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始终是中国人民的忠诚的朋友。他曾在有生之年访问过中国，并做过演讲。他还一直是中国读者最喜欢和最尊敬的外国作家之一。
还是在1881年，刚满20岁的泰戈尔就曾对英国向中国输入鸦片毒害中国人民并获取高额利润的罪恶行径发表过书面评论，这就是他在孟加拉文杂志《婆罗蒂》上刊登的有名的论文——《在中国的死亡的贸易》。作者指出英国制造鸦片战争的罪恶，充满正义地讽刺英国商人丧失天良、一味榨取中国的财富的卑鄙行为。
1916年泰戈尔乘船去日本之际，曾途经香港。在日记中他赞美了中国的码头工人，看到他们虽身处烈日之下，但那健壮的身躯依然洋溢着生命的力与美，诗人深深地感动了，他从码头工人的身上看到了中国人民的力量和欢乐。在抵达日本后所做的演讲中，泰戈尔对日本炫耀暴力的倾向表示不满，并指责日本入侵中国山东的不光彩的举动。他宣传和平、自由、博爱和正义，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
1924年4月到5月，泰戈尔终于了却了自己的一桩夙愿——到中国旅行访问。4月12日，他应邀来到上海，在参观了龙华寺后，他与上海学术界人士会见并发表演讲。之后，他游览了杭州西湖，参观了南京的明孝陵，还访问了济南，在这三个城市都做了讲演。泰戈尔在抵达北京时受到数百名群众的欢迎，在北京，他在参观北海、法源寺、故宫之余，还多次与北京的文学社团如讲学社、新月社的成员及知名人士欢聚一堂并做了演讲，前来听他演讲的人多达数千。5月8日，新月社特地为他举行了生日宴会，席间演出了泰戈尔的著名戏剧《齐德拉》，还为他取了一个动听的中国名字——竺震旦。离开北京后，泰戈尔先后抵达太原和武汉，在那里作了演讲。然后从上海赴日本，结束了对中国长达一个半月的友好访问。
泰戈尔在华期间所做的数十次演讲中，除了向热情的中国朋友介绍自己的生平、讲述他的创作和种种感受与体验之外，诗人还深情地追怀了中印两国人民长达几千年的友好往来，并以亲切友善的敬意赞誉了中华民族辉煌灿烂的文化，表达了他盼望中国的尽快觉醒和富强的美好愿望。他这样说道：
“请允许我同你们一起，对你们这个国家生活的觉醒寄予希望，并能参加你们欢庆胜利的节日。我不是什么哲学家，所以请你们在自己心里给予我位置，而不要在公共舞台上给予我坐毡。现在，当我接近你们，我想用自己那颗对你们和亚洲伟大的未来充满希望的心，赢得你们的心。当你们的国家为着那未来的前途站立起来，表达自己的民族精神，我们大家将分享那未来前途的欢快。”
泰戈尔站在中国文化的一边，他在一篇《告别辞》中讲道：
“我记得我总觉得难受，每次我遇见不甚尊敬你们的那些人，他们是无情的，冷酷的，他们来到你们中间任意地侵略、剥削和摧残，他们忘怀你们对文化的贡献，也不曾注意你们伟大的艺术。”
泰戈尔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意识到西欧的物质文明是产生罪恶的原因，故而他也在谈话中明白地表达了如下的见解：
“余此次来华讲演，其目的在希望亚细亚文化，东洋思想复活。现在亚细亚青年迎合欧美文化。然而大战以来，竟暴露人类相食的丑态，西洋文明濒于破产。人类救济之要谛，仍在东洋思想复活的旗帜之下，由日本、中国、印度三大国民，坚相提携。”
作为中国文化挚诚的热爱者，泰戈尔致力于中国的研究。1937年，他亲自在和平之乡桑地尼克坦为中国学院的成立主持揭幕典礼，并做了题为《中国和印度》的公开演讲。国际大学的中国学院不仅是当时印度第一个从事中国研究的专门机构，而且从那时至今，一直是印度研究中国的中心。
对于中国之行的美好记忆一直令泰戈尔难以忘怀，1941年他在病榻上还口述过一首诗，追忆他在中国度过的快乐时光：
在我生日的水瓶里，
从许多香客那里，
我收集了圣水，这个我都记得。
有一次我去到中国，
那些我从前没有会到的人
把友好的标志点在我的前额
称我为自己人。
不知不觉中外客的服装卸落了，
内里那个永远显示一种
意外的欢乐联系的人出现了。
我取了一个中国名字，穿上中国衣服。
在我心中早就晓得
在哪里我找到了朋友，我就在哪里重生，
他带来了生命的奇妙。
