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京大新学生
1926年 （大正十五年）4月，秀树升入京都大学学习。京都大学的校址，原来是第三高校的校舍。1897年（明治三十年），京都大学成立，三高才搬到现在的校址。
50年代的一个夏天的中午，已经是大阪大学教授的秀树来到阔别多年的京都大学校部去访问。
从校园北部的基础物理研究所——从前秀树天天在这里度过——到隔着位于今出川南侧的校部大院，以距离来说微不足道。但秀树在这里上班的时候，由于工作忙，加上不爱走动，很少到校部去。除非有非出门就不能办的事，他一天都待在研究室。
办完事后，秀树出了校部的正面门厅，用少有的沉静的心情，环视着他生活多年的校园。
正面，是涂着白漆的正门。对面隔着大街，是大学的教养部——从前的三高。门厅的前面，有一片很大的阔叶树林。他笔直地从门厅往正门方向走去，然后回过头来看他刚才走出来的建筑物——校部。校部的屋顶耸立着一个大钟楼，用巧克力色的瓷砖贴面的两层楼房，往两侧对称地延伸。
虽然统称为校部，但在里面除总长室、大学办公室和大会堂外，还有法学部和经济学部的好几间大教室。这幢建筑物，是秀树读三高的时候修建的，到这时已有了三十多年的历史。
呆呆地望着钟楼，脑子里就唤出各种各样的回忆。秀树进大学时候的总长是荒木寅三郎先生。荒木先生的富于特性的大脑袋，浮现在他的脑际……
在围绕着校部的树丛中，一块鲜明的白色映入眼帘。像是用白色颜料堆积起来的一样。那是玉兰花树，沐浴着初夏的阳光在从容地开放。
这是一个静悄悄的中午，附近不见学生的影子。30年前，秀树作为大学生经常在这一带散步。学生时代的彷徨和进取，似乎还历历在目。
是的，秀树的大学生活，就从这里开始。把视线从钟楼往左移，有一幢比钟楼古老得多的两层的砖瓦建筑。朝东的中央出口处，现在挂着一块“工学部燃料化学教室”的牌子。但在过去，这里是理学部的数学、物理教室。从京都帝国大学创建之时起，这座建筑物就在这儿了。不，在大学创建之前它就已经存在，因为这是三高的房屋，所以它有比大学还更古老的历史。
在这座大楼里进行研究的老师、教秀树们的老师，许多已经不在人世了。讲热学的石野又吉教授也好，讲电磁学的吉田卯三郎教授也好，都不在人世了。与秀树缘分最深的玉城嘉十郎教授，也与世长辞了。当时担任物理学的各位教授之中，如今还健在的只剩下讲光学的木村正路教授。
秀树不禁产生出人世沧桑的悲凉感叹。
作为京都大学学习的三年间，秀树过的日子比较单调。
在三高的时代，对啦啦队和体育活动，还有某种程度的热乎劲儿，还曾经为集体荣誉而热血沸腾。进入大学之后，这一切都烟消云散，除了学习还是学习。在三高的时候，为了专业的选择，秀树还多次迷茫过。
那种思想斗争还给人一种充实的感觉，这些，进入大学后都没有了。
进京大的同时，秀树的前进道路，除了成为物理学的研究家以外，已别无选择。他只能沿着这条路坚韧地走下去。
秀树入学的时候，父亲琢治正在担任京大理学部的部长。琢治本来不愿干，因大家劝说，并约定不干完两年的任期，只干一年就行了。琢治这才接受部长的职务。在开学典礼上，学生们一个一个地走到所属部的部长面前，在宣誓簿上签名。琢治默默地坐在桌子对面，当秀树来到面前时，似乎两人都有些尴尬。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进了京大以后，父亲对秀树的态度好了许多。可能是孩子已经长大了，还有就是听说秀树在入学考试中，数学成绩特别好的缘故。
