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军事制度的变易
随着战争次数的频繁和规模的扩大，各国对军队人数和武器装备的需要愈来愈多。于是，征兵的范围加以放宽，寓兵于农的民兵变成专事打仗的常规军，军队编制出现了新的类别，军赋的征收也在不断增加。春秋时期各国的军事制度，都在朝着扩军备战的方向发展。
（一）
各国兵员的激增
西周时王室的军队编制，据金文记载，有"西六师"、"殷八师"和"成周八师"。后两个"八师"，实际是一支军队的不同称呼。因为在所有铭文中，只见"西六师"和"殷八师"、"六师"和"八师"并举，而从来没有把"殷八师"和"成周八师"合在一起记叙的；再说，周朝西部本上只有六个师，而东部新占领区却有两个"八师"，也超过本上大多。故西周王室的总兵力应是十四个师。当时没有"军"一级的编制。若以《周礼·夏官序》所说的"二千五百人为师"来统计，则西周王室的总兵力只有35000 人，显然太少。因为据《史记·周本纪》，武王伐纣时已"率戎车三百乘，虎责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春秋战国间盛传"周为六军"（《左传·襄公十四年》），则西周时的"六师"可能就是"六军"的称呼。《诗·械朴》毛传、《诗·常武》郑笺、《书·顾命》孙星衍疏，皆谓"六师"即指"六军"。以每军约一万人计，则西周本土的六师应有六万人左右；再加上东面的八师，其总兵力当有十余万人。但平王东迁以后，周王室的兵力骤然大减。公元前707 年，周桓王"以诸侯伐郑"，竟不敌而"大败"。其兵员之不足，于此可见。
与周王室的兵员骤减恰成鲜明对照，春秋时期诸侯各国的兵员都在迅速增加。齐国在桓公时已有"革车八百乘"，分为"三军"，共有"士三万人"（《国语·齐语》）。至春秋未年齐吴艾陵之战，一战就被吴俘获"革车八百乘"（《左传·哀公十一年》）。则其全国兵车当有二三千乘，兵员至少翻了一番。
晋国的兵员增长最快。晋武公三十八年（前678 年），晋仅有一军；献公十六年（前661 年），增为二军。至晋文公四年（前633 年），增为三军；次年，又"作三行"（步兵）。文公八年（前629 年），已"作五军"。至景公十二年（前588 年），竟"作六军"。晋平公二十一年（前537 年），楚艺启强测晋国之兵力说："其十家九县，长毂九百；其余四十县，遗守四千。"（《左传·昭公五年》）则晋全国的兵车己有近五千乘。以每乘三十人计，晋的兵员总额应有十几万人。
楚国的兵力也在不断增长。楚成王六年（前666 年），楚以六百乘伐郑；成王十四年（前632 年），楚晋城催之战，晋有兵车七百乘，楚当亦与之匹敌。至楚灵王十一年（前530 年），灵王自称："今我大城陈、蔡、不羹（有东、西二不羹），赋皆千乘。"右尹子革对曰："是四国者，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左传·昭公十二年》）由此可见，春秋后期，楚周围的四城，已有四千乘；再加上楚国本土及其他地方部队（如申、息之师），楚的兵车当在万乘以上。其时楚兵员的总数应有二三十万之众。
鲁、郑、宋、卫等国，春秋中后期兵力都在千乘左右。《诗·鲁颂·宫》歌颂鲁僖公说："公车千乘"，"公徒三万"。公元前548 年，"郑子展、于产帅车七百乘伐陈"（《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则其全国兵力当在千乘以上。公元前607 年，郑宋大棘之战，郑获宋"甲车四百六十乘"，宋又"以兵车百乘"赎华元于郑。显然，宋亦为千乘之国。公元前501 年，齐、卫伐晋，"晋车千乘"，卫侯曰："卫车当其半。"（《左传·定公九年》）则卫国此次出兵车五百乘，其全国兵车也应有千乘。秦国的兵力在诸大国中，约可与齐匹敌。虽然秦穆公三十三年（前627 年），秦师偷袭晋国，过周北门，仅"超乘青三百乘"；秦哀公三十二年（前505 年），秦出兵救楚，也只"帅车五百乘"。但《吴子·图国》谓"秦缪（穆公）置陷陈三万，以服邻敌"；秦景公三十六年（前541 年），景公之弟"适晋，其车千乘"（《左传·昭公元年》）。则秦国的总兵车数亦当有二三千乘，其兵员总额应在六七万人以上。
