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孙中山全传 > 第三章　革命征程

第三章　革命征程

　　●闭门修书

　　1894年1月底，孙中山悄悄回到了故乡翠亨村。

　　到家之后，他便把自己关在房子里，铺纸研墨，奋笔疾书，做起文章来。孙中山是要上书李鸿章。

　　原来，在1893年冬，孙中山与陆皓东、郑士良等人聚会，讨论救国的方法。大多数人鉴于“外患之日起”，主张“治标”，“偏重于请愿上书等方法，冀九重之或一垂听，政府之或一奋起”；与众多人的意见不同，孙中山主张“治本”，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经过连日讨论，最后大家都同意孙中山的主张。

　　虽说孙中山主张“驱除鞑虏”以救国，但在他的头脑里，却也存在着不妨先维新改良的愿望。

　　孙中山经过几年的辛苦努力，物色到的革命同志仅十人左右。在这有限的几个人当中，除了程奎光、程璧光是海军军官外，其余的都是些白面书生。面对这样一个严峻的事实，孙中山不禁自问：仅靠这几个手无寸铁的秀才，造反能成功吗？能够迅速拯救中华于水火之中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于是孙中山想到，倘若朝廷中有既识时务又掌握大权的人，首肯并实行自己的救国主张，也未尝不是挽救贫弱中国的一条好途径。就像一个人生了大毒疮，治疗的办法可以有两种：一种是开刀割除，剔秽去腐；一种是投以药石，使它自行排脓，长出新肌。前一种办法干脆彻底，但代价很大。后一种办法效果虽然慢一些，但较为稳妥。毒疮终究是要排除的，在动刀之前，为什么不投以药石治一治？如果证明药石无效，再动刀切除也为时不晚。那么，朝廷中谁是那既识时务又掌握大权的人呢？孙中山略一思索，“李鸿章”三个字浮现在他的脑中。

　　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是朝中手握重权的汉族大臣。他经营“自强求富”的洋务、海军几十年；对教育又热心，是自己就读过的香港西医书院的名誉赞助人；对人才也是赏识的，他曾经同意自己上京候缺。记得在西医书院的毕业典礼上，康德黎博士热情称赞李鸿章是“中国之俾斯麦”。想到这里，孙中山的眼睛不禁一亮：俾斯麦，是普鲁士王国的首相。他推行“铁血政策”，先后发动多次战争统一了德国。在出任德意志帝国宰相期间，他又确立了德国在欧洲大陆的霸权。如果李鸿章真是这样一个有志于国家强盛的俾斯麦式的铁腕人物，对于多灾多难、贫弱不堪的中国来说，那将是多大的一件幸事啊！

　　孙中山于是打定主意，给李鸿章上书。说不定这个“俾斯麦”能采纳自己的意见，玉成己志，贫弱的中国或许就有救了。主意已定，孙中山什么人也没告诉，就悄悄地回家了。他要把自己的主张、见解好好整理一番，要写出一份有分量的国事陈情书来。夜已深了，翠亨村的人们早已入睡，家人也都已安歇，孙中山却仍然坐在铜质煤油灯前，一边思考，一边不停地写着。“。。然而犹有所言者，正欲于乘可为之时，以竭其愚夫之千虑，仰赞高深于万一也。

　　窃尝深惟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

　　写到这里，孙中山手中的笔不觉停了下来。“在于什么呢？”他苦苦地思索着，多少往事一齐涌上心头。

　　一天，孙中山给一位穷困潦倒的秀才看病。闲聊之中，孙中山感觉到那位秀才是个很有学问的人，不但国学很好，博古通今，而且涉猎极广，天文地理都懂。孙中山甚是钦佩，但心中又觉奇怪，“这样有学问的人，怎么会弄到这步田地呢？”于是问道：“先生的学问如此渊博，处境怎么又这样窘迫呢？”

　　秀才满脸的无奈表情，他苦笑一声，愤愤说道：“这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先生见到的是我一个，其实，比我有才华而潦倒的人，何止成百成千！”孙中山确实不大明白，他瞪大眼睛，再问道：“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秀才深深叹了口气，缓缓答道：“是因为人不能尽其才。

　　这佯的不正常现象，自古以来就有，像古代的屈原、贾谊、杜甫，既有才学又有抱负，可有谁真正能任用他们发挥他们的才能呢？到了今天，这现象就更为严重了。”

　　孙中山听了，感触甚深。

　　想起这件事，孙中山激动得热血沸腾，“这种埋没人才的现象不改变，国家如何能强盛？”他觉得房间的空气像要凝固了一般，就站起身，走到窗子前，双手推开窗户。一阵凉风吹来，使孙中山感到舒服了许多。他从窗口往外眺望，外面是灰蒙蒙的一片，只看见几棵衰败而苍老的树影，在深夜的风中瑟瑟颤抖。在树影的后面，被黑暗所笼罩着的，孙中山知道，那是他辛勤劳作过的土地。

　　说起那土地，孙中山又想起了一件事。

　　一天，孙中山在家休息，应邀到邻村出诊。他出得门来，走在田间的小道上，看见好些土地野草丛生，一派荒凉景象。他联想到官府苛捐杂税，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只能在痛苦中苦苦度日。他心里十分难受：多好的土地啊！为什么要撂荒呢？怎样才能不荒芜，多打粮食，让人们能吃饱一点呢？孙中山边看边想，低着脑袋，信步走去，不知怎的，他竟不知不觉转回了家中。家人一见，便问：“你给人看病，这么快就回来了？”

　　“啊？我还没去哩。”孙中山像从梦中醒来，连忙稳住心绪，往邻村赶去。

　　有一次，孙中山打算从韶关坐船到英德去，因为错过了开船的时间，只好去搭货船。从韶关到英德，通常的船费是五六钱银子。孙中山为了赶时间，愿意出二两银子，可即使这样，那些船夫仍不肯让孙中山搭乘。因为他们害怕载了旅客，河道上的水警会强收贿赂，甚至扣留船只，任凭孙中山如何恳求，也不敢答应。到最后，无可奈何的孙中山只好假说自己是英德知县的亲信，可以保证免受水警的勒索。

　　这时，一位船主立即表示，只要孙中山给四两银子，就愿意让他搭船。

　　孙中山这才上了船，虽然他赶路的要求实现了，焦急心情暂时平静了，但是随之却激发起他对国家的一种更为灼热的焦急之情。他坐在船头，感慨不已：过省有关，越境有卡，处处敛征，节节阻滞，商贾怨毒，货物不畅，中国怎能富得起来？假如中国效法西方国家，关卡无阻碍，保商有善法，多建造轮船、铁路，那么，货畅其流，商贾云集，财源日裕，国家如何不强盛？

　　想到这里，孙中山许多模糊的想法变得越来越清晰，逐渐形成了一幅完整的治国蓝图。他兴奋无比，连忙回到桌前坐下，新坐在椅子上。他提起毛笔，饱蘸浓墨，略一沉吟，飞快地接在后面写了下去：“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我国家欲恢廓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四者，徒船利炮坚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经过十多天的闭门写作，凝神推敲，一篇长达万言的《上李鸿章书》完成了。

　　孙中山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心里顿觉轻松。　　●北上求见　　孙中山在家一门心思撰写《上李鸿章书》，却急坏了他的朋友陈少白。

　　孙中山回家后，药店的事务全由伙计管理。那伙计等了几天，不见孙中山回来，不知如何把药店维持下去，就给当时在香港的陈少白捎了个信，说“孙医生失踪了，药局开销很难，收入不敷，只剩十几块钱了。请即来药店帮忙。”

　　陈少白接到信，立刻赶到广州，果然不见孙中山的影子。于是就留了下来，替孙中山维持店里的事务。

　　可是一连等了十多天，仍然没有一点孙中山的消息。陈少白也不禁着急起来，孙中山到底上哪去了呢？

　　到了十六天头上，孙中山突然出现在药店门口。陈少白一见，又喜又怨，没好气地问道：“这么多天，你上哪去了？你知不知道，把我都给急死了！”

　　孙中山满脸笑容，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

　　“什么对不起！我问你，这些天你到底干什么去了。”陈少白似乎怨气未消，非要问个明白不可。

　　孙中山一扬手里的纸卷，高兴地说：“写这个去了。”说着，他打开纸卷，递给陈少白。

　　“你看看，帮我修改修改。”

　　陈少白接过纸卷，一眼扫去，“上李鸿章书”几个大字赫然映入眼帘。

　　他抬头看看自己的朋友，一丝敬佩从心底升起。

　　陈少白也不再说什么，拿起《上李鸿章书》就进了房里，认真地读起来。读着读着，他不禁深深地为孙中山的见解所折服，心情也越来越激动，甚至大声叫起好来。

　　陈少白对《上李鸿章书》作了点文字改动，又再读了一遍，便怀着兴奋与满意的心情出来同孙中山说：“我们应该尽快把这篇东西送到中堂大人手里。”

　　“是啊，是要快一点，越快越好。”孙中山对陈少白的建议深表赞同。

　　但是，要会晤李鸿章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何况他们又都不是官场中人。

　　因此，为了尽快实现自己的上书计划，孙中山不得不四处找人，疏通障碍，走起了迂回求见的道路。

　　孙中山了解到前任澳门海防同知魏恒和盛宣怀的堂弟盛宙怀熟识，就请魏恒给盛宙怀写信，再请盛宙怀写信，常信往见盛宣怀，然后，再由盛宣怀介绍会晤李鸿章。盛宣怀1870年入李鸿章幕，深受李鸿章信任。孙中山估计，如果能得到盛宣怀的推荐，会晤李鸿章应该不成问题。

　　孙中山按照计划，立即行动起来。他先去求见魏恒，又拿着魏恒的信求见盛宙怀；盛宙怀也不推辞，即为孙中山写了一封致盛宣怀的信，并且将魏恒的信一同附上。

　　1894年2月，孙中山和陆皓东从广州乘轮船，一同前往上海。孙中山之所以请陆皓东与自己同行，一方面因为陆皓东是他最好的朋友，一方面则是因为陆皓东对上海较熟。他们还要在上海找些熟人，写些引荐信，然后再去天津会见李鸿章。

　　孙中山和陆皓东到达上海之后，立即去拜访了郑观应、王韬，请他们协助引见。

　　王韬原是太平天国的状元，在当时很有声名，曾创办香港《循环日报》，又是上海格致书院院长。他一向重视洋务，主张改良。王韬十分赏识孙中山，亲自执笔为《上李鸿章书》润色。然后，他给李鸿章幕下一个相识的管文案的老夫子罗本禄写了165介绍信，想通过罗的帮忙让李鸿章会晤孙中山。郑观应与西医书院的创办人何启是中国早期改良派的代表人物，这两人都对孙中山产生了深刻影响。孙中山之所以有改良救国的愿望，不惮周折上书李鸿章，与他们两人的影响不无直接关系。

　　对孙中山影响最直接的是何启。孙中山就读西医书院之日，正是作为学校名誉秘书、法医学和生理学教师的何启大力主张维新变法，为中国改革救亡大声疾呼之时。孙中山既有志于改造中国，醉心西学，关心时势，景慕何启便是很自然的事。

　　在西医书院读书期间，孙中山利用课余假日，经常往来香港、澳门；每年寒暑假从香港回家乡，亦必经澳门。每到澳门，孙中山常去拜访郑观应，与他畅怀交谈，议论时事。郑观应十分赏识孙中山，曾收孙中山的两篇文稿辑入其主编的《盛世危言》之中。当时孙中山关于改良农业、注意培养人才的主张，正是受了郑观应思想的启发。

　　现在，孙中山又带着他的《上李鸿章书》来见郑观应。郑观应一看，欣喜之至。立刻提笔给老朋友盛宣怀写了封介绍信，信中的言辞十分恳切朴实，对孙中山的赞誉之情充溢在字里行间。信是这样写的：敝邑有孙逸仙者，少年英俊，曩在香港考取英国医士，留心西学，有志衣桑生殖之要术，欲游历法国讲求养蚕之法；及游西北各省履勘荒旷之区，招人开垦，免致华工受困于外洋。其志不可谓不高，其说亦颇切近，而非若狂士之大言欺世者比。兹欲北游津门，上书傅相，一白其胸中之素蕴。弟特敢以尺函为其介，傅其叩谒台端，尚祈进而教之，则同深纫佩矣。

　　郑观应放下毛笔，又看了一遍，然后将信郑重地交到孙中山的手上。孙中山非常感动，一边接过信，一边连声道谢。

　　郑观应地却诚恳地说：“孙先生此去是为国家奔波，是为民尽力，这样的精神实在可敬可佩。应该受谢的是你们。真是后生可畏，后生可畏啊！”孙中山、陆皓东告别郑观应，搭上了去天津的轮船。孙中山的衣襟里揣着好几封介绍信，心里热乎乎的。迂回求见的道路看来十分顺利，求其帮忙的几个人都热心引荐，这不禁使孙中山对必能见到李鸿章充满了信心。

　　轮船在大海上上下颠簸，它虽然行进得很慢，但是，却是在一步一步靠近目的地。坐在船舱里，孙中山的头脑里禁不住一遍又一遍地演习会晤李鸿章的情景，一遍又一遍地温习要向李鸿章说的话；又设想，如果李鸿章拒绝自己的建议，该如何为自己申辩，该如何去说服李鸿章接纳自己的意见。孙中山一面想着，一面又不时地与陆皓东说上几句。陆皓东也十分兴奋，不断地为孙中山出主意想办法。商量着求见时的一些具体细节。就这样，他们竟在不知不觉中到达了天津。

　　第二天，孙中山和陆皓东便见到了盛宣怀。当时，盛宣怀正在天津筹办东征转运。他很客气地接见了孙中山和陆皓东。孙中山先拿出几封介绍信，交给盛宣怀。盛宣怀读过，对孙中山很有好感，就要拜读《上李鸿章书》。孙中山忙把自己的手稿递了上去。盛宣怀读着读着，不禁赞叹道：“好，说得好！”

　　于是，盛宣怀在信封上批上时间和“孙医士事”的字样，热情介绍孙中山去见李鸿章。

　　紧接着，孙中山又去找了罗本禄，呈上王韬的介绍信。罗本禄让孙中山回去等着，他将立即向中堂大人呈报。请孙中山过两天再来听回音。

　　孙中山到达天津的时间，是1894年的6月。这时正值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的前夕，李鸿章在芦台督师练兵。先是盛宣怀向他报告了孙中山求见的事，并请求中堂大人接见孙中山。

　　李鸿章把眉头一皱，问道：“孙逸仙是个什么人啊？”

　　“是个二十多岁的医生。”盛宣怀回答。

　　李鸿章冷笑一声，说：“这样年轻的医生，也懂治国？真是天大的笑话！”盛宣怀忙说：“孙医士写的陈情书我看过，确实很有见解。”

　　李鸿章却有些不耐烦了：“我现在哪有时间来见他。以后再说吧。”

　　然后是罗本禄呈上了孙中山的陈情书。李鸿章既已知道这事，也不看孙中山写的是什么，就交待罗本禄：“这事先搁着，等打完仗以后再说吧。”孙中山和陆皓东兴冲冲地去讨回音，罗本禄把李鸿章的答覆告诉他们。

　　孙中山一听，简直惊呆了。他失望之极，就像一盆冷水从头灌下，浑身上下一片冰凉。

　　而这冰凉，倒促使孙中山从改良的梦想中清醒过来。　　●创建兴中会　　孙中山求见李鸿章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这对孙中山是个极大的打击。

　　但这又是值得庆幸的，它使孙中山对改良救国不再抱有任何幻想，而从此踏上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

　　孙中山、陆皓东辞别罗本禄回到旅舍，心情都非常沮丧。他们默默地对坐着，什么也不想说。过了许久许久，孙中山突然对陆皓东说道：“既然我们无事可做，我们何不来番游历，先转转天津，然后去京城看看朝廷的虚实动静？”

　　对于孙中山的建议，陆皓东立刻表示同意。

　　于是，孙中山和陆皓东便携手在天津和北京考察社会和政治形势，并且得到了很大的收获。

　　他们在天津考察到李鸿章的底细，知道他是由“军功”而升官发家的。

　　然后又凭着戈登和其他外国人的帮助，镇压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从而扶摇直上，提升为总督、大臣，以至尊为傅相。

　　他们在考察中了解到李鸿章中饱私囊的方法，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敲榨勒索那些请求提升任命的各地文武官员的钱财。

　　他们在天津考察到贪官污吏是怎样影响和阻碍中国抵御外侮的工作。当时，炮舰的官员实际上享有走私的专利权。一个海军青年军官告诉孙中山，他已经愤然辞去了职务。原因是他不得不签署一个几吨煤灰的受货单，而这受货单是作为购进火药来订约和付款的。

　　孙中山和陆皓东在激愤和不满中又来到北京，而京城“政治之龌龊”更甚于天津，“百倍于广州”。

　　1894年7月15日，日本海军在朝鲜牙山口外丰岛海面，对从朝鲜返航的清舰“济远”、“广乙”发动突然袭击，挑起了侵略中国的战争。8月1日，清政府被迫对日宣战，中日甲午战争爆发。

　　这一年正好是西太后六十寿辰。她从正月便开始准备盛典，根本不把对日作战放在心上，却命令各省府县先期到京点景。孙中山、陆皓东考察到，从京城西华门到西郊颐和园，沿途搭建彩坊、戏台、乐亭等共六十余处，花掉银钱无数，朝廷沉浸在歌舞升平之中。

　　孙中山由此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乡村政治，乃中国政治中之最清洁者，愈高则愈龌龊。”

　　从考察当中，孙中山更清楚更深刻地认识到朝廷的黑暗与腐败，更坚定了他要推翻满清朝廷的决心。他感到不能再延误时间，应该抓住中日甲午战争这一有利时机，迅速行动起来。

　　孙中山决定到檀香山去，在那里创立一个革命组织，“纠合海外华侨以收臂助”，然后回国发动起义。

　　1894年10月，孙中山在游历了天津、北京等地后又回到上海。他请求郑观应的帮助，弄到了出国护照，从上海启航，经日本抵达檀香山。

　　到达檀香山之后，孙中山开始着手组织革命党。他先往茂宜岛去见大哥孙眉，将自己的打算全都说给大哥听，并请求他的支持。

　　孙眉这时的思想已有了很大转变。他被孙中山的反清政治主张所折服，也被弟弟炽热的救国之心所感动，当即表示支持孙中山，并准备拨家产变卖相助。

　　孙中山得到大哥的支持，精神更为振奋，他满怀豪情，在檀香山华侨中极力鼓吹革命。

　　檀香山是广东华侨集中的地方，华侨资产阶级的力量也比较雄厚。他们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香山县和香山附近各县，不少人与孙中山一家有同乡、戚属、同事和朋友关系。他们对孙中山甚是敬佩，纷纷响应他的宣传和主张。

　　正当孙中山组织革命团体的活动迅速进行的时候，日本分兵两路，大举进犯中国。11月7日攻占了大连。这天恰好是西太后的寿辰，她在皇极殿接受寿礼，大搞庆贺活动。到了22日，旅顺又失陷，日军在旅顺野蛮屠杀当地居民，欠下中国人民的血债擢发难数。

　　消息传来，华侨们义愤填膺。

　　孙中山经过一个多月的多方游说，觉得成立革命组织的时机已经成熟。

　　1894年11月24日，在檀香山正埠的卑涉银行经理何宽的住宅里，召开了兴中会成立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孙中山、何宽、李昌、邓荫南、宋居仁、许直臣、侯艾泉、钟木贤、夏百子、李杞、刘卓、刘寿、刘祥、程蔚南、郑金、郑照、黄亮、黄华恢、卓海、李禄、李多马、林鉴泉、曹采、陈南等二十余人。

　　孙中山坐在桌子的中间，手里拿着事先拟好的《兴中会章程》。其他二十多人围着长桌坐着，一个个神情严肃，激动无比。

　　孙中山被推为大会主席。他提议将他们的组织定名为“兴中会”，接着便大声宣读《兴中会章程》：中国积弱，非一日矣！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近之辱国丧师，剪藩压境，堂堂华夏，不齿于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有志之士，能无抚膺！夫以四百兆苍生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固可发奋为雄，无敌于天下。乃以庸奴误国，荼毒苍生，一蹶不兴，如斯之极。方会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余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腫，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用特集会众以兴中，协贤豪而共济，抒此时限，奠我华夏。。这章程是孙中山草拟的，并已读过无数次。可是，当他面对他的同志宣读这一段文字时，他仍然无法抑制内心的激动与愤慨，他把对祖国、对同胞的深情厚意，与对满清统治者、对外国侵略者的愤怒控诉有机地糅合在一起，并通过他那抑扬顿挫、慷慨激昂的声音传达出来。

　　孙中山的思想、主张，他的激情、热望，他的语调、声音，深深打动了会场中的每一个人，使他们回肠荡气，感慨万千。他们望着宽额隆准，脸圆口方，浓淡适中的眉毛下，双目炯炯有神的孙中山，不由得激情澎湃，热泪纵横。

　　孙中山草拟的《兴中会章程》，明确提出了创立兴中会的目的，是“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联络中外华人，创兴是会，以申民志，而扶国宗。”

　　《章程》说出了大家的心里活。会议一致通过了《兴中会章程》。

　　章程规定，本会干部由全体会员“公举”，“凡会内所议各事，当照舍少从多之例而行，以昭公允”，体现了民主主义思想。

　　章程规定，凡入会之人捐银五元，另设义捐，为武装革命筹备经费。

　　根据章程规定，会议选出刘祥、何宽为檀香山兴中会正副主席，程蔚南、许直臣为正副文案，黄华恢为管库，李昌、郑金、黄亮、李禄、李多马、邓荫南、林鉴泉等八人为值理，决定会址设在“华人消防所”二楼。

　　会议的最后一项内容，是举行宣誓仪式。与会人员一起起立，每人把左手置于一本打开的《圣经》上，右手向上高举，跟着带读的李昌高声朗诵誓词；“联盟人某省某县人某某，驱除靴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神明鉴察。”

　　这一宣誓方式，是模仿了当时欧美各国和檀香山人们在法庭上作证的方式，目的是为了坚定会员入会的志向，使他们忠诚不渝。

　　孙中山的大哥孙眉也按仪式加入了兴中会。

　　兴中会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团体。它的创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开始登上政治舞台，标志着比较正规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开端。

　　兴中会成立后，孙中山又派人在茄荷蕾、百衣等地建立分会，会员总数约一百三十多人。他还在美籍老师英兰谛文任教的学校里对二十多名会员进行军事训练，请了一个曾在中国、南洋当过教习官的丹麦人教练兵操，准备回国发动武装起义。

　　中日甲午之战，中国方面屡屡失败，先后失去众多城池，津京也岌岌可危。由于清政府腐败无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义愤。在上海的宋跃如催促孙中山回国，相机举事。

　　孙中山接到宋跃如的信，即作回国准备。他计算了一下会员的会费和入会股金，两项不足二千美元，远远不够举义的费用。因时机迫在眉睫，急于返国，焦灼万分。

　　这时，兴中会干事邓荫南知道后，立即把自己的农场变卖了，把所得款项全部交给了孙中山，表现了投身国事义无返顾的崇高志向。

　　孙眉见孙中山为经费着急，毅然把农场的几百头牛，以六至七美元一头的低价出售，以此作为起义的献金。

　　这样一来，孙中山总共筹得了一万三千美元的经费。

　　1894年12月下旬，孙中山与邓荫南等几位志士由檀香山出发，经日本抵达香港。

　　●筹备广州起义

　　孙中山在动身回国前，与兴中会的同志商讨了起义地点。孙中山认为，选择起义地点必须考虑三个条件：急于聚人，利于接济，快于进取，并因此提出“以广东为最善”的意见。兴中会采纳了这一提议，决定以广东为革命举义发祥地。

　　发动起义，必须要有大量的同志参加。于是，孙中山到了香港之后，立即召集旧友陈少白、陆皓东、郑士良，与他们讨论扩大兴中会事宜。他们决定分头行动，联络同志，筹建兴中会总会。

　　经过一番紧张的筹备活动，他们租下香港中环士丹顿街13号楼房为总会所，以乾亨行的名义作掩护，兴中会总会成立大会于1895年的2月21日举行。

　　成立大会通过了修订过的《兴中会章程》，修订后的章程比檀香山制订的章程有很大进步。它公开抨击清王朝“政治不修，纲维败坏，朝廷则鬻爵卖官，公行贿赂；官府则剥民刮地，暴过虎狼，”造成全国“盗贼横行，饥馑交集，哀鸿遍野，民不聊生”。

　　另外，还制定出十条更具体更详细的章程项目，它们是：一、会名宜正；二、宗旨宜明；三、志向宜定；四、人员宜得；五、交友宜择；六、支会宜广；七、人才宜集；八、款项宜筹；九、公所宜设；十、变通宜善；陈少白、陆皓东、郑士良、尤列、杨鹤龄、黄咏襄、朱贵全、余育之等数十人参加了兴中会。

　　香港辅仁文社成员杨衢云、谢缵泰等接受孙中山的建议，也加入了兴中会。

　　成立大会之后，各人分头行动。陈少白赴上海找郑观应，谋求他的支持，并希望从上海找到一些同志，再回广州。

　　孙中山则同陆皓东、郑士良、邓荫南分赴广州秘密串连，建立兴中会广州分会。程奎光、程璧光、程耀宸、朱淇、左斗山、王质甫、魏友琴等数百人陆续参加。

　　与此同时，孙中山仍借着行医的招牌，积极联络会党、绿林、游勇、防营、水师，向他们宣传自己的主张，共同谋划举事计划。

　　杨衢云、谢缵泰、黄咏襄则留在香港筹措经费、募兵、购运枪支。

　　孙中山在扩大组织、联络同志的同时，还注意争取国际友人和外国政府的理解与支持。

　　就在孙中山到达香港不久，在一次慈善团体举办的宴会上，经康德黎博士的介绍，孙中山认识了日本人梅屋庄吉。

　　梅屋庄吉在香港中环大马路28号开设了一家照相馆。孙中山认识梅屋后，即直接到照相馆去拜访梅屋。

　　梅屋见到孙中山，非常高兴，热情而又客气地对孙中山说：“请照一张相吧。”

　　照过相之后，孙中山并没有走的意思，就与梅屋亲切地交谈起来。

　　“康德黎老师对我说过，梅屋先生是爱中国、关心亚洲人前途的人。对此，我十分相信。”

　　“孙先生过奖了。关心亚洲前途是我们亚洲人的责任。”梅屋谦虚地说。“但是，睡着的人太多了”，孙中山突然提出问题来，“怎么办呢？所以欧美各国人都称中国为睡狮。如果是狮子，只有醒过来才有用。睡着的虽然还不是整个中华民族，但眼睛被蒙蔽，不管事的人实在太多了。”

　　孙中山缓了口气，又接着往下说：“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局面？根源完全在于满清朝廷的腐败政治。不改变这种状况，将来沦为白种人奴隶的命运就在等着我们。”

　　孙中山越说越激烈，他的话语深深打动了梅屋。梅屋也不时插上一两句，提出一些问题。他们热情地交谈，忘了时间，忘了吃饭。从谈话中，孙中山了解到梅屋有办法弄到武器，并可以把它隐藏起来，于是问道：“梅屋先生，不打倒清朝政府，中国是没有前途的。梅屋先生，你能不能帮助我们的事业？”

　　梅屋踌躇了一会，随后爽快地说：“感谢你！我很高兴，我的志向和你一样。你发动吧，我以资金帮助你，虽然不够，但我愿意多方寻求办法。这是日本人的仗义精神。”

　　两个人四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我发誓，我要干，梅屋先生。”

　　“从今天开始，我是属于你的。”

　　孙中山取得了梅屋的支持后，萌发了寻求得到日本政府援助的念头。于是，他从3月初开始，多次到日本驻香港领事馆走访中川恒次郎领事。对此，中川曾给当时的日本首相原敬写过两封信，谈及此事。

　　3月4日，中川写信给原敬。信中写道：本月1日，经友人介绍，有清国人姓孙名文（西洋医师）来馆。其人乃企图颠覆现政府人物之一。孙文来馆目的，意在向日本提出武器援助要求。云现广州戒备森严，举事困难，且又缺乏武器，望能为其筹措枪炮二万五，短枪一千等，当中川用问此起义的目的及方法时，孙文答：起义者乃兴中会，即振兴中国之会，其中亦有哥老会等。但未说明其党员人数。只云，一旦举事，必四方响应，“统领”为康有为、吴君（原驻神户领事，号汉涛）、曾纪泽之子等四人。中川又问：成功之后，谁为“总统”？孙文答：未及考虑。若能承诺前项武器要求，则立即四方募集党员。

　　到了4月中旬，中川又给原敬写信，继续提出孙中山要求武器援助的事。可日本政府有他自己的算盘，断然拒绝了孙中山的要求。

　　孙中山又转而通过谢缵泰与《德臣西报》主笔黎德和《士蔑西报》主笔邓肯联系，取得了这两家英文报纸的支持。

　　1895年4月，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惨败的清政府，不得不派李鸿章为代表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消息一传出，举国震惊。全国各地掀起了反对割让台湾、反对投降的斗争。