京都大学的理学部从那时候开始实行学分制。在三年之内，只要得到必要的学分就行。此外，构成学分的“必修科目”也没有严格的限制，只有一个“范例”作参考。这是一个较为宽松的规定，表示必修科目的最低限度，没有要求绝对不能离开它。一中和三高所共有的自由主义氛围，在必修科目上都有体现。秀树觉得，这种学分制比较适合于他。
秀树不受“范例”的约束，到处去听数学课。在古旧的砖瓦结构建筑的最里边，有一间阶梯教室。秀树早早地去占位置，坐在教室的中间。
上课时，目不斜视地记笔记。对数学课的习题，他也很喜欢做。
担任微分和积分课程的是一位名叫冈吉的年轻讲师。他与秀树的大哥芳树是三高的同级生，因此他很早就听到了他的传闻。他是个了不起的秀才，在记忆力方面特别强。同时，他以具有天才般的推理能力而闻名。
冈先生的打扮确实不像一位大学教师，在穿西服的腰上吊着一条手巾，仅就这一点来看，恰似啦啦队的队员。冈先生在秀树他们入学初所出的练习题，难度极大，就像无视学生的知识程度，要给他们一个下马威似的。
一开始，学生们就被搞得晕头转向，不知所措。时间久了也就习惯了。接二连三地碰到难题，使秀树体验到一种惊险的味道。尽管在数学上下了一些功夫，但秀树的兴趣主要集中于正在兴起的物理学科——新量子论之上。那时是1926年，全世界物理学界的目光，都被这门新兴的物理学科所吸引。
2. 新量子论
新量子论的出现，给予世界物理学界的影响，或者说冲击是强烈的。
刚刚跨进物理学大门的秀树也受到波及。
那是秀树刚入学不久的事。在校园里，他看到了物理学会要在大学里举办演讲会的传单。演讲者是东京大学的长冈半太郎先生，他演讲的题目是 《物理学的今昔》。在很久以前，秀树就知道长冈先生的名字。 他认定长冈先生很快就会成为日本的最伟大的科学家。但怎么伟大，为什么伟大，他没有去认真思考。
在钟楼的大教室里，秀树夹杂在众多的听讲者之间，全神贯注地倾听这位大先生的演讲。越听越被长冈先生的风度迷住。他觉得，直接听他的演讲，比间接听他的大名印象更为深刻。
长冈先生说，自从二十世纪初，出现量子论以来的二十几年里，物理学现在正处于完成大变革的路途中间。这番话在秀树的心里激起强烈的反响。当时的长冈先生已经是六十开外的老人，但却有青年学生似的朝气蓬勃的热情。他的这种热情深深地打动了听众，全场一直保持着高昂的情绪。与此同时，先生那世界级的高见也使秀树佩服得五体投地。
听了长冈先生的演讲，秀树朦胧地意识到，在三高时代，他通过赖赫的著作所了解的旧量子论，将会出现某种新的东西。
那次演讲之后，秀树在丸善买到一本新出版的书，就是马克斯·保伦博士的 《原子力学的新问题》，是用德语出版的。书不厚，薄薄的一 百多页，但因为是刚刚出版，内容很新。
保伦先生当时是格钦根大学的教授。在他的门下，优秀的青年物理学家辈出。1925年，就是秀树刚进大学的那一年，他的门人之一海森堡就提倡新的量子论的学说。那时海森堡才23岁。保伦肯定了新量子论的重要性，与海森堡以及另一个年轻学生约旦三人发展了这一理论。后来，它与另一种理论，即波动力学汇合，成为今天的量子力学。
在保伦的书里，他抓住重点把刚刚问世、还在急剧成长过程之中的新量子论的概要做了总结。对刚进大学不久的秀树来说，新量子论是难懂的，但正因为其难懂，才有诱人的魅力。
从那时开始，马克斯·保伦先生成为秀树最敬爱的学者之一。后来，已经成名的秀树与保伦先生见过一次面。
那是1949年（昭和二十四年）年底，先生从斯德哥尔摩返回纽约的途中，在英国的耶金巴拉逗留了几天，因为他很想见一下保伦博士。保伦在很早的时候被驱逐出德国，最后在耶金巴拉大学定居。刚刚抵达站前旅馆，在秀树一行人面前出现了一位温和厚道的老绅士，他就是秀树崇拜已久的保伦博士。
