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战争制止战争
春秋时代兼并战争的特点，是大国兼并周围的小国和大国之间为争夺霸权而进行战争。到战国时代，大国周围的小国兼并殆尽，战争表现为七个大国之间，为侵占领土、掠夺人民财产而直接进行交战。因此，这种兼并掠夺战争愈演愈烈，其残酷性也不断增强。孟子指出："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上地而食人肉。"（《孟子·离娄上》）这是对当时战争状况的生动描绘。在孙膑的早年，齐国的对外战争虽然也取得过一些胜利，如公元前380 年，齐国乘秦、魏攻韩，楚、赵相救的机会，"起兵袭燕国，取桑丘"（今河北徐水县西南）；公元前368 年，齐代魏，攻取观（今山东范县观城）。但在大部分场合，齐国被别国所侵伐，失地受辱。如公元前378 年，魏、赵、韩联合伐齐至灵丘（今山东高唐县西南）：公元前373 年，燕"伐败齐于林营"（《史记·燕召公世家》）；同年，魏伐齐至博陵（今山东聊城县北），鲁也伐齐人阳关（今山东宁阳县东北）；次年，卫又伐齐攻取薛陵（今山东莘县西）；公元前370 年，赵国"伐齐于鄄"（今山东鄄城县），过了二年又"侵齐至长城"（《史记·赵世家》）。正如司马迁所说，当时的齐国被"诸侯并伐"（《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处于许多国家的夹击蚕食之中。
面对诸侯混战、互相攻优掠夺的局面，孙膑明确主张要"禁争夺"，其方法是"举兵绳之"（《见威王》）。他用历史上神农、黄帝、尧、舜、汤、武、周公的事迹，来说明古代的帝王圣人都是如此做的。他说："尧有天下之时，黜王命而弗行者七，夷有二，中国四，??。战胜而强立，故天下服矣。昔者，神戎（农）战斧遂；黄帝战蜀禄（即涿鹿）；尧伐共工；舜伐??而并三苗；??汤放桀；武王伐纣；帝（当作商）奄反，故周公浅（借作践，意为剪灭）之。"（同上）孙膑认为，对于当时诸侯并代的混乱局面，只有像古代的帝王圣人尧舜、周公那样，用战争的强制手段去平定那些"黜王命"的反叛者，才能使"天下服"，从而建立新的统治秩序。
这种以战争制止战争的主张，在春秋战国时代是相当流行的。《左传·宣公十二年》载楚庄王曰："夫文，止戈为武"；"夫武、禁暴、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这里指出，从文字构造上说，"武"的意义就是"止戈"（制止战争）；他并强调，战争除了可以"禁暴、兵"之外，还有"安民"、"丰财"等功用。当时的诸侯混战局面，只有用战争去禁止，才能创造一个和平安定、繁荣昌盛的环境。与孙膑同时的尉缭说："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尉缭子·武议》）他认为，应该用战争去制止暴乱、不义的行为。《司马法·仁本》宣传："以战止战，虽战可也。"商鞅也说："以战去战，虽战可也。"（《商君书·画策》）在用战争去消灭战争这一点上，他们的认识都与孙膑所见略同。到战国后期，有策士说秦王曰："昔者神农伐补遂，黄帝伐涿鹿而禽（擒）蚩尤，尧伐欢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齐桓任战而伯天下。由此观之，恶有不战者乎？??夫徒处而致利，安坐而广地，虽古五帝、三王、五伯，明主贤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势不能，故以战续之。??今欲并天下，凌万乘，诎敌国，制海内，子元元，臣诸侯，非兵不可。"（《战国策·秦一》）这段游说辞，不但思想观点与孙膑《见威王》的说辞相类，而且所用的历史事实、词汇语气，都有雷同之感。由此可见，孙膑用战争制止战争，以建立新统治秩序的思想，是符合时代潮流而为许多君王、谋士、说客所赞同的。
在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热潮中，也有不少人不同意兵家的这种主张。战国初年的墨翟极力反对战争，他撰有著名的（非攻）篇，强调"易（改变）攻伐，以治我国"；"若繁为攻伐，此实天下之巨害也。"