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任临时大总统
孙中山由海外归来的消息，立刻传遍全国。各省都热烈欢迎，函电如雪片般飞到上海，表达了对孙中山的敬仰和对建立共和国的期望。
南京的各省联合会委派广西马君武、山西景耀月、安徽王竹怀、江西王有兰等六人为代表，专程来上海欢迎孙中山。
上海更是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气氛中，各主要街道均悬挂旗帜、张灯结彩以示欢庆，上海军政和各界人士分别召开欢迎大会。12月26日，黄兴、陈其美在哈同花园举行宴会欢迎孙中山；27日，各省代表联合会的代表在静安寺路斜桥总会欢迎孙中山；29日，同盟会本部举行欢迎大会，30日，广东旅沪同乡会设宴欢迎孙中山，31日香山旅沪同乡会也设宴欢迎。
中国同盟会本部的欢迎大会在南京路外滩汇中饭店举行。当孙中山步入会场时，众皆高呼：“向孙中山致敬！”接着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孙中山含笑点头表示致谢。主持人致欢迎词后，孙中山神态庄重，发表演讲：“本会持三大主义，倡导于世。今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二者虽已将达，而欲告大成，尚须多人之努力。况民生主义至今未曾着手，今后之中国首须在此着力。”
这是孙中山在国内首次发表三民主义演说。演讲时，孙中山精神焕发，声音爽朗洪亮，清晰地回荡在会场里，强烈地打动着人们的心弦。
就在同盟会本部召开欢迎孙中山大会的那天上午，各省代表在南京举行筹组中央临时政府的会议，到会代表十七省四十五人，有效票是十七票。开票结果，孙中山以十六票的绝对多数，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顿时，军乐声大作，代表们起立欢呼：“中华共和国万岁！”
当天下午3时，消息传到同盟会本部会场，人们欢腾起来，起立欢呼。
在热烈的掌声中，孙中山不停地向大家挥手致谢。全上海也沸腾起来，彩旗迎风飘扬，爆竹响个不停，晚间彩灯齐放光辉。
1912年元旦，这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孙中山离沪起程，到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他身着黄褐色呢质军服，头戴嵌有红边的军帽，在数千人的欢送下，登上了专列。上午11时，列车徐徐离开上海，鸣炮声、欢呼声响彻云霄。
龙盘虎踞的六朝古都南京，家家户户都是张灯结彩，喜气洋洋，真比过年还要热闹。一大早，老百姓就互相传说着孙中山来宁的消息，全城万人空巷，不是在街上，便是跑到下关火车站去欢迎孙中山的到来。下午5时，披红挂彩的专列客车抵达南京下关车站。孙中山神采奕奕地下车走上站台。顿时，等候已久的群众欢呼起来。下关附近的炮台和军舰齐放礼炮二十一响以示欢迎。孙中山坐上一辆披着绣花彩绸的敞篷马车，向街道两旁的各界人士频频招手，缓缓地向临时大总统府驶去。
临时大总统府设在原来的清朝两江总督的衙署，这里曾经是太平天国的天王府。当天，临时大总统府的大门外搭起了两座彩门，松枝翠柏和各色纸花衬托出庄重热烈的气氛，九盏贴金的大红宫灯悬挂在彩门上。
晚10时，临时大总统的就职典礼正式举行。只见总统府的礼堂里灯火辉煌，各省代表，革命军官和国内外有关方面人士、新闻记者等济济一堂。主席台正中贴着“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十三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当孙中山健步来到会场时，“共和万岁”的口号顿时响了起来。孙中山登上平台，高高地举起双手，鼓掌致谢。雄壮的军乐和二十一响礼炮过后，代表公推景耀月致颂词。接着，孙中山面向墙上的五色国旗，庄严地举起右手，向全国人民宣誓：“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宣誓毕，在热烈的掌声中，景耀月手捧红绸包裹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印”授予孙中山。孙中山神情庄严，双手接过大印，当即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上用印，由胡汉民代为宣读。
宣言明确地指出：“临时政府，革命时代之政府也。”它的任务是：“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普利民生，以达革命之宗旨，完国民之志愿。”宣言规定了对内的方针：“民族之统一、领土之统一、军政之统一、内政之统一、财政之统一。”对外的方针是：“满清时代辱国之举措，及排外之心理，务必一洗而去之。持平和主义，与我友邦益增亲睦，将使中国见重于国际社会，且将使世界渐趋于大同。”
之后，孙中山下令定国号为“中华民国”。1月2日又发布了《改历改元通电》，规定：“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即辛亥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之年元旦。”
于是，一个划时代的崭新的共和国在东方正式诞生了。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立即开展组织政府的工作。1月3日，他主持召开了由各省都督代表组成的临时参议院的选举会，选举出黎元洪为副总统。孙中山提出了设立行政各部及其职责范围的方案，并提出了各部总长、次长名单，组成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孙中山任命了下列人员：
陆军总长黄兴次长蒋作宾
海军总长黄钟英次长汤芗铭
外交总长王宠惠次长魏晨组
内务总长程德全次长居正
财政总长陈锦涛次长王鸿猷
司法总长伍廷芳次长吕志伊
教育总长蔡元培次长景耀月
实业总长张謇次长马君武
交通总长汤寿潜次长于右任
孙中山同时任命胡汉民为总统府秘书长，黄兴任参谋总长。
这份任职名单，从形式上来看，各部总长名额的分配是革命派、立宪派、旧官僚三种势力的联合，由同盟会员任总长的只有陆军、外交、教育三个部。但各部次长除汤芗铭外都是同盟会的重要骨干，实权主要掌握在革命党人手中。从实质上看，南京政府是一个由革命派居于主导地位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府。孙中山为了履行“尽扫专制之流毒”的诺言，在临时政府成立以后，立即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民主政治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和法令。
在保护人民权利方面，孙中山命令各官厅焚毁刑具，废除刑讯体罚；赈济灾民；保护华侨；严禁贩卖人口，废除奴婢卖身契约和一切主仆名分，宣布赋予广大妇女具有同男子完全平等的各项权利。
在除旧布新方面，严禁鸦片；取消官场中“大人”、“老爷”的称呼；限期剪辫；禁止赌博；禁止缠足，废止跪拜礼节。
在刷新吏治方面，严禁官员循私枉法，改革官制，求贤任能。
在改革教育方面，提倡普及教育，取消在学校祭礼读经，提出了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及美感教育这五项作为教育方针，培养共和国民。
在发展经济方面宣布政府兴办实业，鼓励发展工商业，奖励华侨投资。
这些法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对于稳定全国局势，保护人民的某些利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制定和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南京临时政府在立法建制方面最重要的成就，在中国法制史上也是重要的一件大事。虽然这部“临时约法”是不完全的，有缺点的，但它带有革命性和民主性。在当时，它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心目中的一面旗帜。
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前后只有三个月时间，这在历史的长河中只不过是短暂的一瞬间。可孙中山在这期间为国为民所做的贡献，却是无法估量的。他的廉洁奉公，不谋私利，平民化的生活作风，在历史上也一直被传为佳话。
推翻了清朝政府，人们穿什么样的衣服才合适呢？孙中山为此还颇费了一番脑筋。很显然，清朝的官服和满族的服饰人们是不愿穿的，再将明代的汉族服饰恢复，也不合适。于是，孙中山亲自找缝纫师傅商量，提出设计思想，做成了一套四个口袋的便服，称为“民国服”，自己带头穿上，很快流行全国，孙中山衣着十分朴素，春秋季节总是穿一套灰色的民国服。冬天到了，也只是再加一件普通的呢大衣。在孙中山的影响下，临时政府的官员，无论官阶大小，都穿着同样的制服。
孙中山的生活十分简朴，流亡海外如此，当大总统期间也如此。他年轻时酒量很大，后来在海外生活拮据就把酒戒了。当大总统以后有时要出席宴会，为了表示礼节，祝酒时也只是微微沾一点。伙食上，他很随便，不讲究吃喝，不准厨师做饭超过规定的标准，有时来客人吃饭才准许另加几个菜。由于他公务烦忙，有时甚至顾不上吃饭，就在办公室吃点面包点心。有时忙到深夜，饿了就喝一杯牛奶而已。
孙中山的办公室在总统府西花园后面的一幢平房里。陈设简单，一张办公桌，两把木椅，一个小书橱和一套沙发。就在这间普通的屋子里，孙中山签发了许多开辟中国历史新纪元的民主革命的政策法令。他的卧室就在离办公室不远的一所光线很暗的老式瓦房里。卧室里一张中国旧式棕床，一张三抽屉办公桌，地板上铺着草毯。由于新成立的临时政府财政紧张，孙中山规定，从总统到总长，一直到一般职员，每人除供给自宿外，每月只发给军用券三十元。财政总长陈锦涛曾感慨地对人说：“我当了财政总长，还远不如清代一个司员华贵！”
孙中山虽然做了大总统，但他未曾给自己的亲属安排做官，也未曾在老家置一点产业。广东党政军各社会团体在孙中山当大总统的第二个月，曾纷纷给他发来一百多封电报，要求孙眉当广东都督，教育总长蔡元培也认为合适，表示支持。孙眉是最早的兴中会员之一，在檀香山时，为支援革命倾家荡产，对革命做过很大贡献，后来迁居香港九龙，仍然积极参加革命活动。但孙中山认为孙眉当一个地方的大官不大适合，经营实业才是用其所长，便给兄长孙眉写信，劝他不要当此大任。
孙中山工作之余，喜欢到街上转转，或到附近的农村看看。借机体察民情，了解最真实的社会情况，但他出门不带警卫。有些同志担心大总统的安全，认为南京才光复，人员极其复杂，总统不宜一人出门。孙中山每逢人劝，总置之一笑：“我在海外二十年，从来不害怕危险。临时大总统是人民的公仆，又不是皇帝，出门讲什么排场呢？”
有一天，同盟会在南京召开大会，孙中山准备到会讲话。因为他独自步行前去会扬，没有带卫士，门口站岗的士兵不认识大总统，将他拦在门外说：“今天孙大总统来开会，别人不许随便进去！”
孙中山笑笑，说：“孙中山总统不也是一个普通的人吗？”
卫兵有些不耐烦地说：“你赶快离开，要不给孙大总统知道了，小心挨打！”
孙中山和气地对卫兵说：“大总统是老百姓的公仆，怎能随意打人呢？”说着，孙中山掏出名片给卫兵看。卫兵一见，慌忙立正敬礼。看到孙中山进门后，卫兵感动得流下眼泪。
民国初立，百废待举。总统府里经常召开重要会议。一次会议休息期间，孙中山刚在休息室坐下，侍卫队长郭汉章进来报告说：“大总统，有一位姓肖的老人，八十多岁，特意从扬州赶来见你。问他有什么事，他说没有事，已经磨了半个小时了，卫兵们拿他没办法。”
孙中山连忙对侍卫队长说：“那快请他进来呀！我不是说过多少遍了吗？任何人想来见我都不要阻拦，何况还是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快去！就说是我请他老人家进来！”
一会儿，郭汉章扶着那位老人进了总统府，来到休息室时，孙中山已经在那里等候。只见那位老人须眉皆白，手扶一根拐杖，身体看上去还结实。孙中山正打算迎上前去握手，那老人却急忙把拐仗一扔，跪下向孙中山行三拜九叩之礼。
孙中山慌忙把老人扶起来，挽着他的手请进屋里。老人有些昏花的双眼不时地朝孙中山打量，激动得双手微微颤抖着。
孙中山又亲自为老人端茶让座，询问家庭情况和扬州老百姓的生活，最后才问老人的来意。老人说：“我没有别的事，只是想来见见大总统，看看民主共和同皇帝的朝廷有什么不一样。”
孙中山和蔼地解释说：“老人家，民主共和与君主专制就像是黑白两种颜色，完全不一样。在民主国家，老百姓是国家的主人。我这个大总统只是全体国民的公仆而已。总统在职一天，就要为全体国民服务一天。”
“国民公仆？”老人感到十分新鲜，问道：“那么，这公仆还可以更换吗？”
“当然可以换。美国总统是四年选一次，我们今后也要这样办的。”
老人听了，激动地扶着拐杖走到孙中山面前，又问：“大总统如果离职不当了，那他做什么呢？”
孙中山握着老人的手，诚恳地说：“大总统离了职，就回到老百姓中去，和普通老百姓一样。我孙中山随时准备去当老百姓！”
老人怔住了，两行泪珠从布满皱纹的脸上挂下来了。
谈完话，孙中山把他送到门口，命令郭汉章派人用车送老人到旅馆去。
老人告辞了孙中山，高兴万分，不停地小声述说着：“我真的见到孙大总统了！”
“我总算是见到民主了！”
●南北议和
武昌起义爆发后，清政府为了挽救自己的灭亡，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公使团授意下，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兼办剿抚事宜。接着，帝国主义又配合袁世凯，迫使清政府再三让步，终于任命他为内阁总理，向他交出一切军政大权。
袁世凯是近代中国反动的封建买办势力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出身于河南项城的一个大官僚地主家庭，其伯祖父、父亲、叔父都是镇压捻军农民起义的刽子手。1895年，袁世凯接受清朝政府的命令训练新组建的陆军，从而逐步掌握了军权。后由于镇压义和团运动有“功”，被提升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主持编练北洋军，成为清政府中最有实力的人物。1908年，光绪、西太后相继死去，袁世凯在官场斗争中失意，被逐回原籍养病。
袁世凯是个大野心家。在老家彰德，从外表上看，他身着布衣，头戴笠帽，经常在小溪边钓鱼，似乎已无心于官场权力。其实，他内心深处无时不在惦记着朝廷的动向，等待着重新出山的时机。武昌起义的炮声惊动了袁世凯，他预感到时局有变，却一时拿不出一个万全之策。
这时，他的一个故旧找来为他献计说：“袁大人何不乘机把清朝政府的军政权力夺过来，然后以此与革命军抗衡。如果革命军方面推你一统中国，大业不就告成了吗？”
老谋深算的袁世凯觉得此计正中下怀，觉得自己东山再起的机会到了。
但他却又并未立即起程北上。
1911年10月14日，清政府任命他为湖广总督，要他迅速前往赴任。袁世凯在第二天上奏朝廷说：“因老毛病尚未好清，不能立即到任。”袁世凯以此作借口，是因为他知道朝廷对他仍然没有放权，如果革命形势没有更大的发展，他是掌握不了多少实权的。
这时，在前线为朝廷督师的是陆军大臣荫昌，袁世凯觉得如在荫昌手下，自己的结局尚不可测。他虽然被任命为湖广总督，但军事指挥的实权在荫昌手中。
