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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最后的岁月 一、晚年和晚年的交游
汤显祖的晚年，可以从万历二十九年（1601）他五十二岁正式罢职闲住算起，仕进的道路已经断绝。他以茧翁自号，很少外出，外出以省城南昌为最远。他的全部戏曲创作已经完成，离开他去世还有十五年。
汤显祖三十八岁从南京回乡探亲时，写了一首诗《二京归觉临川城小》。十一年后他回家定居，感到难以适应的不是狭隘的空间，而是心灵上的孤单和寂寞。长年宦游之后，得以和家人团聚，不失为一大乐趣。他在初归《却喜》中说："南游北望成何事，且及春光报眼前"，这是他对双亲的感情；《初归柬高大仆应芳曾岳伯如春》诗说："直是故人抛来得，欲开三径与盘桓"，这是他对同乡先辈的依恋。那时没有现代人享有的通讯手段，与世隔绝对一个文人来说，那是太难受了。
在这样孤寂的心境中，才可以设想当他的友人、以前的长官南京礼部尚书姜宝的儿子士昌，在他回乡的同一年前来江西参政上任时，他是多么高兴："身是尚书旧官属，今朝公子到南州"（《闻姜仲文参江藩，惊喜漫成二首》）。每次相见，士昌都关切他说他的友人消瘦了。"为文宁自伤，情多或为累。感君珍重意，承眶不能泪（《答姜仲文》）。他们的私人友谊由于政治态度相近，显得更加相投。万历三十五年，姜士昌上了一道奏疏，认为去年首相沈一贯和次辅沈鲤，一奸一忠，同样罢官。有失公允。姜士昌因此连降三级，后来有人为他说话，竟然再降为广西兴安典史。汤显祖为他写的《高致赋》序说：姜士昌"破手作大机宜文字以去"。他又在《答姜仲文》信中说："非仁兄一疏，千秋不知四明（沈一贯）事"。而《明儒学案》卷五十八《顾宪成传》指出，姜士昌的奏疏秉承顾完成的意旨。
这就牵涉到汤显祖和东林党的关系。东林党是晚明万历后期由在野的士大夫逐渐形成阶的一个反对派，因顾宪成、高攀龙在无锡东林书院讲学而得名。它既是一个松弛的政治集团，又是理学的一个流派。政治和理学的结合，使得他们过分注意于抽象的道义之争，有一些争论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关系不大。如果说东林党的政治主张在很大程度上从理学出发，汤显祖则更多地从当时的现实着眼。这是他们的差异之一。
万历二十一年，吏部考功司郎中**星削籍，礼部主事顾允成、行人司行人高攀龙被斥退，吏部左侍郎赵用贤罢官，次年吏部文选司郎中顾宪成被削籍，都是由于同首相工锡爵政见不合被排挤"万历二十六年他们集合同志在无锡聚会，三十二年东林书院才正式成立。这时汤显祖已经退居林下，没有离开江西省境，不会参加他们的会社。开放言路，反对宦官于政，反对矿税，是东林党的三项具体主张，而汤显祖在奏疏《论辅臣科臣疏》（1588）、诗《闻罢内操喜而敬赋》（1585）、《闻都城渴雨，时苦摊税》（1598）以及其它作品中也曾多次有力地加以表达。可以说这不是谁影响了谁，而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但他既然没有参加会社，他的思想和行动都是独立的，这是他和东林党的又一差异，但不排除他们之间相互支持。
王锡爵曾对顾宪成说："当今所最怪者，庙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宪成说："吾见天下之是非，庙堂必欲反之耳（《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六）。首相和人事部门主管、吏部文选司郎中可说针锋相对。万历二十一年汤显祖量移遂昌知县时，吏部考功司主事顾宪成在权限之内提出让汤显祖复任南京礼部主事或太仆寺丞，不得已而求其次，先做南京刑部主事也行，但都被玉锡爵和他的后任所阻止。因为汤显祖的《论辅臣科臣疏》曾为冒犯王锡爵而降职的高桂、饶伸鸣不平。
