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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史记学的形成--汉唐时期
《史记》问世两千多年来，阅读和研究它的人不可胜数，并传播海外。
各种校勘、注释、考证、评论的文章和专著大量出现，形成了一项专门学问，即"史记学"。"史记学"之名由宋人王应麟提出。他说："司马氏《史记》有裴、徐广、邹诞生、许子孺、刘伯庄之音解。??《史记》之学，则有王元感、徐坚、李镇、陈伯宣、韩琬、司马贞、刘伯庄、张守节、窦群、裴安时。"①王应麟称"史记学"为《史记》之学，形成于唐代，这与实际的发展是吻合的。大体说来，汉唐是史记学的形成时期，宋元明清及近代是史记学的发展时期，建国以来的当代是史记学的深入和丰收时期。当代史记研究分大陆与台湾各立专节。先说汉唐时期。
1.《史记》流传，为杨恽所布。
《史记》书成，正本藏于皇室书府，副本抄留家中。官府所藏正本，在高层统治集团中流传。昭帝始元六年（前81）召开盐铁会议，御史大夫桑弘羊与文学论辩就引用司马子长为己证。《盐铁论·毁学篇》云："大夫曰：司马子长言，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赵女不择丑好，郑妪不择远近，商人不丑耻辱，戎士不爱死力，士不在亲，事君不避其难，皆为利禄也。"桑弘羊的引证，正是《史记·货殖列传》有关内容的复述。
《史记》体大思精，因有着鲜明的批判性与人民性，在东汉时期被儒家正统思想家视为"谤书"。西汉未扬雄，东汉班彪、班固父子就对《史记》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众所周知。东汉光武建武四年，博士范升反对立《左传》博士，并涉及《史记》，"升又上《太史公》违戾《五经》，谬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录三十一事"①，东汉未，司徒王允竟直斥《史记》为"谤书"。王允说："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②因此，《史记》在两汉时上层统治集团中的传布，受到政府严格的控制，《汉书·宣元六王传》载，成帝时，东平王刘宇来朝，上书求《太史公书》，成帝以问大将军王凤。王凤以为《太史公书》有"战国从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予"。成帝竟纳其言，遂不与东平王书。东汉卫宏《汉仪注》载，汉武帝削除《景纪》、《武纪》。其中一部分易触犯时忌的内容，在流传本中被摘除，所以使得班固所见官本"十篇缺，有录无书"。《史记》大行以后，有些篇传虽亡而复得，但《今上本纪》等篇仍然缺损。
司马迁抄留的《史记》副本，在宣帝时为其外孙杨挥向外传播。《汉书·司马迁传》载其事云："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浑，祖述其书，遂宣布焉。"从此开始了《史记》的研究，如同西汉古文经学一样，在民间士大夫中流传，到了东汉逐渐扩大。由于《史记》本身的巨大成就，杨恽宣布后，受到众多学者的效仿。西汉一代续补《史记》者有十七人。《史通·古今正史》载十五人，其言曰："《史记》所书，年止汉武太初，已后阙而不录。其后刘向、向子歆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又作殷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① 卫宏说载于所著《汉仪注》，见《太史公自序·集解》引。
① 《玉海》卷四十六《唐十七家正史》。
② 《后汉书》卷三十六《范升传》。
相次撰续，迄于哀、平间，犹名《史记》。"此外，有诸少孙补《史记》十篇，直接附骥《史记》流传。《后汉书·班彪传》李贤注，又有阳城衡续《史记》。东汉班彪集大成，作《史记后传》六十五篇，其子班固扩充独立为《汉书》。《汉书》由于受到统治者的宣扬，加之是一部汉代近代史，首尾完具载述西汉一朝，所以成书不久，就大行于世，被目为五经之亚。《汉书》却是仿《史记》的体例。反过来，它推动了《史记》的流传。东汉后期，《史记》流布渐广。桓帝时，《史记》已成为司马迁书之专名。这时已有两部《史记》音注书问世。有延笃《音义》一卷，无名氏《音隐》五卷③。延笃，东汉顺桓时人，传见《后汉书》卷五十四，卒于桓帝未永康元年，即公元167 年。2.汉代学者对《史记》的批评。
