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节桂林
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在广州就任大总统后，立即着手组织北伐，并要求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加速西进，消灭残余的桂系势力，扫清北伐道路上的障碍。孙中山的计划是：扫清北伐道路上的障碍后，立即组织湖南、云南、广西各省的军队进行北伐，然后以广东的粤军为北伐军的大后方，为北伐军提供粮晌。可是陈炯明却有他自己的打算，他只想在广东当个草头王，对什么北伐和统一中国不感兴趣，碍于大总统的面子，表面上又不好正面反对，便阳奉阴违，始终不表示明确的态度，后来经不住孙中山的一再催促，便和自己的一些亲密的部下密商出一条诡计，向孙中山提出辞呈，说是自己因长期征战，患了风湿性关节炎，要去休养一段时间，辞去陆军部长和内政部长的职务。当时，讨伐桂系陆荣廷、莫荣新的战役刚刚告一阶段，溃败的桂系余部仍在梧州集结，时刻有反扑之势，讨伐桂系的战争还远远没有结束，这时候提出这样的辞呈，分明有要挟之意在。而且，就在孙中山就任大总统的当天，广州城万人空巷，都来观看大总统就任盛典时，作为粤军总司令的陈炯明却借故托病不来参加典礼，国民党的其他首脑人物胡汉民、廖仲恺等人对此均深为不满，他们提醒孙中山，从陈炯明对孙中山出任大总统的态度来看，陈炯明对孙中山就任大总统，不仅是心里不服，并且已经在行动上直接表现了出来，要孙中山采取措施。孙中山对于陈炯明的态度也了如指掌，尽管也不高兴，但是当时没有流露出不满的情绪来，还为陈炯明作了解释，要大家以革命的大局为重，不要互相猜疑。孙中山的本意是希望陈炯明能以大局为重，在北伐的大立场上和自己站在一起。可是意想不到的是，陈炯明居然得寸进尺，提出辞职，分明是要想公然对抗，这使得一直隐忍不发的孙中山怒不可遏，当即驳回了辞职请求，责令他休整一段时间以后，加速西进，务必要彻底打垮桂系军阀。
6月25日，粤军大举进攻，梧州收复，桂军守将陈炳昆仓惶出逃，捷报传来，孙中山兴奋异常，指示：讨伐桂系军阀的成功之日已经到来，要一股作气，全面消灭桂军残部。还亲笔签署了命令，要江西、云南、广东各路军马，集中讨伐桂系残部，决不姑息！在孙大总统的命令下，获胜的粤军意气风发，乘胜前进，连克平南、南宁等重镇，陆荣廷仓惶逃往龙州，8月13日，最后克服桂林。到这时候止，讨伐桂系的战斗宣告结束，新生的革命政权获得了彻底的胜利。
滇（云南）、赣（江西）、粤（广东）军讨伐桂系军阀的伟大胜利，使孙中山兴奋不已，他再一次看到了人民的力量，看到了革命成功的希望之所在。他并吩咐秘书：做好准备工作，当伐桂的粤军胜利归来之时，自己要亲临第一线去欢迎他们，还要作长篇演讲。这时候，在孙中山的心中，正运筹着北伐的具体计划，他想：现在，桂系叛军已被消灭，中华民国政府在广州已经获得了稳固的基础，军队的力量相当壮大，军队中上层将领基本上是听从政府调度的，除了陈炯明所管辖的粤军有一部分不听从政府的指挥外，粤军的大部、滇军、赣军、黔军、湘军均能听从指挥和调度；再说，北方已经取得了与奉系张作霖、皖系段祺瑞的协议，可以南北夹击直系军阀政府，北伐的时机已经完全成熟。
9月3日晚上，广州粤秀山上的总统府宴客大厅里，灯火辉煌，讨伐桂系叛军凯旋归来的粤军将领和滇、赣、黔军各路军队将领们欢聚一堂，这是大总统孙中山在为讨伐桂系叛军胜利归来的将士们举行宴会。席间，大总统容光焕发，高擎酒杯，为将士们祝酒，孙中山说：“今天的宴会，是为伐桂凯旋的将士们举办的，也是为我们即将进行的北伐而举办的，讨伐桂系的成功，表现了国民革命的伟大力量，说明了反动军阀并不可怕。目前，我们在广东、广西已经奠定了稳固的基础，国民政府已经成了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我就位大总统时，有人说我是广东的总统，有人要逼我下台，北方的军阀们不承认我这个总统和我们的政府，外国的洋人也不愿意承认我们这个政府，这是因为我们要实行的主义是尽快使我们的国家强大起来，不再作帝国主义列强的附庸，我们是要拯救老百姓于水火之中，而不能再让列强和反动军阀们在中国任意胡为！这是我们建党的宗旨之所在，但这却是那些反动军阀们所不愿意看到的！”
顿了一顿，孙中山接下去又说道：“辛亥革命胜利、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已经十年，可是革命仍然处在徘徊之中，军阀仍然统治着中国的大片土地，中国仍然是贫穷，经济仍然是落后，资源得不到开采，交通仍然闭塞，外面的信息传不进来，人民仍然处在愚昧落后之中，这样的现实使我孙文食不甘味、寝不安枕！解决这一现状的根本措施是统一中国，而统一中国的手段又非出兵北伐不可！所以，今天请诸君来此，一是为伐桂凯旋的将士们接风，而更主要的目的，是号召北伐！诸君如无异议，请干了此杯！”
孙中山慷慨激昂地说完了这一席话以后，带头干了这一杯酒，将军们轰然响应：“愿跟随大总统北伐，统一中国！”说完一齐干了杯中的酒，宴会尽欢而散。
这次宴会的盛况，使陈炯明更加不舒服，他知道，孙中山的北伐决心是不可动摇的了，他想，如果孙中山北伐，自己的粤军肯定是主力，他苦苦思考着对策。还没等他的对策想出来，忽然接到孙中山从梧州发来的电报，要他立即到梧州去商讨北伐事宜。原来，在这一段时间里，孙中山积极为北伐做筹备工作，乘军舰出巡广西，考察北伐路线，准备从湖南取道北伐，并且已经有三万北伐军同时开拔，陈炯明知道，只要自己去了梧州，自己的军队就会被孙中山抽调出一大部分，自己的实力就会大打折扣，今后，不管北伐是成功也好，失败也好，遭受损失最大的是我陈炯明的粤军，因此，陈炯明连考虑都没考虑，就以身体不适为理由，拒绝去梧州见孙中山。
孙中山这次召陈炯明来梧州，一方面是想看看他到底对北伐的态度如何，再者，也确实是要和陈炯明商量北伐的经费、粮饷筹措事宜，陈炯明的再次拒绝会见，使孙中山非常失望，但是一直到这个时候，孙中山仍然对陈炯明抱有幻想，希望他有一天会省悟过来，坚定地站到革命的队伍中来，积极参加北伐、统一中国的大业。因为过去陈炯明也曾经在革命的关键时刻动摇过，后来还是被说服了，再说，陈炯明之所以有今天的实力和权威，也是孙中山赋予他的，是孙中山三次典当了在上海的法国租界内的公寓，将卖得的钱作为军费无偿地送给陈炯明的，陈炯明怎么也不能在这样大的关键问题上来背叛革命吧。
陈炯明为了抵制北伐事业，处心积虑地找借口，想办法，最后决定从动摇革命党的领导地位入手，以否定孙中山创建的革命党的必要性来反对孙中山的领导，陈炯明指使自己的心腹部将们四处散布“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理论，他们说：现在，革命军已经建立起来了，还要革命党干什么？这种理论对那些出身行伍的军人们来说，很具有煽动性。他们非常赞成这一说法，认为，天下是军人们打下来的，怎么能让那些文人出身的党人来管着自己呢，一时间，到处都在传说着这种理论。不久，这些传言都被孙中山听到了，他非常气愤，知道是那些行伍出身的旧军人们在鼓噪，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思想，如果不能及早地清除掉，将会给国民革命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于是，孙中山决定，自己亲自到军人们中间去，要用国民革命的大道理来说服那些思想糊涂的军人。
11月中旬，孙中山来到广西梧州，第一件事情就是召见陈炯明，反复对陈炯明说明国民革命的大道理，要求他明朗态度，积极支持北伐。可是到了这个时候，陈炯明仍然执迷不悟，阳奉阴违，口是心非。这不由得使孙中山想到自己在广州时，胡汉民等人曾几次劝自己免除陈炯明的职务，看来他们是有道理的，但是在这时候，孙中山还没有料到有朝一日，陈炯竟明会背叛革命，还想争取陈炯明能站在革命队伍这一边，便退一步要求他在自己北伐时，好好地守住广东，这样，陈炯明当然满口答应下来。
为了澄清军队中逐渐抬头的糊涂思想，孙中山决定在公众场合来好好地宣讲一下革命党的理论，让军队的将领们弄清楚革命党和革命军队的关系。因此，当梧州的国民党员为他开欢迎会时，他在会上严肃地批评了所谓“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理论，孙中山说：“现在，在我们的革命军中，在我们的革命党中，渐渐兴起了一种奇怪的理论，说是革命军起来了，革命党就可以消亡了，这是一种非常糊涂和非常危险的理论！我们革命的‘主义’是要靠革命的党来实现的，而我们的革命军只是用来消灭反动势力的，一旦我们的中国统一了，我们进入了和平时期，将要大幅度地裁军，而那时，革命党却任务更加繁重。现在，我们已经革命了十来年，但是只是有一个民国的名字，却并没有民国的实际的东西。我们革命的目的还没有达到！”
说到这里，孙中山停了一下，扫视了一下会场，发现到会的人听得很认真，他再一次提高了嗓门：“那些说‘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有两种人，一种人是别有用心的人，他们想以这种理论来蛊惑人心，来否定政府的绝对领导权，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另外一种人是糊涂人，他们认为自己冲锋陷阵，出生入死，为中华民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应该享福、自由一下了。我们应该清醒起来，光靠武力是不能实现我们的主义的，要靠每一个党员都认识到自己的革命目的才行！我们要有这么一种新的思想：革命军起，革命党成！”哗——，孙中山的话还没落音，底下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孙中山向会场上挥挥手，接着说下去：“从今天开始，我们到会的每一个人，要努力地去做，并且要努力地去宣传这个道理！我一直对诸君说要进行北伐，要统一中国，这是我们革命的目标，我们要建设一个真正的中华民国！”
离开梧州以后，孙中山又率领随从们前往桂林，途经昭平、阳朔时，一路宣传实现三民主义的道理，批判所谓“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理论，并一路部署北伐的计划。这时候，粤、桂、滇、黔、赣各路大军齐集桂林，准备誓师北伐，孙中山看到北伐形势如此之好，情绪非常高昂，从梧州到桂林的一路上，和随行人员有说有笑，水路乘船、陆路坐轿，一边欣赏着祖国的大好河山，一边筹划着到桂林后如何组织北伐，精神焕发。一天，经过一段崎岖不平的山路，警卫人员找来了一乘小轿，抬着孙中山行走在山道上，孙中山看到一个年纪相当大的轿夫，精神矍铄，穿着一身旧衣服，但迈出的步伐却非常稳健，孙中山便和他攀谈起来：“您今年多大年纪啦？”轿夫答：“今年整六十啦！”孙中山一听，连忙喊道：“快停下来，快停下来！”大家都莫名其妙地停了下来，不知道孙中山要干什么。孙中山走下轿，对轿夫说：“你都六十了，年纪比我大，按道理应该由我来抬你才是，怎么能要你来抬我呢！”轿夫说：“您是大总统，我是轿夫，我就是干这一行，我抬您是应该的，快请您上来吧！”大家都劝孙中山快坐到轿子上去好快点赶路，可孙中山怎么也不肯答应，坚持和轿夫并肩走。这使得轿夫们非常感动。孙中山一边走，还一边给轿夫们讲着革命的道理，他说：“将来，国民革命成功了，你们也就不用去抬轿子了，你们可以去种自己的地或是去开矿、办实业等等。”
听说孙中山大总统要到桂林来，桂林人民欣喜若狂，奔走相告，立即组织了一个由七十六个机关团体二三百个代表人物参加的庞大的“欢迎大总统筹备会”，筹备会下设文书、宣传、总务等六七个工作部门。预先选定了桂林王府作大总统的住处。这桂林王府原是元、明两朝时藩王的故宫，是清代当地举办科举考试时乡试的贡院，在民国初年时被辟为广西省议会，现在被当成了大总统的行辕（行辕的故址在今天的桂林师范大学内）。当时人们睡的都是硬板床，为了使大总统能睡得舒服一点，人们在全城找来找去，终于找到了一张唯一的钢丝铜床，安放在总统的卧室内，负责内务的学联代表们还将打扫得干干净净的总统住房看守起来，不让人轻易进去，以免将房子弄得不干净。
12月4日，孙大总统和他的夫人宋庆龄一行到达桂林，欢迎大总统的队伍从城内一直排到将军桥，长达十几里路，从桂林南门到大总统行辕，一路张灯结彩，热闹非凡。桂林人民还创作了一首歌曲：跸节兮遥临，桂岭兮生春。
君子兮至此，万众兮欢腾。
笑徐逆抗命，伪廷卖国计空逞。
不见武鸣陆，祸桂残民终自焚。
不见谭、陈、莫，穷兵黩武终逃奔。
到头来还是强权失败民权胜，三民五权主义真，欢迎我元勋！
这热闹的欢迎场面，使得孙中山激动万分，也更加坚定了他北伐进军、统一中国的决心。
孙中山驻进桂林王府，便将王府作为自己北伐的大本营。安顿妥当后，早已会师桂林、等候大总统的各路军队将领们都来求见，先后有：滇军总司令朱培德、黔军总司令谷正伦、赣军总司令彭程万、粤军第二军军长许崇智、广西绥靖督办刘震寰、大本营总参谋长李烈钧。孙中山命廖仲恺筹划北伐的财务工作，命粤军总参谋长邓铿组织警卫部队，成立海陆军北伐大本营，命胡汉民为文官长。为了保卫孙中山的安全，邓铿组织了一个团的警卫力量，团长陈可钰，下设三个营，第一营营长薛岳、第二营营长叶挺、第三营营长张发奎，共计二千多人。
孙中山在大本营里一一接见了各路军队首领人物，决定从湖南进军北伐。当时已经是冬天了，孙中山让大家休整一下，明年春天正式大举北伐。一天，孙中山处理完公务以后，便一个人步出行辕，要爬爬行辕背后的独秀峰，他从王府的后园出发，来到独秀峰下，看到独秀峰虽然不是很高很险，但它奇特挺拔，秀丽迷人，一时倒找不到上山的路了。孙中山看到山脚下的花园里有几个工人正在修理花圃，一个督工在指挥工人工作，便走上前去向他问路，这个督工正苦干没有人和他啦呱，也正好工作干完了，见孙中山面色和蔼，便对孙中山说：“好歹我也闲着没事可干，我就陪着你一同上山去。”
在上山的路上，孙中山一面攀登，一面和督工说话，他啧啧连声地说：“这里的花草修剪得这样整齐，和这秀丽的独秀峰恰好融成一体，相得益彰啊！”督工见有人夸奖他的工作，心中不免有几分得意，可又有点不无遗憾地说：“这里原来也是乱七八糟的，这是为了欢迎大总统的到来才修理好的。这几天，各界人士都在集会欢迎大总统，可我却偏偏要在这里督工，也没有缘分去见见大总统。。”
孙中山笑着说：“大总统有什么好看的，他也是一个凡人，又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神仙，我就是孙中山，你看我不是和你一样地有鼻子有眼睛吗？”督工这才回头仔细打量了一下孙中山，原来真的就是孙中山，和照片上的一模一样！他惊奇地大声说：“对！对对！您就是大总统！”说完深深地给孙中山鞠了一个躬。
12月10日，孙中山召集驻桂林的滇、赣、粤军所有的团级以上的军官开会，作了题为《军人精神教育》的演讲，孙中山说：我们革向的目的，是要实现我们的三民主义，所谓的三民主义就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民族主义的达到，就是中华民国国家进入独立的地位，我们当前的国家，虽然已推翻了满清王朝的统治，但这并不是民族主义的完成，中国现在仍然是处在分裂、动荡之中，北洋军阀所鼓吹的“汉、藏、回、满、蒙五族共和”完全是欺人之谈！我们只有实行北伐、统一中国，才是真正的实现了民族主义。所谓民权主义，可以称之为众民政治，是说政治上的一切权力完全在人民的手中。而所谓的民生主义，就是要打破当前的不平等的生活现状，现在社会上的富豪阶级拥有无数的财产，而老百姓却穷得没有立锥之地，这正是我们要革命的。作为一个革命的军人，要有一种精神，古人要求军人要有大智大勇、大仁大义，什么叫智？智在于明辨是非，分别利害，认清时势，在对敌作战中要能知彼知己，这就是军人的智；什么叫仁？仁，不是一种小恩小惠，仁的目的在于救国，在于为人民的仁；所谓的勇不是单纯的不怕死，要能懂得生与死的大道理，要能立定决心，从事革命，为了革命而不怕死，这才是真正的勇。作为一个立志于中华革命的军人，就要有为革命而必死的决心，这就必须有一种革命的精神来支持着我们。
孙中山又说：今天的革命与古代的革命是不同的，今天的革命是为人民的革命，革命事业的完成要有一种革命的精神来支撑，在北方，我们的紧邻——俄国的军人就有一种可贵的精神，他们处在列强的重重包围之中，可是他们就是为主义而坚强地挺了下来，他们的军人能与工农结合而创造出一个崭新的国家，我们的军人，只要有主义及革命的目的和决心，那么我们改造中国的效果，一定不会在俄国之下的。
孙中山的讲话，一次次地被军官们雷鸣般的掌声打断。
当孙中山在桂林积极为北伐做准备的时候，远在北京的各派军阀们的内部矛盾也在日益尖锐化，北京政府的掌权者直系军阀曹馄、吴佩孚已经不得人心，奉系军阀张作霖、皖系军阀段祺瑞正在密谋策划要推翻直系军阀，并且表示愿意与孙中山合作，南北呼应，打倒直系军阀。这一消息，使孙中山更加兴奋。孙中山觉得，北伐的时机，这时候已经完全成熟了，而且，在孙中山看来，这时候出兵北伐，只要北伐军发出一纸檄文，各地的反动守军就会望风而阶，北伐的形势是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好。
在孙大总统这时候看来，北伐只是速度的快慢问题，而不存在胜败问题了，只等一过了年，春暖花开，他就要大举挥兵北进了！
●会见马林
广西，岭南的初冬仍然是花草丰茂、绿树丛丛，清早起来，像薄纱一般的轻雾笼罩着山头，一个一个的山头影影绰绰地浮现在云雾之中，真像仙子一般。在这样的早晨，孙中山经常一个人早早起来，到大本营的四面去散散步，活动活动筋骨，一天的工作便神清气爽。
这天清早，孙中山又是一个人早早起来，独自在独秀峰下做柔软体操，深深地呼吸着早晨的新鲜空气。今天，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先生要来和自己会谈，这是他盼望已久的事情了。在他的第一次护法失败之后，经过这几年的挫折和奋斗，他逐渐清醒地认识到，南北军阀乃是一丘之貉，要想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不能依靠任何一个军阀，必须探求中国革命的新路子。最近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却聚集着不少英才，共产党的不少主张倒是对自己大有启发呢。而在北方的邻居——俄国革命的胜利和国家建设的成功经验，更是对自己建立新的国家大有启迪和教益。
孙中山不自觉地回想起自己今年8月份给俄国外交委员齐契林的一封覆信来。当时，他接到了俄国外交委员齐契林的信后，非常激动，立即给他回了一封长长的信，直到现在，自己还清楚地记得这封信的所有内容。齐契林在收到自己的信后，立即派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专程从欧洲绕道来和自己会见。
孙中山正在遐想着、不知道什么时候宋庆龄已经来到了身边。宋庆龄轻轻地说：“这么早就起床了，也不叫醒我？”“不，我想让你多睡一会儿，我也乘这会儿想想问题”，孙中山答。“是不是考虑今天要接见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先生的事？”“是的。哦，这次马林先生来到这里可不容易呀，他是绕了很远的路才来到中国的，我们可不能慢待了人家。今天的会见，请你也来，还要为会见做记录。”宋庆龄轻轻地点了点头，笑着说：“听说马林可是个容易激动、急公好义的人啊。”孙中山也笑了，说：“这个人还是非常可爱的，据说他在上海的时候，看到一个洋人欺负中国人，他竟然挥动老拳，上去就打那个洋人。”