东林党的另一领袖人物高攀龙在《答汤海若》信中说："及观赐稿《贵生》《明复》诸说，又惊往者徒以文匠视门下，而不知其邃于理如是"。《贵生》《明复》诸说，当是指丁此召刊行的汤氏著作《粤行五篇》，这是汤显祖和高攀龙在理学思想上的共鸣。
**星和顾宪成、邹元标齐名，称为三君。他通过江西参政姜士昌向汤显祖索取有关《尚书》的时文以供儿子学习。汤显祖的复信将**星比为力能兴风降雨的真龙，朝廷不想用。朝廷如果真的有心为天下呼风唤雨，那么像自己那样有点儿像龙的人也一定会被重用，何况像**星那样的真龙呢。这表明他们互相钦佩的程度。
晚辈如万历三十五年进士顾大章，在汤显祖卒前一年，不远二千里，亲自前往临川，以亡父的碑文为请。十年之后，顾大章因反对宦官魏忠贤，受迫害致死。
汤显祖《与喻叔虞》书信说，他"在外最为吴越诸少所爱"，"诸少"显然包括倾向东林党的新进士大夫在内。
万历三十三年，到任不久的漕运总督兼凤阳等府巡抚李三才遣使迎请汤显祖到他的任上。他们友谊深厚，政治观点相近，但是地位悬殊，他以感激的心情婉言谢绝，正如他答谢前任漕运总督李化龙的专车慰问一样。李三才曾再三启奏，要求废止矿税，并采取强硬手段迫使矿使宦官陈增和他的爪牙在他的辖境内不得横行不法。潜运是明朝财粮收入的重大支柱。李三才建议以漕运北京的粮食折银二十万两作为浚渠建闸的费用，如果不被批准，他就以辞职为请。万历帝接受他的辞呈，却又迫于舆论，不任命继任人选，李三才仍旧照常管事。万历帝病急时，他的皇太孙出世时，都曾下沼废止矿税，但很快收回成命。李三才怪罪内阁首相沈一贯没有据理力争。
万历三十八年，顾宪成从东林书院致书内阁大臣叶向高和吏部尚书孙丕扬竭力为李三才声援，御史吴亮又将两封书信在邪报（相当于政府公报）上正式发表，一时朝议大哗。次年春，李三才自行离职。汤显祖《与马梁园（犹龙）》信说："径阳（顾宪成）兄书大有义味，而细欠相量，乃致疑然并作"。马犹龙是汤显祖的同年进士。不知道是马犹龙将此信传给顾宪成，还是汤显祖另外又有信给顾宪成，顾宪成《与汤海若》答复道："独弟血性未除，又于千古是非丛中添个话柄，岂非大痴。幸者兄一言判此公案"。"一言"当指"大有义味，而细欠商量"等说法。汤显祖对友人的同情、支持和善意批评，以及顾宪成的乐于接受规劝都很难得。
可能在同一年，即万历三十八年，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侍读学士汤宾尹被任命为会试同考官。据说考试中发生作弊情况，原因是汤宾尹对考生韩敬有私心。韩敬考取为状元，不久汤宾尹和韩敬被弹劾，先后罢官。汤显祖竭力为韩敬辩诬，他的《寄韩求仲（敬）》信说："不佞显祖款启寡识之人，忽见门下应制诸作，风骨情神，高华巨丽，晻蔼流烂，若刃之发于删，而鐻之疑于神也。横目之徒，皆足惊殊叹异。而所遇稍有心期者，反复疑诽，力巨者逾甚。不佞所以辩说赞唱百端，觉为衰沮。第云子善于宣城乃尔。不已冤乎"。宣城指汤宾尹，他被东林党指为宣党，这是从当时政治派系的较量着眼。汤显祖则从韩敬的才学着想，认为说他作弊是天大冤枉。这是他同东林党的唯一分歧。这次争论本身并不具有原则意义。韩敬在汤显祖去世后五年，编刊了《玉茗堂全集》。编辑并不认真负责，差错很多，可说辜负了汤显祖对他的期许。①汤显祖守正不阿，洁身自好，很少同内阁大臣、尚书、督抚来往。他曾致函辅臣余有丁、陈于陛，希望得到他们的援手。出于师生之谊，在当时是名正言顺的。由于他们不久去世而未遂。同乡谭纶在升任兵部尚书之前曾接受少年汤显祖的厚赠，后来汤显祖到尚书府求见，却尝到闭门羹。上面给陈子陛写信时，汤显祖四十五岁，其他都是他青年时的事，后来到晚年这种交往更加严格。休官家居后，同乡吴道南被召人阁，汤显祖写信祝贺，因为对方也对自己很有好感。②这是汤显祖逝世前三年的事，当然不是为自己再度出山而进行活动。