　　孙中山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加紧布置起义事项：他派郑士良往北江，联络英德、清远、花县一带会党；派李杞、侯艾泉联络香山、顺德等县绿林；又派人联系潮汕、惠州的会党和广州三元里的乡团。

　　孙中山在广州东门外咸虾栏张公馆、双门底圣教书楼后礼拜堂设立了机关和接待站，接纳往来同志，贮藏文件、武器；还在广州河南洲头嘴设计了由美国化学师奇列负责的炸弹制造所，组成了由陈清负责的炸弹队；另外还购置了两只小火轮作为运输工具。

　　兴中会决走将广州作为起义地点，还决定采用陆皓东设计的青天白日旗作为起义军的旗帜，决定邀请何启代表兴中会起草宣言。

　　但是，在如何攻占广州这个问题上，兴中会的干部却有分歧意见。

　　一开始，孙中山提出了“外起内应”的战术。他以太平天国时代刘丽川动用七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陷上海为例，认为攻占广州的人，贵精不贵多。他说，今日的广州自不能与昔日危如累卵的上海相比，但如果有敢死队员百人，攻克广州的事也就可以成功。因为城中重要衙署，仅是都统、总督、巡抚、水提几处。这些地区虽然有武装警备，但防卫松懈。起义时，只要以五人为一队，配备机械炸弹，由府署攻入官眷住房，制服长官，使全城群龙无首，无发号施令的人。同时派人预伏城中重要街道，倘城外清兵闻变入援，即以阻击。援军不知虚实，必不敢冒死上前。必要时候，更可以将横街小巷房屋炸塌，使援军通行不便。这样，以五人一队进攻衙署，二三十人埋伏要道抵御援军，二三十人占领西门、归德门两处城楼，再以一二十人围攻旗界。任务完成后，则分头放火，以壮声势。

　　兴中会的其他同志认为人少力薄，过于冒险，建议将“外起内应”的战术改为“分道攻城”。约定时日，各地会党、绿林、民团，分顺德、香山、北江、潮汕、西江，香港几路，会集羊城，同时举事。

　　孙中山经过深思，打消了自己的设想，服从众人的意见。

　　可是，起义的几千人马，突然驻扎广州城，不仅驻地难找，而且难保不招致防营缉捕的怀疑。如果稍有不慎，秘密泄漏，后果将不堪设想。

　　大家又开始讨论起来。经过讨论，兴中会决定利用重阳节作掩护发动起义。

　　重阳节是粤俗扫墓的日子，无论什么人都要回省城去，那时来往的人多，参加起义的人混杂在人群中进城，就不易被人注意了。

　　于是，孙中山和他的同志们就把起义的时间定在1895年10月26日，即农历九月初九。

　　经过半年多的努力，起义工作进展得顺利而迅速，声势颇为壮观，筹备的事项也很周密。孙中山认为这时应召开一次会议，公举一位会长来领导广州起义。大家都同意孙中山的意见。

　　10月10日，兴中会召开了会员大会，选举会长，也称伯理玺天德（Prsident），意即总统。

　　结果，孙中山当选。大家都来到孙中山面前，同他热烈握手，表示祝贺，并预祝起义取得圆满成功。

　　孙中山握着那一双双温暖而热情的手，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但他义无反顾，他无所畏惧，勇往直前！　　●首义失败　　孙中山当选为伯理玺天德之后，决定偕陈少白、郑士良等返回广州，主持起义。

　　这时，杨衢云忽然害怕起来，畏葸不前，不肯去广州冒险。孙中山与其他人都鼓励他，最后他才答应在阴历九月初八的晚上，带领三合会三千人搭夜船到广州，天亮到岸，便立即发动起义。孙中山于是把银行里的存款和在香港的所有军械都交给了杨衢云，让他起义时带往广州。

　　又隔了一天，杨衢云忽然又对孙中山说：“前天商议的办法，都是很好的。但我在香港主持一切，不可以没有一个名分。因此，我想请你把总统的名义让给我，以后到省城把事情办好了再让给你，你看如何？”

　　孙中山听了十分惊讶，也很不高兴，觉得事情还没开始，同志之间就有了地位之争，一时不知道如何回答。

　　但孙中山毕竟是个无私而坦荡的人，他沉思了片刻，回道：“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可是，这个总统的名义是大家推举的，所以你要当，也还是得请大家来商量才行。”

　　“那什么时候开会商量？”杨衢云迫不及待地追问。“就今天晚上吧。

　　我先去同其他几位说一声。”

　　孙中山马上约见了郑士良、陈少白，同他们商量这件事。郑士良听了非常恼火，大声嚷道：“这是不能答应的。让我一个人去对付他，非杀了他不可！”

　　陈少白却很冷静，他摇摇头，不紧不慢地说：“怎么能这样做呢？杀了杨衢云，在香港就出了人命案件，我们还能起事吗？依我看，不如我们先去省城办事。办成功那就没有问题了。假如不成功，随便什么人做总统都是无所谓的。”

　　孙中山点头称是，觉得陈少白的意见很符合自己谦让的打算。郑士良见陈少白说得有理，心里虽是愤愤不平，也不再说什么。

　　当天晚上，兴中会再一次召开联席会议。孙中山从革命大局出发，主动提出把总统让给杨衢云，因为事前已同大家商量好，自然没遇到障碍，一致通过了。

　　第二天，即10月13日，孙中山便先行赶到了广州。过了两天，郑士良、陈少白等数人也抵达广州。在香港，只留下杨衢云主持工作。

　　10月25日晚，广州附近各路队伍，打着大书某族省墓灯笼，云集广州。陈清率领的炸弹队，在城内要道埋伏。他们准备在各要点施放炸弹，各路人马听到炮声即同时发动。

　　10月26日，天刚蒙蒙亮，好几路会党、绿林、民团首领已经在起义总机关等候命令。他们准备以青天白日旗为旗帜，以“除暴安民”作口号，以红带缠臂做标志，大举进攻。卫队的一百多名战士身藏利器，在起义总机关的四周待命。

　　就等孙中山一声令下，起义队伍即刻就出击了。可是，孙中山却没有按时回到起义总机关。陈少白、郑士良等兴中会同志一个个焦急万分。

　　原来，孙中山忽然接到汕头、西江两军报告；道是“官军戒备，无法前进。”这一突变情况使孙中山预感到事情出了问题。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孙中山正在紧张地思考，又接到杨衢云电报：“货不能来，延期两日。”杨衢云之所以发这份电报，造成这种不能如期率队伍参加起义的结果，完全是因为他的私心所造成的。

　　杨衢云取得了总统的名义后，首先编了一支总统卫队，规定卫队队员与各队领队待遇一样：即先发饷，给手枪，又每人发与钟表。这样做引起各队领队的不满。在偏僻地方试枪时，各领队又发现他们的枪支有好有坏，而卫队的枪支，却是支支精良。领队们本来就有意见，这下更是议论纷纷，吵吵嚷嚷的要求更换坏枪，否则，初八晚上决不带队开赴广州。到了这时，杨衢云哪里再有枪支可换？而领队们又不肯让步。一时间，杨衢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无可奈何，只得电告孙中山。

　　孙中山哪里知道这些情况！他只知道问题更为严重了。他赶忙拿着两份电报，急匆匆赶到起义总机关。这时已经是上午8点多钟。

　　陈少白看了电报，大惊失色，连忙说：“凡事过了期，必然走漏风声。

　　假如还硬要发动起义，是一定要失败的。我们只能暂时把事情压下去，等待以后的机会了。”

　　孙中山觉得陈少白说得有道理，便当机立断，把钱分发给各路首领，叫他们回去等候命令。接着，又发急电给杨衢云，称“货不要来，以待后命。”孙中山意识到形势十分危险，但他首先想到的并不是自己的安全，而是同志的安全。他连忙对陈少白说：“你赶快走吧，我留下来处理一些事情。”当晚，陈少白匆匆忙忙搭轮船回香港了，孙中山则同郑士良赶到咸虾栏张公馆焚毁文件，贮藏枪械弹药，布置同志转移。

　　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整个过程中，孙中山始终镇定自若，临危不乱，给郑士良以很大的鼓励，使郑士良感到孙中山“毕竟不愧为领袖”，一副大将风度。

　　却说这时的两广总督已经是谭钟麟。这是个年迈昏聩的宫僚，对兴中会的革命活动始终没有察觉。重阳节这天上午，他接到香港总督密电：有人从香港私运武器进入广州，请留神。

　　谭钟麟看罢，并不在意，只是一笑了之。心想：英国人连是谁私运武器都没弄清，岂不是捕风捉影？

　　谭钟麟正在暗自好笑，又见省缉捕统带李家焯气喘吁吁地跑来报告：市面上外地人突然大增，行迹可疑，听说可能是要造反。

　　“党首是哪一个？”谭钟麟并不相信，以一种自负的口吻问道。

　　“孙文！”

　　“孙文？”谭钟麟仰面大笑起来，边笑边说：“孙文乃狂士，好作大言，岂敢造反？”

　　李家焯尴尬地站立在一旁，不知如何是好。他闷闷地退出总督府，心里并不服气。于是，他派了一些侦探去监视孙中山。

　　这一天，孙中山仍和平常一样，镇静自如。他同区凤墀老师准时去参加一个朋友的娶媳宴会，途中见兵弁很多，知道情况异常，但他依然谈笑自如，旁若无人。

　　区凤墀却很诧异，向孙中山问道：“今天的兵弁为什么这样多？”

　　孙中山微微一笑，说：“是来侦探我的行迹的吧！”

　　区凤墀大吃一惊，忙问：“为什么？”

　　孙中山反而问他：“行人都说我孙文举事，你没有听到吗？”

　　到10月27日，事情终于败露了。

　　事情出在朱淇的哥哥朱湘身上。朱湘是清举人，主持西关清平局事务。

　　朱淇起草了起义的《讨满檄文》，朱湘得知后，生怕连累到自己，便冒用朱淇的名义向李家焯告发。

　　李家焯连忙报告谭钟麟。谭钟麟一听，惊得汗如雨下，一副狼狈相。呆了一阵才缓过神来，连忙调兵遣将，加强广州防卫，并派李家焯领兵搜索双门底王家祠和咸虾栏张公馆，把守各处关口和码头。

　　这时，孙中山和陆皓东正在河南一个秘密机关里，听到清兵出动搜索的消息，连忙布置转移。陆皓东自告奋勇，要去云岗别墅焚毁兴中会名册，以免落入朝廷之手。孙中山同意他前往处理，并与陆皓东约定：事完之后，黄昏在水鬼潭埠头会台，然后一同离开广州。

　　陆皓东立即渡江赶到北岸的云岗别墅，焚毁了兴中会名册。正要撤离，清兵已把云岗别墅重重包围了。

　　除了陆皓东，被捕的还有程耀宸、程奎光、程怀、刘次、梁荣等人。

　　这天黄昏，化装成商人的孙中山到了水鬼潭埠头。他等了很久很久，仍不见陆皓东的影子。他知道好朋友凶多吉少了，迫于风声越来越紧，只好独自登上一只事先备好的小汽艇，在弯弯曲曲的小水道里拐来拐去，终于躲过敌人的盘查，朝香山县唐家湾方向驶去。

　　杨衢云虽是接到孙中山“不要再来”的电报，但七箱军械早已经交给“保安”号轮船，若是起回，又怕事情败露。于是只好硬着头皮，仍派朱贵全、丘四带领二百人随船赶往广州，同时复电孙中山：“接电太迟，货已下船，请接。”

　　28日清晨，“保安”号轮船刚刚抵达广州，等候多时的南海县令李征庸及巡勇管带李家焯即挥兵上前截缉。起义者们的七箱枪支，全被杂货积压在下面，临时根本无法拿出，朱贵全、丘匹等四十多人无奈，束手就擒；木箱内的二百多支手枪和弹药，也尽被查获。

　　广州起义至此即告彻底失败。

　　陆皓东被捕后，被押到南海县县衙，县令李征庸亲自审讯，严刑拷打，妄图逼使陆皓东供出同党而一网打尽。然而，陆皓东坚强不屈，横眉冷对李征庸，嘲笑似地对他说：“你虽严刑加之于我，但我肉痛心不痛，你将奈我何？”

　　11月7日，谭钟麟令营务处将陆皓东、朱贵全、丘四三人绑赴刑场杀害。广东水师统带程奎光，在营务处受责六百军棍，病死狱中。闻知陆皓东牺牲，孙中山极为悲痛，称他是“命士之英才”，“为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而牺牲者之第一人”。接着，清政府下令对孙文、陈少白、杨衢云、朱浩、汤才、王质甫、李杞、侯艾泉、夏百子、莫亨、吴子材等十余人悬赏捉捕。

　　孙中山被列在缉捕名单的最前面，赏银也最高，为花红银一千两。另外，清朝总理衙门向亚洲、美洲、欧洲各国清使馆发电，通缉孙文。

　　再说孙中山于10月27口晚上到达唐家湾之后，马上改坐轿子赶到澳门。过了两天，从澳门搭船去了香港。

　　到了香港之后，孙中山与陈少白、郑士良会合，搭船前往日本，终于摆脱了清廷的追捕。

　　●伦敦被禁

　　广州起义失败以后，清政府悬赏花红银一千两通缉捉拿孙文，在通缉令上还把孙文的“文字”加上三点水，故意写作“汶”，把革命家当作洪水猛兽，以示痛恨。两广总督谭钟麟还打电报通知香港，日本、新加坡、伦敦等地的驻外使馆，密切注意孙文的行踪，相机捉拿归案。

　　孙中山此时并不气馁，斗志更坚。但国内已经很难呆下去，他被迫逃亡国外。在一个月黑的夜晚，他乘船悄然离开了广州，经澳门到达香港，后来，又匆匆与郑士良、陈少白等人一起会合，抵达日本，在神户上岸后，他买了一张日文报纸，看见上面有一条日文新闻，标题是“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当时，反清起义并不用“革命”两字。孙中山颇感新奇，边看边小声念叨着“革命，革命，革命党”。他碰了碰坐在身边的陈少白：“你看，日本人称我们为革命党。”

　　少白凑过来看了这则新闻说：“这不比以往用的‘发难’‘起事’一类的词更好吗？”

　　孙中山思忖片刻说道：“革命二字，出于《易经》中的‘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一语。日本人称我们为革命党，意义甚佳。”

　　“那我们以后就称为革命党吧，这比‘会党’一词更有战斗性。”陈少白建议道。

　　“好吧，称为革命党。”孙中山点头微笑。

　　1895年11月，孙中山到了日本横滨。这时，他毅然剪去了头上的辫子，换下了清朝的服装，表示与清朝反动政府的彻底决裂。在横滨，孙中山组织了兴中会横滨分会，有几十名华侨参加。

　　年底，孙中山离开日本，重赴檀香山。檀香山本来是兴中会的创始之地，但是由于广州起义失败，不少会员灰心丧气，会务也基本陷于停顿。孙中山虽然竭尽全力加以整顿，不辞劳苦地奔波鼓动，也重新发展了一批新会员，并且成立了“练兵会”，作为训练武装干部的组织，但最终由于革命风气不盛，因而进展迟缓。

　　为了扩大兴中会的力量，孙中山考虑到在檀香山暂时难有大的发展，便将注意力移向了美洲大陆，因为美洲大陆的华侨，远比檀香山群岛的要多，孙中山决定前往开展宣传工作。

　　在准备启程前往美洲的前夕，孙中山漫步在檀香山街头。这里气候温和，树木葱笼，奇花烂漫，碧波荡漾。但美丽的风景提不起孙中山的兴致，他一边走，一边想着去美洲大陆的计划。突然，一辆载着四五人的马车，迎面奔驰而来。孙中山一惊，仔细一看，车上坐的竟是他在香港读医科大学时的老师康德黎夫妇和随员。他乡遇故知，孙中山喜从天降，他忘却了礼仪，来不及打招呼，抓住车扶手，敏捷地跳上了马车的踏脚板。

　　康德黎夫妇正在全神贯注地欣赏太平洋的热带风光，给这位“不速之客”吓了一大跳。同车的日本保姆，以为来者是日本人，忙用日语问道：“先生，你要干什么？”

　　“我是孙逸仙”，孙中山满脸笑容，用英语问候，“老师，您好！”

　　康德黎夫妇定睛一看，果然是他的学生孙逸仙！只不过他已经穿了西装，去掉了辫子，留了胡须。

　　老师夫妇转惊为喜：半年以来时时悬念的孙逸仙，现在竟平安地出现在自己的面前。

　　康德黎异常高兴，连忙招呼马车停下，急切他说：“我离开香港前两天，有人告诉我，说你在檀香山，没想到今天竟不期而遇。”

　　师生畅快地交谈着。康德黎告诉孙中山，他这次是回国休假，途中登岸游览小憩，真是巧遇。孙中山也将自己即将启程赴美，再打算到英国的计划报告了老师。康德黎一听，马上将他在伦敦的住址告诉了孙中山，相约在伦敦会见。

　　谁也没有料到，当孙中山后来在英国伦敦蒙难，生命濒于危急的时刻，擅香山街头的这次奇遇，对帮助孙中山逃出死地，竟然起了关键性的作用。1896年6月，孙中山到了美国。他首先在太平洋东岸的旧金山登陆，然后横穿美洲大陆，一直到大西洋西岸的纽约。沿途每到一地，总要留住十天半月，向当地华侨痛陈国民危困的惨状，宣传革命救国的道理。但是，孙中山发现，美洲华侨对革命的冷漠状况，比檀香山更甚。他奔波各地，活动了几个月，但响应他革命号召的人寥寥无几。尽管如此，孙中山自己却认为，这是为革命而播种，是辛勤的、艰难的播种，革命的种子总是要发芽、生长的。

　　1896年9月底，孙中山离美赴英，到达伦敦。他一踏上伦敦的土地，就警惕地左顾右盼，注意有没有人跟踪他。当时他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情况，悬着的心才开始轻松一些。

　　但是，他完全没有料想到，他的一举一动，早被一位受雇于清公使馆的碧眼高鼻的英国私家侦探尽收眼底了。10月2日，也就是孙中山到达伦敦的第二天，关于他活动的情报，已经送到了清政府驻英国公使馆参赞、英国人马格里爵士的办公桌上。

　　10月11日，星期天，上午10时许，孙中山按照事先约定，准备去看望住在罩文省街的老师康德黎博士。走到半路，忽然发现从后面赶上来一个穿着中国服装的人。那人注意地盯住孙中山，突然用英语向他探问；“您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

　　“中国人。”孙中山见是一位本国人发问，便用广东话与其交谈起来。

　　“听您口音，好像是广东人？”

　　“是的。”

　　“啊，我们还是同乡呢。”那人顿时热情起来，又进一步问：“您尊姓？”“姓孙。”

　　“敝人姓邓，名廷铿，就住在前面不远。”

　　孙中山打量了他一下。只见他三十多岁年纪，身高体壮，脸上却瘦得双颤突出，两只黄眼珠显得捉摸不定。他衣着整齐，看上去既不像中国留学生，也不像做买卖的。不管怎样，在远离故国的伦敦大街上遇到这么一个同乡，还是值得高兴的。于是孙中山道：“你府上在哪里？”

　　邓指着对面街不远的房屋说：“那里就是。”

　　孙中山不知不觉地和邓一起走到了波德兰区49号。

　　这时，又一个中国人出现了。邓向他介绍说：“这位孙先生是我的同乡。”那人显得十分热情，对孙中山连拉带劝：“到我屋里坐坐，抽根雪茄，喝杯红茶，叙叙乡情呀！”

　　孙中山因事先和康德黎老师有约，便极力推辞。这时候，从楼房里又走出一个满面虬髯的大汉，也非常客气地请孙中山到楼里坐坐。说着，他们一边一个挽住孙中山的胳膊，不由分说把他拉了进去。等孙中山回头去找邓廷铿时，他已不见了。

　　孙中山一进门，便听见“呯”的一声，大门被迅速关上了，又“咔嚓”

　　一声上了锁。孙中山看见大厅里有好几个中国人正看着他，便大声发问：“你们要干什么？这是什么地方？”

　　“走，到搂上去再说！”那两个大汉变了脸，语气也强硬起来。他们挟持着孙中山，带到三楼的一间空房子里，把他往里一推，便锁上门扬长而去。不一会儿，一个碧眼黄须的英国老头儿走进屋里，用生硬的中国话对孙中山说：“对你来说，这里就是中国。”这句话，他一连说了两遍。孙中山这才明白，这里是中国驻英使馆，他被秘密绑架了。

　　“你是什么人？”孙中山用英语问道。

　　“我是马格里爵士，是贵国使馆的参赞。”

　　孙中山前几天曾听康德黎老师谈起过，就是眼前这个马格里，以前在上海参加过华尔的“洋枪队”，是个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刽子手，不由得对他怒目而视。

　　马格里得意洋洋地说：“你就是孙文？”

　　“是的，我是孙文。”

　　“驻华盛顿的中国公使来电，说你乘轮船来这里，让我们扣留你。”马格里凶相毕露地说。

　　“为什么？”孙中山气愤地问。

　　“你是贵国政府通缉的要犯，你一到伦敦，我就雇了侦探社的便衣跟踪了你好几天，现在终于把你捉到了。我刚才已经打电报给贵国，你必须在这里等候总理衙门的覆电。”说完，马格里不怀好意地冷笑一声，出门去了。孙中山在房中焦急地踱步徘徊，透过窗户，凝视着蔚蓝色的天空，双眉紧锁，思考着应付窘况和脱逃的办法。

　　●蒙难脱险

　　孙中山被囚于清政府驻伦敦公使馆的楼上，心中不免焦急。心想，革命大业未成，不能就此束手待毙，一定要设法逃出去，首先要把被绑架的消息告诉老师康德黎博士。

　　于是，孙中山疾步走到门边，请看守喊来马格里。

　　孙中山问：“我被你们扣留在这里，能不能让我的朋友知道？”

　　“不行！”马格里一口回绝，“但是，你放在旅馆中的行李，可以写个便条，让这里的人去为你取来。”狡猾的马格里企图用这个办法搜索孙中山的行李，看看能否取得机密文件或其它有价值的东西。

　　孙中山识破了马格里的诡计，告诉他：“我不住旅店，只有康德黎博士知道我的住址。”

　　于是，孙中山写了一张纸条，说明他已被幽禁于中国使馆，请将他的行李送来。孙中山要马格里将这张纸条交给他的另一个老师孟生博士，请孟生转交给康德黎。

　　马格里接过纸条一看，皱着眉头说：“不能说被禁。”

　　孙中山又重新写了一张纸条。马格里假意答应转交，拿着便条走了。他前脚刚走，后脚就来了一个木工，乒乓乒乓地给门上加了一把新锁，又用几根铁条把窗户钉得结结实实。

　　几个小时后，马格里又派来一个叫柯尔的仆人，对孙中山进行搜身检查，将他装在口袋里的钥匙、铅笔、小刀、纸张等搜索干净。

　　马格里对这个仆人严厉地说：“不论孙文给你多少钱，你都可以收下，但是他给你的任何一张纸片，你都必须直接呈送给我。”

　　“知道了，照你的吩咐办。”柯尔答道。

　　晚上，马格里又在囚禁孙中山的房子门外加了两个门卫，日夜监视，让他插翅难飞。

　　夜间，周围一片寂静，只有门外的看守在走廊上走路的脚步声不时传入耳中。孙中山静静地躺在床上，眼睁睁地盯着天花板出神，寻思着用什么办法才能把自己被捕的消息传出去。

　　一连几天，孙中山都是在焦急中度过，他见行李始终没有送来，便知道上了马格里这只老狐狸的当。他买通看守，悄悄弄来了纸和笔。这几天，他多次请求柯尔帮助送信，但柯尔不是拒绝，就是把信交到马格里手里。

　　孙中山实在想不出什么别的办法，他只得将身边仅有的两张纸裁成几块，都写上给康德黎博士的求援信，然后用纸条裹着硬币，打开窗子，把几张纸条从窗外向街道掷去，希望能被过路的人拾到，按纸上的地址去送给康德黎博士。他想，只要有一架纸条送到，就有营救的希望了。

　　但事与愿违，可能是力度不够，几张裹着硬币的纸条全被使馆的人捡了去。随之而来，整个窗口都被封死了。

　　正当孙中山无计可施，十分苦闷的时候，马格里却酝酿着一个更加恶毒的阴谋：他准备和一家轮船公司商量，包租该公司的船只押送孙中山回中国。按照英国的法律，未经英国政府的许可，外国使馆是不能随便捕人的。

　　马格里认为，如果能得到一份孙中山“自己来到使馆”的书面证明，他们执行“租船押送孙中山回国”的阴谋就会比较顺利。如果此计不成，就把孙中山当作疯子，堵上嘴巴，捆起手脚，装在一只大木箱里偷运回国。

　　这时候，邓廷铿又在孙中山的面前出现了。

　　邓廷铿装着十分抱歉的口吻说：“前几天强迫孙先生到此，实在是公事公办，没有办法，请孙先生海涵。”

　　孙中山坐在椅子上，面色威严，没有吭声。

　　邓廷铿继续谦恭地说：“兄弟今天前来看望，实在是想表达下我的个人感情。”

　　“你如果真的是为友谊而来。则打算怎样援助我呢？”孙中山不紧不慢地问。

　　邓廷铿提出：“我为孙先生想了一个办法，你可以写一封信给龚照瑷公使。信中须要竭力表白本系良民，并非乱党，只因朝廷官吏诬陷，使我遭受嫌疑，因此，亲自来到使馆，请求昭雪。”

　　孙中山情急之中，未多思索，按照了邓廷铿的意思，写了一封信。邓廷铿高兴万分，拿着这封信，连招呼也未打就匆匆下楼去了。

　　这时，孙中山大声叫了起来：“中计中计！”

　　孙中山之所以再次坠入邓廷铿的奸计，在当时实在是以为这是获得自由的唯一途径。因为如果被押送回国“正法”，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华侨中，都会给革命运动带来重大的损失。

　　第二天，仆人柯尔照例给孙中山送来了食物和煤炭。这一天，已经是孙中山被囚的第六天了。经过多无的观察，柯尔看出孙中山是个好人，孙中山也感到柯尔富有同情心，心地比较善良。

　　柯尔看着孙中山愁苦的面容，问道：“你究竟是什么人？”

　　孙中山说：“我实在是个好人，并不是他们所说的疯子。我是中国的国事犯，现在被迫流亡海外。”

　　“什么是国事犯？”

　　“你听说过阿美尼亚人的事吗？”

　　柯尔点点头。

　　孙中山知道英国人对基督教怀有特殊感情，就向柯尔解释道：“现在中国的皇帝要杀害我，正如土耳其苏丹要杀害阿美尼亚人一样。土耳其苏丹仇视阿美尼亚族的基督教徒，所以要杀害他们。中国皇帝仇视中国的基督教徒，也要杀害他们。我是一个中国基督教徒，而且曾经尽力谋求改革中国。凡是英国人都同情阿美尼亚人，像我这样的情况，如果让英国人民知道，也一定会同情的。”

　　柯尔显然被感动了，问：“不知道英国政府能不能给予援助？”

　　孙中山很有把握地说：“英国政府一定乐于相助，这是不用说的。我的生命，现在其实是系在你的手上，你如果能让外界知道这件事，我的生命就能够保存，否则，只能任其杀害。”

　　孙中山略微停了一下，继续说道：“请你再三想想：我们是以崇拜上帝为重，还是以尽职雇主为重呢？”

　　柯尔明白了，点点头走出去了。

　　第二天，柯尔继续送煤进来，加完煤后，用手指指煤篓走开了。孙中山拨开煤块一看，有一个纸团。打开来，只见上面写着：“我可以替你送一封信给你的朋友，不过写信时要小心，当心监守人的眼睛。他们在锁孔中监视你的行动。”

　　孙中山赶紧在贴身口袋里掏出一张暗藏的名片，躺在床上给康德黎写了几句话，交给了柯尔。

　　善良的柯尔在另一位英国女仆的帮助下，冒着被使馆解雇的风险，终于把孙中山被诱捕囚禁的消息告诉了康德黎博士。

　　孙中山失踪后，康德黎博士十分焦急。一接到孙中山被绑架的亲笔信，马上找到孟生博士，一齐商量营救的办法。

　　他们首先报告了伦敦警察局，要求警方干涉此事，遭到婉拒。接着，他们又赶到英国外交部，那些官员也都模棱两可，不肯马上交涉。为了抓紧营救，康德黎急忙赶去雇私人侦探，日夜监视中国使馆，防止他们把孙中山暗中转移。

　　孟生博士赶到使馆求见，出来接待的是一个翻译，此人正是邓廷铿。孟生开门见山他说：“我要见一见孙逸仙先生！”

　　邓廷铿故作惊讶：“什么孙逸仙？这里没有此人！”