革命形势果然发展很快。湖南、陕西、九江相继独立。湖北前线的清军在汉口外围没有取得多大进展。清廷慌了手脚，只得在10月27日将荫昌调回，授袁世凯为钦差大臣，给予湖北军务全权。袁世凯的“老毛病”这时便霍然好了，立即进驻湖北，亲自督师与革命军作战，11月1日，攻入汉口。于是，袁世凯在清政府内部的声望顿时陡增，朝廷只得把他看作唯一可以依靠的南天柱石。在这几天内，山西、云南又相继独立，朝廷更为恐慌。就在袁世凯让北洋军攻入汉口的同一天，他被授为内阁总理大臣。
这时，狡猾的袁世凯仍然没有北上就职，他还要再看一看，如果他就任了内阁总理大臣，能不能有效地应付各方面局势。11月4日，他派人在石家庄刺杀了第六镇统制吴禄贞，消除了他的一个重要的心腹之患。同时，他又暗中派人与南方的革命军联系。他还想看一看，帝国主义列强尤其是英国政府对他是否支持。
11月13日，袁世凯到京入朝，见了隆裕太后，表示效忠清皇室。15日，英国外交大臣致电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我们对袁世凯怀有很友好的感情和敬意。我们希望看到，作为革命的一个结果，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能够与各国公正交往，并维持内部秩序和有利条件，使在中国建立起来的贸易获得进展。这样一个政府将得到我们能够提供一切外交上的支持。”
这一来，袁世凯心里就踏实了。16日，他就公布了内阁名单，一些关键性的位置大多由他的亲信担任，如陆军大臣王士珍、民政大臣赵秉钧、邮传大臣杨士琦等。这一来，清政府的大权事实上已经集中在袁世凯的手中。袁世凯取得清政府的全部权力、控制住北方局势后，如何对付南方的问题便成为放在他面前的最头疼的问题。已成燎原之势的南方革命力量如何对待呢？他知道，如果单用武力强行平定南方各省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不仅是因为他所拥有的以北洋六镇为骨干的军事力量难以完成这个巨大的行动；更重要的是，人心已去，全国人民反对清政府，拥护共和的情绪如此强烈，决不是靠武力就能压制下去的。但是，如果不使用武力，又不可能使南方各省屈从于他的意旨。
因此，袁世凯绞尽脑汁，决定剿抚兼施，软硬并用。先依仗自己手中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北洋军队，集中给首先起义的武汉以沉重打击，给革命军造成压力，再通过各种渠道，同南方开始议和。在议和中，利用南方革命党人的巨大声势一步一步地逼迫清廷退位，再以清政府退位为条件，换取南方各省对他的让步，乃至最后夺取全国的最高权力。
袁世凯清楚，革命党不会轻易地接受他的要求，于是就施展了阴险诡诈的反革命两面手，一方面在战场上发动猛攻，以武力相威胁。另一方面又虚伪地表示愿意与革命党人谈判议和。
清军占领汉口后，袁世凯就命令各军停止前进，并写信给黎元洪商议和谈。黎元洪覆信袁世凯，劝他赞助革命军，并表示：“如果你能与我们共扶大义，将来民国总统选举时，你就可以担任中华民国的大总统。”袁世凯便派道员刘承恩、海军正参领蔡廷干到武昌议和。
黎元洪召集各部长、参谋在议事厅接见刘、蔡二人。但黎元洪当时并不能完全支配湖北军政府的实权，革命党人中有不少人持反对意见，第一次接触没有什么结果。
这是袁世凯预料之中的事。他决定进一步对革命军施加压力。11月21日，北洋军第六镇渡过汉水，进攻汉阳，27日占领汉阳。武昌局势十分危急。当袁世凯的部下冯国璋打算乘胜渡江攻取武昌时，袁世凯又打长途电话予以制止。
就这样，袁世凯以软硬兼施的反革命手法，加上英帝国主义又出面施加压力，果然把软弱的革命党人诱进了他所布置的圈套，不少人被他的“和平”伪装所蒙蔽，主张与他妥协，以求早日结束战争，使革命早日“成功”。1911年11月30日至12月3日，在汉口英租界举行的光复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上，在立宪派的策动和部分革命党人的赞同下，竟作出决议：袁世凯如反正，即举为临时大总统。
12月18日，南方中央军政府外交代表伍廷芳与北方代表邮使部大臣唐绍仪，在上海英租界南京路市政厅开始谈判议和。
谈判正在进行过程中，孙中山回国了。孙中山回国首先面临的不是率领革命军对清政府反动势力继续作战，而是南北议和的局面。踏上祖国的土地，孙中山一开始对议和之事颇不以为然。他对袁世凯的印象并不好。他认为：“袁世凯是个巨奸大憨，把建立民国的大任托付给他，是靠不住的。”
但是，孙中山和一般资产阶级革命家一样，有早日实现共和与统一的愿望。因此，在内心深处，他又想利用袁世凯推翻清朝政府的统治，避免流血，结束战争，建立民国。
正是在这种矛盾的心理支配下，在他担任了临时大总统以后，他一面宣布自任北伐军总指挥，并制定出北伐的计划，但同时，又委派伍廷芳为民国全权代表，继续与北方和谈。并表示：在清帝退位、宣布共和的条件下，袁世凯可以继任总统。
袁世凯的目的本来是利用革命势力威胁清政府以取得权力，因此，对孙中山被选任为临时大总统极为恼火。他又耍了一手，一面峻使北洋将领姜桂题等四十七人联名通电，誓死反对共和，主张君主立宪；一面召回北方议和代表唐绍仪，以中断谈判相威胁，企图迫使南方革命势力作出更大的让步。孙中山在创立民国、坚持民主共和的原则立场上毫不退让。
1912年1月11日，他下令出师北伐。13日，革命军在津浦线上首战告捷，在宿州等地击败清军，占领了兵家必争之地徐州。
在安徽、河南、湖北等地的战场上，也取得了一些胜利。但这时南京临时政府刚成立，作为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手中没有实力，加之革命党人内部妥协思想占统治地位，使得北伐战争难以进行下去。
这时，同盟会组织已经分崩离析，无法发挥重要作用。领导层的大多数人都极力主张与袁世凯议和，结束战争。担任陆军总长的黄兴曾写信给胡汉民和汪精卫，担心经费无着，战争打不下去，赞成议和解决。拜倒在袁世凯膝下的内奸汪精卫，更是别有用心地极力主张议和，甚至攻击孙中山：“你不赞成议和，难道是舍不得总统吗？”
各方舆论几乎都赞成议和，妥协已成为一个潮流。帝国主义者都极力支持和扶植袁世凯，把他看成是新的代理人。在政治上，他们拒不承认南京临时政府，经济上不提供任何贷款，甚至不断调兵遣将，表示如果中国“内乱”不止，就要实行干涉，催迫孙中山尽快与北方达成协议。
由于中外反动派的相互勾结，加之革命党内外几乎是一致地要求妥协，孙中山无力改变现状，一筹莫展，只有步步退让了。
1月22日，孙中山派胡汉民将议和条件提交各省代表会议复决，向袁世凯提出了五条最后解决办法：“一、清帝退位，由袁世凯同时知照驻京各国公使；二、袁世凯须宣布政见，绝对赞成共和主义；三、照会达到外交团或领事团通知清帝退位布告后，孙中山即行辞职；四、由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总统；五、袁世凯被选为临时总统后，誓守参议院所定之宪法，才能授受事权。”
这五条议和办法，虽然不是袁世凯所想得到的全部，但却为他篡夺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提供了条件。
●宣统退位
孙中山将答应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的条件公布后，袁世凯有些被动。
若不接受这些条件，又没有别的对付办法；若接受这些条件，清帝还没有同意退位，而且，要清帝退位还得费一番脑筋。
气数已尽的满清王朝虽然明晓得大势已去，但他们决不甘心就这样退出历史舞台。满洲贵族中的一些顽固分子坚决反抗，以良弼等人为首组织了宗社党，保护清室，阻挠共和。
在袁世凯的授意下，北洋军将领联名通电，表示拥护共和，以此胁迫清王室移交权力给袁世凯。
正在这个时候，发生了良弼被炸事件。有一个叫彭家珍的同盟会员，带了几颗炸弹，在良弼住宅附近守候。良弼回家时，彭家珍上前向他连扔了两颗炸弹，良弼当场重伤，两天后一命呜呼。彭家珍自己被碎石反弹击中头部，受重伤牺牲了。
良弼被炸事件使满洲贵族吓破了胆，也给袁世凯找到了逼宫的借口。他私下威胁庆亲王奕说：“最近一段时间京城不断出现暴举，足以证明革命党的势力已进入朝廷的心脏了，这以后的祸变将防不胜防了。”
时隔不久，隆裕太后又接到了北洋将领的联名通电。
至此，清朝皇室自感无力回天，无可奈何地接受了南京临时政府和北洋军阀共同提出的优待条件，表示同意退位。优待条件是：清帝退位后，尊号仍存不废；每年费用四百万元，由中华民国给付；暂时居住宫禁之内，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照常留用；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中华民国酌情设卫兵保护；王室原有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等。
1912年2月12日。清晨，清王宫东华门外，戒备森严。四个身体魁梧的侍卫武官，穿着清一色的新军制服，佩着军刀，早早地便来到了乾清宫，笔挺地站立着。不一会儿，外务大臣胡惟德、民政大臣赵秉钧、度支大臣绍英、陆军大臣王士珍、海军大臣谭学衡、学部大臣唐景崇、司法大臣沈家本、邮传大臣梁士治、工农商大臣熙彦、理藩大臣达寿等十名国务大臣进宫来了。按规矩，他们先在乾清宫门内东南角上的廊子里落座，这里是王公大臣们入朝候旨的地方。
过了好些时候，终于来了个太监，通报道：“太后已至后殿，请各位大臣上殿。”
十位国务大臣起立，习惯地套了套头上的翎顶和身上的袍套，从廊子里出来，向殿里走去。他们走到离宝座一丈远的地方，横列一行，面向宝座站定。这时，只听见一个太监呼道：“请太后御驾！”
一会儿，从后殿走出两个太监，分站在宝座两旁。这时，隆裕太后才领着六岁的小皇帝溥仪慢慢地上了殿。
众大臣忙向帝后跪下行礼，隆裕太后轻轻摆了摆手，说道：“不必行旧礼了，今天改改，行鞠躬礼罢了！”
于是，群臣站了起来，向帝后鞠了三个躬。隆裕很不自然地点了点头作为还礼。礼毕，隆裕落座在正中的宝座上，宣统皇帝溥仪坐在旁边的另一把椅子上。
胡惟德上前一步说道：“总理大臣袁世凯因身体欠安，未能亲自见驾，所以叫胡惟德带领各位国务大臣到宫里来给太后请安，给皇上请安。”
隆裕太后点点头，说了声：“好。”接着又说道：“袁世凯深受皇恩，为国家、为皇室也出了不少力，如今议和能使南北满意，做到优待皇室，支撑局面到现在，也是不容易的。我和皇上按照议和的条件，把国家的大权。。大权，交出来，交给袁世凯去办共和政府。今天就颁布诏书，宣布退位。”御前太监把最后三道诏书放在隆裕太后面前，她看了几行，泪水便糊住双眼。正在这时，太监总管小德张急匆匆地从养心殿门外跑进来，跪在太后面前享报道：“禀太后，醇亲王载沣、恭亲王溥伟进宫来了，他们一路破口大骂。。”
“骂啥？”隆裕太后忙擦了擦眼泪问道。
小德张望了望太后和立在宝座两侧的十名国务大臣，欲言又止。
“你尽管说吧！”隆裕太后口气很硬。
“他们骂。。袁世凯。。是内奸，他们反对下退位诏书，要进宫来，和。。太后。。对辩。。”
“你给我派人截住宫门，不让他们进来扰乱！”隆裕太后斩钉截铁般地说道。这样的口气，她还从来没有过。说完之后，连她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一向优柔寡断，今天竟然能说出如此果断的话来。
小德张刚应声而去，隆裕太后又接着看那退位诏书，眼泪又一下涌出来。她实在不忍再看下去。她觉得，此刻手里拿的不是一张诏书，而是大清二百六十八年的江山，她实在不愿意把它奉送出去，但又无可奈何。她看了一眼在她两侧垂手恭立的各位大臣，似乎他们都成了一只只猛兽，睁着贪馋的眼睛，看着她手里的诏书。
突然，隆裕太后“哇”地一声痛哭起来，双手死死地抱住了那纸退位诏书。整个宫殿里，充满了恐怖、阴森的气氛，空气似乎已经凝结，仿佛这是一座已经深埋地下千百年的皇室陵寝一般。
胡惟德担心发生意外，不好向袁世凯交差。因为袁世凯与他们在一起绞尽脑汁策划的逼宫行动，现在已经到了尾声。只要他把退位诏书拿到手上，回去交给袁世凯布告全国，他的使命就算完成了。如果中途有变，隆裕拒不交出诏书，载沣和溥伟再冲进宫里一闹，把事情弄砸了，这便如何是好呢？隆裕此时也顾不得太后的身份和体面了，嚎啕大哭，呼喊着：“祖宗啊！祖宗啊。。”小皇帝溥仪见状也莫名其妙地跟着“哇哇”大哭起来。
胡惟德虽然心急如火，恨不得将诏书抢到手里，但他未敢妄动，故作悲伤地从眼里硬挤出几滴泪水，哽咽着对哭得死去活来的隆裕太后奏道：“太后，大局已经如此。太后能顾全皇室，顾全百姓，袁世凯和群臣、百姓岂有不知，绝不会辜负太后的一番慈衷善意。况且优待条件已经确定，今后必然做到五族共和。敬祈太后保重。”
隆裕太后非但没有止住哭声，反而哭得更痛心了，双手仍紧紧地把那纸退位诏书捧在怀里，深怕被谁突然抢走。
这时，民政大臣赵秉钧向胡惟德递了个眼色，用手指了指衣袖。胡惟德恍然大悟，记起入宫前袁世凯交给他的一份孙中山发来的电报。他慌忙上前一步奏道：“禀太后，这里有一份孙文发来的电报，臣差点忘了，该死！”
“孙文的电报说什么？”太后倏地止住了哭声，抽泣着问道。
胡惟德念道：“今日经参议院同意，如15日下午12点以前清帝不逊位，则收回优待条件。此布。总统孙文。”
隆裕太后一听，顿觉山崩地裂，石破天惊。她浑身震颤，仆地而倒，胸前的退位诏书落到地上，胡惟德赶忙拾起来，捧在手上，大声地开读起来：朕钦奏隆裕太后懿旨：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权。。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将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荣，拂兆人之好恶。。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立宪共和国体。。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钦此。
胡惟德读完诏书，未等隆裕清醒过来，便带着各位国务大臣向袁世凯覆命去了。
这份退位诏书，其实是由南京政府实业部长张謇起草的，其中的“由袁世凯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一句，则是袁世凯亲笔加进去的。共和政府不是由议会选举而是由清政府任命产生，真是荒谬到极点。袁世凯的用心显然是想表示他的政权受自清朝政府，同南京临时政府无关。孙中山对这一点极为愤怒，致电袁世凯表示抗议。
清帝的退位，宣告了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满清王朝的终结。从秦始皇以来绵延两千一百三十三年的君主制度也宣告结束。
中国历史终于翻开了新的一页。
●宋教仁被刺
清帝退位的第二天，孙中山接到了袁世凯宣布政见的电文。袁世凯假惺惺地表示，“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所公认。今由帝政一跃而跻及之，实诸公累年之心血，亦民国无穷之幸福”，“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地位，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
当天，孙中山便向参议院辞去临时总统职务，并推荐袁世凯为下届临时总统候选人。在辞职时，为了防范袁世凯背叛共和国，附有三个条件：一、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为各省代表所议定，不能更改；二、辞职后，俟参议院举定新总统，亲到南京就任之时，大总统及国务各员乃行解职；三、临时政府约法为参议院所制定，新总统必须奠定颁布之一切法律章程。
