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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 风格迥异的姊妹长篇

  回到印度之后不久,罗宾·泰戈尔一直十分尊敬的五哥乔迪楞德拉纳特与世长辞了。乔迪楞德拉纳特是位才华横溢、多才多艺的人,他在罗宾开始走上文学道路以后,给罗宾以颇为中肯的建议和指点,是罗宾志同道合的亲人。兄长的去世给了罗宾以沉重的打击。他只是将悲痛的感情和颤抖的心灵掩在外表的沉默平和之中。迄今为止,罗宾早已多次与死亡会面,历经多次生离死别的凄楚之后,他总是这样说:通过死亡和悲痛,平静寓居在永恒的心灵里。

  同一年,即1925年5月,圣雄甘地来到桑地尼克坦。当时,随着1912到1922年不合作运动浪潮的消退,印度的民族解放斗争正值低潮时期。

  于是,在1924年底召开的印度国大党的年会上,圣雄甘地根据时局提出了一个建设性纲领,并将其作为国大党在当前的领导宗旨。这一宗旨包含着推广手工纺纱和织布、禁止饮酒、吸食鸦片和提高低等种族人民地位等几项内容。其中,采用手工进行纺纱织布这一项,甘地坚持认为它是赢得印度自治的重要而且有力的途径。

  在和平之乡此行中,甘地希望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成为自己革命宗旨的支持者。甘地努力强调手摇纺车的重要性,而泰戈尔则认为,用原始纺车手工纺纱对印度自治没有任何必要意义,不应当蔑视科学。甘地想说服泰戈尔的目的没有达到,但是尽管见解不同,两位伟大人物仍然彼此尊敬和热爱。

  后来,泰戈尔在《现代评论》上写了《纺车的道路》一文,阐述和发展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印度的贫困问题是不能倚仗手工劳动来解决的。甘地也在自己办的周刊《青年印度》上著文《诗人和纺车》作为答复。泰戈尔在随后写给甘地的私人信函中这样申明两人的友谊:虽然你为着自认为是真理的见解而猛烈地打击了我,但是我们建立在互相敬爱的感情基础上的个人关系将经受得住这一严峻考验。以后的事实也确实证明;尽管甘地和泰戈尔两人在性格气质、思想见解上有种种不一致的地方,但是那深厚的相互信任、尊重的亲切感却始终将这两位品格高尚的人紧密地联系着。

  同年年底,泰戈尔在加尔各答主持召开了印度哲学会的第一次大会,并且在会上作了关于印度民族文化及民族宗教的哲学意蕴的演讲。

  1926年初,泰戈尔又去勒克瑙参加印度全国的音乐会议。之后,他接受达卡大学的邀请,在那儿进行了一系列的演讲,还参观游览了东孟加拉邦的几个城镇,然后回到了桑地尼克坦。

  尽管有许多繁忙公务在身,泰戈尔的文学写作却并未止歇。他是一个天生的才思泉涌的人。除了将以前的两篇小说改为剧本之外,在这一时期,他的重要收获是创作了歌舞剧《舞女的膜拜》。

  这部剧作是在一个佛教故事的基础上构思的:国王信奉佛教,他的大儿子不信仰佛教,一心盼望早日得到王位,于是国王弃位出走,国王的小儿子也追随父亲,做了僧人。在印度,宫殿中舞女的地位十分低微。

  舞女师利摩蒂景仰佛陀,决心去膜拜佛陀的圣坛,新王以死威逼她,不许她信佛,师利摩蒂不屈而死。而新王的母后虽本来信奉佛,后来因为觉得是佛教抢走了自己的丈夫和儿子,于是转而开始反对佛教。

  剧情发生在春天里佛陀的诞生日。舞女师利摩蒂承担了向祭台膜拜的使命。公主觉得让地位卑贱的舞女担当这一神圣的使命太出格了,为了让师利摩蒂出丑,便决定让她改膜拜为跳舞,以亵渎祭台。深夜,舞女起舞,卸下自己豪华的衣饰,并虔诚地诵读膜拜的经文,她的奉献与无畏令公主感动得向她下跪,并乞求宽恕。

