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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狱中的磨难

  自古铁窗困英雄,坚矣愈坚能更能。

  另加知己同忧患,再起如龙云中行。

  且说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自从通过圣维多夫节宪法以来,便一步步进行了“合法”的独裁。这部宪法于1921 年6 月由议会以223 票赞成、196 票反对或弃权而被通过。宪法规定了国家的中央集权体制,不承认南斯拉夫各族的客观存在。早在1918 年12 月成立统一的南斯拉夫国的前夕,亚历山大国王在对国民委员会的致词中就强调了南斯拉夫只有一个民族的观点。当时,跟亚历山大国王的这一论点对立的观点是克罗地亚共和农民党提出来的。该党强调,南斯拉夫不是一个民族,而是三个民族:塞尔维亚族、克罗地亚族和斯洛文尼亚族;三个民族各自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尔后三个国家组成联邦。

  南斯拉夫**于1919 年4 月在贝尔格莱德建立,当时称南斯拉夫社会工党,1920 年改名为南斯拉夫**。当时,党的领导层对民族问题不很敏感,他们在认识上倾向于:这属于资产阶级的范畴,无产阶级的任务是团结所有工人阶级,反对所有资产阶级,而这两个阶级不论是塞尔维亚的,克罗地亚的,还是斯洛文尼亚或别的什么民族的。正因为如此,当时**对民族问题实际上没有自己的纲领。

  这样,当时在南斯拉夫政治舞台,在此问题上与国王对着干的,是共和农民党,而不是**。尽管**当时享有合法地位。

  共和农民党的领袖是斯捷潘。拉迪奇,此人在农民中间,尤其在克罗地亚农民中间影响很大。由于他的政治主张与政府相左,政府遂对他进行了残酷的政治迫害。他蹲监狱的时间比在社会上搞政治活动的时间要长得多,他利用难得的自由时间出访了维也纳、伦敦和莫斯科。在莫斯科时,他出席了农民国际会议,并使自己的党加入了农民国际。他的这一行动再次惹恼了亚历山大。回国后,他立即遭到逮捕,并被投入监狱。

  斯捷潘·拉迪奇屈服了。他对斗争的前途感到茫然。他在狱中发出指示要共和农民党公开宣布,该党承认1921 年圣维多夫节宪法,并且宣布该党退出农民国际,还表示愿意参加政府。

  这是1925 年的事。

  但事隔不久,共和农民党即宣布退出政府,停止与政府的合作。因为该党发现,原执政者根本无意与任何政党分享权力。

  退出政府后,农民党遂与斯韦托扎尔·普里比切维奇合作组建农民民主联盟。该组织作为反对派,一直坚持到德国入侵的前夕。

  但不管怎么样,共和农民党的行动对亚历山大国王的独裁统治是极为有利的。国王可惜此机会来收拾“不称心”的政府。对于这一点,斯韦托扎尔·普里比切维奇看得十分清楚。他指出,从1918 年到1929 年10 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在南斯拉夫王国共存在过23 届政府。这23 届政府中没有任何一届是由于在大选中败北或被议会投不信任票而公开下台的。

  23 届政府中倒是有21 届政府,它们的倒台明显地是出于宫廷的决定,是国王在幕后策划好了的。

  开始,共和农民党人阁,国王取得了一石双鸟之效。第一,该党的“归顺”,证明了国王的英明与强大;第二,该党的入阁增加了各党的矛盾,给国王提供了可资利用的机会。

  1928 年6 月20 日,塞尔维亚王国政府发生了前所未闻的“内证”。激进党国民议员普尼沙·拉迪奇在国民议会上掏出枪来,对准斯捷潘·拉迪奇等人开了火。拉迪奇受了重伤,两名农民党议员被打死。几周后,斯捷潘·拉迪奇也因枪伤不治而亡。

  这里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当时,由于王家卫队指挥官佩塔尔·日夫科维奇将军的指使和包庇,行刺者普尼沙·拉迪奇没有说出行刺的真正动机,他被从轻处罚——20 年徒刑。1944 年10 月,在解放贝尔格莱德的战斗中,塞尔维亚第二十一师的战士门在阿瓦拉山麓的一个村子里抓住了普尼沙·拉迪奇,并匆匆将他枪决了。将士们缺乏历史感,他们没有审讯他,尤其没有问一问亚历山大国上在事件中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

  议会的枪击事件为亚历山大国王的行动提供了借口。从此之后,他便不断地制造舆论,为自己的重大政治行动做准备。

  1929 年1 月6 日,国王的第一个行动出台——发动政变。

  当日,他发布了一则公告。公告称,他希望“排除人民和国王之间的中间人”,即政党。公告说:“根据难以忘却的先王的传统,作为一个政治目标,议会制仍然是我的理想,但它却被盲目的政治**所滥用,以致使它成为国内进行任何卓有成效的工作的障碍。因此,我决定,1921 年的塞尔维亚一克罗地亚一斯洛文尼亚王国宪法不再有效。”国王同时宣布,即日起,解散政党,解散议会,解散内阁,并重新组成一个只对他本人负责的新政府。