1912年2月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后又选举黎元洪为临时副总统。
孙中山的这一决策，实质上是对袁世凯的妥协，显然是不得已而为之。
从时代的要求来衡量，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重大错误。可惜孙中山当时没能看透这个问题。但他对袁世凯还是有所警惕的。除了提出自以为很有效的三项办法外，他估计袁世凯不肯轻易离开他的巢穴，便亲自派蔡元培、宋教仁等人为特使，北上迎袁世凯南下。
奸滑的袁世凯一面在北京热情欢迎蔡元培等人，一面又在北京制造“兵变”，借口北方不安宁，不能南下。接着，帝国主义再次出面支持袁世凯，纷纷调兵进入北京，故意制造紧张空气。许多立宪党人、旧官僚都反对孙中山提出的奠都南京的主张，革命党内部也有很多人附议立宪派的意见。上海十多家报纸，联名致电孙中山，主张建都北京。
在帝国主义和妥协舆论的压力下，孙中山被迫再次让步，连中央临时政府设置地点也迁就了袁世凯。4月1日，孙中山正式宣告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把政权交给袁世凯。次日，临时参议院通过决议，民国临时政府从南京迁往北京。至此，南京临时政府不幸夭折。
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就这样被卖国贼袁世凯轻而易举地窃取了。南北“统一”了，但不是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统一了中国，而让地方大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统一”了革命势力。辛亥革命实际上失败了！
孙中山解除临时大总统后，一心一意想投身实业建设，使祖国不断富强起来。他声明，今后将以民国国民的身份致力于比政治还要重要的民生主义事业。解职后的第三天，他就兴致勃勃地周游各省，走遍半个中国，到过很多城市和农村，进行调查访问和参观，号召军民精诚团结，万众一心，建设新民国，使人民免除痛苦，得到幸福。孙中山的这些活动，反映了他为祖国富强而斗争的强烈愿望，充分表现出一个革命者不谋私利、不图名位的高贵品质。
老奸巨滑的袁世凯为了麻痹革命党人，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权力，再三邀请孙中山北上会商国家的内政纲领。8月18日，孙中山自上海乘轮船经天津赴北京。24日，孙中山抵京。
袁世凯故意隆重地按国家元首的待遇接待孙中山。他动用了天子出行的御辇，派了豪华的卫队，到车站迎候孙中山入宫。
接着，袁世凯又曲意相从地和孙中山进行了十三次会谈。孙中山开诚布公地详细谈了自己对国内国外形势的看法，谈自己对国政大事的见解。每当孙中山讲话时，袁世凯总是洗耳恭听，待孙中山讲完之后，袁世凯又每每点头叫好，赞不绝口，从未提出任何异议，更无反对之意，甚至连丝毫不满的神色都没有表露过。
有一次会谈谈到农业问题。孙中山说：“中国以农立国，必须解决农民自身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唯一有效的办法，是‘平均地权’，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
孙中山原先以为袁世凯对“平均地权”是绝对不会同意的，因为他知道袁世凯在家乡拥有大量土地，北洋军的高级将官也都购置了不少田产。谁知孙中山话音刚落，袁世凯立即以掌击椅，一跃而起，眉毛一扬，激动地说道：“孙公所言极是，‘耕者有其田’理所当然，理所当然嘛！”
对袁世凯在会谈中的这种态度，孙中山虽说不无揣摩，更非全信，但总体情况他还是比较满意的。他觉得此次来北京很有必要，通过交谈，彼此了解。尤其是袁世凯一再当面向他表示对清廷专制的不满和对共和国体的拥戴，对民国大业的维护与热心，使他感到有了这个思想上的一致，那么对于国防、外交上的大计，对于各项民生实业建设，就可以求大同存小异。
孙中山根本没有看出袁世凯伪善面孔后的杀机，几天之后他打电报给黄兴，认为对袁世凯“绝无可疑之余地”，要黄兴也来京和袁会晤。9月9日，孙中山接受了袁世凯给他的“全国铁路督办”的任命，决心在十年内修筑二十万里铁路，使中国境内四通八达，成为全球第一强国。稍后，黄兴也接受袁世凯政府委任的川粤汉铁路督办职务。
孙中山到达北京的第二天，8月25日，同盟会正式改组为国民党。南北议和的前后，同盟会已走向涣散，并发生了分裂，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作为同盟会实际负责人之一的宋教仁，为了实现“政党政治”，积极活动，以同盟会为基础，与其它几个小党派合并改组而为“国民党”。25日这一天在北京虎坊桥湖广会馆召开成立大会。
孙中山对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不是很满意，为了顾全大局，他还是出席了国民党成立大会，被推选为理事长。但当时孙中山表示不愿过问党务，便委托宋教仁为代理理事长，自己则专心致力于铁路建设事业。
孙中山对筹建铁路工作十分投入，几乎是全力以赴，日夜筹思，先后考察了华北、华中的北宁、津浦和胶济等铁路线。10月4日到上海，正式成立了中国铁路总公司，又设立了铁路督办办事处，进行统筹安排。同时，完成了全国各地干线分布的设计，并着手筹措经费。
1913年2月，孙中山为了考察日本实业和铁路状况，同时进行筑路借款等活动，偕同马君武、何天炯、戴季陶等人前往日本访问，先后到达长崎、门司、下关、东京、横滨、名古屋、京都、大阪、神户等地。
3月22日，孙中山一行兴致勃勃地在长崎参观。他们是昨天到达这个九州岛西北部的秀丽的海滨城市的。此刻，他们刚刚参观了三菱洋行的长崎造船厂，正准备出席长崎市长的晚宴。
孙中山时而低头欣赏公园里的绿树红花，时而举目远眺海面上沐浴霞光的片片红帆，舒心地微笑着。
“先生”，马君武扶了扶鼻梁上的近视眼镜，笑着说，“这次与您随行，在日本走了不少地方，我发现到处都有您的朋友。”
“是啊！我自组织革命党以来，途经和流亡东瀛不下十次之多了。”孙中山很有感情地说。
“可只有这一次是堂堂正正的，袁世凯给了两万元，让您以铁路总办的身份来日本考察，日本政府对您敬如国宾，优礼有加。哈哈。。”何天炯见孙中山心绪特别好，便开玩笑似的说了一句。
“日出日没，又过去一天”，一直没有吭声的戴季陶，望着海中的落日，感慨地说，“我们此行考察，快满一个半月了。”
听此言，孙中山不由心中一动，很快收敛了笑容，把视线从远处收拢回来，深情地说道：“斗转星移，岁月流逝，弹指问，我辞去临时大总统，也快满周年了。”马君武笑了笑，说：“这一年间，先生您的变化真大。人都说，孙先生过去是口不离革命，如今则是言必谈铁路，您的心思全扑在那两条铁轨上了。哈哈。。”
“说得对。”孙中山听了后，眉一扬，眼一亮，会心地笑了。
正当他们有说有笑地进入市政府迎宾馆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一位邮使取出一封电报，双手捧着递到孙中山面前。孙中山看了一眼电报封面，满脸笑容，说道：“是黄兴来电，准有好消息！”
说罢，“哧啦”一声，撕开封口，抽出电文看了起来。忽然，孙中山笑容顿失，闪耀着红光的脸色刷地阴沉下来。他持着电文的手在微微颤抖。孙中山目光平视，垂着手，脚步沉重地走出门外。
急性的马君武快步跟了出去，低声问道：“先生，出了什么事？”
孙中山这才转过身来，将纸条递给马君武。马君武急忙展开，何天炯、戴季陶飞步凑上前来，看着电文——“宋教仁20日晚在上海车站遇刺，经抢救无效，于22日晨逝世。”
“啊！”这噩耗如晴天霹雳，三人都惊得呆若木鸡。
宋教仁是一位有头脑的政治家，是改组后的国民党的实际主持人。他竭力主张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的多党制政治。他提议实行责任内阁制，准备用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来限制袁世凯的权力。1912年底至1913年初，在北京举行的第一届国会大选时，宋教仁到处发表演说，提出总统可以由袁世凯担任，但内阁必须由政党组织，还极力抨击现政府的种种失策之处。国会选举中，国民党人大获全胜，在众议院五百六十九个席位中，国民党独占二百六十九席，在参议院二百七十四个席位中，也揽得一百二十三席。这次胜利非同小可，它预示着国民党将成为中国最大的一个执政党，宋教仁作为执政党的党魁，大有组阁的希望。
一心要搞专制独裁的袁世凯对此又急又恨，他害怕宋教仁登上国务总理的宝座，自己就会是一个徒有虚名的总统。因此，他一面去电催促南下活动的宋教仁来京，一面却唆使一只黑手伸向宋教仁。
3月20日这一天，天空阴沉沉的，毛毛细雨一直下个不停。上海火车站里，宋教仁正坐在摆设得颇为排场的议员接待室里，他准备乘晚班火车到北京，距离剪票进站上车的时间，大约还有二十来分钟。
前来送行的黄兴、陈其美、廖仲恺以及其他上海各界知名人士正在热烈地交谈着。
廖仲恺坐在接待室门口，看到接待室往进站口的拐角处，鬼鬼祟祟地飞快闪过一个人影，心中顿生疑云，警惕地用手肘碰了碰宋教仁，侧身凑进他的耳边说道：“教仁兄，那边好像有坏人。”
宋教仁不以为然地朝门外瞥了一眼，轻声答道：“这类事，防不胜防。”进站的铃声响了。宋教仁提起身边的一只小皮箱，对黄兴等人说道：“诸兄，请留步，望多保重，等候我的好消息！”
“教仁兄”，黄兴拉着宋教仁的手，深情地说道，“到了北京，莫忘了给孙先生写封信，据日程，他明天可能就要到长崎了。”“一定，一定。不过，我想等国会闭幕之时再写，到那时，我要向他报告一个他意料不到的特大喜讯，让他也高兴高兴。”宋教仁一边说着，一边大步走出接待室。
在黄兴、陈其美、廖仲恺等人的陪同下，宋教仁匆匆向验票口走出。接待室到验票口不过数十公尺远，刚走到一半，突然“砰”的一声枪响，只听见宋教仁惊喊一声“有人刺我”，小皮箱“啪”地掉在地上，宋教仁双手捂住腰部，随即栽倒在地上，鲜血从风衣里淌了出来。
火车站内警笛四起。巡捕们发现了一个持枪的人，正趁大乱之机夺路而逃。巡捕奋力追赶，凶手抢先开了两枪，击倒两个巡捕后，冲进一条小巷，消失在迷蒙的夜雨之中。
宋教仁被刺身亡后，袁世凯起先散布谣言，说此事是国民党内部矛盾所致，后来又装腔作势地电令江苏都督程德全严加查办。不久后，刺杀宋教仁的实情完全大白：由于谋杀宋教仁的凶犯相继被捕，在他们的家里搜出了国务总理赵秉钧、内务部机要秘书洪述祖与谋杀犯来往的电文、信件多件，还有赵秉钩寄给谋杀犯的密电码一本。赵秉钧致凶犯的一封信中说：“密码送请检收以后，有电直接寄国务院可也。”
原来，指挥策划行刺宋教仁的不是别人，正是国务总理赵秉钧，而主使赵秉钩的，正是袁世凯。
宋教仁的被刺，如一盆冷水浇到了孙中山的头上，他从长崎立即赶回上海，当晚就在黄兴的住所开会研究对策。当他听完黄兴关于宋教仁被刺的经过以及宋案初审的情况后，语调低沉而缓慢地说：“袁世凯之所以敢于如此胡作非为，主要是因为我们的革命方略不行。
这其中，我将临时大总统一职让袁，乃是我犯下的最大的政治错误。从袁世凯的行为来看，他是想彻底铲除南方的革向党，推倒民治、恢复帝制。现在，暗杀教仁只不过是他的阴谋的第一步，向五国财团借款打内战便是第二步，往后，肯定还有第三步、第四步。。看来，我们革命党人非用武力倒袁不可了。”
孙中山的话像一阵风，激起了在座人心中的波涛。大家原只想到宋案，未想到动兵讨袁，再举革命之计。
“上海及南方备省党人均持以法律斗争为主的讨袁对策，况且目前凶犯已经在押，罪证确凿，法律斗争极为有利，攻势也强。”黄兴说着，扫了一眼在座的人。
“不不，依我之见，对于袁世凯，是非用武力不可，我们应该立即组织军队。”孙中山语气很平缓，态度却十分坚定。
“先生”，黄兴略为迟疑了一下，说道，“本党所掌握的军队不仅数量少，且有一大部分尚在训练之中，势单力薄，难以与北洋六镇作战。我仍主张法律惩袁，逼袁下台。”
“各位，我认为，在今日之中国，对于像袁世凯这样一个独揽军、政、财大权，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大盗逆贼来说，法律是制裁不了他的，甚至动不了他的一根汗毛。”孙中山强忍着心中的痛楚与忿满，说道：“我们不能一错再错，只有揭旗讨袁，举兵北伐，才能救党拯国。”
孙中山此时终于清醒地认识到把政权让给袁世凯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然而，这是以血的代价换来的。深夜，孙中山怎么也合不上沉重的眼皮，脑子里一直平静不下来。他坐到桌旁，拧亮台灯，展纸挥笔，含着眼泪写下了悼念亡友宋教仁的一副挽联：作民权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孙中山把笔搁在笔架上，小心地提起墨迹未干的挽联，轻轻地挂到墙上去。他在心里谋划着行动方案，不禁出声怒斥道：“人面兽心的窃国大盗！翻云覆雨的巨奸大贼！我马上组织军队，非去袁不可！”
●兴师讨袁
刺杀宋教仁的枪声惊醒了孙中山。孙中山之所以对袁世凯妥协，一方面是迫于客观形势，另一方面是由于认识不足，对于像袁世凯这一类的政客的斗争经验不够丰富。现在，当袁世凯凶恶的反革命面目暴露无遗时，他便立即丢掉幻想，准备兴师讨伐袁世凯。
但是这时的国民党与辛亥革命之前的同盟会已不一样了。国民党充满了投机分子和封建官僚，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人民。孙中山武力讨袁的主张，在国民党内部还有不少分歧意见。正当国民党人对武力讨袁还在犹豫不决的时候，凶残的袁世凯却先下手了。他不经过参议院通过，就向帝国主义五国银行财团签定了借款二千五百万英镑的合同。他知道孙中山和他已是水火不容，便借款用来扩充军队，对付革命党人。同时决定先发制人，借口国民党的几位都督曾通电反对借款，不服从中央，于1913年6月，先后撤免了国民党的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的职务，企图使反袁的革命势力在政治上陷于被动的地位。
接着，袁世凯又拟定了军事计划，分三路大军南下：第一路由京汉线南下进军江西；第二路沿津浦路南下进军南京；第三路由汴梁经颓州方面进攻安庆。
至此，孙中山已经完全清楚地看到了袁世凯的挣狞面目，只能义无反顾地和袁世凯决裂。在大兵压境的情况下，国民党内部和其他方面的革命力量不得不同意孙中山的主张。于是，孙中山当机立断，在责令袁世凯辞职的同时，通电各省起兵，发起了武装讨袁的“二次革命”。
1913年7月12日，李烈钩在孙中山的指示下，于江西湖口宣布独立，组织讨袁军，发布《讨袁檄文》，“二次革命”爆发。
15日，江苏宣布独立，黄兴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
17日，安徽宣布独立，柏文蔚任安徽讨袁军总司令。
18日，上海、广东分别宣布独立。
但是，辛亥革命后的国民党，革命性已大不如以前了。对于孙中山的决定，有的并不支持，有的则是阳奉阴违。李烈钧在湖口打响讨袁的第一枪后，孙中山一再电令广东、湖南出兵援助，可是陈炯明和谭延闿却多方借故，一直按兵不动，致使江西的革命军在北洋军水陆夹攻下，很快丢失了重镇湖口。南方各省虽说都相继宣布独立，但各地讨袁军犹如一盘散沙，缺乏一个坚强的领导和统一的指挥。加之他们不肯发兵北上，独立等于中立。