也许是保伦《原子力学的新问题》给秀树造成的印象，他觉得保伦似乎是一位咄咄逼人的开创者。眼前的这位绅士与心中的形象拉开了差距。
秀树想，学者有各种类型，大体上可以分为甘与苦两类。保伦先生明显属于“甘”的比例比较大的那种类型。他觉得自己大概也是这种类型。于是，在无意识中，他与具有这种类型的优秀学者更为亲近。
大学一年级的秀树，很快就成为新兴物理学的热心的“迷”。这与校际比赛的啦啦队相比，也各有千秋。不过，在对抗赛中，不管叫喊得如何厉害，也不过就是一个啦啦队员。没有当选手上场的能力，也没有什么希望。而迷上新兴物理学就不同了。要不了多久，就会了解物理学的前沿动态，自己也将加入研究队伍，或许能够做出应有的贡献。
在大学时代，秀树如果到东京，一般住在大姐香代子家。因为大哥芳树在东京大学毕业后，立即应东北大学之聘，离开了东京。
大姐夫小川清一，是工学部出身，在当时的递信省的电力研究所工作。他们家住在东京郊外的大森。大姐夫是个数学迷，一见到秀树，马上就打哈哈。别的没什么可说，数学问题倒是可以讨论：
“秀树君，你为什么那么喜欢新物理学呢？数学能清楚地证明正确与不正确，不是更好一些吗？”
大姐夫喜欢西洋音乐。他学过谣曲，除此之外，对日本的一切音乐都不感兴趣。他只喜欢纯粹的东西，不喜欢暧昧的东西。因此，对秀树的专业颇有微词。秀树当然只有拼命地为自己的观点辩解：
“新的物理学今后怎么发展，我不清楚。但正因为不清楚，才觉得有趣。”
这种朴素的争论，争来争去没有什么结果。喜爱文学的大姐见他们一开始争论，总是到旁边来微笑着听。等话题谈到数学和物理的优劣论时，大姐就开始干涉了。她总是笑着说：
“瞧，又开始了。”
姐姐夫妇的长子岩熊那时还小。当父亲和舅舅争论时，他只顾在一边玩耍，有时也歪着头听一下。不过，这位小小的“旁听者”，在30年后也成了物理学家。以此看来，争论应当是秀树赢了。因为外甥跟着舅舅学了物理学，而没有受父亲的数学的影响。这或许也是岩熊自小就耳濡目染的结果吧。
二姐妙子的丈夫武居高四郎不向秀树挑战，也不讥笑秀树。二姐夫学的是城市规划专业。他干出了名堂，发展的势头很好，受到重用。这一点很中父亲琢治的意，所以把女儿嫁给了他。
在秀树进大学前后，二姐妙子带着几个孩子回到了京都，因为二姐夫当上了京都大学工学部的教授。这一来，在京都的家里又热闹起来。
3. 塔之段的家
由于没有自己的住宅，秀树家经常搬家，在他读三高进大学的时候又搬了好几次。一会儿住在下鸭，不久又搬到塔之段。到了塔之段，又在这里搬动了一次。最后在塔之段昆沙门町的一角住了下来。到了这里，他们一家才不再租房住，才有了自己盖的住宅。这里成了秀树父亲的最后的住处。
塔之段这个地名的来历，是因为从前相国寺的塔曾在这里。应仁之乱的战火，把塔给烧毁了，但石头阶梯还残留着，一直在相国寺的院内，被竹丛所遮盖。
大约在明治30年代到40年代，塔之段的竹丛被砍倒，开始开辟成新的住宅地带。京都大学创办时的几个教授，先在这里盖起了房子。在这块地段的最北端和最南端，住着京都大学的物理教授。他们的大住宅用土墙围了起来，显得宁静而幽雅。北头是水也敏之丞教授的家，南头是村冈范为驰先生。
村冈先生在秀树进大学以前就退休了，回到了故乡伊势。他在塔之段的住宅也卖给了别人。琢治就是从新主人那里买下了这块宅基的。四百余坪的宽阔的地皮的南侧和西侧，成了狭窄的道路，面对白壁土塔，蜿蜒地延伸开去。从这里路过的人，都称之为“万里长城”。