两汉是史记学的厄困时期。由于汉家定儒学于一尊，而司马迁的异端思想，具有反传统和对现实强烈的批判精神，所以它的传播与研究受到官方的严格控制。西汉时代续补《史记》者十余家，除褚少孙外，均是接续《史记》叙载汉家之事，集大成者就是班固的《汉书》。尽管续补者众，但对史记学的发展没有直接影响。汉儒对《史记》多持批评态度。最早批评《史记》的学者是西汉未年的哲学家和文学家扬雄。《汉书·扬雄传》班固转述雄言曰："太史公记六国，历楚汉，讫麟止，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扬雄又在《法言·重黎篇》中对照司马迁与孔子思想的不同点，指出："仲尼多爱，爱义也；子长多爱，爱奇也。"这里将司马迁传人之"奇"是和为儒家"义"的对立面而提出的，表现了扬雄的卫道立场。他的"是非颇谬于经"的指责，实开班彪、班固父子批评《史记》的先河。《汉书·司马迁传》赞曰：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
这就是所谓的不合于"义"的"史公三失"。在东汉随着儒学的神秘化，在统治集团，《史记》受到严厉的非难。光武建武四年（公元28），博士范升反对为《左传》立博士，涉及《史记》，认为太史公多引《左氏》，抨击《史记》"违厌五经，谬孔子言"①。东汉未王允竟直斥《史记》为"谤书"①由于《史记》的博大渊深，汉代正统儒家学者，并没有对《史记》全盘否定，有诸少孙的倾心研读续作，有刘向的高度赞扬②。刘向极为推崇《史记》，他的《别录》，常以《史记》为评断标准，例如《管子书录》就袭用《史记·管子传》。王充对《史记》有褒有贬，《论衡·书解篇》称赞西汉诸儒陆贾、司马迁、刘向、扬雄等人上继周公、孔子，"文儒之业，卓绝不循"。班氏父子对《史记》是一分为二的，《汉书》效法《史记》的成功，应该说班氏父子是《史记》一大功臣。但大气候却是对《史记》不利。尤其是班氏父子对"史公三失"的批评，在今天看来确是错误的，然而在汉代，乃至整个封建社会都具有权威性，可以说在史记学发展史上左右舆论两千年。批评《史记》者必引"史公三失"为左证，金代王若虚甚至发出了"迁之罪不容诛矣"③ 《后汉书》卷六十下《蔡邕传》。
① 见《史记索隐后序》。
① 《后汉书》卷三十六《范升传》。
② 《三国志·董卓传》裴松之注引谢承《后汉书》载王允之言曰："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王允之言又载于范晔《后汉书·蔡邕传》。
的极端论述③。肯定《史记》者，不破"史公三失"之说，则不中肯綮。以至历代巨子，如魏晋六朝的王肃、张辅、葛洪、裴松之、范晔；唐宋的刘知几、晁无咎、秦观、沈括、倪恩、黄震、叶适、郑樵、王若虚；明清的邓以、董份、陈仁锡、李蛰、袁文典、梁玉绳等，无不对班氏父子的批评或马班优劣展开一次又一次的辩论。这种争论至今仍在进行，不过"史公三失"在今天已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得到了廓清。它不仅不是司马迁之"敝"，而且恰恰是司马迁思想中光彩夺目之"长"。参阅本书前述第九章第四节，兹从略。
班氏父子又批评《史记》不尊汉，将汉代帝王"编于百王之未，厕于秦、项之列"④。在这种气氛中，《史记》在汉代流布不广，研究不受重视，而效法者《汉书》取得独尊地位。颜师古《汉书叙例》所列的《汉书》注，汉代就有荀悦、服虔、应助、伏严、刘德、郑氏、李斐、李奇八家；三国时有邓展、文颖、张揖、苏林、张晏、如淳、孟康、项昭、韦昭九家，晋代有晋的、刘宝、臣瓒、郭璞、蔡谟五家，行世二百余年注家达二十二家之多。《史记》至东汉未仅有延笃《音义》和无名氏《音隐》两家，显得十分冷落。
3.史记学的奠基与形成。
魏晋南北朝是史记学的奠基时期，人们对《史记》与《汉书》的注释与研究，并行发展，至隋唐而集中古研究之大成，形成了专门的史记学与汉书学。这是因为随着汉王朝的瓦解，《汉书》独尊地位受到冲击，《史记》谤书之说得到辨诬。客观环境的变化，扫除了《史记》流传的障碍。而这一时期纪传体史学的大发展，又推动了《史记》的研究。第一个为《史记》谤书辨诬的是魏王肃。《三国志·王肃传》载，魏明帝曹问王肃曰："司马迁以受刑之故，内怀隐切，著《史记》非贬孝武，令人切齿。"肃对曰："司马迁记事，不虚美，不隐恶。刘向、扬雄服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谓之实录。汉武帝闻其述《史记》，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于今两纪有录无书。后遭李陵事，遂下迁蚕室。此为隐切在孝武，而不在于史迁也。"其后，裴松之作《三国志注》，也委婉地驳斥了王允的谤书说。裴松之云："史迁纪传，博有奇功于世，而云王允谓孝武应早杀迁，此非识者之言。但迁为不隐孝武之失，直书其事耳，何谤之有乎？"裴松之为尊者讳，不相信谤书说出自王允之口，但他驳斥谤书说却是旗帜鲜明的。