宋庆龄说：“这几年的奔波，总算没有白费，现在，北伐大军云集桂林，共产国际的代表又来和你会晤，形势是越来越好了。”孙中山也很高兴：“是啊，眼看就要大举北伐了，我几十年为之奋斗的目标就要实现了，怎不令人激动！”可是，孙中山说着说着，脸色忽然阴沉下来：“只是竟存（陈炯明字竟存）这几个月来令我大伤脑筋，他至今仍然不支持我北伐，对我当大总统他也是十分地不高兴，要他为北伐军筹集粮饷，他也是推三阻四，叫他到这里来和我商谈北伐工作，他也总是推脱，这个人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在广州的时候，党内的许多同志都劝我免去他的职务，可我想，当前正是国家用人的关头，竟存是个难得的将才，我说服了党内的其他同志。等我和马林谈过以后，再亲笔给他写一封信，好好地劝说劝说他。”这时候，孙中山脸上愉快的笑容，已经消失殆尽。
对陈炯明的忧虑，不光是孙中山有，宋庆龄也有，她也知道陈炯明这个人极负野心，是个桀骜不驯的家伙，要想说服他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就说：“陈炯明这个人刚愎自用，恐怕很难说服，我在广州的时候，风言风语地听说他和吴佩孚有往来，和湖南的赵恒惕也有往来，陈炯明的这些行动只怕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两人议论到这里，心情都复杂起来，默默地回头向山下走上午8点，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在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张太雷的陪同下，准时来到了孙中山的会客厅。孙中山率领胡汉民、许崇智等起身迎接。一见到马林和张太雷，孙中山的眼前不觉得一亮：好英俊的人才！只见张太雷面目俊秀，举止优雅，眉目中有一股勃勃的英气；再打量一下马林，只见他身材高大，给人一种雄壮魁伟之感。
孙中山陪同马林和张太雷并肩走进客厅，双方没有多少客套，便开门见山地交谈起来。“马林先生，听说您这次来中国，一路上被不少国家关押、拘留，受到了重重的阻难，但这都没有动摇您的决心，我对您这种不屈的精神深表钦佩，我代表国民党和全体北伐将士向您表示热烈的欢迎！”孙中山的话一落音，张太雷立即作了翻译，马林激动得站了起来，声音宏亮地说：“我在我自己的祖国的时候，旱就听说了您的大名，这次我受党的委派来到中国，一路上经过了许多国家，受了不少的磨难，可这使我更加进一步地了解到您和您创造的事业的伟大。”
孙中山微笑着说：“您太过奖了，这次请您来桂林会晤，主要是想听听您对我国革命的看法，还想听听俄国革命成功的经验，请您多多指教。”马林说：“我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同志和共产国际的同志们都很关心中国的革命，中国共产党已经于今年7月正式成立了，中国革命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希望你门两党能很好地携手合作，共同推动中国的革命事业！但是，中国共产党毕竟成立时间很短，孙先生所领导的国民党这么多年来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这是值得称赞的！”孙中山轻轻地摇摇头说：“马林先生，说起来真惭愧，我党成立这么多年了，中华民国政府成立也已经十来年了，可是中国依然是腐败的官僚和军阀、政客们统治着天下，国家被弄得四分五裂，中国革命还远远不能说是成功啊！在我们的革命中，有着沉痛的教训，我最大的失误，是当初不该把政权让给袁世凯，这使我们又丧失了一次宝贵的成功机会。现在我们才认识到，把革命的政权让给军阀，对军阀们抱有幻想，这是我们幼稚的表现。像你们的国家，就没有在这方面犯错误。试想一下吧，如果列宁把革命的政权拱手让给高尔察克、尤登尼奇或是弗兰格尔，那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呀，真是不敢想像！”
马林说：“孙先生，苏俄革命的成功，靠的是马克思主义，我们建立了一个能联合工农群众和各个阶层一起起来革命的政党，并且还建立起了一个革命的武装核心，这才是我国革命成功的根本经验，不知道孙先生是否研究过马克思主义？”
在这个时候的孙中山的心目中，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行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尚未能清楚地认识到，孙中山说：“贵国的经验是很可贵的，我党可以借鉴，但是至于说到马克思主义，我最近也有过一些研究，我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我感觉到，马克思主义的某些东西，在我国先秦的诸子百家中早有涉及，比如说春秋时期的孔子，他就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对社会的许多精辟的见解，至今还是十分有用的。”
在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孙中山和马林谁也没能说服谁，只得把话题转到了其他方面。在谈到如何团结一切力量进行革命时，孙中山和马林越谈越投机，马林直率地说：“孙先生您必须明白，您现在即将举行北伐，您自己也清楚，靠您目前所有的兵力，只有几万人，是很难取得革命的胜利的。我建议：一个国家的主体在工农，工农的领导者是他们自己的政党，您所领导的国民党应该改组，要组建一个包括工农大众在内的政党，这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您第一个要联合的就是中国共产党，你们两党联合起来，中国革命的胜利才真正有望。”
孙中山说：“我欢迎苏俄的十月革命，我也非常欢迎苏俄对中国革命的真诚帮助，我还欢迎中国共产党与我们联合，我现在在桂林组织北伐，我的敌人就是直系军阀，是曹馄、吴佩孚，除了这些敌人以外，我可以包容一切愿意与我们合作的人或者政党、团体！”
马林对孙中山的大度非常钦佩，又对孙中山提出了一个建议，那就是不仅要有一个团结各阶层力量的以工农为主的政党，还要建立起一支革命的武装核心，为了建立好一支革命的队伍，首先要办起一个革命的军官学校，用这样的学校来培养革命的骨干。
对马林的这一建议，孙中山十分赞同。
送走了马林和张太雷，孙中山的情绪很高昂。晚饭后，孙中山和宋庆龄一边散步一边交谈着白天的会见，宋庆龄说：“这位马林先生辞锋很健，很善于雄辩啦。”孙中山点了点头说：“这位马林先生是我有生以来遇到第一个能在理论上让我心服的外国朋友，那位张太雷先生可也是个难得的人才啊，看来，共产党的前途不可限量！”
宋庆龄说：“从马林先生今天的谈话来看，他对我们党和我们军队的素质似乎有不小的看法。”
“是的”，孙中山也忧郁地点点头，“我就一直为这个问题担心，前几天，我为北伐军中团以上的军官作了一次讲话，我反复强调了军人精神的教育，军人一定要入党，为我们的主义而奋斗。”
宋庆龄说：“军官们入了党，也并不一定就能和政府同心同德，像陈炯明那样的人，虽然入了党，可是现在他又能怎么样呢？他对先生您的主张不是不了解，可他却就是不合作，我真提心。。”
孙中山说：“你说得有道理，我何尝不知道竟存此人越来越靠不住了呢，我只是想，当前我们最大的敌人是直系军阀，我们当前首要的任务是要进行北伐，待到北伐战争胜利，我们再来整顿我们的党。”
这时候，一阵山风吹来，天也渐渐黑了下来，映着天幕，孙中山站立在山坡上，黝黑的身影像一棵顶风屹立的劲松。。
●恸失仲元
在孙中山的民国政府的上层人物中，有一批高级文武人才，他们是孙中山的得力助手，主要的人物有朱执信、邓铿（字仲元）等人。孙中山以他们为自己的左右手，可惜这些人都早早地离开了孙大总统。
朱执信是广东人，是孙中山早年的革命战友，1920年9月在虎门牺牲。
朱执信是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献出了宝贵生命的，他以生命为代价，换取了讨伐桂系军阀的胜利，为孙中山的北伐奠定了基础。
如果说朱执信的死是死在敌人的手里的话，那么邓铿的死则是死在自己人的枪口下的。
邓铿是早期中华革命党的中坚分子之一，孙中山在广州就职任大总统的时候，任命陈炯明为陆军部长，任命邓铿为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并兼第一师师长，这是一个要职。在孙中山想来，陈炯明和自己的北伐主张总是格格不入，必须有一个人从中作为调停人，同时也对陈炯明起到一点牵制和制约作用，将邓铿放在这样一个重要的位置，确是孙中山的一番苦心，这也足以说明，孙中山虽然对陈炯明一直抱有幻想，但也并不是一味地信任的，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孙中山就任大总统以后，在桂林设立大本营，集中了滇、粤、赣军的大部主力，自己也带着一大批高层人士前赴桂林，将陈炯明留在广州，让他在后方接济粮饷。孙中山知道，陈炯明无论如何是不会为北伐而冲锋陷阵的，他主要是要保存自己的实力，他不愿意离开广东。因此，孙中山巡视广西时。动身之前也就等于向陈炯明表白了自己的心迹：“竟存，我这次北伐，如果胜利了，我当然是不会再回广东来的了，如果我败了，我也是无脸回广东来的，广东这块地盘就交给你了。”这无疑是在说：只要你陈炯明支持我北伐，我就让你在广东占住这块地盘了。这种姑息迁就的做法等于是在向陈炯明表示自己的软弱可欺，这也是陈炯明敢于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国民政府施加压力、对北伐拒不支持的原因之一。当然，孙中山也不是对陈炯明一无防备，他把邓铿留在广州，并且兼任着一个主力师的师长职务，实际上就是牵制陈炯明的一个重要措施。
就在孙中山就任大总统之后，陈炯明为了表示自己是听从国民政府的命令的，便率领粤军主力向广西进发，讨伐桂系军阀，邓铿留守在广州。一天，驻军汕头的粤军旅长尹骥发来急电：“据可靠情报，桂系方面有间谍在潮汕一带活动，在我军中煽惑人心，鼓动军人造反，来此的奸细已被抓获，并供出在广州设有秘密机关。。”
电报后面还附有广州敌方秘密机关的详细地址。
邓铿接到这一情报之后，立即调来一支特别行动队，紧急行动，前去抓捕桂军奸细。原来，敌方的秘密机关就设在总司令部的北校场里面，当特别行动队人员到达之前，对方也已知道了要来抓捕他们，在销毁了一批秘密文件之后，越墙逃跑，被特别行动队人员赶上，敌人故意将一袋子洋钱撒在地上，希望追赶的人去拣洋钱而耽误追击的时间，可是特别行动队的队员们不为所动，奋起追赶，一举将奸细们全部抓获。其中有一名是粤军总司令部的参谋，有一名是总统府的军官。经过审讯，发现了陈炯明的心腹部下洪兆麟的人。在审讯这些人的时候，他们的气焰非常嚣张，大声地叫喊：“你们不能扣押我，我不对你们坦白，我要到总统府见到大总统才能讲话！”邓铿根本不买这些家伙的账，下令立即将为首的执行枪决。当时，在邓铿来说，此案非常棘手，如果将此事去和洪兆麟等人对质，他们肯定不会承认，弄不好还会使为首的坏人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如果要将自己根据侦察得来的情报如实向大总统汇报，又没有多少事实证据，有可能会将事情搞糟，加上当时桂系的沈鸿英又大军压境，容不得再作详细的调查了，所以才下令快速地结了案。可是正由于这件案子的快办，使得陈炯明及其部下洪兆麟等人怀恨在心，时时图谋报复。
到了1921年的11月，陈炯明讨伐桂系大获全胜，以胜利者和功臣的姿态回到了广州，这时候的陈炯明更是志得意满，趾高气扬。一些吹牛拍马的人士将他捧为“儒将”，因为他在清朝曾经中过秀才，而当时执掌北京政权的吴佩孚也曾中过秀才，因此有人又称他俩为“南北两秀才”，这使得陈炯明的骄傲之气更盛。在他的心目中，已经不再把孙中山视为革命的领袖了。他要保存自己的实力，为自己当个广东王而打下基础，便一再以“准备不充分、革命军队的力量不够壮大、周边的军阀势力还没有荡清”等为借口，拒绝出师北伐。
可是，孙中山的北伐决心是不会为一两个人的阻碍所能挫败得了的，他几次电令陈炯明来和自己相见，共商北伐大计。陈炯明实在烦透了心，便打起了鬼主意，他决定三管齐下，不惜一切手段来阻止北伐。
第一步，联络唐继尧，分裂革命军，削弱北伐军的实力。
唐继尧是滇军的首脑人物，1920年时想独霸云南，在云南驱逐滇军互相混战，消灭异己势力。当时，率领滇军第一军驻在四川的军长顾品珍，在1921年的3月率领军队打回云南，赶走了唐继尧。唐子无可奈何之中，只身逃跑到香港，过着寓公的生活。孙中山回到广州就任大总统以后，和唐绍仪、伍廷芳等人发电报邀请唐继尧回到广州，孙中山还亲自率领高层人士到广州火车站迎接，并向他宣传革命的大道理，希望他醒悟过来，并且还专门为他举办了盛大的欢迎会，表示对他过去的军阀行径既往不究。可是唐继尧并没有因此而感谢孙中山，反而以身体有病为借口，离开广州，重返香港养病，还通过自己的原部下在云南活动，图谋有朝一日，重回云南掌握政权。
陈炯明要阻止孙中山北伐，第一个人便想到了唐继尧，他几次派遣密使到香港，表示，只要唐继尧愿意回到云南，他愿意助一臂之力，这使早就野心勃勃的唐继尧大喜过望，立即给自己的亲信张伯群写了一封密信，信中说：“孙中山当大总统，陈炯明并不赞成，孙中山搞北伐，陈炯明更不赞成，孙中山要陈炯明为其北伐筹集粮饷，陈炯明也不愿意。现在，孙、陈二人之间已成水火之势。陈炯明已派亲信人员来到我处，表示愿意助我回滇。请你立即回云南去，等待我到来。”
这样，陈炯明与唐继尧之间便达成了第一个秘密的协议：陈助唐回云南复辟，唐则在云南树起大旗来独立，既分散了革命军的力量，又堵住了北伐军的一条前进通路。唐继尧几次到梧州、南宁与陈炯明会晤，孙中山知道他们在秘密集会，也几次晓之以理，并且委任他为大本营参谋长，可是一心要闹独立的唐继尧却一面假意与孙中山周旋，一面收买土匪暗杀了顾品珍，重新掌管了云南。
陈炯明的第二招是勾结湖南军阀赵恒惕，要赵恒惕在湖南树起旗帜，反对北伐军，赵恒惕果然被收买，北伐军的最好的进军路线又被阻住了。
陈炯明的第三招是与吴佩孚勾结起来，南北联合，反对北伐。
经过几次信件往返，陈、吴之间已经基本达成了协议：陈炯明在南方拖住孙中山的后腿，使北伐军无粮无饷，吴佩孚在北方分几路进军，消灭北伐军的有生力量。事成之后，陈炯明保有广东、广西两省的地盘。
俗话说：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陈炯明的阴谋活动，不免风风雨雨地传了出来，自然有人把话传到了邓铿的耳中。邓铿开始还是将信将疑：陈炯明是有野心不假，但是孙中山是把陈炯明一手提拔起来的人，而且对陈非常信任，委以重任，陈炯明再怎么有野心，也得考虑到这一层关系吧？不过，邓铿从此后也就多了一个心眼，时时注意着陈炯明的对外界的交往行动。
这一天，邓铿的一个卫士来向邓铿报告：吴佩孚派来了一个密使，正在陈炯明的内客厅里密谈，谁也不让进，不知道在谈些什么名堂。邓铿闻报，立即急急匆匆地以讨论北伐的军事行动为由去找陈炯明，在他进门时与一个陌生人迎面相遇，只见这个人穿一身长袍，戴一顶棉帽，撑着一副黑色的眼镜，完全是北方人过冬天的打扮。邓铿当即拦住此人，正要问话，却见陈炯明和机要秘书陈鹤年从后面匆匆忙忙地赶了出来，对邓铿陪着笑脸说：这位是陈总司令当年流落南洋时的一位老朋友，在北京做生意，这次到南方来办一点货，顺便来看看总司令的。一边说着话，一边马不停蹄地从邓铿的身边走了过去。
待陈鹤年走了过去，邓铿更加怀疑了起来：我并没有问他是干什么的，陈鹤年说这么多话干什么？仔细地想了想，觉得外面风言风语地传说陈炯明的话是有来由的，假如陈炯明真的和吴佩孚勾结在一起，那将会对北伐造成极大的危害！想到这里，邓铿不由得愤怒了起来：“孙大总统对你陈炯明真是有再造之恩，你陈炯明能有今天，完全是孙大总统所赐，怎么能这样在背后拆孙大总统的台呢！我今天非要和你理论理论！”
邓铿怒气冲冲地走进陈炯明的内客厅，这里对于邓铿来说是不陌生的，他几乎每天都要在这里和总司令议事，因此当他进门时，卫兵恭恭敬敬地向他行了个军礼，按平时，邓铿总是要客气地给卫兵还个礼，可他今天心事重重，只是对卫兵摆了摆手，便头也不抬地走了进去。
邓铿进门也没有给陈炯明打招呼，气呼呼地一屁股坐了在陈炯明的对面，陈炯明刚刚送走了吴佩孚的信使，猛地就看见了一脸怒气的邓总参谋长，心里不免一惊，但是一瞬间便冷静了下来，故作镇挣地说：“仲元，你脸色不好，好像有什么不顺心的事情？”邓铿开门见山地说：“请问总司令，刚才走出去的是什么人？”陈炯明心里一跳：“哦，那是我过去的一个老朋友，在南洋时共过患难的，现在在做些小生意，最近路过我这里，顺便来看看我。怎么啦？我的总参谋长什么时候又当起侦察处长来啦？”陈炯明故作轻松，实际上心里已经是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邓铿见陈鹤年和陈炯明说的来由是一样的，才稍微放了点心，但他觉得还是有必要把该说的话说说清楚：“陈总司令，你我投身革命，为的是实现我们的主义，为的是结束旧中国的残破局面，现在，孙大总统在桂林主持北伐大计，我们要全力支持他的行动，现在有人在说你要和北方的大军阀吴佩孚联合起来对付大总统，这是我所不愿意看到的，也是我们全体革命党人所不愿意看到的！当年，孙大总统第一次到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时，广东省长朱庆澜先生将二十个营的兵力交给孙大总统，那时候的桂系军阀以及其他的军事领袖人人都想得到这二十个营的兵力，而大总统却毫不犹豫地将二十个营的兵力交给了你，这是对你的最大信任，我们可千万不能做对不起大总统的事情啊！”邓铿是个心直口快的人，他也不管陈炯明是不是愿意听，一连串地把自己多日来心里想说的话全部说了出来。
邓铿还想苦口婆心地再劝说陈炯明，可是陈炯明这时候已经不耐烦听这些话了，他对邓铿摇摇手说：“仲元，不要言过其实，耸人听闻，外面的传言不可轻信，我怎么会去做反对孙大总统那样的事情呢？我只是对北伐有不同意见，但那决不影响我对大总统的支持，你就把心放回到肚子里面去吧。”邓铿见陈炯明这样说，也就不好再往下说了，只好站起来告辞。
送走邓铿以后，陈炯明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心想好险，要不是自己早就和陈鹤年统一好了口径，只怕是今天就要露馅了。再转念一想，长期这样下去，早迟是要露出马脚来的，要想好办法。陈炯明的眼珠转了几转，叫来了侦缉处长黄福芝。。从陈炯明处出来之后，邓铿越想越觉得不对劲，把这几天陈炯明的行动联起来一想，已经不能再对陈炯明抱幻想了，他立即给孙中山写了一封长长的信，信中将陈炯明这段时间以来的行动和表现作了详细的叙述，并且把陈和吴佩孚悄悄往来的事情也写了进去，连夜派了一个密使送到桂林。
在密信送走以后，邓铿又得到了一个可靠的情报，陈炯明和吴佩孚的联合已经是确凿无疑的事实了，为了防止陈炯明的行动给北伐带来损害，邓铿又给孙中山打了一份电报，证明陈炯明的不轨行为，请孙中山对此事早作安排。
孙中山接到邓铿的报告，立即给陈炯明打电报，命令他赶到大本营来参加北伐的军事会议，可是陈炯明还是推辞不到。
1922年3月21日黄昏，邓铿来到广州大沙头火车站，迎接他老师周善培，因为是来迎接自己的老师，邓铿就没有带自己的卫队来，只带了两个勤务兵，是准备为老师提行李的。火车站上，人群熙熙攘攘，有的是来接客人、接亲友，有的是路过，还有的是来做生意的小商小贩，热闹得很。邓铿自从给孙中山的电报发出后，一直在等待回音，想着陈炯明对北伐事业的掣时，不由得感到心痛。
