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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史记学的发展--宋元明清及近代
宋元明清及近代，是史记学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个时期的研究成果总量占《史记》问世以来两千年间的十之八、九，据不完全统计，论著有二、三百部，论文近千篇①。这一时期的研究有如下一些特点。其一，流传广布。汉唐之际，书籍为简牍与抄本，受到物质条件的极大限制，自宋以后，图书大量刻印，《史记》于是从少数人的案头物逐渐成为一般人都能看到的常用书。因此，这一时期研究和阅读《史记》的人日益增多，从名师硕儒到莘莘学子，无论学文、学史，没有不读《史记》的。单是有清一代，研究《史记》留下著述文章的就有三百余人。研习者多，自然名家辈出。其二，研究范围广博，方法细密。大凡史记学包涵的主要内容，这一时期都已提出，并有相当的建树。诸如司马迁的时代、生平、思想，《史记》的体例、内容、成书原因、主要成就、价值、影响，以及马班异同、残缺续补、文字真伪、史事抵牾等等，均提出研究，并有所深入。方法有比较，有评论，有考证，用力勤而细密。比如《史记》文字真伪问题，这一时期的学者就做了许多艰苦细致的考辨校定工作。王若虚、赵翼、钱大听、梁玉绳、崔适、王念孙、何焯、钱泰吉、张文虎、郭嵩焘等都有专门著作。其三，著述形式多样，内容丰博。如果说汉唐时期《史记》研究的主流是注疏，又由于唐代三家注的杰出成就，宋代以后注疏只是一个侧面和支流，评点、考证、专题研究成为《史记》研究的主流。大体上说，宋明以评点为主流，清代以考据为主流，近代以思想研究为主流，专题研究马班异同成为专门学问。研究成果的表述，形成多样的著作，有眉批、评点、札记、书后、志疑、考异、测义、知意、达旨、探原、发微、订补、琐言、辑评、集说、读怯、评注等等，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大量史记论文和煌煌巨著的不断涌现，标志着宋元明清及近代是史记学大发展和深入的重要历史时期。下面着重评述这一时期的主流成果，即史记评点与史记考证。马班异同另立专节评述。
1.宋人的《史记》评点。
宋代以前对《史记》的评论只有零星的议论，没有形成风气。宋代统治者重视史学的修撰，《新唐书》、《新、旧五代史》，以及《资治通鉴》都在北宋完成。科举考试改诗赋为策论。政治形势影响文化风尚，所以宋代士人钻研史书十分努力，并形成好发议论的习惯，从而开了评论《史记》的风气。宋人刻《史记》和评《史记》成为一代士风。欧阳修、曾巩、王安石、三苏、二程、罗大经、刘辰翁、黄震、洪迈、郑樵、吕祖谦、晁公武、王应麟、叶适、王若虚，以及秦观、黄庭坚、黄履翁、陈振孙、朱熹、辛弃疾、马存等数十人，都对《史记》作过认真的分析评论，尽管专门著作不多，而散论文章可以说是洋洋大观，数量、质量都可称雄一代。宋人对《史记》总体的评论，识见高于唐人一筹。首先对司马迁开创纪传体的认识，以郑樵为代表作了很高的评价。他称《史记》五体，"本纪纪年，世家传代，表以正历，书以类事，传以著人，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①其次对于《史记》各体的评论，也都提出了创新的① 河东郡时属北魏。裴■祖籍河东闻喜县，今属山西省。
① 详见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史记研究的资料和论文索引》（科学出版社1957 年出版），杨燕起、俞樟华《史记研究资料索引和论文专著提要》（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 年出版）及王重民《清代文集篇目分类见解。如林驷论"本纪"，认为司马迁是"以事之系于天下则谓之纪"①，超出了刘知几"以天子为本纪"的认识。唐人评史，以刘知几《史通》为最高水平，而刘知几对史表认识不深，甚至有废表之论②。郑樵的《通志总序》则说，"《史记》一书，功在十表。"吕祖谦的《大事记解题》卷一详为申说，认为"《史记》十表，意义宏深"，故"学者多不能达"。他阐述十表"宏义"说："《三代世表》以世系为主，所以观百世之本支也。《十二诸侯年表》以下以地为主，故年经而国纬，所以观天下之大势也。