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鸿英之乱
陈炯明被赶到惠州，滇、桂联军胜利地进驻广州，孙中山的讨伐叛军的战斗获得了彻底的胜利。接到广州讨贼军胜利的消息后，孙中山在上海作了一些安排，准备再下广州。可他万万没有料到的是，大野心家陈炯明被赶走了以后，会又冒出新的野心家来。
广州陈炯明的失败，使得北京的军阀们坐立不安，他们无论如何也不甘心就这样看着孙中山再度到广州去重掌革命的政权，再来与北京的统治者们作对。吴佩孚挖空心思，要在滇、桂诸军中再找一个自己的代言人，阻遏孙中山革命政权势力的发展。北洋政府的一些幕僚们分析，在打败陈炯明的滇军和桂军里头，将领们也不是铁板一块的，他们内部存在着许多利益上的利害冲突，如在滇军里头就大致有两个派系，一是朱培德所统率的军队，一是杨希闵统率的军队，他二人看起来都是滇军的领袖，实际上二人各自心怀鬼胎，互不放心对方；而在桂军里头，情况也是一样，一是粗人出身的沈鸿英所率领的军队，一是刘震寰所率领的军队，这两个人也早就各自找机会想吃掉对方；再从广州现有的粤军来说，成分就更为复杂了，有陈炯明的旧部，有江防司令魏邦平的旧部，真正属于孙中山指挥的粤军还远在广西没有回到广州来，这就是许崇智的军队，许崇智的军队要从广西回到广州，首先要突破叶举和洪兆麟的防线，而要突破这一道防线却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经过一番分析，吴佩孚采纳了谋士们的建议：一面支持在汕头一带驻扎的叶举和洪兆麟的部队，让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拖住许崇智的军队，使他们不能及时赶回广州；一面出重金买通沈鸿英，并且给沈鸿英以总督广东军务的任命书，让沈鸿英在广州守住，不让孙中山回到广州去。
桂军司令沈鸿英与北洋政府的谋士们所预料的一点也不差，他正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小军阀。沈鸿英参与讨伐陈炯明的战斗，就是想在广州再占下一块地盘，好进一步发展自己的军事实力，当滇、桂、粤联军还未进入广州时，他就密令自己的心腹李易标率领所属的一个师，星夜兼程，抢先占领了观音山、白云山这两个广州城的制高点。沈鸿英此举的目的，就是要先占据有利地形，居高临下地控制整个广州城，左右广州城的局势。
沈鸿英进入广州之后，又碰上了吴佩孚派来的特使，这位特使带来了吴佩孚的委任状和许诺，委任状是：任命沈鸿英为广东军务总督，并授给上将军衔。沈鸿英捧着委任状和上将军服，乐不可支。他想：我本来就想打到了广州，一定要站稳脚跟，决不再受孙中山的窝囊气，本来还担心自己的实力不够，现在吴佩孚又送来了这么一桩好事，还答应在北方给我军事支持，这样的好事不要岂不是呆子？有了吴佩孚在北方的支持，我在广州只要略施小计就可以消灭其他的军事力量，就可以顶住孙中山，不让他进入广州，然后，等我有了足够的实力，我还说不定能向北方进发呢，那时候，连你大帅吴佩孚也还不一定在我的话下！
沈鸿英虽然是个粗人，可是他在用兵打仗和勾心斗角方面决不比其他任何军阀差一分。他进入广州，住进白云山总指挥部以后，很快就筹划好了如何行动、吃掉其他力量的计划。沈鸿英第一个要干掉的军事力量就是广州的江防司令魏邦平，因为魏邦平有一个师的粤军精锐部队，这时候又被孙中山任命为广州的卫戍司令，只有先干掉魏邦平，将广州的卫戍大权掌握在手中，才能控制广州的整个局势，才能做到行动自由。恰好这时候又流行起了“客军入境，广东亡省”的传言，沈鸿英便在滇、桂各军中煽动说：“广东人历来仇视外军，现在我们进入广州，是为了执行大总统的讨贼命令而来的，广东人心里不服，所以到处鼓动反对外军的情绪，听说，魏邦平即将要联合广东的各路军队，制服滇、桂各军，我们滇、桂各军要想在广东站住脚，第一件要紧的事就是要把魏邦平和他的军队解决掉。”沈鸿英的谣言，虽然在不明真相的下级军官中有一定的煽动力，可是在高级军官中却没有多大说服力，因为大家都知道沈鸿英有多少花花肠子。但是，在各自怀着鬼胎的滇、桂军的高级将领的心中，却引起了不少的联想，杨希闵和刘震寰都故意表示相信沈鸿英的话，并且表示担忧，他们都催沈鸿英早日想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来。
1923年的1月26日晚，沈鸿英和杨希闵、刘震寰三人联名发出邀请，请胡汉民、邹鲁、魏邦平、李烈钩、陈策等人到江防司令部滇军杨如轩的旅部里来召开军事会议。接到沈鸿英的通知后，刚刚上任当了广东省长的胡汉民、广州卫戍司令魏邦平、海防司令陈策、特派员邹鲁和桂军将领刘震寰也带着军长刘玉山按时到达，独独缺一个滇军的司令杨希闵。因为杨希闵也有他自己的打算：这次来此开会，必定没有什么好会，沈鸿英很可能要在会上发难，自己不到会，任他们拼个鱼死网破，我到时候去收拾残局，不论谁胜利，我都是白捞一把便宜。沈鸿英也知道杨希闵的居心所在，在心里暗骂这个老滑头，“到时候我连你也一锅煮了，看你还到哪里去弄巧卖乖！”
开会之前，沈鸿英早已在会场的四周围布下了层层暗哨，命令自己的卫队把守住各个要道通口，一旦事情发生，不让任何人活着走脱。
会议开始了，沈鸿英讲了两句开场白以后，就凶相暴露，拔出手枪，在空中挥舞着说：“今天你们都要听我的命令，谁要想不听，就先问问我这支手枪答应不答应！”说完话使用恶狠狠的眼光扫视着会场上的人。
卫戍司令魏邦平却不买他的账，他是广州的卫戍司令，他对目前广州城中的混乱的治安秩序感到焦急不安，他说：“在孙中山大总统主持军政府期间，广州城里秩序井然，有明令不准军人在城中抽大烟、开赌馆、狎妓嫖娼、乱收捐税，捐税一律由政府统一收取。可是现在，滇军、桂军进入广州之后，不顾过去的禁令，公然在城中抽大烟、嫖娼聚赌，还乱没关卡收受捐税，已经严重地扰乱了地方的治安秩序，军队还占据了大量的民用楼房，弄得整个城里乌烟瘴气，人民生活没有安全感，我请求各位将领同意，我要在城中禁烟禁赌，还要请各位将领们把占住的房子早日腾出来，归还给老百姓。”魏邦平的话还没有落音，沈鸿英的师长李易标早已拔枪在手，指着魏邦平的鼻子骂道：“你有什么资格代表民众讲话！你一会儿投靠陈炯明，一会儿投靠孙中山，有什么脸面跟我们讨论广州的秩序？我们辛辛苦苦地打跑了陈炯明，你门不给我们充足的粮饱，我们开个赌馆，抽点钱作军费有什么不可以！”李易标说着说着，举起枪来就对魏邦平“砰！”地开了一枪，魏邦平在李易标拿着枪比划来比划去的时候就预防着他的枪走火，早作好了躲的准备，见李易标要扣动权机的时候，吓得就地一滚，趴在桌子底下。李易标一开枪，沈鸿英、刘达庆和黄鸿猷也拔出手枪，连连向胡汉民、陈策、邹鲁等人开枪，胡汉民一见到李易标向魏邦平开枪，早已向楼下冲去，下楼的通道被沈鸿英的卫兵堵死了，胡汉民一时间急得无处可逃，情急之下，钻进走道旁的厕所里躲了起来；陈策在慌乱中从楼窗上跳了下去，落地没站稳，将腿摔断了，痛得不能走路还不敢发出哼哼的声音；刘震寰和邹鲁也四处乱奔，正好会议室面对的就是旅长杨如轩的卧室，刘震寰和邹鲁二人一齐挤了进去。
这些奔跑和逃命只是在一刹那间的事情，沈鸿英见几个人跑不见了影子，谅他们也跑不掉，从桌子下面将魏邦平抓了出来，命手下人将他绑在柱子上，准备找到其他人以后一并干掉。
正当沈鸿英提着手枪，杀气腾腾地找人的时候，旅长杨如轩带着自己的卫兵冲上了楼，三下五除二就解除了沈鸿英的卫士的武装，制止了沈鸿英的找人杀人的企图，救出了胡汉民、陈策、邹鲁、刘震寰、魏邦平等人。沈鸿英见杨如轩带来的人数众多，也没敢下令硬拼，只好眼看着这次行动以失败而告终。
这次的“鸿门宴”计划没有成功，沈鸿英觉得一时不宜和孙中山对着硬干，便一面发出电报，请省长胡汉民主持广东的全省军政事务，一面命令自己的军队撤出观音山和白云山，将自己的防区全部移交给滇军接防，自己按孙中山的部署开出广州，到北江一带驻防（实际上他只开到韶关、新街一带驻扎下来）；佳军的另一支部队刘震衰移防东莞、石龙一带。另一方面，沈鸿英还给孙中山打电报，请他早早来广东主持军政事务。胡汉民脱险之后，立即跑到广州的沙面祖界里躲了起来，不敢出来主持广东的军政事务，接着又跑到香港，并发出电报、辞去广东省长的职务。
陈炯明叛变，革命政权差点丧失殆尽，孙中山对旧式军人的性质已经有了本质的了解，特别是对自己领导下的各军队首领们的本质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和把握。沈鸿英的一举一动，都瞒不过孙中山的眼睛，沈鸿英在广州召开所谓的“军事会议”的消息，孙中山也早已得到了报告，他清醒地认识到，沈鸿英是想做广州的第二个陈炯明了。他本来是准备当天就要赶回广州的，现在决定推迟几天，先布置好讨代沈鸿英的行动计划再说。
首先，孙中山致函海陆军各路将领，命令他们立即组织力量讨伐沈鸿英，不要让沈鸿英得到喘息的机会，如果让沈鸿英在广东站稳了脚跟，那时要想再讨伐他就很难办了；同时，孙中山又致函杨希闵，叫杨希闵不要受沈鸿英的迷惑，沈鸿英现在是时机还没有成熟，所以一时还不敢公开地与国民政府作对，一旦他认为时机成熟了，他就会像陈炯明那样，露出其野心来；孙中山还致电告诉杨希闵：“在沈鸿英的变乱阴谋中，你所率领的滇军也是他要吞并的势力之一，你可就近组织军事力量，迅速讨平沈鸿英，以确保广州这块护法、革命的根据地。”
沈鸿英在离开广州的同时，又给孙中山发了一个电报，表示自己坚决拥护孙中山的领导，说自己已经按孙中山的意见移兵驻防北江一带了；同时，沈鸿英又通电全国，表示拒不接受北洋政府所委派的职务。孙中山一下就识破了沈鸿英的小丑式的表演，他严肃地给沈鸿英回了一封信说，要他对自己在广州的一番表演悔过自新，孙中山说：“国家大事，要出以公心，国民革命的军人要服从国民政府的统一指挥行动，那些喜欢耍一些小聪明、玩弄一些小权术、搞一些小阴谋活动的人是从来不会成功的，即使是成功于一时，也不会成功于永远的，最终一定要失败！”
2月21日，孙中山乘船来到广州，这一次，孙中山在广州东郊农林试验场设立大元帅府，自己就任大元帅，而不再称大总统了，因为前几次都是称大总统的，结果是大总统总是有其名而无其实，所以这次改称大元帅。同时组成了陆海军大本营，对政府的组成发布了一系列的任命：任命廖仲恺为财政部长，谭延闿为内政部长，邓泽如为建设部长，伍朝枢为外交部长，古应芬为法制局长，朱培德为参谋长，林云陔为金库主任等等，这是孙中山在广州第三次建立革命的政权。而且，这一次孙中山将军队称为讨贼军，宣布进入了讨贼期，说：“这次，本总理再回广州，不再提护法了，现在的政府是革命的政府，是军事建设时期的政府，要把那些大大小小的军阀们一个个地来讨平。”
沈鸿英对自己在广州的失败，一天也没有甘心过，他一直是在和孙中山做表面上的敷衍工作，暗地里紧锣密鼓地在准备进攻广州。1923年4月16日，沈鸿英正式通电接受北京政府给予的职务，升任广东“督军”。在庆祝自己升任督军的大会上，沈鸿英将自己所辖部队中营以上的军官全部集中起来，宣布了进攻广州的作战计划。沈鸿英鼓动说：“弟兄们，我们军人千辛万苦地打败了陈炯明的叛军，攻下了广州，可是却被赶到这样偏僻的地方来驻守，而孙中山却不费一点辛苦就来当了什么大元帅，我们不眼，我们要打回广州去！现在，驻在广州的各军之间，内部不和，互相猜疑，有守军也同没有守军差不多，这是我们进攻广州的大好时机。吴佩孚吴大帅又派了三个精锐旅的部队从江西进入广东，作我们的声援，我们此次进攻广州，将会马到成功！”
第二天，沈鸿英便兵分三路，向广州进发。
当沈鸿英的部队到达广州的时候，广州还在沉睡之中，叛军的枪炮声惊醒了酣睡中的人们。孙中山一听到枪炮声，就命令各处迅速查明枪炮声的来源，很快，孙中山知道了这是沈鸿英在作怪，立即向各路军队发出命令：令正在受攻击的滇军杨希闵部坚守待援，挡住沈鸿英叛军的进攻；令桂军刘震寰火速从石龙方向回援广州；令滇军军长范石生坚守广州的北郊和北门。发完命令后，孙中山亲自率领卫队登上观音山督师反击叛军。