日暮时分，随着一声汽笛长鸣，火车进站了，人群立刻开始骚动起来，邓铿也移动步伐，准备去找自己要接的人。就在这时，两个穿着长衫的人，一前一后的走到了邓铿的身边，只听得砰砰砰砰，邓铿的身前身后同时响起了枪声。邓铿猛觉得腹部一阵剧痛，踉踉跄跄地向前走了几步，一手捂着伤口，一手指着前面，吃力地说：“有人害我，快抓凶手！”可是走不到几步，便支持不住，倒在地上，他吃力地说：“我知道参谋长的地位危险，可是何必自己人杀自己人呢！”两个卫兵急急忙忙地找来几个人，将邓铿送往医院。听说总参谋长遭人暗害，粤军的将领们都来探视，陈炯明是第一个来到邓铿的床边的，他对邓铿说：“你好好地治伤，我们一定要严拿凶手！”邓铿这时候已经昏迷不醒了。由于失血过多，终于不治身亡。
孙中山正在为陈炯明拒绝来大本营筹划北伐事宜而恼火，忽然又传来邓铿在广州被暗杀身亡的消息，这使孙中山大为震惊而且悲痛，他失声痛哭：“仲元，我的好同志啊！”
邓铿被杀的消息立即传遍了大本营，孙中山请来了胡汉民，告诉他要立即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将北伐军的高级将领们通知到大本营里，商量采取紧急对策，将军们对邓铿的死议论纷纷，群情激愤。。（邓铿血案一直到1928年才算调查清楚，主犯是陈炯明的族人陈觉民；行凶者是陈少鹏、黄福芝，二犯也供认不讳。他们说：“邓铿是孙中山的人，他坚决主张北伐，北伐的财力完全靠广东来支持，这样会使广东民穷财尽，孙中山是主张用武力来统一中国的，而我们是主张联省自治的。我们拥护陈炯明总司令，双方政见不合，那当然就是敌人。如果北伐成功，我们将会不容于孙中山，假如北伐失败的话，那北伐军就会全部退回广东，那么广东也不会有安宁的日子。我们干掉了邓铿，也就等于斩断了孙中山的一根臂膀，北伐也就搞不起来了。所以我们非干掉邓铿不可。”）
北伐受阻就在邓铿被暗害的同时，从云南又传来了令人不愉快的消息，顾品珍被土匪头子杀害，云南省被唐继尧占领，唐继尧拒绝与北伐军合作，这使北伐军的后方立即出现了危机。紧接着，湖南的赵恒惕又派来了一个心腹送信说：“我原来是同意北伐军从湖南北上的，但现在考虑到湖南的现状，如果北伐军再从湖南经过将会给地方带来战乱，为保持地方安全起见，请北伐军改道。”并且还说，如果北伐军一走坚持要从湖南经过的话，到时候恐怕难免要出现令人不愉快的局面，将会使北伐军的行进受阻等等。这分明是在威胁说：如果你孙中山一定坚持要从湖南进行北伐，我赵恒惕就要不客气了。这接踵而来的几份情报，在孙中山本来就已经忧虑重重的心头又压上几块大石头，使孙中山有点喘不过气来的感觉。他告诉秘书林直勉：“立即通知各路北伐军的将领来大本营开紧急军事会议！”
不一会，总参谋长李烈钧、文官长胡汉民、粤军第二军军长许崇智、第二军参谋长蒋介石等人一一来到大本营会议室，会上，孙中山对大家说：“从我们在桂林设立大本营以来，已经历时半年多，其间几次电召陈炯明来大本营商讨北伐大事，可他总是推三阻四。在我看来，陈炯明固然不乐意北伐，但是为北伐军提供粮饷应该不成问题，可是这几个月来，总是不见粮饷及时送到，看来，陈炯明对于北伐已经成见很深了，诸位看当前应该作何处理才好？”
第二军军长许崇智第一个发言，他说：“前此以来，北伐的粮饷虽说接济不够及时，但所赖有仲元在后方全力支持，粮饷还不算多么困难，现在，仲元一死，廖仲恺一人在后方孤掌难鸣，如果粮饷不继，北伐大计断难实施。再说，湖南的赵恒惕又改变了主意，不同意我们从湖南经过北上，这时候如果再不调整原计划的话，后果将会是不堪设想的。”
胡汉民说道：“北伐大计，竟存始终心存不满。仲元之死，我看与竟存很有关系，当前之计，应该先除掉自己革命队伍里的内奸，否则，后院不宁，怎能兴兵北伐！”蒋介石和邓铿是好朋友，当年，蒋介石郁郁不得志的时候，是邓铿慧眼识才，把他一直提拔到了现在的参谋长的位置。邓铿的死，使得蒋介石十分悲伤，他立志要为邓铿报仇，这时候听到了胡汉民的议论，立即附和道：“陈炯明早就有背叛之心，当前的大敌，就是要消灭自己队伍里的内奸！依我看，仲元就是竟存杀害的，一定是竟存心怀不轨，破坏北伐，被仲元察觉后想杀人灭口！”
总参谋长李烈钧也同意大家的看法，要求孙中山采取果断的措施，先清除革命队伍里的内奸，然后再举兵北伐。
从大家的议论中，孙中山开始意识到，自己过去对陈炯明的信任是否有点过了头？从陈炯明最近的表现来看，他不光是不同意北伐，甚至会不择手段地来阻止北伐的，孙中山怎么都想不通，自己已经很清楚地向陈炯明表示过，这次北伐，不论成功与否，我都是不会再回到广东来的，广东这块地盘已经明摆着就是他陈炯明的了，陈炯明怎么就是想不通这个道理呢？孙中山抬起头，深邃的目光扫了一下会场上的将军们，心里已经打定了主意：陈炯明不可不防，但还没到惩治他的时候，北伐是不能再受挫折了，要立即采取有效的措施，无论如何要把北伐大业进行下去。
孙中山决定：鉴于当前的形势，再从桂林经湖南北进已经不可能了，为了防止陈炯明再对北伐计划造成损害，北伐军立即秘密回师，将大本营从桂林移到梧州。孙中山还命令谢文炳所率领的一个旅，昼夜急行军，从广西的富川、贺县进广东北江，作为前头部队，以免陈炯明的粤军阻止北伐军回粤。然后，北伐军的大本营和主力部队渐次回到广东。
可是，率领一个旅先回广州的谢文炳却是陈炯明的老部下，他见陈炯明的势力日益强大起来，早就想回到陈炯明的麾下去，他愿意和陈炯明一道留在广州。现在，见孙中山要悄悄地回到广州，这实际上将会对陈炯明大大的不利，必须让陈炯明及时知道这个消息，便在离开桂林后的第二天，就给陈炯明发了一个电报，告诉陈炯明孙中山将要采取的计划，要陈炯明早作打算。陈炯明接到谢文炳的电报后，立即慌了神，生怕孙中山一回到广东后会对自己不利，便发加急电报，要自己的陈家军快速回到广东来保驾。可是，这时候的陈家军的主力因伐桂胜利后留守在遥远的广西南宁和浔州一带，回到广州还需要一段日子。无论陈家军怎么快速行军，也不能抢在孙中山回到广东之前来阻止北伐军的主力部队了。眼看着自己就要被孙中山控制，陈炯明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在屋子中走来走去，无可奈何，他决走索性给孙中山来个不理不睬，以退为进，让孙中山拿自己没有办法。
1922年的4月12日，北伐军的主力部队到达梧州，孙中山立即发电报给陈炯明：“我已率大本营回到广东，请接电后速来梧州面商北伐大计。”在广州的廖仲恺怕陈炯明对北伐军回广东多生疑心，便给陈炯明发去一份电报说：“孙大总统此次率军回广州，目的是补充粮饷、弹药，增加有生兵力，改道从江西进军北伐，从桂林调回来的各路军马，将集中到韶州一带，要在一周之内通过，请你给留守在两广边境的各路粤军发个通知，让他们为调归的各路北伐军提供粮饷和通行的方便。”廖仲恺还对陈炯明说：“你是北伐的大后方广东省的军政长官，应立即与孙先生取得联系，与孙先生戮力同心，共商北伐大计。”
陈炯明接连接到孙中山和廖仲恺的两份电报，心里也有点着忙，一时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无可奈何之下，准备硬着头皮去梧州一趟，想必孙中山也不会怎佯为难自己。可是他的心腹秘书陈鹤年却说：“总司令不可贸然去悟州，你想，即使孙中山不会为难你，他的部下怎会放过你？特别是胡汉民、许崇智等人，他们谁不想替邓铿报仇，你去了还能好好地回来吗？”
陈炯明一想也觉得有道理，便放弃了去梧州的打算，一面加紧调叶举、洪兆麟等人火速回师广东，一面却给孙中山打去了一份电报说：“我长年征战，已有多种疾患在身，特此请求免去本、兼各职，回乡休养。”
发过电报以后，也不管孙中山是否同意，便准备回惠州去。
孙中山召回陈炯明的电报发出去后三天，仍然不见陈炯明到悟州来议事，非常着急，可是到了第四天却等来了陈炯明的辞职电报，气得孙中山把电报摔到了桌上。这时候的孙中山才真的感觉到，自己已经没有后方了，北伐大计眼看就要成功，却又有顷刻之间毁于一旦的危险。
军事会议上大家议论纷纷，都认为陈炯明的背叛之心已经昭然若揭，不能再犹豫了，从当前的局势来看，必须先除内乱，然后才可放心地去打北方的敌人。第二军军长许崇智的言辞最为激烈：“陈炯明狼子野心，万万不可再予轻信，北伐军应该留在广东，先清除内乱，再北上中原。”
另外一种意见是，改道进军，从江西北上，这时候的江西是军阀统治比较薄弱的省份，可以韶州为大本营，占领江西全境以后，再以江西为根据地，稳步前进，等北伐成功以后，再回师广东，清除陈炯明这块隐患，如果陈炯明不是真想叛乱的话，他还是有机会为北伐立功的。多数人觉得这种意见有道理。
孙中山也还是对陈炯明抱有幻想的，他总是不相信，陈炯明怎会背叛自己，因为建立中华革命政府，不光是孙中山的理想，也是早期参加革命党人的共同理想。于是他没有采纳关于留驻广东、先灭陈炯明后举行北伐的意见，而是采纳了多数人的意见，决定改道北伐。
但是，对于陈炯明的行动，不能再给以无边的宽容了。孙中山以大总统的名义下令：“免去陈炯明的广东省长、粤军总司令、内务部长等三个职务，保留其陆军部长之职。”孙中山这样做的目的，还是期望陈炯明能幡然悔悟，回到革命队伍中来。
免去了陈炯明的职务以后，孙中山任命伍廷芳为广东省省长，任命粤军第一军第三师师长魏邦平为广州卫戍部队总司令，又将广东的陆军和海军全部调归大本营直接管辖，撤去粤军总司令一职。
孙中山的免职令由廖仲恺带回广州，廖仲恺是明白孙中山的心情的，他把免职令装在口袋中，暂时不发，而是先去面见陈炯明，想再说服陈炯明转变态度，支持北伐，如果这时候陈炯明改变了态度，廖仲恺还可以再请求孙中山收回成命，让陈炯明继续当粤军总司令，使事情出现转机。可是，这时候的陈炯明已经完成了他的设防和叛变计划的筹划，早已不把孙中山放在眼里了，他现在要做的是如何取而代之，根本不理睬廖仲恺的劝告。廖仲恺没有办法，只得将免职令交给陈炯明。陈炯明却乘机假戏真做，当天晚上就在省署里召开紧急会议，举行下野仪式，带领随从们退居惠州西湖百花洲，一面秘密给自己的亲军们发去电报，要驻在广州的陈家军在虎门、石龙一带布置防线；又命令叶举火速赶回广州；同时，陈家军的其他主力部队也在悄悄地向广州集结，陈炯明已经完成了他的反叛准备工作，只等合适的时机一到就动手，消灭孙中山。
4月22日，孙中山再到广州，他还想说服陈炯明参加北伐。孙中山认为，陈炯明是个顽固的军人，他只是对北伐的成见太深了，思想上转不过弯子来，广东的军事和财政实权还是掌握在陈炯明的手里，只要有一线可能，就要力争陈炯明共同参加北伐。所以，孙中山一到广州，立即派信使前往惠州，持自己的亲笔信去召陈炯明回广州来议事，在信中劝陈炯明要识大体，顾大局，不要把个人的利益看得太重。可是这时候的陈炯明怎么还会听得进忠告呢？与孙中山同行的罗翼群忧心忡忡地对孙中山说：“陈炯明个人的去留并没有什么太了不起，关键是他的一些心腹部将如叶举、洪兆麟等人，这些人都是些贪图功名利禄之徒，如果让他们和陈炯明成天在一起的话，那后果将会是不堪设想的。”孙中山觉得罗翼群的话有道理，便派遣古应芳、罗翼群等人去惠州再劝陈炯明回来。陈炯明对来劝他的人说，自己劳顿多年，心力交瘁，正想乘此机会休息一下，不愿再回到前线上去了。罗翼群等人也只好空手返回覆命。
孙中山这次来广州，不光是来再争取陈炯明的，在“护法”革命中，有一支北洋海军舰队驻在广东海面，这批海军舰队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孙中山来广州后，密令广州的江防司令陈策、同安舰舰长温树德率海陆军将北洋舰队收编，收编以后，任命温树德为北洋舰队的司令。
北洋舰队被收编后，广州的北伐军的力量再一次壮大起来，陈炯明这时候也装模作样地来与孙中山周旋，表示他愿意支持北伐，在致孙中山的一封信中说：“自己的病已经逐渐好起来了，不日就可回广州来和孙中山见面。”陈炯明的态度转变，孙中山一度时间很高兴，他认为陈炯明终于认清了形势，还是自己的同志。
5月1日，北方的直系军阀和奉系军阀之间爆发了第一次大战，孙中山觉得这是大举进行北伐的好机会，机不可失，便以大元帅的名义声讨徐世昌的罪行，下令北伐。在大元帅令中，孙中山表示：自己要亲自冲锋陷阵，率领北伐大军，扫除国家政治上的黑暗与罪恶，以达到国家的统一。
5月5日，广州各界举行隆重集会，庆祝孙中山就任大总统一周年。
5月8日，孙中山重返韶州大本营，在韶州大本营发布北伐总攻击令，北伐军分三路向北挺进。为了进一步争取陈炯明支持北伐，孙中山任命陈炯明的部下叶举为粤桂边防督办，命令他率领所部人马分驻肇庆、高州、雷州、钦州、廉州、梧州一带。同时要求陈炯明积极在后方支持北伐。陈炯明却阳奉阴违，一面假意和孙中山电报书信往返，一面却密令叶举率军回到广州，这时候的广州已没有多少北伐军的力量了，陈炯明立即从惠州赶到广州，广州又为陈炯明所控制。
当北伐军一路势如破竹地前进的时候，叶举在广州发出通电，要求恢复陈炯明的各项职务，要求免除胡汉民、廖仲恺等人的职务。
在江西前线，北伐军节节胜利，先后攻下了江西的赣州、吉安，前锋直指江西省会南昌。孙中山忽然接到了叶举的电报，一阵痛苦的思考以后，他决定再作一次让步，因为他不能再让目前北伐节节胜利的大好时机丢失，他同意让陈炯明署理两广军务，并电令叶举立即率领所部兵力奔赴驻防处。在广州，陈炯明的部将们到处寻衅生事。廖仲恺不得不向孙中山发出急电，请求指示如何处理后方事宜。为了稳住后方，孙中山决定走一步险棋：只身回广州去，先稳定后方，解决北伐军在前线作战的后顾之忧，孙中山将韶州大本营交给胡汉民暂为代理，自己返回广州，亲自督促陈炯明的行动。大家都劝孙中山不可过分相信陈炯明，如果一定要回去，也要带足卫队，可是孙中山考虑到北伐前线兵力紧张，只带了五十名卫土返回广州。
当孙中山只身返回广州时，北伐军在赣州发现了陈炯明与吴佩孚的来往信件数封，信中商量的事情是如何南北夹击北伐军，如何在消灭孙中山以后让陈炯明占两广为王。这一情报立即被送往广州，报告孙中山，请求孙中山密切注意陈炯明的动向，不要为乱臣贼子所乘。可是这时候无论孙中山采取什么行动也来不及了。
●再返广州
当北伐军在江西节节胜利的时候，陈炯明是亦喜亦忧，忧的是北伐军势如破竹，进展神速，力量飞快地发展，将会对自己在两广的地位构成极大的威胁，假如北伐军就这样成功了，自己将来不就永远被孙中山控制住了吗？可是这也有令人高兴的地方，那就是北伐军的主力远在江西前线，广州的兵力空虚，这时候如果叶举、洪兆麟等人率部及时返回，便可一举占领广州，占领总统府。而且，叶举已经在白云山郑仙祠里设立了司令部，这无疑是一个大大的定心丸，只等时机成熟就可举事了。
为了保证自己的阴谋顺利地得以实现，陈炯明佯装服从孙中山的命令，给孙中山回电说：“自己已经给叶举等人发布了命令，谅他们还不至于敢违抗军令，我敢用生命来担保。目前，我的病况已经大为好转，不久就可重返前线，为北伐效力，为民国革命的大事业效力。”
陈炯明和孙中山几次书信往返，他认为已经稳住了孙中山，心里不免有点得意。可是，这一天，当他正在聚精会神地研究广州作战地图的时候，秘书陈鹤年忽然送来一份电报，陈炯明一把抓过电报，紧张地看起来，只见电报上明明白白地写道：“孙中山已秘密返粤，请密切注意动态。”
读着这份电报，陈炯明的冷汗“唰”地一下就流遍了全身，一时间六神无主，急得在屋子里走来走去，连连说着：“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孙中山回广州的消息，对外是严密封锁的，为了保证孙中山的安全，北伐军内部许多高级军官都不知道，那么是谁给陈炯明发的这份电报呢？原来，陈炯明早就有准备了，当孙中山率领大本营进赴韶关的时候，要带走粤军的一部分，陈炯明将自己的心腹将领梁鸿楷及其所部派遣与孙中山同行，表面上表示陈炯明虽然对北伐有成见，但是对孙中山的命令还是服从的，暗地里却嘱咐梁鸿楷密切注意北伐军的动向，随时向自己报告。所以不论北伐军有什么大小行动，只要前方一有动静，陈炯明在广州立即就知道了，这正是陈炯明工于心计的地方。现在，这份报告孙中山秘密返回广州的密电正是梁鸿楷从韶关前线发回来的。
陈炯明拿着这份电报，感觉到形势的发展对自己十分不利，苦苦地思考对策。沉默片刻，陈炯明抬起头，对秘书陈鹤年说：“快，查查孙中山这次回来，带了多少卫队！”
陈鹤年答了声是，正要准备回身去安排行动，忽然，门外卫兵报告：“叶、洪二位将军到！”
陈炯明闻听大喜：“快，快请二位将军！”
随着陈炯明的话音，叶举和洪兆麟一身戎装、满面春风地走了进来。
陈炯明大步走了上去，一手拉住一个，连声说着：“欢迎二位将军凯旋！”一面又回过头大声地吩咐：“快快备酒，为二位将军接风！”
不一会，酒菜全部上了桌，陈炯明给二人不断地斟酒、挟菜。叶、洪二人是来请示关于对孙中山的下一步行动如何着手的问题的，这事是陈炯明最关心的事情，而从现在看来，他好像全不关心这件事。城府比较深的洪兆麟不怎么着急，而素有大炮之称的叶举就耐不住性子了：“奉总司令的命令，我部已经全军返回，并已完成了对总统府的包围，请总司令下命令，下一步该怎么办？！”
陈炯明对叶、洪二人说：“孙中山早就对我不放心了，前几天，他派姚雨平、程潜二人来惠州西湖，劝我出山北伐，我给他们来了个故将聪明作糊涂，对他们的游说不予理睬，把他们打发回韶关去了，那个姚雨平还算得上是个文人雅士，我请他们到西湖上去钓鱼时，姚雨平还作了一首诗劝我出山，诗中有两句却也还有点文雅：‘征西奔走劳鞍马，扫北归来垂钓丝。’这明明是在对我说，要我先去为孙中山卖命，卖完了命再回来过隐居的日子，我给他来了个一概不懂，他俩吃了个软钉子。可是，你们应该知道，孙中山可不是个糊涂人，他也不是一两次装糊涂就能糊弄得过去的人，现在，他自己回广州来了！”
叶、洪二人一听说孙中山自己已经回到了广州，当时就吓得面面相觑，半晌不得作声。好一会，叶举愤愤不平地说：“我们好不容易布置好了一切，难不成就因为孙大炮回来而功亏一篑！我有雄师五十个营，弟兄们都愿意和我同生死、共患难，岂能束手就缚！索性我们一不做、二不休，乘孙大炮回来的当口，把他给抓起来！然后对外宣言，成立广州政府！”
陈炯明要的就是叶举这一句话，立即高举酒杯，说：“叶将军真不愧是一员勇将！来，为你干了这一杯！”稍顿了一下，陈炯明又说：“大丈夫生于天地间，就要敢作敢为，不冒险怎能成大事！”
密商了一阵子之后，如何对付孙中山的计划已经大体有了眉目，正在这时，又接到了韶关梁鸿楷的密电，电报说，孙中山这次回来只带了卫士团中两个营的兵力，这使陈炯明等三人大喜过望，更加坚定了要在路途上把孙中山干掉的决心。
一阵碰杯之后，他们商量好了如何在孙中山回广州的途中突施杀手的每一个细节，他们认为，孙中山秘密回广州，这是自投罗网，反倒创造了一个不费力气下手的极好机会。。1922年的6月1日，孙中山乘坐着专列开赴广州，这次随行保护孙中山的是卫士团中的两个营，临行前，孙中山说只带五十人就够了，是卫士团的团长陈可钰亲自挑选了叶挺和薛岳为营长的两个营的兵力作为护卫队伍，而将张发奎的一个营留在大本营里继续担任警戒任务。
列车到达新街车站时，广州各界人士都来欢迎孙中山大总统，许多人都在说陈炯明将要叛变的话，要孙中山多作准备。孙中山一面叫大家放心，一面说，陈炯明只是反对北伐，还不敢公然反对革命。尽管这样，大家还都是劝孙中山要多加小心，孙中山对大家的关心表示感谢，并一再说不怕。
这时候，有一位老华侨从人群中走到前面对孙中山说：“大总统，陈炯明在惠州经常召集他的部下在一起密谋策划，大有谋乱的企图，大总统千万不可从固定的车站下车，切不可直到黄沙车站，以免被陈炯明暗算。”孙中山要大家放心，反复说不会有事的，还说，我对陈炯明一直以诚对待，他怎么也不会害我的。但是欢迎的人都劝孙中山小心点好，卫士团长陈可钰非常赞成这些意见。陈可钰对孙中山说：“陈炯明的背叛之心，已经是有目共睹的了，现在我们最好暂时不要回广州的总统府，以免出什么差错。。”
