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的诗篇》这部小说在1929年出版，使泰戈尔众多的同时代人为之赞叹不已，他们请求诗人编写一部他自己的爱情诗集。勤奋不息的诗人于是在当年就创作出版了爱情诗集《摩福阿》，那些充满真诚的感情与青春活力的爱情诗篇，给读者以无上的感动与享受。
摩福阿，又译玛花，是一种于暮春时节开放的印度花朵，它生长在森林中某类质地坚实、枝干参天的大树之上，香气非常浓郁甜美。在孟加拉的农村中，这种花儿还常用来酿酒。初尝此酒时还以为是柔和的甜酒，然而它却能让饮者很快醉倒。这部诗集与泰戈尔早年的爱情诗相比，已有很大不同。它不同于《刚与柔》和《齐德拉》中对**的描写，亦异于《渡河》中的诗篇那种被拘束着的情感。《摩福阿》中的爱情诗热烈动人，语言也分外清新有力，体现出了成熟爱情的特质。
在这些诗作中，印度女性一改往昔顺从忍受的柔弱形象，成长为坚强独立的新女性。在《告别》中，爱情坚信自己拥有能够战胜死亡的强大力量；在《挑战》一诗里，妻子向丈夫表白自己绝不会是他前进中的负担，而是可以与他共同分忧、共同负重的旅伴；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无畏》这首诗，它昭示着人间爱情的真谛——以乐观精神去战胜命运：
心上的人儿，你和我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制作一个玩具叫做天国。
我们不会一边低声哼唱，一边叹息流泪。
我们不要用丘比特那又苦又甜的礼物
来修建我们的卧房。
我们不要软弱，我们也不要
跪在命运之神底脚下祈求恩赐。
没有什么可恐惧的，因为我们知道
你和我同在，而我也和你同在。
我们决心高举爱情的大旗
大步踏着山崖小路
去迎接那千难万险。
如果艰难的日子给我们带来痛苦，
我们不去寻找慰藉，我们也不求安宁。
在我们横渡凶险的大河时，
假如船桨折断或船帆撕破，
我们将在死亡面前傲然屹立，
并且深信不疑，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你和我同在，而我也和你同在。
自幼就与大自然无比亲近、而且十分热爱森林的泰戈尔，还奉献出了一部新颖别致的诗作——《森林之声》。这部佳作写于1928至1929年间，于1931年出版。
泰戈尔一向亲善自然，这是他作为诗人的一个颇具特色的个性。在1928年的雨季时分，他为桑地尼克坦以及农业基地什利尼克坦分别开创了崭新的节日：植树节和开犁节。节日期间有音乐、歌舞和诵咏吠陀经的仪式，它们简朴而又充满艺术气息。四乡邻里及加尔各答城里的人们总是纷纷如潮水般涌来。
在《森林之声》这部诗集中，泰戈尔描写了树木、鲜花、灌木林和藤萝等等五光十色的森林景色，并且满怀深情地咏叹一年之中百态千姿的季节风光和季节交替。整部集子就是一首对绿色大地的赞美诗。
开篇的那首诗题为《向大树致敬》，诗人以为大树代表着原初的精神，它从地底的幽暗中挺身而出，将地球“从梦中惊醒，并使她认识了自己的神圣祖先”。泰戈尔还将大树拟作“土地的勇敢的子孙”，他是向蛮荒之恶魔展开战斗并且“在他的王国中建立起草木葱葱的绿原”的英雄。作为诗人，泰戈尔将无数的礼品赠给大树，并且赞叹着：
呵，大树，人类的手足！我向你走来
作为人类的使者——受到你的精神的激励，
享受过你的浓荫的凉意——得到了你的力量的鼓舞。
我作为诗人向你走来——你那绿色的旋律使我心醉，我向你致以殷切的问候，同时
献上这不成敬意的几首小诗。
与大自然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的诗人在感情上早已与他居住四周的美好环境息息相通了。在《森林之声》所收入的作品之中，他对神奇自然界的独有景象逐一地进行展示、刻画与咏叹，并且让这些独特景物与人们之间形成亲密无间的联系，他把婆罗双树拟作陷于沉思之中的圣人，庄严与和平的体现者，他还写到了外国朋友送给他的会开花的藤蔓类植物、茉莉花架、椰子树和可爱的芒果林，以及水、光、天空、风和地平线。作为诗人的他，总是以交织着崇敬、感激与爱恋的心情去同大自然进行感情的交流。如在《芒果林》中，他这样写道：
呵，芒果林，使我心中感动不已的
对未知的向往，也同样激动着你的心。
你那盛开的花说出了与我同样的语言：
既有痛苦又有欢乐的语言。
1928年，除了继续小说、诗歌的创作之外，泰戈尔在一个对他来说完全是崭新的艺术领域内开始了辛勤的耕耘，这就是绘画领域。童年时代的罗宾就对绘画有着深厚的兴趣，看到乔迪楞德拉纳特哥哥提笔作画，他也曾努力地试图摹仿那神秘的游戏，但是他一直没有正式地练习过。而在1928年，他年过六十七岁却开始了绘画创作，并且在接下来的13年从未止歇。这之中的毅力和勇气实在令人赞叹。
