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孙中山谋略大全 > 开发大西北为经济发展的基地
大西北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部分，占中国领土的很大比例，发展大西北，不但可以平衡全国土地、人口，合理利用全国土地资源和丰富的劳动资源，从而达到全中国共同开发的目的，还能将开发大西北与军事、移民结合起来，防止帝国主义蚕食我国领土。不只是如此，孙中山从经济角度着眼，认识到发展西北经济不但具有广泛的前途，还是中国经济未来全面振兴发展的基础。因为这一认识，孙中山提出了“开发大西北作为中国经济全面发展之基地”的经济谋略。其主要内容包括把大西北建设成粮食、肉类、石油、皮毛工业之基地，把西藏建设为未来的矿藏基地，来服务于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
由于大西北地理、交通、经济等方面的特定状况，孙中山注意到了开发大西北，应该有主次之分，应该有重点有步骤。
第一，孙中山认为开发大西北最重要的是建设铁路。交通是国民经济的先行官，西北正是由于“交通运输机关缺乏之故，丰富地域，委为荒壤”，所以建筑铁路为最要之图，西北铁路系统为第一需要之铁路。孙中山设计着修起北方大港，然后以西北铁路把北方大港与西北各地联系起来，从经济角度而言，西北的肥沃土地、丰富资源就能得到开发，对全国经济的发展有极为重要的作用。而且，这一铁路把欧亚“两大陆于以连为一气”，“实居支配世界的重要位置，盖将来为欧亚铁路系统之主干，而中欧两陆人口之中心，因以联络……综观现在铁路，于世界位置上，无较此重要者。”
因此，孙中山提议先在西北铺设七千英里铁路作为基础，然后再逐步增加。他在“扩张西北铁路系统”中，又增建十八条铁路；于《实业计划》第四计划之第一部中央铁路系统的一部分，共效用所及之地区包括蒙古，新疆之一部；第四计划之第五部高原铁路系统中，除四川、云南外，其他地区的铁路皆为大西北铁路之一部分。
在铁路建设的计划中，孙中山注意到了铁路建设的主次、轻重之分。他认为第一计划之“西北铁路系统”为第一重点，西北铁路系统完成后，沿途地区经济逐步发展之后，再修筑西北的其他铁路。
第二，孙中山认为修筑铁路只是手段与条件，有了条件，没有人是不会发展的。所以他提出建设西北的第二步――移民。也就是从经济角度着眼，在一个国家之内，进行人口和资源的重新配置。
孙中山的移民政策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把人满之患的东南地区的“废弃之人力”，移殖到地旷人疏的大西北去，把劳动资源与自然资源结合起来，仿效北美合众国、加拿大、澳洲及阿尔丝丁等国所行之结果；二是准备在革命之后，把数百万的军队裁兵时，移屯西北。
孙中山设想在大西北采用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农业方式，以大机器来进行农牧生产。孙中山这一思路既解决了人口问题和防边问题，还致力于大西北的开发，以作为全国经济的基地。
第三，在移民发展经济的基础上，孙中山认为第三步骤是开发大西北的粮食生产（特别是肉类），毛纺工业和矿业。
孙中山认为发展大西北要因地制宜，要考虑到西北地广人稀，草原广阔的条件，因而可以建成全国的粮食基地，特别是肉类工业基地。他认为蒙古、新疆与甘肃一部分领域，面积约170万英方里，在于阿根廷共和国60万英方里，阿根廷为供给世界肉类之最大出产地，如果西北一带铁路运输能得到改善，广阔的草原能够全面地进行科学管理和综合利用，就能取阿根廷的地位而代之，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肉类生产地。
在建立肉类基地的同时，还要建立皮毛工业。孙中山认为中国因为工艺不发达，商业不振兴，每年廉价输出很多羊毛，而又高价进口皮毛成品，受到发达国家的经济侵略。开发大西北就是要消灭这种侵略，要利权自握。
孙中山根据当时的资料，认为西北主要是有油矿，主张大力开发，形成一个矿业基地。一是摆脱花费很大财力年年进口煤油汽油的局面，二是为将来工业发达，汽车业发达提供能源。
第四，孙中山认为开发大西北必须加强对黄河的治理。他说黄河几千年来威胁着数百万生灵的生命和财产，非以一劳永逸之策进行治理不可。他强调了治理黄河既治本又治标，治本在于植被，治标在于筑堤修坝。还要把防患与利用结合起来，变害为利，造福人类。
为了发展大西北，孙中山除了为大西北制定了计划，规划了步骤外，还为之设立了各种政治经济措施。
其一，用平均地权的方法来解决土地问题。孙中山为了杜绝土地投机商参与西北土地投机，决定采用国家收买，建成农庄，然后贷诸移民的方式。
其二，设立特别国家机关，统一安排移民事宜，特别国家机关在移民初期，行战时工场制度，以为移民运输居处衣食之备；到一定时候，成为资本主义地方自治性质的机关，移民拥有自治权利，“每一移民，应施以训练，俾能以民主政治精神，经营其个人局部之事业”，也就是办资本主义企业和农场。特别国家机关，管辖自治移民的企业和农场。