孙中山率领卫队来到观音山上，一进入镇海楼，老远地就看到军长范石主正躺在床上抽鸦片，房子里烟雾缭绕，山上的军队防务还没有布置好，到处乱哄哄的。孙中山十分恼火，大喝一声：“范石生，敌人已经打到你的鼻子底下来了，我让你警戒这一地区，防区丢了，你拿什么来见我？”范石生正在吞云吐雾，猛然听到有人敢于这么大呼小叫地叫自己的名字，正想发作，猛抬头看到是孙中山站在自己的面前，当时就吓得手足无措，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
孙中山对卫士马湘大声他说：“你立即用这里的机关枪去布置阵地，挡住敌人的进攻！”
马湘高声答道：“是！奉大元帅命令，取机枪杀敌！”一面飞快地率领着几个卫士取来了三挺轻机枪、两挺重机枪，分散在城墙上布置开来。
卫士们刚刚布置好阵地，沈鸿英的叛军已经逼近了。孙中山蹲在战壕里，手拿望远镜，静静地观察着敌军的动静。叛军们一边前进，一边向山上开枪射击，孙中山不发命令，卫士们都不打枪，滇军的守军也不还击。等到敌人走进到只有四、五百米的时候，孙中山大喝一声“打！”山上的轻重机枪一齐开火，进攻的敌军没料到有这么密集的火力，顿时就倒下了一大片，没死的赶快抱头鼠窜。
孙中山见敌人逃跑，立即大声地发布命令：“范石生，现在敌人要逃跑了，你给我率部追击，务必要把敌人全部消灭掉！”
范石生一直在孙中山的身旁看着孙中山指挥打仗，他还真的没想到，孙中山临敌作战，也是如此的冷静，正在惭愧无余地的时候，听到孙中山叫自己率部去追击残敌，立即大声地应道：“是！我一定尽力去干，决不会再辜负大元帅的希望！”
与此同时，吴佩孚派出支援沈鸿英的三个旅中的两个旅也奔赴广州来支援沈鸿英。孙中山在前线亲自督战，以范石生军为主力的滇军在广州郊外与沈鸿英叛军殊死搏斗近一天，终于将沈鸿英的主力部队和吴佩半派来增援的两个旅的部队大部消灭，沈鸿英大败，仓皇带着儿子和几个残余的卫队逃到江西。到5月18日，讨贼军攻克肇庆，叛军余部逃到广西，讨伐沈鸿英的战斗以全面胜利而告结束。
●东江风雨
讨伐叛军沈鸿英的战斗，没费多长时间就取得了全面的胜利。通过这次战斗，孙中山再次体会到旧式军队的难以全心依靠，他要集中精力来改造旧军队。本来，当沈鸿英叛变事件还没有暴露出来的时候，孙中山已经做好了裁减军队的计划，他要通过裁军的办法来削弱所辖各路旧式军队的实力，然后再建设一支真正属于国民革命政府领导的军队，只有这样的军队才能最后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可是，还没等他来得及实施这一计划，就爆发了沈鸿英的叛变事件，为了保卫广州这块革命的基地，打击叛军的嚣张气焰，孙中山只得调动在广州的滇、桂各路军事力量，全力平叛。在沈鸿英叛变被彻底打垮以后，孙中山又要来实施自己的裁军计划。可是，孙中山的这一裁军计划同样没有来得及实施就被放置了下来。
1923年的5月8日，陈炯明的旧部叶举又率部在东江地区再次发动叛变，同为陈炯明旧部的洪兆鳞也在潮汕地区起兵响应。当陈炯明广州兵败逃往惠州并从惠州取道香港时，陈炯明授意自己的旧部，先在东江和潮汕地区安定下来，如果孙中山不来进攻，就不要向广州进发；如果孙中山要派兵向你们进攻，你们就随机应变，可以接受孙中山的改编。投降孙中山，主要是保存实力为上，只要留得青山在，不怕日后没柴烧。所以当孙中山南下广州以后，叶举和洪兆麟都向孙中山表示悔过，愿意接受孙中山的改编。孙中山因为考虑到当时没有精力来解决叶举和洪兆麟的问题，便接受了他们的投降，可是，孙中山对他们并没有失去警惕，立即派了得力的干部去收编他们。不过，收编和改造旧军队不是一天两天的时间就能奏效的，还没等收编工作取得有效的进展，沈鸿英已经在北江发动了兵变。而当沈鸿英叛变刚刚扫平之时，叶举和洪兆麟又分别在东江和潮汕地区发动了兵变，这使得孙中山简直累得喘不过气来，他一时有心力交瘁之感。
在痛苦和愤怒之后，孙中山再次振作起来，投入了部署平叛的战斗指挥之中。当时，北伐军许崇智部正在返回广州的途中，恰恰是走到潮汕一带遇到了洪兆麟的部队，本来，洪兆麟也是受了孙中山的改编的，许崇智认为大家都是自己人，也没有多作防备，只想快点通过洪兆麟的防区回到广州去，帮助孙中山在广州建好这块根据地。可是就在他们要通过潮汕地区的时候，洪兆麟突然发难，不打招呼地向许崇智部发动了突然袭击，许军猝不及防，被打了个手忙脚乱。幸好许崇智的军队久经战斗考验，在短时间的混乱之后，很快地就站稳了脚跟，在潮汕一带固守下来。而叶举则是在东江得到了充分的休息和调整之后，同时分兵三路向广州发动了进攻。陈炯明得到了两个老部下同时举事的情报之后，也立即从香港动身回到惠州，实地指挥作战。根据这一形势，孙中山当机立断，先打电报给许崇智，命令他率部在潮汕一带固守待援，只要他能在潮汕地区守住，就能拖住叛军的一大部分力量，使敌人不能集中优势兵力来进攻广州。他告诉许崇智，你守的时间越长，就对广州的平叛战斗越有利；然后给驱逐沈鸿英的西江、北江军队发出电报，命令他们立即向石龙一带集结，控制叶举兵团的攻势，孙中山任命程潜为这次讨贼军的总指挥，总管在广东境内的滇、粤、桂各军。为了改变每次总是被动挨打的局面，孙中山命令程潜，在战斗中取攻势，分兵直捣叛军的老巢——惠州。
以攻为守的战术果然非常奏效，陈炯明担心一旦惠州被攻破，自己就会死无葬身之地，他立即给叶举发电，命令他赶快分出一部分军队来保卫惠州，叶举也不愧是一个沙场老将，他见程潜进攻惠州的势头很猛，知道要想一下子就挡住他的攻势是相当困难的，那将会使自己的军队增加许多无谓的伤亡，他也来了个围魏救赵之计，不去分兵救惠州，而是命令军长杨坤如领兵进攻博罗城，攻下博罗后，立即兵抵石龙，企图占领石龙之后，进窥广州。叶举认为，惠州城三面环水，一面靠山，只有两三条小路可通行人进出，素有“铁链锁孤舟，浮鹅水面游，任凭天下乱，此地永不忧”之称，是易守难攻的地方。孙中山的军队没有足够的力量在短期内拿下惠州城，因此他便放心大胆地去实施他的进攻广州的战术。叶举的计划是，只要你广州吃紧，还怕你程潜不回兵去救吗？
叶举的这一招果然有效，程潜见叛军向石龙挺进，担心石龙一破，广州就失去了屏障，便从石龙分兵争夺博罗，派滇军刘震寰部单独进攻惠州。孙中山在广州城里接到叛军向石龙进攻的情报，深感博罗城的意义重大，觉得现在正是战斗进行的关键时刻，便亲自来到石龙督战，动身前，命令还驻扎在广州的滇军蒋光亮军火速奔援博罗，可是，这些滇军打仗向来是只为了钱才动身的，这回因为没有粮饷而不肯动身。和孙中山一起到达博罗前线的大本营总参谋长李烈钧等人听到这个消息后，都觉得博罗这下肯定是危在旦夕了，可是，孙中山却认为，在广州的胡汉民和廖仲恺是不会束手待毙的，他们一定会想出好的办法来。果然，第二天便传来了好消息：廖仲恺因国库空虚，无力筹款，已向日本贷款十万元，并交付滇军蒋光亮部，蒋军已经开拔出城，奔赴博罗前线。孙中山这才放了心。
蒋光亮部开到博罗城时，正是杨坤如的部队进抵博罗城下，博罗城在战火中摇摇欲坠的时候，滇军在万分火急的时候赶到，城内的守军见外援来到，大开城门从城中杀出，里外夹攻，杨坤如部大败，逃进惠州城中躲了起来。惠州城下，刘震寰正在指挥大军进攻，刘震寰在进攻惠州之前就对惠州的地势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惠州城在军事史上是兵家必争之地，是因为它的地势险要，而夺取惠州的最根本的先决条件就是要占领能进入惠州城的唯一一块陆地——飞鹅岭。因此，刘震寰在到达惠州之前就命令自己的部下们，务必要不惜一切代价，拿下飞鹅岭！可是，当刘震寰到达惠州城的时候，居然发现飞鹅岭没有派兵把守，这使得刘震寰大喜若狂。刘震衰对自己的秘书说道：“立即给孙大元帅发电报，就说我军已经拿下了飞鹅岭，不出三天我就会京下惠州城的，请大元帅就在广州等我的好消息吧！”
电报发出之后，刘震寰立即命令全力攻打惠州城，可是，城中的叛军并不是个个草包，陈炯明就在城中督战，飞鹅岭没有防守，那是杨坤如在进城时的疏忽大意，已经被陈炯明骂得狗血喷头了。但这并不等于说惠州就是可以轻而易举地拿下的。陈炯明刚从香港回来，带回了英国人送给他的许多精良的武器，凭着惠州城的深沟高垒，刘震寰要想在短期内拿下惠州，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当刘震寰急于攻城的时候，几次都被守军打退了进攻，先是集中火力掩护步兵架竹梯攻城，被城上守军密集的火力给封住了；后来用挖掘坑道的办法，想从城墙下面凿个洞钻进去，可是护城河水太深，坑道无法挖得过去。连攻了几天都没有打下惠州城，反而损失了好几百个士兵的生命，连刘震寰自己的头部也受了相当重的伤。
孙中山先是接到了刘震寰的电报说很快就能拿下惠州城，心情非常振奋。可是等了几天，却传来了刘震寰受伤的消息，惠州城不但没有攻下，攻城的滇军弟兄却伤亡相当惨重。为了早日拿下惠州城，孙中山决定再亲自到惠州去一趟，一方面给攻城的士兵们打打气，一方面也好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孙中山来到惠州城外的飞鹅岭上，从山头上用望远镜察看城中的情况，三面被水环绕的惠州城，确实像一只漂浮在水面上的大白鹅，飞鹅岭与惠州城的距离不远不近，要想从岭上冲下去，再攻城，士兵们没有这么长的耐力能够一口气攻到城下，从岭上直接向城中开枪又打不着城中，一时倒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够打下惠州了，孙中山在山上踱来踱去，最后想出了一个办法：孙中山命令讨贼军回到广州虎门去搬来了巨形大炮，将大炮架在岭上，居高临下地对惠州城中发炮，孙中山亲自指挥士兵发炮。可是一连发了十几炮以后，只见得惠州城墙上硝烟弥漫，却看不到城中守军的动静，孙中山从卫士马湘手中要过望远镜，向城中察看，只见大炮发出的炮弹根本打不到城中去，只是落在城墙下面，有的炮弹离城墙很远，落在老百姓住的村里，把老百姓的房屋炸塌了许多。孙中山连忙叫士兵停止发炮，对士兵们说：“这样打不行，炮弹打不到城中去，只能把老百姓的房屋打倒，这样会引起老百姓对我们的愤恨的，我们不能这样打下去了，等到想出办法来再说。”
惠州城下的战斗进入了胶着状态，孙中山苦苦思索不得其法，只得暂时先回广州。可是，这段时间的僵持却给陈炯明带来了有利的机会，陈炯明一面把各路叛军调集起来，向广州发动进攻，一面又和北洋政府取得了联系，北洋政府已派出重兵从北方对广州形成包围之势。久攻不下的惠州城中；陈炯明正在召集他的部将们开军事会议。陈炯明得意洋洋地对部下们说：“诸位，你们固守惠州已达数月，完成了我的预定计划，现在我的大军已经在四面八方集结起来，分头向广州进军，目前，我军如果按计划前进的话，已经拿下了博罗、石龙、石滩，下一步就是集中力量进攻广州城了！石龙、石滩一下，广州城就近在咫尺。我进军广州的计划是分三路并进，一路是从石龙进攻，一路是从两阳猛扑，再一路是吴佩孚吴大帅的三个劲旅邓如琢、方本仁、樊钟秀的部队，他们沿着铁路向广州进攻，有这三路大军，广州一个小城不久就将在我的掌握之中了。再说，我还计划派重兵堵住黄埔，封锁住虎门，不让孙中山从水路逃跑，这一下谅孙中山就是插上翅膀也休想逃出广州去！”
陈炯明所料不错，石龙、石滩两城很快失守，广州失去了最后一道屏障，立即陷入了危险之中。孙中山得到这一消息以后，心情非常沉重，从这两处阵地失守的情况来看，石龙失守，完全是守将失职所致，石龙守将蒋光亮认为石龙已经没有危险了，擅自从石龙跑回广州来享乐，当敌军突然来攻的时候，守军群龙无首，毫无战斗力，很轻易地就被叛军攻破。而石滩则是不得已而弃守，石滩守将范石生打仗是很不含糊的，他和洪兆麟打了几场硬仗，差点把洪兆麟赶下了湖。可是，最后还是不得不弃守石滩，那是因为孤零零的石滩已经无法守住了。由此看来，叛军这次不光是有备而来，而且是来势汹汹，不可轻视。现在，广州城中可供作战的兵力有：滇军总司令杨希闵和他的三个军的兵力，一个是蒋光亮，一个是范石生，一个是朱培德；桂军总司令刘震寰和他的军长刘玉山，再就是刚刚回到广州的粤军许崇智和李福林。孙中山立即传令将各路将领们召集起来开紧急会议。
