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兵器和作战方式
在兵员、军赋、军种等军事制度发生变化的同时,各国兵器的制造也在发展,作战的方式发生了从车战为主到步战为主的转变,战场由平原扩展到山区,一次战争的时间逐渐延长,战术更加灵活多变,军事上出现了千姿百态的壮阔场面。
(一)
兵器及其制作
春秋后期,生产力发展很快,它的重要标志就是铁器的使用。晋国曾经赋"一鼓铁,以铸刑鼎"(《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孙武所在的吴国,铁的产量也相当大,炼铁铸兵器的技术更是发达。建国以来,在江苏**县属于春秋晚期的吴墓中,就曾几度出土过铁丸和铁条①。据说吴王阎阎时干将作剑,即"采五山之铁精"在炉中冶炼,"金铁刀懦,遂以成剑"(《吴越春秋·阖闾年传》)。从现有资料看,春秋后期虽然仍以铜兵器为主,但铁兵器也已经出现。
当时的主要进攻武器有弓矢、戈、戟、矛、殳,称为"五兵"(《司马法·定爵》)。弓矢是远距离射杀敌人的武器;戈,横刃,装有长柄,可勾可啄;矛头直而尖,也装有长杆,用来刺杀;就是在长柄上装有矛头和横刃,可勾可刺,兼有戈、矛两种效能;量在竹木长杆上装有很多尖角,用于打击敌人。春秋中期步兵兴起以后,战争往往短兵相接,剑又成为十分重要的武器。用机械发射、射程远而准的弯,在春秋后期也已开始使用。《吴越春秋》卷九《勾践阴谋外传》记述楚国的善射者陈音到越国教士习射,因而向越王讲述:"弩生于弓",楚琴氏"施机设枢"发明此器;"其威力之大,"鸟不及飞,兽不暇走,弩之所向,无不死也。"《孙子兵法》中也有这样的论述:"势如扩弩,节如发机。"(《势篇》)春秋末期还出现了一种远距离杀伤敌人的投石机。《范蠡兵法》上说:"飞石重十二斤,为机发,行二百步。"(《汉书·甘延寿传》张晏注引)可见其威力之大。
防卫武器主要有盾、甲、胄等。盾用犀皮或木板制成,可以掩蔽身体,防卫兵刃矢石的杀伤;甲类似衣服,多用牛皮或犀皮制成,穿在身上以保护人体;胄即头盔,其形似帽,多用青铜制,戴在头上以保护头部不受损伤。当时不仅参战的人有甲,驾车的马也往往披甲上阵。《孙子兵法·作战篇》用"甲胄矢弩,戟盾蔽橹(用作屏蔽的大盾)"来概括作战时的各种装备,说明防御武器与进攻武器在战争中同样重要。
攻城还有一些特殊的器械和方法,如云梯、辊、筑堙等。云梯的前身叫"钩援",是一种有钩的长梯。《诗·大雅·皇矣》云:"以尔钩援,与尔临冲,以伐崇墉。"后来改造成云梯,就把一节或两节长梯固定在车架上,攻城时推车接近城墙,以便于战士攀登。是上设屋顶形掩蔽体的四轮车,攻城人员可依靠车身的保护,在内掘城墙或挖地道。堙是城外筑起的与城等高的土山,攻城部队爬上土山,即可登城。
《孙子兵法·谋攻篇》在谈到攻城时,就举出"修橹、"等器械和"距(通'具')(通堙)"以及攀登云梯而"蚁附"等方法。
春秋时兵器的制作都在官府,兵器质量较西周有了显著的提高。春秋未年齐人的著述《考工记》,记录当时"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可见手工业中的分工已相当精细。关于合金的比例,它记述"金有六齐(剂)",如:"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参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这些合金配比剂量规定,大体上符合各种兵器的性能要求,是关于合金剂量的科学总结。由于金属冶炼技术的发展,春秋未年的① 见江苏省文管会、南京博物院《江苏**程桥东周墓》,《考古》1965 年第 3 期;南京博物院《江苏**程桥二号东周墓》,《考古》1974 年第2 期。
