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学术思想的活跃
春秋后期，由于政治的动荡，学术文化的下移，受教育的知识阶层人数的增多，加之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各种思想极为活跃，出现了许多博学而明智的思想家。当时研究军事的气氛也甚为浓烈。这就为孙武这位卓越的军事思想家的诞生，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一）
学术下移与私学兴起
由于周王室的衰微，原来的官学受到严重破坏，负责文化教育的官吏远走他乡，官方保存的文化典籍也流散各地。公元前525 年，郯国国君来到鲁国，讲述了许多历史知识，孔子见郊君而学之，接着感慨道："吾闻之：'天子失官，官学在四夷'，犹信。"（《左传·昭公十七年》）可见周王朝宫学的衰落和文化的下移，已引起广泛的议论。据说春秋末年的老子，原是"周守藏室之史"，因为"见周之衰，乃遂去"（《史记·老子列传》）。这个事实又一次说明，周王朝官府文化的不振和流失。
与官学衰落恰成鲜明对照，由没落贵族或平民中的有识之士创立的，私人聚徒讲学之风逐渐兴起。春秋末年，孔于在鲁国聚徒讲习礼、乐、书、数、射、御等六艺，邓析在郑国聚徒讲习法律和诉讼。鲁国还有一个少正卯，其"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以饰邪营众"（《荀子·宥坐》），显然他也在那里私人讲学。据说少正卯的讲习很能吸引听众，曾使"孔子之门，三盈三虚"（《论衡·讲瑞篇》）。孔子主张"有教无类"，因此他的学生中有贵族子弟，而更多的是鄙贱的平民。《吕氏春秋·尊师》述："子张，鲁之鄙家也；颜涿聚，梁父大盗也，学于孔子。"《荀子·大略》说："子赣、季路（即孔门弟子子贡、子路），故鄙人也，被文学，服礼义，为天下列士。"据李启谦先生的研究，在孔子的十九个主要弟子中，只有三人出身贵族，而其余都是平民、贱人或商人。（《孔门弟子研究》第247-248 页，齐鲁书社1987 年版）可知孔门弟子中出身鄙贱者占大多数。孔子一生授业讲学，他的"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史记·孔子世家》）。其盛况空前如此。
在平民中选拔贤者出任官吏之制，春秋时代已颇为盛行。齐桓公时，"乡长退而修德进贤，桓公亲见之，遂使役官"；若"设之以国家之患而不疚，退问之其乡，以观其所能而无大厉，升以为上卿之赞"（《国语·齐语》）。由于选拔平民中的优秀者出任官吏之制的推行，因而出现了一批专门求学以人仕的士阶层。孔子的许多弟子就因学得六艺而进入仕途，他们或任卿大夫的家臣，或任地方行政官。鲁国的执政者季孙氏曾"养孔子之徒，所朝服而与坐者以十数"（《韩非子·外储说左下》）。孔子死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史记·儒林列传》）。这一批平民出身的人学得知识，参政议政，必然会对当时的思想界带来深刻的影响。
（二）
科技的进步与无神论思想的抬头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春秋时代的科学技术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在天文学方面，对日月星辰运行的测定，已经确立二十八宿的名称和方位。这是我国最早的天文坐标图。当时观测日食的准确性已相当高。《春秋》一书记录日食37 次，其中有33 次经证明是可靠的。《春秋·文公十四年》记："秋七月，有星孝人于北斗。"这是世界上关于哈雷彗星出现的最早记录。在历法方面，由于立圭表测日影，能精确测定夏至和冬至，因而已知回归年的时间为365 日，把它和朔望月的周期相调节，于是又创造了19 年插入7 个闰月的较精确的置闰方法。在数学方面，当时计算数值已相当高明。《考工记》中记述各种工具、武器的制造，己运用到分数、角度和容积的计算等数学知识。公元前548 年，楚国为修定赋制，便"书土田，度山林，鸠薮泽，辨京陵，数疆潦，规偃猪，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10 年，为营造周王城，又"计丈数，揣高卑，度厚薄，仞沟洫，物土方，议远迩，量事期，计徒庸，虑材用，书糇粮，以令役于诸侯"（《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对于这样复杂的土田面积和工程土方量等的计算，如果没有几何学等专门知识和周密的运算方法，是难以完成的。在医药方面，诊断病人时又运用切脉、望色、听声、观形等方法，治疗病人时又采用砭石、针灸、汤液、手术等手段。春秋未年出现了著名的神医扁鹊，他既会"带下医"（妇科），又会"耳目痹医"（五官科），还会"小儿医"（小儿科），"随俗为变"（《史记·扁鹊列传》）。这说明他的医术是相当高明而又全面的。
科学技术的进步，促使重人轻天的无神论思想的抬头。公元前706 年，随国的季梁谏其国君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左传·桓公六年》）公元前680 年，郑国的申又指出："妖由人兴也。人无衅焉，妖不自作。人弃常，则妖兴，故有妖。"（《左传·庄公十四年》）他认为妖怪是人为造成的，是在人失常的情况下才出现的。公元前661 年，虢国的史嚣感慨道："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左传·庄公三十二年》）这与《尚书·太誓》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万章上》）很有些相似。神降到了从属于人的地位，公元前644 年，周内史叔兴在解释一些奇异的自然现象时说："是阴阳之事也，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左传·傣公十六年》）他把自然现象与人的吉凶严格区分开来，指出吉凶完全是人为造成的，公元前641 年，宋国的司马子鱼反对人祭，进一步强调："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左传·僖公十九年》）把人民置于神之上。公元前550 年，鲁国的闵子马宣传道："祸福无门，唯人所召。"（《左传·襄公二十三年》）突出了人对祸福的能动作用。公元前541 年，郑国的子产解释晋君的疾病，是"出入、饮食、哀乐之事"，而不是由于"山川、星辰之神"的作祟。公元前524 年，裨灶欲用灌禳火，子产反对这种做法，并说："天道远，人道迹，非所及也。"（《左传·昭公十八年》）进一步阐述了天人相分的观点。由上述可见，春秋时代的无神论观念在周王室和许多诸侯国家都很流行，而且绵延的时间也很长。这充分说明了当时思想的解放。
