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保法
孙武另一个与"修道"并列的政治主张是"保法"。《孙子.形篇》指出："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所谓"修道"是要修明政治，宽以待众，使全国上下同心同德；所谓"保法"则是要健全和加强法制，以保证官吏的情廉和军队的建设。二者对于国治兵强，应该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综观孙武关于"保法"的主张，它的含义约有如下三层：第一，在军事、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要有完善的制度。《孙子·计篇》解释"法"的含义说："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这里的"曲制"，是指部队中的各种军事制度，如组织编制、操练顺序、旗帜分布、进退号令等等。曹操注："曲制者，部曲、幡帜、金鼓之制也"，即是列举军队中各种制度的要点。"官道"，是指各级官吏的职责区分、统辖关系、管理范围、职务升降等各种制度。官吏制度的健全和严密，必然会使政府部门和军队内部秩序井然，提高政府的办事效率和军队的战斗力。"主用"，是指掌握军需物资（如粮草、武器、车辆、马匹、衣服、旗鼓之类）和军事费用等方面的制度。军需物资的管理和发放，是一项十分复杂和细致的工作；军事费用的筹集和开支，更是与国家的财政制度密切有关的。把"曲制、官道、主用"几个方面综合起来看，孙武"保法"的主张，显然是要在政府和军队的各个部门，全面建立健全的制度。
第二，用严明的赏罚去保证法令的施行。《孙子·作战篇》指出："取敌之利者，货也。故车战得车十乘已上，赏其先得者。"他认为，对土卒"赏"以财货，能使其听从命令，奋勇作战，保证"取敌之利"。在《行军篇》中，他又强调"罚"的重要，说；"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也。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孙子认为，为严肃军纪，对士卒施用惩罚的手段，"齐之以武"，也是不可缺少的，它可以保证在战争中"必取"敌人。
孙子还主张，赏罚的施行不可拘泥于已公布的法令。他说："施无法之赏，悬无政之令，犯三军之众，若使一人。"（《九地篇》）将帅如果能随时随地施用赏罚，传达号令，而不拘泥于已成文的法律，那末三军之众就会服从指挥，动作整齐，像一个人一样。显然，赏司严明，立功者受奖，违纪者受惩，是孙武"保法"主张的重要内容。
第三，废止贵族特权，在施行赏罚过程中一视同仁。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见吴王》）一文中，记述孙武在吴王面前训练宫女，宫女戏笑而不听指挥，孙子乃引"兵法"曰："弗令弗闻，君将之罪也；已令已申，卒长之罪也。"又引"兵法"曰："赏善始贱，罚（恶始贵）??。"据《史记·孙子传》，孙武接着"遂斩队长二人"，队长即吴王之爱姬。从上述孙子所引的兵法和孙子的行动来看，他不但强调法令严明，令行禁止，而且主张贵者加"君将"也可以有"罪"，赏罚应该没有贵贱等级之分。为了矫枉过正，改变过去"赏贵罚贱"的积习，孙武一反常规，提出了"赏善始贱，罚恶始贵"的倡议。这里所谓"兵法"，在春秋末年的其他文献中还不见记载，可能它就是孙武自己的著作。孙武这种废止等级特权，在军事、政治上进行改革的主张，不能不说是非常大胆的。
从历史上看，孙武"保法"的主张，是春秋时代诸侯各国进行法制建设的总结。由于春秋时期经济、政治关系的变动，西周以来的土地王有制和宗法等级统治秩序发生动摇，为适应新的形势的需要，各国纷纷制订和更修法律。齐国在春秋初年的桓公时期，管仲就"修旧法，择其善者而业用之"；"作内政而寄军令"（《国语·齐语》），制订各种法令制度。晋国在唐叔始封时就立有"所受法度"；到晋文公时"为被庐之法"（《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晋襄公时，赵宣子执政，又制订"常法"（《左传·文公六年》）；晋悼公即位，复"修士（晋献公司空）之法"，"修范武子（晋成公太傅）
之法"（《左传·成公十八年》）；至晋平公时，晋国又"铸刑鼎"，把"范宣子所为刑书"公布于众。由于晋国能随着经济、政治形势的变化，不断修订和更新法律，故晋国在春秋时期的实力最为强大，称霸的时间最长。楚国当时也先后制订有禄田收授法、捕捉逃犯法、军事奖惩法等多种法律制区。①据说楚昭王在吴国攻入郢都时出逃，返郢后"五官失法，百姓昏乱"。有人献楚国旧制《鸡次之典》，于是"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战国策·楚一》）。足见法律在当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作用。春秋时期常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议论："赏善罚奸，国之宪法也。"（《国语·晋语九》）晋文公的大臣狐偃更主张；刑罚应"不辟（避）亲贵，法行所爱"。法律成了打击特权、扶正法邪的武器。其时晋文公的劈爱者颠颉不守军纪，执法吏即"斩颠颉之脊"，"以明法之信"（《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孙武主张"保法"，就是要各国统治者坚持严格执行法律的传统，以法治军、治国，力求政治秩序的安定和国家的强盛。
战国时期，商鞅、韩非等法家代表人物进一步强调法制的严肃性，主张取消贵族特权，在法律面前应一视同仁。商鞅提出"壹刑"，也就是"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商君书·赏刑》）。韩非主张："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聚集在齐国稷下学宫中讲学的法家一派，也竭力宣传一切要按法律办事。如他们说；"论功计劳，未尝失法律也：便辟、左右、大族、尊贵、大臣，不得增其功焉；疏远、卑贱、隐不知之人，不忘其劳。"（《管子·七法》）战国时代的法家如此强调严格执法，不得因贵贱亲疏而有所挠曲，应该说，孙子"保法"的主张，"赏善始贱。罚恶始贵"的倡议，对于上述这些法家思想的发展，是开了其先河的。
总之，孙武的"保法"主张，内容相当丰富，含义十分深刻。在春秋战国的大变动时期，孙武力主加强法制建设，严格赏罚制度，罚不避贵，赏不遗贱。他坚决站在改革的一边，推动政治制度的进步和军队建设的完善。他的"保法"思想，在春秋战国间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反映了当时以法治军治国的普遍要求。
① 参见杨善群《春秋时代诸侯各国的法制建设》，《学术月刊》1988 年第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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