袁世凯却是蓄谋已久，早已调兵遣将，举兵南下。帝国主义也积极支持袁世凯，德国还派了军官，帮助对付讨袁大军。这样一来，讨袁大军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不占优势，一连打了好几仗都遭到了失败。
孙中山最为痛心的是南京失守。他对南京十分重视，认为南京乃是极为重要的战略要地，一旦战争爆发，南京是双方必争之地，国民党军只要能守住南京，必将能影响全国讨袁的战势，鼓舞讨袁的士气。所以还在江西独立前，孙中山就曾派他的表弟朱卓文几次去南京，联络第八师官兵，动员他们做好讨袁的准备。
湖口枪声打响后，孙中山曾要亲自到南京去，领导南京独立事宜。当时，南京的局势已经十分险恶，张勋的辫子兵已从山东逼近扬州，冯国璋所率领的数万人马也从津浦线追来，南京已经两面受敌。
黄兴闻讯赶来，见孙中山果真要亲自前往南京，连忙劝阻：“先生，南京目前十分混乱，你不能去。”
“时局危急啊！”孙中山望着面前的战友，深知他是出自爱护之意，说道，“南京乃是袁贼必争之地，如果失守，‘二次革命’就等于失败，我们的一切努力也将全部付诸东流。所以，南京的存亡关系全局，务必死守。”“先生”，黄兴被孙中山的一片赤诚之心所感动，他紧紧握往孙中山的手，说道，“你不能去！我去！我去指挥南京的保卫战。。”
黄兴到了南京后，强迫江苏都督程德全打起讨袁旗帜。程德全不赞成讨袁，便以到上海筹饷为名，离开了南京。
南京独立的第二天，驻守徐州的第三师被张勋的部队击败，向黄兴告急。黄兴本来心情就很沉重，因为他刚接到一个密电，报告了驻守扬州的徐宝珍第四师已被北洋军收买，倒向袁世凯了。这样一来，南京就陷入了四面受敌、众寡悬殊的危险境地。
黄兴抽调了第八师的一个混成团赶赴徐州增援，在徐州外围与张勋的辫子兵接上了火。激战之后，张勋的辫子兵节节败退。正当乘胜追击之时，该团又突然接到江苏讨袁军总司令黄兴发来的急电，要他们赶快回头保卫南京，因叛徒徐宝珍正在向南京逼近。该团只好撤退赶回南京。这时，辫子兵卷土重来，徐州城陷落。黄兴见徐州陷落，对坚守南京孤城失去信心，于7月28日被迫离开南京。
南京城在张勋辫子兵的践踏下，陷入一片火海之中。
安徽的反袁军事行动，由于内部的纷争而自行瓦解，柏文蔚出逃。福建、湖南、四川的独立，不久也宣布取消。
孙中山听说广东讨袁军起事后，乘了一只德国轮船赶去指挥战斗。不料船到福州，就听说广东军阀龙济光宣布站在袁世凯一边对付讨袁军，广州军事也失利了。孙中山只得在福州转船到台湾，换乘日轮再次到日本。这样，“二次革命”不到两个月便完全失败了。
8月8日，孙中山到达日本门司港。日本的山本权兵内阁，事先已接受袁世凯的要求，不准孙中山登陆，并要逮捕他。次日，孙中山乘的日轮达到神户港。神户水上警察署的事务长带警官队登船搜查。船长是孙中山的旧友，他机警地把孙中山藏在船长办公室的一间小屋里，船长问警察长：“什么事？”
“船长，我们来搜一个姓孙的船客。”
“姓孙的？这佯的船客我们没注意到。”
“中国的前总统逃亡在这条船上，船长不能隐藏呀！”
“不会。”船长举起一只手摇了摇，接着说，“孙总统我认识他，他从前以国宾身份来日本时我见过他。如果他乘这条船，我不会注意不到的。”船长随即打开办公室的门让警官们进去。他镇静自若地说：“请先坐下，我拿名册给你们查对，如果还有怀疑，那就请搜查。”
“船长，我们一方面查看搭客名单，一方面还要搜查，用不了很长时间。”警察长说。
警官们在船上查了三个钟头，甚至连锚库都搜查了，也没搜出姓孙的船客，只有船长办公室和那间小屋是例外，因为要搜查船氏办公室，必须有指挥所的命令，而且船长又事先请他们喝了茶。
孙中山有惊无险，过了这一难关。
袁世凯在孙中山乘船离开福州时，就发出密令，要驻日大使馆组织暗杀团，在孙中山抵达日本时加以暗害。刺客们赶紧活动，四处探听孙中山到达日本的确切日期。
日本友人宫崎寅藏、萱野良知、犬养毅等知道了这个消息，挺身而出，保护孙中山。他们向先期到达日本的廖仲恺、何香凝等革命党人作了转告，还临时组织了“刺客击退团”进行防范。当孙中山到达东京时，日本朋友们亲自陪同，何香凝等人一起赶到火车站迎接，保护孙中山先生安全地下了火车。在日本朋友的帮助下，日本首相山本仅兵同意孙中山在日本留居。
“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更加肆无忌惮了。他狂喜地庆祝着自己的胜利，接二连三地干出了一系列反革命勾当：国会在袁世凯的军警包围下，选举袁为正式大总统，俄、法、英、日等十三国驻京公使相继发出照会，承认袁世凯政权；下令解散国民党，撤销国会中国民党籍议员的资格；通缉孙中山、黄兴、李烈钧、柏文蔚、廖仲恺等人；解散国会，停止参、众两院议员职务；解散各省省议会；颁布新“约法”，废除《中国民国临时约法》等等。
亡命在日本的孙中山和他的同志们听到这些消息，无不义愤填膺。在国内，“民国”已是徒有虚名，“共和”的气息已经荡然无存了。连日本记者撰写的北京通讯中也写道：“国会这个称之为中华民国公民行使权力之机关，民主共和国体之象征，已经因其不足法定人数而无法举行会议，已是名存实亡了。”
这时候，孙中山他们不仅因为政治上的失利和军事上的失败而负上沉重的心理压力，在生活上也是艰难备尝，甚至连衣食都发生困难。平时，孙中山经常吃红薯，喝红薯汤，生活极其俭朴。
这一年冬天，东京大雪纷飞，寒风刺骨，有钱的人家围炉烤火，而革命党人竟不能出门。孙中山目睛革命党人流亡异邦，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而自己身为党的领导人却又无力援助，深感内疚。他在给南洋革命党人写的一封信中描述道：“流亡日本之革命党人，经济困窘，衣食亦多不能顾。连日大雪，在东京之亡命党人中，竟有不能向火而致疾者。望南洋党人速筹款相助，以解困境。。”
处在这样的逆境中，许多革命党人都垂头丧气，对革命的前途表示了深深的忧虑。孙中山则不以为然，对革命前途仍然充满信心。他苦劝革命党人，振作起来，恢复同盟会时期百折不挠、屡仆屡起的革命精神，继续为革命事业而奋斗。他告诫他的同志说：“既不可以失败而灰心，亦不能以困难而缩步。精神贯注，猛力向前，应乎世界进步之潮流，合乎善恶消长之天理，则终有最后成功之一日。即使及身而不能成，四万万苍生当亦有闻风而兴起者。”
这时，孙中山痛感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党内人员复杂，良莠不齐，没有战斗力，革命难以进行下去，决定改弦更张，重新组织一个革命党。孙中山召集流亡东京的革命党人开会讨论此事。孙中山首先说：“现在国民党的人，多已丧失了革命锐气，一味只知贪图富贵荣华，既怕反对列强，又怕节制资本，今后恐难有大作为。”
到会的人听孙中山这一说，都点头表示赞同。孙中山又提议说：“我打算撤消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以团结中华有志之士，再图革命。”
接着，孙中山又宣读了他草拟的党的总章，规定党员入党必须立誓对领袖绝对服从，并在誓约者名下加盖指模。
黄兴听到这一条规定，不大赞成。他说：“先生拟定的誓约这一条，依我之见，不仅多余，且有不妥之处，党员入党并非为某一领袖服务，而是效力于革命事业。”
孙中山平心静气地解释道：“这一条规定，我考虑了多时。回顾自同盟会以来的多次举义，尤其是讨袁之‘二次革命’，不少同志独断独行，各行其事。在南京临时政府期间，我虽身负总统之职，但南北议和，我不得不让权；定都北京，又促我让步，教仁血案，我力主兴师讨袁，又不听从，迁延时日，以至于开战即败。这一系列血的教训，鉴于以往散漫不统一的弊病，此次建党，特别强调服从党魁命令，并须各具誓约。”
廖仲恺等人则同意孙中山的主张。
1914年6月22日，在东京召开中华革命党第一次大会，到会者有八省逃亡日本的革命党人，孙中山被选为总理。
7月8日，中华革命党在东京筑地精养轩召开中华革命党成立大会，到会者三百余人。孙中山在会上宣誓加盟，正式就任总理职务。他公布了手书的《中华革命党章程》，规定党的宗旨为“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在宪法颁布前，“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党员完全负责。”
并规定按入党时间的先后，将党员分为首义、协助和普通三种，各有不同的政治权利，即在起义以后到宪法颁布的时期内，首义党员有参政执政的优先权利，协助党员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普通党员只有选举权。
由于许多革命党人因反对按指印、立誓约，而拒绝加入中华革命党，原同盟会中的一些重要成员，如黄兴等人也没有加入。会议讨论决定了领导机构：总务部长陈其美，党务部长居正，军务部正副部长为许崇智、邓铿，政治部正副部长为胡汉民、杨庶堪，财政部正副部长为张静江、廖仲恺。设支部于国内外各地，国内支部专事组织武装讨袁，海外支部负责筹款。
中华革命党建立后，孙中山始终把主要精力放在武装斗争方面。他继续四处奔走，筹措军费，组织力量，策动讨袁起义。孙中山这种不展不挠的斗争精神、激励着无数志士仁人为革命事业而英勇奋斗。
●革命伴侣宋庆龄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再次流亡日本，这是孙中山革命生涯中最困难、最感孤独的一段岁月，在这段艰难困苦的岁月里，孙中山得到宋庆龄的巨大支持和鼓舞。
1913年9月的一天下午，孙中山正在闷热的屋子里看报、写文章。一位中年男子带着两个气质不凡的年轻姑娘来到孙中山的住处，一进门就叫起来：“孙先生，你猜是谁来了？”
孙中山放下手中的报纸，抬头一看，原来是老朋友宋耀如和他的女儿宋霭龄，还有一位姑娘似乎很面熟，不禁仔细打量起来，只见她身着合体的西式服装，两只眼睛明亮有神，她向孙中山恭敬地鞠了一躬，问候道：“孙先生，您好！”
“小罗莎！罗莎蒙黛！”孙中山猛然认出面前这位美丽的姑娘，就是老朋友宋耀如的二女儿宋庆龄，禁不住高兴地叫起来。
七八年未见，他心目中那个聪明怜俐的小女孩，已经变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
孙中山与宋庆龄的父亲宋耀如已经有近二十年的友谊，看到宋庆龄，不由得想起了与宋耀如从相识以来的件件往事。
宋庆龄的父亲宋嘉树，字耀如，是个虔诚的基督教牧师，又是一个民主革命者。他早年随同他的舅父到美国波士顿谋生，后来依靠亲友的资助，进入田纳西州万德毕尔特大学神学院读书。
1886年毕业后，即归国在上海从事宗教、教育和实业方面的工作。他在上海协助组成第一所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在从事对非教徒的传教活动的同时，还创办了一家印刷所，取名“美华书馆”，出版大量中文圣经，并秘密印刷过不少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小册子。
1994年春天，孙中山为了谋求民富国强，偕同乡密友陆皓东来到上海，经朋友介绍，认识了在上海一个基督教布道团任布道者的宋耀如。当时宋耀如不满三十岁，由于他出身贫穷，懂事之后，在美国求学与事业上屡遭外国人的歧视，加上他回国后常在苏州地区巡回传教，目睹了江南一带老百姓艰难困苦的生活，从而对满清王朝的统治产生了不满情绪。
孙中山与宋耀如有很多有趣的共同之处。他们都是广东人，平时说话讲的是同一种方言，又都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他们先后都在国外接受过西方教育，而且又同是基督教徒。更重要的是，两人都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对改变祖国命运具有宏大的抱负。因此，孙中山与宋耀如相以后，两人一见如故。
在相交过程中，宋耀如非常钦佩孙中山的政治见解和救国救民的伟大抱负，他当即邀请孙中山搬到他在上海郊外新建的一栋房屋里居住，并尽其力量，支持和资助孙中山赴天津上书李鸿章，陈述改革国政的主张。不料，李鸿章对孙中山的上书置之不理。孙中山返回上海，忱然长叹，对宋耀如说道：“如今我才知道用和平的方法改造中国是难以实施的，要想达到救国救民的目的，不得不采取强迫的手段。”
孙中山决定奔走海外，联络华侨，组织政党，募资金，再回国策划武装起义。宋耀如对孙中山上书失败之事也非常气愤，十分同情和支持孙中山的主张。他多方疏通关系，与友人一道设法为孙中山代领了一张出国护照，并给了孙中山一笔盘缠，让孙中山出国到檀香山，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新型的革命组织“兴中会”。
时隔不久，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廷的军队屡战屡败。宋耀如觉得革命时机已趋成熟，便写信给孙中山，要他迅速回国，不要错过时机。
孙中山接信后，就从美国回到香港，在香港开了一间挂着“乾亨行”招牌的小商店，作为筹备广州起义的总指挥部兼补给站。次年，广州起义失败，孙中山逃往海外，宋耀如仍在上海继续秘密进行革命活动，支持孙中山的工作。1905年，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宋耀如也加入了同盟会，并利用自己的印刷所，为同盟会印刷文件以及革命宣传品。辛亥革命以前，孙中山组织过近十次武装起义，宋耀如都积极为孙中山的革命活动筹集经费。
床耀如共有六个孩子，三男三女。宋庆龄排行第二，姐姐宋霭龄，妹妹宋美龄，弟弟宋子文、宋子良、宋子安。宋耀如夫妇对待自己的孩子男女平等，一视同仁，都给予新式的、正规的、优等的教育。1893年1月，宋庆龄出生于上海，幼年时在上海中西女子学校读书，性格娴静、温雅，天资聪颖。1908年，她留学美国，1913年毕业于乔治亚州梅肯地方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文学系。
在宋庆龄的童年时代，由于孙中山经常访问宋耀如，同宋庆龄也经常见面。通过一些谈话和日常的接触，孙中山的为人和革命精神，在宋庆龄的幼小心灵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七岁那年夏天，孙中山从日本横滨秘密乘船到了上海。在上海停留时间不长，但曾几次与宋耀如讨论反清革命的问题。宋庆龄见到孙中山这一位不凡的来访者，被他和父亲的谈话所吸引。她听见孙中山说：“中国非革命不可，我们要推翻现在的君主政体，建立一个共和的政府。我国人民有权利选择管辖我们自己的人，选择制定法律的人。我们应该有一切的权利，我要为这个目的而生，为这个目的而死。”
宋庆龄坐在一旁不声不响，听到这里，突然轻轻地应声说：“我也要同你一样。”
孙中山立刻对她说：“不错，庆龄，你当然可以帮助我，每个人都可以帮助我。”
宋庆龄小小年纪说出的这一句简单插话，使孙中山和宋耀如大吃一惊。
宋耀如早就觉得庆龄与她姐姐、妹妹以及一般女孩子不一样，不大注意吃穿打扮，而对周围的事情却具有超过她这个年龄阶段的机智和敏感。
打这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对孙中山更加尊重，逐渐发展成为对孙中山的爱戴和崇敬，并将孙中山视为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她经常说：“我要向孙中山那样生活。我一想起孙先生所讲的话，就忘记了一切，我一点也不为自己担心，但却担心着中国。”由此看来，宋庆龄后来与孙中山的结合，并走上革向道路，而且不畏艰险，勇往直前，并不是偶然的。
往事历历，当宋耀如一家三人来到孙中山面前时，他倦意顿时消失，感到非常亲切，不禁喊出了宋庆龄幼年时的爱称：小罗莎。
