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目的而不择手段

　　孙中山作为民主革命的先驱，在他40年的革命活动中，不管社会如何急剧动荡，也不管政治风云如何变幻莫测，他总坚定地憧憬着建立“民主共和”这美丽的未来前景，并且从未停止过为实现这一理想而艰苦奋斗。

　　但当时的中国社会动荡不安，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内忧外患接踵而至。在这种险象环生的恶劣境遇中，单单把理想当成治疗一切社会弊病的良药，只能使理想成为虚幻飘渺的空想，孙中山在对自己政治信仰有几分宗教式的虔诚和狂热的同时，在革命的实际活动中，采用了一种灵活务实的策略。

　　甚至是为某种目的，他达到了不择手段的程度。

　　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以前，革命的主要对象就是清朝专制皇权，辛亥革命后，主要对象是军阀，概括而言是坚决地反对封建专制，建立民主共和。比如从辛亥革命前的排满，争取民主共和，到辛亥后的反对军伐专制，维护共和以及实现真共和反对假共和等等，都反映了他的这一思想轨迹。但是，他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又采取灵活的策略，欲借敌方势力为己所用。例如，尽管惠州起义前后他多次声明他的目的是建立共和国，但1900年，为了使刘学询的经济为革命所用，他在致刘学询函中表示了对帝制的容忍，函中就有一句“主政一人，或称总统，或称帝王”的话，这曾使许多人怀疑他是否已由治病救人的医生转变成了医世救国的革命志士。另一事，孙中山为集中力量冲击满族皇权，曾试图与李鸿章联络，实行割据独立。

　　民国元年，孙中山为了早点使中国建成一个统一的共和国，把总统之位让与袁世凯，后来，尽管他认识到了反对军阀是他的首要任务，认识到了南北军阀乃一丘之貉，但为了达到实现真共和的目的，他不仅多次与南方军阀一起反对北洋军阀，而且还与北洋军阀中的某些派系建立同盟关系，去反对另一个对自己更具有直接威胁的派系。

　　作为民主共和这一伟大理想的政治鼓动家和革命实践者，孙中山在不同的场合，对不同的对象，采取了变化无常的姿态，实际上是在一定前提下投异己力量之所好，以争取实现自身的最终目的。例如他对刘学询允以皇冠作为诱饵，是想让这条肥鱼上钩，感动其心，使之筹资百万，“以便即行设法挽回大局，而再造中华也。”他这种举措，并没有离开共和革命的轨道，而恰恰是为了在特定情况下，沿着这条道路继续走下去。

　　在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态度和举动上，也表现了他这一政治谋略。孙中山发动革命，就是要使中国摆脱帝国主义的奴役，争取民族独立，把落后贫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改造成先进发达的国家。但他清楚，凭着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革命要同时面对满清政权和帝国主义列强作尖锐斗争，只要有被勒死于襁褓之中的份儿。不如迂回前进，先利用帝国主义列强实现民主共和，使国家富强后再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

　　1900年，为了取得日本政府对革命的支持，他允诺尽力平息台闽粤各地的抗日活动；为了争取英国的援助，他在致港督卜力的信中提出以各国总领事为顾问局员、关税增改须先与列强妥议、路矿船政及工商各业均宜分沾利权；武昌起义后，南京临时政府财政极端困难，特别是连军费都无法开支，孙中山为了寻求贷款，曾试图以轮船招商局、江苏省铁路、汉治萍公司以及长江和近海航行权作抵押，向日本借款，还与日本谈判委托日本建立中央银行，给予发行纸币、免税、办理国库收支、内外国债、改造货币、管理印花税等特权。

　　孙中山这一系列的举措，有把“利用异己手段不择手段”的策略发展到了极限的嫌疑，特别是中日密约公诸于世之后，不但引起了国人的强烈反对也使不同政见的立宪派有了搅混水的机会，就连中华革命党内部也产生了不安与混乱。

　　这正是因为孙中山本人对政治信仰的理想化程度远甚于一般人，而使得其策略跨度也更大的缘故。在特定的时刻，没有外援，其革命事业完全可能会功亏一篑，半肚子流产，策略的抉择和运用，往往决定着离胜利哪怕只有一步之遥的革命成败。孙中山采取“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策略是可以理解的。

　　在孙中山整个反帝反封的政治斗争中，他的民族独立和民主共和理想，与列强、军阀乃至封建地主是尖锐对立的，为了最大限度的孤立和打击最主要的敌人，采用灵活性的策略，借用对异己力量依赖、合作的方式，来利用异己力量，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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