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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四十年来台湾的《史记》研究
台湾的《史记》研究，四十年来持续不断，每年都有新出的论文和专著。据不完全统计，大约发表论文400 多篇，出版专著40 余部②，这一成绩是很可观的，它说明了台湾学者的辛勤耕耘。台湾的《史记》研究队伍，也具有老中青齐头并进的特色。老一辈专家如徐文珊、王叔岷、钱穆、施之勉、劳乾等人是大陆去台的一批知名专家，有的已雕零。中青年学者大都是七十年代以后崛起的新秀，如《史记导论》的作者田博元、《史记解题》和《史汉关系》的作者吴福助、《司马迁之学术思想》的作者赖明德、《史记论赞研究》的作者施人豪、《司马迁的世界》的作者郑樑生等，他们己成为台湾《史记》研究的骨干力量。老一辈学者长于考证、校勘，中青年新秀注意引进西方的一些理论，从新的视角重新评价《史记》，涉及到了一些前人和大陆学者研究较少的问题，提出了一些新颖独到的见解。台湾的老中青《史记》研究学者都十分活跃，水平也较高，普及的工作很出色，专题的工作很深入，这是值得尊重的。
对《史记》开展白话今注今译、导读评介、选读精粹、新编故事、在大学开设专题课等等，都属于不同层次的普及工作，台湾的老中青学者都投入了很大的力量，取得的成绩十分显著，出版了不少有分量的专著。《史记今注》有马持盈与劳干、屈万里两家，《白话史记》有60 教授合译本。此外，杨家骆的《史记今释》、徐文珊的《史记评介》，李永炽的《历史的长城--史记》，郑樑生的《史记的故事》，周虎林的《司马迁与其史学》，以及国学丛书本《史记精华》等，都是在台影响较大的读物。 60 教授合译的《白话史记》和马持盈的《史记今注》流传大陆，颇受学人注目。尤其是《白话史记》成为古典今译畅销书。台湾学者的普及工作带有自觉性和计划性，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在台湾兴起文化复兴运动，让《史记》这样的优秀名著深入人心，家喻户晓，人人能读，个个能讲。如马持盈在《史记今注》的说明中，开宗明义地提出，他今注的目的就是"辅导读者能够轻松愉快的阅读《史记》，并进而引起其研究中国文化的兴趣，加强其宣扬中华文化的能力"。《白话史记》的几例也说："本书编译的目的在于求《史记》的普及化，适用于一般有基本文史知识的大众。"又说："希望透过本书，有更多人有兴趣及能力研究《史记》原文，进而研究其它中国古籍"。这些说明鲜明地揭示了作者普及祖国文化精品的自觉性。1967 年7 月28 日，台湾成立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在该委员会的倡导和组织下，大量的古籍被重新注释或翻译。台湾的《史记》研究成果，也正是在这种宏扬中国传统文化的浓厚氛围中出现的。
台湾学者在大力普及《史记》的同时，在专题研究方面下的功夫很深，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及学术论著不断涌现。综括言之，有以下几个特点，值得借鉴和注目。
其一，注重考证，功力厚实。台湾学者在考订《史记》方面的成果较多，如赵澄的《史记版本》，钱穆的《史记地名考》，张森楷的《史记新校注》，海屏的《史记的补续与改窜问题》，曲颖生的《史记八书存亡真伪疏辨》，高葆光的《史记终止时期及伪篇考》，李崇远的《史记篇例考述》，陈樑的② 该书天津人民出版社1976 年出版。
《史记世家缀录》，阮芝生的《太史公怎样搜集和处理资料》，庞德新的《从考古资料看史记的几个问题》，吴福助的《汉书袭录史记考》，胡韫玉的《史记汉书用字考证》等等，都是各自在某一专题上用功取得建树的论著。对《史记》全书的文字、史实作校勘、考订取得突出贡献的应推王叔岷的《史记料证》和施之勉的《史记会注考证订补》。两位作者都是先在杂志刊发文章，而后结集出版。考证文字以系列论文形式见诸杂志，表明它写得很精粹。《史记证》对《史记》全书逐篇作料证，主要内容有五个方面。 （1）