在那宽阔的地皮上，修建与之相应的房屋，要花一大笔钱。这在比琢治早些时候的大学教授是不难办到的。但是到了琢治这个时代，要修建那么大的房屋，是相当困难的。就连买一所旧住宅，也得费很大的劲。
再说，五个孩子要读书，光教育费就不得了。另外，琢治的兴趣太多。
他接连不断地买进昂贵的古书、古董和刀剑，也需要许多的钱。
母亲对住宅的问题一直很担心，但又不能阻止琢治买他所喜欢的东西。秀树已经是大学生了，有些话母亲也对他讲。当准备买房子的时候，她曾经对秀树说：
“照这样下去，一辈子都得租房子住，肯定身后什么也剩不下。这次准备买房，虽然有点勉强，但是，哪怕是借钱，也要置一所房子。不管怎样，总能留一所房子下来吧。”母亲说这些话时，表情严肃而诚恳。
秀树对家里的经济状况不太清楚，也可以说一无所知。但听了母亲的一番话后，也开始有了自己不能一辈子总靠父母供养他的想法。既然如此，该怎么办？也拿不出具体的方案。总而言之，继续一心一意地学习物理学，为将来打下基础，是怎么也改变不了的。
住宅买下了，经过一番维修，全家人高高兴兴地搬进新家。秀树每天从塔之段的新家上学。搬家不久，父亲琢治因年满60岁辞去了大学的工作。
在大学一年级时，数学课比较多。物理课开了两门，一门是玉城老师讲的“力学”，一门是石野老师讲的“热学”。
玉城嘉十郎先生的黑板字写得相当漂亮。他书写的西洋文字显得很优雅，如同行云流水一般，使人感到就像用变体假名写的和歌一样。他总是衣冠楚楚，一举一动都像个英国绅士。实际上也如此，玉城先生曾留学英国，毕业于剑桥大学。他在流体力学和相对理论方面业绩斐然。
他致力于古典力学的研究，对相对论也有深入的思考。他认为古典物理学已经具备了完善之美。因此，在当时还处于粗糙状态的新量子论，似乎不合乎玉城先生的口味。
石野又吉先生上课喜欢用德语。从他的风貌来看，也使人觉得他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德国教授。“热学”的主要部分，就是热力学，也就是秀树最敬爱的马克斯·普兰克教授完成的学问。普兰克用热力学来解决热辐射的问题，惨淡经营的结果，就是终于诞生了新的理论——量子论。
从而在热学课的内容方面，比起力学来，与新兴物理学的距离要近得多。
进入三年级后，就要接受某一位物理教授的具体指导了。秀树觉得玉城老师也好，石野老师也好，都可以在他们身上学到东西。
进入大学以来，秀树总的来说是顺利的。因为从只有一墙之隔的三高来到京都大学，不知所措的事还比较少。物理学科的同级生只有二十余人。其中像朝永振一郎、多田正忠、本村毅一、小岛公平等来自三高或一中的同学就有四个。加上数学科的同级生中的小掘宪、森誉四郎等，秀树还是有不少的老熟人。这些人后来都成了大学教授，走上了做学问的道路。
在大学里，没有体操，也没有制图，也没有体育和啦啦队，只要学习自己所喜爱的学问就行。中学时代的厌世观，在高校时期还有残余。
那时候，头老是昏沉沉的，怀疑是不是得了轻微的神经衰弱症。但自从进入大学以后，这种毛病已荡然无存。在大学里，也有一件不擅长的事，那就是玻璃手工。不过，也不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在大学里，有一件事使大家感到不安，甚至对前途也产生了怀疑，那就是谁都得接受征兵体检。
1927年（昭和二年）2月，秀树迎来20岁的生日。一年级也结束了，4月升入二年级。开学不久，就进行征兵体检。如果体质是甲种合格，在大学毕业的同时就得去服兵役。一想到关键时刻必须去服兵役，秀树的心中就掠过一丝不安。