　　当天夜里，康德黎博士又赶到伦敦最有名的《泰晤士报》社，揭露中国使馆的违法行为，碰了钉子，只得又到其他报社奔波求援。

　　第二天，《地球报》用“革命家在伦敦被诱捕”为题发表了这个消息。

　　当天，《中央新闻》、《每日邮报》的记者纷纷来访康德黎。次日，伦敦的各家大报又以特大标题，竞相报道了中国公使馆这一丑闻。

　　消息传开，舆论为之大哗，英国社会上掀起了轩然大波。许多英国公众拥到清使馆门口，高呼“释放孙逸仙”的口号。有人愤怒地声称，如不放出孙逸仙，就要捣毁清使馆。

　　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英国政府只得派遣代表向清使馆提出交涉。

　　英国首相兼外交部大臣沙利斯堡还向清使馆递交了备忘录，要求按照国际公法和惯例，迅速释放孙逸仙。

　　10月23日，被非法囚禁了十二天的孙中山终于被释放了。当他从使馆出来时，伦敦的街头人山人海，热情的英国公众早已在门口等候多时了，他们纷纷向孙中山挥手致意，热情地齐声欢呼：“孙逸仙！孙逸仙！”

　　此情此景，充满着斗争精神和英雄气概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孙中山无限感慨，无限激动。回到旅馆，记者们蜂拥而至，把孙中山团团包围起来。孙中山慷慨陈词，详细揭露了清政府这一卑劣的绑架阴谋。英国各报继续以大量篇幅报道了这个事件的始末。

　　这样，这次卑鄙的绑架事使清政府的腐朽和残忍本性更加臭名远扬，中国革命家孙逸仙的名字瞬间便传遍了全世界。

　　●潜心研读

　　一个真正的革命者，绝不会因为经历了一次死亡的危险就畏直不前，孙中山虽然在伦敦遇险，差点被杀头，但丝毫没有削弱革命意志。正如他在获释第二天给伦敦各报主笔所写的声明那样：“我对立宪政府和文明国民意义的认识和感受愈加坚定，促使我更积极地投身于我那可爱而受压迫之祖国的进步、教育和文明事业。”

　　孙中山反思自己的革命经历，深深感到自己的才智和学识还不足以应付实际斗争的需要，便决定暂留伦敦，这样做一方面能比较从容地思考一下今后的计划，另一方面可以利用大英博物院图书馆的丰富藏书，潜心研究，并实地考察欧洲各国政治经济的情况，进一步探求救国的真理。

　　就这样，孙中山开始了一段在异国读书、研究的生活。在这期间，他几乎天天都泡在博物院的图书馆里，博览群书，几乎对一切都感兴趣：外交、法律、矿物、农业、畜牧、机械、政治、经济等，各种书籍都看，而尤其重视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

　　他这样日夜苦读，是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的。后来他曾说，他所学的一切学问，都是“革命之学问”，凡任何有助于增进革命知识和能力的，他都认真去研究，作为组成他的“革命学”的素材。

　　清使馆对孙中山的动向仍然十分关注，他们继续委托侦探社监视孙中山的行动。该侦探社1897年4月18日向使馆的报告，今天读来是很有意思的：“他（指孙中山）的行动很有规律，几乎每天到大英博物院图书馆，谭文省街46号，霍尔庞邮局。。在大英博物院图书馆，他不变的总是进阅览室，并停留几小时，偶然的为要吃些点心，就到布莱街金谷面包公司，之后，有时仍回大英博物院图书馆。”

　　6月24日，侦探社又报告说：“此人经常地到大英博物院图书馆，在那里停留至下午7时或8时。”

　　这些报告，成了孙中山当年居留伦敦时刻苦读书的真实记录。

　　康德黎博士后来也与友人谈到过：“孙逸仙在伦敦和我们住在一起的时候，从来没有浪费过光阴。他时时都在工作，他所读的书，各方面都有。。孙逸仙在今日的中国，是一个获得最广博最高尚教育的人，这是无疑的。”孙中山曾说过：“我一生的嗜好，除了革命之外，只有好读书。我一天不读书，便不能够生活。”他爱好读书，甚至在危急情况时也矢志不移。有一天晚上，阅览室里的读者都走了，孙中山已经十分疲倦，就伏在桌子上休息一会。这时，他晚饭还没吃，摸摸口袋，生活费已经所剩无几。就在他准备出门买面包时，进来了三个中国留学生找他讨论问题。一位稍微年长一些的学生见他满面倦客，关心地问：“孙先生近来身体怎样？”

　　“不错！”孙中山打起精神回答。

　　伦敦的中国留学生与孙中山的关系比较融洽，知道他生活困窘，便时常接济他。这时，其中另一位中国留学生笑着说：“恐怕又是囊中羞涩了吧。”

　　孙中山拍拍口袋说：“今晚还能过得去。”

　　说完，那三位同时笑了起来。他们拉着孙中山去吃饭，又共同凑了三四十英磅送给他。

　　可是不到三天，孙中山就把这笔钱几乎都用来买了新书，其中有许多关于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的书籍。在孙中山看来，为了探求救国的道理，生活苦一点没有关系，一两顿饭不吃不要紧，学习比吃饭更重要。

　　孙中山在英国这一时期，除了通过读书研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理论，接触有关社会主义运动的学说外，还找机会认真地观察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制度。

　　他经常专门抽空到英国宪政俱乐部等处考察调查，跟流亡伦敦的各国革命者交流经验，商讨问题。他看到英国虽然富强，但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却十分悲惨。伦敦的产业工人举行总罢工，竟遭到政府军队的残酷镇压。

　　对于英国社会的这些现实情况，孙中山感触颇深。他设想通过一些办法，避免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带来的“祸害”。他的社会经济观点——民生主义，就是在这时开始形成。他决定采取民生主义，与民族、民权两个问题同时解决，初步形成了三民主义的主张。

　　由于当时欧洲的中国留学生人数不多，距离中国又路途遥远，孙中山决定离英赴日，就近谋划中国革命。他离开伦敦，又一次横渡大西洋，经过加拿大的蒙特利尔、温哥华、维多利亚等地，于1897年8月中旬再次到达日本横滨。

　　在横滨，孙中山结识了两个日本朋友，一个叫宫崎寅藏，一个叫平山周。他们都是听说中国革命家在伦敦蒙难的传奇事件后，慕名前来求访的。他们和孙中山一见如故，畅谈革命，终日不倦。

　　宫崎寅藏是日本著名的浪人。他比孙中山小五岁，号白浪滔天，相貌雄伟，蓄一口长髯，他是一个游侠式的人物，性情豪爽，交流广泛，行踪不定。有钱的时候，他狂歌善舞，挥金如土，为朋友的急难解囊相助，可以一掷千金；无钱的时候，他就沿街说书、卖艺、唱浪花节来维持生计，蓬头破衣，如同乞丐一样。就是他，后来写了著名的《三十三年落花梦》。

　　平山周是个二十六、七岁的日本青年，英俊倜傥，性格耿直，也和孙中山很谈得来。

　　通过宫崎和平山的介绍，孙中山又结识了刚当上日本民党领袖的犬养毅，以及大隈重信、萱野长知、头山满、山田良政等日本朝野著名人士。后来，山田良政还亲自参加了1900年的惠州起义，在惠州附近的激烈战斗中英勇牺牲。

　　宫崎和平山都住在东京。临别的时候，他们都劝孙中山采用化名暂留日本，以摆脱清使馆密探的追捕，并邀请孙中山到东京去，以他们华语老师的身份进行革命活动。孙中山回答说，是暂留日本还是潜回国内，他还要再仔细考虑一下才能决定。

　　于是，宫崎和平山把自己的地址留给孙中山，便依依惜别地回东京去了。过了几天，孙中山来到东京。他先找到平山周，告诉他已经决定暂时留在日本进行革命活动。平山周听了十分高兴，马上陪孙中山来到宫崎寅藏家里。

　　为了便于开展革命宣传，他们议了很长时间，最后商定让孙中山住在位于东京市中心银座的对鹤旅馆。他们给孙中山换上了一套崭新的日本服装，便走出门来。

　　宫崎和平山陪着孙中山，沿着车水马龙的大街向旅馆走去。在日比谷公园附近，孙中山看到一所华丽的住宅座落在一个幽雅的花园之中，便随口问平山周：“这是什么地方？”

　　“这里是东京大名鼎鼎的中山候爵的府邸。”平山周告诉他。

　　来到对鹤旅馆，由平山周给孙中山登记。孙中山当时的姓名是孙文，或称孙逸仙。由于事先没有商定化名，平山周犹豫了一下，想想刚才经过中山候爵的住宅，便随手写上了“中山”二字。可是，中山是日本人常见的姓，应当再有个名字。

　　平山周正踌躇间，孙中山接过平山周手中的笔和登记簿，又加上了一个“樵”字。于是，孙中山又有了一个新的化名：“中山樵”。

　　进了房间，孙中山风趣地对宫崎寅藏和平山周说：“我小时候，从六岁起就上山砍柴，真是一个中国的山樵啊！”

　　“中山先生”，宫崎寅藏第一个叫起孙中山的新名字，诙谐地说，“中国革命的道路上，充满了荆棘，也正需要您这位中国的山中樵夫来披荆斩棘啊！”说罢，三个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援菲计划

　　在日本，孙中山和菲律宾独立党曾有过一段动人的交往，那是孙中山住在横滨的时候。

　　夏夜，横滨的气候十分怡人。海风呼呼地吹着，把白天的暑气化为乌有。滨海的沙滩上、大道边和树荫下，到处是纳凉的人们。

　　孙中山无暇享受大自然带来的阴凉，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正汗流浃背地在绘制一张中国地图。这不是普通的地图，而是一张别具匠心的《中国现势地图》。在地图上，他把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的势力范围、强占的铁路，一一着色标明，以便看图的人触目惊心。为了唤醒有志之士起来革命，他还为这张地图写了一个后记，内容是：近来中国有志之士，感慨风云。

　　悲愤时局，忧山河之破碎，惧种族之沦亡，多欲发愤为友，乘时报国，舍科第之辞章，而讲治平之实学矣。。孙中山时而又停下笔端，思索着下一次武装起义的计划。忽然，门外的日本侍女叩了叩门，轻轻地说：“中山先生，有人找您！”

　　孙中山打开房门一看，门口站着一个三十来岁的汉子，又黑又瘦，上唇蓄着一字型的浓密胡子，手里拎着一只皮箱，脸上露出极度疲惫的神色，两只乌黑明亮的眼睛却显得十分深邃、坚毅。

　　“您就是孙逸仙博士吧？这么晚前来打扰您，十分抱歉”，那人说着一口不熟练的日语，自我介绍道，“我叫彭西，来自菲律宾。”

　　“哦，您就是那位菲律宾独立党的著名宣传家彭西先生？久仰！久仰！”孙中山和来人紧紧握手，热情地将客人住屋里让，“快请，请屋里坐！”彭西此次来日本，负有重要的使命。几个世纪以来，菲律宾一直处于西班牙的殖民统治之下。1896年，二十九岁的中菲混血青年阿奎那多领导独立党起义，参加的民众有四十万人，与西班牙统治者进行了顽强的战斗。

　　后来，美国也企图取代西班牙，要把菲律宾作为它的殖民地。美国政府向菲律宾调派了军舰，对阿奎那多诡称，要帮助菲律宾独立，美国军队攻下了马尼拉，占领了大片领土，打垮了西班牙的殖民统治势力。

　　1898年6月，阿奎那多在卡维特成立了菲律宾共和国，并被选为总统。

　　但在年底，美国又与西班牙在巴黎签订和约，决定西班牙退出菲律宾，由美国取代殖民统治。菲律宾共和国对此提出抗议，要求美国政府要求承认菲律宾独立，被美国拒绝。后来，美国竟完全背信弃约，向菲律宾革命军发动突然袭击。

　　在阿奎那多领导下，菲律宾革命军奋起保卫民族独立，勇敢地抗击侵略者。由于武器缺乏，便决定向亚洲各国求援，并派彭西到日本购买军火。彭西到了横滨，得知中国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正在横滨，并了解到孙中山与日本朝野人士有所交往，也一定会同情菲律宾的独立斗争。于是，经多方打听，找到了孙中山的住处。

　　彭西与孙中山走进内室，在席子上坐下来，两人一见如故，亲切交谈起来。

　　“孙先生，见到您真是万分高兴！我早就听说你的高明医术和革命业绩。从经历上来说，我们是十分相似的。我以前是马德里医科大学的毕业生，从事过医生这个治病救人的崇高职业，后来也和您一样弃医革命，现在正为自己祖国的独立自由而战！”彭西不愧是一位宣传家，说起话来亲切感人。“你们的斗争，早已引起中国人民、亚洲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注目。我们中国的革命党人和菲律宾独立战士应该结成紧密的同盟，这样，亚洲革向的力量就可以大大加强。”

　　“孙先生，您这个主意太好了！”彭西不禁兴奋地站了起来。

　　孙中山接着转了一个话题，关心地问：“听说贵国近来的独立战争进展十分顺利，是吗？”

　　“是的。我们已经取得了反对西班牙殖民主义者的胜利，正在与美国侵略军战斗。”彭西把国内情况向孙中山作了介绍，然后提到了这次来日本的使命，“我们现在非常需要大量军火，独立党的领袖阿奎那多派我到日本购置军火。然而，事情并不顺利。。”

　　彭西告诉孙中山，日本政府正和西方列强谈判修改条约，需要美国的支持，因此拒绝向菲律宾出售军火，形势非常复杂。彭西恳切地对孙中山说：“我得知先生与日本进步人士有联系，因此冒昧请求先生协助购置军火。”孙中山听了，毫不犹豫地表示：“你们反对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胜利，将是所有东方人的胜利！我们的革命事业应该是互相支持的。购置军火的事，我一定尽力而为！”

　　“谢谢！非常感谢！”彭西一边连声道谢，一边从身边取出一叠支票，连同皮箱一起交给孙中山，“这是购置军火的款子，请点收。”

　　为了帮助菲律宾独立军购买军火，孙中山到处奔波。第二天一大早，他就找到了宫崎寅藏的住处，后来又把平山周找到一起商议。孙中山把菲律宾独立军想购买武器的事，详细告诉了他们，请他们帮忙。孙中山说：“我们一旦帮助他们争得了菲律宾的独立，接着便可凭借菲律宾同志的力量支援我们的武装起义，掀起一场风暴。我决心带领我们的同志和部下去帮助他们打仗，希望你们也来和我们一起，速其成效。”

　　宫崎寅藏和平山周素来景仰孙中山，他俩见孙中山态度坚决，便赞成道：“好，来它个痛快的，先干他美国一家伙。”

　　由于中国革命党人和支持他们的日本友人都受到日本当局的监视，不能直接出面购买军火。必须找一个与中国革命党没有联系、不受当局注意的人来办这个事情。于是，他们三人又找到犬养毅，商议请民党干事、众议院议员中村弥六秘密帮助。

　　孙中山一面秘密地托人联系购买军火，一面与彭西相商在武装斗争中互相支援的具体计划。最后决走，当菲律宾独立军向美国侵略者大举反攻时，孙中山亲自率领兴中会员取道小吕宋埠赴菲律宾，和独立战士并肩作战。菲律宾独立党领袖阿奎那多接到彭西的报告，对孙中山计划助菲独立，而后菲助中国革命成功的想法，极为赞同。为了支援中国革命，阿奎那多决定赠给孙中山十万日元作为革命经费，并命令彭西亲自把这笔赠款交给孙中山。

　　兴中会得到这批赠款后，在开展各项活动中，起了很大作用。当年秋季，派陈少白在香港创办《中国时报》；派史坚如赴长江一带，联络会党，扩大兴中会组织；派郑士良在香港设立接待会党的机关；策动惠州、广州军事行动等方面的费用，就是用的这笔款子。

　　经过暗中联络，中村弥六向枪炮商大仓会社购买了大批军械，包括子弹六百万发、步枪一万枝、大炮十一门、望远镜七架以及火药压榨机和大批制造弹药的材料，雇三井会社的“布引丸”船潜运赴菲，预定驶至菲律宾首都马尼拉附近的一个岛屿，由独立战士接收。孙中山还聘请了三名富有战斗经验的日本军官，随船赴菲律宾帮助独立军训练部队。

　　1899年7月19日，阳光洒满海面，闪烁着耀眼的光辉。“布引丸”轮在门司港启航了。孙中山站在码头上，一直到渐渐远去的轮船终于消失在视野里，悬着的心才松了下来。

　　不幸的是，几天以后传来了噩耗：“布引丸”轮在浙江马鞍岛附近海面遇到了台风，不幸触礁沉没。船上的十二个人，包括三名日本军官，全部丧生于狂风巨浪之中。

　　孙中山并不灰心，他与彭西商议，用剩余的七万五千比索，又设法买到了第二批军火，雇船取道台湾运往菲律宾。美国政府发觉了这一次活动，向日本提出了强烈抗议，日本政府决定，取缔枪支船运出口，援菲计划又一次落空了。

　　孙中山对菲律宾人民反美斗争的支援，虽然没有成功，但是他积极支持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行为，在旅日的亚洲各国革命志士中引起了反响，得到大家极高的评价。这种真诚的协助精神，在中菲友谊史上，留下了可贵的一页。

　　之后，孙中山与彭西仍不断来往，互相关心着两国革命运动的进展情况。后来彭西还写作并出版了《孙逸仙——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一书。书中写道：“孙逸仙善于把远东各国的共同问题综合起来加以研究。因此，他成为一群来自朝鲜、中国、日本、印度、暹罗和菲律宾的青年学生的热情鼓动者之一。”初晤康梁1898年夏天，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在海外流亡之时，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则掀起了一场举世瞩目的变法维新运动，死气沉沉的中国大地似乎出现了一线生机。孙中山虽然远在日本，却十分密切地注视着国内这场政治运动的发展和命运。

　　甲午战争失败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激于不甘亡国灭族之义愤，便通过上书请愿、开学会、办报纸等方式，广造舆论，鼓动变法维新。逐步取得了光绪皇帝的支持、1897年11月，德国强占了胶州湾。年底，康有为第五次向光绪皇帝上书，写道：西方列强企图瓜分中国，形势日趋严重。天下皆知朝廷软弱无能，人民正在酝酿造反起义，如再不图强变法，皇上与诸位大臣，即便想苟且偷安，维持短暂的歌舞升平也不可得。。康有为的这些言词使光绪皇帝深为震动，他表示“不作亡国之君”。1898年1月，光绪命总理衙门大臣翁同和、李鸿章、荣禄等传见康有为，询问变法事宜。4月，康有为在北京组织“保国会”，倡议在各省、府、县成立分会，呼吁变法救国。6月11日，光绪皇帝下《定国是诏》，宣布变法。16日，光绪在颐和园召见康有为，任康有为为总理衙门章京，在皇帝身边办理文书。之后，光绪又命各省总督巡抚推荐人才。康有为的弟子及志同道合者梁启超、谭嗣同、刘光第、林旭、杨锐等都被举荐上来成为皇帝左右近臣，参与变法工作。

　　从6月11日至9月21日，光绪皇帝先后颁布了一系列变法政令，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提出了许多改革的措施，出现了史称戊戌“百日维新”的高潮。

　　孙中山和他在日本的朋友们经常聚会议论局势，有一天晚问，他和陈少白、宫崎寅藏、平山周等人一直聊到深夜还意犹未尽。只见孙中山双眉紧锁，不无忧虑地说：“光绪皇帝是个傀儡，维新派把希望完全寄托于他肯定不行！”“听说西太后在光绪下令变法的第四天，就将光绪的老师，户部尚书翁同和革职回家了，这明显是与光绪对着来的嘛！”陈少白愤怒地说。

　　宫崎寅藏突然站了起来，面对孙中山，以探讨的口吻说：“孙先生，贵国的维新派人士只顾颁布变法条文而不重视抓军队，变法能够长久吗？”孙中山默然不语，担心着国内局势的变化。

　　果然不出所料，煊赫一时的“百日维新”很快就流产了。以西太后为首的顽固派根本不能容忍光绪和康有为等人的所作所为。西太后实际掌握着朝廷大权，她在将翁同和革职的同时，又任亲信荣禄为直隶总督，统率北洋军，控制京津，还决定10月到天津阅兵时拘禁光绪，另选幼主。

　　光绪获悉后，先后两次与康有为、谭嗣同密商，决定把赌注押在袁世凯的身上，他是荣禄的部下，正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9月18日，这是一个风雨之夜，谭嗣同悄悄潜入袁世凯的驻地，力劝袁世凯发动兵变，除掉荣禄，然后率兵进京勤王，对西太后实行兵谏，不许她干预朝政。

　　谭嗣同表情严肃，声音低沉而又坚定地说道：“报国恩，救君难，除旧党，建大业，全在此举！未来天下大政，将在阁下掌握之中，国家前途，系于阁下之手。”

　　阴险狡猾的袁世凯表面附和，当即回答道：“阅兵时叫皇帝向我袁某营中跑，杀荣禄如杀一狗。”

　　但是没有想到，9月20日，袁世凯就跑到天津向荣禄告密，荣禄立即入京见西太后禀报了此事。西太后恼火万分，于9月21日发动政变，囚禁了光绪皇帝，再次垂帘听政，并下令缉捕维新派，所谓“新政”全部废除。9月28日，谭嗣同、刘光第、林旭、杨锐、杨深秀、康广仁“戊戌六君子”被杀害。

　　戊戌变法失败了，康有为和梁启超从炙手可热的皇帝亲信一变而为朝廷“钦犯”。康有为逃出北京，在英国军舰的保护下到了香港，梁启超则避居在日本使馆。

　　孙中山听到这些消息后，便和日本朋友宫崎寅藏、平山周商量，请他们助一臂之力，帮助康有为和梁启超脱险。

　　宫崎寅藏和平山周等一批日本朋友，早就打算帮助孙中山与康有为、梁启超联合，使革命力量不断壮大，于是，便立即行动起来。宫崎寅藏悄悄来到香港，找到了康有为，并掩护他到了东京。平山周则到了北京，在公使馆见了梁启超。为了掩护梁启超潜逃，平山周要梁启超脱掉汉服，换了一身和服，乔装打扮后，先到天津，再乘船到了东京。

　　康有为和梁启超到了东京后，孙中山考虑到，中国在日本的留学生加起来不过七八十人，而且多数属于康、梁的维新派，如果双方能够合作，彼此坦诚相待，对兴中会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便决定在合适的时候亲自去慰问，以示自己的诚意。

　　孙中山委托宫崎寅藏、平山周二人去转达他的意向，但遭到了康有为的拒绝。宫崎寅藏对康有为说：“你们同在日本流亡，应该联合为好，可以坐在一起谈谈。”

　　康有为十分傲慢地回答：“我身奉光绪皇帝的衣带诏，不便与革命党交往，恕不能相见。”

　　日本民党领袖犬养毅得知此事，便出面周旋，约定康有为、梁启超与孙中山、陈少白四人，一同前往他在早稻田的寓所晤面。当孙中山带着陈少白来到寓所时，康、梁二人尚未到。等了一会儿，只见梁启超一人匆匆赶来，吞吞吐吐地解释说：“康有为先生因有其他事情不能来，实在抱歉。”

　　“既然康先生有事，我们先谈谈也行”，孙中山十分大度地说，“梁先生快请坐。”几个人围坐在一起先寒暄几句。待侍者端来茶水后，犬养毅对孙、陈、梁说：“我不大熟悉中国的语言，先离开一步，你们聊吧！”

　　孙中山与梁启超就双方合作的问题，进行了非常细致的交谈。临别时，梁启超说：“今天所谈内容，关系甚大，必须与康先生商量后，再为答覆。”孙中山紧紧抓住梁启超的手，动情地说道：“此事不宜久拖，盼尽快答覆。”

　　两天时间过去了，康、梁方面毫无回音。孙中山不免焦急，便吩咐陈少白：“你再去拜访一次，听听他们的想法。”

　　陈少白这时已十分恼怒，摆摆手说：“先生干脆算了，我看康有为根本就不赞成革命，道不同不相为谋。先生还记得大同学校的事吗？”

　　原来，孙中山与康、梁在此之前就有过断断续续的交往，发生过一些令孙中山不愉快的事情。

　　康有为、梁启超都是广东人，与孙中山是同乡，有一段时间还同时住在广州城里。当时，康、梁就已有了点名气，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讲学，孙中山在圣教书楼挂牌行医，相隔不过几条马路，彼此一直没有什么来往。孙中山在确立了反清思想后，曾把一切敢于改革政治的人，都当作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很想把他们团结在一起。1893年的冬天，孙中山听书楼的一个伙计说康有为常来书楼买书，就托他转告康有为，说想和康氏见面结交。但此时的康有为正踌躇满志，看不起孙中山，竟然对那个伙计说：“要他写一个拜见老师的帖子，称自己为门生才行。”结果结交未成。

　　胸怀大志的孙中山是不会计较这些小节问题的。广州起义失败后，兴中会为扩大影响，在日本横滨办了一所学校，孙中山取名为“中西学校”。因为教员缺乏，孙中山、陈少白又希望与改良派联系，便委派一名校董到了上海，聘请梁启超到日本主持学校的校务。梁启超不大愿意干这个差事，便与康有为相商。康有为另派了他的学生徐勤和另外二人，来中西学校执教。孙中山看到康有为派人来到横滨，十分高兴，便委托徐勤当了中西学校的校长。谁知徐勤当校长后办的第一件事，就是根据康有为的意思，把校名改为“大同学校”，并挂起了康有为亲笔书写的门额。即便如此，孙中山还是没有动气，也不去追究。他想，既然将学校交给他们办，改一个校名也无碍大局。

　　但是，没过多久，孙中山遇到了一件使他更不愉快的事情。有一次，他抽空到学校去看看，走进教员的办公室，空无一人，教员们都上课去了，无意中瞥见桌子上压着一张纸条：“不得招待孙逸仙！”孙中山觉得有点奇怪，不声不响地走了出来。有几个兴中会员听到这个情况后十分生气，跑到学校要和徐勤算帐。徐勤推辞说：“我并不知道这件事啊，字条绝对不是我写的，我可以发誓。”兴中会员们继续和徐勤论理，双方僵持不下，后被孙中山制止了。过了几天，经过暗中了解，才知道这件事背后大有文章。

　　康有为自受到光绪皇帝的赏识和信任后，受宠若惊，对光绪真是感激涕零。他得意洋洋地在公开场合对人说：“变法要想成功，必须要从京城开始，必须要依靠朝廷的王公大臣。”他听到一些康门弟子在横滨与革命党人交游甚密，担心对他的前程不利，就在私下里向徐勤等人透露说：“要不了多久我就将受到重用，你们应该与那些革命党人断绝往来，否则将会受他们的牵累。”

　　由此可以看出，在康、梁的眼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乃是背叛朝廷的危险人物，不但不能与之为伍，还要寻找机会对他们加以瓦解。正是在康有为的授意下，徐勤才在学校里极力排除孙中山的影响，并且以各种理由，将赞成孙中山革命主张的教职员排斥出大同学校。就这样，一个兴中会创办的学校竟成了改良派的机关！孙中山以后也就不到这个学校来了。

　　这些往事，孙中山当然是记忆犹新。陈少白在激愤之下提到大同学校的事，确实令孙中山心绪难平。但他考虑到时过境迁，应以大局为重，要多做工作，促使康、梁改弦易辙，不能在已经成为历史的恩恩怨怨上纠缠不休。他耐心地开导陈少白：“变法维新已经失败，或许他们会改变原来的观点。他们刚来日本，我们还是主动一些吧！”

　　在孙中山的耐心劝说下，陈少白无可奈何地再次登门拜访康、梁。他决心帮助孙中山，说服康有为，顺利实现两派力量的合作。

　　●合作受挫

　　为了谋求改良派的合作，孙中山不计前嫌，多次主动接触康有为、梁启超，希望双方能坐在一起，共谋大业，但均遭到冷遇。孙中山当时尚没有看清康有为这个保皇派的嘴脸，总以为彼此都流亡日本，思想上应有很多相通之处，即便有些分歧，也可以求大同存小异。于是，仍然以积极的态度促成与康、梁的协作。

　　陈少白理解孙中山的一片苦心，按照孙中山的想法，再去访问康有为。

　　来到康的住处，刚进院门，就遇到徐勤。徐勤知道陈少白肯定是来找康有为的，连忙说：“今天康先生有些头痛，不能见客。”

　　陈少白本来就不十分情愿见到康有为，听罢转身就往回走。这时，梁启超在屋里叫道：“少白，请回来！”边说，边跑出去拉陈少白进了屋子。陈少白一打量，康有为端坐在一把太师椅上，除梁启超外；还有王照、梁铁君等人，似乎正在闲谈。陈少白与康有为相视点头，正欲作礼节性的问候，忽然王照站起来向陈少白诉苦道：“请先生评评理，我们住在这里，言语举动不能自由，甚至来往的信件都要受到检查，这种情形，实在是忍受不了——”