兵器制造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其中吴越的剑是最有名的。近年在湖北江陵出土的越王勾践剑,质地坚韧,做工精巧,锋刃锐利,光彩照人,就是明证。弓箭的制造,在选材、制作顺序上也都有严格的规定。据说晋平公时有人作弓,"三年乃成",平公一射而"穿七札"(《列女传》卷六《晋弓工妻》)。兵器制造的考究和性能的良好,由此可见一斑。
(二)
车战、步战和水战
春秋中叶以前,战争一般都以车战为主,周围辅以一些步兵,一辆战车上有甲士3 人,另有7 人在车下,再配以步卒15 人,后来,每辆兵车所配的步卒发展到72 人。指挥车上也有3 名乘员,主将在左,武士在右,御者居中。兵车上所备的进攻武器多是长柄的戈、戟、矛,还有远射的弓矢;防卫武器有甲胃和盾牌。作战时兵车排成方阵,步卒附在兵车周围,互相冲击拼杀。战车一般可分进攻型的轻车和防御型的重车两大类。轻车驰骋疆场,冲锋陷阵;重车则装载辎重,当作军垒,进行屯守。《孙子兵法》上有很多关于车战的论述。如《行军篇》说:"轻车先出居其侧者,陈也";"奔走而陈兵车者,期也。"《作战篇》又说:"车战得车十乘已上,赏其先得者";"凡用兵之法,驰车(指轻车)千驷,革车(指重车)千乘";"车甲之奉,日费千金"。可见在孙武的时代车战还相当盛行。
不过,车战的地位正在下降,而步兵日益显示其重要性。首先是一辆战车所配的步兵大量增加,同时脱离战车的独立编制的步兵亦已出现,并在战争中发挥其威力。造成车战衰而步兵兴的原因很多:一是井田制的破坏,土地私有化的分割,使战车通行的道路受阻;二是鄙野庶民大量参军,不能都乘兵车作战;三是戎狄部落侵扰,出没于山林地区,战车无法对付;四是人民起义聚于沼泽地带,战车亦无法镇压。如公元前632 年,晋"作三行(即三军步兵)以御狄";公元前541 年,晋与狄人战,"乃毁车以为行",结果"大败之";公元前522 年,郑"兴徒兵"(即步兵)以镇压聚于"萑苻之泽"的起义者;公元前506 年,吴伐楚,更"选多力者五百人,利趾者三千人以为前陈"(《吕氏春秋·简选》),"奉甲执兵奔三百里而舍"(《墨子:非攻中》),竟五战五胜而入郢。在《孙子兵法》中,除论述车战外,更多谈论的是步兵作战。如《行军篇》说:"尘高而锐者,车来也;卑而广者,徒来也。"把车兵和徒兵并提。《九地篇》说:"聚三军之众,投之于险";《地形篇》说:"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行军篇》有"处山之军"、"处斥泽之军",讲的显然都是脱离战车的步兵。
除车战和步兵作战外,春秋后期在楚、吴、越诸南方国家都建立了水军,并经常在水中作战。《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楚国"为舟师以伐吴"。杜预注:"舟师,水军。"《国语·越语下》载,吴越两国水军曾"战于五湖"。《左传·哀公十年》还记,此年吴"徐承帅舟师将自海人齐,齐人败之,吴师乃还"。然则,吴、齐还发生过海战。吴。越水军的规模己相当可观。据《越绝书》所引伍于胥水战兵法,战船"大翼一艘,广丈六尺,长十二丈,容战士二十六人",再加上划浆。掌舵。拿重兵器以及领班长官,整个战船"凡九十一人"(《太平御览》卷三一五引》)。越王勾践晚年,曾有"楼船之卒三千余人"(《吴越春秋·勾践伐吴外传》)。可知水军和水战在当时南方战争中己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三)
作战方式的复杂化
用战车和步兵作战,必须排成战斗队形,讲究阵法。最初的阵形比较简单,进攻时排成密集的大方阵,守卫时排成圆阵。但到春秋时,简单的一元大方阵,已逐渐为多无的小方阵所取代。如公元前707 年,郑国抵御王师,"为鱼丽之阵"(《左传·桓公五年》),即把队伍分为"左拒"、右拒"和"中军"三部分,"先偏后伍,伍承弥缝",使先头部队像尖刀一样插入敌阵,后续部队又源源不断补充而来,结果"王卒大败"。公元前541 年,晋伐狄人,"为五陈以相离,两于前,伍于后,专为右角,参为左角,偏为前拒,以诱之"(《左传·昭公元年》)。这样组成五个互相关联的小队,使狄人穷于应付,很快就"大败之"。此外,卫国还有"支离之卒"(《左传·哀公二十五年》)。日人竹添鸿光《左传会笺》云:"支离,分散也,盖分为数队以误敌。"这也是一种巧妙地运用队形的变化以败敌的方法。