（三）
老子、孔子等大思想家的出现
随着学术文化的下移和思想的解放，各种不同经历、不同地位的人自由发表自己的哲学、政治、伦理、教育等观点。到春秋末年，就出现了老子、孔子等在许多领域里有着相当系统的理论的大思想家。
老子生活的年代，学术界历来有分歧。近来有人根据《老子》书中的思想、语汇以及先秦时代关于老子事迹的记载等许多资料，证明老子确是春秋末年人，其时代略早于孔子。①老子的哲学思想有相当完整的体系。他虚构了一个"先天地生"、"可以为天下母"的本体"道"。他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又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清楚地表明，他的所谓"道"不是元气，而是虚"无"飘渺的东西，作为万物之"母"的"道"在世界上是根本不存在的。他的哲学体系明显地属于客观唯心主义。老子的认识论是先验论。他说："不出户，知天下；不窥脯，见大道"；"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老子认识到矛盾着的对立面可以互相转化："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但是他的辩证法又是消极的："知其雄，守其雌"；"知其荣，守其辱。"他主张守住柔弱。卑下的一面，以防止事物的转化。在政治上，他反对礼治，也反对法治，认为："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法令滋彰，盗贼多有。"他宣扬"无为"而治，实行愚民政策："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他幻想回到西周初年"小国寡民"的状态，"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他甚至要取消物质文明，"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人复结绳而用之"（以上均引自《老子》通行本）。显然，他的思想代表了封建领主阶级中的保守派。
与老子相反，孔子的政治主张是积极有为的。他主张的中心有两个：一是要恢复西周盛时的宗法等级秩序。他认为："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他宣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提倡君臣父子各循其道，各安其位，不得悟越犯上。二是要统治者减轻对人民的剥削，使人民能安居乐业。他提出的从政原则是："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他强调："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左传·哀公十一年》）他的学生冉求为季氏"聚敛"，"赋粟倍他日"，孔子就斥责道："非我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广一次鲁哀公间政，他更直截了当地指出："政有使民富且寿。"（《说苑·政理》）总括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就是"礼"和"仁"二字，这二者是和谐统一的。他曾说："克己复礼为仁"，即要求统治者克制自己的**，恢复君臣父子和"敛从其薄"的"礼"的原则，这也就是做到了"仁"。孔子还发表了一系列待人接物的伦理主张，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在教育上，孔于也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教学原则和方法，如："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而时习之"，"不耻下问"，等等。 （以上孔子言论，未注明出处者，均见《论语》）。在当时诸侯混战、卿大夫内哄、统治者贪婪剥削、人民苦不堪言的形势下，孔子提出的这些政治、伦理、教育等主张，是有相当积极进步的意义的。如果说，老子代表了封建领主阶级① 刘建国《老子时代通考》，载《哲学史论丛》，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中的保守派，那末孔子则是这一阶级中的改良派。
（四）
研究军事气氛的浓烈
老子、孔子等大思想家，其主要建树是在哲学、政治、伦理、教育方面，而春秋时代社会矛盾空前复杂，战争也特别频繁，这就必然促使更多的人去研究军事，在军事领域里发表各种见解。
公元前684 年，鲁国的曹判论战。他首先论述战争的准备工作，应该"惠遍"、"信孚"而使"民从"；又论述战争时如何胜敌的技巧说："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左传·庄公十年》）公元前620 年，晋国的赵盾议论战争中应该先发制人和坚决果断地驱逐敌寇，指出："先人有夺人之心，军之善谋也；逐寇如追逃，军之善政也。"（《左传·文公七年》）公元前597 年，晋国的士会讲述发动战争的原则道："会闻用师，观衅而动"；"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军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经也。"这就是说，战争行动要寻找机会，见有利可得才发动进攻；军事上的善谋就是去兼并、攻伐那些弱小、愚昧的国家。他又认为："德、刑、政、事、典、礼不易，不可敌也。"而当时的楚国，"德立、刑行、政成、事时、典从、礼顺，若之何敌之？"（《左传·宣公十二年》）显然，一个国家军事上的强盛与政治上的成功是密不可分的。公元前547 年，晋国的声子能滔滔不绝他讲述"绕角之役"、"彭城之役"、"鄙陵之役"等多次战役中的战略战术，分析其中的军事计谋（见《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至春秋晚期，齐国的司马穰直潜心研究古《司马兵法》，并撰写了许多解释、发挥的文字。《史记·太史公自序》说："自古王者而有《司马法》，穰直能申明之。"上述这些研究军事的言论和谋略，如涓涓细流必然汇成江河湖海。它预示着一个全面总结军事科学的研究成果并加以创造性发展的大思想家的出现。这个军事上的大思想家，与老子、孔子等大思想家并驾齐驱，交相辉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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