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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以仁义、道德、素信取胜

  为了解决当时诸侯兼并的混战局面,使天下和平,国泰民安,孙膑主张"战胜而强立"、"举兵绳之",并提出了"富国强兵"的许多改革措施。

  与此同时。孙膑也认识到,战争不仅要靠兵强马壮,训练有素,足智多谋,指挥得当;还要靠仁义、道德、素信去争取民心,获得广大民众的支持。这对于军队作战的胜利,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论述将帅的品质和军队取胜的条件时,孙膑提出了义、仁、德、信、智五条,认为:"义者,兵之首也";"仁者,兵之腹也":"德者,兵之手也";"信者,兵之足也":"决(当作智)者,兵之尾也。"(《将义》)他把"义"比喻为军队的首脑,放在第一位:依次为"仁"、"德"、"信";而把"智"比喻为军队的尾巴,放在末位。这决不是偶然的。在孙膑看来,将帅与军队讲究仁义、道德、素信,比打仗时足智多谋,更为重要。当然,单纯的讲仁义是收不到预期的效果的。孙膑指出:"德不若五帝,而能不及三王,智不若周公,曰我将欲责仁义,式礼乐,垂衣裳,以禁争夺,此尧舜非弗欲也,不可得,故举兵绳之。"(《见威王》)显然,在当时诸侯兼并的混战中,只讲"仁义礼乐"而没有坚强的军事力量为后盾,是行不通的。但是,如果军事行动符合仁义的原则,就会产生巨大的威力。

  孙膑在初见威王时,就强调"义"在战争中的作用,说:"卒寡而兵强者,有义也";"战而无义,天下无能以固且强者。"(同上)可见有了"义",为正义而战,就会"卒寡而兵强";"无义"之兵,到处侵略扩张,烧杀抢掠,是终归要失败的。所谓"仁",就是要爱护士卒。他指出:对于士卒,应该"[视之若]赤子,爱之若狡童,敬之若严师"(《将德》)。"仁"还应当爱护民众,如果军队不仁,"民苦其师,可败也"(《将失》)。可见将帅对士卒、军队对百姓的"仁",是作战胜败的重要因素。他还认为:"夫兵者,非士(恃)恒势也,此先王之傅(辅)道也。"(《见威王》)其意思是说,动用军队,进行战争,这不是经常可以依赖的势力,它不过是先王用以辅助行"道"的手段。他发出警告:"夫乐兵者亡,而利胜者辱。"如果一味地发动战争,汲汲于打胜仗,而不行其道,则必将导致受辱或灭亡的结果。这里所谓的"道",就是要用仁义、恩德、素信去感化人民,取得人民的拥护。孙膑在听完威王、田忌的问话后,对弟子们说:"威王问九,田忌问七,几知兵矣,而未达于道也。吾闻素信者昌,立义??;用兵无备者伤,穷兵青亡。"(《威王问》)这里虽然简文有缺略,但他所讲的"道"的意思已很清楚:行"道"决不能穷兵黩武,而必须"素信"、"立义",这样国家才能昌盛发达。当威王问:"令民素听,奈何?"孙膑即答:"素信。"(同上)可见"素信"就能令民"素听",上下互相信任而产生巨大的力量。他进一步指出:"其利在于信,其德在于道";"德行者,兵之厚积也;信青,兵[之] 明赏也;恶战者,兵之王器也;取众者,胜之胜者也。"(《篡卒》)孙膑憎恶连年不断的战争,反对在战争中单纯用军事手段去解决问题,而主张用"信"、"德行"、"道"等政治手段去争取民众,从而获得大胜。他强调说:"得众,胜";"不得众,不胜。"(同上)"王者之将"必须"内得其民之心"(《八阵》)。他深深感觉到,人心的向背,是战争胜败的关键之一。

  上述这一套用仁义、道德、素信的手段去获取民众的拥护,以赢得战争胜利的思想,明显地是从他的祖上孙武那里继承来的。孙武指出:"善用兵者",必须"修道";"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他提出为"将"的五个条件,是"智、信、仁、勇、严":并批评某些将帅的"不仁",认为"非仁义不能使间。"他强调:"令素行,以教其民,则民服";"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他还教育将帅,要"视卒如婴儿"、"视卒如爱子"。这些主张,都是孙膑关于在战争中应以仁义、道德、素信去取胜的思想的蓝本。不过,孙膑似乎比孙武走得更远。在论到将帅和军队取胜的条件时,孙膑把"义"放在第一位,依次为"仁"、"德"、"信",而把"智"放在条件的最后。孙膑对五个条件的编排经过衡量比较,是有意识的,与孙武的把"智"放在第一位,有显然的差别。同时,孙膑认为,由"素信"、"立义"而"达于道",是用兵的最高艺术。他批评威王、田忌是:"几知兵矣,而未达于道也。"在孙膑看来,用强大的军队、高超的谋略去制胜敌人,还不能算是"知兵";而只有用"素信"、"仁义"、"道德"使人折服,才是用兵的理想境界。

