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孙中山长期领导的武装起义和建立民主共和政权的实践中，他十分注意和倚重海外华侨，把华侨也组织和宣传到祖国革命和建设这条战线上来。
孙中山出生于华侨之家，深悉侨情，正所谓“凡我侨胞直接间接所受政治上之痛苦，罔不洞知。”我国人民移居海外有着很悠久的历史。19世纪之后，因为各种不幸的原因，移居海外的人就更多了，到20世纪初辛亥革命期间，海外华侨的总数已达600多万人。不管他们是从事什么职业，也不管他们是否拥有巨大的财力，他们在海外，由于身处异域，寄人篱下，备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奴役和歧视而投诉无门，他们都因此迫切希望自己的祖国能够独立富强，保护他们的正当权利和利益，使他们摆脱“海外弃儿”的困境。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愿为祖国富强繁荣的事业尽自己的菲薄之力。这就给孙中山发动华侨共同参加革命和建设提出了条件和基础。
但孙中山早期在华侨中的活动受到康、梁保皇党的阻挠。由于维新变法运动首先实行，其口号很适合于爱国华侨们希望祖国繁荣富强的迫切要求，致使许多爱国华侨心向着维新派。还由于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忠君”传统观念，以及亡国灭种的威胁，民族的欺视与压迫，是海外华侨自觉参与和支持康、梁保皇救中国的动因。而对孙中山所提倡的革命活动很是反感。
当孙中山在檀香山联络华侨建立兴中会时，华侨多掩耳却走，“鼓吹数月，应者寥寥，仅得邓荫南与胞兄德彰二人，愿倾家相助，及其他亲友数十人之赞同而已。”1895年，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之后，孙中山被视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其交游。
1900年，康、梁利用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时机，在国内发动了自立军勤王起义。由于康、梁的责任，起义失败了。保皇会组织松散，梁启超对此次起义的计划和准备情况一无所知。梁无法脱身，建议康有为回内地领导，被康有为拒绝。而且康有为私吞华侨捐款60余万，对领导此次起义的唐才常不加接济，使计划一再延期，最后被张之洞所侦悉而镇压，唐才常等六位领导人被杀害。生存者事败后宣布与康绝交，并亡命到东京找梁启超算帐。康、梁的保皇会从此后每况愈下。
而同年孙中山所领导的惠州起义，虽未得到华侨很多资助，却一度占领了好一些县城，队伍发展到二万多人，声势浩大，给了清政府一个很大的打击，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大的反晌。
两次起义的结果，使华侨日益觉醒并转向革命。
孙中山为了争取国内外同胞的支持和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加紧了宣传工作。1899年，派陈少白在香港创办《中国日报》宣传革命。1903年，又把檀香山的《隆记报》改为《檀山新报》，并亲自撰写了《驳保皇报书》和《敬合同乡书》两篇文章，揭开了革命派和保皇派论战的序幕。孙中山还多次亲自作演讲，鼓吹革命，不久后，留日学生也创办了一大批的报刊，孙中山还通过《中西日报》刊印邹容《革命军》1.1万册，广为散布。
这些宣传使形势大变，不言革命的人反而成了少数。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向海内外同胞明确地提出了民族民主革命的纲领。开始形成了海外华侨反帝反封的革命战线。
1907年，利用华侨的资助，发动了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钦廉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1908年，又筹款发动了钦廉上思起义和云南河口起义。1909年，孙中山又在新加坡南洋各埠筹募起义经费。1910年，孙中山又在槟榔屿召开会议，决定筹款重谋大举。1911年，黄花岗起义失败之后，又赴美筹集起义资金。
总之，在孙中山的侨力思想影响下，海外华侨或出钱、或亲自赶赴大陆参加革命活动。著名的黄花冈起义，死难的七十二烈士，就大都是华侨。
民国建立后，1912年4月，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便致力于发展实业，在对祖国的建设事业，孙中山也采取了一种“与海外华侨共建祖国”的战略。