《高祖功臣年表》以下以时为主，故国经而年纬，所以观一时之得失也。《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以大事为主，所以观君臣之职分也。"吕氏的评论，第一次揭示了《史记》十表的编制方法和功用，开阔了人们的眼界，在当时和后世都有很大的影响。五体结构的互见法，也为宋人苏询所首发。《史记》博大精深，宋人的评论也涉猎广泛。评论最突出的问题，有"史公三失"、"马班异同"、《史记》文章风格、《史记》人物等。对"史公三失"，宋人分为两派，苏拭、叶适、王若虚等人赞成班固的观点，秦观、沈括、晁公武、陈仁子、黄震等多数为司马迁辩护，认为司马迁先黄老，崇游侠，颂货殖是有为而发，班固的批评不足为司马迁之病。两派意见，森严壁垒，势均力敌。尽管辨难纷坛，却只停留在表象的就事论事，很少有人从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高度揭示"史公三失"之说为非，所以这个传统课题，宋人并没有取得突破性的成绩。对《史记》文章风格，唐韩愈、柳宗元评价为"雄深雅健"，宋人的评论在此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深入和发展。例如散文家马存，他在《赠盖邦式序》中，作了具体的发挥。他认为《史记》的风格特点是：或"奔放而浩漫"，或"停蓄而渊深"，或"妍媚而蔚纤"，或"雄勇猛健"，或"斩绝峻拔"，或"典重温雅"③。苏辙说太史公行文"疏荡有奇气"①。马存与苏辙还探讨了《史记》文章风格形成的原因，是来自于壮游所感受的深广的生活实践。以上论述，超越前入。
2.明入评点《史记》的杰出成就。
元代由于政治的原因，整体社会学术空气不浓，《史记》研究成绩不大。但元代用戏曲形式宣传《史记》，在普及方面取得了空前的成就。据今人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所载，元代取村于《史记》的杂剧有一百八十余种，而且大多为演出本。这么多的《史记》戏在全国大小剧场上演，《史记》的人物故事，厂为人知。这无疑为明清以来的史记学发展，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因此元代的《史记》戏，亦应值得大书一笔。
明人研究《史记》，承袭宋人的评论余风，发展壮大成为一代主流。明人评点改变了宋人因人因事立题的单篇论文和读书笔记的形式，而以恢宏气度对《史记》全书评点，出现了形式多样的评点专著。最基本的形式是在《史记》原文上用五彩笔作圈点、夹批、眉批、总批。著名的评点专著有杨慎《史记题评》、唐顺之《荆川先生精选批点史记》、茅坤《史记钞》、归有光《归震川评点史记》、钟惺《钟伯敬评史记》等。另一种形式是搜集会萃历代学索引》等书的著录。
① 《通志总序》。
② 《古今源流至论》后集卷九《史学》。
③ 刘知几论史体，见《史通》卷二《本纪》，废表之论见《史通》卷三《表历》。① 见《史记评林》卷首引。
者以及时贤的评论精语，一一标注在《史记》有关正文之上，号称"史记评林"。此由凌稚隆的《史记评林》发其端，后继者纷起，有李光缙等人的《史记萃宝评林》、陈仁锡的《史记评林》、葛鼎、金蟠的《史记汇评》、邓以的《史记辑评》、朱子蕃的《百大家评注史记》、陈子龙、徐孚远的《史记测义》等多种辑评专著。辑怦形式，灵活自由，文字可长可短，内容丰富多彩，有总体分析，有细事发微，有人物评论，有史实考证，有感则发，无话则省。辑评精语，夹注在作品中，或书写在眉端，时时提起读者的注意，帮助读者思索品味，把自己的欣赏和感受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因此辑评很受读者欢迎，流风所及，也成了清代和近代的一种最基本、最普遍的研究方法。晚清以后，形式又有所发展。如清末郭嵩焘的《史记礼记》，已不录《史记》全文，而是摘引有关原文，然后发议论。近代李景星的《史记评议》，则完全抛开原文，没有夹批，只有百三十篇的评。今人杨燕起、陈可青、赖长扬又在前人辑评的基础上，会萃从古至今四百余种著作中的精语，编纂《历代名家评史记》一书，给《史记》研究者提供了历代有关《史记》评论的主要资料。该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为全书和《史记》五体的总评，下编为一百三十篇的分论，采录标准以有无学术价值为准。