  在战争中讲究以仁义、道德、素信去取胜,是春秋以来许多兵家的传统思想。《司马法·仁本》说:"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之";"故仁见亲,义见说(悦)。""不穷不能而哀怜伤病,是以明其仁也;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争义不争利,是以明其义也。"同书《天子之义》篇又说:"(古者)以礼为固,以仁为胜。"战国初期的吴起,在与魏武侯论兵时说:"在德不在险。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义不修,禹灭之;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殷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杀之。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史记·吴起列传》)现存《吴子·图国》篇也说:"夫道者,所以反本复始;义者,所以行事立功。??若行不合道,举不合义,而处大居贵,患必及之。是以圣人绥之以道。理之以义,动之以礼,抚之以仁。此四德者,修之则兴,废之则衰。"可见作为一代兵家的吴起,也是主张以仁义道德兴邦的。战国中期的尉缭直截了当地指出:"王者伐暴乱,本仁义焉"。(《尉缭子·兵令上》)成书于战国后期的《六韬》,对仁义道德在战争中的作用,有更清楚的表述:"仁之所在,天下归之";"德之所在,天下归之":"义之所在,天下赴之";"道之所在,天下归之。"(《文韬·文师》)"无燔人积聚,无毁人宫室,??示之以仁义,施之以厚德。??如此,则天下和服。"(《虎韬·略地》)上述许多兵家的议论,在强调军事攻战要与道德仁义相结合这一点上,其思想认识与孙膑显然是一致的。

  应该说,用仁义、道德、素信去获取广大民众的拥护和支持,是儒家的一贯主张。孔子就说过:"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拱)之。"(《论语·为政策》)"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论语·子路》)"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论语·尧曰》)如果统治者能够"得众"、"民任",其受到天下人民之拥戴象众星之拱北辰,四方之民扶老携幼都来归服,这样在战争中一定会产生无穷无尽的力量。孟子更提出了"仁者无敌"的口号。他对魏惠王说:"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孟子·梁惠王上》)他进一步指出:"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孟子·公孙丑下》)上述议论,明确地阐述了一个诸侯国君,如能施仁政、讲道义,就会得到人民的拥护、诸侯各国的支助,从而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使其在战争中无敌于天下。这些理论与孙膑强调在战争中要以仁义、道德、素信去取胜的思想,所见略同。

  将帅用仁义道德爱护部下,因而取得战争胜利的事,在当时是屡见不鲜的。春秋末年的齐将司马穰直和战国初期的魏将吴起,是最著名的例子。又如赵将赵奢,敬重军吏,友爱部下,"大王及宗室所赏赐者尽以予军吏士大夫"(《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因此他率领的军队也骁勇善战,曾在著名的阏与之战中大破秦军。由于政治修明,讲究仁义道德,君王得到人民的拥护,因而在对外战争中节节胜利的事,在历史上也是不胜枚举的。最著名的如西周文王时"发政施仁",在他的后期连年攻伐,都取得大胜。其子武王伐纣,更得到天下诸侯的响应。在牧野一战,击溃了纣师70 万大军,终于推翻了商纣的残暴统治,可见人心的向背,是战争胜败的关键之一。孙膑的以仁义、道德、素信取胜的思想,乃是从实践的经验中总结出来的。

  战国时期,统治阶级对人民的剥削压迫日见加重。战国初期的墨子就一再指出:"今天下为政者,??其使民劳,其籍敛厚。民财不足,冻饿死者,不可胜数也。"(《墨子·节用上》)"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墨子·非乐上》)"民所苦者,??苦于厚作敛于百姓。"(《墨子·辞过》)可见由于统治阶级的贪婪剥削,赋税徭役的横征暴敛,人民在饥饿死亡线上挣扎。战国中期的孟子论述人民的生活情况说:"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孟子·梁惠王上》)他告诫统治者说:"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离。"(《孟子·尽心下》)如此残酷的剥削,再加上战争的灾难:"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有的战胜国对战败国"系累其子弟"(《孟子·梁惠王下》),把人民掳掠而归,当作奴隶使唤,人民的生活当然更加苦不堪言。孙膑主张在战争中要"素信"、"立义"、"达于道",又把"仁"、"德"作为将帅和军队的极其重要的品质,以达到"得众"而取胜的目的。在当时人民生活极其困苦的情况下,他的这种主张显然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

  从孙膑政治主张的思想源流上看,他要求实行富国强兵的改革,又主张以战争制止战争,这些思想,应该说主要是继承了在他之前的李悝一派的法家学说,并与他同时代的商鞅等人的法家改革主张相呼应。另一方面,孙膑又主张要"存亡国而继绝世",反对诸侯国间的互相兼并;在不得已而进行战争时,应该用仁义、道德、素信去争取民众,从而获得战争的胜利。这些主张,应该说主要是继承了在他之前的孔子一派的儒家学说,并与他同时代的孟子等人的儒家思想相呼应。显然,孙膑的政治主张,是撷取了法家学说和儒家学说中他认为合理的部分,加以融合而铸成的。从总体上来看,它又是继承了其先辈孙武、吴起等兵家的政治思想,加以发展而形成的。在孙武的政治主张中,他十分强调法制,主张富国强兵,却又非常重视道德仁义、民心向背的力量,曾经提出"修道而保法"的要求;吴起曾经在楚国实行富国强兵的变法改革,也十分强调仁义道德在国家兴衰中的作用。十分明显,在政治主张方面,孙武和吴起是把儒家和法家思想中的进步因素结合起来的先驱,孙膑的政治主张正是沿着这条路子发展而来的。"四人帮"胡说孙武和孙膑都是法家,法家和儒家的斗争是春秋战国时期思想斗争的主线,这完全是别有用心的捏造。

  综观孙膑的政治主张,虽然在某些方面有点保守,如他认为"战胜"者应维护分封制"存亡国而继绝世"云云,但大多数的意见,还是切实可行的。如他主张必须实行富国强兵的改革,以战争去制止诸侯间的兼并掠夺战争,在战争中强调以仁义、道德、素信去争取人民的拥护和支持等,都是代表了历史进步的方向,值得予以肯定和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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