建设自然离不开资金，为了筹集资金，首先倡议在上海组织“中华实业银行”，以振兴中国实业并便利南洋华侨经营内地实业为宗旨。孙中山的挚友马来西亚华侨吴世荣积极响应，认股十万元。孙中山委派上海银行家沈缦云和爱国归侨庄希泉，前往南洋各埠劝募中华实业银行股份，共得华侨投资300多万元。1913年5月15日，中华实业银行正式在上海开幕，孙中山任名誉总董事长，沈缦云任总经理，吴世荣任协理，成为国内民族资本与南洋华侨合资创办的第一家银行。
尽管后来因为政局变化，中华实业银行被迫宣告解散。但是孙中山鼓励和保障华侨回国投资、兴办实业的思路，对后来人有着启示作用。
军事上讲联合，政治上不放弃原则孙中山在讨伐陈炯明的斗争胜利之后，由上海返回广州，重建广州政权和大元帅府。此前，孙中山发表了《和平统一宣言》，希望以和平的方式统一中国。
1923年10月5日，直系假护法之名恢复国会后，又花钱买通议员，贿选曹锟为大总统。10月10日，曹锟就职，颂布了所谓的《中华民国宪法》，严重践踏了民国元年《临时约法》的精神，使孙中山认识到“法律效力，悉被蹂躏于暴力之下。而且直系军阀仗着自己的实力，试图推行武力统一中国的政策，这又使孙中山提出的和平统一之梦幻灭了。孙中山认识到要统一中华，改造民国，一定要北伐。
北伐的主要目标就是直系军阀，而当时的直系军阀得到英、美帝国主义的支持，控制着北京政权，拥兵40万，还具有相当雄厚的经济力量。如果单单依靠南方革命力量来讨伐的话，作用很小。
孙中山仔细地分析全国的形势，发现曹锟、吴佩孚企图以“武力统一”的政策来建立直系军阀的一统天下，不仅与自己领导的南方革命力量不共戴天，还与其他各派军阀产生了矛盾。因此，在全国建立一个反直统一战线是完全有可能的。
但是，在建立反直统一战线时，如不小心，就有可能使自己为一派危害人民的军阀。这样，孙中山在既要利用军事合力来反直，又要保持革命军的纯洁性。孙中山提出了“军事上要合作，政治上绝不放弃原则”的统战谋略。
他这一策略最主要体现在他与奉系、皖系结成三角同盟时的互相团结和互相斗争之中。
1919年秋，段祺瑞虽然仍在执政，却深感日益崛起的直系吴佩孚对自己的威胁。吴佩孚还与桂系军阀勾结起来，对付段祺瑞。段祺瑞在这种情势之下，欲与桂系军阀的对头孙中山联合起来，上海和议时，段祺瑞派安福与孙中山联系，孙中山托王揖唐带书给段祺瑞，段表示自己也同意孙中山的观点，双方开始商洽合作事宜，慢慢形成二角关系。1920年下半年段系卢永祥支持陈炯明自漳州进军粤省，和1921年孙中山接见了徐树铮，表明了孙、段合作的开始。
孙中山还认识到奉直两集团不会长久共处，孙中山为了集中力量打击直系，1919年末，派东北籍人宁武以同乡身份去与张作霖联络，双方开始了正式接洽。1921年下半年，双方开始了实质性的合作。
1922年以后，孙中山及奉、皖系均受到直系的巨大压力。孙中山由于陈炯明勾结直系搞兵变而避居上海，第一次直奉战争的结果，奉系失败，直系开始独揽北京政权，准备武力统一中国。段祺瑞开始活跃起来，与孙中山、张作霖频频联系。
1922年3月，孙中山正式代表伍朝枢在奉天与张作霖密谈。张作霖“在事实上承认了广东政府”，并“与孙中山采取一致步调，双方同时以南北统一为急务”。5月1日，张作霖因为直奉战争的失败，首先将三角同盟之事公布于世。同年9月和12月，孙中山两次派汪精卫使奉，加强同盟关系，并争取其经济援助。应孙中山的要求，张作霖先后数次将几十万银元和一批军火送至广东，皖系卢永祥也援助广东方面10万银元和200万发子弹。
此时，孙中山考虑的这事上粤、奉、皖三方合作，先由南方革命政府下令讨伐曹、吴，并出兵北伐，然后奉军出兵关内，直捣北京；政治上，坚持在打倒曹、吴之后，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家的统一和建设问题。
1923年，孙中山与奉皖两系联盟极为频繁，穗、奉、津、杭之间的使者、电函往返不绝。10月，曹锟贿选成功，刺激了三角联盟。孙中山致电天津段祺瑞，奉天张作霖，浙江卢永祥，相张四方共举讨伐曹、吴。
为了进一步巩固反直统一战线，孙中山亲自或派代表与奉系、皖系进行军事和政治方案上的研究。军事上，通过粤方便于明枢、汪精卫、叶恭绰等与皖系吴光新、卢小嘉、邓汉祥等与奉系多方协商，形成了一个成熟的对直作战计划。政治上，由于各派政治见解，最终目的不同，在政治方案上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孙中山只好坚持“军事上联合，政治上绝不放弃自己原则”的策略，以求结成稳固的反直统一战线。与此同时，孙中山还派参谋部长李烈钧访日，照会日本政府，希求他们授助或站在中立地位。