可以说，这是辑评形式的新发展。附论于此，以资参阅明人评点《史记》的内容非常丰富，史事、人物、编纂体例、文章风格、艺术手法，无所不及。行文内容不似宋人以议论为主，而是紧贴《史记》原文以分析为主，语言明快，通俗易懂，不发空论，能够引导读者进入欣赏的境界。所以，象茅坤、杨慎、唐顺之、归有光、余有丁等人的见解，就成为品题《史记》的圭臬，深受读者喜爱。明人抉发司马迁的写人艺术，以及《史记》与小说的关系，更有精绝的分析评点，发前人所未发，如本书第七章所引金圣叹对《史记》文学技法的评论，就独树一帜，作出了杰出的贡献。3.清人的《史记》考证与研究。
清代是旧时代史记学发展的高峰，研究者之多与成绩之丰，都是前所未有的。清人研读《史记》，留下文章著述的有三百余人，著名的专著有几十部。如王鸣盛《史记商榷》、钱大听《史记考异》、赵翼《史记札记》、杭世骏《史记考证》、王元启《史记三书正讹》、邵泰衢《史记疑问》、邱逢年《史记阐要》、梁玉绳《史记志疑》、休伯桐《史记蠡测》、王筠《史记校》、程余庆《史记集说》、张文虎《校勘史记札记》、尚《史记辨证》、郭嵩焘《史记札记》、潘永季《读史记札记》、李慈铭《史记札记》、方苞《史记注补正》、牛运震《史记评注》、杨于果《史汉笺论》、杨琪光《史汉求是》和《读史记臆说》、鹿兴世《史记私笺》、储欣《史记选》、王又朴《史记七篇读法》、汪越《读史记十表》、汤谐《史记半解》、邵晋涵《史记辑评》、高塘《史记抄》、吴敏树《史记别钞》、沈家本《史记琐言》、王治《史记榷参》、吴见思《史记论文》、吴汝纶《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等等，都是研精覃思的力作。此外，象顾炎武《日知录》、李晚芳《读史管见》、刘熙载《艺概》、曾国藩《求阙斋读书录》、刘大槐《论文偶记》、林纾《春觉斋论文》等著作中，也对《史记》发表了许多精到的评论。
史记学发展到清代，已经展开了广阔的领域，积累了非常丰富的资料、研究方法和经验教训。又由于政治高压的原因，士人欲避文字狱，治学问者大多埋头于古籍考证。所以清人对《史记》研究的贡献，主要不在于开拓新的领域，而是全面继承、深入和总结前代的研究成果，因而呈现了硕果累累而以考证为主流的新局面。清人评点《史记》亦有突出的成绩。吴见思的《史记论文》、吴汝纶的《点勘史记》都是流传极广的名作。桐城派古文大家，如方苞、刘大槐、姚鼐、林纾等人对《史记》艺术美的研究与抉发，理论的深入超过了明人的评点。清人的考证亦不废评论。考中有评，评中兼考，这是清人研究《史记》的一大特点。如汪越的《读史记十表》和徐克范补，就是一部阐发十表义理兼考据的名作，评议与存疑都十分精严。不过清人《史记》研究的主流是考证，这是本节评述的重点。
《史记》载三千年历史，时间长，人事多，地域阔，司马迁的记述难免有疏漏。《史记》流传，必然发生文字歧异。后人的研究，也有得有失。对这些问题进行一番疏理，考辨是非，是非常心要的。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学术界考据成为一代风气，学者以考据方法，对古代文献，进行通盘分析整理，成就斐然，学术史上称为乾嘉考据学。《史记》考证就是在这一风气下发展起来的。
追溯《史记》考证，第一人是三国时的谯周。据《晋书·司马彪传》载："谯周以司马迁《史记》书周秦以上，或采俗语百家之言，不专据正经，周于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赁旧典，以纠迁之缪误。"《古史考》今已不存，遗说见于《史记》三家注引录。《史通·正史篇》称该书"今则与《史记》并行于代焉"，说明《古史考》是唐以后失传的。宋人以疑古精神读《史记》，因疑而辨，也做了一些考辨工作，最有代表性的是金人王若虚的《史记辨惑》。作者以疑古精神，对《史记》在采摭、立论、体例、文字、文章、评论诸方面的问题，广为疑惑，发难辨驳。但由于王若虚疑古过勇，放言高论，刻意苛求，言之成理者十之三、四，失误偏激者十之六、七，失多于得，影响不大。从总体上说，宋人的考辨还停留在致疑发难，提出问题的阶段。到了明代，《史记》考证才有所发展，出现了柯维骐《史记考要》、郝敬《史记愚按》等考证专著，为清人的考证起了铺路奠基的作用。