  原首相安东·科罗舍茨只好来王宫向国王呈递辞职报告。他顺便向亚历山大国王提问道:

  “陛下,我从什么时候起失去了您的信任?”辞职首相很可能也想到了斯韦托扎尔·普里比维奇所想的问题。

  接替首相职务的,是我们上面曾提到过的王家卫队指挥官佩塔尔·日夫科维奇将军。目不着说,他将是下一个牺牲品。

  这一切意味着,南斯拉夫进入了全面独裁时期。

  各种政治力量都对独裁做出了反应,抗议的怒潮席卷全国,连被人忘怀的角落里,也泛起了不满的波澜。

  1 月6 日政变后,曾任国防委员会委员的波斯尼亚神父西莫·贝戈维奇都呆不住了。他不顾生命危险,更不顾年迈及老眼昏花,率领一批农民,从帕莱地区出发,到达萨拉热窝,在里昂官邸前表示抗议。里昂晓得这位老者的来历,于是,接见了这位抗议者,声称将仔细听取老人抗议的缘由。接见时,西莫·贝戈维奇提出要问里昂要4000 第纳尔。里昂觉得老人提出要钱的问题甚为奇怪。于是答应道,只要贝戈维奇把这4000 第纳尔的用项说明白,他可以照付。神父以他固有的烈性子,恶狠狠地道:

  “我要钱是想买张火车票到维也纳去一趟。我要到那里去看一看弗朗西斯·约瑟夫的墓。我将对死者说:‘弗朗西斯,我要是晓得在你死后波斯尼亚会发生如此咄咄怪事,那我就决不会推翻你的政权。’”其他政治势力的反抗要激烈得多。当然,反抗激烈的政治势力遭到的迫害也更为厉害。

  南斯拉夫**已非法活动了多年,当这次独裁统治来临时,**人旗帜鲜明地进行了反对,这样,南共党员遭到前所未有的迫害。南共中央书记久罗·贾科维奇于1929 年4 月被捕。他受尽酷刑后被杀害。南斯拉夫共青团中央书记米约·奥雷什基和南斯拉夫共青团中央常委斯拉夫科·奥雷什基于1929 年夏被害。除此以外,被害的还有共青团新任书记佩拉·**维奇一阿加、共青团另外的领导人约西普·科卢姆博、约西普·德贝利亚克、约两普·阿达米奇,等等。

  党的基层组织也遭到严重破坏,党的中下级工作人员处境变得越来越险恶。

  塞尔维亚地方委员会是对1 月6 日独裁作出反应的第一个党组织。地委和南斯拉夫共青团联署散发了抗议传单。

  省共青团书记亚历山大·兰科维奇负责在一架印刷机上秘密印刷这些传单。他当时19 岁,是来自农村的一个穷孩子。在散放传单时,一名共青团员遭到警察逮捕。被捕者供出了共青团省委书记的名字,兰科维奇躲了几天后还是被捕。他被关押在格拉文贾查警察监狱。这个监狱以虐待犯人有方而闻名全国。兰科维奇所受到的种种待遇证明这所监狱名不虚传。他先是遭到毒打,而不大不小的一只木槌子,整日价敲砸他的脚跟。天气冷得要命,多瑞河结了厚厚的冰,可兰科维奇被命令直接躺在水泥地上。兰科维奇没有什么东西可铺,为了保护脊椎,他只好在脊椎骨下垫上一块面包,而他头上枕的,则是一个空的罐头盒。

  他受到多次审讯,但警察未能从他的嘴里得到任何东西。

  审讯中,他脱去衣服让法官看身上的伤痕,抗议警方的虐待。庭长唤来了医生。医生作证说,那是皮肤结核症!

  宣判书宣布后,被判刑的人员一起高呼“**万岁!”法庭和警察对此也毫无办法。

  兰科维奇被判处6 年苦役。

  在卢布尔雅那的爱德华·卡德尔则在1930 年被捕。

  当时,卡德尔任南斯拉夫共青团卢布尔雅那地委书记,20 岁。

  1930 年,科茨穆尔受莫斯科委派来贝尔格莱德任南斯拉夫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委员,他到达贝尔格莱德后被警察逮捕,遂供出爱德华·卡德尔。他还告诉警方,卡德尔与南共中央委员克尔卡·迪米特里那维奇有联系。科茨穆尔把与卡德尔进行联系的暗号也向警察头子斯维托扎尔·伏伊科维奇告了密。2 月17 日,伏伊科维奇乔装来到卢布尔雅那一个戏院附近的一条街上,来与卡德尔“接头”。卡德尔出现后,伏伊科维奇道出了暗号,问卡德尔在何处可以找到克尔卡·迪米特里那维奇。他说他有一封信要交给迪米特里那维奇。卡德尔没有怀疑面前的这位魔鬼,于是,就说当天晚上7 时半可以在蒂沃利公园见到迪米特里那维奇。