字句整理。下分证成旧说、补充旧说、修正旧说、审定旧说、新出己见五目。（2）史实探源。下分史实来源、史实补充、史实参证三目。 （3）陈言佐证。主要是考证《史记》中的引文出处。 （4）佚文辑录，下分可补入正文者、可补入注文者、无从附丽者三目。（5）旧注料补。下分字句整理、位置审定、立说所本、佚注拾补四目。从料证的立目内容来看，体系博大。全书以作者创见为主，前人时贤之说与证无关系者，概不录引，重点突出。本书在台湾学术界享誉很高。刘本栋在《六十年来之史记研究》一文中评论说："是书引证博赡，考辨精审。每一疑义，必求其至当而后己，使史公二千年来不白之旨，照然涣然。可谓不仅有功史学，抑且嘉惠士林矣！"《史记会注考证订补》，是施之勉订正日本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的一部力作。沈川氏之书是《史记》三家注问世一千余年后又一次集大成的集注专书，功绩不可抿没。但以一人之力搜采千余年来中日两国的学术成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错误和缺漏不可避免。该书问世后，受到我国多位学者的驳正。计有：鲁实先《史记会注考证驳议》，程金造《论泷川资言的会注考证》，钱钟书《管锥编》中有读《史记会注考证》58 则，钱穆有《评日人泷川龟太郎史记会注考证》，张以仁有《读史记会注考证札记》等。施之勉的《订补》对泷川氏之书作了全面系统的补直匡正，用力之勤非上列诸书可比，因此在台湾学术界也博得很高的声誉。
其二，对司马迁的学术思想作了广泛的探讨，挖掘较深。台湾学者不仅在《史记》的微观研究考证方面功力厚实，而且在宏观思想方面的研究也卓有成就，涉及的范围也很广泛。如黄俊郎的《司马迁撰写史记的动机》、林宗霖的《司马迁创作史记的历程及其评价》，以及阮芝生的《试论司马迁所说的"究天人之际"》和《试论司马迁所说的"通古今之变"》，着重探讨了司马迁的作史动机和目的；阮芝生的《司马迁的史学方法与历史思想》、施人豪的《史记论赞研究》，分别从历史编纂学和论赞角度分析了司马迁的史学思想；邓璞磊的《司马迁政治思想之研究》评述了司马迁的政治思想；孔庆宗的《史记货殖列传在我国古代经济思想上的价值》，评价了司马迁进步的经济思想；周虎林的《司马迁的儒家思想》、洪安全的《孔子之春秋与司马迁之史记》、王基伦的《孟子与史记之关系》，比较深入地探讨了孔孟对司马迁的思想影响；汪惠敏的《司马迁对儒道二家思想之融合》，指出司马迁受儒道两家思想影响很深；陈乃鼐的《史记历书历术甲子篇理论之研究》肯定了司马迁在历法学上的贡献，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几乎有关司马迁和《史记》中的所有问题，部有论文探讨，说明了台湾学者的思路是开阔的。同时还出版了对司马迁思想研究挖掘较深的学术专著。赖明德的《司马迁之学术思想》就是一部代表作。《司马迁之学术思想》全书十章，40 余万言，是一部恢宏大论。该书对司马迁生长的时代和社会，司马迁的读书游历和师友，司马迁撰写《史记》的心理背景，司马迁的经学，司马迁的史学，司马迁的诸子之学，司马迁的文学，司马迁的历学，司马迁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等，都作了深入的评述。特别值得称赞的是，作者把司马迁放在广阔的大一统西汉社会和学术发展的背景之中，评论司马迁的学术思想，做到言之有理，持之有故，很有说服力。全书议论风发，新见迭出，语言流畅，文笔生动，有很强的可读性，在台湾成为畅销书。
其三，比较研究，细致深入。台湾学者，好作比较研究，对照互证，议论纵横。例如马班比较，就是一个颇感兴趣的课题。吴福助的《史汉关系》和《史汉体例比较》，刘安立的《从史记汉书儒林传比较司马迁及班固的思想》，徐复观的《史汉比较研究之一例》等论文，从不同角度比较马班异同，提出了新看法，分析十分细腻。例如《史汉比较研究之一例》长达六万言，分九个专题论证，对史汉两书的体例和文字一一列目比较，使人们在全面比较中能够清晰地看出马、班不同的旨趣和不同的风格。例如作者对史汉文字之比较，结论是：史公的文体疏朗跌宕，富于变化，文句的组成较为圆满，篇章的结构线索分明，照应周密。而班氏的文体较为质重简朴，缺少变化，结构的线索不甚分明，文字较《史记》为古奥。在叙事上，史公较精确而能尽量保存历史形象生动的原貌；而班氏渐流于空洞。对人物渐流于抽象化。但《汉书》中有的传也写得很绵密。由于作者的分析是建立在详实的比较基础上，故较为平实中肯。
台湾学者的《史记》研究，硕果累累，非常丰富。由于海峡两岸的隔绝，介绍到大陆来的十分有限，上述介绍不免挂一漏万，不足以反映台湾《史记》研究的全貌。可喜的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海峡两岸的学术交流也已逐渐展开。我们深信，在不远的将来，这种交流将会进一步加强。海峡两岸学者携手齐进，一定会把《史记》的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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