　　话还未说完，康有为便气愤地命令梁铁君：“把他拉出去！”

　　陈少白看出其中必有奥秘，因不了解情况，也不便开口询问，便坐在圆桌旁，礼貌性地问道：“康先生这几日过得好吗？孙先生要我转达他对你的问候！”

　　康有为余怒未消，强装笑容回答：“感谢孙先生，过得还好。”

　　陈少白对康有为、梁启超谈了他的来意，说道：“满清政府，已经不可救药，康先生也需要改弦易辙了。今日中国的局面，不经过革命，国家不会出现生机。”他见康有为沉默不语，继续说道：“先生以前于清朝政府，不可谓不尽力，但是他们现在倒要杀害你，你又何苦死心帮助他们呢？”

　　康有为听后，呷了一杯茶，摆出一副大清忠臣的嘴脸，以虔诚的口吻说：“当今皇上是英明的，必有复辟的时日。我感受皇上的知遇之恩，无论如何不能忘记，只有鞠躬尽瘁，尽全力鼓动各路人马起兵勤王，帮助皇上瀛台脱禁。其余的事情，我一概不知。”

　　陈少白又劝他说：“如果你认为自己算得上是一个当今之世的大丈夫的话，那末你就不能为了皇上待你的好，就把国家都不要了。所以，孙先生想请你出面，与你们维新变法之士联合，就是希望先生不要因私而忘公，因报皇恩而甘愿亡国。”

　　康有为无言以对，还是不停地重复皇上如何如何的好。康有为拒绝了孙中山的合作要求，宁愿充当光绪的奴仆，也不愿在革命团体内充当重要的领导人物。这时的康有为，实际上已经成了革命党人和历史前进的绊脚石。陈少白和他谈了三个多小时，康有为主旨不变，谈判毫无结果。

　　几天以后，陈少白断定王照等人在康有为手下肯定受到压抑，或者是有什么难言之隐，便通过平山周趁康有为师徒们外出时，把王照请到了犬养毅家里，询问了他和康有为的情况。王照便把康有为出京的经过和伪托皇帝衣带诏的诡言揭露出来，写了洋洋数千字。

　　在平山周的帮助下，王照脱离了康有为的控制，向各界人士广为宣传康有为的伪托皇帝衣带诏之事，使得康有为在日本声名狼藉。日本政府给了他九千元旅费，令他离开日本。康有为无可奈何，很不光彩地离开日本到加拿大去了。

　　康有为离开日本后，梁启超与孙中山、陈少白等人仍然保持联系，每个星期都要聚会几次，梁启超与康有为略有不同，在孙中山面前，他表现出一副革命的姿态，表示双方可以“合作”，甚至讨论了两派联合组党的计划，由孙中山任会长，梁启超为副会长。当时，梁启超问孙中山：“如果这样安排，那康先生将置于何地呢？”

　　孙中山答道：“他的弟子是领导人，作为老师，地位不是更加受到尊重吗？”

　　梁启超觉得有理，便推荐由陈少白和徐勤共同起草联合章程，至于联合后的名称问题，没有形成一致的明确意见。

　　孙中山与梁启超的频繁接触和联合的动向，引起了康门弟子中一个顽固分子麦梦华的不满，他给当时正在新加坡的康有为写了一封告发信说：“梁启超正在渐渐进入孙中山的圈套，先生应该尽快设法解救。”

　　康有为当时正在华侨中进行保皇宣传活动。他先在加拿大创立了所谓的“保皇会”，在华侨中宣扬光绪“胜于尧舜，贤于周孔”，非保住他就要亡国，同时，以光绪皇帝的教师等名义进行欺骗，蒙蔽了不少人，华侨捐了不少钱给他作为活动经费。他从加拿大到了新加坡，接到麦梦华的告发信，非常恼火，便回信骂梁启超“没有志气，跟在他人的尾巴后面，实属无耻”，责令梁启超“痛改前非”，把梁启超和他的门徒骂得哑口无言”。

　　康有为还不放心，又派人专程到日本催梁启超到檀香山去发展保皇会组织。梁启超不敢抗命，立即起程。动身前，梁启超还信誓旦旦地向孙中山表示：“此行决不改变原来商讨的改组新党的计划。”他还请孙中山给他写几封介绍信，以便到檀香山与兴中会的人联系。

　　孙中山信而不疑，给他哥哥孙眉和其他兴中会干事写了信，要他们热情接待梁启超。

　　梁启超于1899年底到了檀香山，由于孙中山的引荐，受到了兴中会员们的热烈欢迎。可是令孙中山没有想到的是，梁启超在离开日本之后，屈于康有为的压力，加之与孙中山联合的思想基础并不牢固，其态度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拿着孙中山的亲笔信，利用孙中山的威望，宣传“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的欺骗主张，诱惑侨商加入保皇会，捐了不少钱，在檀香山的兴中会员中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他还到茂宜岛去访问孙眉，孙眉殷情招待，留他住在自己家里，并叫他的儿子孙昌、侄儿孙科拜梁启超为老师。当时，檀香山刚刚闹过一场瘟疫，美国殖民当局为了控制疫情，到处纵火，使当地华侨财产受到一定的损失。许多侨民怨恨清政府腐败无能，没有力量保护本国的侨民。梁启超灵机一动，借此机会鼓吹道：“大家出资出力，帮助起兵勤王，保救光绪皇帝复辟，变法维新，将来一定能够抗御外侮，保护海外侨民利益。”

　　在梁启超的欺骗宣传下，很多的兴中会员受到蒙蔽，加入了保皇会，连兴中会的主要干事，还有孙中山哥哥孙眉也误入了圈套、仅半年时间，募款达十万元之多。半年后梁启超回到日本时，孙眉还让其子孙昌跟他到日本，入了保皇派的大同学校。

　　不仅如此，梁启超还向康有为献策：“在内地发展保皇会，也是一件头等重要的事。如果广东的地盘全部落入孙中山的手里，我们便无立足之地了。”康有为十分赞赏梁启超的这个主意，赶紧派他的门徒赴两广地区发展保皇会，企图把那里的会党全部抓到自己手里来。

　　孙中山在日本听到这些消息，气愤至极。他先写信给檀香山的兴中会党人和孙眉，劝他们头脑要清醒，不要受骗。但会员们受毒已深，不以为然。兴中会面临着被瓦解的危险。接着，他又写信指责梁启超背信弃义，然而这已无济于事，已经大上其当了。

　　康有为、梁启超利用孙中山希望扩大革命力量的迫切之情，从背后给了孙中山好几刀。孙中山逐渐看清了保皇党人的真面目。后来，他在总结这段时间和康有为、梁启超的交往关系时，十分痛切她说：“广州起义失败以来的五年时间，实在是革命进程中最艰难困苦的时代。当时有保皇党的出现和破坏，他们为虎作伥，反对革命，反对共和，甚至比清廷更难对付。”

　　孙中山决心和保皇党人分道扬镳，扫清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抵制保皇派的进攻，发展革命力量。他一面准备策动新的武装起义，以实际行动与保皇党人划清界限；同时，他认为要彻底揭穿保皇派的真面目，还必须要从政治上、理论上和保皇派决裂。为此，孙中山号召国内外各地的革命派组织，大力创办报刊，利用舆论工具与保皇派进行斗争。

　　由此，革命派与保皇派之间，进行了一场为时十多年的大论战。

　　●惠州起义

　　1900年，是孙中山为之奋斗的革命事业极其困难的时期。国家内忧外患，兴中会的许多同志信心不足，每向前迈进一步都须付出极大的努力。革命正处在一个暴风雨来临前的寂闷时刻，但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并未停止。还是在去年秋天，他就派陈少白由日本到香港，创办了《中国日报》。

　　孙中山亲自购买印刷机和铅字，派人送到香港。报纸出版后，大力鼓吹反清，发挥了很大作用。孙中山又派兴中会员史坚如等人，回到国内，深入长江流域，联络哥老会等帮会各首领。并派郑士良等人在香港设立机关，接待会党，把长江流域的哥老会、珠江流域的三合会、洪门会等地方组织串连起来。年底，兴中会与三合会、哥老会、洪门会的首领在香港聚会，讨论合作，决定各会合并，成立一个大团体，名为“兴汉会”，公推孙中山为总会长。会后，宫崎寅藏携带着总会长的印章来到日本，亲手交给了孙中山。宫崎寅藏高兴地说：“孙先生现在已经是公认的革命领袖了！”孙中山接过印章，便与他商谈起今后的行动计划。

　　他们首先分析了国内的政治形势。

　　当时，帝国主义列强都争先恐后地要在中国夺取一块地盘，国家已形成被瓜分的局面：俄国占领了长城以北，英国占领了长江流域，德国占领山东，法国占领云南和两广地区，日本占领了福建，美国则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要求在各国势力范围内享有均等的贸易机会，同时，要求中国内地全部开放。中华民族的危机日益深重。

　　在国内，随着帝国主义政治、经济侵入和影响的不断加深，外国传教士以传教为名在中国进行的殖民活动也猖狂起来。中国的北方，义和团运动大规模爆发，不仅直接危及了帝国主义的侵华利益，而且使清政府失去了控制能力。

　　孙中山满怀信心地对宫崎寅藏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想利用这个时机组织武装起义，你看如何？”

　　宫崎寅藏表示赞同，建议道：“请先生再考虑成熟一些，作出布置，将各方力量调动起来，不能匆忙行事。”

　　孙中山经过认真考虑，命令郑士良到惠州，召集会党群众发动起义，再让史坚如去广州召集同志响应。

　　1900年夏，孙中山率领同志前往香港，准备亲自指挥这场战斗。不料船到香港时，英国政府不准他上岸，整个计划只好临时改变。孙中山就在一只舢板船上与兴中会的几个骨干人员研究了军事行动计划，决定将起义的指挥权交给郑士良，要陈少白等人到香港筹备军需接济，史坚如仍在广州组织策应。孙中山则坐原船回日本，转渡台湾，组织人力与武器的补充。

　　根据起义计划，郑士良在惠州发动起义，占领惠州以后，即与虎门数千名志士会师，攻取广州，然后挥师北上，直捣清廷老巢。

　　9月28日，孙中山与支援中国革命的日本友人山田良政等到了台湾，准备招收军事人员。当时，台湾仍为日本所占领，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和民政长官后藤新平认为中国的北方已经陷入无政府状态，如果利用孙中山反对清政府的行动，可以向中国内地扩展本国的势力，便派出官员向孙中山表示“同情”中国革命，可以相助。

　　孙中山特地拜访了儿玉，向他们讲述了攻打惠州，直取广州的计划，请求援助。儿玉心怀鬼胎，要革命军从惠州北上，再由厦门经福建省向北进军。儿玉说：“如果这样，我将在海丰、陆丰供给武器。”

　　儿玉不仅是现职台湾总督，还是日俄战争时的日军总参谋长，是位武功赫赫的大将。孙中山得到儿玉支持的允诺，心里感到踏实多了。接着，孙中山又提出借款作为军费，被他们拒绝了。

　　后藤说：“孙先生，借款要订契约，多少年之后要加息偿还。孙先生现在进行的革命，还不知道能不能成功，所以谈不上借款。”

　　儿玉将军说：“如果大军挺进到海丰、陆丰，我们就在那里提供武器。

　　革命军拿着武器到厦门，那里有台湾银行的分行，在分行地下金库里，大约有二三百万日元银币，因为是革命，可以抢劫嘛。”

　　孙中山对儿玉的建议大为惊讶，但听儿玉答应提供武器，而且相当于两个师的装备，也就不再提借款之事了。

　　儿玉与后藤这两个帝国主义分子的用心十分险恶，他们表示支援孙中山，以至建议革命军进军厦门后“抢劫”日本银行金库，实质是要制造借口，使日本能名正言顺出兵夺取厦门以至整个福建省。

　　惠州起义的烽火如期点燃了。郑士良根据孙中山的指示，以惠州的三洲田作为起义地点，然后沿海东进，直趋厦门。待郑士良率众攻到厦门后，孙中山即与之会师，然后回师广州，组织革命政府。

　　10月6日，郑士良组织了六百壮士，以会党为主力，揭竿而起，成功地举行了惠州起义。首战便旗开得胜，夜袭沙湾，一举成功。杀敌四十余人，夺枪四十多支，弹药数箱，还俘虏了三十多人，革命军声势大振，继续向隆镇挺进。

　　隆镇由清副将杜凤梧带领一千多名清兵把守，他们占据险要地点，死死堵截阻击。革命军装备很差，大多数人没有枪弹，手持长矛、木枪，分左右两翼，乘守敌没有防备，匍匐上山，夹击敌军。清军惊慌失措，不堪一击，杜凤梧被活捉。这次战斗，缴获洋枪七百余支，子弹五万发，马十二匹，军势更为之大振，参加起义的人数激增到六千人。

　　10月17日夜，革命军整队向白芒花进发，在那里和惠州派来的五六千清军打了一仗。革命军只有一千余支洋枪，却打得清军四处逃窜。几天时间，革命军就占领了新安、大朋、惠州、平海等地。两广总督德寿听到这个消息，大惊失色，六神无主，赶紧抽调人马前去镇压，连续几次战斗，均遭到失败。革命军的队伍在日益壮大，进军途中，士气高昂，纪律严明，对老百姓秋毫无犯，深受群众拥护。沿途百姓在路旁摆出酒食犒赏战士，有的还燃放爆竹庆祝胜利，大批群众纷纷要求加入革命军队伍。21日抵达三多祝时，革命军迅速增至二万多人，声势浩大。这时，革命军即时将队伍整编，同时等待粮食、弹药的补充和孙中山的指示。

　　清政府见镇压不行，就改为劝降。他们派出广州起义中的兴中会叛徒陈廷威，到香港找到陈少白，被臭骂了一顿。陈廷威又找到另一重要成员议降，拿出清廷议和的三个条件，被孙中山当即回电拒绝。

　　孙中山得知革命军连战俱捷，不胜欣喜，他四处奔走，寻求外援支持郑士良的起义军队。他一方面打电报催促东京的宫崎寅藏，要他将先前菲律宾独立党未能运走的军火，赶快运至惠州沿海供应前线；另一方面催台湾总督儿玉，请求履行事前的约走。

　　可是，两条线索的回答都令他大失所望。宫崎复电说，菲律宾独立党购买的军火，因交涉没有成功，无法送至前线。至于儿玉的态度，则突然发生了转变，原因是日本国内政局发生变化：山县内阁告终，伊藤博文出任总理大臣。他从扼杀中国革命运动的立场出发，严禁向革命军供应军火，更不准军事人员援助孙中山。因此，不管儿玉对孙中山的许诺是出于什么目的，他表示现在无法实行前约。

　　孙中山整个的援助计划就这样完全落空了。于是，他赶紧派日本人山田良政到三多祝大本营找到郑士良，交上一封手书：“政情突变，外援难期，即至厦门，亦无所得，军中之事，请司令自决进止。”

　　郑士良接到这个消息，嗟叹不已，但又不甘心放弃已经占领的阵地。他召集了军事会议，和备位起义军首领商议。仗，已经打了几十天，不仅给养无着落，弹药也用光了。清军正在以优势兵力围攻，与其束手就擒，不如自行解散。10月22日，郑士良率领一部分革命党人退往香港。日本志士山田良政在退回台湾时，由于迷路被清军捕获，为中国的民主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再说潜伏在广州的史坚如，在惠州起义后，为按时响应起义，卖了一部分家产作为活动经费，但几次谋划都未成功。他与其他响应起义的人商议，决定用炸药炸死两广总督德寿以牵制敌人。史坚如认为，“德寿一死，清军必然自相惊扰，既可解惠州的危险，广州也可乘机起义，大事可成！”

　　史坚如托他的朋友在两广总督署后花园德寿卧室的附近租了一所民房，悄悄地把两百磅炸药运到了那里，用了几天工夫，挖了一条地道，直通督署花园，把炸药埋到了德寿的住处。天亮时，史坚如点燃引线后，便快步出门，准备乘去香港的船，但没有听到爆炸声。他又一个人悄悄折回地道里，潜伏了一昼夜，第二天早上又点燃了药引。这一回炸响了，轰塌了八间房子，德寿从床上震出数尺之外，但没有炸死。

　　史坚如不相信，亲自坐轿到现场观察，被营勇捉住，拘押到南海县署。

　　县令命令衙役严刑拷打，逼问：“同党有多少？首领是什么人？”

　　史坚如回答：“同党有四万万，首领就是我。”

　　敌人又用烧红的铜钱在他背上烫，继续逼他招出同党。史坚如还是坚定地回答：“我只有一个同党。”

　　史坚如宁死不屈，于11月9日英勇就义，年仅二十二虚岁。

　　孙中山对他的牺牲，深为悲痛，说：“坚如是为共和殉难的第二个健将，他的死是革命前途的一大不幸。死节之烈，浩气英风，成为后死者之模范。”惠州起义就这样失败了，孙中山心思重重地离开了台湾。他认识到，单纯军事上的进攻，一心依赖外援，起义是难以成功的。但这次起义过程中，倾向革命的人越来越多，与五年前的广州之役有所不同，这又给孙中山带来了很大的鼓舞和信心。

　　●联络学界

　　惠州起义失败后，由于清朝政府的通缉，加之港英当局对孙中山的禁令没有解除，孙中山既无法进入内地，也难以利用香港作为谋划革命的大本营，只好返回日本，等待时机。1900年11月，孙中山到横滨，重新过着流亡政治家的生活。

　　孙中山重返横滨之初，身边只有尤列和郑士良二人。尤列在几年前来此联络华侨，一直侨居在这里，孙中山抵达横滨以后，就和他住在一个寓所里，朝夕相处。郑士良自惠州起义失利解散起义军余部后，也经香港回到横滨，追随在孙中山的左右。兴中会的其他骨干成员，陈少白仍然在香港主持《中国日报》，杨衢云则不顾清廷追缉的危险，自愿留住在香港，以教书度日。杨衢云是兴中会的领导成员之一，也是孙中山革命活动的得力助手。1901年1月10日，杨衢云正在香港一所学馆的教室里给学生上课，突然，一位三十多岁的陌主人闯进学馆，走到教室门口，从口袋里摸出手枪，对准杨衢云连开两枪。杨衢云未来得及反应，便中弹仆倒在地下。当学生们冲出教室捉拿凶手时，凶手已经逃走。该杀手名叫陈林，是清廷两广总督德寿花钱雇用他来行刺的。杨衢云被人救起，血流不止，立即送往香港皇家医院，第二天清晨，在医院病逝。

　　孙中山得知杨衢云被刺身亡，悲痛异常。他召集了横滨的同志，为杨衢云举行追悼会，同时向中国和海外发了讣告。在孙中山的倡议下，不少同志解囊捐款，共得二千余元，转交给杨衢云的亲属，以表达对亡友的哀悼和革命同志遗孤的关怀。杨衢云之死，使孙中山失去了一个政治上的挚友，也使兴中会失去了一位优秀的领导人。

　　同年8月，奉命去香港进行组织联络工作的郑士良，一天晚上去参加友人的宴会，在回寓所的途中，突觉头晕，随即倒地死亡。后来有人说是中风死亡，也有的说是清政府派人在食物中下了毒药所致。

　　在一年不到的时间内，接连失去了两位忠诚的革命战士，兴中会的力量受到了严重削弱。孙中山面对战友凋零，组织涣散。举目回顾，前途茫然的现实，进行了认真的总结。他没有被困难吓倒，决心调整计划，重新布署。经过几个月的思考，他与尤列再次讨论了今后的打算。孙中山对尤列说；“针对目前的情况，我们的革命事业要实行两个方面的计划，一是联络学界，一是开导华侨。”这个新策略的确立，对孙中山跳出兴中会的狭小天地，从而在更宽广的背景下思考民主革命的发展和调整组织力量是有积极意义的。其实，早在1899年，孙中山便开始和中国留日学生接触、当时正是孙中山与梁启超谋求兴中会与维新派的合作之际。那时，为数不多的留日学生中，一些有志改革、关心政治的青年很乐意与孙中山交往。但那时孙中山并非主动与留学生交往，并且，那些最早与孙中山接触的留日学生，多数是倾向维新改革的有志之士。因此，孙中山没有过多地用心接触留日学生。

　　孙中山主动与留学青年接触，是从支持创办《开智录》开始的。《开智录》是留日学生用油印出版的旬刊，规模很小。1900年夏天，孙中山为了支持它出版，曾经捐助印刷费二百元，改用铅字排印，从而扩大了这份刊物的影响。

　　然而，孙中山真正把接触留日学生作为革命的新策略，则是从1901年开始的。他最早接触的一批人是1901年成立的“广东独立协会”成员。他们与孙中山的联系虽然可能出于同乡感情，共同语言多一些，但交流的内容却是主张广东向满清政府宣告独立等政治性问题。孙中山及兴中会的一些会员对这批学生接待热情，对他们的活动也多方予以赞助，后来，这些学生中的很多人成了具有反清革命理论思想的激进分子。

　　此后，孙中山与东京留学生也保持着断断续续的联系，有过直接与间接的交往。他资助经费支持留学生创办《国民报》；署名赞助章太炎等人发起的“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并率领横滨华侨数十人去东京赴会；当《湖北学生界》创刊前，该刊的几个发起人都曾得到孙中山的指导。该刊出版后，各省籍的留学生纷纷创办以省区命名的刊物。这些受到孙中山支持的刊物，是当时最激进的宣传阵地，在促进留学生的思想进步与演化的过程中起了积极的作用。

　　1903年4月，沙皇俄国拒绝从我国东北撤兵，并向清政府提出了七项新要求，企图永久霸占东北。日本留学生五百余人在东京举行大会，声讨沙俄侵占东北的罪行。会后，中国留学生们组成了拒俄义勇队，从事军事操练，准备开赴东北抗击沙俄侵略军。清政府害怕留学生闹事，请求日本政府勒令解散东京拒俄义勇队。义勇队便改名为军国民教育会，并在宗旨上将拒俄御侮更改为革命排满。不久，又制定出具体的实施办法：一是鼓吹，二是起义，三是暗杀，并分派人员回国到各省策动起义。

　　但是，留学生的拒俄运动并没有取得实际成效。其重要原因之一是，虽然形式上轰轰烈烈，然而实际上缺乏坚实的领导核心和切实可行的方案。他们在思想上虽然痛恨清政府的卖国行径，也认识到满清王朝的腐朽无能，但仍然寄希望于政府抗俄。一旦面对清政府的压制和内部队伍的分化，军国民教育会即不知所从，陷于瘫痪，以致留学生运动处于群龙无首的困境。

　　后来，取而代之的有各省的留学生同乡会。但同乡会的地域观念浓厚，各自为政无法统一。当时的留学生会馆号称管理全体学生，然而它仅仅是一个事务性机构，不具有统率的作用，没有号召力。

　　这一切，使得中国留日学生虽然已经高呼起“革命不可避免”的口号，但却无法在革命思想指导下形成革命组织，留学生运动实际上出现了人自为战、省自为战的状态。

　　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孙中山就理所当然地成为革命意识较强的那些留学生唯一能够选择的革命英雄。孙中山则抓住这个时机，在留学生中加强宣传发动工作，与留学生的关系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拒俄运动前，来拜访孙中山的人数不多，可称志同道合的则更少。拒俄运动后，情况完全不同，留日学生来访者络绎不绝。由于从东京到横滨的学生往来频繁，孙中山的寓所里经常是座无虚席。

　　一天晚上，中国留日学生何香凝和廖仲恺一同到中国留学生会馆参加留学生的聚会。在会场上，他们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孙中山先生，真是喜出望外。他们早就渴望能见到孙先生，但是一直没有会面的机会。孙中山在聚会上谈到：“中国积弱太甚，应该发愤图强，彻底革命。”

　　留学生们都听得入了神，不知不觉就到了散会的时候。何香凝与廖仲恺拦住孙中山，有点腼腆地问道：“孙先生，改日我们再登门请教可以吗？”孙中山亲切地说：“欢迎你们来。”并告诉了他的住址。几天以后，何香凝、廖仲恺按地址来到小石川的一间“下宿屋”拜访了孙中山。这是一个面积不大、陈设简朴的小房间，孙中山热情地与他们握手、问好。刚一坐下，话题就从中国政治改革的问题上开始了。

　　孙中山与他们谈得很融洽，从鸦片战争谈到太平天国、戊戌政变、义和团，谈到清政府腐败无能，非进行反清革命不行。何香凝、廖仲恺听孙中山说了推翻清廷、建立民国的道理，非常佩服，十分赞成。

　　后来，他们又到“下宿屋”去过两次，对孙中山表示：想参加革命工作，愿效微薄之力。孙中山指示他们：“你们可以先在留学生中物色有志之士，广为结交。”何香凝、廖仲恺便在留日同学中展开广泛的接触，进行联络宣传工作。

　　孙中山在与留学生接触中，除了向他们分析形势，讲述革命道理外，还希望他们参加结社，等待时机。当时私费留学生中有的想学习军事知识，由于清政府禁止他们进入日本军事学校学习而感到失望，便请求孙中山给予帮助。

　　孙中山向来重视武装斗争，十分支持这些学生的想法。他结交了日本军事学家日野熊藏，在东京的一个练兵场附近秘密创办了革命军事学校，以日野为校长，聘请了退役军官小室健次郎为助教，传授军事知识及枪炮火药制造方法，尤其注重散兵战术和以寡敌众的夜袭法。

　　入校学习的学生共有十四人，入校时，由孙中山主持宣读誓词：“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这十六字的誓词后来成了同盟会十六字纲领。

　　正是在孙中山的刻意努力下，相当多数的留学生已经在思想上由爱国逐步转向革命，并开始向孙中山靠拢，其中一批思想激进的活跃人物更把孙中山看作革命的前驱。革命思潮在留学生中迅速扩大，进而影响到国内和世界各地。

　　●痛斥保皇党

　　惠州起义失败后，兴中会处于十分不景气的状态。檀香山兴中会为保皇派所左右，香港兴中会人员星散、会务停顿，唯有《中国日报》一块宣传阵地苦苦支撑，横滨兴中会名存实亡，南洋兴中会寂然无闻，台湾兴中会无所表现。

　　但这时保皇派在海外的活动却极为猖狂，他们积极创办报刊，进行反对革命的宣传。在横滨有《新民丛报》，在檀香山有《新中国报》，在新加坡有《天南新报》，在加拿大有《日新报》，在旧金山有《文兴报》，在纽约、香港、澳门都有报纸，其阵势远非兴中会所能比。他们针对革命派的政治主张，发表各种谬论，宣扬保皇立宪，歌颂清帝的“圣明”。

　　各地华侨对“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的说法，一时真伪莫辨，多受其欺骗。1900年前后，各地兴中会组织倒向保皇会或被分化瓦解者不在少数，连檀香山兴中会也被拉了过去，孙中山的哥哥孙眉也一度上当受骗。

　　1902年2月至7月，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连篇累牍发表了长达十万多言的《新民说》一文，提出所谓“提高人民思想是今日中国第一急务”的主张，用荒谬的逻辑把清政府的昏愦无能，归咎于人民愚昧，企图混淆视听，达到保皇的政治目的。

　　9月，康有为在《新民丛报》发表《辩革命书》一文，居然把人民反对清王朝腐朽统治的革命说成是“生内讧”、“创大难”，表现出他对革命运动的畏惧与仇视。

　　10月，梁启超又发表了《警告当道者》一文，为腐朽的清王朝出谋献策。其它各地的保皇报纸也随声附和，竭尽全力，进行各种欺骗人民的蛊惑宣传。

　　1903年9月26日，孙中山离开日本前往檀香山。自1896年离开檀香山，已经相距八年时间。故土重来，风光依旧，依然是迷人的海浪、沙滩和整洁的林荫大道。但所见所闻，却使孙中山大出意外。檀香山各埠兴中会会员在梁启超“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的欺骗宣传下，思想上已完全模糊了革命与保皇的区别，很多人都奉行君主立宪主义。在行动上，他们拥护保皇党，并以保皇党为革命党。在组织上，兴中会已沦为保皇党的附庸。不少兴中会员又加入了保皇会，而兴中会的名称则很少有人提到。

　　种种景象，使孙中山百感交集。檀香山是孙中山的第二故乡，亲朋故旧，为数众多。这里也是孙中山组织华侨、建立海外兴中会的始创之地，具有革命发祥的象征意义。仅仅八年时间，竟被保皇派破坏得面目全非，这不能不使他彻夜难眠。

　　同年12月，孙中山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说：“长期以来，我们只注意发动武装起义，没有抽出精力谋划海外华侨中的宣传组织工作，使得保皇派如此猖狂，这个失误是无法推辞掉的。”由此可以表明，孙中山这时已经从现实教训中清醒过来，开始意识到巩固海外组织的重要性，并且要把革命宣传活动放在重要位置上来考虑。

