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是从革命目的那儿寻找革命力量和革命途径的。孙中山认为资产阶级革命目的是打倒皇帝，永远不再需要什么皇帝，革命胜利后，建立合众政府，实现民主政治和共和政体。
这一革命目的意味着对满洲贵族所享受的各种特权的伤害，必将遭到贵族以及他们所掌握的国家机器的反对，所以革命必须流血。孙中山认为别的国家要获得真立宪，都要以流血为代价；在封建专制极为严重的中国，要实行革命就更无法避免要流血了。所以革命必须走武装革命的道路，这是孙中山就采取何种革命途径的认识和确定。
孙中山对以流血夺得革命的真胜利充满了信心，早在1904年，他于《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中说：“中国现今正处于一次伟大的民族运动的前夕，只要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势，将满洲鞑子从我们的国土上驱逐出去。我们的任务确实是巨大的，但并不是无法实现。1900年义和团起义时，联军只需为数不足两万的军队，就能击溃满清的抵抗，进军北京并夺取北京城；我们用两倍或三倍于这个数目的人，毫无疑义地也可以做到这一点，而且我们能够轻而易举地从我们的爱国分子中征募百倍千倍的更多的人。从最近的经验中可清楚地看到，满清军队在任何战场上都不足与我们匹敌。”孙中山在这一时期，就认识到了拯救中国完完全全是我们自己的责任，对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有了认识，从革命目的上寻找到了革命力量的所在。
特别是他在领导的早期起义、辛亥革命、护法战争、二次革命都不可避免地失败，使他认识到革命不能搞“精英革命”，不能专靠少数“英雄豪杰”包打天下，不能仅靠几个“勇敢分子”、恐怖分子暗杀几个统治阶级的头面人物就够了。这种小打小闹小震动是成不了大气候的，是无法根本改变时事局势的。
有了这种认识之后，孙中山提出革命的目的是为“平民”，革命的基本力量也应该是平民的观点。他说：“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利，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利，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利，故要社会革命。”而要达到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目的，就必须唤起民众，而不是唤起少数英雄好汉。
孙中山力主国民党党员努力去做广大民众的宣传工作。他在《广州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的演说》中说：“诸君把这个主义（三民主义）宣传到全国，使全国人民都赞成，全国人民都欢迎，便是用这个主义去统一全国人民的心理。到了全国人民的心理都被本党统一了，本党自然可以统一全国。”
孙中山还强调对“民众”这一概念的理解。他认为“民众”即“国民”、“大民”，指的是“全国人民”、整个中国社会成员的绝大多数，而不是少数人。革命必须唤起民众，就要唤起这在全国人口中占绝大多数的民众。
他认为只要能唤起民众，革命不怕不成功。他说：“本党党员有30万，如果一个人能够宣传10个人，在一年之后便可以得300万人的同志，在3年之后便可以得1500万人的同志。……就是广东的人心有了一半来归化本党；到了广东的人心有一半归化党，本党便可以实行以党治粤。再用1500万做基本，推广到各省去宣传，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不到三五年，便可以传到四万万。到了四万万人都受过了本党的宣传，四万万人的心理便要归化本党；到了四万万人的心理都归化本党，本党便可以实行以党治国。”
孙中山把这种发动广大国民参加、具有全社会意义的广泛而深刻的革命，称为“国民革命”。他甚至还把国民革命的执行机关――军政府的职责、权利和义务与广大国民的职责、权利和义务联系起来，说明军政府根基在国民，国民集中意志的体现在军政府，使得国民更好地认识国民革命的目的，以便更自觉更积极地参加革命他在《军政府宣言》中说：“前代为英雄革命，今日为国民革命，所谓国民革命者，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即皆负革命之责任，军政府特为其枢机而已。自今以往，国民之责任即军政府之责任，军政府之功即国民之功，军政府与国民同心戮力，以尽责任。”
国民革命在孙中山“必须唤起民众”这一策略指导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特别是在他“扶助农工”旗帜举起之后，革命之势日趋旺盛，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取得部分胜利打下了基础。
以“排满”为跳板清朝末期，当孙中山走上政治舞台，开始探求和制订变革现实的政治方案时，他发现民族问题是当时社会政治生活的轴心之一。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采取一切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压迫手段，欲使中国一步步成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
民族问题上所存在的残酷严峻的现实，使得资产阶级初期革命活动必须从“民族革命”着手。
基于这种革命形势和革命目的，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人孙中山提出了“排满”的政治谋略。他认为只有以“排满”为旗号，组织一支革命大军，用革命武力推翻清朝封建统治，建立中华民国政府。
孙中山认为以“排满”为旗号，可以团结很大一批力量，共同完成推翻满清封建专制统治的目的，但又必须注意到“排满”的旗号之下，并非尽为革命志士，而革命志士并不能把“排满”当成最终的政治目标，其最终目标是废除专制，建立共和，所以，打起“排满”的旗号是一个策略性问题，对于革命党而言，这只是一个过渡性目标。
1905年之后，“排满”的主张开始大得人心，成为当时之人心所向，国内许多报刊纷纷刊载“排满”的文章，国外留学生中关于“排满”的舆论一时鼎沸，“排满”这一话题一时之间被认为是历史潮流。
但必须认识到，各种运动之中难免有趟浑水之人，由于舆论和潮流，各种人都被卷了进来，如果盲目乐观，难免最终不功亏一篑。孙中山清醒地认识到，赞同革命的人，都主张“排满”，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但是主张“排满”的人却不一定全都赞同革命，不清楚地认识到“排满”阵营中的力量成份，是无法把握把“排满”当成革命的过渡性目标来完成的。
孙中山分析认为主张“排满”的人不外乎三类：其一，因官吏勒索敲榨而无力谋生的人，这一类人数最多；其二，因为愤于种族偏见而反对满清的人；其三，具有崇高思想与高超见识的人。这三类人在“排满”的旗号下汇集起来，一旦这一目标实现，难免要分化。这三类人中，只有第三类和第一类的在革命实践中提高了思想认识的那部分人，才会把“排满”当成一个过渡性的中间目标，当这一目标实现之后，他们将向更高的目标前进。
在筹建同盟会的时候，有人提议把团体的名称定为“对满同盟会”，孙中山就坚决指出，“排满”只是一个策略性问题，并否终极目标，而是一个过渡性目标，“创建共和”才是更为远大的目标。
他还说“排满”也必须弄清对策，不能乱排一气，满人中有害人的统治者，是“排满”安排的对象；也有不害人的满洲人，却要团结、保护和帮助。
说到底，“排满”就是要反对封建专制统治，进行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
正因为如此，孙中山认为在执行“排满”这一策略时，必须有节有制。
必须反对和制止革命队伍中那些愤于种族偏见而反对满清的人的过火行为。
对于满族人有生活困难的，政府要帮助解决，使他们成为中华民国的伟大国民。新政府应代表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不应当再搞什么汉族特权，而是对国内各民族都一视同仁的公正政府。
孙中山主张的以排满为过渡性目标的谋略，在当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团结了很大一批革命力量，从这一谋略的提出开始，只花了二十几年的时间，就推翻了满清王朝；同时又为革命指出远大目标，为后来“共和”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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