  这时,伏伊科维奇露出了真面目。他拔出了手枪。埋伏在周围的警察都围了上来。

  被捕后,卡德尔立即遭到殴打。

  警察们把卡德尔带到了警察局。

  5 点钟了。7 点半便是迪米特里那维奇在公园与卡德尔会见的时辰。如果不想办法,迪米特里那维奇必遭暗算。怎么办?

  卡德尔一边忍着鞭答的疼痛,一边思索对策。

  伏伊科维奇一心要捕获更多的猎物。他也在思索着捕捉迪特里那维奇的妙策。

  “能不能用一桩真实情况来换取你们停止动手?”卡德尔向警察们提出。

  “你说!”伏伊科维奇认为卡德尔坚持不住了。

  “我说的‘7 点半在蒂沃利’其实是一个暗语。当时,你们不能正确对接,我已断定你们是特务无疑。”“那对接的暗语是什么?”伏伊科维奇立即问。

  “应该是‘那里太冷’。你们当然不知道。”“那你快说与迪米特里那维奇接头的真实时间和地点。”“你们要首先表示履行诺言。”这时警察又开始鞭答卡德尔。

  卡德尔假装受不住了,大声喊:

  “别打了。时间是8 点钟,地点是斯马丁斯卡大街。”8 点差10 分,卡德尔被带到了斯马丁斯卡大街。特务们早已在大街附近布置停当。

  8 点钟到了,但迪米特里那维奇却没有出现。8 点半了,街上仍不见迪米特里那维奇的踪影。

  这时,伏伊科维奇终于发现自己上了当。

  原来,卡德尔真的定下7 点半钟在蒂沃利公园与迪米特里那维奇有一次接头。迪米特里那维奇也真的准时到了那里。他在那里等了一个小时,不见卡德尔的踪影。他以为卡德尔失约,便气乎乎地回到了住处。但第二天清早,当他得知卡德尔被捕的消息后,倒吸了一口凉气。他不敢怠慢,于是收拾了一下,便离开卢布尔雅那到苏联去了。

  如果伏伊科维奇多一个心眼,在带卡德尔去斯马丁斯卡大街的同时,在两条线上使力气,派另一支人马于7 点半去蒂沃利公园“守株待兔”的话,那么,迪米待里那维奇是一准逃不脱了。

  伏伊科维奇得知自己受了骗,更是恼羞成怒。他整日对卡德尔进行拷打,并通宵达旦地对卡德尔进行拷问。

  在被押往贝尔格莱德的路上,他也没能安静地呆一个时辰。

  卡德尔被押在贝尔格莱德的警察局大楼内。第三天,警察仍然未能从卡德尔的口里得到什么,于是,他们抓住卡德尔,把窗子打开,将卡德尔的头推出窗外,然后抓住他的双脚,使他头朝下倒挂着。这里是大楼的第6 层。

  这时,伏伊科维奇不断地吼叫:“但白吧,狗娘养的,要不就把你推到下面的人行道上去!”10 天过去了。卡德尔和被科茨穆尔出卖的其他一些同志被送进另一座楼里。这时拷打才告停止。

  9 月,贝尔格莱德国家保卫法庭进行了对爱德华·卡德尔等人的审讯。

  爱德华·卡德尔被判处两年苦役。

  对**人莫萨·皮雅杰的迫害表现在他眼刑期间,因为皮雅杰被捕在1925 年,他在狱中已呆了好几个年头了。

  1925 年农民党领袖斯捷潘·拉迪奇被捕后,在全国出现了新的恐怖。当时,南共中央为了回答亚伪山大国上新的恐怖政策,向人民进行宣传,决定出版秘密报纸《**人》。这一任务落在知识分子出身的犹太人、画家莫萨·皮雅杰的肩上。早在1921 年,**的组织被禁止活动之前,皮雅杰曾在党的刊物上发表了不少文章,文章写得十分出色。因此,皮雅杰早就小有名气。

  皮雅杰接受任务后,便在贝尔格莱德市郊的公寓里建立了秘密印刷厂,组织出版《**人》。当《**人》出版到第三期时,皮雅杰出人告密而被捕。

  当局对皮雅杰的审讯甚为重视。宫廷特别指定几名得到国王信任的法官组成法庭,以便按自己的愿望来对皮雅杰进行判决。

  开庭后,法官们确实没有辜负国王的期望。科斯蒂奇法官要求将皮雅杰判处死刑,法官马林科维奇建议判刑20 年,法官伏凯洛维奇则建议判刑15年。最后的判决是取了中间数——20 年徒刑。