孙中山把手挥了一挥：“你不要说了，我懂得你的意思，你是从我的安全来考虑的，而我是从我的身份来考虑的，哪有大总统回到广州却不回总统府的道理？要是这样让北方的那些军阀们知道了，还不要笑掉了大牙？有人说陈炯明要叛变，要我先对付他，我却不同意自相火并，我这次为什么不多带一些卫队回来，就是要向陈炯明示以诚意，我要劝他早日觉悟，回到北伐的队伍中来。我们赶快回到广州去，把事情办完后，我还要回到韶关大本营指挥北伐去。”
孙中山乘坐的火车还是按照原定的路线到了黄沙车站，孙中山下车以后，陈可钰指挥两个营的卫队把孙中山簇拥起来，严密防范。正巧海防司令陈策早已派来了几艘军舰在江边等候，陈可钰一直等到把大总统护卫上了军舰以后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孙中山登上军舰以后，担任后卫任务的营长叶挺最后登船，他报告陈可钰，就在大总统上船以后，黄沙车站突然来了一大批身份不明的人，他们在车站上横冲直撞，企图寻事。陈可钰心中想：“果然狗急跳墙了，幸亏陈司令来得快，要不然今天可还真有点麻烦！”
6月2日，孙中山没有受到任何阻碍，顺利地回到了总统府，这使得随行的卫士们松了一口气，孙中山自己也松了一口气。回到总统府的第二天晚上，孙中山便带着马湘和黄惠龙、张仙逸等人出来视察白云山的情况，从总统府的粤秀楼出来，经震武楼往文澜阁方向一路巡视，令他大为吃惊的是，文澜阁后面的粤秀茶室里住满了军队，茶室的墙上还凿了许多枪眼，都是对着总统府的粤秀楼的。
孙中山让马湘去找来一个士兵，问：“你们的长官是谁？”
“是洪兆麟司令。”
“你们的洪司令也住在这里吗？”
“不，这里的长官不是洪司令，是李旅长。”
“你们在这里有什么任务？你们是从哪里开过来的？”
“我们是从江西的北伐前线开过来的，我们在那里打仗打得正是高兴的时候，却被不明不白地调到这里来了，在这里又是挖工事，又是搞训练的，这上面不是总统府吗，这是干什么呢？真弄不清楚！”士兵不认得孙中山就是大总统，一边说一边嘟囔着。
本来，从韶关安全抵达广州使孙中山稍微安心了一些，可是眼前的现状却叫他更加担忧起来，孙中山此刻开始意识到陈炯明的真正动机是什么了。为了感化陈炯明，孙中山再次致电陈炯明，要他“火速赶到总统府共商北伐大计。”另一面又在总统府举行盛大宴会，宴请陈家将，可是陈家将们却一个都不来参加宴会，把大总统送去的请帖轻蔑抛在一边，陈炯明干脆连信也不回一封了。到了预定开席的时间，不见一个人来，气得孙中山一拳擂在桌子上，厉声警告：“不要以为你们占据了白云山，就可以胡作非为，我用几门海军大炮，完全可以消灭你们！”
陈炯明和叶举、洪兆麟等人商量好了暗杀孙中山的计划之后，便在家里静等着孙中山被杀或是被俘的好消息，可是到了6月2日，秘书陈鹤年送来一份电报：“孙中山已安全抵达总统府。”气得陈炯明咬牙切齿地骂道：“一群废物！”
就在这时，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了，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获得了全面的胜利。曹、吴不满徐世昌对奉系军阀张作霖的袒护，通电全国责令徐世昌下台。同时，曹锟、吴佩孚看到北伐军的势头不可遏止，便在通电中提出拥护约法、恢复国会的口号，要求南北总统同时下台（南总统指孙中山）。对北洋政府的叫嚣，孙中山不予理睬，在6月6日就徐世昌退职发表宣言，称中华民国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并以“中国事实上、法律上、唯一政府行政首领之资格”申明：我们正在从事改造旧中国旧生活的伟大事业，一切帝国主义列强不得干涉中国的内政，任何列强不得承认现北京的伪政府、伪总统（6月3日，黎元洪在北京复任大总统）。
6月7日，孙中山发表宣言，认为当前解决国内问题的根本途径，是恢复约法，要改造现有的军队，使现有的军队变成工兵，“收其武器，与以工具”。这一宣言后来被称为《工兵计划宣言》。
6月8日，孙中山就黎元洪复任大总统、毁弃《临时约法》的叛国罪状发出通电，指出“北京已无政府”，国家与外界的一切交涉事宜，均应由广州政府承担。
吴佩孚见孙中山不肯下台，便想通过陈家军来迫使孙中山下台。吴佩孚给陈炯明送去一封密件，要他立即发动政变。陈炯明心领神会，给他的陈家将们发去一封密信说：北伐军现在丧师失地，军心不定，广州政府内部矛盾重重，我们应抓住这一天赐良机，及早消灭孙中山的力量，如不乘此大好时机下手，将来就很难办了，我们就有被孙中山吃掉的可能，最好的情况是和北伐军同归于尽。另一面却又和孙中山敷衍说：现在军队已经不听我的命令了，我本来是想回到广州去的，可是现在我不能回去了。
孙中山接到陈炯明的回电后，误认为陈炯明的话是真的，决定通过对陈家军、陈家将施加压力，追使陈家军撤离广州，重返韶关，参与北伐行动。6月12日，孙中山在广州财政厅举行记者招待会，在会上愤怒地谴责陈家军，孙中山说，现在，以叶举、洪兆麟为首的军队，驻扎在白云山附近，拒不听从政府的向令，已经成了一支蛮横无理的、目无上官的、反对政府的军队，这样的军队无时无刻不可以作乱，无时无刻不在贻害地方，我现在下命令，让他们撤出广州省城外三十里。他们如果胆敢不从的话，我就会用武力来压服他们。人称我孙大炮，以前我曾经炮轰过反动军阀陆荣廷，如果现在我们自己的军队拒不听从政府的命令的话，那他也就成了新军阀，我也用大炮去轰他们。我完全能在三个小时之内，用重炮把他们轰成齑粉！我现在还不想这么做，今天请诸君来，是想请你们在舆论上造成一种压力，让陈家军们知难而退，只要他们还回到革命的队伍中来，我们还是欢迎的！
可是，对于孙中山的警告，陈家军们置若罔闻，陈家军以为，在广州，他们有军队二万五千多人，而孙中山只有五百来名护卫队，只要他们一发动政变，一定会稳操胜券。一切准备停当以后，陈炯明要发难了。
同时，北伐前线，捷报频传，眼看着就要拿下赣州，孙中山计算：赣州攻克后，乘势进取吉安、南昌，再到九江，屈指数来，总计行程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是孙中山梦寐以求的时刻，决不能再错过这样的大好时机！孙中山决定：6月16日离开广州，再赴韶关大本营，他要在攻克南昌后，亲率舰队至上海、入长江，北定中原，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
然而，就在这样的时候，陈炯明已完成了他的反革命部署，他也觉得，消灭孙中山，独霸广州的时刻到了，因而，他也准备行动了。
剧变前夜1922年6月14日，廖仲恺从香港回到广州，立即求见孙中山，孙中山听说是廖仲恺求见，非常高兴，马上出门来迎接。见面第一句话，廖仲恺劈头就说：“听说您只带了两个营的兵力来到广州，这是很危险的事，陈炯明现在已经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我担心陈炯明随时都会发动叛乱的，请您还是早点回到韶关大本营去的好，那样，一来您可以继续指挥北伐战斗，二来也比在广州安全。”
孙中山笑着说：“你到香港去，听说是去筹款的，怎么样？筹到了没有？”廖仲恺愤怒地说：“款子倒是筹到了，可是实在是令人气愤，我们现在的关税全部控制在英国人的手上，而省内的税收又全部被陈炯明截留了，我到处筹款，处处碰壁，最后只好到香港去筹款，好不容易才弄到了二十万元，请先生您先带着这二十万元赶快回北伐前线去吧。。”
孙中山说：“那也不必，陈炯明日前还给我打电报说，他正在努力做陈家军的工作，虽然有点难，但他还是保证说叶举等人不敢有非分之举，他也正在做工作，劝叶举等人按我的布防命令去办，不管怎么说，陈炯明目前还不至于背叛我的。我已经给陈炯明打了电报，要他来广州和我面商北伐大计。不过，我倒是很想听听你关于当前广州局势的看法。”
廖仲恺道：“当前广州的关键在于陈炯明的态度如何，只要陈炯明不带头闹事，陈家军是不会闹事的。我想您邀请陈炯明来广州，他是不会来的，倒不如我去一趟，正好竟存昨天给我发了个电报，要我去惠州，我顺便去劝劝竟存，或者还有可能让他到广州来见您。”
孙中山沉默了片刻，想了想说：“那也好，当年正是你在陈炯明最困难的时候带着钱到漳州去帮助他的，现在你去，好好地动之以情，晓以利害，争取让他回到革命的道路上来。到时候，你走的时候通知我一声，我让叶挺带一个营的警卫来保护你。”
廖仲恺摇摇手说：“不必了，我只要一个人单独去就行了，我不带一兵一卒，也好向陈炯明表示我们的诚意，陈炯明是个多疑的人，不能给他留下任何话柄。”
就在6月14日这一天，陈炯明在石龙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准备对孙中山发难，陈炯明在会上给他的心腹爪牙们鼓劲打气：“谁先向总统府开炮，谁就为我们立了头功，就是我们粤军的大阿哥！”
陈家将们虽然一个个平日里不可一世，在陈炯明面前大吹牛皮，说要如何如何为陈总司令效力，要对孙大炮实施攻击，但一听说要动真格的，要在对总统府的行动中开头一枪，这些骄兵悍将反而害怕起来。冷场了一大会子，只有土匪出身的杨坤如把袖子一掳，帽子一摔，吼地站起身来表示要立这个头功。可是那些自认为名门正派出身的军官们却不满意，一致公推叶举出来做大家的头。
叶举还真不愧是陈炯明的的心腹，竟然站起身来表示同意。但是叶举也有他的顾虑，别看他似乎是个粗鲁的军人，可还确实有点歪心眼子，他在同意自己率先发难的时候，却又建议由资历、声望都很高的老军长熊略来当总指挥，大家都没有意见。熊略心里虽然一百个不愿意，可是嘴上还是不好说，反过来给陈炯明一个难题做做，他说：“大家推举兄弟我来当这个总指挥，我也只好勉为其难了。我有一事不明，陈总司令是我们大家心目中共同的主帅，只要陈总司令下一道命令，我当率领所部一万多弟兄，率先奔赴战场。陈总司令为什么不下命令呢？”
陈炯明早就料到部下会有这一着了，他轻轻地对着心腹秘书陈鹤年点点头，陈鹤年站起身来，对师长钟景棠说：“请钟师长给大家讲一讲他今天做了些什么。”
钟景棠不慌不忙地站起身来，用得意的眼光扫视了会场一周：“今天上午，兄弟将廖仲恺给扣留了起来。。”
“嗡。。”的一声，钟景棠的话还没有说完，会场上立刻乱了起来，有的人在心里连呼可惜，把这么好的一个机会让钟景棠这个家伙抢去了；有的人在暗自庆幸：有这个老兄先下手，将来万一攻打孙中山失败了，我自己也有一个退路，不是我带头打的大总统，以下犯上、谋逆叛变的恶名也不会落到我的头上了；有的在感到惊讶：陈炯明果然对孙中山动手了，陈炯明可真是个敢说敢做的大人物，今后和他共事可得防着点，不要一不小心上了他的当。。这时候，陈炯明终于站立起来，笑容满面地对大家说：“自古时世造英雄，英雄也能造时世，现在是我们一显身手、改造时世的时候了！现在，我们已经捉住了廖仲恺，这就等于把孙中山的钱口袋给锁住了，没有廖仲恺给孙中山筹款，孙中山他有天大的本事也踢腾不起来了！”
受到陈炯明的感染，会场上的陈家将们开始活跃起来，一致推选熊略为攻城总指挥，推选洪兆麟为先锋，并且很快就讨论好了进攻总统府的行动计划。
还是6月14日这一天，孙中山在总统府再次宴请粤军中旅长以上的军官，他想在这次宴会上，一方面向大家说明自己明天就要离开广州去赣南前线督促北伐，另一方面也乘机对陈家军陈家将们做做说服教育工作，要他们认清形势，不要去干那些背叛革命、使亲痛仇快的事情，要认真地理解中华民国的主义，以统一中国为大业，为民族的兴旺和昌盛作贡献。
可是，时至中午，广州卫戍司令魏邦平、中华民国外交部长伍廷芳、海军司令温树德、广州江海防司令陈策、直辖警备司令姚雨平等人已经一一来到，却就是不见粤军将领们的到来，这使得孙中山大为恼火，正在控制不住的时候，忽然秘书林直勉又来报告说，廖仲恺在赴惠州途中，被叶举的部下、师长钟竟棠在石龙扣留。林直勉还说，他在向粤军送请帖的时候，被叶举的卫兵挡在营房的外面不让进去，粤军的将领们一个都不肯来。
孙中山听罢，不由得怒气填胸，手指白云山，高声说道：“好你个忘恩负义的家伙，如此胆大妄为！不要以为你们占据了白云山就可以任意胡来了，我一样可以打得你们落花流水！”
应邀来赴宴的高级将领们一个个面面相觑，说不出话来，大家都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纷纷要孙中山早早作出决策，不要给陈炯明以可乘之机。孙中山在室中来回踱了几步，毅然决定地说：“现在看起来，广州的事情，陈炯明仍是关键，我就不相信，他陈炯明敢于背叛我！既然他不来广州，我就去惠州，当面问问他，他陈炯明到底还革命不革命，他陈炯明当年的革命誓言还算数不算数！他必须下令叫叶举退出广州，还必须立即释放廖仲恺！”
孙中山怒不可遏，立即就要动身去惠州，这时，直辖警备司令姚雨平走上前来说：“大总统，您不能去冒这个险，陈炯明与我是老朋友了，我们从广州起义时起就在一起并肩作战，共事多年，请先让我去一趟惠州，促他悔过，同时也可查看一下他最近的动态，回来再向您报告。”孙中山见姚雨平肯去惠州，便对姚说：“你去了惠州，见了竟存，只叫他立刻来广州见我！”6月15日，姚雨平来到惠州，卫士向陈炯明通报说，直辖警备司令姚雨平求见。陈炯明闻报，对自己的秘书陈鹤年说：“说客来也，看我怎么糊弄他！”一面对外面大声说：“请姚司令在客厅小坐片刻，我马上就到！”不一会，陈炯明满面春风地从室内走了出来，极其亲热地拉住姚雨平的手，互道寒暄，寒暄过后，不等姚雨平说话便大声地说：“与兄一别多年，现在正是西湖好景，你我何不去湖中垂钓，你知道我这段时间以来，隐居西湖，过着不闻世事的生活，实在是人生的一大乐事，回想起来，过去那么多年南北征战，出生入死，实在是苦不堪言！哪知隐居有如此多的乐趣，真是前半生虚度了青春！”
钓鱼时，姚雨平几次试图劝陈炯明说服叶举，不要做背叛革命的蠢事，请陈炯明到广州去和孙中山共商北伐大计。陈炯明总是装聋作哑，推作听不懂姚雨平的话。姚雨平知道再要多说，也只是空费口舌，留下一首诗后，愤然而去。
姚雨平去后，陈炯明拿起了姚雨平写的诗读了起来：百花洲上影模糊，不听嘤鸣听鹧鸪。
铁像何如铜像好，凭君点缀此西湖。
姚雨平的这首诗里用了几个典故，嘤鸣是用的《诗经》里的两句诗：“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是在告诫陈炯明，要听听老朋友的话，老朋友是不会害你的。而鹧鸪的叫声仿佛是“行不得也哥哥，行不得也哥哥！”这是在暗中警告陈炯明，背叛革命是要不得的，如果不听老朋友的话是要失败的。而铁像和铜像的比喻则更加明显：宋朝的秦桧卖国投敌，结果身后被人们在杭州西湖铸了个铁像，千年万代被人唾骂，而民族英雄岳飞则被后人树立了铜像，千秋万代受人敬仰。
陈炯明看了这首诗，气得火冒三丈，诗中分明是在说自己不会成功，并且还会遗臭万年，就三把两把撕碎了姚雨平的这首七绝诗。
下午，叶举在郑仙祠召开军事会议，特意向自己的部下出示了陈炯明的手令，给部下们壮胆，布置炮轰总统府的行动。叶举说：“民贼（指孙中山）不除，国无宁日。”又说：“今天的会是为民请命的会，是共除民贼的会！”会议决定6月16日凌晨3时进攻总统府，不论是普通士兵还是军官，凡是捉住孙中山者，赏大洋二十万元。
下午5点，罗翼群向孙中山报告了叶举召开军事会议的消息，说是要攻打总统府，孙中山不相信：“我明天就要回韶关大本营去，直到刚才，竟存还和我有电报往返，表示他愿意支持北伐，叶举怎敢不听竟存的命令？”不一会，陈策又用电话向孙中山报告陈炯明叛变的消息，孙中山干脆告诉他，这些话只是外间的一些谣言，不可轻信，以免乱了我们的军心。”晚饭后，陈少白来向孙中山报告：“陈炯明今晚真的要发动叛乱了，请大总统及时离开总统府！”孙中山还是不肯相信：“有我在，竟存不敢造反！”晚上10时左右，警卫团战士李洁之的老乡何云生来了，何对李说：“不好了，我部的统领罗献祥已经下了命令，明天早上我们的部队就要围攻总统府，通电请孙大总统下野，我们都下达了作战任务，还发了识别带子，禁止士兵外出，我是撒谎说出来大便才溜了出来，你们要赶快作好准备呀！”深夜11时，陈策、魏邦平一齐打电话告诉孙中山，陈炯明谋叛已经是再清楚不过的事实了，请大总统立即离开总统府！孙中山这时已经不光是愤怒，而是有点悲怆了：“我不管陈炯明是否叛变，我就是不离开总统府，我只知道为国家谋利益，陈炯明为什么要谋反？！”许久，总统府秘书林直勉、参军林树巍、大本营运输队长陆志云匆匆赶来向孙中山报告陈炯明的叛变消息，并且连叛军的口令部搞清楚了，是“食饱饭、杀民贼”。大总统再要不走就怕来不及了。
孙中山这时变得更加慷慨激昂了：“我就是不走，我是大总统，不能擅离职守，我被叛逆所害，正是我为国捐躯的时候。如果陈炯明敢于叛变，那全国人民都可以共同讨伐他，他就会身败名裂，遗臭万年！我如果这时候因害怕叛军而逃走，那就玷污了我们的国家！”
到了凌晨2时，在总统府的粤秀楼上已经能听到叛军的集合号声了，卫士们一齐来劝孙中山赶快离开总统府。孙中山就是不愿意，马湘和黄惠龙叫来几个人，强行给孙中山换上了一件白布长衫，戴上一副墨镜，提着一个药箱，装扮成医生的模样，两个卫士一边一个挽起孙中山的手，挟着他出去。孙中山只得答应了他们的要求，转身回到卧室，喊宋庆龄一起走。宋庆龄在睡梦中被惊醒，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孙中山对她说：“陈炯明已经正式叛变了，我现在必须到军舰上去，到那里指挥平叛战斗，你快起来和我一起去！”
宋庆龄一边急着穿衣服，一边对卫士马湘、黄惠龙等人说：“你们快扶着大总统先走，我随后就来！”
孙中山坚持要宋庆龄和他一道走，宋庆龄果断地说：“不，我和你一起走，目标太大，容易被叛军发现，再说我已经有了身孕，行动不方便，你还是一个人先走吧！”
孙中山还要坚持等宋庆龄一起走，宋庆龄说，“不！还是你先和卫士们走，我一个人好走。再说，中国可以没有我，但是不能没有先生，请你赶快走！”
在宋庆龄和卫士的一再催促下，孙中山不得不先走一步。临行时，孙中山对宋庆龄交代：“我到了军舰上后，就放三声大炮，你听到大炮的声音，就知道我已经脱险了。”
●重围脱困
孙中山离开宋庆龄，卫士马湘、黄惠龙要求随行保卫，孙中山对他们说：“你们不要跟我走，留下来保卫总统府，什么危险我都不怕，再说我也有脱困的方法。你们一定要坚守粤秀楼，明天我要是没有消息，马湘你就领夫人先到你的家中躲避一下。”孙中山交代完，便带着秘书林直勉和林树巍二人，悄悄地离开了粤秀楼，不一会儿，便消失在茫茫的黑夜中。
这当儿，正是黎明前的黑暗，孙中山一行人不慌不忙地走在大街上，孙中山是一副医生的打扮，穿一身白色的长衫，戴一副墨晶眼镜，左手提着一只小医药箱，右手还拿着一根黑色的拐杖。
大街上，到处是叛军的岗哨，孙中山和林直勉等人走到爱惠路的时候，忽听得前面一声大喝：“站住，干什么的！”
林直勉沉住气，走上前去说：“老总，我的母亲忽然生了病，半夜里天太黑，送医院不方便，便请了个医生，请您行行好，让我们过去吧。”
叛军的岗哨看了看孙中山，果然是个医生模样的人，还提着个药箱子，便不再怀疑，挥挥手，让他们走了过去。
走了不远，眼看就要到海军驻防的地带了，刚想松一口气，又遇到了一大队叛军，堵住了去路。林直勉轻轻地拉住孙中山的衣服，躲到一边，探头往四面看了看，正好从马路的另一头过来一二十辆手推车，孙中山等人便乘机夹到小车队伍中，从容不迫地从叛军的面前走了过去，也没有引起叛军的注意。
来到靖海路口，孙中山和林直勉等人雇了一只小船，划到了海珠海军司令部，再改乘小电动船登上了停泊在白鹅潭的军舰宝璧号，这才算是安然脱险。
上了船，林直勉和林树巍长长地透了一口气，一摸身上，已经汗流侠背。孙中山立即招呼：“快快鸣放大炮三响！”“轰——轰——轰——”
大炮三声震天轰响了起来，正在粤秀楼上静静等候消息的宋庆龄高兴得跳了起来：“先生脱险了，先生脱险了！”
孙中山脱险的消息立刻传遍了粤秀楼的每一个角落，卫士们都高兴得露出了笑容，大家心头的一块石头落了地，霎时间，连大战在即，流血牺牲的危险都忘记了。
凌晨3时，陈炯明的叛军开始了全面行动，叛军占据了制高点，居高临下地对着总统府开枪开炮，呼啸的枪炮声中夹杂着叛军的嘶哑的嚎叫：“打死孙文，打死孙文！”粤秀楼的卫士们一个个怒气填胸、奋起反击，一直打到天亮，叛军在粤秀楼前丢下了三四百具尸体。