1924年8月，直奉战争爆发。9月4日，卢永祥致电孙中山请其出师北伐。9月5日，孙中山复电同意出兵，奉张也给予浙卢以声援物质援助。8月底，三方经过有蹉商布置，在孙中山力促和卢永祥强烈求援的情况下，奉军先发制人，发难朝阳。9月20日，孙中山不顾自己困难重重，毅然出师，分兵两路进攻湘赣。粤、奉、皖三方军事上的协调，声势上的互援，使直军从战争一开始就处于劣势。
孙中山与奉皖系的协作还体现在共同联系作内部分化工作。孙中山先后派徐谦、纽永建去作冯玉祥的工作，派于佑任、焦易堂、刘允丞等赴胡景翼处，派张继、李石曾、王法勤等赴孙岳处做工作，促使他们从内部反对曹、吴。
在三方积极配合之下，使直系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彻底失败，并在冯玉祥发动战时倒戈――北京政变后，使其政权垮台。
三角联盟中，孙中山始终起着一个导演者和组织者的作用。孙中山一贯主张联合各方势力以达到国民革命的目的，当时，孙中山在内受到地方军阀的排挤，外有直系曹、吴的威胁和压迫。这使孙中山试图借助外力配合其北伐，打开一个新局面，他力求分化北方军阀，利用奉、皖与直系的利害冲突，三方合作，先击垮直系这个当头大敌，然后再扫除整个北洋军阀。正因为巧妙地导演了这个三角联盟，使他摆脱了内外交困的处境，并把国民革命势力深入北方，为日后清除得到吴佩孚支持的陈炯明残部及进行北伐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孙中山在结盟之始，就提出了“战略因于政略”的统战谋略。他在与皖、奉系的政洽谈判中，孙中山从未放弃原则，他再向皖、奉强调要坚持召开国民会议，铲除军阀政治，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干涉中国主权等。他这些主张因不合奉、皖口味未能达成政治方案的一致，在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时，孙中山北上又与奉、皖两作尖锐的斗争，直至病逝。可以说，孙中山在搞“三角同盟”时，运用了“军事上讲联合，政治上绝不放弃原则”的统战策略。
孙中山这一策略的运用，利用同盟的力量，打垮了直系军阀，使北方军阀陷于分崩离析的状态。后来，在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打击下，使盘据中国政治舞台19年的北洋军阀消失了。因此，可以说孙中山这一统战策略的运用，是加速北洋军阀覆灭的重要因素。
为了团结，缓建政府怀着早日拯救祖国的希望，孙中山毕生都在寻求能够实践自己建国方案的政治力量，很多时候，他为了化敌为友，不惜以牺牲自己许多利益和暂缓自己的政治追求，来迁就盟友。
1922年初，孙中山与昔日政敌奉系军阀建立了反直系政治军事同盟。尽管孙中山从一革命开始，就欲建立一个国民政府，但奉系张作霖有着不同的政见，不愿意受制于孙中山之下，反对孙中山组织政府。为了争取和团结反直统一战线的主要力量――奉系，孙中山以退为迸，也主张推迟建立政府，以便在反直统一战线中化干戈为玉帛，共同对敌。
1918年至1919年南北议和中，直系军阀与桂系军阀暗中勾结，北抗皖系，南压国民党。迫于这种形势，国民党决定谋求与奉系联盟。耿此，孙中山电召宁武到上海，指令宁武利用东北籍贯的身份，去做张作霖的工作。宁武利用张作霖计划吸收华侨资本开发葫芦港为题，以华侨投资者代表的名义，向张作霖发出联盟的试探信号。其后，又在张作霖到天津出席“巡阅使会议”之机，向张游说。张作霖作出反应，派遣一名低级使节到粤致意。
但是，孙、张政见的分歧很快就暴露出来了。在1921年4月的“巡阅使会议”上，张作霖与曹锟共同通电，反对广州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8月，孙中山在致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的信中，继续指责张为“胡匪头子”、“东京的工具。”
1922年初，由于直奉双方战云日密。奉、皖、粤三方商谈合作之事走上日程，孙、段、张三角联盟。但是，在联盟格局的设想上，彼此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孙中山试图与奉方建立政治、军事一体同盟，便致力于寻求双方都可以共同接受的政治方案。孙中山派遣伍朝枢使奉，与张作霖就国会的召集、总统的推举、内阁的组建等政治议题，进行了协商，希望达成以约法为根据而统一中国的协议。但张作霖只对军事合作感兴趣，不愿意作粤方政治后盾。