  当时,皮雅杰的一个兄弟要上诉。他请上诉法院进行解释,为什么皮雅杰一案量刑重到这般程度。法院的一位友人背地里告诉他,说这一切都是官廷事先定好的,判刑重为的是恐吓克罗地亚共和农民党的领导人。

  约瑟夫于1929 年1 月开始服刑。

  一上来,他被关在萨格勒布的一座监狱里。

  从受到的待遇看,在这所监狱约瑟夫比起上述人员来要幸运得多了。

  他还得到了一次逃脱的机会。

  监狱的一个卫兵原是一名工人,失业后做了狱卒。这位狱卒同情**,利用自己的便利条件,为狱中的**员干了不少有益的事。

  有一天,他递给约瑟夫一个面包。约瑟夫趁无人时打开面包,发现里面包着一把小小的钢锯条。

  约瑟夫明白了。他又通过这位狱卒与外面接上了头儿。

  监狱里犯人每天早晨5 点到6 点起床。这时,各个年门都被打开。犯人们开始清理牢房里的垃圾,罐头盒等脏物被掷出房外,乱糟糟,叮叮当当响个不停。

  约瑟夫便利用这个机会来锯窗子上的铁条。

  铁条共有6 根。第五根铁条锯断了,剩下了最后一根。窗子很小,只有把6 根铁条都锯断,约瑟夫才能爬出去。

  外面有一辆自行车。这是早就安排好了的。

  当他的大功快要告成时,突然出现了变故。

  有人在开他的房门。约瑟夫赶快从窗口跳下来,坐到了床上。

  门开了。进来几个卫兵。

  “出来,出来,你要换一个房间。”原来要在院子里架设绞刑架。狱方嫌约瑟夫呆在这间房里碍他们的事。

  他的越狱计划彻底失败。

  警方的大意是惊人的。他们竟没有及时发现窗上的铁条是被锯过的。

  此后不久,约瑟夫被送进列波格拉瓦监狱。

  列波格拉瓦监狱坐落在列波格拉瓦镇。小镇在伊凡奇卡山麓,离约瑟夫的家乡不远。此镇在古代闻名于全克罗地亚,因为它是当时克罗地亚科学文化中心之一。在17 世纪,这里便出现了克罗地亚的第一所大学。这所大学由帕夫林教派所建。早在1300 年,该教派便在此地建起了帕夫林修道院。到18 世纪末,帕夫林教派惹恼了弗朗西斯·约瑟夫第二,该教派遂被皇帝所禁,帕夫林也被解散,修道院则被废置,空闲了若干年。后来,当局把它改建为监牢。这所监狱的条件极差,狱方的残酷无情,也闻名遐迩。

  1 月份的一个阴暗的下午,约瑟夫被押送到了这里。

  他首先被带去见监狱长。监狱长要向新的犯人宣布狱中的规矩,提出犯人应该遵守的事项。

  在介绍的过程中,约瑟夫想到在何处曾与这位监狱长见过面。最后约瑟夫记起来了,在战争时此人曾与约瑟夫同在一个团里当兵,并且也与他一起成了俄国人的俘虏。约瑟夫最后还想起了他的名字。

  看来,这位监狱长也认出了约瑟夫。但他假装不认识约瑟夫,不与约瑟夫说一句多余的话。约瑟夫当然也不会与这位监狱长搭腔了。

  离开监狱长的办公室之后,约瑟夫又被带进“浴室”。进这“浴室”可绝不是一种享受,而实际上是对犯人的一种虐待。

  进屋之后,首先要被剃去头发,然后要把全身的衣服扒光。许多人一个接着一个被赶进一个大的盆里。水污浊得令人作呕,里面还混有头发。水是冷的,不用说,每个“洗浴者”都会冻得发抖。

  这样洗浴之后,便换上这座监狱里的囚服。囚服是许多人穿过的,不但肮脏,而且破烂不堪。接下来,是接受体格检查。

  这一切做完之后,约瑟大被带进了牢房。牢房之内只有一张折叠床。床上有一条薄薄的褥子、两条毯子,均又脏又破。

  房子的角上,还有一个便桶,另有一个盛水的罐子。

  地板是水泥的。房子里没火。约瑟夫打心眼里感到冷。

  晚饭送来了。全然是稀汤。尽管约瑟夫感到很饿,但这汤无论如何也难以喝下。

  约瑟夫裹紧了毯子,蜷着身子,想睡上一觉。

  刚睡着,突然,外面有人喊:

  “警卫,注意了!”约瑟夫被这喊声惊醒。

  他睡不着了,两只眼睛望着天花板。当然,他什么也看不见,因为屋内没有一丝光亮。

  大约过了15 分钟,外边又响起了那令人讨厌的喊声:

  “警卫,注意了!”后来,差不多每隔一刻钟,这声音便响一次。

  约瑟夫明白了:这是警卫在虚张声势,借此来吓唬那些妄图逃跑的犯人。

  约瑟夫很快习惯了这声音:他睡去了,不受它的干扰;他不再醒来了,让那声音见鬼去吧。

  早晨,约瑟夫醒来了。他觉得休息得不错。

  大约6 点左右,一排排的牢房门统统被打开。

  “倒罐子,倒便桶!”卫兵在廊子里无精打采地吆喝着。听得出,他们这是例行公事。

  早饭来了;一小片面包。

  吃完早饭,约瑟夫一直要呆到吃午饭。吃完午饭,又要一直呆到吃晚饭。

  吃完晚饭,就等待睡觉了。

  独自一个人。不许看书,不许写作。不许这,不许那。

  过了不多久,生活中多了一项内容:早起送夹一篮子鹅毛,晚饭以前,要把鹅毛整理好。天天如此。

  就这样,约瑟夫度过了在列波格拉瓦监狱的头三个月。

  机械师的身分和技能帮助了约瑟夫。

  监狱里有一个发电厂。这个电厂发的电不但供监狱用,还可供村子里居民用。

  约瑟夫彼选为该电厂的机师。

  这工作给了约瑟夫很大的活动自由。他还被获准看书。

  这样又过了几个月,约瑟夫身边出现了对他的成长具有重大意义的变故。

  莫萨·皮雅杰从贝尔格莱德的米特罗维察监狱来到了这里。

  前面我们已经交待,皮雅杰由于出版《**人》而被判刑20 年。当局不想让这位危险人物在某一个监狱里呆得太久。这样,他从贝尔格莱德那边被押解到了这里。

  约瑟夫久仰皮雅杰的大名。他知道皮雅杰是个西班牙犹大人,知识渊博,对党忠诚,他早就希望见到这个人而未能如愿,这不,统治阶级倒把皮雅杰给他送到身边了。

  皮雅杰对约瑟夫的种种表现,尤其是对约瑟夫1928 年在敌人公堂上的表现早有耳闻,也希望见一见这个工人出身的同志。

  俩人一见如故。

  经约瑟大向狱中请求,莫萨·皮雅杰成为约瑟夫的帮手。这样皮雅杰也获得了较多的活动自由。

  约瑟夫与皮雅杰一起要干的,是在监狱里建立党的组织,并与外界的党的组织取得联系。

  约瑟夫是机师。他总是一手拿着试验灯,一手拿着螺丝刀在监狱的每个角落里走动。

  监狱是刑事犯和政治犯混杂关着的,政治犯不多,但约瑟夫不愁党支部建立不起来。

  事实上,没有多久,经约瑟夫与皮雅杰的努力,列波格拉瓦监狱党支部很快就组织了起来。

  党支部的主要任务是两条:一是领导狱中的斗争,二是组织大家学习,培养干部。

  学习的条件不好。没有教材,没有教师,但大家学习的劲头十足。

  党的组织很快与社会上地方党组织取得了联系。这个任务也是由约瑟夫完成的。

  一是约瑟夫可以外出购物,二是约瑟夫要到监狱外面的居民当中去修理电器。当然,他外出时是由卫兵跟着的。

  监狱的对门有一家咖啡店。咖啡店的楼上是住房。咖啡店老板是个克罗地亚妇女。她为人厚道,心肠好。她以帮犯人干事为荣。当她了解了约瑟夫的工作之后,便每隔两三个月让她房间的电灯“坏”一次。她通知电厂派约瑟夫前来修理。当卫兵跟着约瑟夫到达时,老板便请卫兵在楼下喝一杯,由约瑟夫到楼上去“修电灯”。约瑟夫便借此机会与等在楼上的人谈问题。他可以向党的同情者进行宣传,可以向由萨格勒布来的党的负责人报告监狱情况,听取指示,也可以借此机会得到监狱中所斋要的书籍及其他物品。

  皮雅杰不但是位理论家,是文章高手,而且是一位画家。

  他作为电工的帮手,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外出,从事他的绘画事业。

  他给约瑟夫画了一张像。这张像从这个监狱传到了另一个监狱。后来成为铁托战友的吉拉斯就是通过这幅画像认识了铁托的。

  有一次皮雅杰在一名看守睡觉时画了看守的像。这是一个别具一幅的模特:鼻子圆得像个葱头,双唇厚厚的叫人联想到猪嘴。他还戴着一顶古里古怪的油腻的帽于。皮雅杰兴致勃勃,没有半个时辰,一幅生动的肖像画随即面世。然而,当他放下调色板准备把画收起时,看守醒来了。看守见画了他的像,便咆哮起来,接着,不由分说就抢过画去撕毁了。皮雅杰曾向他解释,说这是艺术,并说这是他认为最成功的作品之一。