指挥军队的信号,当时仍然运用金鼓和旌旗。《孙子兵法》上说:"《军政》曰'言不相闻,故为金鼓;视不相见,故为旌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专一,则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此用众之法也。"两军交战,击鼓为前进,鸣金为停止或退却,旌旗则标志着军队的存在或前进的方向。如公元前712 年,郑国伐许,"颖考叔取郑伯之旗螫弧以先登",未成,后"暇叔盈又以(旗)螫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郑师毕登"(《左传·隐公十一年》)。这样,以旗为先导,很快就攻入了许国。公元前684 年,齐鲁战于长勺。"齐人三鼓"而鲁师不鼓,后鲁人乘"彼竭我盈"之机,一鼓而"齐师败绩"(《左传·庄公十年》)。公元前589年,晋齐鞍之战时,晋帅郡克受伤,其御张侯曰"师之耳目,在吾旗鼓,进退从之。"于是,他"左并辔,右援抱而鼓,马逸不能止,师从之,齐师败绩"(《左传·成公二年》)。可见,春秋时将帅运用旌旗金鼓指挥战斗,已相当纯熟。当时指挥战争,还制成一种能登高瞪望敌情的"巢车"。如晋楚鄙陵之战时,楚王就"登巢车,以望晋军"(《左传·成公十六年》)。这样,就更增加了指挥的准确性。
训练军队原来都在农隙进行,春秋时出现了专职的常备军,因此军队的训练就往往由专人负责,分科进行,而且时间很长。《左传·成公十八年》载,晋悼公即位,乃命弁纠"使训诸御"(驾车的御手),命苟宾"使训勇力之士",命籍偃"使训卒乘"(步兵、车兵),命程郑"使训群驺"(马匹饲养员)。据说吴王阖庐伐楚的军队,曾经"教七年"(《墨子·非攻中》);越王勾践伐吴,亦"教其士臣三年"(《墨子·兼爱下》)。不言而喻,军队训练有素,又将提高战争的难度,使斗智斗勇愈趋激烈。
最能标志春秋时期战争状况变化的是,战场的扩大和时间的持续。原来的车战只能在广阔的平原上进行,现在的步战和水战则扩大到高山、丘陵、江河、湖泊甚至海洋。《孙子兵法·行军篇》就谈到"处山之军"、"处水上之军"、"处斥泽之军"、"处平陆之军"等处于各种地形的战争要领。
一次战争的时间,原来只需一天或者几天便可决定胜负。到春秋中后期,战争往往迁延时日,难分难解。有的战争持续数月,甚至一二年,才告罢休。如公元前506 年爆发的吴楚战争,从这年的冬天持续到次年的秋天,历时一年,战场绵延数千里。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春秋时期的战争已相当讲究战略战术。如公元前707年,周王率蔡、卫、陈等诸侯**伐郑,郑子元便谋划曰"陈乱,民莫有斗心。若先犯之,必奔。"(《左传·桓公五年》)公元前704 年,楚伐随,随季梁又献谋曰"楚人上左,君必左,无与王遇。且攻其右,右无良焉,必败。偏败,众乃携(离)矣。"(《左传·桓公八年》)公元前701 年,郧人与随、绞、州、蓼四国伐楚,楚斗廉对莫敖屈瑕说:"君次于郊郢,以御四邑(即上述四国);我以锐师宵加于郧。郧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斗志。若败郧师,四邑必离。"(《左传·桓公十一年》)战争中讲究谋划,于是,示形作伪、虚张声势、佯退诱敌、埋伏突击、迂回奇袭、避强击弱、避锐击惰、使用间谍等一系列战术手段纷至沓来。这些都为孙子总结战争经验提供了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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