当他从报刊上看到李梦庚代表奉方，拥戴孙中山为大总统的消息时，勃然大怒，准备撤回李梦庚的使命。
1923年2月，孙、段、张三角恋继续发展，特别是孙中山与张作霖之间，信使往返，不绝于途，使奉粤关系进入蜜月时期。他们就军事问题、战略方针达成了共识。孙中山希望在建立政治联盟上有所突破，他派汪精卫使奉时，向张作霖详细阐述了三民主义，希望逐步获得奉方的赞同。并提出了“倒直成功后，如何召开国民议会解决国家的统一和建设”的问题。奉方其实早已与皖系约定，“打倒曹吴，就拥段上台”，此话当然不便明说，只是约定：“扫除敌人以后，组织合法政府，以协商同意定之。”
1923年2月，孙中山重返广东，第三次在广东振起，这一年是孙中山一生中军事斗争最紧张的时期，并继续得到了奉系军阀的实力军援。
1923年10月5日，曹锟贿选成功，登上了总统宝座。消息传出，举国沸腾，各地纷纷通电声讨贿选。第二天，以三角同盟为主干的各省代表联席会议立即集会，商议对策。粤方代表汪精卫急电孙中山，请示方略。
孙中山接电后，立即召集要员会议。会议认为时局的发展迫切要求建立正式的革命政府。“曹、吴毁法祸国，全国应一致声罪诛讨，故决定组织中华民国建设政府。”但是孙中山很清楚地知道，建立政府势必伤害反直联盟中的实力派奉系。为了团结奉系，也为了表示和平统一的诚意，孙中山决定信守“不遽设政府”的诺言，没有回任非常大总统，而改称大元帅。尽管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的建制，仍具有政府的性质，但它的名称终究是一个单纯军事指挥机构。
为了解决政治问题，孙中山特派叶恭绰为专使北上，多次与张氏父子及奉方主要谋臣杨宇霆、王永江会谈。张作霖对孙、段合作，分工负责的提案未置一词，杨宇霆则从根本上怀疑孙、段合作的可能性，认为粤方的提案“目下无从解决”。
张作霖的态度使叶恭绰认为没必要去天津见段祺瑞了，而是写了一份措词极为审慎的报告，托廖仲恺回到广州。
一场风波在廖仲恺向孙中山递交叶恭绰的报告之前发生了。1924年1月4日，孙中山在大本营召开会议讨论“组织正式政府问题”。会上，经常在粤奉间奔走游说的路孝忱，檀自代表奉方发言：“张作霖总司令主张由此间从速组织正式政府，东省首先服从，解决时局。”报纸披露此情之后，杨宇霆马上致电叶恭绰，否认路孝忱有代表奉系的资格，要求澄清事实真相。叶恭绰一面将此意转告胡汉民、汪精卫和廖仲恺，要求他们从长计议；一面又直接致电孙中山。
孙中山为了稳固反直统一战线，在国民党一大开幕那天，就当众强调粤方最终还是决定暂缓组建政府。并致电叶恭绰说：“此间目前并未组织政府，仅将《建国大纲》提出交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讨论。现已通过，拟发往各省宣传，征求全国国民同意。此正欲与各方合作之诚意也。”就这样，为了表明与奉皖合作的诚意，孙中山放弃了立即成立正式革命的计划。
1924年9月3日，江浙战争爆发。第二天，孙中山在大元帅府召开筹备北伐会议，宣布“援浙即以存粤。”并于5日发布北伐的命令。同期，奉方覆行“攻浙无异攻奉”的诺言，通电向直系宣战。这样，战争由东部一隅的局部之急演变为全国反直势力与直系军阀的全局决战。10月23日，冯玉祥回师南苑，发动了北京政变。反直联盟取得了战争的决定性胜利。
作为反直统一战线的组织者、导演者的孙中山，尽管有着和平统一、建立民主政府的革命愿望，但为了争取反直的主力军――奉系的力量，他一再缓建时局所急需的政府。他这样一着妙棋，全盘皆活。使反直联盟能够团结一致，最终打败直系军阀。南方革命力量也因此把革命力量扩大到了北方，并为日后平定陈炯明打下了基础。
说服为主，斗争为辅，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是好朋友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但并没有完成中国人民反帝反封的历史任务，也没能根本改变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辛亥革命失败后，孙中山以他那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领导了“二次革命”，反袁战争和两次“护法运动”，进行维护民主政治、讨伐北洋军阀的斗争，结果全都失败了，甚至遭受打击和排斥。特别是二次护法运动时，新军阀陈炯明的叛变和欲置他于死地，使他彻底清醒了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没有也不可能得以真正实现。社会越来越黑暗，人民生活越来越疾苦，革命之需要越来越迫切，可孙中山发现自己所领导的国民党竟陷于瘫痪，党员们或堕落或消沉。这种情况使得孙中山迫切希望开拓新的斗争道路和采取新的方法，寻找新的力量，以求摆脱现时的困境。推进中国的革命。此时，他把希望的视线转向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十月革命胜利之初，孙中山与列宁之间开始了函电来往，商讨中国革命问题和中苏关系的问题，列宁关于殖民地附属国民主革命的学说，以及苏俄1919年1920年所发表的两次对华宣言，给了他鼓舞和启示。