泰戈尔一向以书写得整齐美观为快事，所以有的评论家将他的绘画与书法联系起来。诗人自己曾将自己的画称作是“绘画中的诗歌创作”。
他的画面起初是以简单的线条和图案开始的，而且他喜用凝炼直捷的手法，也从不调色，因此，实际上，绘画这个新形式正是提供给罗宾一个崭新的创作园地，使他心中种种纷繁复杂而又深藏不露的思绪通过这一渠道和方式有力地表现出来。如果说文学创作是他有意识的自觉的情感和思想活动的表现，那么绘画则是他潜意识里诸种情绪、直觉的真实流露。
1929年的3月1日，泰戈尔应加拿大全国教育委员会之邀，乘海轮启程前往那里，开始了他的又一次海外旅行。在加拿大的维多利亚和温哥华两地，泰戈尔作了两次演讲。前来听演讲的人们挤得水泄不通，并且为他渊博的知识而敬重他。泰戈尔还收到了美国几所大学的邀请，于是决定去那里访问。然而由于遗失了护照，他受到洛杉矶当地移民局无礼的待遇。深感因为自己是有色人种而受到侮辱的诗人，愤而中止了美国之旅，乘船抵达日本，在那里停留了近一个月的时日。
泰戈尔热爱讲究礼貌、纪律、天性勇敢的日本人民，也正是由于这种爱，他对法西斯势力拼命煽动起人民狂热的爱国热情更加感到痛心。
他曾在日本的公开演讲中，指出日本正在破坏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这种劣行将使得日本成为“一个活生生的现实的理想的魔鬼”，表现出了诗人的正气和非凡的勇气。
自日本归来后，泰戈尔来到了法属印度支那的西贡，短短的几天时间里，他受到了热情真挚的欢迎。7月里，他终于回到了印度。
1930年1月，泰戈尔启程到西印度去，并在古吉拉特邦的巴罗达城作了题为《艺术家的人格》的演讲。3月初，他去欧洲作访问旅行。5月初，在巴黎的皮加勒长廊，泰戈尔的个人画展揭幕了。泰戈尔的绘画中，有奇形怪状的鸟儿、花儿、人物和风景，有的人从他的画中看到了“原始主义”的影子；有的人品出了现代主义的味道；还有人则认为他的画反映了不和谐、嘲弄、冷酷、严峻和荒诞不经，与他诗人的朴素、宁静、幽居的形象完全相左。然而实际上，正如一个人会有和谐平静的一面，亦会有忧伤、冷峻的另一面一样，印度著名的泰戈尔评论家纳拉万教授对此曾发表这样公正而深刻的见解：
正如持久性与变迁、宁静与骚动在罗宾的哲学里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力量，正如死亡不是生命的否定，而只是生活交响曲的另一个乐章一样，宽厚与严厉，欢乐与痛苦也不应被看作单纯的对立面，而应该看作是在这一汪洋大海里的不同的波涛。
总之，个人画展在巴黎赢得了当地美术家及艺术评论家们的赞扬。5月底，泰戈尔在牛津大学作了演讲，演讲稿在次年以《人类的宗教》为题出版。在伯明翰和伦敦进行了个人画展之后，7月间，泰戈尔来到了德国柏林。尽管对纳粹主义颇感愤慨，他却仍对德国人民抱有深厚的感情。
此次德国之行更加深了他对科学家爱因斯坦的尊敬，随后他又在柏林举行个人画展，并到慕尼黑及其他几个城市访问。与此同时，在观看了德国的基督受难剧之后，受到启发的泰戈尔几天后就写成了一篇英语诗歌，取名为《御子》。
在日内瓦休息了一个月以后，泰戈尔又接受了苏联政府的邀请，前往莫斯科访问。关于这次意义重大的旅行中全部情况以及所见所闻所感，泰戈尔在当时写给家中的信里都作了生动细致描述。第二年这些信以《俄国书简》为题出版。
泰戈尔以前听到过许多反对苏联这个新型社会主义国家的言论，当诗人准备启程踏上去苏联的旅途之际，还有不少朋友企图劝阻他，说那里人民生活不幸福，社会秩序混乱。然而泰戈尔主意已定，他希望去看一看这个发生了翻天覆地革命的国家。此间诗人虽年过七旬，精神却愈来愈年轻、明朗。同他的青年、成年时期相比，晚年的泰戈尔似乎有着更加宽容的心态，更少保守的观念。诗人这样谈及他的心情：
到底到俄国来了，我所看到的一切都是奇迹。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和它相比，从根本上就不同。
泰戈尔在苏联这个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看到被压迫者如今成了真正的人。在短暂的时日，纯朴的人民成为充分解放与发展的人——自由、平等、按劳取酬、受到文明教育。身为一个教育家，他对苏联的教育状况也十分感兴趣：
我到俄国去，为的是去看看他们的教育制度。看到以后我感到非常惊奇。仅仅在8年的时间内，教育的力量就把人的心灵面貌都改变了。
……