　　孙中山首先来到夏威夷群岛第二大埠希炉，着手恢复兴中会组织。兴中会员毛文明，任希炉教堂的宣教师，曾经组织过演说会，宣传革命大义，驳斥保皇派。听说孙中山已到檀香山，立即派人将中山先生接到希炉。孙中山的到来，在希炉引起震动，群情踊跃。孙中山在毛文明的安排下，到希炉的日本戏院发表了演说，听众达数百人之多，戏院内座无虚席。演说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当即就有十余人加入了兴中会。于是，希炉开始建立了兴中会革命团体。

　　在希炉的第一次成功演说，给孙中山以极大的鼓舞，在檀香山的华侨中也产生了强烈的反响。1903年12月中旬，孙中山应兴中会骨干李昌、何宽的邀请，返抵檀香山正埠火奴鲁鲁，受到各界华侨的热烈欢迎。孙中山在火奴鲁鲁的荷梯里街戏院和利利霞街戏院举行的两个欢迎会上，分别发表演说，比较系统地开始了反击保皇论调、宣传革命主张、教育华侨的斗争。孙中山的每场演说，听者都达数千人，并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当地的报纸新闻中称誉孙中山是一位极具影响力的演说家。每次讲完以后，孙中山都站在台上，对听众说：“诸位侨胞还有不明白我讲的内容吗？如有，请提问。”听众中提问题的人很多，孙中山均当场迅速地给以耐心的回答，直到弄明白为止。

　　孙中山在这两场演说中，对于发扬民族主义精神，清政府难以实行君主立宪，革命是反对专制、免遭列强瓜分的唯一途径，革命胜利后如何建立民主共和国等问题，作了重点阐述。孙中山庄严宣告：“我们一定要在非满族的中国人中间发扬民族主义精神，这是我毕生的职责。这种精神一经唤起，中华民族必将使其四万万人民的力量奋起并永远推翻清王朝。”

　　在演讲中，针对保皇派认为民智未开、中国只能立宪不能革命的论调，孙中山历数了清王朝实行的种种专制愚民政策。他面对着数千名凝神听讲的群众，在讲台上斩钉截铁地说：“昏昧无能的清朝政府，断难实行君主立宪政体。非实行革命，建立共和国家不可。”

　　孙中山有意控制了自己演讲的节奏，稍微停顿了几秒钟，又抑扬顿挫地说道：“关于革命成功之后的政体，中国各大行省如美国的各个州，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位治理众人之事的总统。”他手臂向前一伸，兴奋地说：“革命成功之日，效法美国选举总统。废除专制，实行共和。”

　　雷鸣般的掌声在戏院里久久回荡。孙中山的演说使保皇党十分恐慌，他们利用宣传工具，加紧了对革命党人的攻击。在梁启超的授意下，保皇党在檀香山的机关报《新中国报》的一名副主笔充当打手，在报上诽谤孙中山，甚至不顾法律责任，诋毁孙中山的名誉。他们也发表演说，从中阻挠孙中山的革命宣传活动，抵消他在华侨中的日益深刻的影响。

　　孙中山针对保皇派报纸的欺骗宣传和煽动攻击，决定针锋相对，加强革命舆论宣传，反击保皇毒焰。孙中山有一亲戚程蔚南，其时正在檀香山正埠经营一份宗旨不明的旧式报纸《檀山新报》，孙中山准备以此为基础加以改组。程蔚南欣然同意，积极准备改组事宜。于是，孙中山一面致书聘请主笔，一面亲自撰文在《檀山新报》上发表，与保皇派的《新中国报》展开了笔战。针对华侨中深受保皇派“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的欺骗论调，孙中山首先写了《敬告同乡书》在《檀山新报》上发表。文章剖析了康、梁组织保皇会的真实目的只是从个人境遇出发，报“知遇之恩”。孙中山请大家读一下康有为所著的《最近政见书》。在这封书里，康有为“劝南北美洲华商不可行革命，不可谈革命，不可思革命，只可死心踏地以图保皇立宪，而延长满洲人之国命，续长我汉人之身契。”

　　孙中山以幽默的笔调尖锐地指出：“康有为的保皇心迹已说得如此明白，大家再要说他是以此来实行革命，这不是诬害他吗？”

　　在保皇派阵营中，梁启超能言善辩，才华横溢，是一个有名的笔杆子。

　　他写的文章很有迷惑性，在各地都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他的“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的谬论，欺骗了众多的华侨。

　　孙中山在文章中对梁启超的言论进行了分析批驳。指出，梁启超在人心所向、思潮急激的形势下，忽而革命，忽而保皇，忽而爱真理超过爱老师，忽而爱民众超过爱皇帝，就如病人说梦话一般。其实，他与康有为是一鼻孔出气，比康有为赤裸裸的保皇更加恶毒。孙中山在文中对康、梁痛加驳斥道：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革命者志在扑满而兴汉，保皇者志在扶满而臣清，事理相反，背道而驰，互相冲突，互相水火，非一日矣。如弟与任公私交虽密，一谈政事，则俨如敌国。然士各有志，不能相强。总之，划清界限，不使混淆，吾人革命，不说保皇，彼辈保皇，何必偏称革命？

　　孙中山在檀香山以革命思想反击保皇谬论取得了显著成果，保皇会心犹不甘。《新中国报》的副主笔在该报发表《敬告保皇会同志书》进行反扑，与孙中山争夺华侨。为此，孙中山在《檀山新报》上发表了《驳保皇报书》，针锋相对，逐条批驳。揭露保皇党标榜“爱国”，其实“所爱之国为大清国”，“非爱国也，实害国也”。并批判了所谓革命可召瓜分的谬论，认为“若人心日醒，发奋发雄，大举革命，一起而倒此残腐将死之满清政府，则列国方欲敬我之不暇，尚何有窥伺瓜分之事哉？”

　　孙中山还在文章中批判了先行“立宪君主”才能“立宪民主”的谬论，指出凡事应该“取法而为，后来居上”，如同中国初造火车应取最新样式一样，破坏专制政治后也应该采取民主共和的“善政”。

　　孙中山在檀香山与保皇派的激烈论战，使不少华侨认清了康、梁的保皇面目。华侨中不少以往对保皇派认识模糊而误入保皇会者，纷纷登报脱离保皇党。至1903年底，在檀香山的正埠火奴鲁鲁和希炉两地，已基本肃清了保皇党的流毒。很多受骗的爱国华侨读了孙中山的文章以后，耳目为之一新，重新集结在孙中山的革命旗帜之下。

　　檀香山再次成了革命党人在海外的一个重要据点。

　　●加入致公堂

　　孙中山在檀香山击溃了保皇势力，恢复和发展了革命组织后，情绪饱满，抽空回到了茂宜岛与阔别多年的家人团聚。在家中，孙中山一面为亲友治病，一面在亲友中做革命宣传工作。

　　母亲杨氏见孙中山常年在外奔波，十分劳累，心疼地劝他：“革命的目的在于救人，行医的目的也是救人，同样都是救人，你何必东奔西跑？”孙中山听后一笑说：“母亲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革命能够救中国亿万大众，而作为一名医生，只能救很少的人，我志在革命，一定要坚持下去。”孙眉也在一旁说道：“我弟弟奔走革命多年，应该始终如一，岂能轻易变更，半途而废。”

　　母亲见孙中山弟兄意见一致，也就不加劝阻了。

　　一天，孙中山的舅舅杨文纳来看望孙中山，二人便聊起来，孙眉也在座。孙中山说了他想去美洲的想法，不无顾虑地说：“美洲是保皇党的巢穴，特别是加拿大、美国，受康有为、梁启超的影响，保皇会遍及各埠，开展工作难度比日本更大。”

　　杨文纳建议道：“要想到美国活动，最好先取得夏威夷的出生证书，因为保皇党很可能在暗中运动美国有关方面阻止你登陆。”

　　孙眉赞成杨文纳的意见，只是孙中山对此举有点犹豫。杨文纳劝说道：“古人成大事者，多能因势而变，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救国，何必拘泥于在什么地方出生呢？”于是，孙眉找到了几个广东老乡作证，在茂宜岛取得了该地的出生证明。杨文纳又建议孙中山：“如今保皇党机关在美洲各大城市都有，倘若能与洪门会人士合作，对你的工作将极为有利。”舅父的话正合孙中山的心意。在此之前，孙中山就有加入洪门会的想法，他认为革命党与洪门会志同道合，应联合他们共同行动。

　　洪门会又名天地会或义兴会，在美洲则多称致公堂，创于清康熙年代。

　　明朝灭亡后，明末的一些忠臣义士，出于对满清残暴统治的不满，屡起反抗，誓不为清廷服务，便创设了这样一个组织，其宗旨是“反清复明”。哥老会、三合会都是它的支派。哥老会在长江沿岸各省，三合会流行在福建、广东一带。在南洋、美洲则称致公堂，总部设在旧金山，凡有华侨居住的地方都设分堂，成员很多。

　　孙中山听从了舅父和哥哥的建议，从茂宜岛回到檀香山，由洪门会的一位头目介绍入会，加入了致公堂。檀香山致公堂为孙中山入堂特地开台演戏，举行拜盟仪式，由主盟入封为洪棍，即相当于军职元帅。

　　1904年4月，孙中山离开檀香山赴旧金山。果不其然，檀香山的保皇党分子探知孙中山将赴美，即电告旧金山的保皇党设法阻止他入境。

　　旧金山的保皇党找到清廷领事何佑，由何佑向美国海关处发出照会：“中国乱党孙某抵美，请禁阻入境。”

　　当孙中山抵达旧金山港口，海关人员检查护照时，发现他持有夏威夷的出生证明，就先把他留在船上，然后向清领事何佑说明。何佑极力阻挠说：“孙某生长在广东省香山县，所持护照必为伪造。”海关处一时难以定夺。就把孙中山拘留在码头上的一间木屋子里。

　　根据美国海关规定，凡是中国旅客护照有问题的人，或原船遣回，或拘禁在这间木屋里。海关处将此事报告了移民局，移民局勒令离境。

　　孙中山正焦急无奈，从同时被拘禁的一位侨胞手里的《中西日报》上偶然见到了“伍盘照”这个名字。经过回忆，他想起九年前广州起义失败出国时，有人给他写过介绍信，要他在旧金山有困难时可找伍盘照。这封信一直放在他的行李箱中。

　　于是，他给伍盘照写了一个便函：“现有十万火急事待商，请来木屋相见。”伍盘照见信后，当即到码头来见了面。孙中山述说了事情经过，并取出当年那封信。伍盘照看过后表示：“我一定设法协助。”

　　伍盘照一面以清领署顾问的身份与领事何佑周旋，一面访问了致公堂首领黄三德等人。伍盘照说：“孙中山既已加入洪门会，本埠致公堂应该出面上诉。”

　　黄三德已经接到檀香山致公堂发来的准备接待孙中山的电文，听说孙中山入境受阻，便带了一名致公堂的顾问律师来到码头的木屋见了孙中山，并详细询问了有关情况。顾问律师向移民局声明：“孙某乃檀香山籍民，因在中国提倡革命，故被本国政府指名通缉。如今中国领事阻止他入境，其实是损害了檀籍人居留美国的权利以及美国可以容留国事犯的法律。”律师同时向华盛顿的政府有关部门上诉。致公堂又将一幢楼房向保单公司具保五百元，将孙中山保出，等待结果。

　　孙中山住在致公堂公所，与上下关系都处得比较融洽。三个星期以后，旧金山移民局奉华盛顿工商部的电令，放孙逸仙入境。保皇党和清领事企图阻挠孙中山入境的阴谋宣告失败。

　　孙中山依托致公堂，在旧金山积极开展革命活动。他首先建议黄三德改组《大同日报》。该报是洪门致公堂的机关报，原由保皇派分子欧榘甲任总编辑，欧在报上发表攻击孙中山的言论。黄三德听从了孙中山的意见，取消了欧的总编辑资格，请孙中山推荐的革命党人、留日学生刘成禺接任。刘成民主持《大同日报》后，在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指导下，使《大同日报》成为旧金山的革命号角。

　　接着，孙中山便与黄三德、伍盘照商量，要在华侨中宣传革命思想，这是当前的首要工作。孙中山说：“可以将邹容所著《革命军》一书多印刷一些，向美洲、南洋等地的华侨广为散发。”黄三德积极联系，请《中西日报》社义务印刷，邮费由致公堂捐助。《革命军》一书共印了一万多册，华侨极为欢迎，在此书激发下，革命情绪普遍高涨。

　　在此基础上，孙中山便着手发展兴中会组织，同时在华侨中筹款。他把在檀香山印好的革命军需债券向华侨推销。在兴中会的筹饷大会上，孙中山系统地宣讲了革命救国的道理和主张，号召爱国华侨购买革命军需债券，支援兴中会在国内起义。当场即有人踊跃购买。

　　在孙中山到来之前，旧金山的洪门会员由于受保皇党的迷惑，不少人参加了保皇会，忘记了“反清复明”的宗旨，旧金山致公堂似乎成为单纯的华侨互助团体。由于孙中山加入致公堂，洪门会获得了新的政治生机。为了使这一历史性的反清大团体在当前的革命运动中发挥作用，孙中山向首领黄三德等人建议，在会员中进行一次总注册，使会员们在明确会义的基础上，重新登记。一方面使它能够正本清源，肃清保皇党的流毒和影响，另一方面借此为致公堂征集基金，同时为准备国内的武装起义筹集军饷。

　　致公堂首领们非常赞同孙中山的主张。黄三德说：“美洲洪门会员约有十五万多人，如能动员起来，不论是人力还是财力，都是一股巨大的力量。孙先生还需费力操持才是。”

　　孙中山满口答应：“我愿意亲自到美洲的各埠演讲，争取更多的华侨支持革命。”

　　孙中山着手为洪门会编写了新章程，共分八章六十七条。新章程发挥了“两反一维护”的具有政治意义的革命精神，即反对满清卖国政府，反对保皇党破坏革命，维护国外同胞的生活安全。它一方面保留了一般民间团体的团结互助的会例，一方面注入了革命性的政治内容，甚至把兴中会的纲领引列其中。如第一章第二条规定：“本堂以驱逐异族，光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致公堂这一古老的民间组织，能在自己的章程里写上这样鲜明的政治口号，确实是别开生面。这就把洪门会原先单纯的“反清复明”的封建性的宗旨，上升到民主革命的新高度，使这一组织能在革命战争的风暴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在孙中山帮助洪门会改组的过程中，保皇党并没有袖手旁观，他们利用各种手段，造谣诬蔑，血口喷人，攻击孙中山，诽谤革命党，但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没能达到目的。孙中山以中国革命的创始人和领导者的声望，取得了海外广大侨胞的信赖，并一跃而登上了声势浩大的致公堂组织的最高层，从而把他的革命思想、政治纲领透渗到这个组织的指导思想中，这是保皇党所无法企及的。

　　1904年5月，孙中山与致公堂首领黄三德一行从旧金山出发作巡回演讲，途经洛杉矶、华盛顿、费城、芝加哥等几十个城市，最后到达纽约，在美国绕了大半圈。每到一处，黄三德都组织洪门会新会员的入盟仪式，孙中山则发表演说，宣传致公堂反清的宗旨和今后革命救国的政治使命，驳斥保皇谬论。辗转数月，使这些城市中的华侨倾向革命的逐渐增多，政治大宣传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在纽约，由黄三德介绍，孙中山结识了美国友人麦克威廉斯。麦克威廉斯建议孙中山写文章，向美国人民介绍中国革命的宗旨。孙中山认为这个建议很有价值。因为中国正处在一次伟大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前夕，革命风潮将以日益增长的威力与速度出现在中国大地，为了防止列强各国的误解与干涉，并希望得到各国道义上、物质上的同情和支持，有必要向欧美国家表明自己的政治观点。

　　不久，他离开纽约到达美国的中部城市圣路易，用英文写成了《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很诀，美国朋友麦克威廉斯便在纽约出资印成一万多册单行本，书面用汉字自题“革命潮”三字。此书后来由旅日华侨学校的二位教员译成中文，以公民俱乐部名义，印成中英文合刊单行本，分销海外各地，影响很大。

　　孙中山的这篇文章，是一部非常重要的历史性的政论文献，代表着中国当时的先进政治观点和坚定的革命立场，它全面地阐述了中国人民推翻清王朝的原因和必胜的条件，以及给世界带来的影响。

　　该文一开头就尖锐地指出了“全世界的注意力，现在都集中远东”，“中国终究要成为那些争夺亚洲霸权的国家之间的主要斗争场所”。他说，“纠纷的根源在于满清政府的衰弱与腐败”，而“中国的闭关自守政策乃是满洲人自私自利的结果”。孙中山申明，“中国人的本性就是一个勤劳的、和平的、守法的民族，而决不是好侵略的种族，如果他们确曾进行过战争，那只是为了自己”。文章警告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殖民政策只会给自己带来危险与灾难，支持清政府也是注定要失败的。

　　孙中山在文章中还把清统治者与中国人民的对立关系从历史和现状上作了说明，指出满清王朝是用残酷屠杀数百万人的血腥手段建立起政权的，而且在满清二百六十年统治之下，中国人民所经受的灾难是极其深重的。

　　孙中山以民主主义政治思想的立场，从阶级实质上总结了清王朝所代表的中国几千年封建王朝统治人民的十一类政治特点，进而指出：当前，全国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只要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势。中国人民有信心把满清君主政体经过革命改变为中华民国，因为满清政府不仅政治上已经彻底腐朽，而且军事上也不足以与革命派匹敌。因此，满清政府的垮台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对于中国革命成功之后的政治前景及其对世界的深远影响，孙中山作了如下的描述：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普遍和平必将随中国的新生接踵而至。一个从来也梦想不到的宏伟场面，将要向文明世界的社会经济活动而敞开。

　　全国即可开放对外贸易，铁路即可修建，天然资源即可开发，人民即可日渐富裕，他们的生活水准即可逐步提高，对外国货物的需求也可加多，而国际商务即可较现在增加百倍。

　　尽管孙中山在这篇文章中不可避免地带上了那个时代的历史局限性，比如他非常恳切地希望能得到列强的支持和同情，显然这是不可能的。但孙中山在揭露清王朝所代表的封建制度对中国人民在政治上的血腥统治，在经济上的残酷压榨，在生存权利上的任意迫害杀戮等罪恶方面，则是全面而深刻的。

　　孙中山满怀信心地指出：中国人民一定要，也一定能够推翻和埋葬腐朽的清王朝以及想瓜分中国的外来侵略者。这一点，孙中山代表四万万同胞，喊出了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一定要结束封建制度和殖民统治，创造一个新时代的愤激之声。

　　●访第二国际

　　1904年12月14日，孙中山离开纽约，前往英国伦敦。

　　在旧金山任《大同日报》主笔的湖北学生刘成禺，写信告诉正在比利时的中国留学生贺之才等人：“中山先生正在伦敦，你们可与之会晤。”并给他们写了会见孙中山的介绍信。

　　贺之才等人是1903年冬季由湖北当局派出留学的。他们倾向革命，热心国事，早就仰慕孙中山，渴望见面求教。到了比利时首都市鲁塞尔后，这几个青年学生读书之余总是经常谈论革命，清使馆发现后曾将他们管禁过几个月时间。现得知孙中山正在伦敦，贺之才就把刘成禺写的介绍信连同约请中山先生赴比利时的邀请函一起寄给了孙中山。

　　隔了一段时间，贺之才收到了孙中山的回信：“因外出作短暂旅行，未能及时答覆，请原谅。承蒙邀请，愿意来比利时一游，见面再叙。”

　　贺之才知道孙中山资金缺乏，就和留法、留德的学生联系，共同筹集了一笔经费寄给孙中山，并约定了来比利时的日期。

　　1905年5月初，中山先生乘船到了比利时的奥斯坦德码头。中山先生身穿皮领大衣，健步下船登岸，贺之才等三人已在码头迎接。中山先生紧紧握住贺之才的手。贺之才介绍旁边一位青年：“这是朱和中，是留德学生，特地从柏林赶来拜见先生。”孙中山忙说：“谢谢，你们辛苦了！”贺之才又指着另一位说：“这位叫李蕃昌，是我的同学。”中山先生点头致意。

　　走出码头，四人先乘马车来到了一个小旅店，稍事休息，又转乘火车到了布鲁塞尔。在车站受到二十多名留学生的列队迎接。孙中山十分高兴，亲热地与他们来到早已由他们安排好的寓所。

　　此后，孙中山与贺之才等人连续畅谈三日三夜。这些意气风发的留学青年，聚集在一起，亲聆革命首领的教诲，个个情绪激昂。

　　第三天晚上，留学生们设宴招待孙中山。几杯香槟酒下肚，大家谈兴正浓。孙中山站了起来，热情洋溢地说道：“革命的方略已定，请各位再发表关于建国的想法。”于是，你一言，我一语，各抒己见，争论不休。孙中山见夜色已深，请大家暂停争论，胸有成竹地说：“已经讨论了三天三夜，今晚应该作一结束。”

　　贺之才问：“先生有何想法吗？”

　　孙中山笑了笑，望望大家兴奋的脸庞，以征求的口吻说：“我提议组织一个革命团体，名称待定，愿意参加的可宣誓。”

　　朱和中当即答应：“我辈既然决心革命，什么都可以牺牲，还害怕宣誓吗？”

　　孙中山高兴地说：“好吧，我做监誓人，就从你开始！”他吩咐贺之才：“拿纸笔来，我先书写誓词。”

　　孙中山接过纸笔，便一气呵成写出：立誓人×××，当天立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倘有食言，任众处罚。

　　宣誓书写好后，朱和中与贺之才相视一笑。孙中山问：“你们笑什么？”朱和中答道：“康有为、梁启超常说先生目不识丁，我见誓词简练，可见康、梁是在诬妄先生。”

　　孙中山慨然一笑：“我也读书破万卷。”

　　于是从朱和中开始，逐一宣誓。此后，又有人陆续前来宣誓，一共有三十余人。誓书交贺之才收存。孙中山还与他们商定了暗语：问：从何处来？

　　答：从南方来。

　　问：到何处去？

　　答：到北方去。

　　问：贵友为谁？

　　答：陆皓东，史坚如。

　　至于秘密手式，则用骈指交勾握手法。

　　在布鲁塞尔，孙中山还有一件很值得一提的事情，那便是访问第二国际书记处。

　　那是1905年5月的一天，孙中山西装革履，目光炯炯有神，与中国留学生贺之才一道，来到第二国际书记处。

　　第二国际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恩格斯在1889年创立的，在指导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和国际工人运动方面起过重大的作用。恩格斯逝世以后，第二国际中的机会主义者篡夺了领导权，修正主义思潮逐渐泛滥起来。对于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他们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

　　在一间光线充足、陈设豪华的会客厅里，第二国际书记处执行局主席王德威尔得和书记胡斯曼会晤了孙中山。在座的除了贺之才之外，还有闻讯赶来的比利时社会党机关报《人民报》记者桑德。

　　贺之才介绍说：“这是中国革命党的领袖孙中山先生，特来拜会二位书记处领导。”

　　宾主互相寒暄了几句，孙中山便开门见山地说：“这次来布鲁塞尔，是我欧洲之行中的计划之一，主要目的是在中国留学生中加强革命的宣传工作，同时扩大我革命党的影响，今天拜访二位，是为了请求你们接纳我们的党为第二国际成员。”

　　孙中山流利的英语和不凡的气质使王德威尔得、胡斯曼暗暗吃惊。他们二人目光对视了一下，又会意地点点头。继而，胡斯曼有礼貌地微笑着问：“那么，您是中国的社会主义者？我们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中国已经有了这样的无产阶级政党？”

　　孙中山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风趣地说：“此行就是与你们联系，向你们介绍我党的情况嘛，也许是我们党的影响还不大，没能引起第二国际的重视吧。”

　　“孙先生，那就请您先谈一下你们社会主义的目标和纲领，好吗？”王德威尔得说。

　　“好的。我们的目标和纲领，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孙中山说完，又用英语对这几句话作了通俗的解释：“尊敬的主席和书记同志，我们革命的目标，第一就是驱除帝国主义走狗满族统治者，使中国成为中国人的中国；第二是废除帝制，建立共和国；第三是核定地价，由国家照价收税，必要时照价收买。”

　　孙中山话未落音，王德威尔得插话说：“亲爱的孙同志，请您再谈谈贵国工人阶级的经济状况和组织形式吧。”显然，他们对孙中山所谈的话题兴趣不大。

　　孙中山略微皱了一下眉头，没有显露出任何不愉快的神色，继续侃侃而谈：“中国工人阶级与欧洲相比，有些不一样。他们虽然目前还没有像欧洲工人那样大规模地使用机器，可中国工人一点也不笨。他们已经开始组织起来了。不久的将来，中国社会主义者要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使用先进的机器来进行生产，但是要避免机器生产的种种弊端。我们要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由中世纪的生产方式将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而工人不必经受被资本家剥削的痛苦。”

　　记者桑德出于职业的敏感，似乎对孙中山所讲的内容很感兴趣。他迅速地作着记录，抬起头问了一句：“请问孙先生，你对于你的祖国很有信心，是吗？”

　　孙中山激动地从沙发上站起来，慷慨激昂地说：“几年内，我们将实现梦寐以求的理想，因为届时我们实现社会主义了。那时，当你们还在为实现你们的计划而努力时，我们将已经生活在最纯正的集体主义制度之中了。”孙中山瞟了第二国际书记处的两位领导人，接着说：“这对你们将同样是有利的，因为除了这种范例所具有的吸引力外，全世界也会相信，完整的集体主义制度并不是虚无缥缈的梦想或乌托邦。”

　　看来，第二国际书记处的这两位领导人，对中国的情况知道得很少，因此他们只是漫不经心地听着孙中山的演说，而很少插话。胡斯曼只顾低着头在一个精致的大笔记本上写着什么，而王德威尔得可能是由于昨夜没睡好，接连打了好几个呵欠。

　　“亲爱的孙中山同志，关于您要求加入第二国际的问题，我们今天不能给予肯定的答覆，这需要在第二国际和有关会议上慎重地研究。我看以后再说吧。”胡斯曼站了起来，彬彬有礼地伸出手来，同孙中山和贺之才握了握。这等于是下了一个文明形式的逐客令。

　　从第二国际书记处的办公楼里出来贺之才便愤愤地对孙中山说：“这两位老爷，对我们中国的革命事业采取这样冷冰冰的态度，跟他们谈了半天，我看是嘴上抹石灰——白说了。”

　　“既然他们答覆说要慎重研究，那我们只好耐心等待以后再说吧。”孙中山还是不无希望地说。

　　等了一些日子，果然等不到第二国际书记处的答覆，孙中山十分失望。

　　布鲁塞尔社会党机关报《人民报》当即报道了孙中山与王德威尔得和胡斯曼的会谈。从而扩大了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运动在国际上影响。虽然会谈没有取得实质的进展，但孙中山追求真理的精神，对革命党人却有着很重要的启迪作用。它表明了孙中山在主观上很早就认为自己领导的革命运动带有社会主义性质。

　　失望之余，孙中山又在谋划着下一步的行动。这时，他又收到了宫崎寅藏的来信，知道国内和东京反清革命运动正在蓬勃发展，便决定结束这次欧美之行。他先在法国巴黎作了短暂停留，便从马赛港起程，再次返回日本去了。

　　●孙黄聚会

　　1905年7月，孙中山乘轮船重返日本。

　　屈指算来，孙中山流亡海外，已经整整十个年头了。这是三千六百多个日日夜夜啊！他抛妻别子，奋不顾身，远涉重洋，奔走呼号于亚洲、欧洲、美洲各地。虽然腐朽的清王朝已经千疮百孔，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但是要彻底推翻它，还须要有雷霆万钧之力才行，少数人的努力显然是无济无事的。在漫长、炎热的印度洋航程中，孙中山经常站在甲板上，极目远眺大海，凝神思索。他回顾了十多年来的革命经历，深深地体会到，要革命必须要有一支浩浩荡荡的革命队伍，没有这一条，一切都成了空话。因此，发现爱国人才，延揽革命志士，组成革命大军，便当然成为这次东返的迫切任务。孙中山这一次重返日本，整个革命形势正发展到一个重要的关键时期。

　　在国内，自清政府1901年与八国联军议和签订《辛丑条约》后，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程度又有所加深，社会经济日益凋敝，清政府不顾人民的死活，苟且偷安，成为帝国主义的鹰犬，不但割地赔款，助纣为虐，甚至与帝国主义分子结合在一起，镇压、剥削中国人民。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生计日益艰难。有志之士中，都萌动着救国的热望，革命风潮此伏彼起。

　　自1902年起，各地纷纷举行武装起义，如兴义三合会领导的农民起义，李纪堂与原太平天国将领洪全福领导的广州起义，王和顺为首的南宁地区农民起义，陆亚为首的柳州地区农民起义，黄兴和马福益领导的华兴会的长沙起义等等。