吴、越两国在春秋后期的兵力也甚为可观。吴王夫差赴黄池之会就率其精锐"带甲三万"（《国语·吴语》）；越王勾践曾说："今夫差衣水犀之甲者亿（十万）有三千。"（《国语·越语上》）然则，吴国的兵力当在十万以上。越国在一次伐吴战斗中，"发习流二千人，教士四万人，君子六千人，诸御千人"（《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一次发兵就近五万，则其全国兵员至少应有六七万。
西周时期只有王室的兵员约十余万，而各诸侯国的兵员最多为1 至3 万。但到春秋后期，晋、楚、齐、秦、吴、越诸大国，兵员都已达到10 万左右。特别是晋、楚两大国，己有十几万到数十万。故《孙子兵法》中屡次提到："带甲十万"，"十万之师举矣"（《作战篇》）；"凡兴师十万"，"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用间篇》）。各大国再加上许多中小国家，春秋末期整个中国的兵员当有七八十万，或者已接近百万。
（二）
军队类别的多样
原来在西周，实行寓兵于农的制度。周宣王时虢文公论述古代兵农合一的情况说："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故征则有威，守则有财。"（《国语·周语上》）春秋初年鲁国的臧僖伯也说："春、夏苗、秋猕、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三年而治兵，人而振旅。"（《左传·隐公五年》）、苗、猕、狩，都是借田猎以习武事的名称。每年于农隙时多次习武，三年而在野外举行大演习，进人国都后再整队检阅。这种士兵就是农民、军事训练都在农隙进行的制度，到春秋时期由于战争的频繁和加剧，不得不加以改变。管仲在齐桓公时的改革，就"参其国而伍其鄙"，即把国郊分为三而把鄙野分为五；并强调："四民（士、农、工、商）者，勿使杂处。"他"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在十五个"士乡"中，以五乡成立一军，"国"**组织三军，有三万人。管仲对桓公说："君有此士也三万人，以方行于天下，以诛无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国之君莫之能御。"另外，农民都处于"伍鄙"，在那里实行"相地而衰征"、"井田畴均"、"无夺民时"的农业政策（《国语·齐语》）。由此可见，齐国的军士和农民已经分开，军士居于"国"中、而农民处于"鄙"野。军士成了专事打仗的职业兵。同时，根据管仲"士之子恒为士"的原则，这种职业兵还是父子世袭的。清人江永指出："说者谓古者寓兵于农，??考其实不然。春秋之时，兵农固已分矣。"（《群经补义》卷二）他的见解是不错的。
各诸侯国在分别兵农、建立中央统属的专职常备军的同时，又在边远地区和一些新设置的县、郡开始组建地方部队。自春秋初期以来，秦、楚、晋等大国对于新兼并得的某些土地，不再分封给卿大夫作为世袭采邑，而陆续建制为县，后来又在荒远处设立郡。这些县、郡，或者利用所灭国的原有军队进行改组，或者在鄙遂野外普遍征兵，于是一支支在中央正规军编制之外的地方部队，雨后春笋般地建立了起来。如楚国有"申、息之师"（《左传·倦公二十五年》，又见同书《成公六年》）、"繁扬之师"（《左传·昭公五年》）、"陈、蔡、不羹、许。叶之师"（《左传·昭公十三年》），晋国有"焦、暇、温、原之师"（《左传·昭公二十二年》），等等。公元前484年，吴国为北上争霸，乃"发九郡兵伐齐"（《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因而在艾陵之战中，吴为四军而齐为三军，吴师多于齐师。可见吴国在边远各郡所建地方部队之众。由于在国郊之外的鄙遂地区可以普遍征兵和县、郡地方部队的组建，征兵的次数也就愈益频繁。有时进行一次战争就要几番征兵，使人民苦不堪言。《孙子兵法》上说："善用兵者，役不再籍"（《作战篇》），就是为了纠正这种弊病的。