晋人傅玄、张辅论马班优劣，竟直斥班书不如迁书①。《汉书》的独尊地位受到冲击，《史记》日渐受到重视。从魏晋至隋唐，以三家注为标志，形成史记学发展的一个高峰。这一时期的注家，见于《隋书》及两《唐书》等三书史志记载的有十五家。列目如下：《史记音义》12 卷，宋徐广撰《史记集解》80 卷，宋裴骃撰《史记音义》3 卷，梁邹诞生撰《史记注》130 卷，唐许子儒撰《史记音》3 卷，唐许子儒撰《史记音义》20 卷，唐刘伯庄撰《史记注》130 卷，唐李镇撰③ 刘向及扬雄、班氏父子对《史记》的评价见《汉书·司马迁传》赞语。④ 《滹南遗老集》卷十九《史记辨惑》。
① 《汉书》卷一百《叙传》下。
《史记义林》20 卷，唐李镇撰《史记地名》20 卷，唐刘伯庄撰《史记注》130 卷，唐王元感撰《史记注》130 卷，唐陈伯宣撰。
《史记注》130 卷，唐徐坚撰。
《史记纂训》20 卷，唐裴安时撰。
《史记索隐》30 卷，唐司马贞撰。
《史记正义》30 卷，唐张守节撰。
上列诸家注疏，流传下来的只有三家，即刘宋裴骃史记集解》、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张守节《史记正义》，世称三家注，三家注是汉唐时代史记学集大成之作，至今仍有重要的学术地位，是研究《史记》的必读参考书。兹简介如下。
裴骃《史记集解》裴骃，刘宋河东闻喜人①，字龙驹，官至南中郎参军。裴骃乃刘宋著名史家《三国志注》作者裴松之之子，有着深厚的家学渊源。裴骃以晋徐广的《史记音义》为基础，博采九经、诸子、诸史和汉晋人的《史记》注说成果作集注，号"集解"。裴注详于先秦而略于汉，因汉史只有服虔、应劭等少数几家《汉书》注可供取用的缘故。裴氏引用前人旧注，一律标名，一丝不苟。裴氏集解，一般是谨守汉儒"注不破经"的旧例，对原文有疑，往往客观引证他说，自己不下按断。但对于文字异同，裴氏又作了考辨者，能下判断的，亦间出己意，并用"骃案"作标识。裴氏校正《史记》文字，写成定本，奠定了今本《史记》行文基础，是一特大贡献。三家注均据裴氏定本。司马贞《史记索隐》司马贞，唐开元中为润州别驾，曾为国子博士，官至弘文馆学士。他的《史记索隐》既注《史记》原文，又注裴咽《集解》，并打破汉儒"注不破经，疏不破注"的旧例，辨正原文，攻驳《集解》许多错误。例如《儒林列传》载孔子"干七十余君无所遇"，《索隐》据实注云："按《家语》等说，云孔子历聘诸国莫能用，谓周、郑、齐、宋、曹、卫、陈、楚、杞、莒、匡等，纵历小国，亦无七十余国也。"对于《集解》的驳正，更是比比皆是。司马贞又于篇未撰《索隐述赞》，四字为句，押以韵脚，复述篇旨内容，表现了他的博学多才。
张守节《史记正义》张守节亦唐开元间人，稍晚于司马贞，曾当过诸王侍读、宣义郎、守右清道率府长史。张守节积三 十余年之精力撰作《史记正义》，体例仿《索隐》，既为《史记》原文作注，亦为《集解》作疏正，并疏正《索隐》。《正义》尤详于历史地理，凡《集解》、《索隐》未注，或错注，或注而不详的地名，都一一补注或辨正。《正义》疏解《索隐》由于没有明显标志，前人有争论。1962 年，程金造先生在《文史哲》第五期发表《史记"正义""索隐"关系证》一文，列举十例证明三家注后出的《正义》疏通前出的《索隐》，解决了清代学者钱大听提出的"二书不相称引"的疑案，对于考证司马迁行年和评价、使用三家注的价值都有重要意义。综观三家注，内容非常广泛，从文字考校、注音释义，到注释人物、地理、史事、天文历法、山川草木、鸟兽虫鱼、典章制度等等，无不具备。三家注以疏解文字为其重点，不仅训释音义通假，而且分析虚词用法，或点明句读，或揭示司马迁的作文之法，或点评文章等等，从多种角度解析《史记》① 傅玄、张辅两人的评论，详后本章第七节讨论马班异同时所引，兹从略。文字以及句、段，对读者帮助极大。对史事的补遗，三家注亦有特色。如《吕太后本纪》载："四年，封吕要为临光侯，??及诸侯丞相五人。"《集解》引徐广曰："中邑侯朱通，山都侯王恬开，松兹侯徐厉，滕侯吕更始，醴陵侯越。"此条《集解》具体补充了封爵五侯的史实。又《魏世家》载：惠王"三十一年，秦、赵、齐共伐我。"《索隐》引《竹书纪年》说："二十九年五月，齐田蚡伐我东鄙。九月，秦卫鞅伐我西鄙。十月，邯郸伐我北鄙。王攻卫鞅，我师败绩。"