　　革命派一方面组织反清武装起义，一方面展开了广泛的宣传活动，革命的报刊书籍遍及国内外。上海、广州、长沙等地以及海外的东京、香港、南洋、美洲，创办了一百多种报刊，有日报，也有期刊，发行最多的达二万多份。通过这些进步报刊和宣传介绍革命的书籍，揭露了清政府对内残酷统治、血腥镇压，对外屈膝求和、出卖国家主权的种种罪行。同时介绍西方民主学说和革命历史，激励广大人民群众起来参加反对清朝政府的斗争。章士钊编译的《孙逸仙》一书在国内流传时，青年学生和知识阶层争相传阅，孙中山先生的形象以及他为革命事业的奋斗精神在很多人心中扎了根，有的青年人恨不得立即破浪奔走海外，去跟随孙中山。

　　这一时期，革命团体也逐步兴起，在上海有蔡元培、章太炎的“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对俄同志会”，有龚宝铨等人的“光复会”。在长沙，有黄兴、刘揆一的“华兴会”。在武昌，有刘静庵等人的“科学补习所”。在东京，有“共爱会”、“拒俄义勇军”（后改为“军国民教育会”等）。

　　就在孙中山返回日本的前后，各地起义会党和革命团体的主要成员，有的因起义失败，有的为寻求真理，有的因彷徨观望，都纷纷到了日本。加之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人数日益增多，日本便成为当时革命力量汇聚的中心。革命形势的迅速进展，广大人民的日益倾向革命以及许多分散的革命小团体的出现，自然提出了一个突出的问题，那就是需要把各地分散的革命力量联合起来，建立一个全国的统一的革命组织，使大家的目标和行动进一步一致起来，将革命运动更有力地推向前进。应该说，这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与孙中山最近一直思考的革向行动计划的最终落脚点是完全一致的。留日学生人数的增多，倾向革命的人也越来越多。但是，个人分散的力量握不成拳头，形不成大气候，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也缺乏一个统一的组织。华兴会的黄兴、刘揆一、宋教仁、陈天华等虽然先后到了日本，但华兴会那时还缺乏一个明确而完备的纲领，并且带有浓厚的地域色彩，会员们常以“湖南团体”自称，不能成为团结全部留日学生的核心。因此，许多人已在自发地商议，打算成立一个新的具有广泛凝聚力的革命组织。1904年底黄兴与湖南、云南、直隶、江苏、河南等地的一百多名留日学生组织了“革命同志会”，想藉此突破地域的限制，实现范围更广阔的革命力量的联合。宋教仁、陈天华等人，则联合一部分各地来的留日学生，创办了《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从刊名和成员来看，也在尽力突破地域性团体的狭隘圈子。

　　稍后，黄兴、宋教仁认为革命的同志日渐增多，想成立一个会党作为革命的中坚力量，就找到熟悉留日学生情况的湖北官费生、安徽休宁人程家柽，与他相商此事。

　　程家柽是当时在日本的老资格留学生，从1899年入帝国大学农科学习至今。他参加过励志会、青年会，联名发起了拒俄义勇队，又是学生军和军国民教育会本部的主要成员。作为留日学界的著名活动分子，目睹过留学界的分化组合情况，并且他又是留学生中最早拜访孙中山并与孙中山有通信联系的少数人物之一，不仅熟悉孙中山，而且十分钦佩孙中山。他深知当时在日本的留学界还难以找出一个能担任领袖的人物，便告诉黄兴、宋教仁：“最近接到孙中山先生从美洲寄来的信，他很快就要到日本来。孙先生为革命奔走多年，在海内外名声大震。我们何不等孙先生来到日本之时，奉孙先生为领袖，率领我们归国起义，以成大事呢？”

　　黄兴、宋教仁感到此话有理，他们也早就渴望见到孙中山，于是便接受程家柽的建议，盼望着孙中山早日到来。

　　1905年7月19日，孙中山到了日本横滨，一百多名留学生前来欢迎。

　　几天以后，他又到了东京，首先去新宿访问老朋友宫崎寅藏。一见面，他就惊喜地对宫崎寅藏说：“真没想到，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增加了这么多人。”宫崎寅藏一边安排孙中山休息，一边微笑着回答：“是啊，你来的正是时候，他们都眼巴巴地盼着你呢！”

　　“你看这么多留学生中，有没有非同一般的学生？你有没有发现可以共图大事的英才？”孙中山急切地问。

　　“看你性急，贵国人才辈出，风云际会，怎能没有英才？”宫崎寅藏思考了一下说：“目前仅在东京，贵国留学生就有一万五千余人，其中颇有些英雄有为之士。依我所见，那位黄兴就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中国好男儿，将来他可以成为你得力助手。”

　　“黄兴？他是什么样的人？”孙中山急切地问。

　　宫崎藏便向孙中山叙说了黄兴的情况。

　　黄兴字廑午，号克强，湖南善化（今长沙）人，1874年生，比孙中山小八岁。他的父亲是湘中有名的读书人，很早就死了。黄兴早期受过较长时间的封建教育，十九岁中了秀才。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时，他正在武昌两湖书院读书。黄兴具有强烈的爱国心，汉族传统的民族主义在他思想上有着深刻的影响，看到民族危机日趋严重，他感到极大的愤慨，产生了反满的思想。1902年，黄兴被清朝政府派到日本经文学院速成师范学习。和许多留学生一样，黄兴只得从事西方文化的学习和宣传，对挽救当前的民族危机来说，未免远水救不了近火。他性格比较实在，不多发言，但他把问题看清楚后，意志就异常坚决。1903年，俄国强占东北三省，黄兴参加了“拒俄义勇军”。回国后，黄兴于1903年11月在长沙与一班志同道台者创立了华兴会并担任会长。他们联合了湖南哥老会头目马福益，计划于慈禧太后七十寿辰时举行起义，后来因为会员暗杀前广西巡抚王之春未遂，遭当局搜捕而失败。

　　以黄兴为首创立的华兴会，是众多会党中成立比较早影响也比较大的一个革命团体。成立时，并没有成文的政治纲领，但他们主张推翻清朝政府、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则与兴中会是一致的。在革命方法上，华兴会一开始就提出进行武装起义，他们主张从条件比较成熟的本省做起，不依赖别人，不消极等待，又尽可能争取和外省取得联系，避免孤军作战。

　　华兴会的成员，大体上都是留日学生和国内新式学堂出身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联络运动的对象，除学界以外，主要是会党和军队。宫崎寅藏对黄兴和华兴会的情况看来知道得比较多，他对孙中山说：“黄兴虽然才三十来岁，可胸怀大志，文武双全，在日本留学生中深罕众望。去年华兴会在长沙密谋起义虽然失败，但仍不气馁。目前，他正在日本进行活动，联络同志，图谋再举。在他周围，还有宋教仁、陈天华等一批青年英才，实属难得。对先生您来说，这不是雪中送炭吗？”

　　“黄先生现住在哪里？宫崎君请快带我前去拜访他！”孙中山急不可耐地站了起来。

　　“连口茶都不喝，就要去，真够性急。按说，你是他的前辈，还是我去将他带来见你好了。你就在这里喝点茶等着吧。”宫崎劝说道。

　　“革命哪能分年龄大小，讲究资格？还是劳驾你赶快带我去见他！”孙中山不以为然，连连催促宫崎动身。

　　“黄兴先生住在神乐坂。”宫崎见孙中山求才若渴，如此性急，不禁哈哈大笑起来。他告诉孙中山：“黄先生早就对你十分钦佩，他知道你要来日本，已经来我家打听了几次。今天你们二位风云聚会，真不知他如何高兴啊！”宫崎说着，便急忙穿好衣服，和孙中山出门去找黄兴。

　　到了神乐坂黄兴住处，宫崎推开门一看，地上一大堆拖鞋，一帮学生围成一圈，正在热烈地谈论着。宫崎见屋里人多，便要孙中山在门外等着。他向屋里喊：“黄先生！黄先生！”

　　黄兴应声跑了出来。宫崎指着孙中山说：“你看谁来了？”

　　黄兴一眼认出来了，这正是在照片上见过的领导广州起义、惠州起义，声名远播的兴中会首领孙中山先生，不禁脱口喊道：“啊，孙先生，你终于到了！”

　　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当天中午，在东京有名的中国菜馆凤乐园搂上一间僻静的雅座，孙中山、宫崎寅藏和黄兴等人一边饮酒，一边畅谈。黄兴身材魁梧，相貌奇伟，留着浓密的短须，显得十分威武豪迈，性格却十分笃厚朴实。虽然与孙中山初次会面，可两人一见如故，越谈越投机。

　　“论今日之形势，我以为当以联络人才，组织统一的革命政党为第一要义。如若各自号召，各自为战，则必然会形成秦末二十余国的互相争斗。如果各国列强乘机干涉，则中国必亡无疑。”孙中山不无忧虑地对黄兴说。黄兴点点头，说：“先生所见极是。”

　　孙中山继续说下去：“此时若有数十百个有识有胆的俊杰之士出来联络、主张，一切革命前之筹划，革命后之建设，皆有人才分任司理，则革命一旦成功，即可成立文明民主之新政府，天下大事从此定了！”孙中山十分兴奋，推心置腹地谈出自己的见解。

　　黄兴对孙中山的看法深表折服，兴奋地说：“先生所虑，与我如此吻合。现在，东京聚集着全国十多个省的留学生，如能联合起来，何愁清朝不灭、革命不成？”

　　随后，当孙中山提出兴中会、华兴会和其他革命组织要抓紧时机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全国性的革命政党时，黄兴十分赞同。他们商量好了华兴会和兴中会合并的具体方案，共同举杯祝贺这次成功的会晤，才尽欢而散。

　　第二天，孙中山和黄兴来到《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社，会晤了宋教仁、陈天华等一批青年革命志士。宋、陈二人也都是湖南人。宋教仁年轻英俊，才华横溢，谈吐不凡，在留学生中很有威信。陈天华用通俗文字写的《警世钟》和《猛回头》两本小册子，和邹容写的《革命军》一样，在国内引起了巨大反响。孙中山和这些年轻人披肝沥胆地交谈着。看着这些中华新秀，孙中山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成立同盟会

　　孙中山与黄兴的会晤，导致并加速了中国同盟会的成立。

　　1905年7月30日，在东京赤坂区桧町黑龙会址召开了中国同盟会筹备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班的成员。除甘肃省没有留学生外，全国各地十七个省都有入参加。到会的还有热心中国革命的日本志士宫崎寅藏、内田良平、末永节等人。孙中山被推为会议主席。孙中山当场发表了演说，说明了实行革命大联合所必要讨论的问题，如名称、政治纲领等，演说约一个小时，后由黄兴组织与会人员签名，以示正式加入组织。

　　接着讨论组织名称。孙中山提议定名为“中国革命同盟会”，有的主张称“对满同盟会”，有的认为本会属秘密性质，不必明用“革命”二字。孙中山表示“革命的宗旨不专在对满，其最终目的在于废除专制，创造共和。”经过讨论，最后确定为“中国同盟会”。

　　关于组织宗旨，孙中山提出采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为纲领。当讨论到“平均地权”时，有人提出了疑问。孙中山为此解释了很长时间，获得了通过。

　　在讨论中国同盟会领导人时，黄兴提议椎孙中山为中国同盟会总理，可不必经选举手续，大家一致赞成。于是，由总理拟定盟书，经会议公推由黄兴、陈天华两人审定。誓词全文如下：“联盟人某某省某某县人某某，当天发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渝此盟，任众处罚。天运某年某月某日，中国同盟会会员某某。”大家签署盟书，由孙中山领头，各人同举右手向天发誓。在干部未选出之前，各人盟书暂由总理保存，孙中山盟书由黄兴保存。

　　誓毕，孙中山又分别散发会员暗号。孙中山还规定了会员相见的握手方式秘密口语——问：何处人？

　　答：为汉人。

　　问：何物？

　　答：为中国物。

　　问：何事？

　　答：为天下事。

　　孙中山与会员一一行握手礼，并欣然道贺：“自今日起君等已非清朝人矣！”会议气氛顿时变得十分热烈。忽然房后传来一声巨响，原来是由于全场人数过多，动作活跃，此房后部木板倒塌。孙中山风趣盎然地笑道：“这真是颠覆满清、革命成功的预兆。”众人鼓掌欢呼。

　　最后，会议推定黄兴、陈天华、马君武、宋教仁、汪兆铭等八人组成会章起草小组，约定在成立大会上提交讨论。

　　预备会议的圆满成功，为中国同盟会的正式成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自孙中山到达日本横滨起，仅用了十天左右的时间，就完成了在日志士的联合。这说明经过民主革命思潮的洗礼，建立统一的革命组织是人心所向，众望所归。在这一联合过程中，孙中山作为联合动议的首倡者，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受到众人的拥戴和推崇，从而确立了他在中国民主革命派中的领袖地位。他的名字，从此真正地超越自我、超越狭隘的兴中会小团体而成了中国民主革命派的象征。

　　黄兴在这次会议上已经被公推为仅次于孙中山的第二号人物，而孙中山也把他看作具有号召力的领袖。孙黄并称的时代开始了。

　　8月13日，留日学生在东京曲町区富士见楼正式召开欢迎孙中山大会。

　　这是孙中山到日本后第一次在盛大的留学生集会上公开露面，也是中国同盟会正式成立前夕，由他向广大群众宣布他们政见的重要政治活动。这一天，留日学生蜂拥而至，人数之多，出乎意料。到会的有一千三百多人，室内室外，阶上阶下，到处都挤得水泄不通，还有几百人站在街旁仰望着楼上听孙中山演说，成为东京留学生及华侨空前的盛大集会。

　　在欢迎会上，孙中山发表了富有政治远见和强烈鼓动性的重要演说。一开始他就热情洋溢地对迅猛发展的革命形势做了充分的估计。他说：“鄙人往年提倡民族主义，应而和之者特会党耳。至于中流社会以上之人，实为寥寥。乃曾几何时，思想进步，民族主义大有一日千里之势，充布于各种社会之中，殆无不认革命为必要者。虽以鄙人之愚，以其曾从事于民族主义为诸君所欢迎，此诚足为我国贺也。”

　　接着，他就充满民族自豪感地说道：“中国的文明，产生于五千年前，这是西方人所不信的，但后来有很长时间趋于保守，让西方人赶上了。但最近十多年来，思想界变化速度很快。以此速度推断，十年二十年之后，我们在文明上，有的可能达到西方的水平，有的甚至可能超过西方。”

　　孙中山指出了中国迅速发展的许多有利条件：“中国土地人口为各国所不及。吾济生在中国。实为幸福。各国贤豪欲得如中国之舞台者利用之而不可得。吾济即据此大舞台，而反谓无所藉乎，蹉跎岁月，寸功不展，使此绝好山河，仍为异族所据，至今无有能光复之，而建一共和国，以表白于世界者，岂非可羞之极者乎！”

　　“所以鄙人无他，惟愿诸君将振兴中国之责任，置之于己身之肩上。昔日本维新之初，亦不过数志士为之原动力耳，仅三十余年，而跻于六大强国之一。以吾侪今日为之，独不能事半功倍乎？”

　　孙中山在讲演中，热烈地号召中国人民要齐心协力，不惜一切代价，下定决心，谋求独立而建立共和。

　　孙中山的讲演持续了三四个小时，慷慨淋漓，句句打动人们的心坎，一再激起人们不绝的掌声，连参加大会的满族留学生也感动得热泪盈眶。表示支持革命党的主张。到会的还有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国的留学生，听了演说后，觉得中国的革命定能成功，对于亚洲国家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也会起到促进和推动作用。

　　经过二十多天的准备，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于1905年8月20日下午2点，在东京赤坂区灵南坂一所日本朋友的寓所里正式召开，三百余名会员全部到会。

　　会上，首先由黄兴宣读会章草案，共三十条，经讨论修改后通过，会章以孙中山提出的十六字纲领作为同盟会宗旨。总部设在东京，在国外设分会。最后，由黄兴提议，将《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改为同盟会机关报，这项建议，获得与会者鼓掌通过。至于具体的改刊办法留待下次讨论。后来，该报被定名为《民报》。

　　会议开到下午5点，在全场大呼“万岁”声中宣告结束。

　　大会选出的同盟会东京本部的职工是：

　　总理孙中山执行部：

　　庶务黄兴，后由朱炳麟、张继、孙毓筠、刘揆一相继主持。

　　书记（初定马君武，未就）田桐，后孙中山又增派胡汉民、但焘、李肇

　　甫三人。

　　内务朱炳麟、匡一。

　　外务程家怪、廖仲恺。

　　会计（初定刘维焘、未就）谢延誉，后由何天炯继之。

　　经理谷思慎、程克。

　　评议部：

　　议长汪兆铭议员董修武、熊克武、于德坤、王琦、吴鼎昌、张树柟、冯

　　自由、梁慕光、胡汉民、田桐、吴崑、但懋辛、周来苏、胡瑛、朱大符、范

　　治焕、吴玉章、康宝忠。

　　书记朱大符兼。

　　司法部：

　　总长邓家彦。

　　判事张继、何天瀚。

　　检事宋教仁。

　　同盟会本部的机构，分执行部、评议部、司法部。实际上，这是按西方资产阶级“三权分立”学说组建本部机构的，任当时，无疑是最为民主的权力制约机制。可以说，同盟会东京本部最初奉行的建构原则及其组织结构，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兴中会存在的类似秘密会党的家长制色彩，改变了以往革命小团体存在的领导机构组织不健全的缺陷。它的产生，标志着以孙中山为首的民主革命派在组织建设方面的一次理性飞跃。

　　遗憾的是，同盟会在实践过程中并没有坚持最初的“三权分立”体制，后来司法部被取消，评议部的立法职能被削弱，实际上实行的是“总理负责制”。

　　中国同盟会的成立，使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以新的面貌和新的姿态走上了历史舞台。孙中山曾经怀着十分喜悦的心情回顾这一重要的历史事件：自革命同盟会成立之后，予之希望则为之开一新纪元。盖前此虽身当百难之中，为举世所非笑唾骂，一败再败，而犹冒险猛进者，仍未敢望革命排满事业能及吾身而成者也。其所以百折不回者，不过欲有以振起既死之人心，眙苏将尽之国魂，期有继我而起者成之耳。及乙已之秋，集合全国之英俊而成立革命同盟会于东京之日，吾始信革命大业可及身而成矣。

　　以三民主义为旗帜中国同盟会以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这十六个字，是兴中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誓词的继续和拓展。初次使用于1903年东京青山革命军事学校的入校誓词中，后来一直为孙中山坚持使用于他所创建的革命团体。就此而言，中国同盟会与兴中会，尤其是兴中会后期的组织活动，在思想体系中是一脉相承的。同盟会的宗旨，是以三民主义为理论基础的。1905年11月29日由《二十世纪之支那》改组而成的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在日本东京正式发行。孙中山亲自撰写了发刊词。在发刊词中，对他的十六字纲领作了进一步阐述，首次公开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革命口号，鲜明地举起了三民主义的旗帜。之后，孙中山又发表了一些著述，如1906年他与黄兴、章炳麟制定的同盟会《革命方略》中的《军政府宣言》——即《同盟会宣言》，同年12月在《民报》创刊周年纪念会上发表的重要演讲等，对三民主义的基本内容作了阐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虽然还有许多局限性，但在当时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正规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同盟会有了这一比较完备的资产阶级革命纲领后，大大推动了革命运动的前进，促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说：余惟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罗马之亡，民族主义兴，而欧洲各国以独立，洎自帝其国，威行专制，在下者不甘其苦，则民权主义起。十八世纪之末，十九世纪之初，专制仆而立宪政体殖焉。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经济问题继政治问题之后，则民生主义跃跃然动，二十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擅扬时代也，是三大主义皆基本于民，递嬗变易，而欧美之人种胥怡化焉。

　　在孙中山看来，欧美的民族、民权、民生是历史的三个不同时代形成的。而中国现时则正处于欧美的民生主义时代。他认为，中国需要首先同时解决民族、民权二个时代的任务，紧接着再解决民生主义任务。也就是说，中国需要在二十世纪同时解决民族、民权主义，而后开始实行民生主义，所以这是与西方国家所大不相同的。他说：今者，中国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异种残之，外邪逼之，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殆不可以须臾缓；而民生主义，欧美所虑积重难返者，中国独受病未深去之易。。近时志士舌焦唇枯，惟企强中国以比欧美；然而欧姜强矣，其民实困，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吾闻纵能比迹于欧美，犹不能免于第二次之革命，而况追逐于人已然之未轨者，终无成耶！夫欧美社会之祸，伏之数十年，及今而后发见之，又不能使之遽去。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迹视欧美，彼且瞠乎后也。

　　孙中山所说的这段文字，就是指将欧美三个历史时代的任务，在我们中国，于二十世纪一道完成。这就是孙中山根据中国的实际状况，结合他多年对欧美社会的政治研究和社会考察而具体形成的三民主义思想体系。

　　孙中山所说的民族主义，其目标是推翻满族人当权的政府，重建汉族人当权的政府。在十六字纲领中，“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就是体现这种“民族主义”思想。从孙中山早期三民主义思想体系的形成时序来看，民族主义思想萌发最早。孙中山指出，“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更不是要尽灭满洲民族。民族革命的原故，是不甘心满洲人灭我们的国，主我们的政，定要扑灭他的政府，光复我们民族的国家”。因此，“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孙中山在阐述“反满”这一战斗口号时，在相当程度上扬弃了不少革命党人所持有的单纯“种族革命”的观点，并把少数掌握政权的满洲统治者与一般满族人民加以区别，指出民族主义不是种族复仇主义，这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同时，反对腐朽卖国的清王朝也包含了打击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内容。但是，他毕竟还没有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的主张，因而不能科学地反映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是民族主义的一个根本缺憾。

　　“创立民国”体现了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思想，也就是要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度。孙中山认为民权主义是政治革命的根本，中国仅有民族革命还不能解决问题，推翻满清王朝的同时，还必须推翻君主专制。他认为君主专制主义是恶劣政治的根本，中国沿袭几千年来的君主专制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社会的国民所能忍受的。他表示，“照现在这样的政治论起来，就是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他告诫革命者，不能存有任何一点同情皇帝的思想，把国家当成是私人的财产，彼此相争，弄得国家四分五裂，自亡其国。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具有比较完整的共和国要求，同改良派的君王立宪主张截然对立。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具有积极的战斗意义。但是，他的矛头指向封建专制政体，而没有进一步提出清除这一政体赖以存在的社会阶级基础，即推翻地主士绅阶级的统治。

　　在提出民族、民权主义的同时，孙中山还提出了“民生主义”。民生主义是孙中山从关怀同情劳动人民的悲惨境遇出发，希望避免资本主义贫富不均的祸害，建立普遍幸福的一种主观社会主义，它的具体体现就是“平均地权”。这是孙中山早期三民主义理论体系中超越同时代革命者的最突出最有光彩的部分，也是孙中山作为近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对国运民生弹精竭虑之所在。孙中山认为，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文明越发达，社会问题则越突出，比如英国：富者极少，贫者极多。这种社会问题，欧美已经积重难返。在中国进行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的时候，要同时改良社会经济组织，以免后来再来一次社会革命。他认为，欧美之所以不能解决社会问题是因为没有解决土地问题。针对社会经济发达后地价高涨，地主垄断土地，危害民生的前景，他主张核定地主土地的现有地价，而将此后地价中因经济发展而增值的部分收归国有，这就是“平均地权”，这个办法并不包含梢灭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内容，孙中山以为实行这个办法就能造成一个“家给人足，四海之内，无一夫不获其所”的社会，这自然只是一种空想。但它在客观上反映了农民对于土地的要求，也反映了孙中山对劳动人民苦难的真挚同情，因而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符合当时中国人民要求民族独立、民主权利、生活改善的愿望。因此，不但受到资产阶级的拥护，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劳动人民的拥护。在三民主义这面旗帜下，众多的革命力量联合起来，推动了资严阶级反清爱国斗争不断向前发展，为资产阶级民族良主革命开辟了一个新的时期。

　　《民报》创刊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得到广泛宣传，使保皇党人大为惊慌。他们利用自己掌握的舆论工具，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肆意攻击歪曲。于是，孙中山又亲自领导同盟会中的一批有思想、有文采的热血青年，以《民报》为阵地，展开了对保皇党的反击。

　　在这段时间内，《民报》发表了很多战斗力强、有气势、有文采的重要文章。如朱执信的《论满政府欲立宪而不能》、《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并行》、《心理的国家主义》，陈天华的《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中国革命史论》等，堪称是革命的强音。孙中山曾口授汪精卫写成《革命不致招瓜分说》一文，驳斥了保皇党的“革命招致瓜分”的谬论。文章指出：如果不革命，国家越来越弱，反而会引起瓜分。帝国主义来了怎么办？回答是：那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外侮愈烈，众心愈坚，男儿死耳，不为不义屈。干涉之论，吾人闻之而壮气，不因之而丧胆。”真是论理精辟，气势恢宏。

　　在《民报》的影响下，革命思潮席卷全国，革命刊物也瞄准了《民报》所指的方向，“民主”“共和”的思想，从此深入人心。

　　●在武装斗争的前线

　　同盟会成立以后，孙中山一面加强宣传发动工作，积极开展思想战线上的斗争，同时还把极大的注意力集中在策划和组织反清的武装起义上。

　　1907年以前，孙中山以日本为中心，往返于南洋各地，宣传三民主义，发展革命组织，并指导国内的革命运动。清政府对孙中山既恨又怕，他们认为革命力量的不断发展，主要是孙中山所起的作用。要想使革命风潮烟消云散，则必须除掉孙中山这个心腹之患。于是，清廷加紧了对孙中山的迫害。清廷驻日公使要求日本政府“驱逐”孙中山出境，企图使革命派处于“群龙无首”的境地。

　　1907年3月，孙中山被迫离开日本，到了越南河内。在河内，孙中山计划发动一欠以广东的潮州、广西的钦州、廉州、广东的惠州为一线的规模巨大的武装起义。孙中山原计划在这几个点同时发动，彼此声援，给清政府以重刨。但事态发展并没有按预期计划进行。

　　1907年5月22日，潮州黄冈起义首先爆发。起义军在赶制军旗、筹集军械时，有几个当地的乡绅向清政府告密，清军前来剿捕，起义军乘机先发。七百名起义者在晚上趁着月色攻入黄冈县衙，成立了“军政府”，但是，在清朝大队人马的围攻下，起义军只坚持了一周便失败了。

　　6月初，惠州党人在离城二十里的七女湖揭开战旗。一百多人面对众多的清军，显得势单力薄，终因孤立无援，在苦战了十二天以后，弹尽粮绝，只得将枪械埋于地下，宣布解散。

　　三个月以后，钦州、廉州一带的起义发动起来了。在组织起义的过程中，孙中山没有把主要力量放在发动已经拿起武器的农民方面，却把希望寄托在镇压农民暴动的清朝新军的“反正”上。9月1日，几百名起义志士在五光山正式发难，四天以后攻占了廉州的防城。这时，假意许诺反正的新军统领背信弃义，派兵攻打起义军。起义军战斗十分勇敢，终因腹背受敌，寡不敌众，防城起义又告失败，义军退入广西边陲的十万大山。

　　过了三个月，孙中山又在广西边防要隘镇南关（今友谊关）发动了武装起义。如果从兴中会时期的广州起义算起，这已经是孙中山发动和领导的第六次武装起义了。

　　镇南关屹立在崇山峻岭之中，是广西通往越南河内的咽喉要道，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中法战争中，老将冯子材曾在这里重创法国侵略者。战争结束后，清军在这里重建了两层的关楼，还在关隘周围的山峰上，用大石块筑起了坚固的炮台。特别是镇北炮台，地形最为险要，山路陡峭，易守难攻，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孙中山选择在这里起义，主要是考虑到既便于从越南直接接济声援，又可与防城起义失败退入十万大山的队伍汇合。经过几个月的筹备，孙中山亲自在河内设立了起义指挥部，部署这次起义。计划首先占领镇南关要塞，然后攻取南宁、桂林，占领广西，再分道进攻湖南，广东、江西，最后直捣北京，推翻腐朽的清政府。

　　1907年12月2日凌晨，孙中山派革命党人黄明堂率领同志八十多人，以绳索吊越断涧危崖，奇袭镇南关。革命军的炮声突然惊破了清军的好梦，等到他们在一片慌乱之中拿起兵器的时候，起义军在炮台哨官、同盟会员李福南的策应之下，很快就占领了镇北、镇中、镇南三个要塞炮台，缴获大小炮十四门、步枪四百多支，还有许多弹药。天亮以后，起义军的青天白日旗在炮台上飘扬。士兵们还用旗语互相庆贺胜利。

　　镇南关大营的请军发现炮台让起义军占领了，顿时陷入一片慌乱之中。

　　过了几个时辰，才拼凑起数百人向炮台攻击。打了半天。清军死伤累累，未占到便宜，便急忙调集援军，再图反扑。河内总部于当天上午接电：镇南关已被占领。孙中山大悦，兴奋地对身边的同志说：“快作准备，我将亲赴战场！”