他接受了列宁对“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两个世界的划分学说。
并认识到了过去一再遭受美、英、法、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对革命的破坏，和苏俄的援助。
他认识到俄国共产党是人民大众的代表，回头认识了中国共产党。发现中国共产党不但首次提出反帝反封的政纲，制定了相应的战略和策略，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工农群众运动，传播了革命思想，还表现出一种英勇奋斗，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并觉察到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新的伟大革命力量。因为中共与自己所领导的国民党所要完成的革命任务是一致的，所以他决心把这一新生的、人数不多的无产阶级政党引为同志和战友，联合起来共同战斗。
这种联合是通过邀请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和改组国民党的途径来实现，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了以改组为中心内容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著名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阐述了反帝反封和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等政策。大会还确认了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得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规定了组织原则和组织体制。大会还选举共产党人
和国民党左派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瞿秋白、林伯渠、廖仲恺为中央执委会委员。
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首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从此，中国革命迅速出现了新的高潮，兴起了我国近代民主革命历史上空前的反帝反封建大革命。
孙中山所领导的国共合作导致了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也招致了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右翼的反对。国民党的左右派就国共合作问题打开了日趋激烈的暗战或明战。他们有的已经公开站了出来；有的还较为隐蔽，他们在一定条件下企图利用共产党人的力量，利用工农的力量，利用苏俄的援助，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一旦得势，他们就或迟或早要举起反共的旗帜，面对这种形势，孙中山为了维护国共合作这个联盟，进一步推进革命，孙中山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中不得不维护国共团结而进行有力的工作。他试图从理论上说服他的党人，说明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革命目标是一致的，并再三强调“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是好朋友”，指出国民党员不能反对共产党员。
