清楚的问题，或某些不能理解的问题。我们必须承认，在同斯大林进行斗争的头几个月中，在这方面最困难伪时期是从3 月27 日信件的到达时起，至4 月13 日中央委员会举行会议时止，当时斯大林指望茹约维奇会赢得大多数中央委员的支持，这时，有些同志还看不清冲突的主要原因。他们十分混乱，跑来向我提问题。我向他们进行了解释，并说服了他们。我记得其中有一个人告诉我说，‘说老实话，我以前真意气消沉，现在我好多了。我们有你，真是一件好事，因为我们一感到难受，总是来找你，而你便帮助了我们。但是，你会怎样感觉，你去找谁呢？’“对我说来，在这些灾难的日子里，我依靠的是，战争期间和战后初期南斯拉夫人民所取得的基本力量。他们是一个团结的人民，他们对本身的力量和所做的一切都具有高度的认识。此外，还有一个坚强的、具有丰富经验的党。因此，1948 年没有1938 年那么艰难。
“但是，只有一桩事需要加以深思熟虑：如何存在下去，如何为南斯拉夫提供一个机会，以便它按照自己的需要、以最切合它的利益的方式进行发展。我们是一个小国，我们的力量在于我们的士气和团结，在于我们展望前途的明确程度。
“在这些日子里，我意识到，我们会赢得胜利，只要我们首先能够使自己了解同苏联冲突的原因，只要这个过程能适时地、以适当的方式在南斯拉夫人民中间发展下去。要这样做，就必须充分注意对苏联的各种幻想，因为这些幻想在我国全体人民中还存在着，或者残存着，当时，对来自苏联的或以苏联的名义所制造的各种谎言和诽谤，·我们还不敢随意地发泄义愤，只能以严辞答辩。容许斯大林有时间对南斯拉夫干那些事情是必要的，那会激发人民自己说‘打倒斯大林’，不用我们在愤怒的时刻首先提出那种口号，以致脱离群众。实践是生活中最好的教员。斯大林在1948 年6 月所做的一切以及当时他所暗示的一切，他自己很快便以大量极其残暴的举动加以证实了。从那时起，至少对我们南斯拉夫说来，在与苏联的斗争中就没有出现重大的政治问题。我国每一个诚实的人对与苏联冲突的理解便了如指掌。人民抛弃了幻想，但是，没有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心，尽管我们的国家面临最严重的困难。这是一堂客观教育课，说明一个小国能够建设社会主义。
“斯大林的主要弱点是他对南斯拉夫的看法非常表面化。他没有意识到，同时他也不愿意意识到，这里已经建立起来新的事物。因此，他不能理解我国革命的主要性质，特别是不能理解我国革命的一些基本因素：南斯拉夫国家的独立这个有力而美好的事实，许多世纪以来曾经同各种不同的侵略者作斗争的我国人民的日益增强的自豪感，以及一种意识到自己正在创造新事物的思想，所有这一切，已经把全体南斯拉夫人民的觉悟提高到怎样一种程度。
“早在1944 年，斯大林拒不相信，我们南斯拉夫在可怕的斗争中所取得的那些成就。他受了两次大战之间工人运动遭受多次失败的影响，对苏联以外一切事物的深刻的疑心在他身上已经根深蒂固。而且正是他应对工人运动的这一结局负责，这一结局的产生，至少部分因为那些国家的领导人盲目服从他的命令。这是他对事物一成不变的看法，对局势的错误估计，更重要的是他的从一个中心出发的、僵硬的领导方法的结果。
“单单是共产国际就对各个国家的形势作出了多么错误的估计啊！试举两次大战间共产国际的决议为例，让我们看看它们离现实有多远，究竟有多少正确性，在现实生活中显得多么可笑。马努伊尔斯基不是在1939 年就已经说过，德国是革命最成熟的国家吗？然而，两年以后，就是那些同样的德国工人和农民穿着希特勒的制服开抵莫斯科城下。
“斯大林贬低了并且仍在贬低苏联境外的整个工人运动；他认为，我们南斯拉夫人没有他的帮助绝不会胜利；甚至在我们对希特勒作战时，我们的顽强战斗也使他感到不安。此外，他过分相信他自己的威信。他认为，没有一个人能够使南斯拉夫人民离他而去。他对想象中的俄国人和南斯拉夫人之间的传统联系存在着严重的幻想。
“由于他对南斯拉夫局势的不切实际的估计和他对这个国家的认识的表面化，在战争胜利的陶醉中，他很糟糕地估计了南斯拉夫的局势，于是当他进攻时就不能击中目标。他一向不想去了解在南斯拉夫发生着什么新的情况；他没有看到，自1937 年以来，一种新的精神在我们的**内占着统治地位；他拒不认识，我们的人民习惯于彻底讨论一切问题，我们的**人不会单单由于权威的力量而去接受某种事物，而是由于他们确信，黑的是黑的，白的是白的。我们许多人战后到苏联去，看到了使他们不愉快的事物。
他们惯于自由地思考，也自由地表达他们的思想而不含任何恶意。然而，斯大林认为这是对他的直接攻击、对苏联的直接攻击。这使他更加恼火。
“斯大林对南斯拉夫形势的错误估计，也大部分是由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错误所造成的。这些人不敢把南斯拉夫的全部情况都告诉他，除了他们认为使他最高兴的情况。他们力图发现斯大林和他周围的那些人所意想的南斯拉夫是怎样的。于是，他们探索南斯拉夫的一切情况，希望找到甚至是针尖大一点东西，为斯大林的错误看法提供证据。
“我认为，斯大林不仅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犯了错误。他对战后许多形势的估计都犯了错误。我认为，这些就是斯大林企图制眼南斯拉夫的错误战略的原因。形势的估计总是错误的，所提出的有利他们的应付形势的办法总是迟延的。当1949 年他终于决定对南斯拉夫以兵戎相见的时候，他已经不能控制局势了。南斯拉夫问题不再仅仅是南斯拉夫问题，而是一个世界性问题了。”铁托清醒地认识到，无论在国内，或是在国外，南斯拉夫还有许许多多的事情要做。当然，做这些事，困难是很大的。但困难可以靠勇气、智慧和实干来克服。对此，铁托是深信不疑的。铁托想到，在国内，原来“学习苏联”搞起来的一套，许多东西要加以改变，创造出适合南斯拉夫发展的一套新东西。与苏联闹翻，实际上倒给南斯拉夫的自主、自由发展创造了条件。
在国外，要首先打破苏联设下的重重包围圈。而打破包围，就要发展与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的关系，从而提高南斯拉夫在国际上的地位……铁托似乎看到，在他未来的政治生涯中，排列着一长串一眼望不到头的计划。
作为总统，他认为自己有责任去努力实现这些计划。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正是：一国之主主国事，世势不虞事事艰。
倒是英雄显本色，千钧之重重在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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