在异乡开着不知名的花朵，
它们的名字是陌生的，异乡的土壤是它们的祖国，但是在灵魂的欢乐的王国里
他们的亲属
却得到了无碍的欢迎。
泰戈尔的日本之行使他深深地赞美日本国民的团结、顺从和忍耐的精神，他曾称日本为“亚洲的新日出”。但是在1937年7月7日，当日本军国主义者悍然入侵中国时，诗人非常愤怒。他不顾自己年老体衰，用自己的笔来谴责其侵略行为，并从道义上支援中国人民。
他曾以电报、信件、讲话和诗歌等种种方式表露自己的感情和态度。1937年秋天在病中发电给蔡元培等人，慰问中国人民：
“贵国人民此次对于所加于贵伟大和平国土之非法无理侵略，作英雄勇武之抵抗，余已不胜钦佩，并切祷阁下等之胜利。余之同情及余之国人之同情，实完全寄与贵国。愿正义与人道，由阁下等之凯旋，得以护持。”
泰戈尔同情中国的声音很快地传遍了全世界。日本政府企图通过“日印协会”来收买诗人，泰戈尔在给该协会的复信中有这样一段话，由此可以看出他的坚定的立场：
“我十分敬重和热爱日本人民。这便是为什么我不能坐视日本政府强以其帝国主义者的侵略使命加诸其人民的理由。在我看来，日本人民与中国人民，似乎是一样作了一幕共同的悲剧的牺牲者。……因此在感谢你与你的协会所给予我的厚礼和友爱时，我甚愿表示明白：我对于日本人民所怀的友爱，并不包含对于其统治者的悲惨政策。”
1938年1月，当诗人听到日本的战争刽子手们竟在佛寺中祈求胜利的消息，他义愤填膺，写下一首题名为《敬礼佛陀的人》的长诗，声讨丧失人性的杀戮者。
更可贵的是，为了从经济上援助中国的抗战，泰戈尔还组织了募捐活动，并第一个捐款。在国际大学，他率领师生们义务演出，为中国人民筹资。1938年4月，他还写了题为《致中国人民书》的长信，祝愿中国人民在英勇的斗争之中诞生出新国家和新民族的生命。
这一年7月，曾在和平之乡受过泰戈尔款待的日本诗人野口米次郎写来一封信，声称日本在中国的杀人行为是为在亚洲建立新世界的不可避免的途径，是“亚洲为亚洲”的战争。泰戈尔阅后满腔怒火，在复信中对这一言论作了有力的驳斥：
“除非你能够使中国人民信服，你们的军队轰炸他们的城市，使他们的妇女儿童等成为无家的乞丐——借用你自己的词句，即那些尚未被炸成“泥鱼的残骸”——除非你能使这些牺牲者信服，他们遭受的只是一种仁慈的待遇，此种仁慈的待遇在末了将拯救“他们的国家和民族”；否则，你殊不必再次游说我们相信贵国的高贵。”
在复信的最后，泰戈尔写下这样一句话：“敬祝我所热爱的贵国人民，不成功，只懊悔。”
泰戈尔在道义和行动上对中国的支持，中国人民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
茅盾曾这样说过：“我们敬重他是一个怜悯弱者，同情被压迫人民的诗人。”
1956年，周恩来总理也真诚地赞扬泰戈尔：“泰戈尔不仅是对世界文学作出了卓越贡献的天才诗人，还是憎恨黑暗、争取光明的伟大印度人民的杰出代表。……中国人民永远不能忘记泰戈尔对他们的热爱，中国人民也不能忘记泰戈尔对他们的艰苦的民族斗争所给予的支持。”
泰戈尔的文学创作也在中国读者的心中占有崇高的位置。从1913年泰戈尔获诺贝尔文学奖后，他的作品就在中国风靡一时。郭沫若、郑振铎、谢冰心、徐志摩等人的早期创作，莫不受到他的有益的影响。
郭沫若追述自己初读泰戈尔作品的感受时说：“我好像探得了我‘生命的生命’，探得了‘生命的泉水’一样。……那清新和平易径直使我吃惊，使我一跃便年轻了二十年！”他还把自己的文学创作的初始阶段称作“第一阶段泰戈尔式”，特点是“崇尚清淡、简短”。郭沫若的诗集《女神》中作于日本的《新月与白云》、《死的诱惑》、《别离》、《维奴司》、《鹭鸶》和《春愁》等作品，显而易见地受到泰戈尔的影响。他早年的泛神论思想中也有泰戈尔的影子。
1919年，冰心研读了泰戈尔的传略和诗文后，于是“心中不作别想，只深深地觉得澄澈——凄美。”冰心曾译介过泰戈尔的许多诗作，并在泰戈尔的诗作中觅得了自己心爱的题材——母亲和孩童。泰戈尔的短诗也影响了冰心，使她写出了诗集《繁星》和《春水》。应该说，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坛上流行的“冰心体”的诗歌、散文和小说中，显然也有泰戈尔创作的痕迹。