大约是中午，天气很热，秀树到了体检场地。是在京区政府还是在一所学校体检的，他有点儿记不清楚了。
各个器官都要检查，最仔细的是眼睛，其余的都很简单。对秀树的检查很快，他已经超过了前面的几个人。在他的前面，有一个青年进展也很快，好像有点儿面熟。走过去一看，原来是石野琢二郎君，石野老师的二儿子。在学校里低秀树一个年级，进的是京都大学的医学部。
两人打了个招呼，就并排站在征兵官面前。
征兵官看了一下他们的文书，立刻说了声：
“丙种合格。”
然后，征兵官表情有些柔和地说：
“你们是年轻的大学生，去当兵埋没了人才，也发挥不了多大的作用。希望你们在学问上发奋，让世界知道有个日本就行了。”
听了这番话，秀树和石野觉得自己的责任更加重大了。
刚好碰上裁军的时代，不是那种非把大学生也拉去服兵役就兵源不足的时候。大哥芳树、二哥茂树也参加了体检，各自是第二乙、第一乙种合格。进了大学以后，秀树几乎不搞运动，大多数时间是关在家里和图书室里。身体比读三高时瘦了许多，脸色也越来越苍白。他估计自己应该是第二乙种合格。得了个丙种合格，出乎他的意料。身体倒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毛病，也不需要医治，只是弱了一点。眼睛在近视之外，还有一点散光。
总而言之，应当感谢这位征兵官。在秀树的前进道路上，兵役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在未来的学习生活里，只是一心一意考虑怎么做自己喜欢的学问就行了。他觉得自己的命运是多么的好。
4. 波动力学
在中国的谚语中，有这样一句，叫做“老天不让他闲着”。获得成功后的秀树常常想起这句话。为什么他身边的事情这么多！为什么尽是把他拖到自己不愿意干的事情当中去？为什么那些摆不脱的义务，那些总是干不完的琐事，十重、二十重地束缚着他的手脚？
也许是他的名气太大，许多事情需要他出面。因此，“老天不让他闲着”。
在秀树读大学期间，老天也没有让他这个大学生闲着。因为在他刚进入大学的时候，理论物理学的世界在不停地发生着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
1926年，是世界物理学界引起轰动的年份。这一年，修雷丁加的波动力学出台了。两年前，杜·布洛衣作为修雷丁加的先驱，提出物质波的时候，还没有引起如此大的轰动。这次的反响这样大，是有种种原因的。
许多学者因为海森堡流派的理论难以理解而不感兴趣，甚至还没有接触就产生厌恶情绪。修雷丁加的理论具体而实在，学者们一看就觉得有缘分，不知不觉对它发生兴趣。再有，修雷丁加的论文论证严密，很有说服力，学者们也为论文中的逻辑力量所折服。
物理学界沸腾了。不久，波及到日本。从老师和前辈的谈话当中，秀树大体可以推测出这件事情的重要程度。他预感到这件事会对他产生极大的影响。他想，这下可不得了了，再也不能糊里糊涂地过日子了。
二年级学生的秀树，只要有一点儿时间，就泡在物理学教室的图书室里。自己家里的书架上的那些旧书已经过时了。他想尽快了解在这一两年间，外国——主要是德国的专门杂志上所发表的有关新量子论的论文，看看都有一些什么样的新观点和新变化。
决心下得很大，但一开始调查，才觉察到对一个大学二年级的学生来说，这个计划太大了，简直就是一个沉重的包袱，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因为光在几家杂志发表的专业论文，就已经达到相当大的数量，而且每个月不断增添的新杂志上，一般都有关于新量子论的论文。