“孙先生，请你以后不要再叫我的幼名了，我已经二十岁了，是个大人了。”宋庆龄微笑着说，脸上现出两个浅浅的酒窝。
“庆龄小姐什么时候从美国回来的？”孙中山让坐后关心地问道。
“我是8月底到达横滨的，在美国已经大学毕业了。”宋庆龄回答。
孙中山又向宋耀如问道：“最近肾病好点了吗？”
“好是好些了，只是坐久了不行。许久没来帮你处理英文信件了，最近一直很忙吧？”宋耀如看着孙中山消瘦的脸庞，说：“我打算让庆龄帮帮你的忙。”
原来，宋耀如夫妇在“二次革命”失败后，也随同孙中山到了日本，帮助孙中山筹集资金，处理一些英文方面的事务。宋蔼龄在孙中山就职临时大总统后，正式担任他的英文秘书。
打那以后，宋庆龄在父亲和姐姐的陪同下，频繁出入孙中山的寓所。据日本外务省档案记载，从9月16日到9月25日这十天时间里，宋庆龄同家人一起去看了孙中山七次。这样，宋庆龄很快地开始熟悉孙中山进行革命工作的环境和需要。
1914年3月，孙中山腹部疼痛，生活不便，宋庆龄坚持要和姐姐一道去孙中山的寓所进行护理。5月以后，庆龄便单独前往孙中山住处，开始为孙中山承担更多的秘书工作。9月，宋蔼龄回上海与孔祥熙结婚。这时，跟随在孙中山身边的人不多，宋霭龄一离开，工作明显紧张起来。
宋庆龄通过这段时间的接触，对孙中山有了更深的了解，她决心以自己的努力，为孙中山分忧。有一天，宋庆龄在处理好一批函电，整理好资料后，对孙中山说：“孙先生，我考虑几天时间了，我想正式接替我姐姐的工作，给您当秘书。”
“你确实很适合做这个工作，但我却是个时刻和监狱、死神打交道的人，你很年轻，应该得到幸福。何况我现在已经不是大总统了。像你这样毕业于世界著名高等学府的优等生，不管是去大学任教，还是去企业任职，在美国或日本都是极受欢迎的。”孙中山婉言谢绝。
“您如果还是大总统，追随您的人一定很多，就不需要我的帮助了”，宋庆龄固执地要求说，“正因为你现在处于最困难的时候，我才愿意义无反顾地追随您革命！”
孙中山十分感动地说：“我知道您从小品德高尚，富有同情心，可是，我现在身无分文，衣食不能自顾，连栖身之所也难以固定。如果还有什么值钱之物的话，那只有这颗脑袋，袁贼正用重金收买它！您跟我当秘书，会时刻伴随着饥饿、困苦，甚至生命危险！”
“孙先生，这些我都不怕！”宋庆龄坚定地说，“我愿随同先生革命，唤醒东亚睡狮。就是刀山火海，我也敢闯。先生，请答应我的要求吧！”孙中山沉默不语。宋庆龄继续说：“我曾婉言劝我姐姐，希望她在您眼下最需要得力助手的时候不要离开您，可是她。。”庆龄感情十分真诚，略微停顿一下，接着说：“先生，您是一定要革命到底的，您的建国主张也是一定要付诸实施的。正是为了这个伟大的事业，我才来到您的身边，先生难道还不理解我吗？”
“庆龄！”孙中山激动得热泪盈眶，猛地转过身来，紧紧地握住宋庆龄纤嫩、白皙的双手，连声说道：“谢谢！谢谢你！”
宋庆龄正式担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后，更加勤奋地帮助孙中山工作，把所有整理文件、处理函电、提供资料以及其它繁重的日常工作，都承担起来并完成得十分出色。在共同的战斗生活中，他看到孙中山数十年如一日，为革命不畏艰险、不辞劳苦、不谋私利的高尚品德，不由得心中无限敬佩。在孙中山革命精神的感召和熏陶下，她对中国革命的许多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的认识有了较大提高，革命的信心和积极性也大大增强。她与孙中山在一起工作时，常常感到心中燃烧着一种火热的激情。她曾写信给在美国读书的妹妹宋美龄说：“我从没有这样快活过。我想，这类事就是我从做小姑娘的时候起就想做的。我真的接近了革命运动的中心。”她还曾默默地自言自语说：“我能帮助中国，我也能帮助孙先生，他需要我。”
孙中山在一再失败的痛苦和流亡海外的孤寂生活中，也从宋庆龄的支持鼓舞和帮助照顾中得到了安慰。热爱祖国和献身革命事业的共同理想。使孙中山和宋庆龄在患难中建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并且开始默默地相爱。这时，由于孙中山长期奔波海外和分居，已与原夫人卢慕贞协议离了婚。
宋庆龄经过慎重考虑，决心与孙中山结合。1915年6月，宋庆龄特地为自己的婚事回到上海征求家人的意见。其时她的父母已经因为身体不好而回国内多日。当宋庆龄提出要和孙中山结婚时，遭到全家的强烈反对。他们一致认为这门亲事是极不合适的，双方年龄悬殊过大。宋耀如觉得自己与孙中山年龄同庚，又是二十多年的老朋友，现在要做他的岳父，简直是不可思议。姐姐和远在美国的妹妹得知此事，也大惊失色地表示反对，苦口婆心地劝宋庆龄改变主意。
平时温柔孝顺、极重姊妹感情的宋庆龄，不为亲人们的压力和意见所动摇，第一次违背了父亲的意愿，勇敢地与孙中山结合了。
1915年10月25日，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孙中山和宋庆龄在东京著名律师和田瑞先生的寓所里举行了一场不寻常的婚礼。客厅的正墙上悬挂着一幅新的耶稣浮雕。孙中山和宋庆龄胸前戴着大红绸花，并肩靠在一起，接受大家的祝贺。孙中山今天显得更加风度翩翩，英姿勃勃。端正俊秀的脸庞上，一双智慧有神的眼睛闪着幸福的光芒。他天庭开阔，挺直的笔梁下，两撇短须微微翘起。今天，他身着一套崭新的咖啡色西装，衬上紫红色领带，似乎一下子年轻了十几岁。宋庆龄在美国读书时就是一个有名的东方美人，今天显得格外迷人。她没有穿时髦的结婚礼服，而是头戴一顶宽边花帽，身穿一件浅绿色的薄呢大衣，外罩一件精心编织的毛线衣，惊人的美丽之中又显露出沉静的气质。婚礼简单而又隆重。双方的亲属都没有人参加，只有中华革命党的少数负责人和日本朋友参加了这个朴素的婚礼。
和田瑞律师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他按照教会的程序和仪式，为这两位献身革命的中国人主持了严肃庄重的结婚礼仪。
“尊敬的先生，您愿意这位女士做您的妻子吗？”
“愿意！”
“尊敬的女士，您愿意这位先生做您的丈夫吗？”
“愿意！”
“愿上帝赐福你们，永远相爱，白头到老。阿门！”
宣誓以后，和田瑞律师带领一对新人在耶稣像前虔诚地画着十字，接着又让他们在婚姻誓约书上签了字。
当天下午，孙中山和宋庆龄在新宿区百人町的日本友人梅屋庄吉家里，举行了茶点会。一直到暮色苍茫时分，他们才雇了一辆马车，来到青山原宿109号的新房。
夜深了。在陈设简单的新房里，孙中山还在和宋庆龄娓娓而谈，说不完的情深意爱。忽然，孙中山走到书案前，从一个抽屉里取出一只红绸包裹的精美首饰盒子，双手捧着，庄重地送到妻子面前：“庆龄，这是我送给你的新婚礼物！”
宋庆龄看见丈夫突然变得严肃的目光，连忙站起来双手接过。孙中山紧挨着妻子坐下来，低声说：“你打开看吧。”
宋庆龄揭开红绸，打开盒子，只听她“啊”的一声，睁大眼睛一时说不出话来。原来，盒子里装的是一支簇新发亮的袖珍勃郎宁手枪。
“庆龄，没想到我会送你这么一件礼物吧。”孙中山把手搭在妻子肩上，语重心长地说，“为了革命，我们的生命会随时发生危险。你看，这支手枪配了二十发子弹，前面十九发是给敌人的，最后一发是在危急时刻留给自己的！”
“我懂了，亲爱的”，宋庆龄靠着丈夫结实的肩头，用英语轻声而坚定地说，“无论在什么时候，我绝不会当敌人的俘虏！”
“也许，我不该在今天这个日子里说这些话”，孙中山脸上又浮现出和霭可亲的笑容，说，“可是，正因为今天是个不寻常的日子，我才选择了这件不寻常的礼物送给你。从今天起，我们两个人的命运就紧紧连在一起了。只有这件礼物，才能表达我的肺腑之言和海一样深的爱情！”
宋庆龄听了，猛地站了起来，宣誓般地说：“先生，为了革命的需要，我一定学会打枪！”
宋庆龄和孙中山的结合，是中国近代革命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此后的岁月证明，这桩婚事对孙中山最后十年的革命活动具有积极而深远的意义。
●袁尴凯称帝
当孙中山在日本逐步展开反袁斗争时，大野心家袁世凯正在国内步步紧逼地加强他的独裁统治。为了实现其最终的帝制野心，他决定首先要使自己成为正式大总统。于是便在1913年10月导演出暴力胁迫国会选举的闹剧。袁世凯原来以为，他扑灭了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的烈火，击败了国民党的军队，向全国发出了追捕孙中山、黄兴等国民党要人的通缉令，这么一来，国会里的国民党议员一定会吓破了胆，服服帖帖地选他当正式大总统。可是，他派出去探听消息和拉选票的爪牙回来一报告，使他大吃一惊，情况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众、参两院的绝大多数国民党议员压根儿不投袁世凯的票，而且这些议员中的大部分人还不为金钱所动心，爪牙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拉不上几张票。
袁世凯这下子真慌了神。如果正式大总统选不上，他这张老脸往哪搁？
更重要的是他蓄谋已久的皇帝梦将难以实现。恼怒之中，他想马上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又感到不妥，因为总统尚未选举。没有国会的认可，总不能自封为正式大总统呀。
“你们可有妙计良策，嗯？”袁世凯召集手下人商议对策，向在座的人发问。
大家七言八语，有的建议再多花点钱运动运动国民党的议员，有的则认为时间来不及，还是想想别的办法。
“我看。。”袁世凯急了，瞪起了布满血丝的眼睛，大声嚷道，“软的不行，就来硬的！还是硬的好，干脆一点。”
袁世凯的干儿子段兰贵马上附和干爹的意见，低声说道：“来硬的好，我想让拱卫军出阵。”
“妙！”袁世凯一巴掌拍在太师椅的扶手上，得意地站起来说，“告诉弟兄们，事成之后都重重有赏。哈哈。。”
10月6日，选举正式大总统这一天早晨，几百名军警、侦探、兵痞等人穿上了从衣铺租来的便服，组成了所谓的公民团，直奔宣武门内国会街国会大门，另有一支便衣赶到国会后门。这两支队伍将国会团团围住，高喊：“今天不选出大总统，不准散会，不准离开会场！”
会场内，国民党议员和其它方面社团的议员又吵吵嚷嚷了一阵时间，才开始投票选举。唱票结果，袁世凯仅得半数票，按大总统选举法规定，大总统得票必须满投票人数四分之三才能当选。
这时已近中午，议员们想趁休息之时，到外面饭馆里吃点东西。刚走到大门口，就被公民团的人挡住了：“进去，都给我进去！没选出大总统休想回家！哼！”
议员们一见这吵吵嚷嚷的阵势，特别是看到有的公民团成员便衣里面的军衣领子、袖口，知道今日事态严重，想溜走肯定不行了。
会场里乱了套，有的抗议，有的喝白开水，有的吃着早有准备的面包点心。
第二次选举，计票结果，袁世凯仅比第一次多了几张票，还是没通过。
气得袁世凯在电话里骂娘。
这时，天气已晚，一些据理力争、要回家吃饭的国民党议员与国会大门口的公民团争吵起来。公民团成员凶相毕露，有少数几个人从腰间掏手枪，威胁说：“进去！乖乖地投了袁总统的票，就可以放你回家。”
晚上9点多钟，第三次投票。还没过一袋烟功夫，大会主席就宣布：“袁世凯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届大总统，黎元洪当选为副总统。。”
这时，许多国民党籍议员没等宣布散会，便一个个离开会场走了。
袁世凯就是这样登上了正式大总统的宝座。10月10日，在以前清朝皇帝登基的太和殿举行了正式大总统就职典礼，并在天安门举行了阅兵典礼。接下来，袁世凯又视《临时约法》为障碍，于次年的5月公布了所谓《中华民国约法》，以取代1912年的《临时约法》。规定，总统总揽统治权，享有外交、财政，军事、制定宪法、制定官规官制任免官员等一切大权。并撤销国务院，设立政事堂。年底，又槁了一个新的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任期改为十年，连任不受限制，总统继任人，由现总统推荐，人名则暗藏于一个坚实的石室里面。选举时，只要将名单取出唱和一下就算通过。根据这些规定，袁世凯就成为事实上的终身总统，而且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野心膨胀到这一步，袁世凯还不满足，一心想当皇帝，梦想恢复封建君主专制制度。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帝国主义各国忙于互相厮杀，暂时放松了对东方各国的掠夺，日本趁机扩大侵略中国。日本帝国主义看出了袁世凯想当皇帝的狼子野心，1915年1月，日本驻华公使谒见袁世凯，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并说：“若开诚交涉，日本政府从此对袁世凯遇事相助。”后来又对负责交涉的外交部次长曹汝霖说：“中国如想改国体复辟帝制，日本政府必将赞成。”说白了就是，只要袁世凯愿意接受卖国的“二十一条”，日本政府就支持他做皇帝。
丧心病狂的袁世凯，为了实现他的皇帝梦，竟在5月9日接受了这个条约。日本政府与袁世凯的罪恶交易，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各大城市的工人、学生和广大爱国群众掀起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高潮，愤怒斥责袁世凯及其走狗的卖国罪行。
为此，孙中山指示中华革命党发表了第八号通告，揭露“二十一条”的交涉真相，把袁世凯的卖国勾当和复辟帝制阴谋联系起来，号召革命党人坚决进行反袁斗争。当1915年初袁世凯正与日本帝国主义交涉时，孙中山便命令胡汉民前往菲律宾，邓铿、许崇智等前往南洋筹款，并在国内发动武装起义。10月，中华革命党派王皖峰、王明山在上海刺杀袁世凯的心腹、上海镇守使郑汝成，郑的汽车行至外白渡上，他们扔出炸弹，将郑汝成当场炸死。12月初，又发动了上海肇和军舰起义，被袁世凯的心腹用重兵镇压。
人民群众的强烈反抗和中华革命党发动的反袁斗争，没有遏止住袁世凯称帝的野心。相反，袁世凯在镇压了反袁暴动和爱国运动后，用国家民族的权益换取了帝国主义支持，加快了复辟帝制的步伐。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悍然发布命令，承认帝制。13日，举行典礼，接受百官朝贺，准备于新年元旦正式即皇帝位。
12月13日那天，天空阴沉沉的。早晨8点多钟，所有原总统府、政事堂、各部头目和各军队师长以上的文武官员，还有社会上的名流、绅士，以及各国驻华公使馆外交官员，都聚集在中南海居仁堂门外，等候传进大厅朝贺。
9时许，袁世凯的干儿子段兰贵喜形于色、神气十足地高声宣布：“洪宪皇帝登基，百官朝贺典礼开始！”
参加今天这个“旷世盛典”的文武百官都是早晨才接到通知，便慌慌忙忙赶来的。就要朝贺了，众人还不知该行何种礼仪，是三鞠躬的新礼，还是三跪九叩首的大礼，谁都吃不准。
居仁堂大厅里，上首摆设龙案龙座，绣缎帷垫，一片金黄。龙座两旁均无仪仗，只有平日贴身伺候袁世凯的几个卫士排列在座后两旁。袁世凯没有坐上龙椅，只是站在龙椅旁，左手扶着龙椅搁臂，右手掌向上，不断对朝贺者点头致意。奇怪的是，袁世凯今天没有穿上赶制的龙衣，也没有戴皇冠，只穿着海陆军大元帅戎装，连那顶叠羽的元帅礼帽也没戴，就这么秃着肥大的脑袋。
文官武将事前暗暗约定了行三鞠躬礼，礼毕即退出大厅。轮到身穿褂袍的满族及蒙古族王公、绅士上殿朝贺时，这些人纷纷下跪，行大礼，结果下跪姿势不一，叩首也很不整齐，大殿上恰似一群大花公鸡在啄米，此起波落，有的还当场摘帽，得意洋洋地甩出一条盘藏在头顶几年的大辫子，真是无奇不有，丑态百出。到各国公使朝贺时，袁世凯赶忙讨好卖乖地堆起笑脸，不停地朝洋人们点头致谢，一副奴才相。