正如郑振铎在他所译的《飞鸟集》的序言所说的，我国许多写作新诗和短诗的作者，“大半都是直接或间接接受泰戈尔此集的影响。”
1961年，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许多国家都为泰戈尔诞辰100周年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活动。这一年，我国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了一套共10卷的《泰戈尔作品集》。此外，泰戈尔的作品也被选入我国中学的教科书中，而在大学文科学生的必读书目中，泰戈尔的作品则是必不可少的。
中国人民热爱泰戈尔。
在古代印度，随着奴隶制度的出现，印度特有的等级制度——种姓制度也逐渐形成。社会分为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四个等级。
其中，婆罗门是以祭司为职业的僧侣集团，是宗教和知识的垄断者；刹帝利是帝王将相，是权力和财富的主宰者；城市平民被归属于吠舍这一种姓；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是首陀罗，他们是奴隶，没有人身自由，过着最悲惨的生活。
种姓制度严禁不同等级的人交往与通婚，因此，在这个人人被打上种族烙印的东方文明古国，仅诞生这一偶然因素就可以决定人们一生的地位、职权与生存境遇。于是，每一个家庭，尤其是那些高等种姓都要竭力去维护自己家族的尊严与权威。
泰戈尔出生于怎样一个家族背景呢？查考他的家世是件极为不易的事。据考证，泰戈尔一家虽都是婆罗门，但正统的婆罗门却因为他们被称为“皮雷利”而对他们加以排斥。关于“皮雷利”这个词的确切含义说法不一，但据说是在很久以前这一家族违背了教规，接触了异教徒（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因此正统的婆罗门蔑视他们，就像蔑视低种姓的人们一样。
社会的排斥使他们到处流浪。在17世纪的最后的10年里，一个名叫般伽纳·古夏利的年轻人，离开了他在东孟加拉库尔纳区的家，来到恒河之畔，在距离英国人驻地不远的戈温德普尔村定居。那时候，戈温德普尔（现为加尔各答的一个区）还只是个小小的渔村，村里的人都属于低种姓。居民们见到一家婆罗门竟屈尊来这儿定居，心中的喜悦便油然而生。于是人们便尊敬地称古夏利为“塔克尔”。①此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塔克尔”这一尊称变成了这家人的姓。
①“塔客尔”系对孟加拉人表示尊敬的称呼，意即“圣”或“先生”、“神”、“主人”。
当年的古夏利家最早和英国商人打交道，并获得了专门负责供应外国船只食品的美差，从此生意兴隆、财源茂盛。由于经常和外国商人特别是同英国商人打交道，外国商人便自然而然地以为“塔克尔”是这家人的姓氏。这以后，古夏利家族姓又经历了另一次变异：由于英国人不能掌握印度生僻词的正确发音，所以他们又把“塔克尔”读为“泰戈尔”。
年深日久，“泰戈尔”——这“塔克尔”的英文变异就成为这家人的姓氏了。
就像家族姓氏的变迁和英国人密不可分一样，这家人的命运一开始也同在印度的英国势力结合在一起了。随着英国的政治势力和商业贸易在印度国土上的迅猛扩张，这个在昔日不起眼的小渔村也日趋繁荣，最终发展成著名的城市加尔各答，成为印度的新商业中心。泰戈尔家族也分享了这座城市的好运气，随着城市的发展而日益兴旺起来，依靠兴隆的商业活动和庞大的庄园作为后盾，一跃而起成为当时印度的名门望族。到了诗人的祖父德瓦尔伽纳·泰戈尔这一代，这个家族达到富裕昌盛的顶点。
德瓦尔伽纳诞生于1794年，他精明能干，家资丰厚，生活豪华，同时又乐善好施，为公益事业投入大量的钱财，因此被人们称作商业界的