会议开始，孙中山说明了当前战局情况，便重新调整布防兵力，孙中山任命滇军总司令杨希闵为滇、桂、粤、湘联军前敌总指挥，部署各军守卫广州四面；任命谭延闿为湘军总指挥，率领本部军队接防北江防区，堵住吴佩孚的邓如琢和方本仁两个旅，不让他们南下进攻广州；任命黄明堂为中央直辖军第二军军长，林树巍为第四师师长，率本部军队堵住叛军邓本殷的兵力，不让他东进与其他敌军相呼应。广州布防结束，孙中山暂时回到大本营中稍事休息，他要养精蓄锐，以饱满的精力来迎接即将到来的战斗。
在广州城陷入叛军四面包围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人也发动广州近郊的工农群众，组织了数万农民军，拿起最简陋的武器来支持孙中山保卫广州。当广州城处于危急关头时，孙中山想起了自己还有最后一支秘密军队，这支秘密军队不是旁人，正是北洋政府认为最得力的精锐部队之一的樊钟秀旅。原来，当1922年8月孙中山还在上海的时候，樊钟秀就曾派人专门和孙中山联系过，他表示愿意浴血效忠孙中山大总统，以自己的一个精锐旅归孙中山指挥，只要孙中山一声令下，随时开过来为大总统到沙场冲杀。而这樊钟秀又是何许人呢？这人原来只是河南宝丰县的一个农民，早年不堪土匪和反动官府的欺压，率领百姓起来自己保护自己。后来队伍越拉越大，军阀们都来拉拢他，他也先后为好几个军阀卖过命，但都是被当作工具，到头来总是想吞并他的军事力量，樊钟秀干了十几年，总是摆不脱这个卖命的命运。后来，他终于发现了孙中山和孙中山所从事的革命事业，认清了这一形势之后，便下定决心要投靠孙中山，当孙中山从广州被迫来到上海时，樊钟秀便派了两名亲信到上海表示自己的一片诚意。孙中山很为樊钟秀的精神所感动，便答应他作为自己的一支革命的武装力量，但要他仍然不动声色，继续充当吴佩孚的旅长的角色。在沈鸿英叛变时，孙中山曾经考虑过将这支队伍拉出来，但又考虑到当时还没有到最困难的时候，便没有动这支最后的革命力量。现在，陈炯明的气焰极为嚣张，而且陈炯明的势力也远远地超过了沈鸿英的势力，广州城已经陷入了叛军的重重包围之中，正是用这支军队的时候了。孙中山给樊钟秀送去了一封信，告诉他，现在是他为革命出力的时候了，请他立即率部奔赴广州。
1928年11月18日，叛军洪兆麟、杨坤如的部队几万人兵临城下，把广州城围得水泄不通，守城军士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战斗进行得异常惨烈。正在十分紧急的时刻，樊钟秀旅从韶关乘火车来到黄沙车站，全体士兵跑步奔到战斗第一线，樊钟秀亲自向孙中山报到。孙中山见援军及时赶到，说不出的高兴，紧紧握庄樊钟秀的手，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樊钟秀命令士兵们就地造饭，饱餐之后准备上战场，樊钟秀一边听孙中山介绍战斗进行情况，一边大口大口地吃着馒头，孙中山将战斗情况介绍完了，樊钟秀的四个大馒头也下了肚，用手抹抹嘴，就要对士兵们下达出发令。孙中山问他：“你们新军刚到，可需要什么？”“什么都不需要！”樊钟秀说完就要动身。正好站在孙中山身边的财政部长叶恭绰见他如此豪壮，不由得心中佩服，说：“我献上一万元以犒赏你的军队！”樊钟秀还是摇摇头说：“无功不受禄，不敢领受。”说完话就带着部队直奔瘦狗岭前线去了。
围攻广州的叛军见守城的滇军已经渐渐力不从心，一个个得意洋洋，只等着把守军困死以后不费力地拿下广州后好享清福了。猛然间，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一支生力军，一个个都是彪形大汉，冲进叛军的阵地后，简直就如老虎冲进了羊群里，直杀得叛军哭爹叫娘，眨眼间就乱了阵脚。
谭延闿的湘军也正在这时候赶到，二话不说便加入了攻击叛军的行列。
广州城外、两天激战，叛军主力被大部歼灭，讨贼军乘机挥兵大进，一举夺回了石滩、石龙，叛军主力的残部退入惠州城中，陈炯明的第二次进攻广州的计划再一次泡了汤，广州城再次转危为安。广州这块革命的根据地，像一艘永不沉没的航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乘风破浪，扬帆猛进！
●关税风波
在平定陈炯明第二次叛乱的过程中，孙中山深切地感受到面临着一个最为严重的问题，就是钱的问题。自从大元帅府成立以来，快到八个月的时间里，政府收入不超过三百三十万元，而包括军费在内的各项支出却要花去将近一千一百万元，政府收入极其微薄，除了应付正常的经费开支外，还要给参加平叛战斗的滇、桂、粤军等开列恫银，这些旧军阀领导的军队，不见饷银死活也不肯上前线去打仗，有几次因为钱的问题差点就误了军机大事。一次是在进攻惠州时，孙中山以大元帅的名义命令胡汉民支取二十万元的饷银给滇军和桂军，让他们拿了钱之后立即上前线去协助刘震寰攻打惠州的守敌杨坤如，胡汉民接到命令后丝毫没有怠慢，立即签发了取款手令，让副官张猛到市政厅去支取二十万元的款项。张猛拿着胡汉民签发的手令在早晨8点钟就到达了市政厅，可是市长孙科不在，没办法支款。一直等到上午11点正，才见到孙科摇摇晃晃地来上班，张猛赶紧迎了上去，将胡汉民签发的命令给他。孙科一看是要提取二十万元的款子，当时就来了火：“我哪里有钱？我这个市长早就是一个空架子了，我去变戏法也弄不出这么多的钱来！”孙科一边说着，一边还真的来了大火，三把两把就把胡汉民的手令撕得粉碎，把一大把碎片向张猛的脸上砸去，竟然连班也不上，一甩袖子，扬长而去。
到了中午时分，孙中山认为各路军队已经出发了，打电话给各军首领，一查问才知道，没有一支队伍开出广州，都还在兵营里猫着一动没动。滇军总司令杨希闵说：“还没有领到饷银，士兵们不肯出发。”孙中山感到奇怪：“不是早就去支款了吗，怎么到现在还说没有钱呢？”他不放心，又去打电话问刘震寰，得到的回答也是没有粮饷，部队不肯出发。孙中山连忙去问会计司，会计司回答说早就没有钱了，孙中山又问：“不是早晨就到市厅去取钱去了吗？怎么到现在还没有钱呢？”会计司司长黄汉生回答说：“我不知道有这回事，也没有见到钱来。”
孙中山满腹狐疑，来到胡汉民处查问钱的事情，胡汉民回答说，一大早就让副官张猛去取钱去了。正在说着，副官张猛带着一肚子的气回来了，见了孙中山，便将自己去取钱时受到的一肚子的窝囊气统统的发了出来，如实地给孙中山作了汇报。孙中山一听，当时气得满脸通红，火冒三丈地立即打电话让孙科来一趟。
接到父亲的电话，孙科吓得战战兢兢地来到孙中山的面前，不等孙科开口，孙中山就将他一顿大骂，要他马上去筹集二十万元的款子来，否则，就不要当这个市长！
第二件事情是在博罗争夺战的时候，急需要十万元的款子给广州的桂军，让他们火速来博罗增援，可是，政府的财政仍然是极其紧张，财政部长廖仲恺只好到香港去向日本人借了十万元的贷款来，才解了这个燃眉之急。这两次事件，使孙中山深切地感受到财政问题的重要性。在当时，各路军阀们可以自己设卡收费，在大元帅府成立的八个月里，粤军自己的收入可达到每个月一百多万元，滇军每个月可得三百多万元，海军可得到三四十万元，其他的军队总数加起来也要超过一百多万元，而这些军队还要向政府伸手要钱要粮，没有钱粮就不打仗，这使孙中山感到非常头痛。
考虑了很长时间以后，孙中山决定：收回广东省的关税主权。这有两个好处，一是筹到足够的军费，二是可以给帝国主义者以一个有力的打击。当时，广东省的关税每年都被北洋政府的代表收了去，外国人在广州做生意，不向广州政府交税，却向北洋政府交税，每年的关税在一千万元以上，这是一笔很大的收入，如果成功地将这部分关税收归大元帅府所有，就基本上解决了广州政府的财政问题，孙中山下定决心要这么做了。在1923年的9月5日，孙中山命令大元帅府的外交使团，照会北京公使团，要求将每年广东全省的海关关税收入扣除给外国赔款的数额之后，全部交给广州革命政府，并且应将自从1920年以来的关税收入同样交给广州革命政府。当时，正是讨贼军平定沈鸿英叛乱和叶举、洪兆麟叛乱的时候，外国公使团认为，有北洋政府和陈炯明的南北夹击，孙中山在一个小小的广州这样的弹丸之地，根本无法坚持下去，等到孙中山失败之后，他也就没有力量再来和外国各国公使团叫板了，所以他们对孙中山的革命政府的要求既没有同意，也没有反对。10月份的时候，孙中山已经平定了两次叛乱，再次向北京的外国公使团提出了收回关税的要求。这一次，外国公使团有点沉不往气了，但是他们又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便决定一动不如一静，采取拖的办法来应付广州革命政府，对广州政府的要求仍然不作答覆。
到了11月23日，孙中山见外国使团仍然没有对广州政府的要求作出答覆，便命令大元帅府外交部，第三次给外国公使团发出照会，如果外国公使团在照会限定之日内，仍然不对广州政府的要求作出明确答覆的话，广州革命政府将自行将广东省境内的海关关税全部提留。
这一下，外国公使团才慌了神，他们不甘心自己的在华势力受到任何侵害，在12月3日，给广州革命政府外交部回了一封电报，电报口气蛮横：“广州政府于9月5日给我外国公使团照会尚未答覆，你们不得擅自收回广东省的关税，如果广州政府竟然强行收回广州关税的话，那就是粗暴干涉外国公使团在华的既定利益，我们将以强硬的手段对付。”
孙中山接到这一份无理至极的电报之后，非常气愤，立即指示外交部，给外国公使团回覆照会，以更加强硬的措辞说：“接到外国公使团的覆电之后，我们非常气愤，中国的海关是中国的国家政府机关，中华民国革命政府是中国境内唯一合法的政府，凡在我中华民国境内的各海关，理应遵守本政府的各项法律法令和政策，我们在我中华民国境内行使自己的主权，任何外国势力不得干涉。自今日起，二周之后，将是我中华民国收回在广东省境内的全部海关关税的日期。”
北京的外国公使团接到了孙中山这一份措辞更加强硬的照会之后，对孙中山的绝不退让的态度感到非常震惊，他们自从清末进入中国的地盘以来，还从来没有遇到哪一任中国政府、哪一个中国政府官员像孙中山这样强硬无比，他们觉得丢了脸，想找回自己的面子。于是外国公使团们暴露出来了他们一贯蛮横不讲理的真面目，在北京的外国列强组织起了军事联合体，搜罗了二十多艘军舰，从香港驶入白鹅潭，大炮脱去了炮衣，炮口对准广州，军舰在水面上一字儿排开，想以军事上的优势来吓倒广州革命政府。
帝国主义的军舰开到了白鹅潭，一时间吓坏了广州政府中那些胆小怕事的人们，广州的市民们也惶惶不可终日起来，广州市内谣言四起，都在说：孙中山向外国人发照会，要收回广州的关税主权，现在，外国人发火了，英国、美国、荷兰、法国等几个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已经组织起了二十多艘军舰开到了白鹅潭，要对广州发动进攻，孙中山不怕陈炯明，不怕吴佩孚，这外国人可不同中国人，他们是说到做到的。。随着谣言的到处传播，广州市的市场也开始萧条起来。
对孙中山所采取的革命行动，在国民党内部也有不同的意见，一些老牌的国民党员们，也来小心翼翼地劝孙中山最好不要得罪外国人，要为广州革命政权留一条后路。对这些种种不同的议论，孙中山只是一笑置之。
12月7日，胡汉民向孙中山报告：《字林西报》的记者要求采访孙中山，孙中山想：“这家报纸历来是为英、美各国列强说话的，记者来访，无非还是关于关税的事情，想来就外国军舰开进白鹅潭试探我的态度，来得正好，我正要借你报纸的口来宣传一下我们的立场。让帝国主义知道我们政府的立场，也可以让市民们了解事件的真相。”便在电话里对胡汉民说：“请他立即过来！”