  舞女师利摩蒂以虔敬证实了自己心灵的崇高圣洁,也表明人为划分贵贱地位是非常不合理的。这亦是该剧的人道主义精神之所在。除此而外,剧中还真实细腻地展现了老王后的心理矛盾——真心地信仰佛陀与因丈夫和儿子主张佛教的非暴力而出走,所造成的家人离散之间的冲突。

  泰戈尔坚信,印度教一旦与佛教相融合,将获得新生。在剧中,他呼唤具有高尚品格的佛陀和佛教主张的怜悯、非暴力精神:

  世界今天为仇恨的昏聩而疯狂,

  冲突是惨酷而苦痛无边的,

  它的道路弯曲,它的贪心的束缚是纠缠的。

  一切生物都呼吁着你的新生,

  呵,无穷生命的你,

  拯救他们,发出你希望的永在的声音,

  让含着无限的蜜的财富的爱的莲花

  在你的光明中展开花瓣吧。

  ……

  人的心因着不安的烦热,

  因着自私自利的鸩毒,

  因着不知终止的饥渴而痛苦。

  广大的国家都在他们额上

  点上鲜红的仇恨的记号。

  ……

  呵,庄严,呵,自由,

  在你无量的慈悲与善良里

  从这世界的心上拭去一切的黑点。

  这正是泰戈尔作为诗人,对这个世界正义、和平与宽容的呼唤。

  《舞女的膜拜》在角色的安排上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特色,即剧中人全为女性。在印度社会中,无论是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抑或是印度教教徒,都信奉着一个传统的偏见,即女人不能登台演出。泰戈尔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充分证明了他可贵的勇气。剧本完成后的第二年,准备在加尔各答演出,当时泰戈尔从国际大学的女学生和名门闺秀中挑选演员,并亲自帮助她们彩排,这一切莫不是对当时世俗偏见的尖锐挑战。

  1926年5月,泰戈尔接受了来自意大利的邀请,启程来到了那不勒斯。当时,鼓吹民族主义情绪的法西斯主义者——意大利的统治者墨索里尼正被鼓吹为伟大的人物,泰戈尔也产生了错觉。抵达那不勒斯时,泰戈尔受到了热情欢迎,官员代表墨索里尼致了欢迎辞。后来在罗马,泰戈尔受到了由罗马总督主持的市长欢迎大会的款待并发表了题为《艺术的意义》的公开演讲,会见了墨索里尼。意大利的国王也接见了泰戈尔。泰戈尔还在热心朋友们的秘密协助下,见到了被法西斯分子软禁的哲学家伯奈代托·卡罗契。

  泰戈尔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墨索里尼的邀请和报界的宣传都是企图借他这位世界诗人的名义,扩**西斯主义的影响。因此当诗人离开意大利,抵达瑞士之后,才从罗曼·罗兰的来信中惊悉自己被欺骗、被愚弄的事实。与此同时,意大利的宣传机构将他的讲演内容作了极大的歪曲,以便为法西斯思想寻找有力的托辞。

  满心疑惑的泰戈尔为着了解事实的真相,又在欧洲继续旅行。在瑞士的苏黎世,沙尔多利夫人将耳闻目睹的法西斯暴行告诉了他;在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莫迪格利尼亚先生讲述了意大利众议院中一名因反对法西斯的议员横遭杀害的凄惨真相。骇人听闻的事实使得泰戈尔震惊了。他随即写信给《曼彻斯特卫报》,详细地说明了自己之所以访问意大利的原委和行程,并且以愤怒的措辞严厉谴责了法西斯主义。这样一来,意大利报界又群起倒戈,将攻击的矛头指向了泰戈尔。