其三，在西北设立金融机关，建立兴农银行。当时中国的金融机关基本于掌握在帝国主义手里，创设民族金融机关以资济大西北的经济开发大业，是极为可取的。
其四，拨助专款建立西北开发之科研和实业公司。1912年，黄兴等人筹办了’拓殖协会”，孙中山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拨出了30万元巨额经费资助黄兴等人，表现了他开发大西北的宠伟心愿。
由于当时的条件限制，孙中山“开发大西北为中国全面经济发展之基地”的经济谋略，未能得到实现，却给了今天的现代化建设许多启示。
机器产生社会主义
孙中山极早就认识到了中国民穷财尽，所患在贫的现状，提出发展生产是近世经济上的头一件事，而且要高速度地发展，才能根本解决这一问题。
孙中山主张中国实行“第一工业革命”，易手工而用机器。他这一主张形成了他经济发展建设上“以机器辅助中国巨大之人工”的谋略。
他认为大机器生产是现代社会物质文明的标志，是推进社会发展的动力。他说：“机器巧，则百艺兴，制作盛。”“机器发明之后，用一个人管理一副机器，便可以做一百人或一千人的工夫。”“用机器来做工，就是一个很懒惰的和很寻常的人去管理，他的生产力也可以驾乎一个人力的几百倍，或者是千倍。”总之，自从大机器时代来到之后，整个世界文明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
中国落后的原因，就是中国至今尚用手工为生产，还处于小生产社会，还未能进人工业革命之第一步。中国要摆脱贫和落后的状况，就要立即废除手工劳动，而采用大机器生产。
孙中山认为采用机器生产不但是提高生产力的必要手段，还是改善中国人民生活状况的物质技术手段。他在《实业计划》中说：“世人尝以中国为生活最廉之国，其错误因为寻常见解以金钱之价值，衡量百物；若以工作之价值衡量生活费用，则中国为工人生活最贵之国。中国一寻常劳工，每日须工作十四――十六小时，仅能维持其生活，……工力多而廉，惟食物及生活货品，虽在寻常丰年，亦仅足敷四万万人之用，若值荒年则多数将陷入穷乏死亡。中国平民所以有此悲惨境遇者，由于国内一切事业皆不发达，生产方法不良，工力失去甚多。凡此一切之根本救治，……无论如何，必须用机器以辅助中国巨大之人工，以发达中国无限之富源。”
这段话不但体现了孙中山认为机器生产是提高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
手段和条件，还体现了他那种“用机器以辅助中国巨大之人工，以发达中国无限之富源”的经济谋略。他认为中国只有采用机器生产，才能做到“上而军国要需，下而民生日用，皆能日就精良而省财力。”他尤其强调农业上采用机器的必要性。他认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根本，如果农业中不使用大机器，不讲求“农器”，而依靠中国传统的“牛马之劳”，是无法根本改变中国农业落后的局面，也就无法解决实现“民生”所面临的问题。中国农业的出路在于实现农业机械化，以科学技术补人工之不足。而农业的机械化，就能带动其他行业的机械化。
每次大战之后，总会有大量过时或过剩的军工生产能力转到民用上来，以医治战争的创伤和促进战争经济的发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在进行之时，孙中山就从战时看到了战后，预先设想，要利用时机，把大战结束之后的闲置下来的“宏大规模之机器”，接转来为民用服务。他还注意到了机器在轻重工业的协调搭配，在他的实业计划之中，不只是有着对钢铁冶炼、采矿、机械制造、造船以及车辆制造的注重，对粮油工业、纺织工业、日用工业、印刷业、建筑业等等，也有纲要式的设想。
孙中山在用机器生产武装国民经济建设的同时，还主张机械化和国有化并举。因为机器生产是适合于社会化大生产，如以机器去适应中国传统的那种私人小经济、小生产，根本就不可能发挥机器生产的优越性。因此，他强调中国不但必须赶快实行“废手工采机器”的“第一工业革命”，同时还必须实行“工业国有”的“第二工业革命”，只有这样，中国才有可能富强，人民生活才有可能改善。由此，孙中山不仅主张要把全国大矿业、大工业、大商业、大交通收归国家经营，还主张把所有人民之衣、食、住、行四大需要，皆由国家经营。
孙中山这种“以机器辅助中国巨大之人工，以发达中国无限之富源”的经济谋略，并未能在他当时得到实现，但他从《上李鸿章书》开始，到谋求实业救中国的过程中，对机器的重视，特别是他灵活把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协调搭配的思路，与国有化和机械化并举的思想，却留经后人许多借鉴的经验。
知有生之乐，谋有生之乐怎样确定财政的来源和怎样支出财政，是国家经济政策中极为重要的部分。在这个方面，孙中山有自己的整套的策略。他说：“国家经费，取给于民，必期合于理财学理。”什么是“合于理财学理”？他认为理财学理是改良社会经济组织，使人民“知有生之乐”，为人民“谋有生之乐”。孙中山在革命活动中所鼓动、宣传的某些思想与他在南京临时政府就职时所实施的某些政策，就充分显示了他于财政方面“知有生之乐，谋有生之乐”的经济谋略。
