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道
壮大军事力量，在战争中取得胜利，从而兼并别国的土地，成为诸侯国中的霸王，这是孙武给当时各国领主贵族统治集团指出的一条发达之路。要实现上述目标，孙武认为必须"修道"。他说："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力胜败之政。"（《形篇》）这里的"政"，现代各家注释均训为"主"（主宰，决定），甚是。显然，孙武把"修道"作为决定战争胜败的主要条件。孙武还一再强调：判断战争双方的胜负，要"经之以五事"，其中第一件就是"道"；要"校之以计而索其情"，其中第一项就是"主孰有道"（《计篇》）。可见"修道"，是各国领主贵族统治集团要在战争中取胜而必须做的头等大事。
什么是"道"？春秋末年的许多思想家如老子、孔子等，他们各有各的解释。孙子对"道"也自有他赋予的特殊含义。他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同上）明代军事家戚继光对孙子这段言论，有较好的见解。他阐述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此'道'字即率性之道，'令'字即修道之谓教，'意'字指好恶而言，好恶同即因民之所好而好之，因民之所恶而恶之之意，苟在上者能同民之好恶矣，而我之所好恶，民岂有不同！??孰谓孙子尽用权谋术数，观此谓非知道之言，可乎？"他接着又说："'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此乃效验，即盂子所谓'执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者，是也。"（《止止堂集·愚愚稿上》）显然，在孙武看来，上层统治者对人民修道而教，观察人民的好恶，好者从之，恶者去之，则人民便会与上同心同德，生死与共。这样，就能形成一股巨大的物质力量，任何坚甲利兵都将抵挡不住，它是战争取得胜利的可靠保证。在分析战争胜利的条件时，孙子又指出："上下同欲者胜。"（《谋攻篇》）所谓"上下同欲"，亦即"令民与上同意"，也就是"有道"的表现。孙子在论述军队官兵关系时还说："令素行以教其民，则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则民不服。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行军篇》）"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地形篇》）这里的"令素行"、"与众相得"、"视卒如婴儿"、"视卒如爱子"，按照孙武的理解，应该都是"修道"的具体说明。
由上述可见，孙武所谓"修道"，从广义来讲，就是国君实行开明的政治，能够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淮南子·兵略训》中有一段话，可以用来阐发孙子"修道"的实质。它说："兵之胜败，本在于政：政胜其民，下附其上，则兵强矣；民胜其政，下畔其上，则兵弱矣。故德义足以怀天下之民，??此必胜之本也。""是故内修其政，以积其德。??良将之用兵也，常以积德击积怨，以积爱击积憎，何故而不胜？"战国时代的商轶、荀卿等人，也深深懂得政治的好坏对战争的胜败、国家的强弱有直接的关系。商鞅说："凡战法必本于政胜，（政胜）则其民不争，不争则无以私意，以上为意"："兵起而程敌，政不若者勿与战"；"若民服而听上，则国富而兵胜，行是必久王。"（《商君书·战法》）荀卿曰："下可用则强，下不可用则弱，是强弱之常也"；"爱民者强，不爱民者弱；政令信者强，政令不信者弱；民齐者强，民不齐者弱。"（《荀子·议兵》）显然，商鞅关于"政胜"则"民服而听上"，荀卿关于"下可用"、"政令信"、"民齐"则强，《淮南子》关于"政胜其民，下附其上"的论断，都是孙武"修道"思想的发挥，与"修道"的精神实质是息息相通的。
从狭义来讲，孙武的"修道"，就是长官关心、爱护士兵，用"仁义"去笼络人，以达到军队内部的和谐一致。《孙子·计篇》杜佑、杜牧注曰"道者，仁义也"；"上有仁施，下能致命也。"这样来解释孙子的"修道"，也是符合他的思想体系的。孙武自己就常常讲到"仁义"。如他说："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所谓"仁"就是有爱护部下之心，它是将帅应具备的重要品质之一。将帅有仁爱之心，它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汉王符阐释说："仁以附众，??附众则思力战。"