他并指出："今天下之君子，忠实欲天下之富而恶其贫，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兼相爱，交相利，此圣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墨子·兼爱中》）他企图用"兼相爱、交相利"的说教，不通过禁暴止乱的战争就能使天下太平，这实在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战国中期的孟轲也反对战争，他认为对人民施行"仁政"就能统一天下，宣称："仁者无敌"；"不嗜杀人者能一之"；"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梁惠王上》）他甚至主张："善战者服上刑。"（《孟子·离娄上》）朱熹《集注》曰："善战，如孙膑、吴起之徒。"孟子要求行"仁政"施惠于民，以取得民众的拥护，这当然是有进步意义的；但他反对加强战备，要把孙膑、吴起等"善战者"都加以刑戮，认为单凭着得民心就能"无敌"、"莫之能御"，这显然也是"迂远而阔于事情"（《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不会有好的结果的。战国时代还有宋、尹文一派学者，以宣传"**寡浅"为宗旨，他们"周行天下，上说下教"，要求人们"见侮不辱"，"禁攻寝兵"，以此来"救民之斗"，"救世之战"（《庄子·天下篇》）。很明显，这种宣传说教，同样不会有多少效果。与上述各种学派的意见相比，孙膑的"举兵绳之"，以"禁争夺"；"战胜而强立，故天下服"的理论，应该是较为切实可行的。虽然，孙膑对于当时诸侯混战、互相兼并的局面主张"举兵绳之"，但他与孙武一样，仍然认为要谨慎地对待战争。他指出："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不得，虽胜有殃。是以必付（符）与而□战，不得已而后战。"（《月战》）他强调，对于战争要看准时机，在天时、地利、人和三者条件都符合的情况下，才能发动；或者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如敌人向我进犯、掠夺人民财产时，方可进行。他告诫说："其伤在于数战。"（《篡卒》）频繁地进行战争，是会伤害国家和军队的元气的。他甚至认为："恶战者，兵之王器也。"（同上）要憎恶战争，为制止战争而进行战争，这是王者用兵所应有的态度。他对齐威王提出过这样的警语："夫乐兵者亡，而利胜者辱，兵非所乐也，而胜非所利也。"（《见威王》）好战是要亡国的，贪图胜利也要受辱的。当威王问及："我强敌弱，我众敌寡，用之奈何？"孙膑连忙称赞说："明王之问！夫众且强，犹问用之，则安国之道也。"（《威王问》）我军众且强，还是不能莽撞乱打，犹要讲究用兵之法，方能取胜。他把这种慎战的态度称作"安国之道"。当威王问了九个问题，田忌问了七个问题，孙膑察觉二人好战的心态后，又语重心长地说："用兵无备者伤，穷兵者亡。齐三世其忧矣！"（同上）对于齐国上层统治集团热中于战争的情况，他预感到齐国在不久的将来就要有忧患了。
要谨慎地对待战争，"乐兵者亡，而利胜者辱"，这是孙膑从无数的历史事实中得出的宝贵经验。春秋未年，吴王阖庐、夫差父子，西破强楚，南服越人，北败齐于艾陵，并进而直上中原，与晋争霸于黄池，其屡战屡胜，兵威远震，不可一世，但最后为越王勾践所乘，吴国终于覆亡。同在春秋末期，晋国六将军争夺晋国的土地，其中以智氏为最强，也最好战。智氏在兼并了范氏、中行氏的土地后，又向韩、魏要地。韩、魏因畏智氏而割地给了它。智氏再向赵氏要地，赵氏不与。智伯就胁迫韩、魏一起伐赵。这时，韩、魏相与谋曰："古者有语：'唇亡则齿寒。'赵氏朝亡，我夕从之。"（《墨子·非攻中》）于是，韩、魏与赵互相联合，内外夹击，"三国反灭知（智）氏，共分其他"（《史记·赵世家》）。这是好战、贪得无厌而最终遭到覆亡的又一生动实例。齐国自威王以后、一直好战。至王后期，齐国悍然出兵攻灭宋国，占有了淮北相当多的上地。这一行动，构成了对三晋和楚的威胁，使秦也感到不安。因此，引来了其他六国的联合攻齐，燕将乐毅乘势攻人齐都临淄，王出逃而被杀。自威王中经宣王至王遇难，正好是"三世"，孙膑所说的"齐三世其忧矣"，不幸而言中了。由此更可见，孙膑在政治上同样具有远见卓识。
对于当时诸侯混战、互相兼并的局面，孙膑提出要"举兵绳之"，"战胜而强立"，用战争制止战争，以达到"天下服"的目的；他又强调不能穷兵黩武，"乐兵者亡，利胜者辱"，必须谨慎地对待战争，才能国泰民安。这些主张，当然是从齐国封建统治集团的利益出发，在为他们出谋划策；但他反对战争，要求统一，希望有一个"明王"出来建立新的统治秩序，是适应历史发展的潮流的，在客观上也代表了大多数人民的愿望，其计划又较为切实可行，因而具有相当的进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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