“王子”。在当年的印度社会中，他是位出类拔萃的企业家、慈善家和社会改革家，享有崇高的荣誉。德瓦尔伽纳不仅拥有许多大庄园，而且所经营的商业遍布于各个行业，如硝石、蓝靛、糖、茶、煤等等。此外，他还有一支船队定期往来于英国和印度的海岸之间。他还开设了第一家以印度资金进行周转的现代银行——“联合银行”，组建了“泰戈尔公司”，妥善管理这些企业。在公益事业上，他总是慷慨大方地捐款资助加尔各答的众多的社会团体和社会运动，为创办加尔各答国立大学、加尔各答国立图书馆、加尔各答第一所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如今，当人们走过加尔各答国立图书馆的台阶前，最先看到的就是德瓦尔伽纳的塑橡。他对文化教育事业兴趣颇大，与印度的大学和医学院都有交往，并常常参加皇家亚洲学会的社会活动和学术活动。
德瓦尔伽纳思想进步，对于政治、宗教和科学等领域中的进步改革运动的支持，他从来都是不遗余力。罗摩·摩罕·罗易①及当时其他进步人士从事的改革运动，无一不从他那儿得到坚定有力的支持。当年，海上旅行被认为是对社会的一种叛逆并要遭到惩罚，而他却在1842年和1844年两次漂洋过海到英国旅行，并访问了英国女王和贵族，会见了许多著名学者、思想家和政治家。他的第二次旅行未能返回故土，1846年他在伦敦与世长辞，享年51岁。
德瓦尔伽纳共有三个儿子，长子代温德拉纳特便是我们这部传记的主人公的父亲。代温德拉纳特生于1817年，他的童年是在颇为豪华的生活环境中度过的，而这种奢华的生活在他青年时期则达到了顶峰。代温德拉纳特在慈祥的祖母、善良的母亲和富有的父亲的三重宠爱下长大。
然而这三方面的爱却不尽相同，甚至差异很大。祖母生活十分简朴，她只吃自己亲手做的饭菜，吃多少日子，就斋戒多少日子。平日里她总是不断地为家神编织花环，唱赞神曲。而代温德拉纳特的母亲在苦行和纯朴方面比祖母有过之而无不及。她甚至远离她的丈夫，不愿意同他接触，视他为“粗野之人”，她甚至觉得和丈夫一起用餐都是一种堕落。
来自祖母和母亲与来自父亲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爱抚，在代温德拉纳特朦胧的意识中产生深刻的影响。这不仅使他过早地变为一个沉思、持重和性格内向的人，而且还迫使他那颗年轻而又充满疑惑的心，常常去思考自我克制是不是宗教的真正奥秘，去思考自己是选择自我克制还是追求快乐和享受。
在代温德拉纳特20岁那年，他无比敬爱的祖母病逝了。在陪伴祖母度过最后日子的时期，代温德拉纳特的思想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他感到自己对荣华富贵已经产生一种强烈的漠视。祖母去世后，他回到家中，把财产分给朋友和熟人，放弃家务的管理，开始研究印度宗教经典和西方哲学著作。他在后来写作的《自传》中描写了他当时的精神饥饿：我的内心无限悲哀，我的周围一片黑暗。现世诱惑业已消失，神的实感尚未来到。地上的幸福和天上的幸福，同时离我而去。人生如此荒凉，世界犹如墓地。
1839年，也就是他22岁那年，代温德拉纳特正式创立了一个印度新教团体——“知梵协会”，致力于宗教改革活动。他的协会以印度古代哲学经典《奥义书》为宗旨，目的是敬奉无形的独一无二的梵天，①这个既旧又新的信仰，向当时以偶像崇拜为中心的正统印度教教义与仪式提出了挑战。在正统教派看来，他的思想与基督教同样荒谬，甚至还更坏一些。1843年，他将自己的协会和宗教改革家罗摩·摩罕·罗易的梵会合并，称作“梵社”。②后来，梵社内部发生分裂，分为“元始梵社”和“印度梵社”，代温德拉纳特系前者的领袖。
①梵天，印度教、婆罗门教的创造大神，与湿婆、毗湿奴并列为两教崇拜的三大神。
②梵社，印度教社团之一。1828年由罗摩·摩罕·罗易创建，奉梵天为惟一真神。主张改革印度教，反对偶像崇拜、清规戒律和敌视异教徒，反对殉葬、重婚和多妻制，主张男女平等，崇奉《奥义书》。罗摩·摩罕·罗易死后，代温德拉纳特任该社首领。
代温德拉纳特本人身上兼具三种不同的气质——对宗教的浓厚感情、对艺术的敏锐感受和对实际工作的精明善断。第一种气质反映在他精神上的唯心主义和对神灵的感悟力上；第二种气质表现于他对大自然的热爱中，表现于他的充满着优美而富于诗意的言谈和写作中；第三种气质则体现在他对梵社的组织工作和对财产的卓有成效的管理方面。这是一种近乎完美的结合；此外，他待人温文尔雅，举止尊贵大方。他的才干和为人使他的名望与日俱增，后来人们称他为“玛哈希”，即“大圣人”。