《字林西报》的记者一落座，便开门见山地发问：“孙先生，您所领导的广州政府最近接二连三地向在北京的外交使团发出照会，声言要收回海关关税，外交使团不同意此事，而你却不顾公论，还声称要强行收回关税，此事已在国内和国际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不知先生您有何妙策收拾这一残局？”
听了记者的话，孙中山知道他没怀好意，便淡淡地一笑道：“两广关税收入，每年在一千万元以上，这本来就是两广人民自己的钱，理所当然地应为两广人民所有，本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本政府代表国民的利益收回关税，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有什么大波好言？我倒是为我们有些人的软骨头而感到耻辱。不过我更感到困惑的是，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司长的职务，为什么会是由外国人担任？”
记者又问：“如果外国人不把海关关税交出的话，那你将采取什么办法？”
孙中山毫不犹豫地答：“我早已向世界各国打了招呼，如果他们在我们限定的时间内不将海关关税交出来，我们将强行接收，这是没有什么好商量的！”
记者又威胁道：“如果孙先生要强行接收关税的话，势必要引起争端，现在外国人已经将军舰开到了白鹅潭，难道孙先生不认真考虑一下这一现实吗？”
孙中山这时候不怒反笑了说：“我早就想好了，外国人就会搞武力恫吓这一手，现在，关税交到北京，给那些旧军阀们使用，这无疑地是人民自己给钱让军阀来欺压人民自己，这种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说到外国人的军舰，我可以告诉你，如果怕的话，我就不会提出收回关税的这个要求了，你可能还不知道，当年我在安庆烧毁鸦片的时候就是当着英国人的军舰烧的，英国人气势汹汹地要对我开炮，结果还不是夹着尾巴逃走了？现在，我有几万革命军驻在广州，他们都决心为保卫革命胜利的果实而战斗，别说你二十艘军舰，就是再来四十艘军舰，我又有何惧哉！还有，我已经作好了部署，海军早已作好了战斗动员，如果帝国主义的军舰竟敢真的对我广州发动进攻地话，那时候真正吃亏的可能不是我，而是那些自以为稳操胜算的帝国主义们！”
停了停，孙中山又说：“我就不信外国人能在我们的国土上打赢这场战争，我要为我中华民族的主权而战，即使是牺牲了，也是虽死犹荣！”
话说到这种程度了，《字林西报》的记者觉得实在是没有什么东西能吓唬得倒孙中山了，只好知趣地离开了大元帅府。
第二天，孙中山答《字林西报》记者的谈话在广州各大中文报纸披露，广州市民们欢欣鼓舞，中国共产党也发表声明，坚决支持孙中山先生的正义行动，工人、农民们上街游行，愤怒声讨帝国主义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的罪行，广州市掀起了反帝革命运动的高潮。
在各界人民的压力下，帝国主义的军舰气势汹汹地开进白鹅潭，却又悄无声息地开了出去，广东省的关税被顺利地收归广州政府所有，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这次反帝革命斗争，取得了彻底的胜利。在这次革命的胜利中，孙中山尝到了胜利的欢乐，也真正看到了人民的力量。
●改组国民党
早在1923年初，孙中山还在上海的时候，他就痛心地感到：国民革命总是遭受重重挫折，究其原因不外乎两条：一是国民党内人心不齐，许多国民党员甚至是老同志都把加入国民党看作是升官发财的敲门砖，很少有人是抱定了为拯救中国的革命宗旨而加入国民党的，更谈不上不惜为之牺牲生命了，而党内的不少好同志却一个接一个地牺牲了生命；再一个原因就是没有一支服从自己指挥的过硬的革命武装力量，因此每次打仗时只能依靠旧式军阀的力量，而这些旧军阀们是不信奉主义的，他们打仗的目的，要么是为了发展自己的实力，争夺更多的地盘，要么就是为了发大财，革命党并不能管束住他们，相反，经常是受制于这些旧军阀们。要解决这些问题，在孙中山看来，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只有对自己现在领导的政党进行彻底的改造，使它能真正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任务来。基于这一设想，孙中山还在上海的时候，就委托自己的得力助手廖仲恺和苏俄代表越飞进行了多次秘密谈判，商量改组国民党的良方。同时，孙中山还委托中国共产党人李大刽为改组国民党出谋划策。孙中山到广州组建起大元帅政府之后，立即把这一任务当作头等大事来抓。
1923年的10月6日，苏联派驻广州的全权代表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廷到达广州。鲍罗廷从莫斯科来到广州，首先递交了苏联驻中国大使加拉罕的介绍信。加拉罕是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曾经三次发表对华宣言，他特别尊重孙中山，称孙中山是“新俄的老朋友”，他曾经多次向孙中山表示，他要尽自己的全力来发展苏联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友谊。在鲍罗廷到中国后，加拉罕写了一封长信给孙中山，告诉孙中山：鲍罗廷是苏联的一名老党员，有着丰富的革命经验和很强的工作能力，并介绍鲍罗廷代表自己向孙中山转达他对中国国民党的一切意见和建议。
孙中山见到鲍罗廷，如同见到了阔别多年的老朋友，详细地向他询问了苏联的情况和列宁同志的身体情况，在和鲍罗廷的谈话中，孙中山对苏联革命的每一个细节都表示出极大的兴趣。孙中山任命鲍罗廷为国民党的顾问、训练员，请他在广州协助自己搞好这次国民党的改组工作。为了让党内的同志理解自己的意图，孙中山曾经在一次会议上对国民党员们解释说：“我请鲍罗廷君为我党的训练员，鲍君有丰富的办党的工作经验，我的目的是要借助于鲍君的经验为我党的改组服务，鲍先生来到中国，也是诚心诚意地来帮助我们的。我衷心地请各位不要对他抱有什么成见，而是要牺牲自己的片面的见解去理解鲍先生的思想，去学习他的方法。”
10月19日，孙中山致电上海的国民党事务所，告诉他们：他已经决定委任廖仲恺、汪精卫、张继、戴季陶、李大钊五人为国民党改组委员会的委员，又秘密地给北京的李大钊发了个电报，要他立即去上海主持商讨改组国民党的事宜。10月24日，孙中山又委任廖仲恺、邓泽如、林森、谭平山、陈树人、孙科、许崇清、谢英伯、杨庶堪等九人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以林直勉、谢良牧、徐苏中、林云陔、冯自由五人为候补委员，正式组成了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筹备国民党的改组工作。
1923年的11月25日，标志着国民党改组工作走出成功的第一步的《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正式发表，宣言把这次改组国民党的动机和目标写得清清楚楚，宣言认为，中国国民党自成立以来，已经走过了将近二十年的历史，也做了不少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从国家当前的状况来看，不能不承认：国民党二十年来的革命非但没有成功，相反是失败了的。接着说到要想改变中国目前的落后状况、使革命获得成功的唯一途径是必须对现在的政党进行改造：“。。欲起沉疴，必赖乎有主义、有组织、有训练之政治团体，本其历史的使命，依民众之热望，为之指导而奋斗，而达其所抱政治上之目的。否则民众蠕蠕，不知所向，惟有陷为军阀之牛马、外国经济的帝国主义之牺牲而已。。而吾党本其三民主义而奋斗者历有年所，中间虽更迭口号，然宗旨主义未尝脱离；顾其所以久而不能成功者，则以组织未备、训练未周之故。夫意志不明，运用不灵。虽有大军，无以取胜。吾党有见于此，本其自知之明，自决之勇，发为改组之宣言，以示其必要。先由总理委任九人，组织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始其事；行将召集海内外全党代表会议，以资讨论。关于党纲章程之草定，务求主义详明，政策切实，而副民众所渴望。而于组织训练之点，则务使上下逮通，有指臂之用；分子淘汰，去恶留良，吾党奋斗之成功，将系乎此，愿与同志共勉之！”
孙中山预料：这一改组宣言一发表，将会引起党内外的广泛关注，特别是党内的一些不大赞成改组的同志，将会产生许多疑惑，很多人还会思想不通，少数人还将会起劲地反对改组国民党的主张，必须尽早对党内的同志进行思想教育，用说服的方法，把这些人的思想统一起来，以免给改组国民党的工作带来不必要的阻力。因此，在这一宣言一发表的时候，孙中山就注意党内同志的反应，抓住机会进行演说。他在大本营中召集起来一些老党员来，反复解说这次改组国民党的动机，他说：“过去，在我们党内，有同志认为，革命军起则革命党消，把革命成功的希望寄托在旧军队身上，殊不知这样做给我们带来了多少危害，陈炯明、唐继尧、沈鸿英、温树德、叶举、洪兆麟等等，他们先前都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后来，随着他门个人势力的增长，野心也越来越大，竟走到了反对革命的道路上去了，差点就使革命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今天，我党改组的唯一目的，在乎不光是依靠兵力，而且更要依靠我们党本身的力量，我们党本身的力量从何而来？从民心而来，人民心力是革命成功的基础。只有人民的心力是最足依赖的，单纯的兵力是不足依赖的，因为兵力的胜败无常。我们党必须先有一种基本的力量作基础，然后兵力才有可靠的希望。俄国人为什么革命在我门之后而成功却在我们之前，就是因为他们有一种人心的力量作基础，不光胜利了，并且能在列强的重重压力之下不会失败。。”
有人对学俄国的方法表示不理解，问孙中山说：“我们素来认为俄国革命党是一种过激行动的党，我们现在学习俄国，岂不是也要走过激的道路么？”
孙中山回答说：“在革命开始的时候，如果没有一些过激的行动，是很难取得成功的，而今天的俄国已经恢复了秩序，并且已经开始了建设新国家的工作，成绩斐然。所以，从这里看来，当初的一些过激的行动也是无可厚非的，从今天俄国的现状来看，还有一点点过激之处么？俄国人学问深、气魄大，所以他们能想出良好的方法来，我们想要取得革命的成功，就一定要学习俄国！”
还有人对联合共产党表示不理解，说：“共产党成立不到两年，成员不足一百，和共产党联合有什么好处？再说，共产党主张共产，过激议论和行动比苏联还要厉害，我们怎么能和共产党联合呢？”孙中山又对这一观点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孙中山说：“共产党成立时间虽然短，人员固然也不多，但是共产党内有许多杰出的人才，共产党人有着博大的胸襟，共产党人还有着做民众工作的良好的方法，这些都是我们所没有的。君不见：叛军叶举、洪兆麟部围攻广州时，共产党人振臂一呼就组织起来数万武装；外国军舰开进白鹅潭的时候，还是共产党人，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民众运动，使外国列强不得逞其阴谋。这些都是共产党人超过我们国民党人的地方，我们正是要学习共产党人的这些方法，学习共产党人坚定的主义的精神，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革命的胜利！”