清人的《史记》考证，通过训诂、笺释、校勘、辨伪等方法和手段，对《史记》作了全面系统的整理研究。清代著名的考据学家，如王鸣盛、钱大听、赵翼、王念孙、梁玉绳等人，都在《史记》考证上下过一番功夫。其中以梁玉绳的成绩为最大，他的《史记志疑》可代表清人《史记》研究的水平。这些学者，重视实证，力戒空谈，穷年累月搜集资料，进行归纳、排比，"究其异同，核其始未"，言必有据，据必可信，孤证不立，必以多项证据定是非，因此他们的考据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受到世人的推重。
清人考证《史记》的方面很广，大至重大的历史事件，小至一地一名，一字一音都不放过。主要的成绩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考订文字。厘正文字，是清人《史记》考证的重心，钱大听、王念孙、梁玉绳、李慈铭、张文虎等人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史记》在流传中，文字有衍、倒、讹、脱、增、改、缺、异，以及错简等。如《廉颇蔺相如列传》："秦破赵，杀将扈辄于武遂。"钱大听云："《赵世家》作'武城'，武遂在燕赵之交，秦兵未得至其地，恐因上文有武遂、方城之文，误衍'遂'字耳。"②武城在赵之南境，在今河北磁县西南，武遂在赵之东北邻近燕，在今河北徐水县西。秦兵未过赵都邯郸，不可能到达武遂，故钱氏据《赵世家》校正，"遂"字涉上文而② 《栾城集》卷二十三《上枢密韩太尉书》。
衍致误，这一字之差，史实就有很大的出入。《史记》文字，在刘宋时裴■厘正过一次①，成为古代定本。历经一千余年，清人再次作了全面的疏理，为今通行本中华书局点校本奠定了物质基础，这一贡献无论怎么评价都不过分。
其二，考订史实。三国时谯周《古史考》己发其端，但以后一千余年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清人的考证，成绩巨大，有系列的专著。如王鸣盛《史记商榷》、赵翼《史记札记》、王元启《史记月表正伪》、《史记三书正伪》、梁玉绳《史记志疑》等。此外，散见于一些读史札记、笔记及文集散篇的考辨成果亦不少。
其三，考订地名、人名、年月。其四，考证《史记》疑案，如作者生平、书名、断限、缺补等。内容丰富，例证不能一一胪列遍举，兹从略。
以上评介，只是一个概略的轮廓，不免挂一漏万。清人乾嘉学派以考证方法治史是考据学的一个主要方面，《史记》又是一部博大的典籍，所以清人对《史记》考证用力之勤，贡献之大，任何一个时期无可比拟。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清人的考证也有很大的局限。从方法上主要是以文献证文献，比起近代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就逊色一筹，这是时代的局限。其次，微观的研究用力甚勤，而宏观的把握则不足，导致有的考证似是而实非。例如梁玉绳《史记志疑》考列《伯夷列传》十大矛盾，认为"史所载，俱非也"。殊不知司马迁本来就视伯夷、叔齐同许由、卞随、务光一样，其事迹都在疑似之间，只不过是借题发挥罢了。司马迁不仅是史学家，他还是文学家和思想家，不把握这个宏观，考证难免迂阔之见和皮毛之论。有时钻牛角，为考证而考证。不过瑕不掩玉，清人《史记》考证的总体成就，在史记学发展史上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4.近代研究《史记》的特点。
这里所说的近代，是指1900-1949 年，整五十年，正当二十世纪的上半世纪。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政治的动荡带来思想的活跃。资产阶级和马克思主义两种思想体系、两种研究方法从西方传入中国，在古老神州大地上激发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在这一大背景下的《史记》研究，具有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一些新特点。从总体上说，这一时期的研究，一方面是对封建时代的《史记》研究成果开始了批判总结，另一方面是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具体说，是全面继承清人的研究余绪，仍以考证与评议为两大主流，但更具有理论色彩，识见上了一个新台阶。