（《潜夫论·劝将》）孙子还主张用仁义的手段去对待间谍，强调"非仁义不能使间"（《用间篇》）。这里的"仁"，是指用优厚的爵禄、金钱进行赏赐；"义"，是以真诚相待，激发其气节。孙子认为，那些"爱爵禄百金"不肯赏给间谍，而又"不知敌之情者"，是"不仁之至也"（同上）。所谓"不仁"，显然是没有爱国爱民爱士卒之心。正因为孙武常主张以仁义治军用兵，故唐人杜牧指出："武之所论，大约用仁义，使机权也。"（《樊川文集·注孙子序》）明人王世贞论道："武称雄于言兵，其书自《始计》至《用间》，率多权谲叵测，辅之以仁。"（《孙子评释序》）清人孙星衍也说"（孙子书）本之仁义，佐以权谋。"（《孙子十家注序》）可知，用"仁义"对待民众，"令民与上同意"，确是孙武"修道"的主要内容。
孙武主张以仁义"修道"，与当时一些思想家甚有相似之处。和孙子同时代的孔子是最热心于用"仁"去"爱人"的宣传的。他认为治理"千乘之国"，应当"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他教育子弟要"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他的学生问"仁"的含义，孔子直截了当地回答："爱人"；他经常告诫人们："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以上见《论语》的《学而》、《颜渊》、《尧曰》各篇）孔子从政治的角度谈"仁"，提倡"爱人"而"得众"；孙子从军事的角度谈"仁"，要求"视卒如爱子"而"与众相得"，其实质是一样的。时代比孙武稍后的吴起，曾提出"亲万民"和"修四德"的主张。他说："昔之图国家者，必先教百姓而亲万民。有四不和：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阵；不和于阵，不可以进战；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是以有道之主，将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又说："圣人（对民）绥之以道，理之以义，动之以礼，抚之以仁。此四德者，修之则兴，废之则衰。"（《吴子·图国》）这些议论，与孙武提倡的"令素行以教其民"、"仁以附众"，君主要"有道"、用兵者须"修道"，有异曲同工之妙！至于战国中期的孟子，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孟子·公孙丑下》），主张用"仁义"的手段去达到"人和"，从而成为"得道者"，使"天下顺之"，这更是孙武以仁义"修道"思想的进一步发挥了。
从历史记载来看，孙武用仁义"修道"主张的提出，是有其特定的背景的。春秋后期，由于各国领主统治集团对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使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鲁国在公元前552 年，其境内已称"多盗"（《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孔子曾亲自访问过泰山脚下一民妇的悲惨遭遇，指出"苛政猛于虎"（《礼记·檀弓下》）。晋国在此时，也"寇盗充斥"，"盗贼公行"（《左传·襄公三十一年》）。郑国在公元前522 年，发生了农民暴动，史称"郑国多盗，取（聚）人于苻之泽"（《左传.昭公二十年》）。南方的楚国，更是"四境盈垒，道相望，盗贼司目，民无所放"（《国语·楚语下》）。当时各国人民困不堪忍受统治者的剥削压迫，纷纷出逃至野外山林川泽，有的已经组织起来，与统治阶级展开针锋相对的武装斗争。这就必然会削弱领主统治集团的力量，使其在频繁的兼并战争中处于不利的境地。
很明显，孙武在当时提出"修道"的主张，就是要领主统治集团改善政治措施，减轻对人民的剥削压迫，以缓和阶级矛盾，"令民与上同意"，取得人民的拥戴和支持，稳固封建领主政权，使全国"上下同欲"，从而成为兼并战争中的强者。孙子这个"修道"主张，虽然其真实目的，是要人民为领主统治集团的兼并战争拼死出力，所谓"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有其欺骗性的一面；但它毕竟可以改善人民的生活处境，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保卫自己国家的安全，免遭别国的蹂躏，从客观上讲，是有其相当积极进步的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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