  接着诗人又在欧洲作了五个月的旅行。在英国、丹麦等国短暂停留之后,泰戈尔来到了德国,受到隆重热烈的欢迎,总统接见了他,泰戈尔还与杰出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建立了友好的情谊。在布拉格,他观看了以捷克语演出的自己的剧作——《邮局》,然后从维也纳前往布达佩斯,途中因为旅途劳顿造成身体的不适,于是在巴拉顿湖畔作了一段时间的疗养。随后他先后抵达贝尔格莱德、索菲亚、布加勒斯特和雅典。最后,泰戈尔来到了埃及的首都开罗。为了迎接他,埃及的议会中止了议事日程,埃及国王还特地赠送给国际大学一套阿拉伯文的书籍。1926年4月,泰戈尔回到了印度。

  令人欢愉激动的旅行也给他带来了身心的疲倦,回到宁静安谧的和平之乡后,泰戈尔创作的舞剧《波多拉交季节的舞台》于1927年2月在桑地尼克坦演出。这一年的3月,泰戈尔踏上了西印度的土地,而且在此期间主持了印度文学会议。随后的酷暑时节,他抵临阿萨姆邦美丽凉爽的山城西隆。在那儿,他开始构思、写作长篇小说《三代记》。

  1927年7月,泰戈尔再次启程访问东南亚的诸国,这已经是他年过六旬的生命里第九次的出国旅行了。他所到之处,无论是新加坡、马六甲和吉隆坡,还是怡保、太平和槟榔屿,无处不受到热情的接待。在前往印度尼西亚的船上他写下了一篇赞美爪哇岛的长诗。在对爪哇岛和巴厘岛进行访问时,那里迷人的歌舞剧和动人的传统文化艺术也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之中。

  泰戈尔对印度尼西亚的访问,使得两国之间中断了几个世纪的文化交流得以恢复,而且两国之间的留学生交换也由此开始。此外,爪哇的蜡染技艺也是因为这一次的旅行而首次输送到和平之乡桑地尼克坦,并逐渐传至印度的其他地方。对那里的陵庙建筑、群岛风光、居民的热情,以及那里与自己的祖国印度的文化亲缘,都使泰戈尔难以忘怀这次印尼之行。离开印度尼西亚这个岛国不久,他又将访问的欢愉写在了动人的诗篇《萨格利卡》中。归途中,他还在泰国作了几天的访问,所到之处都进行了演讲,也受到了当地各界人士的热情欢迎。在曼谷大学,他还作了以教育为题的演讲。这一年年底,由于泰戈尔要在12月里主持和平之乡一年一度的庆祝例会,所以他结束了这次东南亚的宜人旅行。

  1928年,泰戈尔收到来自英国牛津大学的邀请函,请他前去演讲,于是他准备再次踏上出国访问的旅途。不巧的是,诗人在马德拉斯就病倒了,在当地休养了一段时日后他乘船来到锡兰,希望在那里恢复健康再前往欧洲。然而在科伦坡休养的10天里,他的身体状况并没有明显的好转,所以他决定暂时放弃这次访英旅行,又返回了印度。

  应老朋友的邀请,泰戈尔来到班加罗尔继续休养,在这3周短暂的时间里,诗人的创作从未停止。他不仅续完了去年开始创作的长篇小说《交流》,还创作完成了另一部长篇小说《最终的诗篇》。令人惊异的是,这两部风格迥异的长篇力作,是泰戈尔在同一时期创作的。《交流》是1927年泰戈尔开始构思的长篇小说中的第一部。他本想写一部家族小说巨著,但小说在创作过程中有了改变。在他完成第一部后,由于种种原因,他决定放弃创作这个宏伟巨著的计划,所以目前我们所见到的《交流》,只是这本未能完成的宏篇巨制中的第一部。

  小说的情节围绕库姆蒂妮和她的丈夫摩多休顿展开。出身于名门望族的库姆蒂妮,自幼受到旧式家庭的熏染,珍视名誉、自尊和教养胜于重视财富甚至生命本身。她美丽善良,又温柔隐忍,但是外表的柔和沉静并不能掩盖住她内心的尊严与自重。她的丈夫摩多休顿则是一个典型的暴发户,作为新兴的实业家和拥有百万家财的企业巨头,他精力充沛,极富开拓进取,但性格粗鲁而专横,视金钱为万能之物。