1923年11月，《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刚发表，以邓泽如为首的11人就上书孙中山，反对联共政策。邓泽如原是南洋华侨，长期捐款资助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与孙中山关系极为密切。孙中山并不因此而迁就他，亲自写信驳斥他的谬论，并从理论上论述国民党改组和联共的必要，告诫他们不要疑神疑鬼。不久后，孙中山又发表了《致全体党员书》，详细解释联俄联共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严肃批评那些散布澜言的人。
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主要围绕《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草案》和《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左右派进入了尖锐的斗争。孙中山立场坚定，态度鲜明，促使大会通过了《宣言》和《章程》。
大会之后，右派又不断兴风作浪。6月1日，黄季陆、孙科向中央党部提案；6月18日，邓泽如伙同张继、谢持向孙中山和中央执委会提出“弹劾书”。8月1日，上海一批国民党致电孙中山，纷纷要求“制裁”共产党。
右派分子不但提交“弹劾”共产党的议案达百余件，并印发了同性质的《护党特刊》，甚至广州《民国日报》、《民权旬报》及北京《民生周报》等报刊，纷纷出现“清党”文章。中监委1924年提交中执委的10件议案中，竟有4件是反国共合作的。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孙中山认为单单只是行政命令上进行反对是不行的，还应该从理论上进行疏导。1924年7月，孙中山发表《中国国民党关于党务宣言》，再次重申联共主张。8月15日，召开一届二中全会，专门讨论国民党容纳共产党也是为了团结和集中革命的势力，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也是为了团结和集中革命的势力；国共两党都是为着完成国民革命事业，目标一致而合作的；所谓“因为共产党员之加入，而本党主义遂以变更者”，是极端错误的。
孙中山一再强调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是好朋友，国民党员不能反对共产党员。他除了理论上一再重申国共合作的必要性外，还针对右派的复杂情况，采取区别对待的方法，加以团结和分化。如批驳邓泽如、囚禁张继、开除冯自由。
正是孙中山采取这种对反对派进行理论上疏导，行动上毫不宽容的策略，使一些矛盾得以缓和，一些斗争暂勿激华，遏止了右派势力的进攻，保证了国共合作得以顺利向前推进。
虚怀若谷，从善如流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革命家孙中山，为了祖国的独立、民主和统一富强，献出了毕生的精力。他始终追求真理，坚持革命，“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随着时代的演变勇于前进。
辛亥革命失败之后，孙中山以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先后领导过“二次革命”、“三次革命”（中华革命党反袁斗争）和两次“护法运动”，进行了维护民主政治、讨伐北洋军阀的斗争。结果，大都未能真正取得胜利，甚至遭受排斥、打击。二次护法运动以惨败告终，他自己培植的陈炯明背叛了他，还欲置他于死地。而此时的社会更加黑暗了，而他所领导的国民党又日益瘫痪。孙中山忧心如焚，迫切渴望着开拓新的斗争道路和采取新的方法。
十月革命胜利后，孙中山通过与列宁的函电往来，与共产国际使者维经斯基、马林、少共国际代表C?A?达林及苏俄全权大使越飞的晤面和会谈。
接受了殖民地附属国内各派革命的、爱国的力量应该结成联盟，共同奋斗的思想，决定把中国共产党这一新生的、人数不多的无产阶级政党引为同志和战友，同它联合起来共同战斗。
基于对国际及国内民族解放运动形势的分析，基于对历史教训的总结和对现实的观察，孙中山认识到同中国共产党人结成盟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中国革命的客观需要。在建立国共合作这一反帝反封的战线时，他积极的适应历史发展的新形势，虚心接受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毅然抛弃某些过时的观念，采取重大决策，改组国民党，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并决心“努力前进，有始有终，来做彻底成功的革命。”