面对堆积如山的量子理论，秀树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才好。他用了较长的一段时间啃读各种各样的论文，努力从中理出一条线索。后来，又下定决心细心地阅读最容易理解的修雷丁加的论文。
在秀树的书架上，与普兰克的五卷本的《理论物理学》和保伦的《原子力学的诸问题》友好地挨在一起的，是修雷丁加的《波动力学论文集》。
在略呈橙黄的红色封面上，用黑色德文写着书名，封面上的红色，已经褪了许多。因为秀树的手不出汗，所以书上没有油迹，但已被他翻得相当陈旧了。
在杂志上登载的修雷丁加的单篇论文，秀树只要一知道，就马上找来阅读。从大学二年级到三年级之初，他完全成了修雷丁加的“俘虏”。
修雷丁加的论文，有一种使阅读的人非同意他的主张不可的强大的锐气，一看就使人着迷。他的论文方法与普兰克的一样，思想方法很单纯。
与此同时，在理论阐述上又相当透彻。修雷丁加想贯彻的，是他的“波动一元论”。
一年前，秀树所读的保伦的书，强调了自然的不连续性。写这本书的保伦，预想到包括时间和空间在内，一切都能还原到不连续的要素当中去。一年前，秀树想贯彻的就是这个理论。
修雷丁加想昭示出与之相反的一面，他强调自然的连续性，并加以论证，这就是波动一元论。秀树又被这一新的理论迷住了。在一年之间，观点发生质变，钟摆从一边移到另外一边。
其实，钟摆摆向哪一方都过了头。学术界把海森堡流派的想法和修雷丁加的想法统一起来，使连续性的侧面和不连续性的侧面共存。当然，这个理论不是秀树的发现。并且，这个理论也还需要完善。
秀树的求知欲特别旺盛，然而需要尽快消化吸收的新知识堆积如山。同时，学业也不能偏废，秀树的时间就更紧了。
要做练习，还要做实验。进入二年级，木村正路老师上“光学”课。
他专门研究与新量子论关系最密切的分光学——原子与分子的光谱研究。
对光学和分光学的实验，秀树也很感兴趣。他和木村毅一君结成一组进行实验。木村君也是一个物理迷，对实验比秀树还要热心。他提议暑假也返校做实验，秀树表示赞成。
专业研究者在假期不会休息，他们仍然在实验室做实验。但是，学生全都离校了，学生实验室里静悄悄的。在寂静的房间里，秀树与木村君一待就是几个小时。实验室里，在炭精棒和金属的电极之间，火花在叭哧叭哧地飞舞。把这光谱用照相机拍下来，然后进入漆黑的暗室里，用手摸索着钻石刀子，小心翼翼地切割着照相干版。
那种实验成功的快意，特别值得留恋。
5. 指导教师
尽管在二年级时还有一些迷惘，但一进入三年级就必须把专业定下来，接受一位老师的固定的指导。
从专业来说，木村老师的分光学与秀树所追求的离得最近。1928年（昭和三年）3月，木村老师请来一个名叫拉波尔台的年轻的德国理论物理学者，要他用英语讲原子光谱理论课。
听外国人用外语讲课，对秀树来说还是第一次。但拉波尔台讲的全部内容，秀树都听懂了。因为德国人讲英语，讲得不是太快，所以要好懂一些。加上讲的内容是他一直在学的，听起来就不成问题。
但是木村老师的研究室里，不接受专攻理论物理学的学生。
如果做分光学的实验，动不动就要求得有玻璃手工的基础。对秀树来说，单杠、制图和玻璃手工是三大棘手的活儿。
刚进大学不久，实验课上，就让同学制作名为体积膨胀计的简单装置。把玻璃管的一端，用煤气火焰烧化，把它团起来堵上管孔，接着把另一端一边烧一边抻长，抻成线似的细管就行了。看起来极其简单，可是秀树怎么都弄不好。一面在煤气火焰上烤，一面抻，还没等抻长的时候，嘎叭一声就断了。