这条《索隐》不仅补充了战争发生的时间、地点、敌将之名，而且交待了魏王企图挽回败局主动击秦的努力，以及纪年之异，故司马贞按曰："然言二十九年，不同。"这些内容对后人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重要的材料和依据。又如《周本纪》载："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其卒不赴告，讳之也。"《正义》引《帝王世纪》云："昭王德衰，南征，济于汉。船人恶之，以胶船进王，王御船至中流，胶液船解，王及祭公俱没于水中而崩。其右辛游靡长臂且多力，游振得王，周人讳之。"此条《正义》将昭王失德，汉水之民智杀昭王的传说作了生动的记载。
三家注就其特点来说，各有所长。大致说，《集解》以广征博引，订定文字为胜，《索隐》以探幽发微，说解详密为著，《正义》则详于地理。在订正《史记》舛误方面，尤以《索隐》为长。三书依次相注，关系紧密，最初原各自单行，至北宋始合刻，并分散在《史记》原文之下，为一百三十卷。现存最早的三家注合刻本，是南宋宁宗庆元年间黄善夫本，收入商务印书馆影印的"百纳本"二十四史《史记》中。三家注与《史记》合刻，最便阅读与翻查，深受人们喜爱，所以七百年来，一直出版不绝。
4.唐代奠定了《史记》在史学史和文学史上的地位。
《史记》问世，"自成一家之言"，于是开了私人修史之风，《汉书》断代运用纪传体的成功，激发了后代史家的效仿。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分裂，以史为鉴又具有现实意义。因此这一时期史学发达，有一百余家，其中纪传史居于首位。如晋司马彪《续汉书》、陈寿《三国志》、刘宋范晔《后汉书》、齐臧荣绪《晋书》、沈约《宋书》、梁萧子显《南齐书》、北齐魏收《魏书》，都是纪传史名著。有唐建立，最高统治者极为重视修纪传史，颁令为正史，并开设史馆大修前代国史。唐代官修《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均一律用纪传史。唐修《隋书》在《经籍志》中列四部书目为经、史、子、集，而史部又以纪传史为第一，自此纪传史成为修史正宗，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以后历代建国，都开局修前朝历史，中国从此有了一部洋洋大观，贯通五千年文明的"二十六史"，《史记》居首，也取得了独尊的地位。《史记》的正史地位是在唐代得以确立的唐代科举有"三史"之目，即《史记》、《汉书》、《后汉书》列为科举考试科目，鼓励士人研习"三史"，通过科举选拔治史人才。这对于学习《史记》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由于统治阶级的提倡，唐代精研"三史"成为时尚，因此唐人的"三史"注解都获得了高水平的成就，这绝不是偶然的。伴随史学的发展，唐代研究历史编纂方法的专门理论著作也应运而生，那就是刘知几的《史通》。刘氏定书名为《史通》，就是受司马迁"通古今"的影响。该书的研究对象把《史记》开创的纪传体作了重点内容。《史通》标目有《六家》、《二体》、《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例》、《题目》、《断限》、《编次》等专篇，就是从理论上总结纪传体编纂的得失的。《史通》是我国史学史上第一部历史方法论的理论巨著。尽管刘知几在《史》《汉》对照时扬班抑马，但对司马迁和《史记》在史学史上的地位及其价值，在总体上仍是充分肯定的。实际上，刘氏的批评，是从史学批评史的角度对《史记》的地位和贡献作出了理论的总结，这也是唐代奠定《史记》在史学史上地位的标志之一。
唐代散文大家韩愈、柳宗元倡导古文运动，反对六朝骈俪遗风，以《史记》为旗织，从而奠定了《史记》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史记》在唐代的影响是空前的。
自唐以后，扬班抑马倒向，转而扬马抑班，人们对《史记》的评价越来越高，研究和学习《史记》的人也越来越多。集成前代《史记》研究成果的三家注在唐代完成，《史记》在史学史和文学史上的地位在唐代得以确立，从而《史记》研究成了一门学问，与时推移，得到了健康的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唐人的贡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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