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的“奥斯卡”(1)

　　2005年8月25日是我和先生结婚8周年纪念日。我们请来了近100位朋友，在屋后的草坪上“派对”狂欢。烤肉飘香，我们搭起一个舞台，支起10顶大篷，请来了歌手和乐队捧场。我亲自担当主持人，因为我需要圆一个梦。

　　“各位好朋友，从我做演员那一天起，我就梦想得到奥斯卡奖，25年来我这脑子里一直在组织那两三分钟的获奖感言。眼瞅着年纪大了，这奥斯卡得不上了，我这感言憋得挺难受。今天我就自个儿弄一个典礼，站在这儿跟大家说说。”

　　“首先，我要感谢我的一个儿时伙伴，她叫张旗。”

　　说感谢谁谁谁是标准的奥斯卡“范儿”。那天我请来很多童年时的朋友，我向张旗伸出了右手。她站起来，大家为她鼓掌，然后听我继续说。

　　“25年前的一个下午，张旗拿着一份《北京日报》来找我，她说丹丹，北京人艺在招生呢，我觉得你应该当演员。我问她，北京人艺是干吗的？她告诉我是演话剧的。我又问她，演话剧用唱吗？她说不用唱，你去报名吧，你学老师、学同学学得太像了……如果她不来，就没有今天的我，那么此刻到场的大多数朋友我都没有机会认识。”

　　在那个下午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做演员，因为我长得不好看。但我还是跟着张旗一起去了首都剧场。招生通知上说招20个学员，我心里想象，应该是20个水灵灵的大姑娘，到了那儿才知道，男女比例为3:1，也就是20个人中，只招5个女孩子。报名费两块五，我只有5毛，另外两块钱是张旗帮我垫上的。

　　其实我认为自己一点儿戏也没有。剧场外的年轻人乌央乌央占据了整条街，个个青春逼人，闪亮夺目，还有个刚刚上映过的电影里的女主角。我相比她们什么也不是。但钱已经交了，不考也不能退。

　　初试那天，我拿出家里的火筷子在灶膛里烤烤热，卷了卷娃娃头前面的刘海儿，又从床底下掏出我二姐的一双半高跟皮鞋，鞋跟儿已经磨“坡”了的，穿上，在镜子前转着照照，就出了门。

　　每一个房间都是一个初试考场，走廊里挤满了心里没谱儿的考生。叫到我的名字时，我走进其中一间，包括田冲老师在内的三四个男老师都在等我。“怎么全是老头儿？”当时我心里想。其实他们不过是和现在的我年龄相仿。

　　刚到门口，田冲老师说：“这位同学，请把鞋脱了，我要看看你有多高。”所以我的高跟鞋白穿了，初试是光着脚考的。我不会跳舞，就做了一节广播体操，上肢运动，证明身体协调性良好，然后大声念了一段报纸。考完我穿上鞋，撒丫子往家跑，叫我二姐发现我偷穿了她的皮鞋就瞎了。

　　没想到，初试这一关难倒了前去报名的90％，而我是其余那10％中的一个。很快，我收到参加复试的通知，竞争对手只剩下100多人。

　　这一次的主考老师多为女性。狄辛老师站到我身边，跟我比了比个头。我朗诵了一首诗，李婉芬老师的评价却与诗无关：“这孩子——将来准是个大胖子，得比我还胖。”她边说边打量我，上上下下，前前后后。

　　我急了，连忙恳求道：“老师您收下我吧，不是能试读半年吗？我半年肯定瘦下来，我要是瘦不下来您再不要我！”

　　性格决定命运，此言极是。换了其他女孩子可能一听说自己胖，早灰溜溜地回家哭去了。我却不肯，因为我在孤注一掷，考不上北京人艺，我当时的处境用走投无路形容也并不过分。

　　那是1981年初，刚刚恢复高考不久，很多知青、社会青年回到学校，和应届生一起挤独木桥。我也不是应届生。我1979年考过一次大学，因为被初恋搞得五迷三道，差20多分没考上。第二年再考，我爸每天中午都从单位往家跑，给我冰上一瓶北冰洋汽水，做一顿饭。后来我受不了，临阵脱逃，跑到青岛姑姑家去了，没几天又被我爸接回来。我连大街上给人看车的老头老太太都羡慕，起码他们有个职业，干活儿干得理所当然，也没人嘲笑他们。每一个孩子，在这种生命的转折期都顶着非常大的压力，只是成年人不知道罢了。父母总叫孩子再努力一点，再用功一点，哪管孩子已经够茫然和无助了，哪知孩子的心早就飞到男朋友那儿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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