孙中山的慷慨激昂的演说，给广大的国民党员们以深深的感染，许多人都对孙中山的观点表示心悦诚服。
可是，国民党中一些持右派思想的元老们却不买这个账，他们就是顽固地反对和共产党联合。身为改组委员会成员的元老张继，他就是坚决反对改组国民党的，他更加反对和苏联、和共产党人联合，张继、冯自由、戴季陶等人联合起来，反对联合共产党，冯自由最为卖劲。他对孙中山说：“国民党不能和共产党合作，如果国共合作，共产党将会乘机打倒国民党，即使是叫共产党进来，也只能把他们当作酱油和醋，而不能把共产党当作正菜！”孙中山对这些人的顽固不化非常气愤，反复说服教育都不顶用时，孙中山真的生了气，孙中山说：“你们怕共产党，不赞成改组，那你们就退出国民党；你们不愿意进步，我就解散国民党，我可以以个人的名义加入中国共产党！”
为了进一步统一思想，孙中山还是努力多作说服工作。一天，孙中山集中一些老党员来开座谈会，主要是召集那些对改组有意见的人，张继、冯自由等人都被召集到会。会议从一开始，孙中山就立足于国民党建党思想的“天下为公”的主张，反复说服这些老同志，希望他们能理解自己的苦心，真心地支持改组国民党的工作。可是，还没等孙中山把话说完，冯自由就从座位上跳了起来，大喊大叫地表示不同意国民党改组，冯自由说：“先生的所谓联共联俄的主张，我考虑再三，就是不能同意，因为您的这一主张简直就是引狼入室，将来会后患无穷！”张继也连连拍着桌子大声地说：“联俄联共，这是亡党的主张，我要求孙总理能听取我们的意见，撤销三大政策，至于改组的事情，只能由本党自己内部进行，不要俄国人和共产党人插进来！”孙中山对冯、张二人顽固不化的态度非常生气，本来想对他们发一通火的，后来总算是忍住没发火，又耐心地将改组国民党和联合共产党、联合俄国人的意义反复讲了几遍。可是，冯自由却一边跳脚一边大声地叫：“联俄联共，亡党亡国，我冯自由绝难从命！”
冯自由说完话就要离开会场，气得孙中山实在是憋不住了，大声地叫：“冯自由，你给我站住！今天晚上是发扬民主，大家讨论党内事务的，你反对改组的主张也可说，可以以理服人，可是你却耍起流氓手段来，竟然捣乱会场，为严肃纪律，本总理决定给你以处罚！马湘！”“在！”卫士马湘在门外答应了一声。“给我把冯自由关起来，禁闭一夜！”马湘高声应道：“是！”走过去，将冯自由带走，冯自由只得老老实实地跟马湘走出会场。
国民党中资格最老的两个人物胡汉民、汪精卫二人也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表示怀疑和反对，汪精卫和胡汉民一道去向孙中山进言，对孙中山说：“联合共产党，就会像是孙行者钻进铁扇公主的肚皮里一样，我们就没有安宁的时候了。”孙中山见自己的这批老同志都不理解自己的政策，便决定起用廖仲恺，让廖仲恺来主持改组工作。
邓泽如、林直勉等一批资格较老的国民党员也向孙中山上书，反对三大政策，他们把孙中山想实行三大政策归结为是受了共产党的蒙蔽，在信中说：本党改组，虽然是出自我们总理的独自主张，但其中的组织法和党纲、党章的拟定则多是出自俄国党人鲍罗廷和共产党人陈独秀之手，今天，陈独秀率领他的党人集体来到我们党中，就是想借我党的身体，注入共产党的灵魂，将来会使我党受共产党人的指挥，革命成功，是共产党人的福；革命失败，是我国民党人的祸。所以认为，联俄联共政策切不可行。。看了这样的信，孙中山非常生气，当即在信上一一批示：“党纲、党章的起草，是我请鲍罗廷君作的，我亲自加以审定的，原稿为英文，后由廖仲恺译为中文，陈独秀并不知其中之事，我党诸君切不可疑神疑鬼。”又批示道：“我国革命，历来为各国列强所不容，所以常常助反对我们的力量来扑灭我们，只有俄国才是真正地同情我国革命，如果联合之中有弊端，理当人人起来改变它，而不应该坐而论道，我们要尽我们的责任。。”
对孙中山的解释，邓泽如、林直勉等人就是不听，他们甚至要再成立一个组织来反对改组国民党。
可是，孙中山痛感到自己三十多年革命的经历不会欺骗自己，他下定了决心，改组国民党的主意绝不变更。1924年1月20日上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礼堂开幕。到会代表一百五十六人，其中有中国共产党人二十四人，孙中山以国民党总理的身份担任会议的主席。
大会开幕，大会秘书长刘芷芬请孙中山致开幕词，孙中山对这次大会终于能顺利地召开，感到无比欣慰，他还预感到大会中可能要遇到不少阻碍，便用凝重的语音说道：“我们这次大会只有十天，会期很短，我们要集中精力来研究一些实实在在的问题，各人都要虚心，绝不能以无意识的问题来制造纷争，生出无谓的争论，耽误大会的时间。”孙中山说：“我们这次大会有两件事，第一件事是改组国民党，第二件事是要用革命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除此以外，我还有一件事要提醒大家，从前，本党一直不能巩固成功的原因，不是敌人有什么大的力量来打败我们，而完全是由于我们自己同志的思想见识过于幼稚，常常在自己的队伍中生出一些误解来，致使全党的团结非常涣散，革命因此而常常失败。。”
开幕词的最后，孙中山要求：“今天这个大会是中华民国开国以来的第一次，这次会议将在我们中华民国的历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我要求与会诸君在这短短的十天时间内，把我们大会预期要做的事情做完，使我们这次大会达到预期的目的。”
这次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吾》，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张，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以革命的精神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所谓民族主义就是主张“中国民族自求解放”，对外免除帝国主义的侵略，强调民族主义的目的在于使“中国民族得自由独立于世界”，“中国境内的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对民族的压迫，“各民族有自决权”，在革命胜利之后，将组建一个自由统一的中华民国。所谓民权主义，主张普遍平等的民权，使民权为一般平民所共有，不是少数人的民权。同时，宣言认为，凡是真正反对帝国主义的一切个人和团体，都享有一切自由和权利，而凡卖国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则无论其为个人还是团体，都不得享有自由和权利。所谓民生主义，就是要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反对土地权为少数人所操纵，反对私有资本制度操纵国民的生计。
大会进行期间，忽然传来了苏联国家领袖列宁逝世的噩耗，孙中山非常悲痛，决定休会三天，广州政府机关下半旗致哀。
大会结束的最后一天，通过了大会的宣言草案，草案中原来有收回租界、收回海关、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内容，有些代表顾虑到这些内容写入之后会刺激列强，主张删去，孙中山坚决主张保留，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最后还是保留了这些内容，大会最后选举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张静江、廖仲恺、谭平山、李大钊、于树德等二十五人为中央执行委员，邵元冲、邓家彦、沈定一、林伯渠、毛泽东，瞿秋白、张国焘等十七人为中央候补委员，邓泽如等五人为中央监察委员。
中国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在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创建黄埔军校
孙中山在领导国民革命的实践中，深切地体会到，要想实现革命的目标，必须有一支基本的革命军事力量，这也是苏联革命成功的基本经验。苏联革命成功之后，之所以能在各国列强的环伺之下，岿然不动，就是因为有一支革命的基本军事力量在支撑着，这一条道理，当陈炯明叛变。孙中山不得不退居上海时就已经深切地认识到了。因此，在讨贼军日益取得军事上的胜利时，孙中山就已经开始了创建军事学校的部署。在1923年的2月，苏联的全权特派员越飞来到中国时，孙中山便授意廖仲恺和越飞会谈，重点解决创办军事学校的事情。这之后，孙中山又决定派一个代表团去苏联考察，向苏联人学习创办红军的经验。8月5日，孙中山正式决定，派蒋介石、瞿秋白、张太雷、王登云等人组成孙逸讪博士代表团，去苏联考察军事、政治等事务。代表团由蒋介石任团长，8月16日从上海正式启程赴苏联，9月2日到达莫斯科。孙中山给蒋介石一个明确的指令是：代表中国国民党，向列宁和苏联政府提出三点要求，第一个要求是，希望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派代表团到华南来，依照苏联训练红军的办法来帮助中国训练革命的军队，派来的人越多越好。第二个要求是，孙中山自己在适当的时候要亲自到苏联来考察苏联红军，希望苏联政府为孙中山提供方便。第三个要求是，此次中国派去的代表团在苏联可适当地多呆一些日子，与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共同商讨中国的作战方案，这一作战方案包括的内容很多，主要是如何巩固新生的广州革命政权，如何北伐以统一中国等等。
中国代表团在苏联期间，孙中山时刻关注着他们的行动和进程，随时与他们用电报保持联络，当得知中国代表团在苏联进展顺利时，孙中山非常高兴。由于叛军沈鸿英对广州的进攻，孙中山只得放慢了创建军校的计划，同时还忙里偷闲地给中国代表团去信去电报，要他们在苏联好好地学习人家的长处，不要急着回来。到了年底10月份的时候，孙中山一面忙于筹备中国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面还不忘记创建军校的事情，向临时组建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交了创建军事学校的提案，这一提案经秘书人员具体化为“设陆军讲武学堂于广州”，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很快就批准了这一方案。并且决定将新成立的军事学校命名为“国民军官学校”，由孙中山亲自任校长。
在任命军校校长的问题上，孙中山早已胸有成竹，他暂时对由谁来当校长的问题不予表态，只是在最后将国民军官学校改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指定由廖仲恺和正在广州帮助孙中山工作的苏联人鲍罗廷两人共同筹划开办学校的具体事宜。在国民党的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孙中山亲自选定了一个军校筹备委员会的人员名单，由蒋介石任筹备委员会的委员长，由王柏龄、李济深、沈应时、林振雄、俞飞鹏、宋荣昌、张家瑞等人为筹备委员会的委员。