青年时，汤显祖不愿高攀首相张居正，直到张死后他才中进士，后来当汤显祖贬官广东时，却向他被流放的儿子致以慰问。汤显祖对同乡和老师内阁大臣张位的关系与此相似。汤显祖在遂昌知县任上渴求重返朝廷时，张位并未援手。万历二十六年张位罢相后，他们之间的师生之谊好像得到新生，来往频繁起来了。张位去世后，汤显祖还向友人关切地询问他侍妾一真夫人的情况，要求张家的继承人不要亏待她。
万历十八年，李贽的《焚书》初出版，汤显祖写信给苏州知府石昆玉："有李百泉（贽）先生者，见其《焚书》，畸人也。肯为求其书寄我骀荡否？"汤显祖逝世前二年，石昆玉官升到大同巡抚，他寄给汤显祖一首七律，以杜甫对李白的深情比喻他对汤显祖的友谊，同时又以自己的部分俸金作为馈赠。汤说友人为朝廷镇守边疆，他应该以西汉的卜式为榜样，以躬耕所得，慰劳将士，怎能以"颓拓无用之人"反而接受他的厚赐呢。
汤显祖有一首诗很妙--《吴序怜余乏绝，劝为黄山白岳之游，不果》：欲识金银气，多从黄白游。
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
《玉茗堂选集》编者沈际飞评论说："（吴）序亦是妙人。闻说金休宁渴选者百计营之，而抽丰者往往于此取道。临川诗一贴清凉剂也。"汤显祖《答王宇泰》书信又说："来教令仆稍委蛇郡县，或可助三迳之资，且不致得嗔。字泰意良厚。第仆年来衰愦，岁时上谒，每不能如人。且近蒞吾土者，多新贵人，气方盛，意未必有所挹。而欲以三十余年进士，六十余岁老人，时与未流后进，鱼贯雁序于郡县之前，却步而行，伺色而声，诚自觉其不类，因以自远。至若应付文字，原非仆所长。必糜肉调饴，作胡同中扁食，令市人尽鼓腹去，又窃自丑，因益以自远。其以远得嗔，仆固甘之矣。"他不仅不愿意同那些官气十足的郡县地方官打交道，甚至以前的上司、江西巡抚卫承芳请他写文章，他也谢绝了。"第臣之壮也，尚不如入，况其衰乎"（《答卫淇竹中丞》）。他在措词委婉的复信中，并不掩饰他的牢骚不平之感。
上面说的是官场。汤显祖在文人中间也同样感到寂寞。虽然有时看起来，表面现象可能与此相反。试以屠隆、邹迪光、梅鼎祚同他的关系为例。
① 详见拙作《汤显祖年谱》1991 年增订本附录甲《汤显祖诗赋文集考略》。② 见《刘大司成集》卷十四《与汤若士》之四。
万历十一年汤显祖初中进士，礼部主事屠隆赠诗同他订交。次年，汤显祖分发到南京任太常寺博士时，屠隆已经罢官。万历二十三年，汤显祖在遂昌知县任上，屠隆为了探听丁此吕贬官的情况，曾到遂昌去探望。两人之间的友谊看起来几乎很不错。万历十六年，汤显祖在雨京任礼部词祭司主事，屠隆给他写了一千多字的长信，汤显祖只以一纸短简作答复。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屠隆信中有一段话："王元美（世贞）入山不深，为时弋出，可得免小草之诮否？余友沈君典（懋学）物故，海内山人游客无主。今遂当奔走司马门乎。恐司马业在山中久，倦于延接矣。两贤同栖，政不妨朝夕把臂。四海名不易得。若元美者词坛宿将，皮骨即差老弱，犹堪开五石弓，先登陷阵，愿足下无易廉将军。"王世贞长期居家休养，去年十月被任为南京兵部右侍郎，今年二月才去就职。