由于俄国为中国树立了典范并给予了真诚的援助，孙中山提出了联俄的思想。他说：“我党以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
孙中山对兼共产国际代表和苏联代表双重身份的鲍罗廷来华工作表示热烈的欢迎。在鲍罗廷的帮助下，孙中山完成改组国民党和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为了完成这两件工作，临时中央委员会举行了多次会议。党员重新办理了登记、招收了新党员、选举了大会代表、起草了新党章和党纲。
党章就是鲍罗廷起草的。在建立国共统一战线的过程中，孙中山接受了鲍罗廷许多建议。为了更好地组织统一战线，孙中山还接受鲍罗廷的建议，设立一个亲信助手组成的小型委员会，为他提供政治问题的建议。7月11日，孙中山组成了这个带有政治局性质的小型委员会。由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谭平山（后改为瞿秋白）、伍朝枢和邵元冲担任这个委员会的委员，孙中山自任主席，鲍罗廷为顾问。
可以说，孙中山建立国共合作这一反帝反封统一战线，基本上是依照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的建议组建的，而鲍罗廷在广州的工作多半是遵照共产国际的指令去做的。孙中山对建立这一统一战线，表现出极为虚心的态度。
另一方面，孙中山认为自己手创多年的“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液。”孙中山因此把目光移向共产党人，特别是象李大钊一样的植根于工农运动中的为民族独立和社会解放而奋斗的英勇无私的战士，希望与他们建立新的反帝反封统一战线，共同奋斗，实现统一建国大业。
1922年秋，孙中山在上海与李大钊“畅谈不倦，几乎忘食”的程度。为了更好地向李大钊学习新东西，以便更好地建设国共合作，他迫切要求李大钊加入国民党。当李说明自己不能脱去共产党党籍时，孙中山诚恳地说：“这不打紧，你尽管一面做第三国际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孙中山这迫切要求充分表明了他竭诚需要共产党人的帮助。
孙中山还在共产党的劝说和帮助下，接受了共产党的基本主张，进而将这些主张确立为国民党的指导思想。比如《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就接受了共产党所提出的反帝反封建主张，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新三民主义；还提出了取消不平等条约，废除军阀所借的外债和确定人民的自由权利，改善人民生活等为主要内容的内政外交政策23条，作为国民党的政纲，并决定欢迎工人、农民参加国民党，“相与为不断之努力，以促国民革命运动之进行。”毫无疑问，这些政纲和政策都体现了孙中山向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虚心学习的精神。
孙中山还注意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人才吸收到统一战线的领导队伍中来，帮助领导革命。从李大钊南下参加国民党改组开始，到瞿秋白参与草拟国民党史上的划时代文献《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从谭平山、林祖函分任组织部长和农民部长、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周恩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等，到共产党人担任各部日常秘书（实际领导）工作等等，都体现了孙中山向中共虚心学习的决心。
孙中山把共产党人的帮助，作为自己在政治上、思想上前进的重要因素。
每当遇到一个关系到中国革命能否顺行前进的重大问题时，孙中山总以国家和革命的利益为重，虚心听取共产党人的意见，择善而从。
正因为孙中山这种崇高风格，促使了国共合作的顺利进行，不仅完成了北伐大业，还为以后的中国革命和建设树立了一面两党并肩战斗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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