在军校的校址选择上，孙中山早已看好了一个绝妙的地方，它就是黄埔。黄埔是一个水中的孤岛，离广州还有四十里的水路，小岛方圆有四十里的面积，岛上林木葱茏，山峦起伏。岛上有长洲炮台，南边与虎门炮台相连接，是广州对外的第二个要塞。黄埔岛四面环水，远离城市，是个开办军事学校的好地方。再说，过去岛上也还办过广东陆军学校和海军学校，有一些基本的建筑可供使用，孙中山便建议用这块地方作军校的校址。
蒋介石率领代表团在苏联共考察学习了三个月的时间，一回到广州，孙中山就让他开始筹办军事学校的工作。
筹备军事学校，不光要有教员，还要有大批的器材和枪械，岛上一无所有，完全要凭筹备人员去各地置办。办事一是要人，要人这好办，只要蒋介石向孙中山开口，要谁都不成问题；可是另一个问题也是一个恨本的问题就是钱，钱从哪里来？这是令蒋介石头痛的事情。当时在广州，滇军、桂军、粤军、湘军等都各自把持着收税的权力，广州地方的大部分钱财都进了这些大小军事实力派人物的口袋，他们对于创办军事学校不但不予支持，而且还拼命反对，除了粤军第二师师长李济深积极拿出三万元和一部分长枪以外，其他的桂军、滇军等将领答应的枪枝和经费都不见踪影。一天，为了筹备即将要使用的经费，蒋介石不得不硬着头皮去我军长范石生要钱，当蒋介石到了范石生的住处时，范石生恰好大烟瘤上来了，他一见蒋介石来到就有点烦，问他来干什么，蒋介石说，筹备军校要用钱，现在已经财力告尽了，请范军长支援一点。范石生还不等蒋介石把话说完，就冲着蒋介石发了一通火：“建什么军事学校，吃饱了撑的！就凭你们那么几个人能干什么？当心哪天我派一批弟兄去把你们连锅给端了！”说完话就自顾自地进屋抽大烟过瘾去了，弄得蒋介石进退不得，十分尴尬。后来还是廖仲恺到范石生那里才弄到了这笔钱，蒋介石感到奇怪：“怎么我去他不给钱，你去他就给钱了呢？”廖仲恺苦涩地笑笑说：“那些军阀老爷们，有一个坏脾气，在他们要过大烟瘾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去招惹他们，那时候去向他们要钱，不光要不到，还准得挨他们一顿骂，要在他们过足了烟瘾心情很好的时候才去向他们开口，这才有可能把事情办成。”
听了廖仲恺的话，蒋介石想：廖公果然有过人的才能，难怪孙中山那么器重他，从此后，他对廖仲恺更增加了一份敬畏。同时，蒋介石也感觉到，这个军事学校也真是棘手个难办的事情，他真想一甩手了事。
创建军事学校，孙中山仍然坚持他的三大政策，他始终认为，共产党的力量是不可忽视的，他正式通过李大钊向中国共产党提出要求，请中国共产党派员来黄埔，帮助筹办军事学校。应孙中山的请求，中共中央作出决定，陆续选派了周恩来、恽代英、萧楚女、熊雄、聂荣臻、张秋人、鲁易、包惠僧、高语罕等一大批共产党员到黄埔军校帮助工作。1924年3月，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正式选拔完毕，在第一期学员的六百多人中，有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团员约六十人。这些人在黄埔军校中起着重要的革命作用，在后来的中国革命运动中，也起了至为重要的作用。
当黄埔军校筹备工作正在如期正常进行时，蒋介石忽然不辞而别，一个人跑到上海去了，临行时，他交代秘书王登云，发给筹备委员会的委员们一批路费，请他们各自回到自己的原来岗位上去。筹备处的叶剑英和邓演达坚决反对这么做，他们质问玉登云：“谁下的命令？蒋介石自己在什么地方？创建军校是孙中山先生的意思，是经过中央临时执行委员会批准了的，蒋介石不能一个人说了算，我们要见廖仲恺廖先生！”可是当时正好廖仲恺到县里去开农民协会会议去了，邓演达和叶剑英坚持要等到廖仲恺回来再说。在他们二人的坚持下，大家都没有散去，一直等了三四天，廖仲恺才回到黄埔。廖仲恺对那些主张散伙的筹备委员会的委员们说：“你们都是获蒋先生邀请来做军校的筹备工作的，蒋介石中途走掉，这是不负责任的，是一个错误，你们如果真是爱蒋先生的话，就不能在这个时候离开，而要坚持把这个工作做好。我相信，蒋介石先生考虑好了以后，他还会回来的！我宣布：军校的筹备工作继续做下去！”
在广州的孙中山也接到了蒋介石临走时丢下的一封信，信中说：自己筹备黄埔军校，办事时处处遭受掣肘，无力将此事办好，现已将筹备处的一切事宜交廖仲恺先生代为处理，请求总理同意我辞去筹备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并请立即派人接办，等等。接到蒋介石的这一辞呈，孙中山很生气，立即在辞呈上批道：“革命工作在草创时期，总是有许多令人难以预料的困难，务须任劳任怨，百折不回，从艰苦中去奋斗，务必将事业办成，故不准辞职，请立即回到任上，继续工作。”
可是廖仲恺来向孙中山汇报说：蒋介石已经离开了黄埔，一个人到上海去了。孙中山坚定地对廖仲恺说：我创建军校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请你立即接手这一工作！
黄埔军校筹备处从1924年的3月份开始工作，历时三四个月，终于完成了草创期间的全部工作，廖仲恺请孙中山定一个开学的日子，孙中山毫不犹豫地说：“开学典礼就定在今年的6月16日进行！”孙中山选定这个日子，并不是像我们今天的人们所说的，要选一个吉利的日子，恰恰相反，这一天正好是陈炯明叛变二周年的纪念日。两年前，陈炯明用革命的军队来打革命的军队，炮轰总统府，把孙中山逼到了上海，革命成果差点儿被全部断送。孙中山要让大家记住这个日子，记住历史上这一沉痛的教训，今天刨建新的军事学校，就是为了建设一支革命党人自己领导的军队，永远保住革命胜利的果实。
学校建成了，校长由谁来当？有的人建议由孙中山亲自当校长，还有一些人认为：这所军事学校，谁当了校长，将来就有了一大笔政治资本。校长一职是个可以在政治上飞黄腾达的肥缺，因此许多人都削尖了脑袋要当这个校长。一时间，托人走后门的不计其数，甚至为了确定校长的人选，党内争得很激烈。
孙中山提议：“由蒋介石来当校长。”这个提议一说出来，立即有很多人反对。有的说：蒋介石在困难的时候丢下一大堆事务不管，临阵脱逃，一个人跑到上海去，怎么还能让他来当校长呢？有的说蒋介石的能力不足以担当校长的大任，说来说去，就是要让自己来当校长。孙中山早已胸有成竹，他对蒋介石的才能是了解的，而且当年陈炯明叛变时，别人都离开了广州，蒋介石却从上海跑到广州，在革命最困难的时候和自己在永丰舰上共同战斗，这说明蒋介石对革命是非常忠心的。孙中山派蒋介石去苏联考察军事，也就是准备好了要让蒋介石来当军校校长的。见大家这么争来争去的，无非是想争点好处，孙中山坚定地说：“我的意见已经定了，如果不让蒋介石当校长，我宁可这个军校不办！”见孙中山这样果断，大家才不好再说话了。1924年6月16日，现代中国第一个革命的军事学校——黄埔军校在孙中山的亲自主持下，正式开学。开学典礼这天，主席台正中央挂着一条横幅，上面写着黄埔军校的校训：“至爱精诚”四个大字，两边挂着一副对联，上联是：养天地正气，下联是：法古今完人。学生们唱着军校的校歌：莘莘学生，至爱精诚，三民主义，是我革命先声。革命英雄，国民先锋，再接再厉，继续先烈成功。同学同道，乐遵教导，终始生死，毋忘今日本校。以血洒花，以校作家，卧薪尝胆，努力建设中华。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主义须贯彻，纪律莫放松，预备做奋斗的先锋，打条血路，引导被压迫民众。携着手，向前行，路不远，莫要惊。至爱精诚，继续永守，发扬本校精神，发扬本校精神。
学生们唱着黄埔军校的校歌，一律穿着中山装式的黄咔叽布军装，精神饱满地进入会场。说起中山装，这里面还有一段故事，1923年上半年，孙中山在主持大元帅府的工作时，觉得中国旧式服装既不经济，又不适用，而要穿西装又很费钱，因为当时的西装毛料都是从外国进口的，很贵。孙中山便在“国民服”的基础上，结合当时在南洋华侨中流行的企领文装的样式，改装成一种新式的服装，这种新式服装，既有西装的硬挺，又有中国人的特点，孙中山还将上衣的口袋做了改动，改成三个明口袋，大口袋做成“琴式”，这样可以装进去许多东西，笔记本和钢笔都可以装进去，便于装学习用具。后来，这一服装式样在全中国流行，人们便把这种由孙中山设计的服装式样称为中山装。
孙中山在黄埔军校成立大会上作了长篇演讲，他对全体学员们说：“辛亥革命成功，中华民国成立，中国革命因为没有一支好的革命军而失败了，如果没有好的革命军，将来还要永远地失败下去。今天在这里创建这个军事学校，根本的目的，就是要借助这个军事学校创建出一支真正革命的军队来，你们这些学员的任务，就是要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冲锋陷阵，以挽救革命的危亡。”
孙中山要求军校的学员们要有“高深”的学问，所谓“高深”的学问，就是要认真学习革命的理论，继承先烈的革命精神，使三民主义得到最后的成功，那时候，中国才能在世界上同列强各国并驾齐驱，中国的民族才能够永远地生存于人类。
在黄埔学校里，最早实行了政治工作制度，孙中山要效仿俄国革命成功的经验，设立教寻团，并在各连各团委派党代表，主管政治工作。这一措施是黄埔军校作为革命的军事学校区别于其他军校的基本特点。孙中山任命廖仲恺为学校的党代表，先后派国民党的元老戴季陶、邵元冲等人任政治部主任。可是这些人对孙中山的动机并不了解，他们长期不到军校去，政治部是个空架子。后来，校长、党代表与苏联的代表会商，决定请中国共产党派员来担任政治部主任一职，周恩来便受中共中央的委派来到黄埔军校当了政治部主任。
黄埔军校在孙中山的亲切关怀下，在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越办越好，培养了一大批军事人才，在中国革命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剿灭商团
广州革命政权的日益巩固，中国革命的形势飞速发展，使得帝国主义在华的代理人们心中益发恐慌，他们总是要想办法颠覆中国的革命政权。当孙中山毫不犹豫地收回了海关关税的主权的时候，英国、法国、荷兰等帝国主义国家就想用武力来干涉，可是，最终还是没敢真的对革命政权发动军事进攻，他们先是努力扶持陈炯明，想利用陈炯明的叛军实力来推翻广东的革命政权。陈炯明几次对广州的进攻都以惨败而告终，令帝国主义者们非常失望。但是，他们并不甘心失败，他们还要在中国努力寻找其代理人，寻找能够打败孙中山的力量。
功夫不负有心人，英国人终于在广州找到了一条忠实的走狗，这就是商团团长陈廉伯。
陈廉伯是广东南海西樵村人，出生于商人世家，清朝末年毕业于香港的皇仁书院，早年加入了英国的国籍。他的祖父叫陈启源，1872年就在家乡开办了继昌隆缫丝局，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家民族资本主义的工业。陈廉伯16岁时就在英国帝国主义在华的最有实力的实业机关汇丰银行广州支行工作，凭着他的聪明和善于巴结，很快便飞黄腾达，当上了这家银行的中国买办。在陈廉伯当广州支行买办期间，他趁着清末民初政局不断变动的时机，四出投机活动，使香港银行发了大财，英国人对他非常赏识，陈廉伯个人野心也迅速膨胀起来。
陈廉伯不满足于捞几个钱，他要当政府的要人，他甚至想当中国的华盛顿。起先，他非常佩服陈炯明这个人，觉得陈炯明不光有兵权，还有学问，是广州的王，要想走上政坛，陈炯明是一个极好的阶梯。他以一个商人特有的精明，发挥出自己经商的聪明才智，和陈炯明拉起了同宗同族的情谊，借助于陈炯明在广州政坛上的地位，陈廉伯自己的名声也与日俱增，没费多大力气就实现了他的第一步目标。
接着，陈廉伯又干起了欺世盗名的勾当，他狠狠心，拿出了一大笔财产，钻进了广东赈济会这样的慈善团体内，由于他的慷慨大方，陈廉伯被大家选为广东省救济会的总理。后来，他又和桂系军阀陈炳昆拉上了宗族关系，竟然当上了广州商团的团长，地位一日数升，成了地方上的名流，竟然和省长齐名了。