这时期的注家仍然寥落，这方面与日本学术界相比，尚有差距。三十年代日本学术界出版了拢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尽管有许多不足，它毕竟是继《史记》三家注之后近代的一部集成著作，其价值不能低估。这说明近代的《史记》研究是一个过渡时期，它为建国以后史记学的深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近代半个世纪《史记》研究的总成果相当可观，重要的学术论文有一百余篇，专著几十部。考证方面，崔适《史记探源》、鲁实先《史记会注考证驳议》、朱东润《史记考索》、李奎耀《史记丛考》、余嘉锡《太史公书亡篇考》；评议方面，魏元旷《史记达旨》、杨启高《史记通论》、刘咸《太史公书知意》、齐树楷《史记意》、李景星《史记评议》、施章《史记新论》、① 《二十二史考异》卷五。
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史记》注疏方面，李笠《史记订补》、吴国泰《史记解诂》；《史记》书法方面，靳德峻《史记释例》；太史公行年方面，张鹏一《太史公年谱》、郑鹤声《司马迁年谱》等等，都是各具特色的专著。一大批著名学者如章炳麟、梁启超、罗振玉、王国维、鲁迅、茅盾、刘师培、钱玄同、顾颉刚、罗根泽、闻一多、朱自清、范文澜、吕思勉、翦伯赞、郑振锋等，也在他们的著作或论文中程度不等地评述了《史记》。这一时期创立的史学史、文学史大都给予《史记》以专章、专节的论述，使《史记》在我国史学史和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得到了更牢固的确立。
这一时期《史记》研究的特点，概略他说有以下几个主要方面：其一，高度评价司马迁和《史记》，认为司马迁为中国史学立界碑取得了共识。梁启超评价司马迁为"史界太祖"②，罗元鲲则誉《史记》为"我国二千年来第一绝作"①。翦伯赞、顾颉刚作了进一步的论证。蔚伯赞说："中国的历史学之成为一种独立的学问，是从西汉时起，这种学问之开山祖师，是大史学家司马迁。"②顾颉刚说："窃谓《史记》一书，'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实为吾国史事第一次有系统之整理，司马氏既自道之矣。??是书独其创定义例，兼包巨细，会合天人，贯穿今古，奠史学万祀之基，伟然有其永存之辉光，自古迄今，未有能与之抗颜而行者矣。"①鲁迅凝炼为两句定评语："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②史学、文学都说到了，至今常为人们引用。
近人将《史记》评价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并不是空言论说，而是从具体分析中得出，比前人更细，更富理论色彩。仅举一例以明之。联络《史记》结构的互见法，宋人苏询即已发现，但只说到"本传晦之，他传发之"这一特点，而内涵和价值尚未充分论说。近人李笠和靳德峻就作了比较明确的定义。李笠《史记订补》说："阙于本传而详于他传者，是曰互见。"靳德峻《史记释例》说："一事所系数人，一人有关数事，若为详载，则繁复不堪，详此略彼，详彼略此，则互文相足尚焉。"并具体分析有"书明互见者"的互见，有"不书明互见而实互见者"的互见，有详于此而略干彼的互见，有两者微殊而互为补足发明的互见。朱自清在《史记菁华录指导大概》一文作了更进一步的阐释。他认为互见法在纪传史中的运用，第一避重复，第二寓褒贬，第三免触忌讳。每一论点都有生动的例证分析，使读者过目而留下深刻印象，对于辅导阅读《史记》有很大的意义。
其二，加强了对《史记》宏观的综合评议。李景星《史记评议》、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是两部代表作。前者是对《史记》分篇的综合评议，后者是对《史记》全书的综合评议。立足点不同，表述方法也有了创新。李景星的《史记评议》，虽然是对《史记》逐篇评说，但立意在综合，所以不在原文上作眉批、夹评、圈点，而是脱离原文，驰骋笔力进行分析论断。② 《史记集解序》云："考较此书，文句不同，有多有少，莫辩其实，而世之感者，定彼从此，是非相贸，真伪舛杂。"说明《史记》抄本在南北朝时文字舛杂，裴■在徐广《史记音义》基础上作了厘正，写成定本。