朝贺礼毕，文武百官、名流、绅士、王公贵族们，冒着凛冽的北风，一个个站在居仁堂外，等候洪宪皇帝封赠颁诰。哪知礼毕后，大厅上空荡荡的，连万岁爷的影子都不见了。在堂外久候的文武百官和袁家的亲信，感到大失所望，一个个垂头丧气地回家去了。
原来，今天一大早，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干儿子段兰贵就捧着皇帝衣冠来到袁世凯的卧房，请他更衣，谁知几位机要秘书接二连三地送来各地报告革命军暴乱的急电，还有一份是孙中山在东京发表的《讨袁宣言》，吓得袁世凯临时决定不穿龙服，改着大元帅礼眼，礼帽也忘了戴，就战战兢兢地走进居仁堂，龙椅也不敢坐，身在殿上，心又悬挂着那份《讨袁宣言》，封赠颁诰的事也因吓忘得一干二净。
远在日本的孙中山得知袁世凯称帝的消息，怒不可遏，他立即在东京召开党的紧急会议，彻夜未眠，伏案疾书，愤怒地写下了《讨袁宣言》。妻子宋庆龄一边译成英文，一边打字。次日，天边刚吐鱼白，这篇讨袁檄文就由日本朋友向全世界发布了：。。今袁世凯背弃前盟，暴行帝制，解散自治会，百姓无安宁了；解散国会，国家无正论了；滥用公款，谋杀人才，使国家陷于危险地位；假民党狱，陷害无辜良民。有此四者，国无不亡，国亡则民奴。。既忘共和，即称民贼，吾侪昔既以大仁大义，铸此巨错，又焉敢不犯难誓死，戮此民贼，以拯国民！今长江大河万里以内。。皆已暗受旗帜，磨剑以待。一旦义旗起呼，义动天地。。犁庭捣穴，共戮国贼，指日可待。。。正义所至，何坚不破，愿与爱国之豪杰共图之。
袁世凯当日读到这份讨伐他的宣言，又气又急又怕，一边吹胡子瞪眼，一边擂桌案跺地板。他令人发出密电，限时间，增赏银，要不惜一切代价捉拿孙中山。
1916年元旦，是袁世凯宣布改为“中华帝国洪宪元年”的第一天。称帝以来的十几天时间，袁世凯过得并不舒坦，各地反袁的呼声日益高涨，皇帝的宝座能否坐稳还很难说。
这时，孙中山正针锋相对，密电指示国内各路中华革命军准备起事，于是很快就爆发了讨袁护国战争。
护国战争袁世凯公然称帝，引起了人们的极大愤怒，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以及全国各地的反袁爱国力量，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讨伐袁世凯的护国战争。
早在中华革命党成立后，孙中山就任命了各省的中华革命军司令，派干部深入各省进行联络策动讨袁工作，其中云南的发动工作颇有成效。云南的军政骨干，多数参加过辛亥革命，富于革命思想，有比较浓厚的民主共和意识，对袁世凯的复辟活动嫉恶如仇，早就在酝酿着反袁斗争。中华革命党云南支部负责人吕志伊于1915年夏受孙中山的委派，由日本回到云南，秘密从事反袁的组织发动工作。他在云南军政界发展了一批中华革命党员，为云南护国起义作了思想上、组织上、干部上的准备。
吕志伊在对云南的状况进行分析后，向孙中山汇报，打算首先争取云南的实力派人物唐继尧将军，希望他对讨袁义举能积极支持，如果他坚决地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可以拥护他作为云南讨袁的领袖。孙中山对此表示赞成。唐继尧对袁世凯的罪恶勾当也十分痛恨，他感到孙中山是全国人民公认的讨袁旗帜，便派人给孙中山写了一封信，表示希望孙中山能“登高一呼，使各地都响应”，还说，“继尧自入同盟会以来，受我公革命之训导，义不苟同，秣马厉兵，待机报国。云南全省人民亦都义愤填膺，誓不与袁贼共视息”。唐继尧还表示，一切机宜，随时等候孙中山的指示。于是，孙中山指示李烈钧、熊克武等人，从香港赶到昆明，酝酿起兵。
这时，推倒袁世凯的又一个重要人物也应运而生，这就是蔡锷。武昌起义时他曾在云南积极响应，担任云南都督，现在也下了打倒袁世凯的决心。袁世凯对这位年轻有为的蔡锷将军既赏识又害怕，想了很多办法收买蔡锷，许以高官厚禄，蔡锷不为所动。袁世凯称帝前，将蔡锷请到北京，表面上是商量国事，实际上是将他软禁，怕他回去闹事，蔡锷则借治病的名义，秘密地摆脱了袁世凯在北京对他的严密监视，巧妙地化装后跑出居所，到了日本。在日本，蔡锷又写了许多假信给袁世凯的亲信，报告他游览和养病的情况，使袁世凯觉得他确实在日本。然后，蔡锷悄悄地回到了他的根据地云南。1915年12月25日，也就是袁世凯称帝后的十多天，在革命党人李烈钧、熊克武等人的支持下，蔡锷宣告云南独立，成立了护国军。大家献血为盟，刺破手指，沥血于酒坛内。誓词是：“拥护共和，我辈之责。兴师起义，誓灭国贼。成败利钝，与共休戚。
万苦千辛，舍命不渝。凡我同人，坚持定力。有渝此盟，明神必殛。”
宣誓完毕，各人饮血酒一杯，然后焚化誓词，大呼“中华民国万岁”三声。
护国军由蔡锷、李烈钩、唐继尧分任一、二、三军总司令。第一军的讨伐路线是出四川入武汉，当时朱德同志就是第一军第三支队的司令。第二军讨伐路线是经广西、广东、取道湖南、江西到武汉，与蔡锷的第一军会师，再分兵向北挺进。唐继尧的第三军担任留守，负责粮饷供给。
护国军在昆明校场誓师，发布了讨袁檄文。整个昆明市沸腾起来了，各界人士纷纷组织起来，手举旗帜，参加游行。人们高呼：“打倒卖国贼袁世凯！”“拥护民主共和！”报名参军的人十分踊跃，十天内征召新兵达五六千人。1916年1月16日，护国军兴师出发，昆明市群众情绪极其热烈，商家门面，重要街道都悬挂横幅，市区主要路口都搭起了彩棚，自发涌出家门的老百姓含着眼泪欢送护国军出征。海外华侨听闻云南举起了讨袁的旗帜，也以实际行动支援。南洋侨胞在此之前已经汇款七十余万，获悉云南独立后，又电汇一百余万元。美洲华侨和澳洲的华侨也纷纷来电认捐，总数在二百万元左右。
国内群众和海外侨胞的拥护支持，大长了护国军的志气，官兵们士气旺盛，与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斗争。袁世凯一看阵势不妙，急忙调兵遣将，派三个师的兵力取道重庆进驻沪州，另派两个师进入贵州，又电令川军的部队加强川南一带的防守，同时派部队由广东进入云南，妄图以优势兵力，迅速扑灭护国战争的烈火。
护国军中，有很多军官原先就是革命党人，四十八名将领中就有二十七人是同盟会员、国民党员或中华革命党员，他们奉孙中山为领袖，在创造共和国的斗争中曾经浴血沙场。在这次护国战争中，这些将领更是身先士卒，英勇作战。
护国军在川南一带与袁世凯的军队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他们在当地武装力量的配合下，又得到贵州都督五万元军饷的支援，3月下旬，势如破竹地攻占了江安、南川、纳溪、彭水、聂江等县，北洋军全线崩溃，护国战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自云南宣布独立后，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人也开始发动了武装斗争。孙中山先后派朱执信在广东，居正在山东，程潜在湖南，于右任在陕西，石青阳在四川，夏之麒、毛福全在江西，陈其美在江苏组织起讨袁的队伍，在各省部分地区迅速打开了局面。
随着护国战争的进行，全国各地都掀起了反袁的高潮，除云南外，贵州、广西、广东、浙江、陕西等省也先后宣布独立。
袁世凯的倒行逆施，不但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连他的心腹亲信也开始分裂。先是黎元洪请求辞去副总统职，迁去东厂胡同，不再到公府议事，同时要求撤销武义亲王的爵称。徐世昌也请辞国务卿职，迁出了官邸。还有其他一些官员也纷纷要求辞职或请假出京。护国战争正在进行中，袁世凯手下的五名将军准备联名通电，要求袁世凯取消帝制，这对他无异于当头一棒。在云南等省宣布独立以后，一度十分热衷于怂恿袁世凯称帝的四川将军陈宦、湖南将军汤芗铭也先后宣布独立。
在举国上下的讨袁声中，袁世凯自知大势不好，于3月22日被迫宣布取消帝制，妄想仍然保持总统的地位。但此时全国反袁呼声不断高涨，各地纷纷发表通电、宣言，反对袁世凯继续当总统，并要求对他惩办。江苏的一个社会团体在声明中说：“袁世凯已经构成谋叛之罪，丧失了总统资格，要等待国民组织特别法庭听受裁判。”
在这样的形势下，1916年4月27日，孙中山与廖仲恺、张继、宫崎寅藏等人自日本乘坐“近江丸”轮启程回国，5月1日抵达上海，亲自主持讨袁事宜。5月9日，孙中山在上海发表了《第二次讨袁宣言》。宣言强调指出：“袁氏未去，当与国民共任讨贼之事；袁氏既去，当与国民共同监督之责，决不肯使谋危民国者，复生于国内。”表达了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革命党人与袁世凯血战到底的决心，同时对那些类似袁世凯之流的野心家提出了警告。
当了八十三天短命皇帝的袁世凯并没有收敛自己的罪恶行为，他与他的爪牙们对孙中山及其革命党人怀有刻骨的仇恨。5月18日，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和重要助手陈其美在上海的日本侨民寓所里会客，不幸被袁世凯的爪牙刺杀殉难。孙中山闻耗，亲至现场抚尸痛哭，悲愤欲绝。黄兴和海内外的革命党人、爱国志士闻讯后也都失声痛哭，一致愤怒声讨袁世凯的血腥罪恶。为了使分散在各地的革命军能够协同作战，孙中山在上海向各省的讨袁军致电，要求各方面互相配合，协同一致，声讨国贼。并给正在日本的黄兴写信，详细述说了国内的情况，委托他筹款购买军械，希望黄兴到上海来，共同商量大事。
云南等八省将军的先后宣布独立，对袁世凯是个很大的刺激，等于是给他当头一棒。尤其是四川陈宦和湖南汤芗铭这两人，一直受到袁世凯的宠信，他们竟也宣布独立，这简直如两把尖刀刺进了他的心脏。加之孙中山由日本回国，袁世凯更觉得自己的未日可能真的要来临了。他渐感头重脚轻，不能自主，病倒在新华宫。洪宪皇帝的美梦成了泡影，原先打算好的太子继位的戏当然更无法再演下去，真是无可奈何花落去。
此时，北洋军内部围绕袁世凯转的已经为数很少了。他的心腹段祺瑞在一旁冷眼相看，另一名亲信冯国璋也在南京与护国军暗通声气，其他的亲信和将军们也都各有各的打算，脚踏两只船。袁世凯在一片讨袁声中，已经无力回天了。1916年6月6日，袁世凯病情加重，请来了一位法国医生，又是抽血又是打针，忙忙碌碌抢救，仍然无效，一命呜呼去了！
历史的潮流是不可抗拒的，袁世凯这个短命皇帝连同他那昙花一现的“洪宪帝国”，终于在众叛亲离、楚歌四起和亿万人民的唾骂声中滚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首举护法旗帜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当了大总统，段祺瑞当了国务总理。但是，天下依然没有太平，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依然没有完成。古老的天安门前依然是尘土飞扬，人力车夫拉车慢吞吞地走着，大街上的帝国主义分子则旁若无人地昂首阔步。故宫里面，享受优厚待遇的末代皇帝依然接受百官的行礼。街头，间或见到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的年轻大学生。。中国的政局处在极其混乱的局面之中。
当时帝国主义列强由于失去了袁世凯这个统治中国的共同工具，都在各自寻找和培养自己的得力走狗，扩张侵略势力。在此情况下，中国出现了各派军阀割据的现象。北洋军阀系统中，皖系以段祺瑞为首，直系以冯国璋为首，东北的奉系则以张作霖为首。段祺瑞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把持北京政府，控制了皖、陕、鲁、浙、闽等省；直系的后台是英、美帝国主义，主要地盘有苏、赣、鄂三省，占据了长江流域的富庶地区。东北的奉系也得到日本帝国主义扶持，成为直皖两系之间举足轻重的势力。此外，各省也还有一些大大小小的军阀。除南方六省外，各省的军阀都直接或间接地处在北洋军阀的控制之下。
南方六省的广东、广西、云南、四川、贵州、湖南各省，也由地方军阀统治着，其中最大的势力是以唐继尧为首的滇系和以陆荣廷为首的桂系。这两个派系军阀都属于亲英、美的势力，滇系范围涉及云南、贵州，曾向四川扩张过，桂系则占据了两广的地盘。
在各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操纵下，各派军阀势力争夺地盘，扩张势力，彼此争战不休，把诺大一个中国，搅得民不聊生，山河破碎！
在北京，中华民国也只是一个招牌而已。总统黎元洪和国务总理段祺瑞之间，也发生了尖锐激烈的“府院之争”。“府”指总统府，“院”是国务院。到1917年春天，“参战问题”成了双方争执的焦点，黎元洪和段祺瑞之间爆发剧烈冲突。段祺瑞提出对德参战案，黎元洪和国会坚决反对。其实，斗争的关键并不在于是否参战，而在于由谁主持参战，以便从中捞到可观的帝国主义借款，借机扩大自己的政治军事实力。黎元洪利用国会和美国的支持，下令将段祺瑞免职。段祺瑞则指使皖系督军所在八省脱离中央，在天津设立“总参谋部”。黎元洪为了对付段祺瑞，邀请张勋予以调停。
张勋以调停府院之争的名义，从徐州率领了三千辫子军北上，滑稽的是，张勋并没有帮黎元洪的忙，而是干起了复辟的可笑勾当，他先逼迫黎元洪解散国会，然后于7月1日凌晨涌入清宫，与旧王公贵族和封建遗老一起重新把已宣布退位的宣统皇帝扶上宝座，演出了一场复辟的丑剧。
张勋一伙开历史倒车的丑恶行为，很快便陷入全国人民愤怒声讨的汪洋大海之中。各地军阀对此当然不敢轻易表态。但张勋迫使黎元洪解散国会并使黎下台，倒帮了段祺瑞的忙。于是，段祺瑞看准时机，组织了讨逆军，宣布讨伐张勋，成为反对复辟、再造共和的英雄。复辟的丑剧十二天后便破产了，溥仪再次宣布退位，张勋逃入东交民巷的荷兰使馆。这场风波之后，黎元洪下台，冯国璋代理大总统，段祺瑞重新上台任国务总理，把待了中央政府大权。
在此情况下，段祺瑞对德宣战已无障碍，便正式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参战为名，段祺瑞政府向日本进行大宗借款，组成所谓参战军，扩充皖系实力，实行“武力统一”政策。日本帝国主义，则企图通过段祺瑞的卖国政府来实现它独霸中国的野心。
孙中山面对如此浊波横流、变乱迭生的政局，不禁痛心疾首，义愤填膺。本来，孙中山一直十分看重总统、国会、宪法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象征。他认为由各党派选举产生的国会是民国的重要标志，《临时约法》则是民国的保证，约法与国会，是共和国的命脉。如果听任国会解散，约法废弃，则几十年为之奋斗的革命业绩，将全部毁于一旦，这是革命党人万万不能容忍的。所以，孙中山王张对毁法横行的军阀独裁统治采取坚决打击的态度。于是，便于1917年夏天，发起了护法运动。
7月6日，孙中山偕同廖仲恺、朱执信、何香凝等人，乘军舰赴广州，建立护法根据地。7月17日，孙中山到达广州。广东省省长朱庆澜、督军陈炳焜到黄埔江岸迎接，当晚，召开了欢迎会，孙中山发表了护法演说。他指出：“中国的共和，已经实行了六年，但老百姓并没有享受到共和的幸福。
其主要原因是掌握共和政权的人实行的是假共和，仍然以专制的手段对付老百姓。中国要实现真正的共和，必须要有强大的海军和陆军，对军阀实行武力。”
此后，孙中山通过上海、天津各报馆电邀国会议员南下护法。海军总长程壁光与海军第一舰队司令林藻怿联合通电拥护护法，并于22日率海军第一舰队由浙江省吴淞口开赴广州。部分国会议员也相继到达广州。桂系军阀陆荣廷和滇系军阀唐继尧也想利用孙中山的威望对抗段祺瑞，附和护法。
8月25日，孙中山在广州召集了由一百三十名议员参加的“非常国会”，议决组织护法军政府，军政府设大元帅一人，元帅二人。
9月1日，非常国会会议根据《军政府组织大纲》，选举出孙中山为大元帅，陆荣廷、唐继尧为元帅。当天下午，在黄埔公园举行了隆重的大无帅受印典礼。