而同学们却不费一点劲儿就做好了。就是制图不怎么好的朝永君，玻璃手工却做得不错。秀树怎么也找不到窍门，只好死了这份心，去做别的实验。
在做光谱实验时，要把玻璃管按用途变成各种形状，然后又把它们连接起来。秀树对此望而生畏。因此，他一开始就认定，自己没有资格进木村研究室。
父亲建议说，接受石野老师的指导如何？还建议他理论和实验双方都搞。秀树觉得这样也好，只是理论与实验都搞，是不是负担太重了呢？
这些事情，又带给秀树许多迷惘。
一天，秀树去拜访在石野研究室搞爱克斯射线实验的前辈河田君，听他介绍他正在进行的实验。
这时进来一个陌生人，一看就知道不是一个物理学的研究者。他与河田君谈的内容是定货的价格。
对秀树来说，他们的谈话完全是一个未知世界的人们的对话。他认为搞实验，是不是非得进行这样的商谈才行。如果是这样的话，他还是只能搞理论物理，别无选择。秀树一边听他们的谈话，一边这样想。
此后不久，秀树与朝永君和多田君三人，一起拜访了玉城老师。老师愉快地接受三个学生。
自此，秀树开始了专攻理论物理学的历程。
可以说，玉城老师的研究室有点儿“水泊梁山”的味道，这里聚集着各路“英雄”，在研究室各施其能。
大约有十来个大学毕业了好几年的人，在这里按自己的思路进行学习和研究。比起其他研究室来，这里的人要多得多。有几个是研究流体力学的，从玉城老师的专业来看，是理所当然的。有研究音响学的，也不奇怪。
玉城老师对音乐很有兴趣，在研究室里有风琴和古琴。据说他的琴弹得很好，遗憾的是秀树一次也没有听过。玉城老师对日本的吊钟的音响也感兴趣，常常听到来自研究室的钟声。
学生中还有学习相对论的，这也有它的道理。老师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发表过若干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除此之外，研究室里还有学习新量子论的人，这就属于特例了。因为老师对它兴趣不大。
西田外彦和田村松平研究的就是新量子论。老师尽管对这一理论有自己的保留意见，或许接受这方面的学生心中有些为难，但是，他对研究室的人们的自由意志始终是尊重的。只要不脱离理论物理学的范围，不管你学什么，他从来不干涉。就是几年做不出成果来，他也决不会把学生往外面赶。于是，大家学习起来思想很放得开。
当然，有玉城老师这样开明的人，研究室的气氛大不一样。对于秀树来说，因为习惯了森外三郎校长的自由放任主义，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异样。倒不如说正因为这里有“水泊梁山”的雅号，令人感到亲切，觉得在这里更能发挥独立意志，才最终选择了玉城研究室吧。
在进入玉城研究室的三个新手当中，多田君决定学习流体力学，朝永君与秀树专攻新量子论。
在数学与物理学两个方面，秀树应该学习的东西浩如烟海。在数学方面，原来对物理学没什么作用的高等代数，现在必须要学到群论，这是迫在眉睫的问题。在物理学方面，要补的课就更多了，要把古典理论与新量子论全部学好才行。
玉城老师给他们讲解解析力学。关于新量子论，由西田君和田村君两位前辈参与他们商讨。但更多的时候是处于自学状态。秀树认为怎么学习都行，但在三年级期间一定要赶到理论物理学的第一线。
这是十分繁忙的一年。