在当年的印度，旅行被认为是一种冒险的事情，需要真正的勇气。
就像他的父亲一样，代温德拉纳特终生喜欢旅行。几乎每年春季或秋季，“大圣人”都要离家出游。他尤其喜欢到白雪皑皑、巍然高耸的喜马拉雅山旅行。面对着那四季积雪的崇山峻岭，他内心感到无限的快慰。被尘世纷繁的生活困扰的代温德拉纳特，甚至想永久定居于自己热爱的喜马拉雅山，这样他就可以在孤寂和宁静中对着神灵祈祷，度过余生。然而有一次当他面对山泉，思索着溪流源于高山泉水，流向原野，奔向大海，而不惜将清流弄得浑沌以服务于人类时，他的心又感动不已，一种伟大的情感便油然而生，于是他决心将自己所悟所学的真理传播于四方，造福于人类。从此，虽然他也多次去喜马拉雅山旅行，但再没有过隐居遁世的念头。
由此可见，“大圣人”在真诚地思索来世的问题时，并没有规避现世。他对宗教改革的满腔热忱和他积极的生活态度，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家人。由于他的思想是在自由的空气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并且冲破了教义的束缚，所以，他在家庭中对待子女们的态度也十分开明。他一方面给孩子们以充分的自由，另一方面又对他们施行严格的家庭教育；一方面培养他们虔诚的宗教情感，另一方面又不限制他们享受美好的生活。在这个家庭里，孩子们可以发表自己不同的见解，可以充分地发挥各自不同的特长。家中还经常展开宗教和哲学问题的讨论，有时还演出剧目，举行诗歌朗诵会和音乐会。常常有许多著名学者、诗人、音乐家和演员慕名而来。
在这样一个充满智慧、才能、激情而又富于自由精神的家庭中无拘无束地成长起来的孩子们，怎么可能没有卓越的天分和才华呢？
代温德拉纳特有一个庞大的家庭。他和妻子夏勒达·黛维一共生育了15个儿女。女儿们长大结婚后，女婿们也长住在这个大家庭里。此外，还有不少亲戚和众多仆人与主人同住在一起。
长子德维琼德拉纳特聪颖过人，才华出众，富于创造精神。他是位大学者、诗人、音乐家、哲学家和数学家。他在诗歌创作中大胆实践，创造出孟加拉速记体来写诗，并有著名长诗和哲学专著传世。
次子萨特因德拉纳特是进入英属印度行政机构的第一个印度人。他通晓多种语言，是一位梵文学家，同时还能流畅地用英文和孟加拉文写作，用孟加拉语翻译过迦梨陀娑的作品《云使》，写过一部关于佛教的著作和一本回忆录。他的女儿英迪拉·黛维后来成为孟加拉文学中受人尊敬的作家。
三子海明德拉纳特承担了教育我们这位传主——少年泰戈尔的重担，他坚持用祖国的语言来教育他的弟妹，为他们的成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可惜的是，他不到四十岁便去世了。泰戈尔后来在《回忆录》中满怀感激之情写道：“在四周盛行英语教育的那些日子，我三哥勇敢地教我在孟加拉语言的道路上前进。我把自己的感激虔诚地奉献给升入天堂的哥哥。”
五子乔迪楞德拉纳特多才多艺，具有强烈的民族情感，是那个时代促使印度觉醒的重要人物，同时他还是富于激情的诗人、剧作家、音乐家和艺术家。他对比自己小十三岁的弟弟——未来的伟大诗人的诗才发展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这个家族的其他子女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两位女儿——泰戈尔的两个姐姐：
长女苏达米妮，为帮助母亲分担操持大家庭繁重的家务，以母亲般的慈爱抚育着我们的小诗人，也曾长时期地陪伴和服侍年迈的父亲。
第五个女儿斯瓦尔纳库玛莉是一位名音乐家，同时也是孟加拉第一位女性长篇小说家。
一个家庭能拥有如此之多的优秀子女，已是非常罕见的了。然而当时又有谁能够想到，这个大家庭中即将呱呱坠地的最小的一个孩子日后会成为名扬世界的文化名人和诗歌巨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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