汤显祖《复费文孙》信说："故王元美（世贞）、陈玉叔（文烛）同仕南都，身为敬美（世贞弟世懋）太常官属，不与往还，敬美唱为公宴诗，不能仰答，虽坐才短，亦以意不在是也。"王世贞和汤显祖地位高下悬殊，文学主张不同，这些都是明摆的事实，屠隆却把他们说成是"两贤同栖，政不妨朝夕把臂"。屠隆和汤显祖可以互道倾慕，彼此客套，远说不上是知己。屠隆可以在工世贞牛前，写信赞美他的文学才能"何所不有"，因此被列为未五子之一，到王世贞身后，却又在《鸿苞》卷十七《论诗文》中表示他对王世贞的不满。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说，王世贞去世后，邹迪光有意继承文坛盟主的地位。为了争取支持，他称颂万历三十四年出版的《王茗堂文集》说："宴兼北地（李梦阳）、信阳（何景明）六七君子而有之"，"孟坚（班固）而下，子建（曹植）以上，彼北地诸公能措一语乎"（《与汤义仍》）。高调超过了当年屠隆对王世贞的歌颂。万历三十六年，他收到汤显祖为他撰写的《调象庵集序》，说是"喜极发狂，大叫三日夜不止"（《复汤义仍》），甚至到词堂里烧香，祭告祖宗，然后付刻。他撰写了一篇汤显祖传记。汤显祖去信感谢说："始则欣然，继之咽泣，"然后接下去说："汉人未有生而传者，唐有之。《次（污）者》《种树》传最显。技微而义大，韩柳二公因而张之，为世著教。弟之阅人不如（圬者）承福、函物不如（种树）橐驼，雅从文行通人游，终以孤介迂菱，违于大方"。亦庄亦谐，这就令人难以捉摸了。邹迪光又有诗《寄赠临川汤义仍二首》说："四明既委化，兰溪亦冥骞，词坛勿朽事，匪尔孰与肩。"四明指屠隆，兰溪指胡应麟。当年北京赴试时，汤与胡曾有交往。胡氏《少室山房类稿》卷五十二有诗《汤义仍过余，适余命工栉发，欲起，义仍亟止余，对谈竟栉，因相顾大笑出。竹林风致，何必晋人。俄余鼓南归，兴会相思，辄有此寄》，同书卷五十一又有诗《汤义仍过访赋赠》。胡应麟后来投靠王世贞，列为未五子之一。钱谦益《列朝诗朝小传》评论他的著作《诗薮》说："何物元瑞（胡应麟），愚贱自专，高下在心，妍媸任目，要其旨意，无关品藻，徒用攀附胜流，容悦贵显，斯真词坛之行乞，艺苑之舆台（奴隶）也。"很可能是后来汤显祖对他的为人逐渐有所了解，所有同他有关的作品都在诗文集中删得一字不剩。而邹迪光说，由于屠隆和胡应麟去世，现在文坛耆宿首推汤显祖了。可见邹迪光对汤显祖说不上有深入了解。
汤显祖二十七岁时就和梅鼎柞结交，比他认识屠隆、邹迪光早得多。梅的父亲亲自写信给汤显祖，希望他带挚鼎祚，共同奔向美好的前程。梅鼎祚也出于罗汝芳之门，可说是同学。鼎柞家住宣城，有水阳江通航芜湖，而芜湖正是汤显祖往来南北两京的必经之地。他曾多次在宣城逗留。万历十四年（1586），汤显祖在南京任太常寺博士，鼎柞以所作传奇《玉合记》前来求序，《玉合记》迟于《紫萧记》七八年，它分明以《紫萧记》为范乍。《紫萧记》取村于唐蒋防《霍小玉传》，《玉合记》则取材于唐盂棨《本事诗》。许尧佐的《柳氏传》同它题材相同。两剧都以珍玩作为贯穿全剧的线索，而都不是原始记载所固有。紫箫自《大宋宣和遗事》亨集的金杯改换而成，玉合则出于作者虚构。《玉合记》的女主角柳氏，据《本事诗》是妓女，《柳氏传》把她改为李将军的幸姬。据小说，小玉为已故霍王之女，《紫萧记》改为霍王未死，而在华山出家修仙。据《本事诗》和《柳氏传》，李生不是王孙，《玉合记》才将他的身份拔高为皇族，他也上华山访道。两剧原是不同的故事，以《紫萧记》（未成）和《玉合记》前半相比，那就令人意外地感到大同小异了。《紫萧记》有两个同姓名的李益，《玉合记》则有两个许俊。他的侠义行为相当于《霍小玉传》的黄衫客。