到了白天，战斗进行得更为激烈，叛军由于视线清楚，用山炮轰击粤秀楼，用机枪扫射，卫士们的子弹都快打光了。
在总统府和粤秀楼之间，是用天桥接通的，两边都有卫士守卫，为了集中兵力，团长陈可钰决定，把守卫天桥的卫士和守卫粤秀楼的卫士集中起来，退守总统府，命令马湘快到粤秀楼去请宋庆龄来总统府。
马湘和守卫粤秀楼的卫士们一齐拥着宋庆龄借着天桥上的护板、躬着腰从天桥上向总统府撤退。叛军见天桥上有人，立即大声喊叫着对天桥上开枪开炮，好几次，子弹呼啸着从宋庆龄的鬓发上擦了过去。好不容易走过了天桥，进了总统府，刚刚坐下来，只听得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一发炮弹击中了粤秀楼，大家都为刚才能及时跑出来而捏了一把汗。火车去上海，可是恰巧京沪铁路中断，只得改乘日本的“上海丸”轮，绕道日本后再去天津。12月4日，当孙中山乘日本“北岭丸”到达天津时，两万多群众自动集合到码头上热烈欢迎孙中山。
从离开广州北上开始，孙中山就感到身体不适，从日本到天津，轮船一路颠簸，孙中山的肝病开始发作了，可是，面对天津几万欢迎的群众，孙中山依然坚持步行，并且频频向欢迎的群众挥帽致意。当天下午，孙中山就带病去看望了张作霖，和张作霖谈了两个多小时，回到住处之后，当晚便肝病大发作，痛得浑身颤抖，医生嘱咐孙中山必须卧床休息。
第二天，关外大帅张作霖开了二十多辆汽车，率领一百多名卫士，到孙中山住的张家花园回拜孙中山。孙中山在病榻上接见了张作霖，张对孙中山说：“我决心追随先生，愿作先生的卫队长。不过先生的主张中，有不妥之处，那就是反对外国列强这一说法，只要孙先生放弃这一主张，我愿意代替你向外国人疏通感情，使外国人同情我们，支持我们。”孙中山见张作霖就是这么个主张，非常生气，现在他才知道，军阀们是靠不住的，他对张作霖也彻底失望了，便推说病痛，不发一言，不理张作霖。
就在孙中山北上到达天津时，北京的政局又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段祺瑞当上了中华民国的临时执政，他对外国人丝毫不敢得罪，急切地向外国人表示：自己的政府是“外崇国信”的，对历年来中国与外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一律是承认的，并表示准备召开善后会议来解决这些国际问题。
对段祺瑞的媚外政策，中国共产党人首先表示反对。中国共产党人第四次发表了关于时局的主张，表示支持孙中山的召开国民会议的做法，反对所谓的“善后会议”。中国共产党的主马湘和黄惠龙二人扶着宋庆龄还在小巷子里寻找安身之所，可是不巧却走到了一条死胡同里来了，宋庆龄已经是一个有了身孕的妇女，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也不知道跑了多少路，实在是走不动了，没办法，找到一家虚掩着门户的人家，轻轻推开门，见里面没有人，便走了进去。
马湘和黄惠龙先把宋庆龄扶进内室去休息，然后把军服脱下来，裹着手枪投进了井里，坐在客厅里休息。
不一会，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妇人走进门来，见有人竟然不打招呼也没经过自己同意就坐在自己家的屋子里，顿时大为光火，高声斥问他们是什么人。马湘只得陪着笑脸，解释说，自己陪姑母到街上去买点东西，不巧碰上了军队打仗，吓得不敢上街，也不敢回去，只好先在这里躲一下，请老人家千万行个方便。一面说着话，宋庆龄也从里屋走了出来。
老妇人见到宋庆龄长像和蔼，面貌俊秀，有了几分好感，怒气消了一点，但还是坚持要他门赶快离开。她还说：“我儿子是熊略军长部下的连长，你们再不走，等他回来，我跟他一说，你们想走都走不掉！”
听了这个老妇人的话，宋庆龄一阵急，忽觉得腹痛如刀搅，遍身大汗淋漓，顿时便昏了过去。二姐马上上来扶着宋庆龄到房里去躺下，二姐心里明白，这是要流产的征兆。
马湘和黄惠龙正在手足无措的时候，忽听得一阵紧急的打门声，老妇人一边咕哝着一边去开门，马湘和黄惠龙则拉开架势，准备万一不行就要搏斗，拼着死也不能让宋庆龄给叛军抓去。
门开了，进来的是一个年轻的军官，他看到家里来了好几个外人，一点也不惊讶，旁若无人地向里面走去。马湘迎上去把刚才和老太太说的话又说了一遍。这个年轻的军官倒还和善，把宋庆龄等人上下打量了一番，见宋庆龄似乎病得不轻，便和颜悦色地说：“这位夫人病得厉害，快请扶她到里面去休息吧。”
马湘便和这位军官攀谈一起来，原来这位军官姓朱，也是个早就投身革命的青年军人，他对陈炯明炮轰总统府也十分不满，前几天借故说送妻子去乡下养病，今天才回来。马湘见这位军人很有正义感，便大着胆子想请他送自己出去。
马湘说：“朱连长，我们住在四牌楼，早上上街，被乱军冲到这里，现在也不知道能不能回得去，能不能劳驾您给指一条路或是送我们一程？”朱连长爽快地回答：“可以，这里正好是我们的防区，我送你们出去，要不然你们今天是很难出得去的。”
听了朱连长的话，大家喜出望外，迅速地收拾了一下，便跟随着朱连长走出了大门，走完了小巷，很快就走出了乱军区。马湘这才对朱连长道：“朱连长，真是太感谢您了，您军务在身，不劳远送，请您即回吧。”
大家道别后，马湘对宋庆龄说：“刚才真是险！总算过来了。”
宋庆龄说：“暂时还不能说是脱离了险境，还要小心才是！”
在一个街口，宋庆龄捡了一只菜篮子，放了一些蔬菜在里面，打扮成妇女上街买菜的模样。
又过了一个街口，气氛忽然紧张起来，到处是叛军的队伍在巡逻，搜查躲闪不安的过往行人。宋庆龄对马湘和黄惠龙二人说：“不要紧张，我们就冒充是为朱连长家办喜事去买菜的！”
正说着，几个叛军来到他们身边，要搜查他们，马湘陪着笑脸：“弟兄们辛苦了，我们是为朱连长家办喜事来采买一点时新菜蔬的，朱连长说了，叫看到弟兄们都打个招呼，中午过去喝一盅！”黄惠龙即走上来，拿出一包三炮台香烟，给几个弟兄们一人一根，大家抽着烟，一时间竟有了共同语言，几个叛军也客客气气地放他们几个人走了过去。
宋庆龄一行数人走过维新路，穿过高第街，来到了长洲要塞司令马伯麟的住所，马湘看了看前后无人盯梢，才举手敲门。里面听见有人敲门，半晌没有开门，只是大声地问是什么人，宋庆龄听出是马伯麟的妹妹的声音，大声说：“是我，我是宋庆龄！”听到是宋庆龄的声音，里面的人走出来开了门，正是马伯麟的妹妹和夫人在里面。经过了一天多的奔波，宋庆龄这才算是找到了一个安全休息的场所。
刚刚休息了一会，就听到马伯麟的勤务兵敲门进来，他是回来烧毁文件的，宋庆龄问他见到大总统没有，他连声说见到了，还说大总统的身体很好。宋庆龄让他给大总统捎个信去，就说自己已经从总统府出来了，不几天就可以到军舰上去。
第二天，宋庆龄仍然装扮成农妇，和马湘两人冒着危险走到沙面租界地。他们前脚刚进沙面，后面的叛军就要来追查，马湘对沙面租界的华人差役说：“后面的几个流寇要来抢我们的东西，请你千万不要放他们进来。华差信以为真，挡住了几个尾随而来的叛军。
1922年6月18日上午，岭南大学的校长钟荣光开着一只小汽船，把宋庆龄等人接到了自己的家里，经过了两天的辗转奔波，在马湘和黄惠龙、二姐等人的护卫下，宋庆龄终于在孙中山脱险之后也脱离了险境。
可是，虽然脱离了险境，但是宋庆龄腹中的孩子还是流产了，这对这位伟大的女性来说，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她经受了一个普通女性所未曾经受的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
避居海上当孙中山和宋庆龄先后离开总统府时，总统府前的战斗仍在激烈地进行着，警卫团长陈可钰和卫士队的队长姚观顺率领部下死守着总统府，叛军不断地缩小包围圈，战士们的压力越来越大。
透过战火和硝烟，卫士队长姚观顺发现，叛军正在向阵地上运送炸药和火油，很明显，叛军是要来炸毁总统府了。姚观顺和警卫团长陈可钰一商量：既然大总统和宋夫人已经突围出去，我门也没有必要再守着一个眼看就要化为灰烬的总统府。经过一番互让，决定由陈可钰率领警卫团先突围冲出去，由姚观顺断后。等陈可钰率领的警卫团离开以后，姚观顺也率领卫士们从后面的小巷子里撤离了总统府。姚观顺他们前脚刚走，只听得轰隆一声巨响，叛军的大炮也把总统府给炸塌了。在这个大总统府里，孙中山日日夜夜工作、处理的无数文件和来往的函电、未完成的书稿，全部付之一炬。
叛军攻破总统府和粤秀楼之后，在大街上奸淫掳掠、杀人放火，驱逐国会议员，残杀革命志士，一面却在街上张贴布告：“国会恢复，护法告终，粤军将士，一致赞同。请孙下野，以示大公。商民人等，切勿惊恐。”
叛军在广州的行动立即为各国列强所严重关注，他们纷纷以为：中国的革命就到此为止了，陈炯明已经代替了孙中山，国民革命政府已经消亡，今后要与中国打交道，就是和北京政府发生关系了。对各国列强来说，和吴佩孚打交道，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事情，也是他们自己的利益能最大限度地得到满足的大好时机。
北洋政府的头头吴佩孚更是兴高采烈：“陈炯明为我做了一件我自己日夜想做却做不到而又不敢做的事情，拖住了孙大炮，阻住了北伐军，让我坐牢了这块江山，岂不快哉！”
可是，陈炯明的叛变却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共同愤怒，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和全世界发表宣言，声讨陈炯明的罪行；6月17日，海军全体官兵一致通电讨伐陈炯明；全国各界联合会致电孙中山，要求孙中山调遣海陆各军和北伐军回师讨伐陈炯明；黄埔附近的乡民组织了几千人的义勇队，保卫黄埔；广州的工人也举行罢工，通电全国，支持孙中山，谴责叛军，要求陈炯明立即撤出广州，恢复北伐行动。
6月17日，孙中山登上了海军司令温树德所在的永翔舰。一上军舰，孙中山立刻要求温树德率领军舰向陈炯明开枪开炮，给叛军以应有的打击。可是，温树德却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这时候，陈炯明正如日中天，广州全境都在陈的掌握之中，孙中山已经是穷途末路了，不如先观望一阵子再说。便笑嘻嘻地对孙中山说：“请大总统不要着急，我们海军全体将士是一致拥护大总统的，我们与叛将陈炯明不共戴天！不过，现在还不忙在一时，请您休息一会再说。。”
孙中山愤怒地打断他的话：“我要立即对陈炯明开炮轰击！这表示我已经到了海上，这表示我们的海军还是一致拥护革命的，我早上已经发出了全国讨伐逆贼的通电，现在海军对叛军开炮，就表示海军对我的号召的热烈响应！这样做，不光是对叛军在军事上的打击，还具有心理的作用！请你不必再犹豫了，立即下命令开炮！”
温树德还推三阻四地说：“我不是不行动，我是想，现在就打，我也太势单力孤了，等我和陆上驻军取得了联系后再行动，如果光是海军行动，形不成打击力量，没有什么大用处。。”
实际上，温树德是有着自己的特殊用心的，他原来就是一个看风使舵的高手，早在第一次随孙中山南下护法革命的时候，他还只是一个小小的舰长，由于他一直是在大元帅府左右充作护卫力量，与孙中山比较接近，又善于察言观色，获得了孙中山的信任，逐渐当到了海军司令，担当着统领护法舰队的职责。后来，当孙中山率部北伐时，他发现陈炯明一身而兼任四职，权大无比，便又转过身来投靠了陈炯明，在孙中山与陈炯明之间脚踏两条船，摇来晃去，玩着平衡游戏。现在，孙中山要开炮攻击陈炯明，他不能不考虑到假如失败了的话会是什么样的结果，他才不愿意冒这个风险呢！
考虑稳妥之后，温树德总算开了口：“既然大总统要打，我立刻遵命就是。只是我想先把各舰的舰长召集到永翔舰上来，商量一下攻击的计划。”孙中山见温树德这样畏首畏尾，不由生起气来，正要发火，忽然听到报告说：永丰舰的舰长冯肇宪带着五名水兵来到舰上，请求大总统接见。
温树德却想：“我之所以冒着危险把孙中山接到我的军舰上，就是为了使孙中山永远在我的掌握之中，如果陈炯明胜利了，那孙中山对我来说，就是奇货可居，就可以和陈炯明谈谈价钱；反过来，如果孙中山胜利了，我保卫大总统就又是奇功一件，那时我将可获得更大的权力，这个时候还是不让孙中山走开的好。”
温树德对来报告的参谋说：“我和大总统正在商量大事，不要让人上舰！”“不！”孙中山举起手对温树德说：“冯舰长来得正好，我们正好可以听听冯舰长和其他士兵们的意见。”转头对参谋说：“快请冯舰长上舰！”温树德在心中暗暗叫苦：目前，在温树德的手下，所有的军舰几乎都安插了亲信，而只有永丰舰还没有来得及扫除异己力量，主要是广东籍的将士。对温树德来说，这舰就没有把握控制住。
当温树德还在暗暗叫苦的时候，舰长冯肇宪已经领着五个士兵来到了舰上，一见面，冯肇宪向孙中山敬了个军礼说：“大总统受惊了，我永丰舰全体将士恭请大总统上舰，给大家讲讲话，鼓舞士气！”
孙中山见到士兵们这样热心地拥护革命，一时激动得热血沸腾：“好的好的，我这就去，我这就去！”
温树德这时不好拦阻，只得说：“大总统，待会儿要召开军事会议，请你不要去永丰舰吧。”
孙中山回头对温树德说：“不碍事，你先和舰长们议事，等会儿我给永丰舰上的士兵们讲完话以后立即回来。”
孙中山和永丰舰的五个官兵坐上了小电轮，劈波斩浪地向永丰舰驶去。
当孙中山登上永丰舰的时候，只见江海防司令陈策、豫章舰的舰长吴芝馨、楚豫舰舰长招佳章、长洲要塞司令马伯麟等人早已在甲板上等候了。孙中山正在奇怪：“怎么这么多人已经在永丰舰上了，温树德却还不知道呢？”大家看出了孙中山眼中的疑问神情，冯肇宪舰长等孙中山坐下以后说：“大总统，这几年来，温树德司令一直在培植亲信，排斥异己，与陈炯明勾勾搭搭的，我们不放心，怕他对大总统有什么不利的行动，所以以请您来讲演为名，让您就住在永丰舰上，好保护大总统的安全。”
孙中山听了冯肇宪的话，想了想刚才温树德对开炮打陈炯明的态度，心里不免明白了几分。
第二天，宋庆龄从岭南大学来到永丰舰上和孙中山相见，这是这几天来最令孙中山高兴的事情。他兴奋地拉着宋庆龄的手，端详了好半天，激动不已。孙中山又一一和卫士马湘、黄惠龙、内侍二姐握手问好。孙中山对宋庆龄的身体非常关心，当他得知她已经流产了的时候，心中非常难过。为了让妻子好好养病，也为让自己能放心地在军舰上指挥平叛战斗，他要求宋庆龄离开军舰到陆地上去，最好是到上海去休养一段时间。
在孙中山的坚持下，宋庆龄只好同意回到上海去养病。
宋庆龄离舰不久，外交总长伍廷芳和卫戍司令魏邦平来到永丰舰上求见大总统，孙中山一见到魏邦平，立即质问道：“叛军围攻总统府，你到哪里去了？你的卫戍军队干什么去了？！”
魏邦平红着脸，支支吾吾地说：“叛军炮轰总统府的时候，也包围了我的司令部，我出不来。。”
孙中山挥挥手说：“过去的话不要再分辩了，我已经将海军的全部舰队都集中到黄埔了，马上就要实施对广州叛军的总攻击，为了早日戡平叛乱，你可将你的部队加快速度集中起来，向大沙头调集，配合海军攻击！”
他回头又对外交总长伍廷芳说：“你今天回去后，立即以中华民国的名义，向全世界发表宣言，声讨陈炯明的叛逆罪行，号召我中华革命党、革命军的全体成员一致行动起来，共同讨伐叛军！”
伍廷芳激动地对孙中山表示：“我一回去就办，我要照会各国领事馆，让他们认请当前的形势，不要为陈炯明的气焰所迷惑，陈炯明的叛逆行为是不会长久的。不要为社会上的流言蜚语所左右，要保持中立，对我中华民国政府不可持敌对的立场。”
孙中山对伍廷芳的态度非常赞赏，他对魏邦平说：“你看伍外长已经年逾古稀，尚且有为国牺牲的精神，你正是壮年，而且有着一个师的兵员，要在这国家动荡的时候站出来，为国尽力。‘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你不要辜负了我的期望！”
魏邦平连连点着头说：“是、是、是。”并且保证回去后立即组织向叛军发动进攻。
送走了魏邦平和伍廷芳，孙中山命令冯肇宪给永翔舰、楚豫舰、豫章舰、同安舰、广玉舰、宝壁舰等用旗语下达命令，立即随永丰舰行动，向叛军发动总攻击。
不一会，冯肇宪回来报告：“其余各舰均已回答，向大总统表示致敬，服从大总统的指挥，跟随大总统一道行动，讨伐叛军！”
孙中山要来一部望远镜，健步登上永丰舰，发出了出发、进攻的命令。
在永丰舰的率领下，十来艘军舰浩浩荡荡地从黄埔出发，首先向车歪炮台猛烈开炮，然后又直驶白鹅潭，向占据沙河、瘦狗岭、沙头、观音山等地的陈军发动了猛烈的炮击，陆上的叛军也向舰艇开炮还击，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
当孙中山下令向叛军阵地发动猛烈炮击的时候，他一直侧耳倾听着岸上魏邦平守军早点传来枪炮的声音，可是直到黄昏，仍然听不到岸上军队的枪炮声音。没有陆军的支持，光靠海上作战，力量非常单薄，不能给叛军以致命的打击，孙中山只好命令军舰经中流砥柱炮台返回黄埔。
这次炮轰叛军，虽然没有多大战果，可是大大地震慑了敌人，显示了政府军队的威力，也给全国人民一种精神鼓舞。在这次平叛战斗中，永丰舰被当作平叛战斗的指挥舰；在后来的整个平叛过程中，永丰舰也始终起着指挥的作用。直到平叛战斗结束，孙中山一直是住在永丰舰上。为了纪念这次事件，后来将永丰舰改名为中山舰，“中山舰”的名字就这样流传了下来。在炮轰叛军阵地的时候，温树德所率领的永翔、同安二舰一直是沉默不语，没开一炮。这使得孙中山大为惊讶，这才知道温树德是真的不可靠了。回到黄埔以后，孙中山命令江海防司令陈策：火速给韶关大本营发电：命胡汉民立即亲赴江西赣州，向许崇智详细说明广州陈炯明叛变经过，命令许崇智迅速率领所部北伐军回师广州，平定叛乱，廓清后方，再图北伐。
风雨永丰舰叛军一万多人围攻总统府，死伤无数，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到头来却还让孙中山和宋庆龄安然脱逃，这使得陈炯明大为光火，大骂部下们是一窝废物。可是骂归骂，他也没办法，只好瞪着眼睛看着孙中山在海上发电报声讨自已，向社会各界宣布自己的背叛行为。
孙中山炮轰大沙头、瘦狗岭等叛军阵地，叛军死伤惨重；北伐军又从江西、广西、云南等地纷纷回军广州，对广州已呈三面包围之势，这使陈炯明更加恐慌了，他决不能眼看着到手的宝座再被孙中山夺走，便竭尽自己所能来阻止北伐军的回归和尽量早一点消灭孙中山。
陈炯明决定多管齐下，一面严令钟景棠率部攻占长洲对面的牛山、鱼珠二炮台，利用陆上的炮兵力量对水面上的军舰形成威胁，只要水面上的军舰一动，大炮立即可对军舰进行攻击。同时，陈炯明又利用海军司令温树德的弱点，对他晓以利害，让他率领所属舰队投降自己。如果不成，退一万步说，只要温树德保持中立，对陈家军不进行攻击，那也就把孙中山的力量瓦解了一大半，孙中山也就没有足够的力量和自己较量了。只要能在北伐军的主力赶回来之前把孙中山消灭掉，那时自己就是两广的王，也用不着害怕其他派系来攻击自己。
当钟景棠派人来报告已经拿下了牛山、鱼珠二炮台的时候，陈炯明便开始了他的第二步行动：收买温树德。
永翔舰上，陈炯明派去的特使正在和温树德秘密交谈。特使说：“陈总司令派我来向温司令致意：他一向是非常重视人才的，而且陈总司令很欣赏您的才干，所以特地让我带来密信一封，请您过目。”
特使说完，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双手递给温树德，同时还打开了小手提箱，只见里面黄灿灿地摆满了金条，还有一张支票，票额是港元二十万。温树德收下了这份厚礼，看完了信，这才问特使：“我愿意为陈总司令效劳，不知道陈总司令有什么吩咐？”
特使笑着说：“现在，吴礼和的军队已经控制了鱼珠、牛山炮台，有一个营的野炮封锁了海面，虎门炮台也早在我军的控制之下，陈总司令本人也从惠州来到了广州，亲自指挥这次剿灭孙大炮的军事行动，陈总司令要你做一件事：开炮击沉永丰舰，叫孙大炮葬身鱼腹，或是秘密派人上舰刺死孙大炮也行。干掉孙大炮之后，你再率领海军归顺陈总司令。。”
