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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孙武哲学思想的局限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思想，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科学知识的肤浅，以及剥削阶级的偏见，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许多缺陷。孙武的军事哲学当然也不能例外。这里，略举其主要之点分析如下。
（一） 过分旁大贤君良将的作用
历史的发展主要由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个别的英明杰出或昏庸残暴的人物，固然可以加速或延缓历史的进程，但是推动历史发展的主要力量是广大的物质资料生产者--人民群众。在孙武当时，限于生产规模的狭小.历史发展的脉络还不清楚，加之剥削阶级立场。观点的作祟。因而他在论述国家兴衰、社会变迁时，总是突出君主将帅的作用。他说"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作战篇》）"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谋攻篇》）他强调，战争的成功，国家的强盛，只要"明主虑之，良将修之"；"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火攻篇》）他在分析殷周朝代更迭的历史时说："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故惟明君贤将，能以上智力问者，必成大功。"（《用间篇》）对于殷、周两个朝代的兴替，他也归因于"明君贤将"的"以上智为间"。归因于伊尹、吕尚等个别杰出人物的活动。
应当指出，孙武强调个别明君贤将在国家兴衰、人民存亡中的作用，是有其历史的原因的。在当时，有些明君贤将确实在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而有些昏君庸将对国家和人民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如春秋初年的齐桓公，任用管仲改革，使国势蒸蒸日上，"一战帅服三十一国"（《国语·齐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论语·宪问》）；晋文公也任用狐偃等人进行"利民"、"教民"的改革，在城濮与楚"一战而霸"（《左传·僖公二十七年》）。战国时期的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同样使"兵革大强，诸侯畏惧"（《战国策·秦一》），奠定了秦国统一六国的基础；而赵孝成王听信秦的反间计，以赵括代廉颇为将，致使赵军大败，数十万之众降秦而被活埋。"赵前后所亡凡四十五万"（《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国家濒临覆灭的边缘。历史唯物主义并不否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讲，孙武的上述言论，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是他过分夸大个人的力量，把"知兵之将"，说成"生民之司命'和"国家安危之主"；把殷周的兴起，说成是由于个别"为间者"之"成大功"，而不从经济、政治、军事和人心向背等方面去分析，这不能不是失之偏颇的。
（二） 贬低人民群众的创造力
在夸大明君贤将个别英雄在历史上作用的同时，孙武又极力贬低人民群众的创造力。他主张将军指挥作战，要"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易其事，革其谋，使人无识；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虑"（《九地篇》）。在这里，将军是独断一切的英雄，军中无论什么"事"、"谋"，"居"于何地，路经何"途"，都由他来决定；而军中的士卒（实际上是人民群众），只是一群"无知"、"无识"、"不得虑"的愚氓，听凭将军的摆布。孙武并把士卒比作"群羊"，认为将军指挥士卒，"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同上）。"群羊"当然是没有任何创造才能，只能听人驱使的动物。孙子还把士卒比做"木石"。他说："任势者，其战人也，如转木石。木石之性，安则静，危则动，方则止，圆则行。故善战人之势。
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势篇》）孙子认为，把士卒象木石一样，放在适当的位置，就能造成对敌人的"势"：借助这股"势"而"转木石"，就能克敌制胜。这里士卒又成了任人安置转动的、没有任何思想意向的物品。
不过，由于历史经验和战争实践的教训，孙武在一定程度上也能看到人民群众的力量。他列举战争中应当通晓和熟悉的"五事"，其中第一件就是"道"。他解释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下畏危。"（《计篇》）
民众与国君意愿一致，同心同德，生死与共，就能产生巨大的物质力量，保证战争赢得胜利。孙武又曾指出"上下同欲者胜。"（《谋攻篇》）这也是阐明同样的道理：下层的民众和上层的君主、将帅，和衷共济，同仇敌忾，是战争取胜的保证。孙武还告诉将帅，必须爱护士卒："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地形篇》）显然，将帅对士卒态度的好坏，决定了士卒在交战中能否出力拼搏。这对战争的胜负关系极大，在谈到晋国六将军谁先灭亡、谁能成功时，孙武指出：赵氏制田宽，税敛薄。这样。"公家贫，其置士少，主敛臣收，以御富民，故曰固国，晋国归焉"（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吴问》）。他把经济上 给民众以好处从而获得民众的拥护，作为国家强固、政权归属、兼并成功的关键。