商团本来是商人为了保护商人的合法利益而组织起来的，是自己保卫自己利益的一种非军事化的组织，成立于1912年，参加的人大多数是资本家、商店老板、高级职员等。开始，商团只是“防御内匪，保全生命财产，维持地方公安”而已，对政府的其他事项，一概不问，即使是像捉到小偷这样的小事，也只是扭送政府警察局处理。自从陈廉伯当上了商团团长以后，情况便起了极大的变化，陈廉伯有目的地发展自己的实力，从他1919年当上商团团长时起，就从商团经费里拿出二百万元来，向加拿大政府购买了四千多枝步枪，商团的人数也迅速扩大，很快发展到十个分团，四千多人。
英国人看中了陈廉伯这股势力，他们给陈廉伯打气，对陈廉伯说：“你放心地干，尽可以和孙中山对着干。孙中山已经越来越走向赤化了，他迟早要和共产党人搞到一起去，那时候，受害的将是你们商人。只要你有胆量和孙中山对着干，我们外国公使团支持你；如果你能用自己的商团武装力量推翻孙中山的广州革命政权，我们英国人就能帮助你组织起商人政府来。在国外，政权总是由有钱的人来掌握的，这你是知道的，我们英国人帮助你组织起商人政府以后，你陈廉伯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华盛顿，将在全世界留下你的英名。”
英国人的一番打气的话，使陈廉伯像打足了气的皮球，他的野心膨胀到了顶点，他决定要铤而走险了。
1924年的5月间，广州街面上经常出现一批古怪的军队，他们身穿黄斜布军服，脚上穿着大皮鞋，扎着绑腿，头上戴着硬边的军帽，身上背着长枪短枪，神气活现地在大街上走来走去。大热天，他们武装整齐地在街上晃来荡去，也不嫌热得慌。他们这种装束既不同于粤军，也不同于滇军和桂军，更不同于地方警察部队，这些人就是商团军，隔老远地就能看到他们肩上那闪着黄光的“粤商团军”的黄色缎带。应该说明的是，这些人不同于政府军队的地方是，他们都很有钱，这些漂亮的军服都是他们自己花钱买来的，因为计划要在5月27日召开全省商团代表会议，所以他们都集中到了广州，这些人便在广州大街上耀武扬威起来。
5月27日，陈廉伯不通知政府，擅自决定在广州召开商团成立大会，大会有全省一百零八个商埠的代表团参加，共有代表三百多人，成立了广东省商团联防总部，陈廉伯自任总长，陈恭受、邓介石任副总长。会上还决定要购买武装巡洋舰，筹备设立商团兵工厂，在总部设立军事参谋部，还规定了商团内部上下关系中的特殊行文方式，全然是一种政府的和军队的组织方式了，陈廉伯的目标还不止于此，他的终极目标是要推翻政府，在广州建立一个商人的政权机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陈廉伯以商团的名义，向香港南利洋行定购了两批军火，第一批军火中就有步枪、手枪、机关枪等近一万枝，各种子弹达三百多万发，雇用丹麦商船哈佛号往广州运送。
8月9日，哈佛号把军火偷偷地运到广州，停泊在白鹅潭水面，准备偷运进广州。参加商团军的一位理发工人发现了这一只商船，立即向广州革命政府作了汇报。孙中山接到这一报告之后，非常警觉，派海军前去搜查这艘商船，查出了大批军火，孙中山指示：“全部封存，将商船开到黄埔水面上，由黄埔军校的武装力量来控制。”孙中山还指示廖仲恺，立即向广州社会各界发布公告，说明所扣的军火是什么样的军火，以免商团乘机在社会上制造混乱。廖仲恺于第二天便发布了《扣留商团私运枪械的布告》。
陈廉伯正是要向广州革命政府发动进攻，军械被扣留，虽然等于是被孙中山当头打了一棒，但也为他提供了向政府进攻的机会。于是他疯狂地开始向政府发动进攻。他一面发布公告说要辞去广州商团团长的职务，并说，在自己不担任团长职务期间，如果广州市内出现治安问题，本人概不负责，等等。同时，陈廉伯又向社会各界宣布联防总团将于8月13日正式成立。广州商团第九分团竟然在商团的大门上贴出了一副带有示威性的对联：“联团为自治机关，拯众生于火热水深，责无旁贷；武装即和平保障，举全粤之妖氛毒雾，一扫而空。”商团的一千多人还穿起他们的军服，整队来到大元帅府，向孙中山请愿，要政府立即归还枪支，否则将从次日起，广州全市罢市。孙中山正在会议室里召开会议，商量对付商团的事情，忽然听到外面乱哄哄的。胡汉民跑到窗口一看，大惊失色地说：“不好，商团闹事了！商团军来了一大批人！”孙中山对胡汉民说：“展堂，你惊慌什么？这些人来了，他们大都是不明真相的人，待我去接见他们，向他们说明事件的真相，他们自然会离开的。”听说孙中山要去接见商团军，大家都反对，怕会出危险。可是孙中山却像没事人一样，从容不迫地走出元帅府大门。
大门外，商团军正与元帅府的卫士们相互对峙着，一些人在大声地鼓噪：“我们要见孙文！快叫孙中山出来见我们！归还我们商团的枪支！”卫士们则一个个紧握着手中的武器，对商团军怒目而视。
孙中山态度从容地走到大门口，对乱哄哄的人群挥挥手，人群很快便安静下来。孙中山说：“你们来这里是干什么的，不用说我都知道，是要我还你们的枪支。请问，你们商团历来是以保护商团自身治安为宗旨的，你们已经有了足够的武装力量，那你们又买进来将近一万支枪干什么？难道说，你们老板和每一个伙计都要有一支枪吗？你们都有了枪，谁还需要你们去保护呢？试问，商人人人有枪，谁来经商？要知道，私运军火是违法的，好好的商人都是守法的，政府没收这批军火，是因为这批军火是违法运进来的，我告诉你们，你们的商团团长陈廉伯有着很大的野心，有确凿证据表明，他正在策划一个大阴谋，你们千万不要受骗上当！”孙中山说到这里，来到大元帅府前的一千多人中大多数人都沉默了，只有少数人还在大声地叫喊，可是已经没有多少号召力了。孙中山见人群已经沉静下来，许多人正在开始退出，便转过身，像来时那样更加从容不迫地走进了大元帅府，一场来势汹汹的纷乱，被孙中山几句话，就平息于无形之中。
陈廉伯决不肯就此善罢甘休，他开始了有计划的行动。一方面，他们花重金买通滇军军长范石生和滇军二师师长廖行超，送给他们大批的钱和烟土，让他们出面调停，请他们在广州商团与政府的冲突中保持中立，范石生和廖行超果然贪图商团的钱财，默许了商团的请求。
8月18日，陈廉伯又煽动广州银行业罢市，拒收广州政府发行的纸币。
8月20日，商团联防总部转移到广东佛山，陈廉伯和陈恭受龟缩在佛山对广州的商团进行遥控指挥。24日，广州商团还以广东商团全体团军的名义致电政府，威胁说要对政府采取行动，还在广州各地散发反动传单，制造混乱。孙中山指示广州革命军：对商团的叛乱行为要不遗余力地进行镇压。革命政府还逮捕了正在散发反动传单的广州商团第九分团的团长邹竟先，并对邹竟先这样的首恶分子立即处以枪决。
革命政府对邹竟先的处分决定，被商团军知道后，他们竟然胆大包天地要在革命政府行刑时劫法场，把邹竟先抢回来。广东省长廖仲恺指示：将邹竟先就地提前处决。陈廉伯等人又借此大作文章，公开辱骂孙中山。香港的英国人也按捺不住了，从后台跳到了前台，英国驻广州总领事竟然向大元帅府发出了最后通碟，警告中国军队，不得对商民开枪开炮，否则英国人将对中国军队采取行动。同时，英国人的九艘军舰开进了白鹅潭，大炮脱去了炮衣，炮口向着广州方向。
孙中山对外国人的干涉不屑一顾，他致电英国麦克唐纳政府，警告英国帝国主义者不要粗暴地干涉中国的内政，并表示了中国政府要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
在孙中山要与广州商团进行殊死搏斗的时候，国民党中的右派和中间人却被广州商团和英国人的气势汹汹所吓倒，他们力主和平解决商团的纷争。驻广州的滇军军阀范石生和廖行超等人因为受了商团的贿赂，也出来充当调停人的角色。范石生还私自和商团签订了和谈的协议，协议有五条：一是陈廉伯、陈恭受等人通电表示拥护大元帅，服从政府，政府发还陈廉伯等人被封存的财产。二是由范石生、廖行超负责发还商团的全部枪械。三是广州商团联军应该改组，并应该受广东省省长的节制。四是各商店于8月29日全部开业。五是广州商团拿出军费五十万元等等。范石生等人作出这一调停之后，同时又给孙中山报告说：目前能做到这样已是万幸，如果政附不同意的话，广州势必要发生动乱，那时我们滇军只有全部开回广州，以维护广州的治安。言外之意就是说，到时候发生动乱，我们滇军是只管广州的秩序而不管谁是谁非了。胡汉民、汪精卫等人迫于帝国主义的压力，见又有范石生等人的调停，便一致主张孙中山接受这一建议。孙中山虽然不愿意，但对此也无可奈何，便将处理广州商团的事情交给胡汉民主持，自己退出事外。
孙中山认为，广州调停之后，将会再度出现稳定的局面，革命的任务再次回到了北伐问题上，孙中山将广州的工作交代完以后，便带着妻子宋庆龄奔赴韶关，重建北伐大本营，为再度组织北伐而做准备工作。
陈廉伯以为革命政府软弱可欺，便进一步向广州政府施加压力，10月9日接受了广州政府发还的四千支枪以后，竟然以发还枪数不够为理由，在10月10日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双十惨案”。这一天，广州市民庆祝双十节，游行队伍路过太平南路，商团军悍然对民众开枪，当场打死二十多人，还抓去了几百人。惨案发生以后，商团军在城里构筑工事，架设天桥，用铁栅封锁各大小街道，广州市内俨然成了一个战区。
孙中山在韶关接到广州的报告，立即给驻防广州的范石生发电报说：“商团叛乱已是事实，决不可再姑息养奸，要立即采取有效措施，给以坚决的镇压！”孙中山立即从韶关大本营返回广州，组成平叛指挥机关——革命委员会，孙中山亲任会长，任命廖仲恺、汪精卫、蒋介石、许崇智、陈支仁、谭平山为革命委员会的全权委员。14日，孙中山正式下达平定商团的手令，将所有黄埔军校、飞机队、工团军等全部交蒋介石指挥，命令胡汉民和驻广州各军，立即收缴商团的全部枪械。警卫军在13日夜里返回广州，其他各部都在14日之前返回广州，一场革命与反革命的较量正式展开了。
15日凌晨，商团军首先向政府军开枪，革命委员会立即向早已准备好的各军下达总攻击令，久经战阵的革命军从各个地方向商团军发起了总攻。别看商团军平日里作威作福，可都是些享惯了清福的大少爷们，没有几个真正有胆子打仗的，革命军的枪声一响，早已吓得屁滚尿流，有的脱去军装，跑到亲戚家去躲了起来，有的干脆举手投降，前后不到几个小时，战斗就结束了，商团军全部缴械，一场波及整个广州的商团叛乱没费多少周折就被平息了。事后，许多国民党中曾经坚持要和平处理商团事件的人也感到后悔：早知如此，早就应该对商团采取行动了。停泊在白鹅潭的英国军舰见中国的军舰都用大炮口对着自己，也吓得灰溜溜地夹着尾巴逃走了。
粉碎商团叛乱，广州革命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孙中山进一步看到了革命力量的伟大，他决心再作一次努力，全面举行北伐。孙中山再度奔赴韶关大本营，筹划他伟大的北伐行动，他坚信，这次行动一定会成功！
●巨星殒落