温树德听了特使的话，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不行不行，我要是开炮轰击永丰舰，只怕是永丰舰还没沉下去，我的永翔舰却要先沉下去了。现在，海军全体将士都是听孙大炮的，我一开炮，大家肯定会掉过炮口来攻击我，目的达不到，还要白白地送上性命，这样的事情万万做不得！派人行刺也不行，孙大炮在永丰舰上，那个舰上的士兵都对他赤胆忠心，谁也近不了他的身。。”
特使沮丧地说：“那就看着他在海上耀武扬威吗？”
“不看着他耀武扬威还有什么办法？”温树德反唇相讥。
特使眼珠转了几转：“据我看来，温司令您如果不想办法及早脱身，跟着孙大炮在海上转来转去，只怕一个月、两个月以后，你的海军有生力量不被消灭也会被饿死，跟着孙大炮同归于尽可没有多大意思啊。”
温树德不得不叹了口气：“你说的是有道理，我何尝不知道？我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只能带走我的永翔、海圻、海琛、肇和四艘军舰。不过，这四艘军舰是我的主力舰队，这四艘军舰一走，剩下的军舰便失去了一大半的战斗力了。再说，我们一走，其他军舰上的官兵们也就人心不稳，那时孙大炮就会不战自败了。”
温树德一番话，说得特使心里非常舒坦，连声说好。反过来又问：“只不过是这件事宜早不宜迟，请问温司令什么时候能行动？给我一个准信，我也好向陈总司令报告。”
温树德考虑了一阵子说：“这事情还要等我和几个大舰的舰长们悄悄地商量好才能行动。不过，我温某人一言九鼎，少则三日，多则五日，我一定会行动的，到时候我会驶离黄埔港的。”
在陈炯明的司令部里，听完了特使的报告，陈炯明高兴得连连点头，说：“这下好了，任凭你孙中山有三头六臂、七十二般变化，也逃不出我的手心了。”
部署完分化海军的计划之后，陈炯明又耍起了另一手，给外交总长伍廷芳发了一份电报，邀请伍廷芳和自己一道，请孙中山下台。在电文中，陈炯明把自己打扮成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愿意和伍总长一道，请孙中山下台，不要把那个大总统的名声看得那么重要，只要孙中山放弃大总统的称号，自己立即就可以收拾残局。
伍廷芳看了这份电报，气得当场昏了过去，当天晚上猝然病逝。孙中山知道这件事后，非常悲痛，在对全舰士兵说话时把这一不幸的消息告诉了大家。孙中山说：“伍总长年过八旬，尚且为国家大事鞠躬尽瘁，以致于累死，我们后死诸君，要多多效仿他，同心合力，早日剿平叛乱，完成我党的革俞大业！”士兵们被孙中山的情绪所感染，一个个义愤填膺，表示坚决追随大总统，发誓剿平叛乱，报效国家。
这时候，南北两个秀才又合伙唱起了一出双簧戏：吴佩孚从北京打来了一份电报，电报中，词情似乎十分恳切，邀请孙中山早日北上，离开广州这个战乱频仍的地方。看起来是关心，实际上是如果孙中山离开广州黄埔，平叛战斗也就销声匿迹了。对于这种“好心”，孙中山一笑置之，立即回了一封简明扼要的电报：“临难苟免，人之大耻，国之大辱。”
当威迫吓唬手段都不奏效的时候，陈炯明又耍起了另一手，让秘书陈君韬代替自己写了一封长长的信给孙中山，在信里面假惺惺地表示自己的委屈，软硬兼施，想使孙中山屈服，主动退出大总统的位子，让自己在广东称王称霸，信中说：大总统钧鉴：国事至此，痛心何及。炯虽下野，万难辞咎。自6月l6日奉列钧谕，而省变已作，挽救无及矣。连日焦思苦虑，不得其道而行。惟念十余年患难相从，此心未敢丝毫有负钧率。不图兵柄现已解除，而事变之来，仍集于一身。处境至此，亦云苦矣。现惟恳请开示一途，俾得遵行，使北征部队，免至相戕，保全人道，以召天和。国难方殷，此后图报，为日正长也。
专此，即请钧安。
陈炯明这封信，由钟惺到永丰舰上去送给孙中山。孙中山看罢了陈炯明的信，冷峻地笑了笑：“陈炯明他倒是很聪明，说什么和我十余年患难相朋，不敢负我，他叫自己的军队对我总统府开枪开炮，用数万人围攻妙香山，捣毁粤秀楼，说什么自己兵柄解除，对军队无能为力，可在粤军攻下粤秀楼的第三天，他就急匆匆地从惠州赶到了广州，在粤军总指挥部里发号施令起来，这能说是兵权解除了吗？他还在探花酒楼里举行了庆功宴会，这能说是进攻总统府与他无关吗？说什么北征部队将互相残杀，他是害怕北伐军回来和他算账，这才装作悲天悯人的样子，他要是真的考虑到革命的利益，他现在就应该亲自到永丰舰上来见我，今后洗心革面，一心一意地打军阀，我一定既往不究，决不与他为难！陈炯明要我给他指出一条道路，实际上是在向我示威，要我早点下台，好让他当这个广东王！回去告诉他，我孙中山这么多年来对他陈炯明处处倚重，把军队中最高的权力交给了他，他现在羽翼丰满了，就来和我争夺天下。我孙中山并不想和谁去争天下，我只想打倒旧军阀，解除老百姓的痛苦，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陈炯明想逼我下野，让他来为所欲为，办不到！”
孙中山把陈炯明的信愤怒地扔在桌子上，指着钟惺的鼻子一顿训斥，钟惺只好灰溜溜地回去覆命。
软的不行，硬的也不行，软的里面夹着硬的还是不行，这是陈炯明在派钟惺去之前就预料到了的，他并没有放弃毁掉孙中山的打算，而是采取了更加毒辣的手段：江防卫戍司令魏邦平有一个师的精锐部队，在广州是举足轻重的人物。
当陈炯明的部下炮轰总统府的时候，魏邦平袖手旁观，不发一枪一炮，是一个十足的骑墙派。孙中山正在通过各种途径想把他拉过来，共同参加平叛战斗，可是魏邦平的态度始终是暧昧不明，这就给了陈炯明以可乘之机，他派人把魏邦平请到了自己的粤军总指挥部中，在一阵肉麻的吹捧之后，他又打又拉，想让魏邦平为自己所用。可是魏邦平也有他自己的小九九，他想：当今天下群雄割据，你争我夺，谁有实力，谁就可以拥有天下，在陈炯明和孙中山的争斗之中，只要他魏邦平不是明显地靠向哪一边，将来不管是谁打赢了这场战争，都会把自己作为依靠的力量，因此，自己在这场戏中要演的角色就是和事佬。
抱定了这么一个念头，魏邦平是不会明显地倒向谁的，便说：“陈总司令，连日来，广州已经是兵连祸结，人民不堪其苦，现在孙中山已经到了海上，广州又在您的掌握之中，双方到这个时候，是罢战言和的时候了，如果陈总司令有意，我愿作为信使到海上去一趟，劝孙中山先生和陈总司令握手言和。”
魏邦平的念头正是陈炯明所期望的，他立即表现出高姿态说：“魏司令说得很对，你去军舰上劝劝他，老是呆在军舰上也不是事情，水上湿气太大，呆长了有伤身体，如果孙中山先生愿意回到广州来，我是欢迎他的。当前的局势是，只要孙中山和我都不来当这个头，战事马上就会平息，我愿意跟随孙中山先生一道归返田园，过一种躬耕自娱的生活，此话请你务必带到。”魏邦平来到永丰舰上，硬着头皮见了孙中山，也不敢正视孙中山的眼睛，嗫嗫嚅嚅地说自己是来为陈炯明和孙大总统两家劝和的，并且还假意就自己没能在大总统困难的时候尽保护的责任而感到羞愧，想请大总统看在广州市民受苦受难的情分上，早早息战，自己愿意在中间奔走等等。
孙中山一直是侧着身子听魏邦平说话的，这时把身体掉转过来，两眼直视着魏邦平，射出犀利的光来，望得魏邦平心里直发毛。半晌，孙中山开口说：“魏邦平，你使我感到痛心！当叛军围攻总统府的时候，你在哪里？你的军队又干什么去了？当我军舰重炮猛击叛军长堤想协助你夺下江防阵地好对叛军在水陆同时发动进攻的时候，你又在哪里？陈炯明威胁外交总长伍廷芳，他一个年过八旬的老人，还有勇气和叛军作斗争，竟至于气死在床上，你一个手握重兵的卫戍司令，却在革命遭到危险的关头袖手静坐，不发一枪一炮，现在又不明是非，要来当个什么中间人，劝我去和叛军讲和。你的这种行为，是懦夫的行为！你好好地想一想，你对得起革命吗？你对得起四万万国民吗！”
孙中山一顿训斥，魏邦平连头都不敢抬起来。永丰舰上的士兵都很气愤，一个个瞪着大眼看着魏邦平。
孙中山看到魏邦平似乎有点悔过的意思，心想还是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为好，便改变了声调，和颜悦色地对他说：“在我和陈炯明之间，已经没有什么可调和的余地了，陈炯明不是要和谈吗？你告诉他，除了向我投降以外，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我希望你回去也好好地想一想，不要怕陈炯明那几个骄兵悍将，北伐的大军已经在回程的路上了，不日将会到达广州，陈炯明现在也是非常害怕的，你要认清形势，早点醒悟过来，不要再以中间人自居了，你回去想好了再来！”
魏邦平被孙中山一顿训斥，军舰上的士兵们又个个横眉竖目地看着他，他只得连声说是，转身退回去了。
7月8日晚上，温树德率领的永翔、海圻、海琛、肇和四舰突然间一齐熄灭了灯火，永丰舰长冯肇宪对孙中山说：“报告大总统，温树德早就有叛逃的动向了，现在他们突然熄灯，可能要跑！”
立在孙中山身旁的蒋介石说道：“永翔等四舰是我海军的主力舰，如果他们一走，我们海军的实力就大大地削弱了，假如他们在开走时对我们开炮轰击，那我们就更加危险了，依我之见，不如先对永翔舰开炮！”
大家都赞成蒋介石的意见，可是孙中山摇摇头说：“不能再自己相互残杀了，我们已经吃够了自相残杀的苦头，再说，永翔舰也未必就会向我们开炮，你们想一想，鹬蚌相争，得利的是谁？”
听了孙中山的活，大家都没有作声，只是默默地互相望望。
过了好大一会，忽然听到永翔等军舰又升火起锚了，舰长冯肇宪大声地下达命令：“弹药手装填弹药，准备战斗！”
前后甲板传来士兵的回答：“弹药装填完毕！”
对士兵们的快速反应，冯肇宪非常满意，孙中山也轻轻地点了点头。
又过了一会，永翔舰领头，四艘军舰一起锚，鱼贯地离开了黄埔港。许久许久，海面上又恢复了平静，孙中山仍然久入地立在船头，久久地沉思着。。永翔等军舰一走，孙中山能够亲自指挥的军事实力猛地显得薄弱起来，海军将士们的心情都变得非常沉重。7月9日，驻长洲炮台的海军陆战队司令孙祥夫叛变，将长洲炮台拱手送给敌人，岸上失去了屏障。剩下的军舰上的士兵们开始有点担心了。孙中山见形势发展不妙，便通知各舰舰长来永丰舰开会，研究下一步的平叛作战计划。
不一会儿，接到永丰舰打出的旗语后，楚豫、豫章、福安、舞凤以及江海防舰队的各舰长们都来到了永丰舰，孙中山请大家坐下，开始分析军事形势和下一步的作战计划。
这时，秘书林直勉急匆勿地走进来，面带喜色地递上一份电报，孙中山读完电报，拿着电报对大家说：“好消息！北伐军许崇智部已经挥兵南下，将被叛军占领的韶关大本营重新夺了回来，北伐军正以不可抵挡之势迅速南下，不日将可会师黄埔，平定广州叛乱！”
这份电报如一个霹雳在大家的心头炸响，各个舰长们都激动起来，刚刚因温树德逃走而带来的一点不快一扫而光，磨拳擦掌地要大干一番。
在考虑到怎么干的时候，大家不免又有点担忧起来，温树德率军舰走了以后，以永丰舰为首的舰队就不宜停在原来的地方了，万一温树德被陈炯明利用，率领军舰来和我们作战，而牛山、鱼珠二炮台再要参战的话，那我们的形势就有点危险了。因此，当务之急，就是重新寻找一个理想的停泊点，更好地坚持战斗。
孙中山拉开地图，胸有成竹地说：“诸位舰长所言很有道理，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海面上的军舰是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炮火之下的，必须有一个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地方可供停泊，才能有效地打击叛军。我们可以利用列强在华目前的势力，到外国人军舰停泊的地方去停泊下来，叛军不敢对我实施军事进攻。照这种计划，我看白鹅潭是最理想的地点。请大家拟好作战计划后，明天凌晨4时开始行动！”
第二天凌晨4点，按孙中山的命令，鱼雷艇豫章号率先起锚，一马当先，永丰舰紧随其后，舰队出三河口，往新造河面驶去。当舰队出发的时候，永丰舰舰长冯肇宪在心里嘀咕：“出三河口，这是一条老河道，水面狭窄，水深也不够，万一舰队搁浅怎么办？”心里是这么想，可嘴上没敢说，只是紧紧地跟在孙中山旁边，以防万一军舰遇险时，自己好保护好大总统。
舰队出三河口，果然是最好的选择，从这里走，避过了叛军鱼珠炮台炮火的袭击，只有车歪炮台叛军的炮火在不停地向舰队射击，可是这并不能构成多大威胁。舰队一面前进。一面向岸上的叛军炮台发炮轰击，孙中山巍然屹立在舰首，沉着地指挥舰队前进，好几次，炮弹从孙中山的头顶呼啸而过，冯肇宪要求孙中山下到船舱里去躲一下，孙中山丝毫不动，坚定地说，“我今天与军舰共存亡！你们记住，如果我死了，那也是死在平叛战斗之中！”最后，舰队顺利地通过了炮火的封锁，安全地进入了白鹅潭。
事后，永丰舰的舰长冯肇宪问孙中山：“大总统，我一直在担心，怕军舰无法通过新造河面，因为这里的水深不够，我们的舰队每次从这一带经过时，都是绕道而行的，现在又不是涨潮的时候，怎么还能通过呢？”
孙中山笑笑说：“自古用乓，讲究兵法，兵法中不光讲行军布阵、对敌打仗，还要懂得天文地理，尤其是地理，不光要知道地形，还要知道地形的变化。这新造河一带，近几年来，经过潮水的反复冲刷和上游水流的冲击，水面虽然没有多少扩大，可是水底的泥沙已经被冲走了不少，河水的深度大大地增加了。我对这一带河面的地理作过了研究，知道它的变化情况，所以才敢于下这样的命令。同时，我还考虑到，叛军也一定不知道这一点，他们把防守的重点放在水面宽阔的地带，对这一带防备较少，我们反而可以从从容容地通过。”
孙中山的一席话，令大家惊叹不已，对大总统的渊博的学问表示钦服。
海上周旋永丰舰刚刚在白鹅潭停泊下来，只见远处有一艘白色的小艇在向这边摇过来，两个洋人要求登舰。舰长冯肇宪请示孙中山怎么办，孙中山说：“让他们上来！”
两个洋人上船之后，态度非常傲慢，其中的一个胖子自我介绍说：“我是大英帝国的驻粤海关税务司的夏利士，请问孙先生，您到白鹅潭来，大概是来避难的吧？这白鹅潭一带是我们大英帝国的租界，您到这里来了以后，可能会给这里带来战争，这样将会影响这里的生活的安宁，我们请孙先生考虑这一后果，最好是不要在这一带居留。。”
还没等洋人的话说完，孙中山已经怒不可遏，“砰”的一声，一拳砸在桌子上，怒斥道：“我是中国的大总统，这白鹅潭是中国的领土，我在中国的领土上，想在哪里停留就在哪里停留，我有完全绝对的自由权。你们外国人在我国的土地上，只是一个客人，客人怎么反过来干涉主人的自由权？真是岂有此理！我现在是在率领海军讨伐叛军，我避什么难！”
洋人见孙中山发火了，旁边的卫士也一脸怒气地盯着自己，心里害怕，一下子软了下来，说：“我们的意思并不是说孙先生不能在这里停留，而是因为这里是通商口岸，濒临租界，万一发生战争，将会危及外国人的安全，这样会引起麻烦。不过，孙先生如果要走的话，我们可以提供方便。”
孙中山见洋人软了下来，也放缓了口气说：“我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留，这完全由我自己作主，不劳你们操心。不过，我告诉你们，本大总统驻在永丰舰上，是在指挥我国的平叛战斗，我还要就近不断补充给养，到时候希望你们提供方便。”两个洋人连连点头，知趣地告辞而去。
永丰舰停泊白鹅潭以后，发现随温树德而去的永翔、同安两艘军舰也停泊在这里，孙中山立即派永丰舰上的人去收编他们。永翔舰不听收编，又偷偷地离开了。同安舰被顺利地收编。同在白鹅潭的还有好几艘外国军舰，中国的军舰与外国的军舰在一起，排成了一条长长的船阵，陈炯明听说孙中山已经开进了白鹅潭，气急败坏，想打又不敢打，怕伤了外国军舰，洋人一旦发火，那可不是好惹的；不打又实在是不甘心，急得在屋子里踱来踱去。陈炯明的焦急心情被他的一些谋臣策士们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们纷纷献计献策，怎么去打永丰舰。张碌村献计说可以用鱼雷去打，张说他认识香港的一个工程师，这人叫徐直，是个鱼雷专家，会造雷也会布雷，在白鹅潭里布上几个鱼雷，不怕炸不死孙中山。陈炯明觉得这个计划可行，便委托张去筹划，张和周天禄、徐直共买了五个鱼雷，选了几个办事干练的士兵去白鹅潭布雷。
这天早晨，白鹅潭水面上波平浪静，几艘中国军舰和外国军舰都在顺着退潮的海水掉转船头。永丰舰刚刚掉好了头，忽然听到一声巨响，舰上的人都几乎被抛了起来。舰长冯肇宪立即意识到：这是一枚鱼雷爆炸了，飞快地跑上甲板，去观察鱼雷爆炸的现场，同时指挥部下赶快在军舰停泊的水面戒严巡逻。蒋介石听到这轰然一声巨响时，立即跑到孙中山的船舱中去看大总统受伤了没有，等他匆匆忙忙跑进船舱时，却看到孙中山正在安安静静地一边进餐，一边读报纸。见蒋介石这么慌慌张张地跑到下面来，孙中山问：“什么事这么紧张？”“报告大总统，有人在水面上对永丰舰放鱼雷，很危险！”孙中山说：“战争时期，放几个鱼雷有什么可怕？你去看看是怎么回事就行了嘛！”蒋介石一面答应着出去了，一面心里难免有点惭愧，想：“大总统真是个伟人，这么大的风险，他却若无其事地样子，我倒反而显得沉不住气了。”
很快地，冯肇宪舰长派出去扫雷的水兵，顺利地排除了其他的鱼雷，还带回来一条小船和两个可疑的人。经审问，正是他们布的雷，并说是叶举派他们来的。问他们带了多少鱼雷，回答说一共带了五个鱼雷，目的是要炸毁永丰舰，炸死孙大总统。他们还供认说，陈炯明给他们说，不管是谁，只要打死了孙中山，就赏大洋二十万元。陈炯明还准备着，如果这次鱼雷炸不死孙中山，就用小轮船来撞击永丰舰，已经买了十几艘小轮船，具体哪一天行动不知道。
陈炯明这次施放鱼雷没能炸死孙中山，觉得有点心灰意冷，好像孙中山有神在保佑一般，怎么就那么巧，刚刚在鱼雷发射时船艇掉转方向，要不然，孙中山早就报销掉了。想来想去，把牙一咬：”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将准备好了的十几只小船再派出去，破釜沉舟，干掉孙大炮，彻底消除这块心病！”想到这里，正要叫秘书陈鹤年来传达命令，忽然有侍从副官来报告说：“英国租界的领事求见。”陈炯明不知道他们的来意是什么，赶忙命人请进。进来的还是那个曾经被孙中山在船上训斥了一顿的领事夏利士，他来到陈炯明的司令部里可就更加神气活现了，他傲慢地对陈炯明说：“今天早上，你们中国的鱼雷艇在白鹅潭放置鱼雷，这时我们外国人的船只造成了严重的威胁，使我们感到不安全，我们抗议这种行为，请贵军今后不可再轻率地行动！”夏利士说完活，也没有容得陈炯明解释，便打道回府，气得陈炯明噎在当场，好半天没有说出话来。可是气归气，打却是真的不敢打了，万一用小船攻击孙中山时，误伤了外国军舰，外国人认真追究起来，可不是好玩的，那时候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陈炯明是不敢攻击永丰舰了，可是在白鹅潭的军舰的处境也是越来越困难了，困守在白鹅潭里，时刻在叛军的包围之中，供给也成了大问题，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北伐军早日打回广州，消灭叛军，将孙中山救出困境。然而，关于北伐军的消息却是时好时坏，一会儿报告说，北伐军进展顺利；一会儿又说北伐军南下受阻，弄得军舰上的士兵开始焦虑不安了，孙中山也成天在翘首盼望，个把月的时间过去了，还是没有北伐军的确实消息。
原来，北伐军南下的速度在韶关一带受到了阻碍，陈炯明在图谋杀害孙中山时就考虑到了北伐南下的威胁，早在6月18日就命令自己的得力干将翁式亮率领本部军队进驻韶关，其主要任务是阻住南下的北伐军的前头部队。同时，担任北伐任务的粤军第一师是陈炯明的“秘密武器”，师长梁鸿楷是陈炯明的心腹干将，与陈炯明约有特定的密码。陈炯明又给梁鸿楷发去了一份绝密的电报，要他从北伐前线秘密回师，从背后袭击北伐军。梁鸿楷接到命令后，立即将自己所属部队分兵三路，连夜向韶关方向后撤，到了和平、连平一带后，梁鸿楷的团长陈修爵自告奋勇担任先锋，不休息地连夜兼程开赴马坝与正在这里集结的翁式亮部会合，在此给南下的北伐军以迎头打击。叶举知道这一情况后，又调来自己所属的大部分汽车，将陈修爵的部队用汽车运往马坝。在这之前，南下的北伐军势不可当，一路打得叛军望风而逃，粤军翁式亮部在韶关与北伐军先头部队相遇，双方一接触，叛军即被打得溃不成军，往马坝方向逃窜。北伐军乘胜追击，正好遇到陈修爵的部队赶来加入战斗，这是一支生力军，他们装备精良，立即遏止了北伐军的进攻势头。