除了中央直属的国家正规军和边远地区由县、郡组建的地方部队外，诸侯各国还有国君、卿大夫的族军和私属部队。这些族军和私属部队在与诸侯国的交战中，他们成为国君和将帅的卫队；在国君与卿大夫之间的内战中，他们就成为作战的主力。如公元前575 年，晋楚鄙陵之战，苗贲皇言于晋侯已"楚之良，在其中军、王族而已"；同时，"（晋）栾、范以其族夹公行"（《左传·成公十六年》）。可见在此次战争中，楚王的族军与国家的正规军"中军"在一起，担负着保卫楚王的任务；而晋国则由栾、范两支族军保卫着晋公。由于春秋后期卿大夫势力的壮大，其私属部队也迅速增多。公元前592 年，晋卿克欲伐齐，因晋景公"弗许"动用国家正规军，克便"请以其私属"（《左传·宣公十七年》）。晋氏的私属部队，竟能与大国齐的部队较量，可知其部队数量一定甚为可观。公元前484 年，齐师伐鲁，当时的形势竟是："鲁之群室（卿大夫的家兵）众于齐之兵车"，甚至季氏"一室敌车优矣"，即以季氏一家的兵力对付齐的兵车还绰绰有余。此役实际参战的鲁私属部队有"季氏之甲七千"（《左传·哀公十一年》）。季氏何以能有如此多的私卒？时人早就指明："政自之（指季氏）出久矣，隐民多取食焉，为之徒者众矣。"（《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杜预注："隐，约，穷困。"可知季氏的私卒大多是用权力以及食物，招募穷困的人民为其服役而形成的。
（三）
军赋征收的加码
西周实行井田制，军队所需要的人员、牛马、战车、兵器，按军赋制的规定，向井田内的人民征收。《左传·成公元年》服虔注引《司马法》曰："四邑为丘，有戎马一匹，牛三头，是曰匹马丘牛；四丘为甸，甸六十四井，出长毂一乘，马四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盾具备，谓之乘马。"（《诗·小雅·信南山》孔颖达疏引）《汉书·刑法志》、《左传·成公元年》杜预注，所说与此略同。唯《周礼·地官·小司徒》郑玄注引《司马法》所论的赋制与此有异，这可能是传闻的不同，或者是时间、地域的变动所致。
西周的军赋制到春秋时期，各国都在不断增加。公元前645 年，晋国"作州兵"。据记载，这次行动的目的是"征缮以辅孺子"，其后果是"甲兵益多"（《左传·僖公十五年》，又见《国语·晋语三》）。显然，原来的"州"不是征收军赋的单位，此后则要按"州"征兵缮甲了。公元前590 年，鲁国"作丘甲"（《左传·成公元年》）。按《司马法》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原来是按"甸"征收甲兵的，此后则改为按"丘"征收了，军赋自然要增加许多。公元前548 年，楚国"量人修赋，赋车籍马，赋车兵、徒兵、甲盾之数"（《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这次度量公私的一切收入而修定各单位应出车马兵甲之数，在当时战争愈趋繁忙的情况下，当然只会增加而不会减少。公元前538 年，"郑子产作丘赋"。它可能和鲁国的"作丘甲"一样，是由原来的按"甸"改为按"丘"来征收军赋。时人浑罕讥之为"作法于贪"（《左传·昭公四年》），可知这一改，军赋征收的数量一定增加不少。公元前483 年，鲁国又"用田赋"。它的具体征收标准已很难详考。孔子曾对此次加赋大为不满，他说："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如是，则以'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礼而贪冒无厌，则虽以田赋，将又不足。"（《左传·哀公十一年》）由此可知，"用田赋"是鲁国在成公元年"作丘甲"后又感到军赋"不足"而使出的新招，鲁国的军赋因统治者"贪冒无厌"而一增再增，征收标准不断变易。
总之，从兵员的人数、军队的类别、征兵的范围和军赋的标准各方面来看，春秋时代的军事制度发生着一系列变化。这些变化是由战争的频繁和规模的扩大引起的，而它的后果又促使战争进一步加剧和扩大。
· 推荐：《抗日战争书籍》 《心理学书籍》 《茅盾文学奖作品》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