① 《中国历史研究法》第27 页。
② 《史学概要·西汉之史学》。
① 《中国史纲》第2 卷第654 页。
② 《史记》校点本序。
内容丰富多彩，大至篇章命题，作文中心，作者用意，小至一词一语、一时一地的校核推敲，以及人物品评、材料运用、马班异同等都带总结的意味。李景星的评议，比起明清人的《史记》篇未总评，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大大前进了一步。李长之的《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是史记学发展史上第一部以章节体全面评介司马迁及《史记》的专著。对司马迁的评述，讨论了他处的时代，追溯了他的家学渊源，勾勒了他的生平、思想；对《史记》的评述，推测了各篇的创作顺序及缺补，内容分析从哲学、史学、美学、文学各个角度全面分析其内函和价值。李氏对《史记》艺术的分析，独树一帜，获得了许多创见。他用统一律、内外谐和律、对照律、对称律、上升律、奇兵律、减轻律、建筑结构与韵律等美学律则分析《史记》的艺术成就，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李氏尤其强调《史记》的抒情性，称司马迁是一个不朽的抒情诗人，称《史记》既是史学，又是一部绝好的史诗和个人传记。这些说法，毫无疑问可以讨论，但它鲜明的表现了评论者的个性的一家之言，对读者深入体会司马迁的思想、风格也是有启发的。
其三，系统地介绍《史记》的读法和学法，开始了《史记》的普及。近代学者给予《史记》以崇高的评价，认为它是一部开卷有益的国学精粹，所以从清末至建国前这个时期，《史记》已有相当程度的普及，研习的人越来越多。首先，在二十年代有各种普及的《史记》版本和通俗读本不断问世。如商务印书馆影印了殿本和百纳本《史记》、又有国学基本丛书本、万有文库本、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开明书店缩印二十五史本、世界书局影印殿本、上海大光书局铅印本。最值一提是1936 年北平研究院出版的顾颉刚、徐文珊点校的白文本《史记》，第一次对《史记》作标点分段，为新中国中华书局点校本奠定了新式点校基础。通俗读本有胡怀琛《史记选注》、庄适等《史记选》、高步瀛《史记举要》、中华书局排印本《史记精华》等。其次，从二十年代起，许多知名学者如梁启超、朱自清、钱基博等把《史记》搬上了大学讲坛，培养了一批《史记》爱好者。在普及宣传与培养人才方面，用力最勤，贡献最大者，正是新史学理论的奠基人梁启超。
梁启超在他的许多演讲和论著中，大力提倡人们阅读和学习《史记》，推崇司马迁的文章是作文范本。他在南开和清华借大学讲坛开设《中国历史研究法》及《补编》、《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中学作文教学法》等课程，都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评介《史记》。对《史记》的读法，明清时代的学者已渗透在评点之中，但他们的议论都比较细碎，不成系统。梁启超的《史记》读法则是一种系统的指导，对一般读者和专门研究者都有指导意义。他在《史记解题及其读法》中，分别讨论常识的读法和专究的读法，以及如何做准备工作，铸了作者的治学经验，使读者倍感亲切。梁氏在专究的读法中提出了几项具体工作，如辨识后人窜乱，考证先秦史实，为《史记》作新注，编制《史记》古今地名对照手册，补大事年表等，这些恰是尔后《史记》深入研究的紧要课题。梁氏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对于如何学习司马迁的写人艺术作了具体分析，并认为可为新史学撰写人物提供借鉴。由此可见，梁启超评介《史记》，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因此是很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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