南下讨贼的北伐军已经连续作战多天，全凭一股勇气在作战，一旦被阻止往了的时候，便很难再前进了。恰巧又听说阻止自己前进的又是自己人，北伐军内部出现了倒戈现象，使得北伐军的军心大大动摇起来。翁式亮的粤军反过来进攻北伐军，迅速将北伐军的大本营韶关拿了下来，北伐军的大本营被迫迁移。南下讨贼的主力许崇智部退入福建省境内，李烈钧、李明扬、朱培德部退入贵州省境内，赖世璜部退回江西省赣州境内。经过一个多月的较量，北伐军南下讨贼平叛的计划没能取得预期的战果，平叛行动受阻。8月3日，南下讨贼的北伐军在南雄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平叛军事计划，考虑到北伐军长期作战，兵力疲惫，补给困难，人心浮动，决定暂时收缩一下军事讨伐的规模，并改变作战方式，北伐军中的粤军从江西转入福建境内后，休整一段时间再图进攻；进入湖南的北伐军、江西省的北伐军休整后向广西进军讨贼。这时，得势不饶人的叶举大军又进攻南雄，南雄失守，北伐军继续向湖南、江西一带撤退。讨陈平叛的战斗由进攻态势转入防守态势。8月8日，程潜从大本营辗转来到白鹅潭，向孙中山报告了北伐军回师失败的消息，力劝孙中山早日离开这危险的境地。孙中山还在犹豫，他怕程潜的情报不准，如果自己贸然离开了军事指挥的前线而错误地导致了平叛战斗失败的话，那将是十分遗憾的事情。
与此同时，陈炯明还派了飞机在白鹅潭的上空盘旋，虽然没有轰炸，可是在士兵们的心理上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内部的谣言开始多了起来。温树德又在暗中通过老乡关系对士兵们进行收买，有的军舰上的官兵开始扬言要到温树德那儿去。对这些现象，孙中山深为忧虑，在船舱中来回踱步，静静地考虑对策。
第二天，蒋介石来报告：“有一位从南洋归来的老华侨，只身一人来到永丰舰，要求大总统接见。说是从粤北来，亲眼看到北伐军的情况，来此报告北伐军的消息。”孙中山忙令请进。这位老华侨一进船舱，就痛苦地拉着孙中山的手，喊了一声大总统就泣不成声了。孙中山一眼认出这就是当初在新街车站上劝自己不要到广州去的那位老人，就激动地抓住他的手，请他坐下来慢慢说。老人将自己冒着生命危险只身跑到粤北看到的北伐军南下情况一一说给孙中山听，孙中山这才知道北伐军南下讨贼的战斗真的失败了，自己强抑着内心的痛苦，安慰老人。
送走老人以后，孙中山请各舰舰长到永丰舰来开会，商量下一步如何继续讨伐陈炯明的计划。会上，大家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后一致认为，北伐军南下讨陈受挫，海军力量薄弱，平叛战斗已非短期内可以完成，大总统应该另图良策，长期住在军舰上也不是长久之计，不如暂时离开广东省，重新联系好各方力量后，等退回江西、云南、湖南等地的北伐军休整过来以后再重整旗鼓，讨伐叛军。孙中山认为舰长们的意见是对的，便决定从香港取道上海，重新组织平叛行动。
孙中山驻在白鹅潭，一直是各国祖界的一块心病，听说孙中山要离开这里，他们很高兴，英国领事立即派出一艘炮舰来护送孙中山离开。当天下午，孙中山偕同陈策、蒋介石、冯肇宪等人乘英国的摩汉号炮舰离开白鹅潭，取道香港转赴上海。
●租界风云
作出离开永丰舰、从香港取道上海的决定，这是令孙中山极为痛苦的事。临行前，孙中山对来永丰舰开会的各位舰长和指挥官们说：“我此次离开黄埔，转赴上海，并不是向叛贼陈炯明低头屈服，而是要在上海重新组织革命力量，继续指挥讨贼战斗，一旦时机成熟，我还要再次回到广东来，重新开始我们的北伐事业！在我离开永丰舰的这些日子里，秘书林直勉和参军李章达留下，继续负责广东的讨贼事务，要把我们现有的革命力量保存好，我不久就会回来的！只要找一息尚存，我就要把已经开创的事业进行到底！”永丰舰上的将士们为孙中山激烈的情绪所感染，一齐表示坚决听从大总统的命令，坚持同逆贼陈炯明战斗到底。
8月10日，在乘船赴上海的途中，孙中山一个人久久地伫立在俄国皇后号的甲板上，看着被船头劈开的海浪，心潮也如大海奔腾的波涛一般在起伏不已：为了使中国早日统一起来，我率领革命的同志们前赴后继，顽强奋战，牺牲了多少亲密的战友和同志，失去了多少优秀的人才，这次北伐革命，眼看就要成功了，可是却被来自革命阵营里自己的同志破坏了，功败垂成，真是令人心痛欲死。这时候，孙中山才真正地认识到：用了陈炯明这样的野心家来领导军队，要想实现崭新的理想，无疑是在做梦。认清了这一点后，孙中山的心里豁然敞亮，对下一步如何完成自己梦寐以求的统一大业，开始有了截然不同的认识，可是对于具体地如何去实施它，心里一时还没有清晰的思路，这使他心里又充满了彷徨和苦闷。孙中山的这种彷徨和苦闷一直到他找到了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经验和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才算彻底消除。不过这是在孙中山到了上海之后的事情了。
从香港到上海，途中要行驶三四天的时间，这几天里，孙中山一面反复思考、检讨着自己在领导革命中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一面思考着下一步的对策。他觉得：要想革命的胜利，必须有一大批意志坚定的革命同志，这些革命的同志还要有着献身“主义”的革命精神，还要对那些打着革命的旗号干着欺世盗名的勾当的假革命者们有着清晰的认识，以保证在革命的紧要关头站稳立场，这是革命成功的重要保证之一。因此，孙中山把随同自己同行的人员一起召集起来，问他们对这次革命失败的看法，孙中山对随行人员说：“请大家自由地发表意见，不要有任何顾虑，从你们的思想中，或者有能启发我新思想的地方。”
有一个文书带有点迷惑不解地说：“大总统，我们的‘革命’是为了实现我们的‘主义’，可是陈炯明也说他是在‘革命’，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革命’呢？”
孙中山点点头，很高兴地说：“你的这个问题问得好，陈炯明为什么还有那么大的号召力，就在于他提出的口号有着迷惑人的地方，要知道，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呢？不是那些自诩自己是革命的人就是革命的，陈炯明是个叛贼，他提出的所谓‘联省自治’，和反动军阀的腔调没有什么两样。反动军阀们在想独霸天下时，就发动战争，以统一天下为借口，对别人发动进攻；而当他们自己没有力量能统一全国的时候，就又喊出了‘联省自治’的口号，又反对战争，这就是叫别人不要再去打他了，好让他坐稳这一块地盘。关于这一点，中国的共产党人早就看出来了。再说，什么叫革命呢？革命与叛逆是不可同日而语的，革命有革命的道德，有革命的主义，有革命的精神，是一个非常高尚而又尊贵的名词，只有我们这以统一天下为大业的、以拯救中华民国为目标的事业才能称得上是革命。从西方国家来看，法国有大革命，美国也有革命，法国的革命以争自由为口号、为目标，美国的革命以独立为口号、为目标，他们的革命都是成功的，他们的革命目标也都达到了；在我国，我们的革命是以三民主义为口号、为目标的，我们的革命尚未成功，今后，我们要在如何实现‘主义’上多下工夫。”
又有一个文书问道：“军阀们的‘联省自治’，看起来是不要战争了，这还是受到人民的欢迎的，请大总统告诉我们，‘联省自治’的危害到底在什么地方？”
孙中山稍微沉思一叶刻，又重点点头说：“是的，‘联省自治’的口号是有很大的欺骗性的，从表面看起来，大家都自治了，和平了，没有战争了，一派升平的景象，不是很好么？可是你从其实质来看，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如果承认了联省自治，就等于承认了军阀统治存在的合理性，就是把我们可爱的中国划分成了无数个小块领土，让无数个大大小小的军阀们去统治着。军阀们的口味是永远不会满足的，一旦他们自认为坐稳了自己的地盘，就要去争夺他人的地盘，那就使整个国家常年陷于内乱和战争之中。陈炯明和军阀门喊同一个口号，足可看出他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道道地地的军阀了。可是这样的叛贼竟然要我和徐世昌同时下台，故意把我这个堂堂的由人民选举出来的总统和反动政府的头头混同在一起，这完全是在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我是不会答应的！”
听着孙中山慷慨激昂的言论，大家都觉得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一个个精神振奋起来。
孙中山离开广州到上海的消息很快便传了开来，反动军阀们个个欢欣鼓舞，认为他们这次是真的彻底打败了“孙大炮”了；陈炯明更是气焰嚣张，在自己的司令部里大肆请客，庆祝自己的胜利，还对各处发号施令，俨然以广东的“王”自居。在这种时候，那些本来就是抱着靠革命来混个官位当当的投机者和革命意志不坚定的“革命者”们立即倒向了反动势力，放弃了自己的主张。在广东的周边省份，北伐军受了暂时的挫折后正在休整，陈炯明的叛军们趾高气扬，洋洋得意，好像从此天下就是他们的了。
可是，在另一面，广大的革命的工农阶级却对孙中山继续寄以厚望，他们对孙中山来到上海表示热烈的欢迎，希望孙中山能在上海继续领导中国的革命。当孙中山要在8月13日到达上海的消息传到上海时，上海的各界人民立即沸腾起来了。当天，在孙中山预计要上岸的码头上，早早地就聚集了成千上万的人，大家翘首盼望着孙中山乘坐的俄国皇后号轮船。可是等啊等啊，预计要到的时间过去了几个小时，还是不见孙中山的船只到来。傍晚时，有人来说：“孙中山先生在海上遇到了风暴，轮船耽误了行期，要到明天才能到达。”人群这才怏怏离去。
第二天一大早，又有成千上万的人来到了码头上，他们生怕来晚了看不到孙中山，都想早一点看到自己心目中的领袖和英雄。据当时的报纸统计，除了自发地来欢迎孙中山的人以外，有组织地来欢迎孙中山的团体就工艺有四十多个。可是不巧的是，因为海面上风势还是很大，俄国皇后号不得不在吴淞口提前靠岸，孙中山从这里乘车回到了他在法国租界里的莫利爱路29号的公寓里。当天在上海码头上欢迎孙中山的人群尽管扑了一个空，仍翘首盼望，直到听说孙中山已从陆路到了家后才肯散去。后来，孙中山听说有这么多的人在码头上欢迎自己，激动不已，便通过报纸对上海的大众表示诚挚的谢意。孙中山说：“找这次到上海，有劳诸位在江岸连续两天迎侯，这使我深为不安，更为没能在江口与各位一一相见而深表遗憾”。
孙中山一到上海，第一件事情就是在上海向社会各界再次揭露叛贼陈炯明的逆行，他发表了一篇宣言，简要地叙述了陈炯明的叛变经过，并在宣言中大声疾呼：“在我党中，凡是忠于民国者，我将以他为忠实的朋友；凡是不忠于民国者，我将把他当作敌人，对于民国的敌人，我将竭尽我之所能，全力以赴地讨伐他！”
因为没能在江口见到孙中山，上海各界的代表们又在8月21日，这一天选出了四十多位代表，集体来到孙中山的住所求见孙中山，这使孙中山更进一步看清楚了人民大众中蕴藏的强大的革命力量，更加坚定了他把三民主义坚持到底的决心和信心。据记载，当时到孙中山寓所求见孙中山的有中国工人联合会的张公权，中华工会主席史观涛，中国妇女劳工促进去的程志英，上海职工工会浦东分会的徐锡麟，船务栈房工人工会委员会委员卢丕，湖南劳工会王光辉，中华劳工会主席陈国梁，广东同乡会凌翼之，商工互济会主席童理章，妇女联合会会长黄宗汉，河北建设会汪剑农，上海印刷工会张占刚，中华进步劳工会王吉人，中华民国各团体联合会翁吉云，旅日归国学生会俞之，旅法归国华工会杜虎臣等等。各界代表来到孙中山的公寓后，为了表示对孙中山的尊敬之情，大家都不进公寓去，一齐站在庭院里。孙中山见大家如此盛情，也便来到了院子中，人群立即形成了一个半圆形，将孙中山拱卫起来。孙中山就站在这圈子中间村大家讲了很长时间的话。孙中山时大家说：“诸位都是来自各民间团体的，大家来看我孙中山，使我感到无尚的荣耀，是各位对我民国政府的信任和期望。我希望今后大家能更多地关心国家的政事，更多地尽到自己作为一个国民的责任，主动地监督政府的行动，都来为救国做点工作。这次陈炯明叛变，使革命遭受到了巨大的损失，但是，北伐军正在准备南下讨伐广州的叛军，目前虽然受了一点挫折，暂时退了回去，但是并没有彻底失败，最后一定会打败叛军的。陈炯明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居心险恶，他只可得逞于一时，是不会得意于永远的。等到我们的革命最后成功的时候，大家才会明白强权是不可以永远为所欲为的，真正的公理必定取得最后的胜利。”
为了欢迎孙中山，上海各界准备举办更大规模的欢迎仪式，六十六个团体派代表来筹备这次欢迎会，并决定在9月9日这天借上海总商会或借法国租界的尚贤堂来正式举行一个“中华民国各团体欢迎孙大总统大会”，会议准备要请孙中山在大会上即席发表演说，还要出版大会的特别会刊，并且在上海各界发出通知，凡自愿参加的各团体都可以报名。通知一出，立即得到了各进步团体的支持，几天之内，有一百五十多个团体来报名，要参加这次盛会。
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不光是反动军阀们不高兴，连外国的反动势力也非常恐慌，他们生怕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取得成功后会损害他们在华的利益，总是勾结起来反对国民革命。当孙中山离开广州的时候，外国在华的各种势力对孙中山仍不放心，他们派出密探密切监视孙中山的的行动，竭力阻止和破坏孙中山的革命行动。就在孙中山刚到上海的当天，在香港的英国陆海军联合情报局香港总部便致信上海情报局的特务，要他们密切注意孙中山的活动，信中说：“孙中山现在已经到了上海，务必将他在上海所进行的政治活动每周给我们报告一次，如有重大事件请随时给我们发特别报告。”英国驻上海的总领事加斯丁收到这封信以后，立即让工部局警务处派人暗中监视孙中山，并把孙中山每一天的活动和每一件事情不分大小都要向他们报告。
美国人则对孙中山在上海如此大受欢迎感到吃惊，美国驻上海的总领事克银汉向美国国务院报告说：孙中山原定在8月13日到达上海，主动到江口来迎接他的人成千上万，因为风大船小，耽误了船期，第二天来江口欢迎的人更多。值得注意的是，在欢迎的人群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团体的代表，而且到孙中山的住所来看望孙中山的人更是络绎不绝，由此看来，孙中山虽然在广州失败了，可是他在上海乃至在全国取得了胜利，他已经奠定了在全国的领导地位。尤其令人发生兴趣的事情是，来到孙中山的住所里的人很多是当前北方政府的著名的军政官员。克银汉还据此提请他的政府多加注意。同时，美国的《纽约时报》发表通讯说：“孙中山在上海已成为了政治人物的中心，连孙中山的住所也已经成为各种不同政见的领袖人物所朝拜的圣地，并且几乎成了政治领袖人物的共同的沙龙。”
对孙中山在民众中的巨大的吸引力，上海军阀和受帝国主义控制的当局势力甚为害怕和担心，他们总是要想方设法来破坏孙中山的活动，阻隔他与公众之间的联系，一面派出大量的特务去监视孙中山，一面又多方阻挠孙中山的行动。他们听说上海各界要在法国租界内举行盛大集会来欢迎孙中山，还要请孙中山在大会上发表演讲，而且还要出版特别会刊，立即慌了神，拒绝在租界内的尚贤堂开会，也不准总商会开会，说会议是带有政治性的，违反了工部局的章程，禁止召开。
尽管各种反动势力的阻挠，孙中山仍然顽强地进行他的革命活动，他在自己的注处不断接见国民党的高级军政要人，部署继续讨伐陈炯叫的战斗计划。9月18日，孙中山发表了《就陈炯明叛变事件致海外同志书》，对这次因陈炯明的叛变而导致革命的失败深表痛心，再次揭露陈炯明的叛乱经过。文中说：此次陈炯明叛变，非惟文与诸同志所不及料，亦天下人所不及料，盖以陈炯明之性质而论，其坚忍耐劳，自有过人之处；然对于国事常存私心，且城府深严，不以诚待人。。以炯明与文相处关系而论，相从革命以来十有余年。。方期戮力中原、以酬夙志，乃出师甫捷，而祸患生于肘腋，干戈起于肺腑，不但国事为所破坏，党义为所摧残，文与诸同志为所牺牲，即以其本身人格信用亦因以丧失无馀。。文于8月13日抵沪，15日发表宣言，进行方针大略已具，撷其要旨，不外数端：其一，文任用非人，变生肘腋，致北伐大计功败垂成，当引咎辞职。其二，对陈炯明所率叛军当扫灭之，毋使以祸粤者祸国。其三，护法事业，当以合法国会完全自由行使职权为究竟。其四，关于民国统一与建设，当实行工兵计划，发展实业，尊重自治。至文个人，以创立民国者之资格，终其身为民国尽力，无间于在位在野。。近据报告：许崇智、李福林、黄大伟等部现在赣东者有众万余人，朱培德、陈嘉佑等部现在湖南者亦有众万余人。。军力未失，士气踔厉，疲劳恢复，不难再举。黄明堂在高、雷、钦、廉举兵讨贼，以为响应。。而两粤同志军队蓄志杀贼、待时而动者，为数尤多，陈炯明叛党祸国，纵兵殃民，罪恶贯盈，难稽显戮。凡我同志，但当踔厉奋发，努力不懈，粤难平定为期必不远也。确实，在孙中山的秘密部署和指挥下，北伐各路军队经过一番休整之后，有步骤的南下讨贼行动正在积极的筹划中。
●再度讨贼
在上海的日子里，孙中山一面深刻反思自己建立民国十几年来所走过的道路，一面有计划有步骤地部署着讨伐陈炯明的行动。
首先，孙中山命令驻扎在江西的北伐军许崇智、黄大伟、李福林等人率领自己的部队进入福建，与福建的皖系北伐军王永泉部会合，进攻福州。孙中山在给黄大伟的信中说：“记得你在梧州时说过，陈炯明他敢打我孙中山一枪，你黄大伟要打他陈炯明十枪、一百枪，现在，陈炯明已经不是打了我一枪，也不是十枪，而是成千上万枪，看你黄大伟怎么给我向陈炯明讨回这个公道来！”
接到孙中山的命令后，许崇智立即通电声讨投靠了北洋军阀的福建总督李厚基，挥兵进入福建境内；王永泉也在福建境内宣布独立，与许崇智相互应和。李厚基大为惊慌，火速向陈炯明求援，陈炯明也立刻派出他的心腹将领洪兆麟为援闽总司令，带领三千人马奔向福建。
可是，这时候的北伐军已经不是上次从北伐前线匆匆撤回、疲劳不堪的队伍了，这是一支带着消灭叛军的坚强信念的勇猛无比的军队。李厚基和洪兆麟率领的军队刚刚跟北伐军一接触，立即溃不成军。入闽的北伐军长驱直入，到1922年的10月6日，就迅速地攻占了古田；12日，又攻占了福州。捷报传来，孙中山为之欢欣鼓舞，立即发去电报，对英勇的北伐军将士表示热情的鼓励和赞赏。这时候，福州各界又纷纷来函来电，邀请孙中山早日赴闽主持福建的政局。孙中山这时正在考虑下一步如何改组国民党的问题，命令廖仲恺代表自己赴闽慰劳北伐军，同时又让廖仲恺带去自己的命令，将北伐军改编为东路讨贼军，任命许崇智为讨贼军的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任命蒋介石为许崇智的参谋长，任命黄大伟为第一军军长，任命李福林为第三军军长，让他们分别带着自己的部队从福建南部取道进攻潮汕，直捣陈炯明的老巢。又成立了香港办事处，任命邹鲁为驻香港特派员，联络在广西的滇、桂各军，组织滇、桂、粤军四路联合起来讨贼。孙中山还给了邹鲁一个特殊的任务，就是在适当的时候策反驻扎在广州的粤军，孙中山对邹鲁说：“陈炯明以为他现在占领了广州就取得了一切，他自认为最靠得住的粤军都是向着他的，我看不见得，粤军是一支革命性很强的队伍，粤军中的大部分将士是我党的好同志，他陈炯明欺骗得了一时，欺骗不了永远，给你邹鲁这一特殊的任务，你要认识到这个任务的重要性，并努力去实施它。”