《玉合记》第六、九、十七出和《紫萧记》的第三一、十一、二十出部分雷同。《玉合记》第十一出和《紫箫记》第二十出都祈求花神成全好事，而花神都没有登场。《玉合记》第十五出《黄龙哀》、第三出《祝英台近》、第十一出《三段子》依次同《紫箫记》第二出《珍珠帘》、第十六出《探春令》、第二十四出《寄生草》有相似的曲句。《玉合记》和《紫箫记》以至玉茗堂《四梦》还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是南戏，都为宜黄腔创作（详细的论证参看拙作《梅鼎柞年谱》）。二十二年之后（1607），梅鼎祚创作了《长命缕记》传奇。吴江派曲家通过友人吕允昌对他的批评，他接受了："填南词必须吴士，唱南词必须吴儿"（《长命缕记序》）。《玉合记》中常见的相邻韵部通押以及每出不一定一韵到底的情况，在《长命缕记》中很少再见了。在同一篇序中他还不指名地提到汤显祖："间尔时某某何如，曰才矣；间词隐（沈瑟）何如，曰法矣。问章丘（李开先）《宝剑》何如，曰邑兹玉乃骡也。长江者，非天所以限南北那"。只要对当时曲家情况略有所知，就可以肯定"某某"指的是汤显祖。梅鼎祚的这一评论成为后来吕天成《曲品》沈、汤以法、才并提，而实际上是扬沈抑汤论的先声。梅鼎祚接受吕允昌的影响，而又反过来施加影响于昌的儿子天成。扬沈抑汤论实际上是梅鼎祚和吕允昌的共同见解，但是现在找不到吕允昌的有关记载，我们只能把它归之于梅鼎祚名下。
尽管汤显祖去世五年之前，梅鼎祚还邀约汤显祖到南京相会，信也写得很有感情："人生渐老，必回思骑竹嬉游处，弟与兄况犹忝声气之末，缔郡纪之交邪"。"弟年来渐衰，日夜寤寐愿见兄??兄宁乏剡中兴乎？"不指名的闪烁其词的指责，说明嫌隙已经出现，很难使友谊完好如前。三年之后，汤显祖启程往宣城，在南昌阻风折回，那是为了会见汤宾尹，而不是为梅鼎祚了。如果去得成，汤显祖还是会和梅鼎祚见面的，但情况可能和以前下一样了。
汤显祖在文坛上是寂寞而孤独的，因为他真正的知己都比他去世得早。
公安三袁和汤显祖是反对后七子的气义之交。袁宏道在万历二十二年踏上仕途，三年之后汤显祖弃官回家。汤显祖的《溪上落花诗题词》等可说是公安派小品文的先声。袁宏道《致江进之》评论说："妙甚，脱尽今日文人蹊径"。这正是他本人所追求的文学风格。汤显祖去世前二年，湖北石首工天根启茂前来从师，在汤家住了二十多日。汤显祖评阅了他的文稿，并为他的《义墨斋近稿》作序。临别时，汤显祖托他带给袁中道一封信和《玉茗堂文集》。信里追忆二十年前北京的那次聚会："都下雪堂夜语，相看七八人。三公并以名世之资，不能半百，古来英杰不欲委化遗情，而争长生久视者，亦各其悲苦所至，然何可得也，弟不能世情枪侧事，而于此无服之丧，无丧之哭，时时有之，更在世情之外。小修当此，摧裂何如？"逝者三人是袁宗道、宏道和工一鸣。袁宏道在四年前去世，只有四十三岁。袁中道给王启茂的回信说："读《王茗堂集》，沉着多于痛快。近调稍近元白，亦其才高识大，直写胸月乙不拘盛唐三尺，不觉其有类元白，非学之也。今人见诗家流便可读者，即以为同于元白，然则必诘曲聋牙，至于不可读，然后己那。且元白又何可易及也。王敬美（世懋）自云，生平闭目，不欲看元白诗。今敬美诗何如哉。"这些话既是对汤显祖这一些诗，实际上也是对公安派诗的非同一般的辩解。从这里可以看出他们之间同声相应的感通。信又说：汤显祖的来信"读之几欲堕泪"。那次相聚后，"未几子声（王一鸣）逝矣，又未几伯修（宗道）、中郎（宏道）逝矣。弟近复多病，存亡不可知，唯义仍年甚长，而饮啖愈健，岂非有异才，实有异福"。他想不到汤显祖同王启茂告别后就卧病在床，两个月后才略有恢复，他的好日子也已经屈指可数汤显祖给袁中道信中所说的"无服之丧，无丧之哭"，最使他悲愤的是李蛰和达观禅师先后被害。