  但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更何况他还是个犯人呢。

  皮雅杰真的动了艺术家之情。他曾为此整天闷闷不乐,约瑟夫无论怎么劝说,均无效果。

  皮雅杰曾在慕尼黑美术学院学习美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马其顿一家中学里当美术教员,并曾任代理校长。大战结束后,他放弃了教师的职业,入了党,在党内作新闻工作。1920 年,在萨拉热窝举行南斯拉夫第一届记者代表大会,大会决定成立塞尔维亚一克罗地亚一斯洛文尼亚王国全国记者协会,皮雅杰被选为记者协会第一书记。1925 年被捕后,他在狱中研究井着手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当局一直把皮雅杰当作危险人物对待,不断地给他调换监狱。而在押解的路上。他受尽了折磨。

  他告诉约瑟夫,在从米待罗维察到列波格拉瓦监狱的路上,他曾面临被打死的危险。出发前,他和其他犯人在米特罗维察监狱的院子里听宪兵们的训话。宪兵们向他们宣布,如果有人敢于在路上逃跑,那么,他将像兔于一样被开枪打死。大家都知道,米特罗维察的监狱长一直怂恿宪兵这样干。皮雅杰说,一路之上,宪兵不住地威胁大家,辱骂大家,皮雅杰和另外三名伙伴得出的结论是,宪兵们真的想干掉他们,打死后则说他们企图逃跑。皮雅杰说,他们到达列波格拉瓦已是深夜,路上没有行人。在离监狱约800 米的时候,跟在他们身后的宪兵发话让大家老老实实行进。如果有半点可疑的动作,他们就立即开枪。四个犯人每人都在想,这段路程,或许就是他们人生的最后行程了。他们每走一步,都等待着身后响起枪声或者捅过宪兵的刺刀。

  1931 年夏天,当局将70 名犯人从米特罗维察监狱转移到列波格拉瓦监狱。他们之中有35 名政治犯,即被关押的**人。他们曾抗议监狱不人道的伙食条件:吃叫人立即生病的发臭的蔬菜和发霉的面包。宪兵与当局从闹事的人中挑出最危险的分子,把他们押解到了列波格拉瓦监狱。

  这批犯人是被关进一节装运牲口的闷罐车厢内的,个个戴着重镣。

  这些犯人一路之上歌声不断。每到一个大点的车站,他们就提高嗓音。

  列车在萨格勒布停站时间较长。从锁得紧紧的车厢里,传出了《国际歌》的壮烈歌声。铁路上的工人们,路上的其他行人停下脚步,放下手中的活儿,倾听这判了刑、脚踏重镣的无产阶级无畏战士的歌。当时,仅仅因为唱这么一首歌,就够得上杀头罪了。

  宪兵们气得发了疯,他们扬言要开枪。他们真的拔出了刺刀,来威胁这些犯人。但是,常言道,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当看到这些普洛米修斯踏着铁镣、以威严的目光来回答他们时,他们也只好退却了。

  这些政治犯的到来,给列波格拉瓦监狱狱中的斗争增添了新生力量。他们一到,约瑟夫即将他们组织了起来。

  在这些人未来之前,列波格拉瓦狱中只有9 名政治犯:原在的2 名,与约瑟夫一起来的3 名,1930 年与皮雅杰一起来的4 名。现在又多了35 名。

  开始时,政治犯被关在单独的牢房里。蹲监狱可不同于住饭店,住单问是一种良好的待遇。这狱中的单间,实际上是虐待犯人的一种方式。你想想看,在恶劣的物质条件之下,一个人被关在一间小屋子里,整日价面对四壁,与外界完全隔绝,没有人关怀你、同情你,没有人与你交谈,一天可以,一个月可以,甚至。一年也可以,可有的一呆就是儿年、十几年、几十年,甚至是终生,这样的日子让人如何打发?