正当孙中山等候陆荣廷、唐继尧来广州任职的时候，陆荣廷自广西、唐继尧自昆明分别发来电报，表示不接受元帅之职。原来，这两个人既想借孙中山护法的旗号以图自保，又不愿意与北洋政府完全决裂，以图留有圆转的余地。
孙中山心急如焚。陆、唐二人不肯就职元帅，对护法的军事实力来说，明显受到极大削弱。在电催久等之下，孙中山下定决心说：“我不能再等待了！”他告诉朱执信，“马上与非常国会联系，我决定于9月10日，就在尚未修复完工的士敏土（水泥）厂组建中华民国军政府，正式就任中华民国海陆军大元帅！”
9月10日那天，晴空朗朗，广州珠江波涛翻滚。孙中山身着特制的大元帅礼服，手持大元帅指挥刀，乘军舰前往位于珠江南岸的士敏土厂就职。虽然这里仍处在紧张的修缮之中，但经过几大的突击修整，可以看出军政府就职典礼的气氛：台上挂着醒目的横幅，两旁各悬挂一面五色大旗，原来破败的小礼堂陡然亮堂起来。
典礼仪式简单，礼堂也很简陋，气氛沉寂庄重。孙中山没有顾及这些条件礼仪之类，声音朗朗，喜气洋洋地宣读了就职宣言，好像是在庆贺一个盛大的节日。仪式完毕，孙中山来到小礼堂左边的一块空地上，身后不远是刚修建起来的围墙，脚下是零乱的石头和土块，就这样让摄影师拍了照，留下了难忘的镜头。
军政府成立的当天，非常国会还选出了各部总长如下：内务总长张洪伊，外交总长伍廷芳，陆军总长张开儒，海军总长程璧光，交通总长胡汉民，财政总长唐绍仪。孙中山又以大元帅名义任李烈钧为参谋总长，林藻怿为海军总司令，方声涛为卫戍总司令，李福林为亲军总司令，章太炎为秘书长，许崇智为参谋长，李耀汉为筹饷总办，廖仲恺协助管理财政。这样，一个与北洋反动政府相对峙的广东革命政权建立了。
遗憾的是，陆荣廷与唐继尧一直不肯与护法军政府合作，使这个无“军”的军政府陷入困境。孙中山为了力求能在广东站往脚，只能对他们一再让步，委屈求全。他主要的依靠力量是程壁光的海军和与桂系军阀矛盾重重的驻粤滇军以及粤系地方军队。军政府成立后，财政十分困难，仅靠华侨有限的捐款来维持正常开支。桂系军阀对孙中山实行财政封锁，企图扼杀军政府。孙中山手中没有掌握军队，广东省长朱庆澜愿意交出亲军二十营，但遭到了桂系军阀的强烈反对。孙中山在广东各界的支持下，经多方周旋，最后任命了陈炯明为援闽粤军总司令，带领这支广东部队进入福建，躲开了桂系军阀的猜疑和压力。
就这样，孙中山在西南军阀并不合作的情况下，于10月间召开了军事会议，决定出师北伐，勇敢地向北洋军阀挑战，以谋求革命的统一。北伐军挺进湖南，与北洋军队激战于湘南一带，开始也取得了一些胜利，但不久便处于胶着状态。陈炯明率领的部队在闽西南打了一些胜仗，攻占了部分县城，部队也由原来的几千人扩充到二万人左右，到这时，孙中山才算有了一部分军队。
护法战争开始后，段祺瑞政府命令直系军队进入湖南与护法军作战。段祺瑞工于心计，他认为这一招既可以借直系军阀力量消灭护法军，又可以利用护法军削弱异已势力，使双方消耗兵力，自己则坐收渔人之利。
冯国璋则另有打算，他想与南方军阀周旋，排挤段祺瑞的皖系势力，夺取中央政府权力，于是便提出“和平统一”的口号，与段祺瑞的“武力统一”唱反调。
在冯国璋的命令下，直系军队在湖南实际上并不积极进攻，他们不想为段祺瑞卖力地打仗。加之直隶、江苏、湖北、江西等地的直系督军联合通电，主张与护法军政府和平解决。段祺瑞的如意算盘落了空，被迫辞去了国务总理的职务。
燃而，段祺瑞并不死心，他又找到日本帝国主义做靠山，指使他的部下联合奉系军阀张作霖派兵进关，对冯国璋进行武力威胁。此外，他也仿效冯国璋的做法，唆使皖系督军团通电要求段祺瑞复职。冯国璋迫于无奈，只得再任命段为国务总理。
段再次上台后，皖系占了上风，又大呼“武力统一”的口号，反过来再次压迫直系军阀对南方作战。直系的曹锟、吴佩孚在湖南打了胜仗，攻占长沙，段祺瑞却任命皖系军阀张敬尧为湖南督军，借机扩大皖系的地盘。曹、吴二人对此当然恼火，便按兵不动。
西南军阀本来就不是真正支持孙中山的护法主张，他们所以动用了一部分军队参加了“护法战争”，不过是对付段祺瑞威胁的一种权宜之计，所以他们一方面打仗，一方面又与直系暗中勾结。吴佩孚借机在湖南衡阳与佳系军阀达成和解，湖南战事平息了。
这时，桂系军阀便不肯再按照孙中山的号令继续北伐。他们觉得孙中山这个大元帅成了他们与北洋军阀勾结妥协的障碍，于是反过手来，拆军政府的台，并图谋排挤孙中山。桂系军阀还将海军总长程壁光视作眼中钉，非要把它拔掉不可。一天，程壁光乘艇横过珠江，在刚抵海珠对岸码头时，陆荣廷派来的凶手向他连开数枪，程壁光当场倒在血泊之中。程壁光被暗杀，使孙中山的革命力量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对西南军阀来说，除掉程璧光不是最终目的，他们的根本目的是排斥孙中山。他们勾结直系军阀，内外呼应，反对孙中山。唐继尧、陆荣廷直接提出要改组军政府，把大元帅一长制改为七总裁合议制。
孙中山对此寸步不让。他打电报给唐继尧，表明了对北洋军阀不能作丝毫让步的坚定态度，同时督促各军要坚持北伐，讨伐段祺瑞。孙中山还约请了全体国会议员到军政府谈话，严厉地提出质问：改组军政府这件事是关系全局的大举措，国会怎能不事先征求军政府的意见就突然提议？这种做法符合情理吗？孙中山态度坚决地表示：根本反对改组军政府，即便改组后当选为总裁，也决不赴就。
在桂系军阀和其他政客的收买操纵下，1918年4月10日，非常国会通过了改组军政府的《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修正案》。
5月4日，孙中山向非常国会提出辞去大元帅职，并于5月5日发表了辞职通电。孙中山在通电中迫述了一年多来护法的过程，斥责桂系军阀们说：“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虽号称护法之省，亦莫肯俯首于法律及民意之下。故军政府虽成立，而被举之人，多不就职，即对于非常会议，亦莫肯明示其尊重之意。”
西南军阀们的阴谋得逞了。5月20日，他们操纵了国会非常会议，根据所谓的修正案，选举出唐继尧、陆荣廷、岑春煊、伍廷芳、林葆怿、唐绍仪、孙中山七人为军政府政务总裁。孙中山虽然也被选为总裁之一，但实际权力已被西南军阀所篡夺，再也不可能贯彻他的“护法”主张。
5月21日，孙中山怀着悲愤和黯然的心情离开了广州。
●孙文学说问世
孙中山的护法运动，由于没有群众基础，加上他自己毫无军事实力，只是利用南北军阀的矛盾，采取联合南方小军阀反对北方大军阀的办法进行斗争，结果在南北军阀的夹击下失败了。于是，孙中山被迫离开了广州，再次来到上海。
1918年6月26日，孙中山经日本返回上海。抵达上海码头时，很多归国学生、新闻记者和各界仰慕孙中山的人士前来欢迎。人们见到孙中山离开上海南下护法仅一年时间，须发已经斑白，纷纷议论起孙中山忧国忧民的奋斗经历，对他更加尊敬。孙中山虽然护法受挫，但精神仍然饱满，他热情地与迎接他的人握手致意，风度翩翩地回答记者的提问，没有一点灰心气馁的神色。
这时，宋庆龄因为父亲病危，已经先期来到上海。5月，宋耀如病故，宋庆龄办完丧事后，就留在上海为孙中山落实回沪的有关事项。孙中山回沪后，先与宋庆龄在环龙路（今南昌路）63号往了一段时间，不久便迁到了莫利爱路29号（今香山路7号）。
这所房子，是1917年的时拿大华侨赠给孙中山的。当时，加拿大有四位华侨前来拜见孙中山。他们从卫士长马湘口中得知：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任大总统，连住房都没有，每月要付六十五元房租。几位华侨大为震惊，回去后召开股东会议，提议集资为孙中山购置一所住宅。再次来访时，他们向孙中山说明了来意，孙中山却说：“送房子给我吗？不可！不可！”孙中山连连摆手，“我怎能接受你们这样重的礼物？”
几位华侨恳切相劝，说：“您这样的伟人，做过惊天动地的大事业，总得有个住处吧。”
劝了很长时间，孙中山感到盛情难却，不便再推辞了，便收下了这所房子。
在这所幽静的住所里，宋庆龄始终伴随着孙中山，给了他生活上无微不至的照顾和精神上的慰藉。孙中山由于长期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曾患有比较严重的胃病，经过宋庆龄的照料，身体日益健康。胃病也渐渐地好转了。有时，孙中山因在家里呆了几天，心情烦闷，便与宋庆龄出来散散步，但每次上街，孙中山心里都不痛快。出门所见，满目疮痍。黄浦江上行驶的，停泊的，几乎都是挂着外国旗帜的轮船。马路上五花八门的汽车在横冲直闯，没有一辆是中国造的。大街上，外国人在趾高气扬地评头论足，目无一切，仿佛高人一等，而不少中国人却衣着破烂，满脸菜色，扶老携幼地沿街乞讨。海关的钟声叮叮咚咚地响着，但中国的关税却不能自主，海关也是洋人把持的。一种说不出的愤懑之情沉重地压在孙中山的心头，他有时仿佛被压得喘不过气来。
有一次，孙中山不知不觉地来到外白渡桥，桥下有一个面积不大的公园，孙中山想进去闲坐一会儿。一抬头，只见公园门上挂着一块刺眼的牌子：“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孙中山仿佛遭到电击一般，不觉浑身一震，热血直往脑门上冲。他悲哀地呻吟了一声，宋庆龄赶紧扶住他，以免他跌倒。
他什么也不想再看了，喊了一辆人力车，闷闷不乐地回家去了。
这段时间里，孙中山每每想到大好河山支离破碎，人民处于饥寒交迫之中，真是忧心如焚，实在有说不出的痛苦，想到自己为之奋斗了几十年的革命事业，虽然推翻了一个专制暴君，但一转眼又产生出无数的专制强盗。他一心追求的是要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的理想，但现实情况却是“革命主义未行，革命目的未达”。今后究竟应该怎么办呢？应该依靠什么人？走什么样的道路呢？他一时尚未理出头绪来。他打算利用这段时间，认真地读一些书，从理论上系统地深刻地思索一些重大的问题。
孙中山一生爱好读书，青少年时代求学时是这样，革命受挫折或失败时，他仍然能调整情绪，坐下来从容不迫地看书学习，研读有关革命书籍，并能融会贯通，得其要领。
在莫利爱路这所房子里，孙中山买来了很多新书，连同他原有的藏书，将他的书房兼工作室塞得满满的，室内四壁挂满了各种地图。每天清晨，宋庆龄经常陪伴他打网球，锻炼身体。早餐以后，孙中山便开始办公，有时接待来人，在一起讨论革命理论。晚上，则是孙中山读书的时间，几乎每天都看书、看报或写作到深夜。看书报时，孙中山特别喜欢铺开中国山水、运河图，弯腰勾出渠道、港口、铁路等。有时看书累了，便要宋庆龄给他读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其他著名科学家写的书。
孙中山读书的范围很广，在国防问题上，他精心收集了成套陆军、海军的年鉴；在经济学方面有许多关于财政和货币的书籍；在技术方面有各种工业、运输和城市建设的书籍；地质学的书籍也占有一席之地。此外，还有很多文学作品，外语手册、指南和修辞学著作等。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息恢复和身体调养，孙中山认真读书思考，他意识到，仅仅依靠暴力手段进行革命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从理论上加强革命党人的心理建设，提高素质。
还是在护法运动开始的时候，孙中山曾在广州全省学界欢迎大会上作过《行之非艰知之惟艰》的著名演说。经过反复琢磨，他觉得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因为革命党内有不少人认为“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即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孙中山认为“知易行难”正是革命的大敌，它能夺人之志，惑众之心。要继续革命下去，就必须要驳斥“知易行难”的谬论！
孙中山认真回顾了自己几十年的革命经历，认为不是“知易行难”，而恰恰是“知难行易”。当初，他曾对帝国主义列强抱有幻想，多次托人疏通日本政府，请求它支持中国革命。谁知道结果总是和自己的愿望相反，日本政府先是支持袁世凯，后来又扶植段祺瑞，目的就是想独霸中国。武昌起义胜利以后，他曾奔走呼号于英、美、法等国，然而这些列强根本就不支持中国革命，即便表态也只是空头支票。在对待袁世凯的认识上，开始也看不清这个独夫民贼的真面目，多次受骗上当，革命的胜利果实被篡夺。这些事实，都深刻地说明要探求革命的真知是多么困难啊！
基于这种认识，孙中山在宋庆龄的关心照顾下，于1918年至1919年间，在上海发奋读书，闭门著书，写成了《孙文学说》，即《知难行易学说》，作为《建国方略》之一的“心理建设”。
《孙文学说》是孙中山一部有代表性的哲学著作，集中地反映了他的哲学思想，在这部哲学著作中，他集中了很大的笔墨，历数了“知易行难”说的种种罪状，详尽地论述了“行易知难”的道理，热情地倡导“知难行易”、“以行求知”的实干哲学。他在《孙文学说》中明确指出，一切知识都是从行开始的，“先行后知”是人类认识的普遍规律。为了通俗地说明“知难行易”的道理，孙中山以饮食、用钱、作文、建屋、造船、筑城、开河、电学、化学、进化十件事为例来深入浅出地论述。
比如饮食，这是人们生活中最普遍，人人都会做而必须做的事。婴儿一出生就能吃奶，不需要教。但是要真正懂得饮食的道理，并不容易，因为这涉及到生理学、卫生学、医药学、化学和物理学以及科学的烹调技术等许多专门知识。即使科学发达，也难以完全搞清楚。可见，行是容易的，知是比较难的，而且是行在前知在后。
孙中山在书中列举实例之后，又进一步指出，一切发明创造，都是身体力行的结果。他把自己的学说，归结到一个“行”字。“行”了才能发明创造，才能科学进步。他认为那种先求知而后行的主张，实际上是取消后者，结果只能是望洋兴叹，而放弃了一切。
孙中山强调的“行”，就是“实践”。因此，他的“以行求知”的认识过程，是他认识论中的唯物论。同时，他也注重知对行的反作用。在《孙文学说》中，他又列举了很多说明“知”的重要性的例子。比如人们掌握了电学的理论知识，就能以此制造出奇奇怪怪层出不穷的电机，为世界上各行各业所用。进行革命事业，也要掌握科学的理论知识和方法。如果革命党懂得了革命理论，又掌握了一个好的方法，那未，革命一经发动，便能够成功。这就是他所说的“知而更进于行”，“知之则易行之”的道理。
孙中山在《孙文学说》中，还以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为武器，阐述人类认识的总过程，指出客观世界和人类社会都是由物质进化而来的。
孙中山在这部哲学著作中，将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思想与革命斗争紧密结合起来，号召革命党人破除心理上的大敌，坚定信仰，勇于实践，早日使革命取得成功。他坚信，历史的潮流是滚滚向前的，民主革命必将获得最后的胜利。孙中山的这种坚定的信念，在革命处于困难的低潮时期，许多革命党人面临信仰危机或产生动摇的情况下，起到了统一认识、鼓舞斗志的作用。《孙文学说》一书完稿于1919年4月。当孙中山兴奋地脱稿联系出版时，却遇到了不少困难。他先与上海商务印书馆联系，可商务印书馆认为北洋军阀政府的言论出版太不自由，担心此书出版会带来麻烦，婉言推辞了。孙中山十分气愤，只得自己掏钱，找华强书局给予印刷。书稿的清样出来后，孙中山与宋庆龄十分认真地校对了三次。6月上旬，《孙文学说》终于问世了，上海《民国日报》在显著位置上对该书作了介绍，题为《破天荒之学说，救国之良药》。