李蛰在万历三十年闰二月被捕，下月在狱中自杀。据礼科给事中张问达的弹劾奏疏，他的罪状是："壮岁为官，晚年削发。近又刻《藏书》、《焚书》、《卓吾大德》等书，流行海内，惑乱人心。以吕不韦、李园为智谋，以李斯为才力，以冯道为吏隐，以卓文君为善择配偶，以司马光论桑弘羊欺武帝为可笑，以秦始皇为千古一帝，以孔子之是非为不足据。狂诞悖戾，未易枚举。大都刺缪不经，不可不毁"。离经叛道的反封建思想正是他对包括文学在内的中国文化的一大贡献。封建官僚指名攻汗的这一部《焚书》恰恰是汤显祖致书苏州知府石昆王代为物色的读物，汤显祖《牡丹亭》所表达的强烈反对封建婚姻制度、追求个性自由的思想比李贽《藏书》卷二十九《司马相如传》早一年，两者可说不谋而合。汤显祖《读锦帆集怀卓老》诗说："都将舌上青莲子，摘与公安袁六休"。它恰如其分地指出李蛰对袁宏道《锦帆集》的思想影响。遗憾的是汤显祖和李蛰的交往很少在文献中留下踪迹。如万历二十七年（1599）李贽曾来到临川，为汤显祖亡儿撰写了正觉寺《醒泉铭》，只见于《临川县志》卷十。
李贽被害一年之后，达观禅师以牵涉到有关皇位继承的癸卯妖书案被捕，十二月在狱中去世，他同汤显祖的关系己有详细论述，不再重复。三年前达观晋京，汤显祖曾加以劝阻。他的用意正如同《叹卓老》一诗所说："自是精灵爱出家，钵头何必向京华"。这不是消极退避，而是对无畏的"我当断发时，已如断头"（达观禅师语，见《玉茗堂文》卷二《滕赵仲一生祠记序》）的"二禅"的珍惜和爱护。汤显祖《答江陵张维时四首》之四《瞧五交，哀二禅，送客自嘲》说："达公卓老寻常事，生死无交胜绝交。"南朝梁刘峻以势、贿、谈（巧辩）、穷（困厄）、量（心计）五交为动机不纯的友谊。这里汤显祖用来自嘲坐视他们被害而无力为助。他又有《恸世》诗说："便作羽毛夭外去，虎兄鹰弟亦无多"，可见他在恶劣形势下，眼看师友凋零感到何等沉痛。
随着师友一一离去，他不知不觉地把眼光转移到新的一辈人身上。汤显祖和近邻进贤知县杭州黄汝亨以及较远的新喻知县常州张师绎的友谊成为他晚年的慰藉，他们都是万历二十六年进士，比他迟十五年登科。他们各有《寓林集》和《月鹿堂集》行世，但成就不大。他同黄汝亨的交往至迟在万历二十年就已经开始。万历二十二年，黄汝亨请求汤显祖为他亡父撰写行状时，他提醒汤显祖文章不宜崛曲难解。这是可贵的忠告。黄汝亨官为进贤知县，相距不远，来往密切。万历三十三年黄汝亨升为礼部主事，离任时前往南城参拜长官。路过临川，得以相聚。他们欢宴到半夜分手。第二天早上，汤显祖乘轿子赶了十五里路，在东馆追上。又相叙三天才快快作别。两年后，汤显祖给钱希言的信说："贞父（黄汝亨）内征过家，兄须一诣西子湖头，便取《四梦》善本，歌以而入，如醉玉茗堂中也"。这是汤显祖戏曲刻印出版的最早记载。汤显祖临终弥留之际，还念叨着他、张师绎和汤宾尹。汤显祖逝世后一年，黄汝亨以江西学政旧地重游，哀痛地祭奠了他。
新喻离开临川五百里，现存汤显祖写给知县张师绎的两封信都不是泛泛的应酬之作。一封信说："谨以玉茗编《紫钗记》操缦以前。余若《牡丹魂》、《南柯梦》缮写而上。问黄粱其未熟，写卢生于正眠"。可见直到万历二十九年，《牡丹亭》、《南柯记》还没有出版，《邯郸记》则正在写作中。另一封信，按照编排顺序，似作千万历三十年，张师绎因父丧离任，他想为汤显祖在苏州一带出版一部文集。汤显祖认为自己古文不及诗赋。他评论所谓名家大手笔说："其赝者，名位颇显，而家通都要区，卿相故家求文字者道便。其文事关国体，得以冠玉欺人。且多藏书，纂割盈帙，亦借以传。"汤显祖写这几句话时，心中想到的既使他反感又使他羡慕的大名家首先就是王世贞。