  就拿前面提到的刺杀国王未遂的斯特伊奇来说吧,他从1921 年服刑起就被关入单独牢房。他的脚上还戴着沉重的铁镣。他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苦熬着,顽强地抵御精神上难以忍受的摧残。但当他坚持到第十四个年头时,有点抗不住了。他逢人便说,自己发明了一项专利,可以用雪来生炉子,使人们呆在房间里会感到暖和。他还说,他另有利用冰雪的其他方面的发明。

  斯特伊奇为什么脑子里头总是出现这样的念头,或许是不难解释的。天冷给他的煎熬太重了。但事实是监狱的单间牢房把犯人折磨成了神经错乱者。

  35 名政治犯的到来,使约瑟夫明白了,必须与狱方进行斗争,尽可能地把政治犯集中在一起,免受单人牢房之苦。

  35 名政治犯到来之后,建立了狱中党的组织——地方委员会。委员会有3 人组成,约瑟夫是成员之一。

  委员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与狱方交涉,让政治犯几个人住在一起。

  这项工作经过斗争,最后经过绝食斗争,取得了进展。

  这一消息传到其他监狱后,那里的犯人也进行了同样的斗争并取得了胜利。米特罗维察监狱的政治犯也被允许住到一起了。斯特伊奇与大家共同生活之后,智力与体力逐渐恢复,这使他十年后成功地组织越狱、越狱后领导一支游击队英勇抗击德国入侵者才成为可能。

  委员会的第二项工作是领导犯人进行狱中的斗争。

  起初,斗争表现在个别问题上。

  有一次,政治犯中有一位年轻人向监狱外写了一封信。信是要经过严格检查的。检查信的是监狱的教员,名叫科斯蒂奇。这位教员实际上就是一个密探。监狱的人谁都明白这一点。这位教员在检查那位年轻犯人信时,发现信中有不少不合教员心意的话,于是便审问并虐待这位年轻犯人。委员会了解情况后,就责成皮雅杰与狱方交涉,皮雅杰是个火暴脾气,看不得如此的不公正,他立即找到那位教员。这位教员自恃身分特殊,不把皮雅杰放在眼里。谈话中,这教员还咒骂**员为匪徒。

  皮雅杰如何吃得这一套?两人发生严重冲突,事情闹到监狱长那里。监狱长心里知道教员没理,但他嘴上只责备那位年轻犯人,而对教员的无理缄口不谈。皮雅杰不服,要求对教员进行惩罚。监狱长无奈,只好答应皮雅杰的要求。当然,皮雅杰也遭到了报复:被关进了单人房间。

  与狱方最激烈的一次斗争发生在1931 年的4 月。当时,监狱来了一位新的看守长。这位先生决心对监狱的某些制度进行改革,以整顿狱中的“秩序”。

  他说,他听了狱中教员科斯蒂奇介绍后认为,列波格拉瓦监狱中的政治犯享有的“自由”大多了,监狱中存在着严重的无政府状态。

  这意味着,狱方要对政治犯进行更为残酷的迫害。地方委员会研究认为,绝不能让这位看守长大人的计划得逞。

  有一天,看守长把一名政治犯推进了地下室。这地下室又冷又潮,绝对不是人呆的地方。而这位政治犯当时还在生病,发着高烧。

  委员会认为,这正是进行斗争的好机会,于是,决定组织犯人开展绝食斗争,要求狱方停止对犯人的这种非人道的做法。

  委员会的成功之处在于同时发动了刑事犯参加了绝食。因为他们也有几个人被送入了地下室。

  整个监狱的1200 多名犯人一起停止进食。

  狱方吓坏了。他们急忙找犯人的代表前来谈判。

  皮雅杰是两个代表中的一个。双方很快达成协议:狱方将关进地下室的人统统放出,禁止那位新的看守长殴打犯人;犯人的绝食则宣告结束。

  耐人寻味的是,犯人们,包括刑事犯们,不相信狱方的话,因此不停止绝食。他们说,只有约瑟夫发话他们的绝食才会停止。

  无奈,约瑟夫只好出面了。

  委员会的第三项任务是组织犯人进行学习。委员会的想法是把监狱变成一所大学校。

  学习的条件很差,一是没有课本和教材;二是没有教员。有限的学习材料,包括书籍,是靠与监外的党组织以及同情者的联系带进监内的。没有教员,则是采取能者为师,轮流授课的方式来克服的。约瑟夫本人经常当教员。

  有一次轮到他讲关于宇宙起源的学说,为了备好课,颇费了他一番工夫。

  约瑟夫自己则极充分地利用了这次学习的机会。他学了语言。先学了世界语,接着又学了英语。而更多的时间,是与皮雅杰一起切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时,皮雅杰正在翻译《资本论》。

  委员会的第四项任务是与外界进行联系。这种联系不但出于组织上的需要,而且是出于思想建设方面的需要。政治犯身陷囹圄,心系国家。他们经常发间:外边,政治局势如何?外边,党是否还在活动?当知道外边党不但存在,党在活动,而且党一直关注狱中的同志时,大家就会觉得长期服刑、备受折磨还值得,今后的日子再长,也可以熬得过……