这里孙武已经朦胧地看到，人民群众在战争和社会变化的过程中有着不可小视的力量。孙武的历史观在看待帝王将相和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这个问题上，显然是存在着矛盾的：剥削阶级的偏见，使他过分夸大明君贤将的作用和贬低人民群众的创造力：而历史的经验和战争的实践，又使他认识到人民群众力量的强大。在矛盾着的这两方面中，应该说，前者是其主要方面。在孙子那里，明百贤将是历史的主宰，而人民群众则处于被利用的地位。
（三） 处理问题有时绝对化
辩证法要求，观察问题考虑到多方面的联系和各种各样的可能，避免片面性和绝对化。孙武的辩证法思想是朴素的、直观的，他不能自觉地贯彻始终，因而在论述某些问题时，又表现出片面性和绝对化的倾向。
例一，在速和久的问题上，孙武强调速胜，反对持久。他说："其用战也（贵速）胜。久则钝兵挫锐"；"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故兵贵（速）胜，不贵久。"（《作战篇》）战争中贵速胜，还是贵持久，要看具体情况而定。如果一个强大的国家去攻击一个弱小的国家，那当然是贵速胜；但是，如果一个大而弱的国家去对付一个小而强的国家，这就无法速胜而只能采取持久战的方针。更确切地说，应该在战役上取速胜，而在战略上取持久。只有积小胜为大胜，坚持长期作战，才能制胜强敌。孙武认为："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实在是片面之见。
例二，用单纯的数量来判断战争的胜负。孙武说："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四日称，五曰胜。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形篇》）军队的数量，只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一个条件。决定战争胜负的，还有其他许多条件，比如士兵的素质、将帅的才能、战术的巧拙、人心的向背等等。历史上有过大量的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因此，简单地用"数"、"量"来推断胜负的做法，是缺乏辩证的观念的。
例三，作战方法总结得过于机械、绝对。战争中采用何种作战方法，要根据各方面的具体条件而定。孙武总结的用兵"八戒"，如"归师勿遏，围师遗阙，穷寇勿迫"（《军争篇》），不问时间、地点、条件、敌我双方的情况，机械地规定一个死板的公式，这就违背了辩证法的原则。在春秋时代，已经有不少狙击归师、围师不缺。追迫穷寇而取胜的例子。因此，孙武所列举的这一类"用兵之法"的公式，只能是以偏盖全，把局部经验当成普遍规律的东西。
上述片面性和绝对化的弊病，主要是由于当时战争的规模还比较小，时间也比较短促，武器又甚为原始，作战的方法也不够多样，战争实践还处于低级阶段限制了孙武的视野；同时，孙武在思想方法上也存在着缺陷，他判断事物往往喜欢用全称的、必然的形式，在有些场合显得不够全面和细致。他虽然指出"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但对这一原则并不能贯彻始终。
（四） 杂有某些不科学的成分
由于当时科学水平的限制，迷信思想的盛行，在孙武论述军事的著作中，也杂有一些违反科学的成分和属于迷信思想的东西。例如《孙子·火攻篇》中谈到"发火有时，起火有日"。对于起火之日，孙武阐述说："日者，月在箕、壁、翼、轸也。凡此四宿者，风起之日也。"原来中国古代的天文学，把天球分为东、南、西、北四个区域，每个区域配以七个星座。其具体配置是：东方为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为斗、牛、女、虚、危、室、壁；西方为奎、娄、胃、昴、毕、觜、参；南方为井、鬼、柳、星、张、翼、轸。上述二十八个星座，即称为"二十八宿"。据古代传说，在这二十八个星宿中，有司雨之星、司风之星、司战之星等等。如果月亮在司雨之星宿，那末世界上就多雨；在司风之星宿，世界上就起风；在司战之星宿，则会爆发战争。孙武所说的"箕、壁、翼、轸"，传说都是司风之星，其中尤以箕星为最。故风神有"箕伯"之称。张衡《思玄赋》云："属箕伯以函风矣。"（《文选》卷十五）应劭《风俗通义·祀典·风伯》条曰："风师者，箕星也。箕主簸扬，能致风气。"《书·洪范》说："星有好风，星有好雨。"《史记·宋世家·集解》引马融曰："箕星好风。毕星好雨。"可见这种说法流传之深广。但是，箕星等四宿好风，是完全没有科学根据的；月在这四宿就是"风起之日"，更属无稽之谈。
再如，汉简《孙子兵法·黄帝伐赤帝》篇论述黄帝伐赤帝、黑帝、白帝，汤伐桀，武王伐纣，皆用"右阴、顺术、倍（背）冲"的方法取得胜利，"大灭有之"。接着，便称赞"一帝二王皆得天之道"。孙子所谓"右阴、顺术、倍（背）冲"，是古代流行的在战争中讲究左右、阴阳、逆顺、向背等所处方位的迷信思想。这种讲究方位的迷信思想，同样是没有科学根据的，在战国时代受到尉缭、韩非等唯物主义思想家的批判。尉缭在分析黄帝所以能百战百胜的原因时说："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谓天官时日、阴阳向背也。黄帝者，人事而已矣。"（《尉缭子·天官》）韩非在阐述战争取胜的条件时指出："龟策鬼神不足举胜，左右背乡（向）不足以专战。然而恃之，愚莫大焉。"（《韩非子·饰邪》）尉缭把"阴阳向背"与"人事"对立起来，韩非又把"左右背向"与"龟策鬼神"相提并论，认为"恃之愚莫大焉"，可见讲究方位上的阴阳、左右、向背，带有神秘的色彩，它与作战应占据有利地形的战术无夫。孙子把月在"四宿"会起风之类的没有科学根据的传说。以及"右阴、顺术、背冲"会取胜之类的迷信思想，掺进了他的军事学著作，结果在他唯物主义无神论的世界观中蒙上一丝神秘主义的阴影。
孙武的哲学思想虽然是朴素的、直观的，且存在着上述一些局限和缺点，但是由于它与战争这种最活跃的实践活动结合在一起，因此就显得相当丰富、深刻。这里同样闪烁着孙武智慧的火花，凝结着他孜孜探索的思维成果。他的"不可取于鬼神"的朴素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作之而知动静之理"的从实践出真知的认识论，"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等观察处理问题的辩证方法，不仅在当时的哲学界处于领先地位，而在整个中国哲学发展史上也是卓有建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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