前首相徐阶、工锡爵、申时行都是王世贞的同乡、同郡或邻郡人，关系也很不错。他的《弇山堂别集》就得力于徐阶收藏的官方文件，汤显祖慨叹自己"弟既名位沮落，复住临樊僻绝之路。间求文字者，多村翁寒儒小墓铭时义序耳。常自恨不得馆阁典制诸记。余皆小文，因自颓废"。汤显祖可以创作出千古不朽的《牡丹亭》，但在另一方面，有时他也不能免俗。当时人把高文典册看作是藏诸名山的著作，而真正的文学作品只能算是"小文"。《四梦》既不算著作，也不包括在信中所说的"韵语"之内。"韵语"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是他的赋。用力勤，造诣深，在我们现代人看来，却算不了什么。
汤显祖晚年将眼光转到新的一辈人身上，上面说的黄汝亨和张师绎分别以邻县知县和同一省别县知县得到他的友谊，成为《牡丹亭》的最早读者，抄本和初刻本的最早收藏者，可说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当时文坛上的新人如董其昌、钱谦益、陶望龄都以翰林院的名流同他有书信来住；以小品文著名的王思任、竟陵派诗人谭元春、《拍案惊奇》的编者凌濛初、《亘史》作者潘之恒、《梅花草堂集》作者张大复，或者慕名求教，或者兼有识面之荣；许重熙和前面说的张师绎都以在苏州出版他的文集为己任，顾大章和上面说的韩敬也是文集的编次者，陈继儒和王恩任又是《牡丹亭》的校点者。汤显祖为张太和的《红拂记》、郑之文的《旗亭记》、周朝俊的《红梅记》、王玉峰的《焚香记》作了题辞或评语。其中最令人传诵的是他和张大复及李至清的友谊。
李至清，别号超无，江阴（今属江苏）人。他是一个非儒非释非侠的奇人。二十岁时从钱谦益隐于常熟破山，三年后在苏州尧峰削发为僧，后来又还俗从军。万历三十四年，他以僧装到临川玉茗堂求见主人。汤显祖留他吃斋，他说还要喝酒。奇情异采和他的豪侠气概引起汤显祖的注意。他问汤显祖哪些人是他的师友，天下之大又遇见了哪一些人物。汤显祖回答说没有遇见什么奇人，他的老师是罗汝芳先生，达观禅师是他的友人。他们都是古人了。达观有侠气，当今行不通，看来只有走罗先生那条路了。李至清听了，就到南城从姑山拜见罗先生的遗像。第二年九月，再回到临川时，他已是武十装束，腰带长剑，以诗集《问剑》请汤显祖写序。汤显祖序文结尾说："若吾豫章之剑，能干斗柄，成蚊龙，终不能已世之乱。不足为生道也。"豫章之剑，借江西丰城地下剑气冲天的典故，比喻自己空有才华，不在于位，对乱糟糟的社会现实一无所补。他是过来人，而李至清还年轻，走投无路，他却爱莫能助。
李至清一会儿慷慨激昂，一会儿意气消沉。他曾醉倒在临川妓馆的大路旁。有时为生计所迫，不免有偷鸡摸狗之类的勾当，引起当地人的敌意。汤显祖赠刀供他自卫。万历三十六年，他第三次访问临川回乡，将有北方之游。钱谦益即席赋诗为赠："胸中垒块三生误，脚底鳞峋五岳知。"这可说是他落拓江湖、浪迹四方的忠实写照。诗以"游燕莫问中朝事，紫柏龙湖是汝师"作结，提醒他以达观和李蛰被害为儆戒，不要干预朝政。李至清答诗以汤显祖和钱谦益作为知己。他的灾难来自另外一个方向。他平时在家乡，破口大骂富人都是养肥的畜生，积攒一辈子金银财主无非替大盗作看守。这时恰好有富人被盗，他以通匪嫌疑被捕。江阴知县许达道以雷厉风行缉捕盗贼而出名。汤显祖一面答复李至清，要他痛自仟悔，改邪归正，不要因外面有人为他求情而有恃无恐，一面却再三为他设法，他写信给南直隶常州镇江分巡道蔡献臣和常州通判陈朝漳为他说情，另外又写信向知县许达道的至亲、前江西巡抚许弘纲求援。可能由于罪证确凿或当地知县一意孤行，汤显祖不遗余力的斡旋只能延缓而不能免除他的死刑。汤显祖去信严厉告诫他，暗中却又为他费尽心机而不让他知情，用意周全，令人感动。汤显祖不会同情他的胡作非为，但他看出了李至清离经叛道，不同凡响；他要同旧生活决裂，而又找不到新的安身立命之地，只以能在沉沦中灭亡。这是时代的悲剧。汤显祖在某一意义上也可说是封建社会的叛逆，但他的社会地位以及理学和礼教的修养都在限制他，即使在无关实践的思想上他也不可能像李至清那样远离正常的辙迹，另一方面他也不至于像李至清那样消沉堕落，那恰恰是幻灭和绝望的表现。