  性格与教养的不同使这对夫妻之间渐渐起了冲突:冷漠无礼的摩多休顿,把自己可爱的小新娘仅仅当做一件自己以金钱、武力夺取的附属品,认为她就像自己开的一家商号似的,理所应当地该归自己控制。而库姆蒂妮因为沿袭家族观念以及受印度教传统的影响,努力让自己成为标准的贤妻良母。但是一次次的争执过后,库姆蒂妮心中的叛逆精神觉醒了。而摩多休顿也逐渐困惑地发现,他可以控制妻子的**,却无法控制她的自由心灵和不羁的个性。

  《交流》这部小说中,那些细腻生动而又趣味无穷的心理描写是最引人注目的。而这种心理刻画在丈夫对妻子态度的微妙变化之中展现得最为动人。开始,丈夫对妻子的无礼、几近冷漠与粗鄙,然而后来这个常为小事就发怒、折磨别人的摩多休顿,却由于妻子坚决维护自己独立人格的抗拒渐渐对自己丧失信心。后来,倒是他对妻子生出柔顺之情和敬畏之意,而这些令他困窘,因为这些可是他从来没有在生活中遇到过的,他更不明白这是怎么产生的。

  其实,《交流》这部小说也有着时代的特征和印痕,它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印度近代社会中错综复杂的矛盾即宁可失去财富,也要维护尊严、教养和传统旧式望族与追逐金钱、权力、利己的新贵之间的思想和行为方式的激烈冲突。

  泰戈尔以多年的处世经历形成的冷静从容而又细致周详的目光观察着生活,孕育出一部反映变化纷坛时代的《交流》;与此同时,他心中的诗情依然蓬勃旺盛,又创作出一部其中约有一半是诗的长篇小说——

  《最终的诗篇》。

  这部有关青年人的小说立即成为孟加拉的畅销书。毫无疑问,它是一部极富抒情意味的作品。印度的评论家都认为《最终的诗篇》是一部无与伦比的杰作。由于它那诙谐而又妙趣横生的对话、富有诗意的场景、快速变换的节奏,令当时的孟加拉青年为之倾倒。

  作品讲述的是一个受过现代教育的孟加拉青年知识分子的故事。他生长于加尔各答一个高度欧化的家庭,曾留学英国,在牛津大学接受了现代教育,归国之后专心一意地从事着律师工作,前程远大。牛津大学的教育也给了他种种与众不同之处:他喜欢奇想;他渴望改善国家目前不太遂自己心愿的状况;渴望独创。但是,他突然遇到了一位与自己性格迥然相异的姑娘。使一切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姿容秀丽的姑娘是大学校长的女儿,她虽也受过极好的教育,却从不嘲弄别人的无知。她仪态优雅,感情深沉细腻,充满爱心而且具有深刻的思想。一向惯于在社交界中与小姐们**情游戏的他,无比倾慕这个女孩,并且在两人开始恋爱之后,他竟惊异地发现自己的身上原来也隐藏着真诚美好的情感。

  可是,这种真诚的内心体验和他多年来形成的种种习惯截然相反。

  她与他水火不容,以至于他在感到惊喜与幸福的同时,却又无比惶惑和感伤,因为他违背了自己的个性。善良敏感的姑娘也意识到,他爱的人不是真正的自己,而是他塑造出来心中的偶像。于是,为着避免悲剧的发生,她决定毁掉两人的婚约,给他自由。姑娘最后只给他留下一首感情深沉、动人心扉的诗,然后便像脚步声一样,永远从他的生活中失去了踪迹。

  《最终的诗篇》的叙事散文中织入了美妙的诗篇,泰戈尔圆熟、新颖的创作技巧,再加之长盛不衰的爱情主题和小说机智、抒情的笔触,使得这部小说具有动人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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