这样多的人这样迅速的变化着，这是很难想象的事。许多世代以来开拓了的河床里涌起了教育的洪流——我看到了这一点，真是心花怒放。全国各地，从一个角落到另一个角落，普遍觉醒了，他们的一条新的希望的大道好像已经迈越了地平线——生活的浪潮到处都极其充分地激荡着。
泰戈尔看到苏联的教育正以惊人的速度普及着，他也意识到苏联发生的变化背后所蕴蓄的伟大的创造力。与此同时，诗人还看到了在革命中也有强制和惩罚手段的运用，他认为**是严重的灾难。虽然有的地方并不尽如人意，但他感到正如明月之上的阴影一样，这些因素也是不可避免的。
在莫斯科，泰戈尔对少年公社、孤儿们作了访问，与著名人士相会，并举办了画展，之后他从苏联来到德国，再次启程去美国访问。与前两次不同，泰戈尔这一次受到了隆重的礼遇。11月25日，纽约几百位知名人士举办盛大宴会欢迎他，随即他在纽约历史学会议上作了演讲。美国著名的女舞蹈家为协助国际大学筹募经费，亲自和她的舞蹈团举办了专场演出。诗人同情失业工人的生活，将演出所得捐赠给纽约市失业工人作救济金。泰戈尔的画展还先后在纽约、波士顿和华盛顿举行。在华盛顿，诗人还受到了美国总统的接见。
1931年1月，泰戈尔离开美国，取道伦敦回国，在海德公园饭店的午宴席上，他同肖伯纳作了一次长谈。
这次历时将近一年的旅行给诗人带来了丰富的生活经历和各种新鲜的感受，他对西方世界的了解更丰富、全面，而且，苏联整个国家为重建美好生活而奋斗的创造性图景更使他难忘。
归国后的泰戈尔发现印度当时正面临着一个严峻而又艰难的时期。
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波及几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激起了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也从沉落走向高涨。
1930年，圣雄甘地再次发起公民不合作运动，抵制英货、抵制政府委员。此次运动的规模较以前更为深广，全国城乡的人民群众几乎都被发动。面对斗争激烈的局面，英国驻印政府采用恐怖手段加紧镇压，一年间就逮捕国大党领导人和爱国者共达6万余人。成百上千的勇敢的孟加拉青年，仅仅因为对为自由而战的革命斗争表示同情，就被以嫌疑罪名投入了集中营。泰戈尔曾写诗向被囚禁的青年们表示敬意。后来，在希吉利的监狱中，两名爱国青年还惨遭杀害。消息披露之后，泰戈尔十分愤怒。于是，在加尔各答召开的一个盛大的群众集会上，诗人严正地表白了自己的态度。
除了人为的残暴之外，北孟加拉的大自然也肆虐起来，那里发生了洪灾，人民被迫离乡背井。为了救济灾民，泰戈尔将诗歌《御子》改编为孟加拉戏剧，更名为《御子之圣地》，在加尔各答上演，所得的收入全部用来资助灾民。
1931年3月，泰戈尔归国之后完成了歌舞剧《新气息》的创作，这部洋溢着春天气息的戏剧后来也在加尔各答的剧院中演出了。
第二年年初，正当加尔各答市民们为诗人的70寿辰准备之际，泰戈尔突然得知圣雄甘地因为进行第二次不合作运动，和国大党其他领导人一同被捕的消息。他立即请求中止庆祝准备活动，打电报给英国首相，抗议“盲目的镇压政策”。不久他又准备发表一个声明，却被新闻检查机构无理禁止刊登。一向认为英国人是讲公正的绅士典范的诗人，心灵和感情都受到了重创，加之欧洲之行时对法西斯暴行的耳闻目睹，他一改以往顺从忍耐的谦恭态度，不再祈求自我牺牲才可以换来的和平，当时创作的《问》这首诗则表露出他态度的转变：
我的神，一次又一次，你曾派遣使者来到这无情的世界；他们教导我们：“饶恕一切人。”
他们教导我们：“爱所有的人——从心底拔掉仇恨的毒根。”
他们值得崇拜，值得怀念，
但是在这不幸的日子里，
我却把他们赶出门外，
丢一个虚伪的敬礼给他们。
难道我不曾亲眼看见
在强者横冲直撞的侵略面前
正义的声音被扼杀
独自在暗中哭泣？
难道我不曾看见
热心的青年们在奋勇前进中
头颅撞着石墙遭到痛苦的死亡？
今天，我的声音窒息，
我的笛子吹不出歌曲。
我的整个世界消失在
漆黑的夜的噩梦里。
因此我问你，含着泪，一个问题——
那些毒污了你的空气的，
那些扑死了你的光明的
你能饶恕他们？
你能爱他们？
甘地的被捕，千百万爱国者的遭际，这无情的现实，使诗人泰戈尔的思想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他在这首感人肺腑的诗篇中陈述了自己对镇压手段的极端愤慨和对现实的无比失望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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