与秀树他们一起研讨新量子论的西田外彦君，是鼎鼎有名的大哲学家西田几多郎的长子。在很久以前，秀树就是西田先生的崇拜者。现在，学籍就在西田先生任教的京都大学，却不去听它的课，实在太愚蠢了。
于是，从三年级开始，每个星期都去听西田先生的“哲学概论”课，一节都没有缺。
当时，在年轻人中间，西田先生的人缘简直好极了。就连一些三高学生也来听他的课。法学部的大教室里，总是坐得满满的。西田先生把它的讲稿整理成一本一本的，像一部章回评书。每次上课，他都抱着大部头的书籍五六本登上讲台。尽管书很多，但先生从来不看，就让它们静静地在讲台上躺着。先生从讲台的这一头走到另一头，滔滔不绝地讲下去，给人以挥洒自如的印象。
西田先生是高度近视。在讲台上走来走去的时候，先生的眼镜常常闪闪发光。与其说先生是把固定的内容教给学生，不如说他像是在一边思考，一边自言自语地念叨。
他常常站住，打开讲台上厚厚的一本书，那准是某位著名哲学家的著作。紧接着，先生就著作的某一观点，说上一段痛切的批评的话语。
先生讲课的内容，时间一长就逐渐遗忘了。但是，当时对先生的印象却一直留存在秀树的心中。当了京都大学的教师之后，秀树还常常到京都的飞鸟井町和镰仓的姥个谷先生的府上去拜访他。哲学与理论物理学，在古代是连为一体的，如今相距得相当远了。只有和西田先生谈话的那一瞬间，秀树才感觉到两者之间的距离近了许多许多。
在秀树家的客厅里，悬挂着西田先生书写的“步步清风”的横幅。
每当看见它，就令人怀念起系着白色的腰带，稍稍弓着腰，一边思考，一边在京都的宅邸附近散步的先生的身影。
秀树曾为西田先生做过一首和歌：
彼处有镰仓，地处狭缝上。
此地有深谷，人儿仍思量。
在秀树拼命地接近理论物理学的第一线的期间，新量子论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量子力学这一新名称下的完整的理论体系，正在渐渐地接近完成。理论上的这些动向使秀树暗暗着急。
他想，必须自己去开拓的未知的旷野，到底留在哪里？如果用量子力学把原子世界完全理解了的话，他想成为理论物理学家，是不是下手太晚了一点？这些自寻的苦恼不久就渐渐明朗化了。
诚然，量子力学在接近完成，它应用于许多方面，在许多地方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但是，它还没有把全部学科覆盖净尽。在20世纪的理论物理学的两根支柱的量子论与相对论中，前者以量子力学的形式有了巨大的发展，然而在相对论方面，还没有与量子力学融合起来。
在量子力学中如何吸收相对论，换句话来说，相对论式的量子力学应当怎样去完成，这是对理论物理学家提出的重大课题。
谁知在秀树进入三年级的那年，即1928年，英国的年轻天才——狄拉克，发现了对电子的相对论式的波动方程式。这对秀树来说是个极大的刺激。与其说是刺激，不如说是一个小小的打击。不管怎么样，也得学习狄拉克的新电子论才行。它的毕业论文的主题，就是有关狄拉克的新理论的。
就这样，秀树繁忙的三年大学生活就告一段落了。秀树仍然什么也不是。但他今后的研究方向，却有了明确的目标。虽然还没有研究成果的结晶，但结晶的胚胎已经在开始成型。
马克斯·保伦在《原子力学的诸问题》的结语中说：
一个结晶是明晰的。但结晶体的集合体，还不透明。
秀树认为，在这个意义上，他只不过是结晶的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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