　　第二天，孙中山率领黄兴、胡汉民等同盟会负责人，带着一批同盟会员和日本人池亨吉、法国退职炮兵大尉狄氏等二十余人，从河内乘火车去谅山。车厢里，没有其他乘客。中山先生由于久居河内，出门不多，今日驰聘于原野之中，又值镇南关起义捷报传来，心情舒坦地说：“我只有一个宿愿，就是先攻占中国最南端的镇南关，军队万里，施旗堂堂，然后贯穿中国的腹地，再出中国最北端的山海关。一到山海关，即可把爱新觉罗皇帝送到满洲老家去了。”

　　中山先生说完，哈哈大笑了一番。池亨吉将中山先生的话译给法国军官狄氏听，狄氏手臂一挥，三呼“快哉”！

　　傍晚时，孙中山一行到达那模村，在农家稍作休息，便请当地老百姓带路，点燃火把登山，至九点时抵右辅山。第二天，当孙中山冒着清军的炮火，来到镇北炮台时，正值起义军与清兵交战。起义军战士顿时士气倍增，越战越勇，很快就打退了清兵的又一次进攻。

　　黄明堂指挥起义军列队奏乐欢迎孙中山亲临前线指挥战斗。孙中山望着战火硝烟中的起义勇士们，十分高兴地把带来的食品、水果分给大家。与起义军的官兵们一一握手。孙中山高兴地站在一尊德国重炮旁边，发表了慷慨激昂的简短演说：“同志们！感谢大家这次奋勇举旗起义！我们要同全国同胞一起，把压在百姓头上的满清皇帝推翻，建立新的富强的共和国！四万万同胞都成为国家主人翁，享受独立自由之幸福。外国人再不敢欺侮我们了，大家都有田地耕种了！同志们！我们就要直向南宁、广州，北去长江，和全国同胞打到北京去！革命军是救国救民的军队，是最得民心的军队，到处都会有人民来帮助，力量最大！清军必败！革命必胜！兄弟此次入关，就是和大家一起奋斗，使革命事业达到成功！”

　　孙中山说话既坚定有力，态度又和蔼可亲，起义战士听着孙中山的演说，都兴奋地鼓起掌来，气氛非常热烈。

　　随后，孙中山不顾危险，又亲自到镇中、镇南两个炮台视察，慰勉官兵，起义战士士气高涨。当孙中山回到镇北炮台时，清军又开始发炮攻击了。“轰！”一颗炮弹呼啸而来，落在炮台前面不远处爆炸了，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响。弹片和被炸弹炸碎的石块、泥土，像一阵旋风似的猛烈泼洒过来。敌人这次由于来了援军，攻势十分猛烈。配合着大炮的密集轰击，一二千敌军黑压压地朝炮台冲来。冲在最前面的，是敌人的竹梯队、药包队和马刀队，嘴里狂喊乱吼着，直往上冲。

　　起义军的大炮和机枪、步枪打响了，敌军中黑烟翻卷，乱成一片，很快躺倒了许多人，没被炸死的敌人刚溃退下去，又被敌军的督战队头目赶着回来，只得硬着头皮朝前进攻。

　　“先生，还是请您到炮台下的石室里去休息一会，这里十分危险！”戴近视眼镜的胡汉民一再劝告孙中山。

　　“我到镇南关，就是为了亲自参加战斗，怎么能从火线上撤下呢？”孙中山拒绝了。他拿起望远镜，命令炮手发炮，炮弹击中镇南关大营，孙中山高兴极了。接着，他又请法国退职军官狄氏指点，亲自燃放大炮。看到炮弹准确地在敌阵中爆炸，他激动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想起自己这十多年被逐海外的流亡生活，以及为革命劳苦奔波的一幕幕场景，再回头左右环视这战斗的现场，孙中山兴奋感慨地说：“我这是在自己祖国的土地上亲自参加反清战斗啊！自反满清政府二十余年来，今日始得亲手发炮轰击清军！”

　　忽然，清军两发炮弹几乎同时落在炮台边上爆炸了，好几名战士被弹片击中，在孙中山身边倒了下来，有的当时就牺牲了，有的负了重伤。孙中山和黄兴也被巨大的气浪掀翻在地，落了一身碎石。

　　孙中山从地上站起来，发现身旁一名战士右胸中了一颗弹片，鲜血不断地从伤口流出来，已经昏过去了。孙中山连忙把他抱起来，解开衣扣，检查伤口，鲜血沾了一身。他喊胡汉民拿来药箱，亲自为受伤战士仔细包扎。这个伤员从昏迷中醒来，看到孙中山亲自为自己包扎，十分感激，吃力地说道：“孙先生，我快不行了！您不要管我，要注意敌人的炮弹！”

　　“弹片打在右胸，你这伤可以治好，不会死的。我是个外科医生，你放心好了！”孙中山亲热地安慰伤员。包扎好以后，孙中山看到他的伤势很重，便马上命令两个战士把他送到越南境内去及时治疗。

　　孙中山一边为伤员包扎伤口，一边大声激励战士们勇敢战斗。经过一个多时辰的激战，清军在炮台前的山坡上丢下几百具尸体，余下的纷纷退回去了。

　　下午，孙中山和黄兴亲自带领几十名战士夺回了炮台附近的重要据点弄尧村。这是一个地势险要的小山村。村里的几十户人家都是壮族同胞。孙中山带着起义战士在村里挨家挨户地宣传革命。当他看到村民的生活十分贫困时，满怀信心地对他们说：“我们革命党不久一定能够推翻满清王朝，那时大家都可以自由地生活，不受压迫，不受欺负了。”

　　壮族同胞听了孙中山的宣传鼓动，便与起义战士们亲热起来，村里有好几个青年参加了起义军，来炮台参加作战。还有不少农民兄弟主动给起义军送来干粮和水，还有的送甘蔗给战士们解渴。

　　傍晚，又有大批清军增援部队开到，并分兵占领了炮台附近的马骝山、四方岭、凤尾山、尖山等高地，架起大炮对起义军占领的炮台猛烈轰击。经过两三天的激烈战斗，起义军战士已牺牲了十几个人。

　　按照原定计划，起义军在镇南关与防城起义退驻十万大山的部队会合，然后会攻龙州。由于路途较远，十万大山的队伍未能及时赶来。孙中山与黄兴等人检查了一番枪械弹药，发现有些炮已不能使用，战士们的枪支也不多，弹药也越打越少，难以长久坚持。孙中山与黄兴商量，最终决定连夜下山，赶回设在越南的起义总部机关筹办粮饷，运来接济。

　　夜色苍茫，孙中山舍不得离开这战斗的土地。他感慨万千地说：“我十二年未踏上祖国的大地，现在高兴地踏在这个山上，真不愿离开。再说，看到同志们在这里浴血奋战，我怎么能离开他们呢？”

　　几天以后，正当孙中山返回河内，忙于洽谈借款和购置粮饷时，从前线传来消息，起义队伍经过数场血战，寡不敌众，被迫于12月9日撤离了镇南关，退往越南境内的燕子大山里去了。

　　镇南关起义失败后，孙中山毫不气馁，他继续在两广和云南边境燃起起义的烽火。1908年3月发动了钦廉上思起义，1908年4月发动了云南河口起义，1910年2月发动了广州的新军起义。这几次起义虽然集中了不少同盟会的精英，但都以力量悬殊、遭受惨重的损失而失败。

　　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挫折，一次又一次的流血牺牲，使得一些革命者感到灰心丧气了。但孙中山坚信，革命形势正在成熟，只要继续奋斗，定然胜利在望。

　　●血溅黄花岗

　　1910年2月的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政治局势发展得很快，国内的各种社会矛盾正在迅速激化，革命时机也正在日趋成熟。但同盟会的部分领导人和一些同盟会员对形势认识不足更由于多次战斗起义均告失败，特别是广州新军起义的失败，使他们产生了悲观失望的情绪。他们以为推翻清朝的统治，似乎难于成功。有的革命党人悲愤至极，不愿从事艰苦细致的发动群众工作，希望侥幸获胜，纷纷组织暗杀团体，进行个人恐怖活动。

　　但是，孙中山并不泄气，也不灰心，他分析当时的形势说：“成功的时机日益逼近，中国的命运已悬于一线。国内民心已经大变，新军运动已普及于云南、广西、三江、两湖，时机已算成熟。”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对形势所作的判断，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难能可贵的。孙中山经过无数个不眠之夜的反复思考，决心在广州进行一次有充分准备的，同时也是破釜沉舟的起义。

　　1910年6月，孙中山到日本横滨，约黄兴谋划此事。轮船刚靠岸，黄兴立即跳上船去，两位革命领袖久别重逢，顾不上寒暄，很快就进入正题，谈起组织起义之事。之后，又秘密地在一个旅馆里对各种重要问题详细交换了意见，并对下一步的行动方计取得了一致看法。

　　黄兴临走时间孙中山：“哦！对了，钱！您有钱吗？”

　　孙中山这一段时间，一直在海外为武装起义筹款，便回答：“是的，我有。”说着，把装满钱的皮箱指给黄兴看。

　　黄兴提起皮箱准备告辞，忽然像想起什么事情，又止住了脚步，说：“哦！对了，我最好还是给您留点，说不准有什么事就需要用。”他也顾不得点数，留下几束钞票给孙中山，就步履匆匆地走了。

　　当时房间里只有日本朋友萱野长知在场，他目睹了这两位革命领袖的情谊，说：“孙先生，你们二位对待金钱的态度，不是一般的同志关系所能做到的，这是难以达到的终生不渝的感情所体现的境界。”

　　孙中山没有回答，只是微笑着点点头，表示同意他的观点。

　　第二天，孙中山放心不下，化名潜往东京，秘密召集了黄兴、赵声等同盟会骨干，讨论再次起义的时机问题。

　　7月19日，孙中山来到马来西亚北部的槟榔屿。就在这一天，他的母亲杨氏在香港病逝。孙中山接到这个噩耗，十分悲恸。孙眉这时经济已经十分拮据，无钱下葬。孙中山只得急切地筹借了一千元港币汇去给母亲办了后事。夫人卢慕贞得知孙中山已由日本抵达槟榔屿，带着两个女儿孙娫、孙婉，由香港来到槟城，与孙中山团聚。孙中山久不见亲人，他摸了摸孩子的头，十分内疚地对夫人说：“我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你们受苦了。”

　　卢慕贞看到孙中山消瘦的脸庞，心疼地说：“革命的事，我帮不上大忙，你多保重吧！”

　　11月13日，孙中山在槟榔屿主持召开了一次由同盟会的重要骨干和国内外代表参加的秘密会议。出席者有黄兴、赵声、胡汉民，以及槟榔屿、怡保、芙蓉等地的同盟会员代表。会上，针对一些革命党人情绪低落，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的情况，孙中山豪情满怀地鼓励同志们：“一败何足馁。在以往的多年里，我屡遭失败，几乎在这个世界上无存身之地。与今日相比，其困难要大百倍。当前，革命风潮已经兴盛，华侨的思想已经开通，从今而后，所虑的是我们有无战斗的勇气和周密妥善的计划。我们要鼓起勇气，乘此良机，重谋大事。只要我们作好充分准备，革命便可成功！”

　　孙中山的信念强烈地感染和鼓舞了大家，黄兴、赵声等都积极支持孙中山的主张。

　　在这次秘密会议上，确定了仍把广州作为起义地点，先作好筹集巨款的准备工作。并决定起义仍以广州的新军为骨干，因为广州的新军中有着较好的基础。另外挑选五百名革命党人充当“先锋”。计划在占领广州以后，由黄兴率领一军出湖南趋湖北，赵声率领一军出江西趋南京。在长江流域各省运动清军反正，届时响应，会师北伐。

　　孙中山认真总结了历次起义失败的教训，在发动这次广州大起义之前，他作了充分而周密的准备。同盟会在香港设立了起义的领导机关统筹部，由黄兴任部长，赵声为副部长。孙中山除了布置广东的准备工作外，还派人到广西和长江流域各省进行发动，同时通知在日本和南洋各地的同盟会员：成败与否，在此一举。孙中山风尘仆仆地到海外华侨中筹款，共得二十万元左右。

　　1911年4月8日，统筹部在香港召开了重要会议。经过几个月的紧张筹备，已经组成了一支拥有八百余人的“先锋”队，运送了七百多支枪和三百多颗炸弹到广州，在那里设立了秘密据点三十八处，省城内外及各省革命力量已大致联络就绪，新军、防营、巡警等方面都有专人负责发动联络。

　　统筹部会议认为起义时机已经成熟，便预定于4月13日在广州发难，拟定了十路进袭的战斗计划。由于赵声曾经担任过新军标统，军事知识和指挥经验更为丰富，统筹部任命赵声为革命军总司令，黄兴为副总司令。

　　不料，就在4月8日这一天，一名叫温生才的同盟会员，在统筹部不知情的情况下，枪杀了清廷广州副都统孚琦。这一偶然事件，使广州的清军加强了戒备。加之原计划从国外购买的一批武器还没有运到，因而起义时间只能向后推迟。4月23日，黄兴由香港潜入广州，在小东营五号建立了起义指挥部。由于出现内奸告密，广州全城戒严，敌人四出搜捕，这一来，许多“先锋”队员和军械也未能按事先计划从香港进入广州。

　　此时，形势已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在重重困难的处境下，黄兴于4月26日召集会议，决定坚持发动起义的既定方针，将原来拟定的十路进袭计划临时改为四路，集中兵力攻打总督府衙门，并决定次日举事。

　　黄兴在会上对大家说：“我既入五羊城，不能再出去。”

　　林时爽接着表态：“黄兄有此志，我们就绑在一起拼命吧！”

　　喻培伦表示：“现在是非动手不可了，就是只剩下我一个人，也要坚持到底！”

　　先锋队员中，不少人是远渡重洋，潜返内地，本来就抱着必死的决心，不作生还的打算，这时也极力赞成立即起义。

　　4月阶7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广州起义（即黄花岗之役）爆发了。黄兴负责进攻督署，他所带须的队伍主要是四川、福建、广东花县和华侨中的革命党人。当天，队员们以白布缠臂作为标志，脚穿黑色的树胶鞋，以吹螺角为号。

　　下午4时许，黄兴集合队伍动员，随即给每个先锋队员发一个大饼、一条毛巾和枪械炸弹，立即装束起来。这时，正巧朱执信赶到，就剪去身上穿的长衫，一道参加起义。

　　下午5时30分，黄兴率领队伍从小东门指挥部出发，直攻两广总督衙门。林时爽手执螺角吹起进军号，一时呜呜声动，风起云涌。

　　当黄兴率部扑入两广总督衙门时，见有少数卫队守卫，便开枪射击，当场击毙了清兵管带全振邦。随即冲进二门，击破了敌卫队，直奔后堂。黄兴本想活捉两厂总督张鸣岐，谁知这个狡猾的家伙已经丢下老父妻妾，仓皇逃到天平街的水师提督公所搬救兵去了。

　　水师提督李准指挥清军抵抗，林觉民受伤被俘。黄兴在督署不能停留，在室内点了一把火，率部队冲出来。行至东辕门，与李准调来的清军卫队接火。林时爽向清军高呼：“我等都是汉人，应当同心协力，恢复汉土。”敌人向他开枪射击，林时爽中弹牺牲。黄兴在反击中右手被子弹打伤，他迅速将队伍分为三路发动进攻，自己率领十余人出大南门，准备接应防营起义队伍，再转攻水师公所。行至双门底，遇到了防营的起义队伍，但由于他们没有缠带白布标记，双方互相射击，造成误会。年仅26岁的方声洞在误战中牺牲。

　　队伍且战且走，人员逐渐分散，形成人自为战的局面，到最后只剩下了黄兴一人。他退到一家小杂货店里，隔着门板在缝隙中持双枪左右射击，击毙了七八个敌兵。

　　喻培伦等人担负进攻总督衙署的后门。在同盟会员中，喻培伦是有名的炸弹大王，曾因试制炸弹，伤了一只手，战斗中，他奋勇异常，仅用两个炸弹就将督署的后墙作开了一个大豁口，队伍蜂拥而入，从前门中击，转攻水师公所。在莲塘街北口，碰到水帅卫队，展开了激烈的巷战。喻培伦一行分散在东西两边的店铺中，利用走廊的墙壁作掩护，拼死阻击。喻培伦登上屋檐，向清军猛投炸弹，连续打退敌军的几次冲锋，击毙敌军不计其数。

　　就这样，他们一直坚持到半夜，因众寡悬殊，只好且战且退，分散退却。喻培伦胸前挂着满满一筐炸弹，向敌人猛投，使敌人落魂丧胆。但他自己也身负重伤，弹尽力竭，最后被捕。

　　起义的战斗坚持了一昼夜。在激战中，只有黄兴一支队伍孤军作战，原计划的其他三路并没有出动。等赵声、胡汉民于起义的第二天早晨到达广州时，战斗已经结束。广州郊区及邻县响应起义的队伍，都被清军镇压了下去。战斗结束后，敌人立即审讯被捕的革命党人。喻培伦在受审时，为避免牵累别人，冒名王光明。他怒斥敌人，慷慨激昂地宣告：“学说是杀不了的，革命尤其杀不了！”就义时，年仅二十五岁。1912年2月，孙中山感其威武不屈，英勇战斗，以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名义追赠他为“大将军”。林觉民被捕后的表现也异常英勇坚定，张鸣岐、李准亲自提审，他在刑堂上演说，侃侃而谈，讲到时局激愤处，捶胸顿足。他告诫清廷的官吏们洗心革面，革除暴政，建立共和民国。敌人无可奈何，几天后将他杀害，也年仅二十五岁。这是何等的英雄气概！烈士们殉难的情节虽各有不同，但他们所表现的崇高的爱国思想和革命精神却是相同的。这次起义中，先后牺牲的共有八十多人。事后，有人收殓死难烈士的遗骸，共得七十二具，广东人民把他们合葬于城郊黄花岗。这就是中国近代上著名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孙中山后来痛切地写道：是役也，集各省革命党之精英，与彼虏为最后之一搏，事虽不成，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轰轰烈烈之概，已震动全球，而国内革命之时势，实以之造成矣。

　　这次起义由于敌我力量的对比过于悬殊而失败了，但烈士的鲜血是不会白流的。在这以后，革命的步伐大大加快了，黄花岗之役，有如一声春雷，震动全国，不过半年，以武昌起义为起点的全国大起义的风暴就降临了。

　　●辛亥风云

　　1911年是农历辛亥年。这一年，是中国近代史上不同寻常的一年，千疮百孔、腐朽不堪的清王朝犹如日渐下沉的破船，终于在这一年被革命的怒涛所吞没。

　　就在孙中山领导多次武装起义的同时，全国各地的劳动群众由于不堪忍受清朝政府的剥削和压迫，自发地组织了大大小小的反抗斗争和农民起义，革命形势继续在高涨。1907年至1910年间，仅长江中下游的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和江苏等省的一些州县，就先后发生了九十多起饥民暴动。其中影响较大的是1910年4月在长沙发生的抢米风潮。

　　湖南在1909年发生水旱灾荒，粮食歉收。地主、奸商和外国洋行乘机囤积居奇，哄抬粮价，以致米价由往年每升二十文左右飞涨到八十多文。这种被内外反动派扩大了的饥荒威胁，使得长沙市城郊的劳动人民以及外地流入的灾民，无法继续生活下去，十多万灾民靠吃树皮野菜度日。

　　1910年4月11日，长沙南门外有个桃水工黄贵荪的妻子，拿出家中仅有的八十文钱去买一升米，因为其中有几个大钱在市面上不能通用，粮店拒收。傍晚，当她东挪西借将钱凑齐到了米店时，米价又涨了上来，不得已只好空手返回。在绝望中，全家四口人被逼得走投无路，投水自杀了。

　　街坊邻居听到这个消息，纷纷流泪，凑钱给他们下葬，处理后事。大家愤愤不平地议论此事。一位年轻力壮的男人说：“咱们去砸掉这家米店，出出这口气！”

　　邻居们一呼百应：“现在就去干！反正这日子也设法过了！”

　　邻居们无人组织，一窝蜂来到这家米店，撞开店门，砸了柜台。大家还不解恨，又一齐哄到官衙，要求巡抚下令降低米价。巡抚竟然派兵镇压，杀死三人，打伤了几十人。

　　这时，灾民队伍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成千上万的群众在街头聚集起来。他们见官府以武力镇压饥饿的人民，群情更加激愤。大家手持木棍、菜刀，捣毁了长沙城内的一百多家米店，将店内的粮食通通抢光，放火烧毁了清朝巡抚衙门、巡警局、大清银行、日本领事馆、洋行和教堂。

　　长沙的这一行动，震动了全国。

　　1909年至1910年，全国各地还普遍发生了反抗捐税的群众运动，“官逼民反”、“绅逼民变”的情况到处皆是。1910年5月，山东莱阳知县借口筹饷，强加捐税。乡民要求用备荒的仓米代捐，但后来发现仓米已被官吏们私吞。乡民七百多人在塾师曲诗文的带领下，要求清算仓米和减轻捐税，遭到拒绝，酿成了农民、手工业者、小商人参加的起义，队伍发展到五六万人。这片反抗的怒火，很快就延烧到附近的几个县。

　　孙中山领导的武装起义和遍及全国城乡各地的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彼此呼应，斗争烈火，熊熊燃烧，形成了迅猛发展的革命形势，把清朝皇帝的宝座推到了火山口上。人民要求推翻封建剥削制度的愿望日益强烈，老百姓中盛传着这样的歌谣：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二年半。

　　今年猪吃羊，明年种田不纳粮。

　　时间到了1911年5月，也就是同盟会领导的黄花岗起义以后的十几天，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保路运动。这时，清朝政府已经日暮途穷，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了。在它面对的全面危机中，严重的财政恐慌已成为无法摆脱的最突出的难题。巨额赔款的支付，每年大量外债的偿还，庞大军费的开支，以及花费无度的官僚机构的维持等等，使得国库空虚，难以支撑。怎么办？对腐朽的清朝政府来说，主要的办法唯有继续不顾一切地举借外债，来填补这个越来越大的窟窿，以图苟延残喘。

　　但是，借洋人的钱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借债必须要有抵押品作为担保。清政府在历年举借外债时，已经差不多把什么都押出去了，那么，再拿什么作为抵押呢？帝国主义列强看中了我国的铁路。他们愿意将大笔款项借给清政府，要求在中国享有修建铁路的权利。因为铁路投资数额庞大，利率收入高。同时，随铁路投资而来的，还有巨大的政治利益。各国投资兴建铁路所经的地区，一般就成为他们的势力范围。因此，帝国主义列强对清政府的铁路借款很有兴趣。

　　软弱无能的清政府为了寻求帝国主义的支持，便大量出卖铁路主权。然而，各地人民坚决反对这种卖国行为，纷纷要求收回路权。

　　当时，中国的铁路，大部分都被帝国主义国家所控制，只有少量的自主铁路，是由政府官办经营和兴建的。然而，清政府实行的借债筑路的卖国政策，使得这少量的自主铁路实际上也处在帝国主义债权国的控制下。自1905年前后起，随着民族觉醒的到来，中国人民掀起了收回路权、要求商办的热潮。几年内，江苏、浙江争办沪杭甬铁路，四川争办川汉铁路，湖南、湖北、广东三省争办粤汉铁路，都获得了程度不等的胜利，办起了铁路公司，当地的绅士、商人乃至普通居民也募捐集款，有的省份已开始修建部分线段。在上述几省商办铁路热潮的鼓舞下，北方的直隶、山东、河南乃至边远省份云南也先后开展了收回路权的斗争。一个全国性的争路商办高潮迅速形成。帝国主义列强不甘心失去控制铁路的权益，便采取种种方式，逼迫清政府收回商办成命，仍然采取借债筑路的办法。清王朝不敢违抗洋人主子的旨意，只得遵命照办。

　　1911年5月5日，清廷官吏石长信，在朝廷的示意下，上奏本章，建议将铁路干线收归国有。

　　只隔了三天，清廷就于5月9日颁布了铁路干线收归国有的诏令。诏书上说：“干路修建延误已久，应当立即由国家收回，赶紧兴筑。除支路留准商民量力而办外，其余以往批准干路的各项决定，一律取消。”这一纸诏书，对持有铁路商股的人说来，无异是晴天霹雳，人们都很清楚，所谓国有，其实它只是使铁路一转眼就成为列强囊中之物的借口而已。这个诏令一出来，便把清朝政府历年来在铁路问题上对全国商民的一切承诺顿时撕得粉碎，也使它的卖国面目暴露无遗。

　　清朝政府为什么这么急急忙忙地下达了这份诏令呢？原来，就在4月15日，它们已经和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达成协议：清政府向四国借款一千万英磅，以五厘利息计算，条件是出卖粤汉、川汉两条已经答应交由商办的铁路。现在要想尽快签定这笔巨额的借款合同，先决条件自然是把铁路收归国有。5月20日，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奉旨在粤汉、川汉铁路的借款合同上正式签字。

　　全国人民对卖国而腐朽的清政府的愤怒，经过长期的积累，早已达到极点。对清政府的一纸命令便强行将商办铁路收归国有的这种赤裸裸的掠夺方式，以及出卖民族利益的无耻行为，痛恨至极。

　　湖南、湖北、广东和四川等省的人民坚决反对这种卖国行为。资产阶级立宪派利用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要求，发起了保路运动。他们向清朝政府叩头请愿，乞求“收回成命”。与此同时，各省的广大人民突破请愿运动的形式，纷纷罢工、罢市、罢课和游行，掀起了激烈的反抗斗争。

　　这次保路风潮，四川最为激烈。6月，成都等地各阶层的人民组织了“保路同志会”，提出了“打倒卖国贼”，“打倒卖国机关”的口号。8月，成都举行了数万人的保路大会，散发传单，号召罢市、罢课、停纳捐税以表示抗议，各地人民闻风纷纷响应。

　　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把保路同志会的代表张澜等五人骗进督署，加以逮捕。这一无耻行动，立即激起了广大人民的愤怒。成都数万人民前往督署抗议，要求释放各位代表。狠毒的赵尔丰竟下令军警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当场打死了三十二人。从城郊赶来的农民也有数十人被杀。成都陷入白色恐怖之中。

　　赵尔丰的疯狂镇压没能使人民屈服，斗争反而更加炽烈。很快，整个四川都沸腾起来，各县人民纷纷举行武装暴动，形成了波澜壮阔的全省规模的起义，猛烈冲击了清朝政府在四川的统治。

　　四川保路运动的后期，同盟会员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王天杰和龙鸣剑这两名同盟会员都是四川荣县人，是同盟会在四川的重要活动分子。龙鸣剑是留日学生，在东京就参加了同盟会。8月，他们二人联络哥老会，成立了保路同志军，在荣县举行起义，率众一千多人出发去攻打成都。

　　出发前，龙鸣剑正好遇到留日学生中的老同盟会员吴玉章回到荣县。龙鸣剑十分高兴，对吴玉章说：“你回来就好了。我们必须组织人民起来斗争，才有出路。我马上到前线去，一切大计望你细心筹划吧！”队伍临行时，龙鸣剑发誓说：“此行不捷，我不再入此门！”

　　保路同志军进攻成都失败后，又转战别地，到了9月，攻下许多州县。

　　进军途中，龙鸣剑不幸病故。王天杰率部回师荣县时，荣县知县和当地的土豪劣绅一听到消息就都逃走了。

　　王天杰找吴玉章商量。吴玉章深思熟虑地说：“应当宣布独立，自己管理县政。”其他同志也都赞成吴玉章的意见。

　　9月25日，吴玉章和王天杰在荣县城内召集各界人士开会，由吴玉章发表演说，宣布荣县正式独立，并推荐另一个同盟会员蒲洵主持县政。在一片欢呼声中，荣县的革命政权建立了。从此，荣县成为革命党在西南的势力中心。在荣县独立的影响下，彭山、眉州、青神等十多个州县相继独立。

　　保路运动是武昌起义的前奏，它有力地鼓舞了湖北、湖南等地革命党人的斗争。与此同时，国内各地群众反对清朝政府的斗争也一浪高过一浪，人民抗捐税和发动其他斗争的规模更大，范围更广。

　　中国人民和清朝政府的矛盾空前激化，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场更加深刻广泛的推翻清王朝的革命已经为期不远武昌起义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了，清王朝的末日终于到来了！

　　武汉，素有“九省通衢”之称，它正处在长江和汉水汇合处，溯长江西行，不远处就是洞庭湖口，再往前经三峡可入四川，向东可顺江直通上海，京汉铁路全线通车后，与北方各省的交通也很便捷。

　　由于优越的地理位置，外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势力比较早就侵入到这里，中国的近代工业也较早就出现在这里。

　　湖北的教育原来就比较发达，这里有著名的两湖书院。来此求学的青年很多，同盟会中的黄兴、宋教仁都曾在武昌求学，湖北派遣出洋的留学生也较多。发达的交通和教育，使得武汉较早地接受了革命的新思想，海外留学生中的革命宣传也很容易输入。