  与外界联系的任务,大都落在约瑟夫的肩上。

  上面提到,在1931 年4 月的绝食斗争中,约瑟夫起到特殊的作用。这引起了当局的注意。当局遂做出决定,要使危险的约瑟夫离开列波格拉瓦监狱。

  1931 年6 月,约瑟夫被解往马里博尔监狱。

  他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诸位战友,尤其是莫萨·皮雅杰。

  马里博尔监狱的名声比列波格拉瓦要坏得多。

  约瑟夫来到马里博尔监狱时,狱中有4 名政治犯。他们还被关在单人房间里。为了实现几个人合住的要求,4 个人曾进行了长达10 天的绝食,但狱方没有让步。

  约瑟夫同样被关在单人房间里。但他总有办法与原来的4 个同志进行联系。约瑟夫与大家商定,大家团结一致,持续不断地提出抗议,迫使狱方接受条件。

  这一招果然奏效,没过一个月,狱方答应了5 人合住的要求。

  他们合住后,立即组织了起来。

  这里政治犯人不多,与外界的联系也很困难。组织起来的主要任务是进行自我教育和学习。

  这里生活条件很糟:伙食差得难以下咽,房子里没有取暖设备,没有灯,臭虫多得吓人,而且没有法子捕捉、消灭。

  在此与约瑟夫一起服役的乔拉科维奇回忆说,那时的约瑟夫,形容消瘦,面无血色,一身囚衣,看上去活像个苦行憎。乔拉科维奇说,约瑟夫很少笑出声来,但不笑则已,一笑纵情。

  乔拉科维奇说,那时他们也有欢乐的时刻:围坐在一个想方设法才弄到的旧铁火炉四周,大家合抽一支香烟,自称是“资产阶级”;有时,布罗兹大谈布尔什维克革命——这是犯人得意的话题。有些夜晚他们组织晚会,先唱国际歌,接着唱其他革命歌曲,最后则哼起小调,开始还算柔和,最后是扯开嗓子蛮唱,直到警察前来干涉为止。

  政治学习是他们的主要活动。他们被派裱糊纸袋。一来占去很多时间,后来,大家想出主意,进行流水作业,这样不但节省了时间,而且可以剩余更多的纸张来裱糊、伪装政治书籍的封面,掩警察之耳目。

  1933 年11 月的一天,约瑟夫得到了服刑期满的通知。

  约瑟夫服刑期间,南斯拉夫政治进入了最黑暗时期。这时,不满的已不只是**人。

  1932 年12 月7 日,农民民主联盟包括马切克在内的9 名领导成员在萨格勒布开会,对时局进行了分析,并起草了《五点声明》,谴责1929 年1 月6 日的独裁统治。这《五点声明》写得痛快淋漓,实属南斯拉夫政治史上难得之文献。现抄录共飨:

  一、信守民主政治原则,我们认为民族主权是任何国家组织的支柱,人民本身是一切政治主权和一切公共权力唯一的、色无仅有的源泉。

  二、鉴于农民作为一个集体概念乃是一切民族文化、经济生活、社会结构(建筑)

  和道义价值的体现者,它还包括人民的大多数,因此,农民必须成为我们整个生活的组织的基础。

  三、我们指出,从一开始起就强加给克罗地亚和萨瓦河、德里纳河和多瑙河此岸的我国各地的塞尔维亚霸权,由于它直接借助于暴力和不道德的方法,由于它掌握着国家的全部权力,因此,它起着极为有害的作用:破坏道义价值、一切进步的机构和成果、人民的物质财富以及他们的精神和平。在自1929 年1 月6 日起建立的**主义政权统治下,这种情况达到了顶峰。这个政权加强这一霸权,带来了种种致命的后果,甚至还取消了公民的自由和政治权利。

  四、在这样一种严峻的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得出不可避免的结论:迫切需要回到1918年,把它作为出发点,进行坚决的和组织严密的斗争,反对这一霸权,将它排除出我国,从各地消除它滋生的一切权力和影响,赶走它的代表人物。

  五、唯有在这一前提下,才能着手建立新的国家共同体制度。现在我们不详细论述这一共同体赖以建立的基础,但它原则上应该建立在下面这一思想的基础之上:这一共同体的一个或几个成员对其他成员不占优势,它将是建立在它的成员自由意愿基础上的利益联合体,每个成员。即联合起来从事把协商确定的、符合共同体普遍利益事务的全体成员,都将能够确保单独的利益和共同的利益,从而保障塞尔维亚人民、克罗地亚人民和斯洛文尼亚人民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进步和繁荣,使用其他语言的少数民族的特殊利益将得到充分的保障。

  这声明一经公布,便惹怒了当权者。马切克随即被捕。初审时判了他20年的徒刑,好不吓人。后来,贝尔格菜德国家保卫法庭重新审讯,他最终被判处3 年监禁。他被关进了米特罗维察监狱。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正是:铁窗风寒温情少,牢底未穿苦事多。

  自保自慰勤功业,未来疆场与尔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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