这一谋略首先体现在统一财政的思想上，他认为财政的统一是加强国家政权统一不可缺少的重要支柱和物质保证，更是“谋有生之乐”的前提和基础。财政统一的内容包括税制统一、税收机关的统一、关税自主等等，由此，孙中山提出了“改良社会经济组织”的举措，改良一切与财政有关的组织和制度。孙中山认为人民生活之所以穷，经济之所以落后，财政之所以困乏，都是因为“社会经济组织”不良引起的。所以必须改革清政府那一套管理制度，消除其苛剥、臃肿的陋习，建立良好的“社会经济组织”，才能使人民安居乐业。
他认为封建制度的财政是分散的、不统一的，地方与中央的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这是因为自级自足的经济是封建社会的经济支柱，是庞大的封建统治机构的主要经济来源，所以农业上的赋税特别多，严重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孙中山因此主张建立新的财政制度，促进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使人民过了好的生活。
在统一财政的思想上，孙中山在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期间，关重强调了盐政统一和发行公债的统一。他认为盐政关系到国计民生，1912年1月上任伊始，就发布了《统一盐政事权统一令》，命令实业部长张春兼任江苏两淮盐政总理，管辖江苏省松、太地区和淮南、淮北盐厂，以及行销淮盐的湘、鄂、皖、赣及苏五域的运销和人事等事务。为了解决临时政府的财政困乏，孙中山批令发行公债，就强调公债由中央政府统一发行，由国家成立专门机关，办理国家公债。
其二，孙中山关于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设想，也是他在财政方面“知有生之乐，谋有生之乐”经济谋略的表现。
按他的设想，财政收入主要为单一地价税，用地价税收入代替各种赋税。
后来，他又把国有企业的收入和对一些国家重要资源征收资源税、关税也作为财政收入的一部分。
地价税是孙中山提出“平均地权”思想时所倡导的主要方法，其内容是让地主自行将现有地价报给国家。国家根据地价课税，并规定土地的新涨价归国家所有：他认为“平均地权”之后，国家就可剔除清政府的一切苛捐杂税，因为只靠实行地价税就可充分满足国家的财政需要。
但是，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由于财政极端困难，孙中山提出了征收“税契”的观点，就是通过承认土地个人所有，在换取新地契的过程中，对地契进行征税。正如他所说：“中国近来患贫极了”，因此“补救之法，不但收地价税，尚当收印契税。”他于1912年10月2日在《上海报界公会欢迎会的演说》中说：“今民国成立，前清土地契约，当然作废，可由政府下令各省及各府各县，令民间更形易新契，并令其于易契时，报明该地现时值价若干，一一登计，收什之一税。”他这一观点与起初的地价单一税是互相矛盾的，可以说是非常时期的非常政策。
后来，孙中山的财政收入思想又纳入了国有企业的收入。他认为随着地价税的征收，国家就有财力来振兴实业，随着实业的发展，实业收入就成了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还为了保护本国工农业发展，孙中山提出征收高额关税，并将关税作为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在非常时期，临时政府财政很是困难，特别排在财政支出最后军费，更是紧迫。孙中山提出了几条非常措施来扩充财政，例如没收清政府官产和反动官僚的浮财、发行军事用票、借用外债等等无可奈何的方法。
财政的支出主要包括军费，国家行政开支人民福利事业的支出以及国家对地方生产的财政补助，其中，最重要的是人民生活福利事业的支出。
1912年，孙中山辞临时总统后在同盟会会员的饯别会上作了这方面的著名演说，其内容具体说来有几点：其一，发展经济，振兴实业为支出的重要部分，主要体现为国家对地方国营生产的补助支出；其二，养老、育幼、教育、济贫、救灾、医病等人民福利事业上的支出；其三，自来水、救灾、医病等人民福利事业上的支出；其三，自来水、电费等生活费用的支出；其四，国家行政费用的支出。
从其财政支出来看，孙中山对人民福利事业方面最为关心，即使致力建设实业的目的也是如此。他的整个财政思想，特别是关于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思想，都贯穿了他那“知有生之乐，谋有生之乐”的谋略，对后人很有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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