　　在武汉，任湖广总督多年的张之洞，对训练新军十分热心。清政府不愿意让外省的官吏拥有重兵，只准许张之洞成立一镇、一混成协，也就是以张彪为统制的第八镇和以黎元洪为统领的第二十一混成协。湖北新军的装备和训练都比较好，它的战斗力仅次于北洋六镇，在南方各省中是最精锐的一支部队。

　　新军士兵中，读书识字的人占有很大的比重，但家庭一般比较贫穷，加上军队生活的艰苦，军队官长的压迫虐待，因而新军士兵很容易接受革命新思想。他们中的不少人最初是抱着各色各样的动机投入军营的，后来有的人接触了革命思想，便将手中握有的武器作为后来发动起义的基础。有的人则是一开始就具有追求革命的思想，投入军队以后，便在士兵中做宣传联络工作。清政府万万没有料到，他们原来准备用来镇压革命的力量却一大批一大批的转到革命方面来了。武昌起义的主力，正是这批湖北新军。

　　1911年5月以后，在川汉、粤汉铁路沿线的保路风潮不断扩大的形势下，武汉的革命风潮一直在奔流沸腾着。当时湖北有两个较大的革命团体，一是文学社，另一个是共进会，它们的主要领导人几乎都是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会员。这两个革命团体一直秘密地在清政府的新军中秘密地宣传革命道理，进行组织活动，新军受到革命宣传的影响很大，倾向革命的士兵越来越多。在一万六千多人的湖北新军中，约有三分之一的新军士兵和一些下级军官加入了这两个革命组织。声势浩大的保路风潮兴起后，同盟会和文学社、共进会中的革命党人，感到革命时机已趋成熟，便准备利用这种形势发动武装起义。

　　文学社与共进会这两个革命组织，原来各自分散进行革命活动。文学社以及它前身的领导成员，大多是下层知识分子出身的新军士兵，他们长期埋头在新军士兵中从事革命工作，最初以陆军第二十一混成旅的第四十一标为基地，逐步扩展到湖北新军各部，几乎没有中断过。共进会的领导成员，大都是归国的留日学生。他们最初在学堂、会党、新军中都发展革命力量，经过一些波折，后来也集中力量在新军中从事革命活动。由于他们和同盟会本部联系得更加密切，所以1911年春天后在新军中发展得很快，在工程第八营和炮队第八标中的影响更大。

　　1911年8月下旬，在同盟会中国部总会的推动下，文学社和共进会于武昌举行联合会议，进一步筹划武装起义，并成立了领导起义的统一机构——军事总指挥部，推选出文学社的领导人蒋翊武为湖北革命军总指挥，共进会领导人孙武为参谋长，刘复基、彭楚藩等人为军事筹备员。同时，在汉口设立了政治筹备处，草拟文告，制造旗帜，并负责将来建立革命军政府的工作。根据原先的议定，起义将于10月6日举行，这一天是农历的中秋节。后来由于准备不足，起义日期只好向后推迟。这时，武汉的空气十分紧张，清廷当局听到传闻，说革命党将在中秋节起事。湖北的清朝官吏颇为震惊，但无法探知实情，只好故作镇静，其实恐惧的心理日甚一日。他们害怕中秋有变，特地下令各标营于农历八月十四日提前过中秋节，所有士兵不准外出，不准过量饮酒，一律在营房休急。并加强戒严，派出军队巡逻。军队的兵器也多收置在楚望台的军械库，令工程营戍守。局势如此险恶，孙武与刘复基等人商量，决定改在10月9日（农历八月十八日）按原定计划举行起义。为加强保密，起义指挥机关的驻地也作了改变。

　　激战前夕的形势真是瞬息万变。10月9日下午，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可是，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突然发生了。这天中午，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制造炸弹，准备起义时使用。下午，一名同志进屋观看配制炸药。进屋时，嘴里吸着的纸烟未灭，无意中一个火星落在配药的面盆内，立刻引起熊熊大火，发生爆炸。孙武的脸部当即被烈焰烧成重伤。同时，浓烟大起，直透窗外，邻居高呼火警。孙武用一件长衫把面部盖着，由人扶着到德租界的同仁医院治疗。俄租界警察闻讯赶来，在室内发现文件、钞票、旗帜、名册等，知道这里是革命机关，派警察严密监视。这时，军事总指挥蒋翊武在武昌，见起义计划已经泄露，情势紧急，立即发出命令，通知革命党人于当晚十二点起义，以鸣枪炮为信号；各军听到南湖炮声后，立即从原驻地拔队，蒋翊武、刘复基、彭楚藩等人当天晚上一直守候在总部机关等候消息。离午夜12点还差半个小时，楼下突然传来猛烈的敲门声，军警随即破门而入。刘复基知道是清廷当局前来搜捕，挺身而出，站在楼梯口就往下猛掷炸弹，可炸弹没有响，于是军警一拥而上，刘复基等人赤手空拳，全部被捕。蒋翊武因为头拖长辫，身穿长衫，像个乡下的老百姓，没有被看守人员注意，乘机逃脱了。其余的人都立即被押解到督署，等候审讯。

　　这一来，起义的指挥枢纽便被破坏了。午夜12点，由于南湖炮队接到命令太晚，准备不足，士兵们已经睡熟，没有发炮，各营也无法响应。原定的起义计划便流产了。

　　清廷当局捕获刘复基等人后，连夜会审。第一个被提审的是彭楚藩。

　　充任审讯员的湖北督练公所总办铁忠，见彭楚藩身穿宪兵制服，问：“你是革命党吗？”

　　“不错，我是革命党！”彭楚藩响亮地回答。

　　“你们有多少同党？”

　　“同胞四万万，你还不知道吗？”

　　“你们约好几时起事？”

　　彭楚藩大声地说：“就是今天。唉！可惜我没有杀着你们。”

　　彭楚藩第一个被杀害了。接着又提审刘复基。刘复基说：“你们何必东问西问，我既入了你们的虎口，难道还指望活着出去吗？”

　　铁忠便对身旁的武昌知府刘树屏说：“这也不是个好东西，索性结果了他。”

　　刘复基被推出大厅时，见外面挤满了群众，便大声喊道：“同胞们！大家努力啊，只可怜我的受苦受难的同胞啊！”说时，眼泪便不住的流下来。被提审的还有杨洪胜，他是在给工程营运送炸弹后被清廷发觉被捕的。

　　提审时，他已负重伤，一上堂便骂：“好！只管杀，我只怕你们也有这一日！”彭、刘、杨三烈士相继就义。到杨洪胜被害时，已是10月10日清晨了。三烈士就义的消息，传遍武汉三镇。10月I0日这天，城门关闭，军警戒严，如临大敌。总督瑞澂想斩草除根，大肆搜捕，弄得人心惶惶。新军中的革命同志纷纷表示：与其就缚，不如今晚一齐动手，还可死里求生。于是暗中密议，设法联络。工程营的总代表、革命士兵熊秉坤前往第二十九标、三十标，商定当天发难。炮兵八标及其他各标、营的革命党人都跃跃欲动，纷纷进行着秘密的准备。

　　10日晚上大约7时左右，武昌城内黄土坡新军第八镇工程第八营，已经被发难的紧张气氛笼罩着。点名过后，后队二排的一个排长已经听到风声，先去该排三棚巡查，看到革命士兵金兆龙武装齐备，正在擦步枪，便厉声问道：“你这么晚了，还武装整齐，又擦步枪，想干什么？”

　　金兆龙毫不畏惧，大声说：“防备！”

　　那个排长大怒，说：“你想造反吗？”说着，就上前扭住金兆龙。

　　“造反就造反”，金兆龙一跃而起，大喊一声，“此时不动手，等待何时？同志们，反吧！”

　　革命士兵们一拥而上，开枪打死了这个反动排长。此时，全营吆喝声，玻璃碎片声，长官弹压呵斥声，同时并作，真是人声鼎沸，声震天地。督队官阮荣发、右队队官黄坤荣闻声赶来，一面开枪，一面高呼：“你们均有家小性命，均有父母住在此地，此等事作不得，要家灭九族咧！赶快各回本标，本官决不究其罪责。”

　　无人理睬他们的嚎叫。熊秉坤从楼上将痰盂、花盆、板凳等物向他们砸去，另外的革命士兵开枪击毙了阮、黄二人。其他官长纷纷逃跑，有的翻墙而逃，有的躲进厕所。

　　熊秉坤鸣笛集合了四十多人，把清朝政府的肩章撕掉，臂缠白布，与金兆龙一起率领队伍冲出了营房。

　　就在这紧要时刻，传来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楚望台军械库已经得手。

　　熊秉坤大喜，局面立刻急转直下了。楚望台是湖北省的总军械库，凡是从外面购买的或汉阳兵工厂生产的武器都放在这里。革命党人当然把这里作为重要夺取目标，清廷官吏也势在必守。这里离工程营驻地只有一千多米，熊秉坤等人在营内发动起义的枪声，立刻就传到军械库。当天守库的左队士兵中的革命党人罗炳顺、马荣等人正准备响应，监视官李克果召集士兵讲话，说道：“如果有空着手来此抢劫军火的人，你们要抵抗，这里责任重大！”

　　罗炳顺说：“我们没有一粒子弹，用什么来抵抗？”

　　李克果令军械库主任将库门打开，搬出了两箱子弹，分发给各位兵士。

　　兵士们得到子弹后，立刻朝空中放了一排枪。

　　李克果等人见势不妙，与工程营左队官佐急忙越墙而逃。

　　于是，楚望台军械库被革命士兵占领了。熊秉坤率领工程八营的四十余人来到楚望台，与罗炳顺、马荣会合。他们把库门大开，库内储存的军械弹药由革向士兵自由取用。

　　不久，周定原又率领一队战士到达。熊秉坤集合队伍，以总代表兼大队长的名义发布命令。他说：“本军称为‘湖北革命军’。今夜作战，应以破坏湖北行政机关、完成武昌独立为原则，以清廷的督署为最大目标。今夜的口号为：同心协力。”

　　这时，武昌城内的步兵、炮兵等各营兵士和革命党人听见枪声，纷纷响应，陆续来到楚望台军械所。距楚望台最近的三十标最先到达，其次是测绘学堂，再后来的是二十九标，四十标也有少数人跑来会战。

　　熊秉坤命令工程八营的金兆龙等人立即夺取中和门，迎接驻在武昌城南的炮八标进城。炮八标全标均留驻武昌，人数众多，拥有山炮多门，火力强大，声威压人。炮八标进城后，大大改变了武昌城内双方的力量对比，对武昌起义的成功具有关键性的意义。

　　当晚11时左右，汇聚而来的各路起义士兵共有三千多人。这时，进攻的主要目标集中在湖广总督衙门。起义士兵都明白，如不攻克督署，都要被杀头。大家只有一个信念，一定要在天明以前把总督衙门打下来。

　　总督衙门位于武昌城内的西南角，两面靠近城墙，一面同第八镇司令部隔街相望，周围全是一丈多高的围墙。正面的巷道狭窄，进攻时兵力难以展开。湖广总督当时所能掌握的兵力大约也有三千余人，这还不包括分布在城内的武装警察和宪兵营、旗兵营，实力与新军起义部队差不多。因此，要攻下总督衙门，并不是容易的事情。

　　开始，工程八营充当主力，分成两路向总督衙门进攻，由于火力不足，难以向前推进。待到炮八标入城以后，战斗形势有所改变。炮队立即凭借楚望台阵地、蛇山阵地和保安门城上，猛烈轰击督衙和第八镇司令部，炮弹落处，一片哭喊，起义军战斗力明显加强，士气大振。在炮火的掩护下，步兵分成三路：右路由蔡济民率领，中路由马荣率领，左路由熊秉坤率领，分别向督署进攻。

　　但是，进攻不大顺利，清军的机枪轮番扫射，死死地扼守住阵地，起义士兵倒地受伤的很多。工程营的两个士兵趁着夜黑，伏在地面向前匍匐前进，悄悄摸到敌人的机枪下面，突然狂呼跳起，夺到机枪就转向清军扫射。

　　这天晚上，正下着小雨，天色漆黑。清军的机枪难以发挥火力，但起义军的炮兵也难以瞄准轰击。蔡济民等人找来衣被，浇上煤油点燃，霎时火焰上升，使督署目标暴露无遗。炮兵利用火光，选择督署的旗杆作为标准点，试射后取得标准距离，即迅速用排炮不停地向督署和第八镇司令部轰击。督署大堂、签押房等处和第八镇司令部的马房，都被炮火轰毁。步兵乘机猛攻，先占领了第八军司令部。

　　瑞澂见大势已去，赶紧找人在右墙根打开一个洞，带着铁忠和他的家人，仓皇爬出去，躲到停泊在长江上的楚豫号军舰里去了。

　　张彪仍然带着辎重八营和消防队，凭借望山门城楼作负隅顽抗。这时，督署衙门已是一片火海，清军士气大落，无心恋战。当熊秉坤率领敢死队猛扑过来时，这个平日凶狠的第八镇统制只得率领残兵渡江退守。

　　激烈的战斗持续了一夜，武昌城内的清政府势力已经基本消灭，起义军终于占领了武昌全城。只见满城的兵士都在臂上缠着白布，威风抖擞地行走在街上，起义军完全控制了武昌的局势。

　　11日，革向战士又占领了汉阳，并宣告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成立。12日，又攻占了汉口，武汉三镇连成一片。革命，终于在武汉首先取得了胜利！

　　●海外归来

　　武昌起义的成功，汉阳、汉口的占领，使整个武汉三镇沸腾起来。蛇山上下，黄鹤楼头，江汉关前，龟山脚下，到处是欢呼的人群。长期被封建统治压抑的激情，如火山一样喷发而出，人们像庆祝盛大节日一样，庆贺着武昌起义的胜利。

　　占领汉阳以后，革命军随即宣布成立湖北军政府。谁来担任新政府的都督？看来，革命党人对此缺乏足够的精神准备。当时，直接领导起义的文学社和共进会的领导者，在起义前有的就受伤或者牺牲，有的被迫逃出武汉。孙中山这时远在海外，黄兴和其他同盟会领导人也分散在香港、上海等地。起义的士兵和成千上万的群众聚集在弹痕遍地的湖北谘议局前，热烈地期待着新的军政府的产生。

　　谘议局内，新都督的人选难以决定，起义的指挥者们正在激烈地争论着。有人提出“统领黎元洪现在城内，若合适，可以请他来当。”这一建议，立刻得到在场人的赞同。

　　黎元洪，字宋卿，湖北黄陂人，早年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曾在海军供职。甲午战争之后，得到张之洞的赏识，任用他到湖北训练新军。八年间，由马队管带升至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这个人治军严格，但对士兵比较宽厚。保路运动在湖北兴起时，他曾表示过同情，因此，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一向对他颇有好感。可是，像这样一个清廷军官，对革命是坚决反对的。

　　兴奋而又缺乏经验的革命党人此时犯了一个历史性的错误：让黎元洪当了都督。黎元洪开始坚决不肯应承，后来被迫答应。原谘议局议长汤化龙则做了军政府的民政总长。这样，武昌起义的一部分领导权，便落到了一批封建官僚、政客的手里。新政府里塞满了一大批旧人物。

　　非常滑稽的是，革命军拿出写好的安民布告，要黎元洪签字时，黎元洪舌头打着颤，含糊不清地说：“莫害我，莫害我。”最后还是无可奈何地签了字。

　　于是，这个布告便在全城张帖了：中华民国政府鄂都督黎布告：今奉军政府令，告我国民知之。凡我义师到处，尔等勿用猜疑，我为救民而起，并非贪功自私。拔尔等于水火，补尔等之疮痍。尔等前此受虐，甚于苦海沉迷。只因异族专制，故此弃尔如遗。须知今满政府，并非吾汉家儿。纵有冲天义愤，报复竟无所施。我今为此不忍，赫然首举义旗。第一为民除害，与民努力驰驱。所有汉奸民贼，不许残孽久支。贼昔食我之肉，我今寝贼之皮。有人激于大义，宜速执鞭来归，共图光复事业，汉家中兴立期。建立中华民国，同胞其勿差池，士农工商尔众，定必同逐胡儿。军行素有纪律，公平相持不欺。愿我亲爱同胞，一一敬听我词。黄帝纪元四千六百○九年八月二十日。

　　这是中华民国开国第一次发布的文告，很有历史意义。由于当时人们普遍渴望汉族光复，建立民国，因此，当布告贴出后，观看的人不计其数，都以先睹为快。布告署名是黎元洪，一些人惊异地说：“没想到黎协统也是革命党。”当时，这也可以起到一些安定人心的作用吧。

　　“革命党举义成功”的消息，立即飞传中国大地，震撼了大江南北，分散在各地的革命党人以及和同盟会有联系的革命团体，很快便在各省领导或积极发动新军、会党起义，促使革命形势在全国范围内飞速发展。首先响应的是湖南、陕西两省，继而江西、山西军政府也宣告成立。到11月下旬，全国二十四个省市中，已有十四个省脱离清廷独立，其他各省的反清斗争也风起云涌，清政府的反动统治，顿时陷入士崩瓦解的局面之中。

　　武昌起义爆发时，孙中山正在美国的北部科罗拉多州进行宣传募款活动。10月12日，他从美国的一家地方报纸上看到了一条“武昌为革命党占领”的电讯，心情兴奋极了。多少年来，他为之奋斗，翘首盼望的起义胜利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夜晚，孙中山靠在床上，床头灯发出柔和的灯光，照着他激动得有些发红的面颊。他将这条消息又看了一遍，其实，原文已经能背出来了。他一边看，一边想，无尽的思绪在脑海里翻腾着，往事一幕幕呈现在眼前。

　　从1906年冬天到1911年的春天，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先后发动和领导了十次武装起义。但是，十次起义均以失败而告终。特别是在黄花岗之役中，革命力量损失惨重，真是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革命党同志中间，包括一些重要的骨干分子，产生了悲观的情绪。

　　失败怕什么？失败是成功之母。令孙中山更为担忧的是，在武装起义失败的同时，革命队伍内部发生严重的分裂。这是孙中山最不愿意看到的事。同盟会中有一些领导人对孙中山大加攻击，一时纷纷嚷嚷，不可开交。过去和孙中山有些隔阂的章太炎，联络了一些人，声言要开大会撤销孙中山的总理职务。刘师培、张继等人创办了《天义报》，宣传无政府主义，还大肆攻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1910年，章太炎、陶成章等人在东京重新成立了光复会，谩骂孙中山，造成了许多地方同盟会组织的大分裂。

　　一个革命家，在他最需要人帮助扶持的时候，还有什么比朋友、同志的背离更使他伤心呢？孙中山面临内外交困的局面，仍然忍辱负重，毫不气馁地为革命奔走呼号。他坚信自己所奋斗的事业是正义的，同盟会中的多数人是理解并拥护自己的。为了进一步集聚力量，他一面到南洋、欧美等地鼓吹革命，试图东山再起，一面往各地筹集资金，抚恤死难烈士家属，为再次起义准备军饷。

　　在美国，旧金山是一个华侨集聚之地，孙中山曾经多次来到这里活动。

　　为了加强对美洲华侨革命力量的统一领导，1910年3月，孙中山在旧金山主持成立了“美洲同盟总会”，将美国几十个城市的同盟会分会联合在一起。为了打开局面，不断扩大力量，1911年6月孙中山再次到达旧金山，经过努力，促使美洲同盟总会和洪门致公堂这两大组织，消除门户之见，尽释前嫌，不再听信清政府旧金山领事的挑拨。美洲同盟总会会长李是男与致公堂首领黄三德都十分信赖孙中山，经会商后达成协议，于6月18日分别刊登布告，通知美洲各埠所属的同盟会和致公堂实行联合，同盟会员一律加入洪门。在旧金山，孙中山兴致勃勃地担任了同盟会员加入洪门的介绍人。

　　在这个基础上，孙中山在旧金山发起成立了“中华革命军筹饷局”，对外则称“国民救济局”，首先在旧金山及其附近地区宣传募款，号召广大华侨踊跃捐资，以助革命大业。

　　为了扩大革命影响和捐款渠道，孙中山建议选派四个同志，分成南北两路，从旧金山出发，到纽约集中后再分道返回旧金山，向全美华侨集居的大小埠头解释革命宗旨，扩大革命组织。孙中山第一个自告奋勇担任演说员，和同志黄三德一道于9月2日沿北线出发宣传。沿途的华侨亲切地称他为“孙文大哥”。

　　孙中山的革命宣传和筹款工作，并不总是顺利的，也有不少华侨态度冷淡，有的甚至还予以嘲笑和攻击。每到一处，除了发表演说，孙中山一有空有就登门访问一些有影响的当地华侨。有些资本家老远看见孙中山来了，马上关起店门，给他一个闭门羹。

　　一天上午，孙中山走到一家华侨洗衣馆门口，正准备进门访问。突然从屋里走出一个中国人，手里拿着熨斗，气势汹汹地指着孙中山的鼻子说：“你不准进来，我不听你的‘大炮’！你要敢进来，我就用这个熨斗掷你！”孙中山没有生气，反而对那个华侨很诚恳地笑着点点头，走向隔壁的一家华侨商店去了。

　　随行的同志十分气愤地说：“这个侨胞的态度，真叫人受不了！”

　　孙中山宽宏大量地笑着说：“这些遭遇是我早已预料到的，没有什么关系。人家不了解革命道路，责备两句是不足怪的。在南洋，在欧洲，我都碰到过这样的人。有些人时间长了，接受了革命的思想，就与我交了朋友。”虽然碰了不少钉子，但在孙中山所到之处，绝大多数华侨是爱国的。孙中山的演说极富感染力，有的连老农民、老园工也停下活来听他宣传革命道理。许多侨胞听了孙中山的宣传，纷纷解囊捐款，特别是工人更为踊跃。有的失业工人，生活已很艰难，还借钱捐款。

　　有一天，一个中年洗衣工拎着一袋钞票，来到孙中山下榻的旅馆，把二十多年的积蓄往桌上一放，未等孙中山开口问他姓名，便匆匆告辞走了。华侨的爱国主义精神，一次又一次使孙中山感动万分，一路的辛劳、委屈，也顿时化为乌有。

　　孙中山在海外募集的革命捐款，一批又一批地汇到同盟会的起义指挥机关，而他自己却经常囊空如洗，生活十分清苦。他不计较这些个人的荣辱得失，也没有闲暇考虑安排自己的家庭和生活。颠沛流离，云游海外，为的是早日实现自己的夙愿——推翻清廷，建立民国。

　　如今，随着武昌起义的成功，自己的理想就要实现了。孙中山想到这些，激动得久久不能入睡。他索性穿衣下了床，在房间里踱着方步，有时直愣愣地盯着窗外出神，静静地思考着。

　　下一步怎么办？要不要马上回国直接指挥这场革命战争？孙中山踌躇良久。如果这时即从太平洋秘密回国，那么，二十多天后就可以到达上海，亲自参加摧毁清王朝的战斗，以慰平生之愿。经过再三考虑，孙中山预计新成立的革命政府将会碰到很多外交、财政等方面的困难，尤其担心某些帝国主义列强支持清政府，还可能趁机直接干涉中国革命。所以，当务之急应该是办理外交和财政借款，用釜底抽薪的办法来断绝清政府的后援。于是，他决定立即中止在美国的演说筹款计划，绕道欧洲回国。

　　一个星期以后，孙中山经芝加哥来到纽约，到纽约后，他立即向美国一些政界和财界人士介绍中国革命宗旨，争取他们的同情和帮助。他还派人转告日本驻美代理大使植原，希望日本政府不要支持行将崩溃的清政府。在纽约期间，孙中山获悉胡汉民、朱执信等同盟会的骨干正在相机争取广东反正，便致电两广总督张鸣岐，劝其归降。

　　在纽约呆了十余天，孙中山又一次横渡大西洋。于11月10日来到伦敦。十五年前，他作为一个政治流亡者，在这里被清使馆秘密绑架，从九死一生的危境中幸而脱险。现在，他以中国革命党领袖的身份在这里积极进行了一系列外交活动。

　　孙中山首先通过美国朋友咸马里的介绍，与英、美、法、德四国银行团主任会谈，磋商停止给清政府贷款的问题。银行团代表答覆说：“这件事，只有外务大臣才能决定，我们作不了主。”孙中山又委托维加炮厂经理道森，就此问题向英国外务大臣交涉。孙中山提出了三条要求：停止对清政府的一切借款，制止日本政府援助清政府，取消英属各地放逐令以便取道回国。英国政府对孙中山的要求，虽然表面上表示同意，实际上是在应付。孙中山还以革命政府的名义，分别与四国银行财团和汇丰银行代表商洽贷款，答覆是：“银行财团借款给中国，只能与新政府交涉，但必须等你回国后成立了正式政府才能具体洽商。”看来，这是以一种委婉的方式拒绝孙中山的要求。

　　孙中山离开伦敦，于11月21日又来到了巴黎这个美丽著名的城市，会见了法国外交部长比恭，要求法国政府承认中国革命的新政府，没有得到官方的正面回答，只有少数人士表示同情。他与法国东方汇理银行总裁西蒙会晤，要求给中国新政府贷款，遭到拒绝。他还谋求与当时正在巴黎访问的俄国外交部长萨佐苏诺夫会见，也被置之不理。

　　孙中山满怀希望地到处奔波，到处求援，却到处碰壁！跑了一个多月，他遇到的不是冷眼讥讽，就是蛮横拒绝，几乎没有什么值得自慰的成果。事实上，从中国共和政府的成立，到以后反对军阀的斗争，乃至一直到孙中山逝世，他都没有得到英、美、法、日等列强的支援。相反，他们支持的是他的敌人袁世凯、冯国璋、段祺瑞、吴佩孚之流。孙中山到了晚年才认识到“反革命之恶势力所以存在，实由帝国主义卵翼之使然。”

　　在这段时间里，孙中山不断接到国内黄兴等人一再催促他尽快回国的电报，便匆匆离开法国，从马赛港搭船回国。

　　12月21日，船到香港，广东军政府都督胡汉民、财政部副部长廖仲恺专程从广州到香港迎接孙中山。老战友重逢，无比亲切。胡汉民告诉孙中山：“目前革命确实取得了很大胜利，但是袁世凯在北方手握重兵，居心叵测。先生如去上海，各省必定推举您为总统。但先生手下无一兵一卒。怎能成大事？先生不如留在广州，训练精兵数万，然后肃清强敌，使国家真正统一，建立共和政府。”

　　孙中山听了，思忖了一会，毅然地说：“你的话不无道理。但今日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没有统一的革命政府。如能创建政府，则满清政府必然倾覆，袁世凯也未必能支撑长久。况且，目前上海、南京正处在前方，如果我不去首当其冲，就是避难就易，有负于四方同志的期望。”

　　他打住话头，停了片刻，继续以坚决的口吻说：“对内对外的大政方针，决非他人所能胜任。”

　　孙中山还说服了胡汉民、廖仲恺、朱执信等人，与他一起北上，共同担起建立共和国政府的重任。

　　12月25日晨，一艘由香港开往上海的海轮，徐徐驶进了黄浦江。孙中山万分激动，站到船舷旁，兴奋地眺望着黄浦江两岸的景色。自广州密谋起义失败后，他亡命海外已经整整十六个年头。多少艰难，多少曲折，多少亲密的战友和同志为国捐躯！现在，终于回到了日夜思念的祖国，久久不能平静下来。

　　轮船慢慢地靠上了三马路外滩的海关码头。码头上早已聚集了一行欢迎的人群，有同盟会员、新闻记者、外国领事、地方官员、富商绅士，还有很多市民、工人、学生。

　　欢迎的人群看到孙中山站在甲板上，顿时人头攒动，声浪喧哗：“欢迎孙先生海外归来！”

　　“孙中山！孙中山！”

　　孙中山此时身穿黑色西服，神采奕奕，举帽挥手向欢迎人群致意。他和胡汉民步上码头石阶，和前来欢迎的黄兴、宋教仁、陈其美等同盟会领导人紧紧握手，互相问候。

　　十余名记者将孙中山团团围起来，个个都手提快镜头摄影机，争相拍照，不断发出“咔嚓、咔嚓”的响声。

　　“请问孙先生，听说你这次从海外带回了大笔巨款和军舰，有这回事吗？”一个带眼镜的外国记者向孙中山发问，因为社会上对此早有传闻。“我这次回国，分文未带”，孙中山微笑着回答，“所带回的，革命精神而已！”

　　一个记者拥到孙中山面前，有礼貌地问：“孙先生，现在南方的革命军正和清政府的代表在上海会谈，请问先生对此有何意见？”

　　孙中山已经知道，一个星期以前，在帝国主义分子、袁世凯和立宪派共同策划之下的南北议和，已在上海英租界正式开始。帝国主义千方百计地迫使南方的革命势力与袁世凯妥协。他一听记者问对待此事的态度，立刻斩钉截铁地回答：“革命目的不达，决无议和可言！如果要议，那只能商议推翻清王朝，尽快实现全国的统一和民主共和！”

　　孙中山回到上海，使革命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革命党人精神为之大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共和国政府，就在孙中山来到上海以后诞生了。

· 推荐：中国名人传记　红色经典　世界名人传记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