北洋政府的曹锟贿选总统之后，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共同愤怒，军阀之间因为利益分配的不均也发生了内讧，1924年9月3日，浙江、江苏两省的军阀之间首先爆发了战争，孙中山认为这是北伐的又一个大好时机，9月4日，在大元帅府召开军事会议，商量北伐的军事行动计划。当时，有人认为，广州市内的反动商团正闹腾得厉害，先稳住后方要紧，至于北伐，那是下一步的事情。可是孙中山却不是这么认为的，他说：“现在，北方的反动军阀们正在互相攻击，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人民对军阀的痛恨已经非常之深，这时候再不去消灭军阀的势力，人民将会对革命政府感到失望了。”因此，孙中山在韶关大本营召开筹备北伐的会议，决定湘军、赣军、豫军全部投入北伐战斗中，滇军和粤军抽调部分队伍随行，谭延阎任北伐军总司令。9月18日，中国国民党发表《北伐宣言》，宣言中说：此次北伐，其作战目的不光是要打倒军阀，更重要的是要打倒军阀所赖以生存的帝国主义。宣言中还列出了六条政纲，作为打倒军阀之后实现新三民主义的第一步。9月20日，北伐军在韶关大本营举行誓师大会，分两路从湖南、江西两省同时出发。正在这样的时候，忽然从北京传来了令人振奋的好消息：冯玉祥将军在北京发动了“首都革命”，囚禁了伪总统曹锟，赶走了军阀吴佩孚。“首都革命”是这么一回事：当江苏浙江两省军阀发生战争的时候，奉系军阀张作霖又起大兵十五万，进入山海关，攻击曹锟和吴佩孚，曹锟任吴佩孚为讨逆军总司令，率兵二十万迎战奉军。正当直奉战争打得如火如荼的时候，“讨逆军”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却不声不响地秘密命令自己所属部队将后队为前队，一昼夜行军一百四十里，神速返回北京，沿途将电话线全部割断，10月22日晚上到了北京城外，事先与冯玉祥约好的北京卫戍司令孙岳打开城门，将冯玉祥的军队迎进北京，冯军不发一枪一弹就进入了北京城，将曹锟抓了起来，并重组了内阁。吴佩孚在山海关正在与张作霖作战，突然间腹背受敌，便仓皇地由塘沽登上军舰向南方逃去。
冯玉祥发动政变，说起来也与孙中山有一定的关系。冯玉祥原来就是吴佩孚的部下，但是对曹锟和吴佩孚的行径早就不满，在曹锟贿选总统的时候，孙中山派孔祥熙去北京给冯玉祥送去了自己写的《建国大纲》，请冯玉祥就这个大纲提出意见，并说，如果冯玉祥认为大纲有什么不妥的地方的话，可以任意地增删；如果冯玉祥对这个大纲没有意见的话，那这个大纲将来就是建国的纲领，就可以大家共同遵守。冯玉祥读了这个大纲之后，非常激动，对孙中山的建国纲领表示无条件地服从，并且通过马伯援向孙中山表示：我现在军力微弱，一旦兵力强盛，将会有所行动。在直奉战争期间发动了首都革命之后，冯玉祥立即向孙中山发出了邀请，让孙中山早日北上，到北京来主持国家大计。
曹锟、吴佩孚一垮台，张作霖正好率兵入关，段祺瑞也出来了，冯玉祥毕竟只是一个军人，政治斗争的经验不足，和奉、皖两系的军阀妥协，成立了由段祺瑞为主的临时执政政府。段祺瑞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也和张作霖联名发电报邀请孙中山上北京来商谈国家大计。
孙中山应该不应该北上？大本营里议论纷纷，大多数人说：军阀们反覆无常，没有多少信誉可言，特别是段祺瑞，是个老奸巨滑的政客，他对孙中山的邀请不会有什么好心的，都劝孙中山还是不要北上的好。可是孙中山对他们说：“关于我个人的危险，我是不加计较的，我个人的生命到底有多少价值？要用大元帅的身份来看我的话，我就不能到北京去，因为万一我这个大元帅出了问题，你们就失去了指挥员；但是如果要用革命党的领袖来看我的话，那我就应该去了，革命党人为了实现自己的主义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现在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为了国家大计，我决计要去北京一趟！”11月10日，孙中山发表了《北上宣言》，在《北上宣言》中，孙中山再次重申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军阀的政治立场，宣言说：要实现国民革命，关键在于人民必须掌握武装，要使武力与国民相结合，使武力成为国民的武力。孙中山主张召开国民会议，由国民来决定自己的国家大事，反对军阀专政。次日，孙中山来到广州，从广州动身北上，临行时，广州九十六个群众团体热烈欢送孙中山北上，并送了一只刻有“定鼎中原”四个字的银鼎一座。孙中山在欢送大会上发表演说，他说：“我这次到北京去，就是要去宣传革命的主义，大家在广州要同心协力把广州这块革命根据地建设好，要团结现在南方的所有的革命力量，要坚定不移地开展北伐，把北伐军推进到武汉去，南北方同时响应，使革命的声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
11月13日，孙中山偕同夫人宋庆龄乘永丰舰正式离开广州北上。当军舰开到黄埔时，孙中山还不忘记黄埔军校的学员们，特地吩咐军舰在黄埔停靠下来，检阅黄埔学生的军事教学成果。孙中山在全体学员大会上发表讲话，要求学员们要“艰苦耐劳，努力奋斗，为革命的成功而不怕牺牲”。
11月17日，孙中山乘坐的日本邮船“春阳丸”号抵达上海，一万多人到码头上去迎接孙中山，欢迎的人还高呼口号：“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在上海小住几天之后，孙中山准备坐火车去上海，可是恰巧京沪铁路中断，只得改乘日本的“上海丸”轮，绕道日本后再去天津。12月4日，当孙中山乘日本“北岭丸”到达天津时，两万多群众自动集合到码头上热烈欢迎孙中山。
从离开广州北上开始，孙中山就感到身体不适，从日本到天津，轮船一路颠簸，孙中山的肝病开始发作了，可是，面对天津几万欢迎的群众，孙中山依然坚持步行，并且频频向欢迎的群众挥帽致意。当天下午，孙中山就带病去看望了张作霖，和张作霖谈了两个多小时，回到住处之后，当晚便肝病大发作，痛得浑身颤抖，医生嘱咐孙中山必须卧床休息。
第二天，关外大帅张作霖开了二十多辆汽车，率领一百多名卫士，到孙中山住的张家花园回拜孙中山。孙中山在病榻上接见了张作霖，张对孙中山说：“我决心追随先生，愿作先生的卫队长。不过先生的主张中，有不妥之处，那就是反对外国列强这一说法，只要孙先生放弃这一主张，我愿意代替你向外国人疏通感情，使外国人同情我们，支持我们。”孙中山见张作霖就是这么个主张，非常生气，现在他才知道，军阀们是靠不住的，他对张作霖也彻底失望了，便推说病痛，不发一言，不理张作霖。
就在孙中山北上到达天津时，北京的政局又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段祺瑞当上了中华民国的临时执政，他对外国人丝毫不敢得罪，急切地向外国人表示：自己的政府是“外崇国信”的，对历年来中国与外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一律是承认的，并表示准备召开善后会议来解决这些国际问题。
对段祺瑞的媚外政策，中国共产党人首先表示反对。中国共产党人第四次发表了关于时局的主张，表示支持孙中山的召开国民会议的做法，反对所谓的“善后会议”。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获得了全中国人民的支持，人民集体行动起来，反对段祺瑞，积极开展斗争，强烈要求孙中山早日到北京来主持国民大计。在全国上下的压力下，段祺瑞政府也不得不假惺惺地派出叶恭绰和许世英到天津来请孙中山早日到北京来。
当叶恭绰和许世英来到孙中山的病榻前时，孙中山问他们：“听说你们准备接受和承认外国人的全部条约，有没有这回事？”许、叶二人无法回避这一事实，只得承认说有这么回事。孙中山勃然大怒：“我们国民党人在外面努力奋斗，为的就是要废除那些不平等的条约，你们却偏偏要承认这些条约，这是什么道理？你们既然怕外国人，还来要我到北京去干什么！”由于一气一怒，当天晚上，孙中山的肝病又一次急性发作。经过一段时间的中西医结合治疗，孙中山觉得病情好了一点，于是在1924年的除夕，孙中山抱病踏上了去北京的路程。
北京车站，人山人海，学生、民众、各界代表几万人把北京火车站挤得水泄不通，车站上空迎风飘扬着“欢迎民国元勋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北京各团体联合欢迎孙中山先生”两幅大标语，孙中山睡在卧铺车厢里，已经不能起来了，但是当他看到人民欢迎自己的盛大场面时，他再一次激动得心潮澎湃，他坚持着走出卧铺车厢，缓步徐徐走过人群，一面向群众慢慢招手。看着孙中山的一脸病容，许多人难过得掉下了眼泪。
这时候，孙中山很想再向人群发表一次演说，但是，他的精力已经耗尽了，他已经再也没有力气发表演讲了，只得写了一篇讲稿，请人代读：“我这次来北京，前日早已有过宣言，我不是来争地位的，而是为了救国来的。十三年前，我负着推翻满洲政府、使国民享有平等自由的责任，可是满清政府倒台后，国家被军阀们所把持，人民仍然生活在痛苦之中，中国仍然处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地地位，我们的责任并没有丝毫的减轻，我们还要继续奋斗。至于救国之道，一时难以尽言，今天我身患疾病，不能对诸君一一详述，待来日再和大家细谈。。”
在北京住了一二十天以后，孙中山的病情进一步恶化，手术之后，医生们发现，孙中山已经是肝癌的晚期了，治疗已经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孙中山一再追问医生：“我到底是什么病？请你告诉我，我也是个医生，请不要隐瞒。”医生先是不忍心告诉他，后来见孙中山十分坚决，只得对他说：“请孙先生准备立遗嘱吧。”1925年2月18日，因西医治疗无效，孙中山从北京协和医院转到铁狮子胡同，改用中医治疗，还是不见起色，孙中山感到，自己剩余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便口授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时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爱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
接着，孙中山又用英语口授了致苏联的遗书，由鲍罗廷、陈友仁、孙科和宋子文作笔记。
在弥留之际，孙中山还听到了广州革命军队东征陈炯明的胜利消息，得知了黄埔军校的学生在东征陈炯明战斗中立下的功劳，他非常欣慰，指示胡汉民，要爱护黄埔军校的学生，不要让他们多上前线，要保留这些革命的种子力量，宁可丢掉一个营，也不要丢掉一个军校的学生。孙中山的这个嘱咐传到黄埔之后，军校的学生们个个噙着眼泪，痛悼敬爱的孙先生。
1925年3月12日上午，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孙中山先生离开了他生死与共的战友，离开了最爱他的人民，离开了最爱他的妻子宋庆龄，走完了一个民主革命者一生的光辉的道路。孙中山先生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孙中山先生去世以后，全国各界人民痛悼这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在1938年延安人民集会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三周年的大会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写了三副对联，其中一副是：国共合作的基础为何？孙先生云：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抗日胜利的原因安在？国人皆曰：侵略阵线是和平阵线的死对头。
孙中山逝世后，按照孙中山的遗愿，1926年6月1日，中国国民党将孙中山的灵柩由北京运到南京，安葬在紫金山南麓的中山陵园。这就是今天尽人皆知的中山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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