《孙文学说》脱稿以后，孙中山又以巨大的精力写成了《实业计划》一书，即《建国方略》之二的“物质建设”。早在1912年，孙中山为了振兴中国的实业，奔走于大江南北，黄河上下，已经比较系统地思考过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时至今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西方经济萧条，面临解决过剩资本的出路问题，而中国要进行经济建设，迫切需要资本。因此，孙中山认为可以采用国有方式和借助外资，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这样，就必须要开发资源，发展实业，改变中国落后的手工业生产，进入工业化社会，这是中国存亡的关键。
在《实业计划》一书中，孙中山提出了交通、都市、水力、工业、农业、造林、移民等方面的庞大建设计划。他希望在十年至二十年内修建十万英里的铁路和一百万英里的公路，建立和发展包括钢铁、煤炭、电力、机械、水泥等在内的大工厂、大企业。为了发展对外贸易，孙中山还提出建立渤海湾、杭州湾和珠江口等三个巨大的海港。同时，治理河流，兴修水利，大力发展农、林、牧各业，发展纺织品、食品加工、印刷等多种轻工业，提高人民衣、食、住、行的生活水平，以及移民于东北三省、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等等。
孙中山提出，吸收外资来发展实业，主权必须操在中国人手里，要以维护国家的独立为前提。发展实业的目的是使中国尽快富强起来。
孙中山撰写《实业计划》一书，不仅需要参阅大量中外图书资料，还要绘制各种有关的地图和统计图表。宋庆龄多次陪同孙中山到四川北路购买需要的书籍、地图和绘图器具。宋庆龄有时还帮助孙中山查阅英文资料，打字和抄写英文原稿。《实业计划》一书凝集着孙中山的无数心血，体现了他热切希望祖国早日富强的强烈愿望，描绘了一幅具有宏伟气魄的经济发展蓝图。从这些细致明确的计划中，人们可以看出，孙中山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而且是一位卓越的经济学家。1917年，孙中心曾经在上海写成《民权初步》一书，即《建国方略》之三的“社会建设”。这本书，最早名称是《会议通则》，这是一本关于民主政治的专著。后来为了名实相符，就将书名改成《民权初步》。
《孙文学说》、《实业计划》与《民权初步》三本书，合起来称为《建国方略》。随着这部重要著作的产生，孙中山对未来的设想越来越清晰了。然而，现实与孙中山的设想之间还有着巨大的差距，革命党人组织涣散、毫无生气的状况依然如故，军阀之间的争斗厮杀也未停止，经济建设的资金和人才更无着落，但孙中山坚信，革命最终必将取得胜利，《建国方略》中的计划也一定能够实现。
尽管孙中山的《建国方略》由于种种局限，还有一些缺憾或消极的东西，但是后人应该看到，在历尽艰险之后，他仍能矢志不移地忠于他的信仰和事业，这是多么难能可贵啊！
●非常大总统
孙中山在上海集中精力著书期间，表面上是“不理外事”，实际仍然关注着局势的发展。这时，国内外都出现了有利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新变化。
就在孙中山感到十分苦闷孤独的1919年，中国爆发了伟大的五四运动。
5月4日早晨，北京大学的青年学生们，勇敢地走上街头，高举起民主和科学这两面大旗，和北洋军阀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三千多名学生在天安门广场集会，通过了宣言，其中写道：“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断送！”“中国人民可以杀戮，不可以低头！”他们慷慨激昂地高呼口号：“同胞们，起来呀！”
“向专制、黑暗、血腥、愚昧的社会宣战！”
五四运动唤醒了千千万万被奴役被压迫的中国人民，天安门广场轰轰烈烈的集会，赵家楼痛打卖国贼的壮举，像一场猛烈的风暴，冲破了北洋军阀卖国政府的高压。中国无产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也开始登上了民主革命的政治舞台。全国许多大中城市纷纷举行罢工、罢市及各种示威游行。北洋军阀政府在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面前，被迫作出了让步。6月10日，军阀政府不得已下令免除直接参与卖国条约活动的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官职。
此后，北京、天津的学生又组织了一万多人的示威队伍，包围了总统府，要担任总统的徐世昌责令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不能在卖国条约上签字。
青年学生们的英勇的呐喊，给了孙中山新的勇气和力量。这一爱国运动一发生，立即被孙中山所重视，他深切同情、支持学生和工人的正义行动。当他得知北京政府逮捕游行学生时，立即打电报给段祺瑞，要求他释放被捕的学生。7月中旬，孙中山又通电广东政府，要求立即释放被捕的工人、学主代表，并指出：“人民反抗的怒火愈烧愈烈，如依靠武力摧残，不仅引起广东人民的愤怒，也为全国人民所不容。”严厉遣责了在桂系军阀支配下的广东政府对革命群众运动的镇压。
五四以后，北京等地的青年学生纷纷成立学生联合会。上海学联于5月11日正式成立，随后组织了全市四十多所大、中学校的两万多名学生，聚集在西门外上海公共体育场举行罢课救国宣誓典礼，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罢课后怎么行动，几个学联负责人正面临困惑。在这关键时刻，孙中山打来电话，叫学联派代表到西藏路南京路口老晋隆西餐馆约会商谈。晚上，孙中山派代表会见了学联负责人。这位代表告诉他们：“中山先生很关心学生运动，要你们再大胆些进行活动，不要怕这怕那，要有牺牲精神，要有突击行动，要扩大阵线，设法激起怒潮来。”
孙中山考虑到，上海工商局不允许学生在租界游行，万一学生与租界发生冲突，根据“领事裁判权”，中国的律师不得出席租界的法庭为学生辩护。从保护学生安全出发，他特地聘请了两名外国律师，如发生纠纷，由他们出庭交涉。
北京的学生代表许德珩等人也来到上海，准备联合上海学联掀起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许德珩等人一同谒见了孙中山，向他汇报了北京学生运动的具体情况。孙中山听后，对许德珩等人予以鼓励，表示同情和支持学界的斗争。
6月2日，孙中山在莫利爱路的寓所里亲切接见了上海学联的负责人，询问了一些具体情况后，非常兴奋地赞扬上海学生反帝爱国、团结一致的斗争精神，对上海学生将圣约翰校长卜舫济破坏爱国救亡运动的阴谋活动彻底粉碎与揭露的壮举予以高度评价，他兴奋地说：“他们能攻破上海这个帝国主义的顽固堡垒，是很了不起的胜利！”
这时，全国各地的学生代表相继到了上海，6月16日，在上海成立了全国学生联合会。孙中山接见了全国学联的代表，并给予他们经济上的支持。全国学联约请孙中山为学生演讲，孙中山准时来到借作会场的“环球学生会”，为学生们分析了巴黎和会，俄国的十月革命，对学生进行热情的鼓励。五四运动以后，孙中山领导下的上海《民国日报》，及时报导上海各工人团体的动态，并发表社论指出：只要工人和学生结合，再唤起其他各界民众，“便是解决山东问题的真力量”。
上海工人罢工后，孙中山在《民国日报》载文论罢工策略问题，强调指出罢工应有预备，工人须分清敌、我、友，以便尽可能将罢工作为打击敌人的有效武器。
五四运动使孙中山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他在给海外国民党人的一封信中说：“五四运动以后，社会就受到绝大的影响，反动政府虽然顽固恶劣，也不能正面硬碰，”这表明了孙中山开始改变过去对人民不信任、不依靠的态度，并隐约地觉察到过去的革命方式不能适应当前的革命形势，所以他在当年10月把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国民党”名称前加上“中国”二字，是为了区别于1912年的国民党。这次改组废除了旧总章，采用新规约，以“巩固共和，实行三民主义”为政纲，虽然谈不上彻底改造，但孙中山是打算用改组后的国民党新党，继续领导革命。
五四运动以前，对孙中山产生推动作用的另一重大事件，是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孙中山很早就同情俄国革命，中国同盟会机关报《民报》曾介绍和赞扬1905年的俄国革命。1917年春，孙中山在上海曾电贺俄国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政府，取得了革命的胜利。1917年11月7日，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俄国工农群众举行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是一次划时代意义的伟大革命运动。
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三天，孙中山领导下的上海《民国日报》，就首先以《突如其来的俄国大政变》的醒目标题，报道了十月革命的情况。
孙中山看到俄国革命是反对帝国主义，推翻反动统治，废除剥削制度，使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的大革命，而这与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是相符合的。当时，他正处于寻找走什么道路的困境之中，正当他为找不到答案陷于苦闷之时，十月革命胜利的曙光给孙中山带来了希望和信心。他真诚地欢迎十月革命，把它看成是人类的伟大希望。
十月革命后，孙中山十分向往列宁，他们虽然从未见过面，但在漫长的革命斗争中，经过函电往来，互相同情，互相声援，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1918年夏，孙中山在上海向列宁和苏维埃政府发出了一封贺电，电文指出：“中国革命党对贵国革命党所进行的艰苦斗争，表示十分钦佩，并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在俄国存在八个月之久，这个事实给了东方人民希望，一个类似的新的制度一定会在东方建立起来。”这封电报由于帝国主义封锁，经过很多曲折，托美洲华侨打给俄国。列宁接到这封贺电，极为欣慰，把它视为“东方光明的到来”。同年8月1日，列宁委托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覆函孙中山，对他的贺电表示衷心的感谢，推崇孙中山为“中国革命的领袖”。齐契林同意孙中山的提议，希望双方联合起来，共同斗争。
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孙中山认识到，利用军阀来打军阀，终非长久之计。他进而认识到，中国革俞如果不借鉴俄国的成功经验，很难成功。孙中山准备派人到苏联去学习，特意要廖仲恺、朱执信等人学习俄文，还请了一位俄文教师来执教。
十月革的的胜利和五四运动的爆发，使孙中山从困惑苦闷中兴奋起来，他重新振作精神，劲头十足地投入到革命事业中来，在上海，他一方面抓紧《建国方略》一书的写作、出版和发行，及时对革命党人加强理论指导，同时分出精力具体安排落实革命斗争的重要事务。1919年8月7日，孙中山致函广州国会参众两院，正式辞去政务总裁的职务，声明今后对军政府的行动概不负责。电文还强烈谴责了西南军阀可耻行为。在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时，孙中山还在上海出版了《建设》杂志和《民国日报》副刊《星期评论》，由朱执信担任主编，大造革命舆论，积蓄革命力量，准备适时东山再起。
孙中山一直苦于没有自己掌握的军队，这时，他打算通过他自己长期培植起来的粤军，夺回广州这个根据地。因此，他作出了驱逐桂系军阀的军事决策，派朱执信到漳州去敦促陈炯明率领的粤军回到广东去驱逐桂系，然后在广东策动民军和农民起义。
1920年8月，孙中山命令粤军首领陈炯明迅速行动。粤军在漳州誓师，分三路进军。9月6日，朱执信等占领了虎门要塞。可是，朱执信为了调停虎门驻军与东莞民军的冲突，不幸于9月21日在虎门要塞遇害。
朱执信的牺牲，是革命事业的一大损失。他是孙中山民主革命时期的卓越人才，是一位政治宣传家和军事指挥者，追随孙中山近二十年，始终不渝地为革命事业奋斗。孙中山在上海听到朱执信遇难的噩耗，深为悲痛地说：“执信牺牲，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大了！我党失此长城，我也失去了左右手。”10月29日，粤军攻克广州，驱逐了岑春煊、陆荣廷等桂系军阀势力，岑春煊逃往上海，陆荣廷等桂系残部退踞广西。
粤军将领许崇智等人请孙中山回广州主持政局。孙中山在莫利爱路寓所召集伍廷芳、唐绍仪等军政界人物举行会议，决定到广州重组军政府。11月25日，孙中山与夫人宋庆龄等人一起，乘军舰离开上海，28日到了广州。29日，在广州军民的欢迎声中，重新组成军政府。拥护孙中山的国会议员，此时也相继来到广州，准备重新召开非常国会会议。
这时，孙中山的思想认识已经向前迈进了一步，他认识到仅举起护法旗帜，不能解决革命的根本问题。要想革命完全成功，要平定西南，巩固民国基础，必须建立正式政府。与此同时，国内外要求成立正式政府及选举总统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1921年4月7日，非常国会召开参众两院联合会，通过了《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并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
1921年5月5日，从清晨开始，广州全城便沸腾起来，每条街道都是挂彩旗彩带，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十几万市民成群结队上街游行，各界人士都纷纷来到观音山南麓的德宣路总统府庆贺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
孙中山神采奕奕地坐在主席台上，旁边是外交部长伍廷芳、财政部长唐绍仪、次长廖仲恺、司法部长徐谦、海军部长汤廷光、秘书长马君武等人。广场上，粤军第一师官兵，军装簇新，精神抖擞，手持新造的五响步枪，刺刀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他们正准备接受孙中山的检阅。
孙中山在雷鸣般的掌声中走上前台，发表了《就大总统职宣言》。他指出：“文受国会付托之重，膺中华民国大总统之选，兹当就职。。际此拨乱反治之始，事业万端，所望全国人材，各尽所能，协力合作，共谋国家文化之进步。文誓竭志尽诚，以救国民，破除障碍，促成统一，巩固共和基础。凡我国人，幸共鉴之。”
孙中山今天的心情无比兴奋，他看到了民众对革命的支持，看到了他的助手们高涨的热憎，看到了战士们英姿飒爽的阵容，对前途充满了信心。在全场一片欢呼声中，一个消灭广东桂系，实行北伐的计划在他心中酝酿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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