张大复以《昆山人物传》和《梅花草堂笔谈》得名。他只比汤显祖少四岁。他到老仍是一名生员，按照当时的习俗，在进士面前那是地道的晚生或后辈了。他给汤显祖的信说："某自幼读先生之文，以为非人间语也"，但汤显祖对他以同辈相待。万历三十六年，李至清三访临川时，同汤显祖提到张大复，那时他双目失明已有十五、六年之久。三年之后，常州推官王命新将张的文集《嘘云轩文字》寄请汤显祖审阅。汤显祖为他写了一篇序文。《论语·阳货》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汤显祖的序文借用这句话说明当时文人熟习八股文，不管什么文章都写成八股文的熟套，以至性灵被埋没。他指出"才士之文"开始流行，不过是十多年以来的事。这个年代正好同公安派小品文兴起相一致。张大复也一样熟悉八股文，为什么能做到不拘一格呢？因为他写作时依仗的是灵性。同王命新一样，张大复也是汤显祖的崇仰者。他回忆三十年前汤显祖弃官回乡，顺访太仓，他已失明家居，会见汤先生的梦想始终未能实现。汤显祖想到他的处境，回信劝他不必耗费精力于八股文，不如多多留意《老子》、《易经》和《太玄》等经典，篇幅不大，而义蕴无穷，可以演绎或阐发成一家之言。张大复在回信中感谢汤显祖的好意，但他承认八股文是他的"糊口之策"，他痴心地盼望有一个儿子可能继承父业，因此不能听从汤先生的嘱咐，希望能得到他的理解和同情。再过三年，张大复整理了一份六世以来的家史，寄请汤显祖写一篇序文。张氏六世祖出身于受人轻视的赘婚，几代单传，有的早死，有的一辈子苦读而没有出头之日。大复失明之后，听得见他老母的声音，而看不见她的形容。老母病危时，他抚摸到她形体消瘦，不觉吃惊而下泪。倒是老母安慰他说："可惜儿子看不到娘，娘哪儿就会死呢"。不久，大复的女儿和弟弟接着去世。汤显祖序文说，他六十岁以后不愿读悲伤文字，怕自己早衰，心中难以承受，而《张氏纪略》使他不忍不看，不看完舍不得将它放下。已经看好，把它收起来了，却又出现在书案上。张大复回忆说，《张氏纪略序》寄到时，家人梦见亡弟叫人洒扫，好像有贵客光临，想不到应在这一篇文章上。它使一家人有如在严冬之后重见阳春，在长夜之后迎接黎明，哪能不有梦兆呢？汤显祖对残疾人张大复可说有求必应，从内心深处给以同情和温暖。这就难怪远在浙江嘉兴的许重熙和湖广石首的王启茂不远千里前来求教；为了就近从学，广东钟宗望甚至带家小在临川寄居三年。他从遂昌归来十年之后，后任知县和处州知府派人前来画像，在当地建立生祠，不少士子前来探望，那就更不在话下了。
万历三十二年（1604），内阁大臣朱赓七十大寿，他的女婿兵部武选司主事张汝霖通过临川知县约请汤显祖为他撰写诗文祝寿。张家同徐渭是世交，有不寻常的关系，汝霖和他的孙子《陶庵梦忆》的作者张岱又激赏汤显祖的戏曲和诗文，汝霖本人还是汤氏《间棘邮草》两卷本的刊行者，但是这时正当汤显祖被免职，两位哲人李费和达观又先后被害，他不可能对朱赓表示友好，便写信婉转地加以拒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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