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和建设非用群力不可

　　辛亥革命时期，很多人都认为人类历史是由少数英雄人物创造的，国家进步，革命的胜利乃至人类文明的发展，都是由少数几个杰出英雄造成的。

　　孙中山在长期革命摸索中，思考过这么两个问题，其一是怎样才算是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治”？其二是怎样才能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治”？孙中山对革命目的和革命失败原因的发问，使他在革命活动后期，对唯心主义英雄史观进行了重大突破，提出了“革命和建设非用群力不可”的策略。

　　首先，他是从自己所提出的资产阶级民权思想出发，认识到重视“人民”的必要性。他继承并改造了中国传统“民为邦本”的思想，提出了诸如“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国家大事，人人都可以过问”，“中华民国之建设，必当以人民为基础”等口号，承认人民在国家和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认为军人和官吏为人民所养，是为全国人民办事的公仆，而人民才是国家真正的主人。只有用人民之群力，才能建设好国家。

　　孙中山反复强调要重视人民，要尊重人民的意愿，正是他在革命探索中，力图认识“民治”的真正涵义的表现。他试图以重视人民为实现真正意义的民治的过程和途径。

　　其二，是对人民重要力量的认识。他在革命数次失败之后，慢慢认识到了工人和农民在革命中的巨大作用。特别是辛亥革命的胜利，使他有了崭新的认识。正如他所说：“中国专制政治之毒，至二百余年来而滋甚，一旦以国民之力，踣而去，起事不过数旬，光复已十余行省，自有历史以来，成功未有若是之速也。”也正是这次革命的胜利擦亮了他的眼睛，使他认识到革命是国民的事业，不能只靠一二个人去做，要靠多数人去做，“群策群力之足恃”。

　　孙中山在思想感情上这一变化，在辛亥革命之前并没能马上付诸行动，他还没有魄力去依靠人民大众奋斗，特别是无法用积极的口号和措施，去发动农民，没能形成广泛的群众基础，辛亥革命失败了。这次失败使他下定了“合群力为革命力量”的决心，他正言宣告，革命要想取得成功，一定要请全国人都同心协力去做。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中国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农民运动汹涌澎湃，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强大力量。1922年1月的香港海员大罢工，9月的粤汉铁路和安源煤矿工人大罢工，10月开滦矿务局大罢工；1923年1月，海丰县总农会成立，2月7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12月广东工会联合会、新学生社等70余团体举行示威活动，要求收回关税主权，抗议帝国主义侵略；1924年工运、农运迅速发展，建立了武装，即广州工团军和农民自卫军。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些斗争，不但有力打击了封建帝国主义，也有力地支持了孙中山的革命活动，这些斗争的熊熊之火，使孙中山有了更新一步的认识，当他看到许多赤脚破衫的农民到广州来参加农民大军时，极具远见他说：“这是革命的起点。”也正是这个时候，孙中山认识到了工人和农民是否参加革命，是革命成败的关键。正如他自己所说：“国民革命之运支，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也正是这时，孙中山认识到农民才是中国人民真正的大多数，是革命的基础。他认识到了“工人既有了团体，要废除中外不平等的条约，便可做全国的指导，作国民的先锋，在最前的阵线上去奋斗。”还认识到了，一般国民来参加革命，是革命的“后盾”。如他所说：“革命成功，中国能独立和解放，其所恃为后盾者，实为多数之民众，若知识阶级，若农夫，若工人，若商人是已。”

　　反动势力的相对强大，在早期革命失败上己得到了证实，孙中山发现若只凭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来完成反帝反封的任务是不可能的。如果发动所有的革命力量，合群力而革命，反动势力必将土崩瓦解。就此，孙中山提出要使中国进步，真正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国家，“非用群力不可。”他说：“我们要求中国进步，造成一个极合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国家，非用群力不可。要用群力，便是在合群策群力大家去奋斗，不可依赖一人一部分用孤力去做，用孤力去做，所收效果，是很小很慢的。”

　　正是因为这种认识，在孙中山的努力下，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积极开展工人和农民运动，为北伐战争初期的胜利打下了基础。

　　孙中山还注意到了工农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他认为物质财富是由工人和农民创造出来的。如果工人和农民都愿意去做工，生产的效率便是很大，便能在国家建设中发挥极大作用，因此在国家建设之中，也要合各阶级之合力，而不能单凭掌握了机器的资本家。

　　孙中山用他的所有活动，来实行“革命和建设非用群力不可”的策略，一直到1925年3月11日，在他的《遗嘱》里，还提出“要唤起民众”的口号，作为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在理论上是超前的，在整个世界资产阶级革命史上也属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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