福州克复以后，一时间成了革命的军事政治中心，各方面都对讨贼军寄予厚望，国民党的党政军的要人不断前往视察和指挥。为了支援讨贼军的行动，海外的华侨还捐资购置了几架飞机，送给讨贼军，作为在福州建立空军基地的基础。
东路讨贼军一路势如破竹，洪兆麟在福建境内惨遭失败的军情很快便传到了广州，陈炯明一颗本来就悬着的心这时更是提到了嗓子眼上。不久，又传来了滇军和桂军占领了梧州，熊略抵挡不住，已经退到肇庆的消息。陈炯明这回真好比是热锅上的蚂蚁，他火速给叶举发出命令，要他速来总司令部接受命令，开赴福州前线去支援洪兆麟和李厚基，挡住北伐军东进的迅猛势头。陈炯明还给叶举打气说：“你赶快领着全部精锐部队去福建，我立即通知云南的唐继尧和赵恒惕，让他们从云南攻打北伐军的屁股，前后接应，粉碎北伐军的进攻。”
叶举接受了陈炯明的命令，带领着他所属的三个师出发了。叶举走了以后，陈炯明想来想去还觉得放心不下，便又叫来秘书陈鹤年，让陈鹤年秘密地到北京去一趟，向吴佩孚报告广东的局势，请求吴佩孚在北方同时对北伐军发动进攻，以牵制北伐军的军事行动。
在云南，北伐军同样开始了声势浩大的讨贼行动，受孙中山任命的中央直辖军总司令杨希闵、中央直辖桂军第一路军总司令沈鸿英、中央直辖桂军第二路军总司令刘震寰和驻扎在梧州、肇庆的的粤军，接到孙中山策应福州讨贼军的行动命令后，各自派出军事代表在广西藤县的白马庙会商，通过了讨伐陈炯明的军事计划，这就是民国革命史上有名的“白马会盟”。这是一次重要的事件，这次会盟，划定了各军的进军路线，分配了各军的战斗任务，各路军分头行动，很快便打退了陈炯明叛军的抵抗，取得了讨伐陈炯明战斗的关键性的胜利。
送走了叶举，布置好了向北京方面的求援计划，陈炯明决定自己第二天亲自到前线去看看，给士兵们打打气，只要打败了孙中山的这一次进攻，孙中山就不可能再有能力来组织力量和自己较量了。还没等陈炯明动身，忽然接到了叶举从前线发来的电报，电报说：叶举自己率领的前往西江前线增援的三个师主力部队中，第一师发生了内讧，军士已经倒戈进攻自己的军队，第三师在遇到北伐军时不战自溃，北伐军的滇、桂联军来势汹汹，我军士气不振，眼看就要一败涂地了，请总司令速来前线指挥，以安定人心，等等。看了这份电报，陈炯明当时就出了一身冷汗，好一会儿，头脑里一片空白，不知道自己是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事。等他回过神来后想到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完了，我彻底地完了！”话是这样说，事实也确实是这么个事实，可是陈炯明不愿意承认它，他还要作最后的一次挣扎。他决定自己亲自到三水前线去，亲自去督战，他就是不相信或者说他不愿意相信。自己这么快就被孙中山打败了，自己惨淡经营了多少年的精锐部队，怎么会这么快就在刚刚还是自己的手下败将面前输得一蹋糊涂？陈炯明在想：只要自己到了前线，给弟兄们一打气，士气马上就会再度旺盛起来。带着这么点幻想，陈炯明匆匆地收拾了一下就踏上了奔赴前线之路。
就在陈炯明匆匆地踏上督战之路时，他万万没有料到的是，自己的后院又恰恰在这时候起了火！受孙中山任命为驻香港特派员的邹鲁早就在粤军中暗暗地做策反工作，粤军中的谭启秀师长，原来本是为陈炯明的口号所迷惑了的，通过陈炯明占领广州之后的一系列倒行逆施，看透了陈炯明的野心，对陈炯明极为不满，很容易地被邹鲁争取了过来，他和邹鲁约好，只要时讥一成熟，就在广州举事，邹鲁在香港等地为外援，共同讨伐陈炯明。陈炯明一离开广州，邹鲁就得到了这一情报，立即和谭启秀联系，约定了举事的时间和方法。当陈炯明头一天离开广州，谭启秀就率部起事，连同驻观音山的粤军炮队也参与了起事，很快便控制了整个广州城。
对自己后院发生的变化，陈炯明还是一无所知，他只是在一个劲地想怎么去挡往北伐军的进攻，好保住自己现有的这一块广州的地盘，至少还可以当一个广东的“王”。可是当陈炯明行到三水时，却碰到了令他不想看到的事情，只见刚刚派出去不久的叶举的三个师的精锐部队正在溃不成军地从前线败退下来，陈炯明连声查问叶总指挥在哪里，士兵们替他找到了叶举，这时候的叶举已没有了往日那不可一世的骄横气了，一副疲惫不堪的模样，使陈炯明大失所望。叶举对陈炯明说：“总司令，北伐军的势力不可阻挡，我们的弟兄都顶不住，退了下来，请总司令赶快回去，镇往广州要紧！”
陈炯明看着叶举的狼狈相，再看看粤军混乱溃败的样了，只好作退一步的打算，下令退回广州，先守住广州再说。
可是，还没等到陈炯明退到广州，一封加急电报又送到了陈炯明的手中，这是秘书陈鹤年打来的，告诉陈炯明，谭启秀已被邹鲁策反，连驻扎在观音山上的炮队都已经哗变了，广州已经被北代军所控制。。读完了这份电报，陈炯朋像个斗败了的公鸡，耷拉着脑袋，半天都没缓过神来，他这时候才真正感觉到了一种输光了的绝望和悲哀，仰起头来望着苍天，真想放声痛哭一场。叶举在边上看到陈炯明如此伤心，便从旁劝慰道：“总司令，请您不要太难过，我们虽然现在将得到的广州又丢失了，但是我们还有我们自己的老根据地，我们可以暂时先回到东江去，在东江重新站稳脚跟以后，再回来和孙中山较一个短长！”
听了叶举的话，陈炯明想想也无可奈何，现在也只有回东江这一条路了。不得已，陈炯明哀叹数声，带领残余部队逃往惠州。第二天，陈炯明还假模假样地发了一道通电，声明自己离开总司令的岗位，再次回到惠州。
1923年的1月16日，各路讨贼军陆续进入广州，一度被陈炯明占领的广州再次回到了革命政府的控制之中。孙中山在上海得知讨贼军取得了全局性胜利之后，立即发布了一道命令，他任命胡汉民为广东省长，许崇智为粤军总司令，魏邦平为广州卫戍司令，管理广州以及广东省的军事政治事务。同时，孙中山还决定，在自己没到广州之前，由胡汉民、李烈钧、许崇智、魏邦平、邹鲁五人为全权委员，在广州管理政府事务，代行总统职权。到此时为止，讨伐陈炯明的战斗，算是告一段落。
●联共联俄
孙中山从广东被迫退到上海，他一面继续部署讨伐叛军陈炯明的战斗，一面深刻反思自己这几年来为什么总是走弯路的教训。他觉得，自己这么多年来，对待自己的同志不可为不诚，对革命事业的成功不可为不努力，而对如何去建设新的政权、统一中国更是呕心沥血，费尽了心机，为什么总是不见成效，反而往往是功败垂成呢？这使得孙中山十分苦恼。特别是自己一向最为推重的陈炯明却带头起来反对革命，破坏革命，差点儿就在陈炯明的手里葬送了革命的前程，这是自己有生以来失败中最大、最惨痛的一次！他感觉到，自己手创的这个党，是不是哪里出了什么问题？
当孙中山住在莫利爱路的公寓里反复推究着自己错误的根源时。当时上海的许多名流都来拜见他，正在家中度暑假的北京大学教授张西曼，特地赶到上海来见孙中山。张西曼早在1919年的时候就与孙中山就有了相当深的交往，这次来到上海，他再次向孙中山表示：“我张西曼是竭诚拥护孙大总统的，对孙大总统的英明领导，我竭诚支持。”张西曼还对孙中山建议说：“国民革命为什么成功十几年了，仍然没能达到统一中国的大目的？其原因就出在我们这个党的内部，现在从事革命，一定要纠正那些不肖党人为了争权夺利而不惜牺牲民族利益的卑污心理，要健全党的领导组织，巩固民众基础和团结一切革命的力量。。”
张西曼的一席建议，使孙中山的心胸豁然开朗，对孙中山确定联俄联共的政策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孙中山下定了决心，要真正实施自己已经酝酿了很长时间的联合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主张。
当孙中山还在白鹅潭坚持指挥讨伐叛军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人已在7月份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出了《关于民主联合战线的决议案》，提出了和国民党以及其他一切革命团体团结起来，建立联合的民主主义革命战线，和帝国主义、反动军阀作斗争。8月份，共产党中央又在杭州的西湖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就如何与国民党联合的问题作出了新的决议，并特派李大钊和林祖涵（即林伯渠）专程赴上海会见孙中山，公开中国共产党的主张。8月23日，李大钊和林祖涵来到上海孙中山的公寓，求见孙中山。孙中山一看到李大钊，就为李大钊的不凡气度所吸引，宾主见面后也没有什么客套话，立即走上了正题。孙中山说：“我早就仰慕李先生的风采了，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李先生在今天这样的日子来见我，一定要在国家大事方面多多赐教。”
李大钊也很坦率地说：“我们共产党人认为，在中国目前的现状下，中国国民党是比较革命的民主的政党，这是我党从对中国革命的现状进行了充分的调查研究后得出的。但是，就在中国国民党的内部，也有着完全不同主张的两个派别，一派是像孙先生这样的坚定地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的革命派，一派是对外亲近帝国主义，对内亲近北洋军阀的。还有很多人往往在这两者之间动摇不定，因而影响了国民党的政策的制定和贯彻执行。”孙中山听了不住地点头，表示赞许。
李大钊接下去又说道：“从我党的眼光来看，贵党的内部正在发生变化和瓦解，人群正在划分为不同的阵营，在国民党领导辛亥革命时，贵党是蓬勃向上的，是一个正处在发展时期的革命的政党；辛亥革命以后，一大批官僚和政客混进了国民党内部，带动了原来的党员队伍发生变化，许多人入党的动机只是为了当官发财，党的组织纪律开始涣散而不可收拾，一些早年追随孙先生的国民党的元老们很多人失去了原先的革命精神，而有的人却野心极度膨胀之后而一发不可收，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走上了背叛革命的道路。像陈炯明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人物。当孙先生您被困在永丰舰上亟待革命力量支援的时候，而贵党的一批革命元老像李石曾等人却又甘心附逆、与叛军陈炯明一唱一和，通电要求您下野，这些人的举动是受什么动机在支使？这些都是您不得不多加考虑的。。”
孙中山对李大钊的话深深地表示赞许，孙中山说：“李先生看问题果然有独到之处，李先生所说的这些问题正是我来上海之后每天都在考虑的问题，只是暂时还没有想出救治的好办法来，请李先生不妨多指教。”
李大刽说：“当前要根治国民党自身的这种疾病，唯一的办法就是正视它，首先要敢于承认它，而不是去回避它。在我和我们的党组织看来，贵党如不极早地加以改造，就很难完成孙先生为贵党所描绘的革命蓝图。相反，在内部各种腐败因素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必将导致贵党的全面覆亡！”
李大钊的话，让孙中山感到十分震惊，他没有想到，自己的政党已经走上了这样一条危险的道路，从情感上来说，他实在不愿意接受李大钊所说的话，但理智又告诉他，中国共产党人确实看到了问题的深处，李大钊所说的话半点都没有危言耸听的意思。
李大钊顿了顿再说道：“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革命任务已经发生了变化，过去您领导的民主革命是要推翻满清皇帝的统治，而今天我们必须担负起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要完成这样的革命任务，不是目前您所领导的国民党的现状能够完成的，必须给革命队伍中增添新鲜血液。。”
孙中山对新鲜血液这一词很感兴趣，便问道：“什么是‘新鲜血液’？”。李大钊答道：“所谓‘新鲜血液’就是指一种完全不同于现在人员状况的一种力量，从贵党的组成来说，当前的新鲜血液就是指新兴的无产阶级的力量。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中国共产党主要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参加的，国民党应该联合中国共产党，共同担负起反帝反封建的光荣使命来！”
联合共产党，这一想法孙中山去年在桂林时就听共产国际的马林先生说过，当时，孙中山由于对共产党还不甚了解，对共产主义也不感兴趣，所以对联合共产党这一主张就没怎么往心上放，现在，在这样的场合，由李大钊这样的人说出来，分量就不一样了。孙中山的脑海里在迅速地翻腾着波涛：俄国人早就提出了这样的建议，可惜的是没能早点考虑这个问题。从今天来和自己交谈的李大钊身上，孙中山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巨大的影响力，他发现，有无数人才集中在中国共产党的队伍中，就凭着有像李大钊这样的人才，中国共产党就是值得信赖的，共产党的未来也是不可限量的，和共产党携起手来，肯定会为自己的民国革命大业带来更加辉煌的成绩！
孙中山对李大刽说：“我非常欢迎像您这样的有着过人的天才的共产党人加入我们国民党中来，改进我们的血液，帮助我们的工作，使我们的党再度焕发出青春来。只是不知共产党人是不是有这样的诚意？你们共产党人愿意不愿意加入我们国民党？”
李大钊激动地抓住孙中山的手说：“只要孙先生您接受，我代表共产党人的立场，愿意与您衷心合作！我党早已作出决定，同意共产党人以共产党人的身份加入国民党。”
孙中山非常高兴地说：“守常先生，我十分高兴地以中国国民党总理的身份，介绍你加入中国国民党。只是我还有一个要求，贵党人士加入我党以后，须得遵守本党所固有的纪律和章程。”
李大钊爽快地说：“我非常感谢孙先生对我的厚爱，我可以代表我党的立场，我们加入国民党以后，当然是作为国民党党员的一分子，在国民党的统一领导下活动。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共产党人既然已经参加了共产党，加入了共产国际，那我们的共产党的党籍是不能脱掉的！”
孙中山高兴地拍着手说：“不错，你尽可以一边做你的共产国际成员，一边在我党中帮我搞好国民党的建设。我们可以为实现中国革命的大业而并肩奋斗嘛！”
李大钊和孙中山的会面，使孙中山确定了和中国共产党联合起来共同实现革命大业的基本思想。此后，李大钊又和孙中山多次会面，具体商谈中国共产党人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加入国民党的问题。这导致了中国革命中的第一次国共合作。
和李大钊的相见使孙中山进一步了解了什么是共产党和什么是共产主义，这之后，和朱德的一次会面，更坚定了孙中山联合共产党的决心。9月份的时候，朱德和孙炳文一同从云南来到上海，他们是听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活动，要到上海来找中国共产党的，同时也怀着深厚的感情来到莫利爱路来看望孙中山。孙中山这时候正在积极部署讨伐陈炯明的军事行动，他知道朱德原来是滇军中的旅长，也是个很有名气的军官，便劝朱德重新回到滇军中去，对自己原来的部下进行整编，等到时机成熟时，会合各路北伐军共同讨伐广州，重新建立新生的广东政权。
可是朱德却不同意孙中山的意见，他说：“我们对孙先生的革命主张是非常信服的，可是对孙先生目前的做法却有不同意见，孙先生和国民党人发动革命这么多年来，总是利用这个军阀的力量来打击另一个军阀的力量，这样的做法，有时候也会成功，但是结果总是失败，每次总是革命派最后失败而让军阀们获得了胜利，因为军阀们的本质是靠不住的，你要想和某一个军阀结成同盟，最后吃亏的总是革命的力量。”朱德还说：“我是一个军人，我花费了十一年的时间去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可是总是失败，无论是当旅长也好当军长也好，最终只不过是军阀们的一个工具，打了十几年的仗，仍然看到人民过着痛苦不堪的生活。可是在世界的北方，俄国革命却取得了成功，他们成功的原因是他们有着共产主义的思想，这是一种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和听说过的理论和方法。我们现在要到欧洲去，到那里去寻找革命的理论和方法，那里有比我们进步得多的制度，更重要的是，那里的社会主义力量非常强大。”
听了朱德的话，孙中山很有感慨，但他确实信服朱德的话，认为他说得有道理。并且对朱德说：“你说的不错，我们革命这么多年了，还不能取得成功，这是我们的理论方法和采取的措施有误，不过，我正在采取新的政策，不久就会正式实施，到那时候，希望你能回来帮我共同工作。”孙中山这时候说的要实行的新政策，就是已经在他的心中考虑了很长时间的联俄、联共的新政策。
与苏联共产党联合，也是孙中山考虑了很长时间的事情。早在1921年，孙中山和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的会谈，就奠定了孙中山联合苏俄的思想基础。孙中山到上海以后，苏联派出特使越飞到中国，一方面和北京政府谈建交的事情，一方面秘密地和孙中山谈国共两党合作以及和苏联共产党合作的问题。
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和苏联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决心已经不可动摇，9月4日，正式在上海召开了改进国民党的第一次会议。除了在上海的国民党首要人物外，共产党人陈独秀也参加了会议，这次会上，孙中山以总理的名义指定九人为新纲领的起草委员会，这九人中就有共产党人参加。大会一致通过了孙中山关于联俄、联共的新政策。
同时，中国共产党人对孙中山的行动给予积极的反响，共产党人蔡和森在9月13日发表了一篇《统一，借债，与国民党》，这篇文章把辛亥革命十一年来为什么没能成功的原因剖析得鞭辟入理，令孙中山看了大为叹服，特别是其中关于对中国革命将来应走什么样的道路的提法，更让孙中山感兴趣：“。。所以国民党过去的生命在革命，今后的生命还是在革命。为使这种革命运动贯彻成功，便要一面与民众亲切的结合，一面视苏俄为不二的同盟，大着胆子明白的反抗以上两种恶势力，使革命潮流一天一天高涨，革命行动一天一天丰富，勿以民众力弱而与之疏隔，勿以善邻势微而不与接近，勿因一时之利害而忘远大。。”
孙中山对文章中“过去的生命在革命，今后的生命还是在革命”这一句话十分赞赏，文章中要与民众和苏联的联盟的提法也正好说到了自己所思考的问题的节骨眼上，觉得共产党中真是有人才。所以当宋庆龄在问他为什么要和共产党联合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因为我们这个党太缺乏新鲜血液了！”
孙中山在1922年的11月和12月先后召开了三次这样的关于改组国民党的会议，将改组国民党的基本文件都准备好了。最后完成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实行新的三民主义，是在1923年的年底和1924年的年初。不过，就在1922年的下半年，北伐军回师讨贼的进展十分迅速，很快打到了广州。孙中山激动不已，他要再赴广州，在那里再度建立起新的革命政权，重新完成北伐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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